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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范文1
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当前，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我国还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特殊时期，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更加纷繁复杂，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严峻考验，人民群众求平安、求和谐的愿望更加迫切。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期待。
从长治久安的角度看，安全是人民群众的最基本需求，平安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近年来，濮阳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各部门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抓住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抓住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实现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以平安建设为龙头，与时俱进，扎实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成效，多项工作跨入全国、全省先进行列，确保了全市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但是，因企业改制、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工资待遇引发的上访，组织的非法活动，以及交通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等还有发生，特别是“两抢一盗”等侵财性案件时有发生，已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治安问题。另外，刑事犯罪的动态化、专业化、组织化、智能化给案件侦破带来了较大难度，破案率较低，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人民群众评价社会治安状况，不仅看党委、政府及政法部门怎样说，如何做，更加注重自身的感受，关键是安全感和满意度。人民群众评价政法机关的形象，不仅要求政法机关加大打击力度，提高破案率；还要求政法机关坚持经常性的打击，注重源头防范治理，多做些基础性工作，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平安稳定。
从维护公平正义的角度看，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人民群众对于实现个人权益、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要求格外强烈和迫切，当与别人发生矛盾纠纷或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仅要求政法机关严格公正处理，还期待政法机关执法公开透明；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还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案件得到处理，还期待处理结果令人信服。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警群众观念淡薄，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上，片面强调公权大于私权，滥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时有发生。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执法、司法的公正程度要求越来越强烈和迫切，对政法机关及其干警的执法能力要求越来越高。
从社会管理服务的角度看，政法机关承担着大量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这些职能都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但目前，我们的一些政法机关和干警对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思考，在出台重大工作措施时，往往从方便管理、方便执法的角度考虑问题，较少考虑群众的权益和感受；在执法实践过程中，囿于某些传统做法，习惯于凭经验办事，往往就执法论执法，机械执法、教条执法，在执法方式、管理方式上人民群众还不很满意。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等活动的开展，政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形象得到改善，但是，个别政法干警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干警吃拿卡要，对待群众冷、硬、横、推，甚至徇私枉法，，伤害了群众感情，败坏了政法机关形象。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在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明确指出：“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法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贯彻全国、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紧紧抓住政法工作发展的新机遇，有效应对政法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任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努力实现政法工作新突破新发展。
坚持树牢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执法思想。政法机关要通过 “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准确认识和把握高举旗帜、坚持正确方向的重要性，始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深刻理解“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的重要内涵，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真正做到把政法工作的成效更直接地体现到保障民生、惠及百姓上。按照“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凡是符合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扬；凡是不完全符合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完善；凡是不符合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坚决予以纠正，使改善民生的要求在政法战线更好地得以实现，使政法工作真正符合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
坚持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最基本的要求。政法机关要赢得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不是靠权势，而是靠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政法机关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按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执
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牢牢抓住群众不满意、容易发生执法问题的岗位和环节，着力加强执法责任体系、考评体系和监督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制，以规范促公正。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从注重事后监督转变为执法全程动态监督，防止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通过依法严惩腐败和渎职侵权犯罪，严厉查办践踏法律、破坏公正的案件，让群众从中感受到社会公平和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当事人处于什么阶层、财产多少、地位如何，都要依法秉公办案，让人民群众从我们承办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接待的每一次申诉、化解的每一个矛盾中，满足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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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民警；警民关系；和谐；改革措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95-0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特别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警民关系和谐化建设是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好警民关系，对于树立警察良好形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当今我国各领域的改革深化升级，各种矛盾显现突出，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治安状况。全面加强基层公安工作，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化是公安机关应对严峻形势、夯实工作根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内涵及意义
（一）和谐警民关系的内涵
和谐警民关系是指在警务活动中人民警察与人民群众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助合作而形成的和睦协调的社会关系。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实质体现为始终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人民警察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把有限的警力和无限的民力相结合。
（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意义
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曾说，基层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是推动公安工作长远发展的基石。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基层基础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对公安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公安机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迫切需要，更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当前警民关系的现状
（一）警民间心理距离拉大，群众对警察的形象认可度，工作支持度不高
随着政府行政机关向服务型转变，人民群众对警察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些地方对基层公安民警服务职能的定位不明确，无限扩大警察的服务职能，脱离了警察的实际承受能力，影响警察主功能的发挥，同时民警工作尺度不好把握，极易把警察推向群众的对立面。再者，现存的指标考核体系，如治安、刑事案件指标，罚款指标等，弊端很多。被考量者由于压力会不择手段地凑齐这个数字，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公民权益的损害及媒体的负面报道，民众对少数民警工作的“不满意”导致对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误解和怀疑，继而对警察产生不信任，产生排斥。
（二）警民冲突“公开化”，凸显民警“弱势”生存状态
近些年来，袭警案件大幅度增加就是最好的例证。
数据一：据公安部统计：2007年上半年，我国公安机关因公伤亡的民警数量为3382，其中牺牲170人，负伤3212人。在执法过程中因暴力抗法而牺牲23人，负伤1803人。
数据二：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期间袭警案件仍未减少。仅6月底至8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连续发生了数起重大袭警事件：“6？28”贵州瓮安事件；“7？1”上海闸北袭警案；“7？19”云南孟连事件；“8？4”新疆喀什暴力袭警案……
数据三：2010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的数量为415人，因公负伤的为3687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袭警”造成的。
袭警事件频繁发生，反映了警民冲突的公开化，同时也使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受到极大挑战。
三、促进警民关系进一步改善、和谐的几点改革措施
（一）保障民警合法权益
新型警民关系建立的基础要从职业道德层面升华到法制层面，进一步完善目前有关法律是保障民警合法权益的根本途径，为此有必要设立“袭警罪”。只有保障好民警的合法权益，使民警的正常权益诉求得到法律保障，才能扭转广大民警中存在的消极工作观念，才能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为警民关系的和谐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树立民警良好执法形象，加强警民关系互动
民警作为建设和谐警民关系的主动方，其自身的执法形象如何直接影响到其在人民群众心中的认可度、满意度，直接关系到警民关系和谐化建设的质量好坏程度。树立民警良好的执法形象，有助于提升民警在人民群众心目的地位，有助于增强民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认可度、满意度、亲和度，有助于警民关系的和谐化建设。
为此有条件的地区可设立公关事务部门，下辖三个机构：媒体关系中心、公众宣传中心和内部培训中心。
媒体关系中心的主要职能：通过正式社交活动或非正式社交活动和媒体保持良好关系；及时主动联系媒体，提供报道资讯，供媒体深入采访；主动把媒体所需各种材料放在网站上，媒体可直接下载所需资料；监察及分析新闻媒介的报导， 及时向警队反映有关的舆论；安排警务人员出席电视及电台的时事节目等。
公众宣传中心的主要职能：通过网络微博、短信方式犯罪预防简报和罪案预警等；与教育部门及其他部门、社团互动，特别是中小学校和社区居委会，可以通过办讲座，展览或发行刊物、小册子方式宣传法律及犯罪防范知识。
内部培训中心的主要职能：增强警察的公关意识，使其意识到自己是整个警察群体的形象大使，肩负着公共关系建设的重任；培训与公众及媒体交流的技巧，常规问题的处理方法，帮助其学习有关的法律规定等。
当然前提是各基层民警、机关人员在没有充足把握时不得直接向新闻界提供消息或答复查询，应向有关人士说明可向警察公关事务部门查询。
（三）提高民警工作质量和效率
提高民警工作质量和效率是建设和谐警民关系的必然要求。执法活动是民警工作重要的一部分，其工作质量的好坏和工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为其执法活动的水平的高低。孟建柱同志曾说：“公安机关的基本活动是执法活动，公安民警的基本行为是执法行为，公安民警执法素质和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公安工作的水平。” 民警作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保障者和促进者，提高民警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是提高其执法素质和执法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建设和谐警民关系的必然要求。
1.坚持科技强警，改良警用装备
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水平发展不一，加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各地公安机关的地方财政依附性强，导致各地的警用经费高低不一、警用装备水平参差不齐。
建议由中央财政划拨专款，用于定期统一改良全国的警用装备。比如，在原有“件”基础上加配录音、录像设备，一方面，可以促进民警规范执法，提升其执法形象和工作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对民警的执法过程进行全程监控，使违法违纪的行为有据可查，避免以往执法过程中因证据不足导致的尴尬局面。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基层民警，特别是一些老民警同志，在警务信息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自身文化知识水平限制，处警效率低。为此，可以很好的利用上文提及的公关事务部门下辖的内部培训中心。其可以整合其他两个中心从媒体，民众收集、分析的信息，把握当前治安形式及社会民意，有针对性的对民警加以培训。同时还可以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以讲座的形式对民警进行法律、犯罪预防、青少年犯罪、巡逻勤务、交通工具盘查、犯罪信息收集等方面的培训教育，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四）改革考评机制
改革考评机制是建设和谐警民关系的体制保障。人民满意不满意是衡量和检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所以要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指标式的考评机制，转变为以人民满意度为导向的考评体制，有利于广大民警转变执法观念、端正工作作风、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建立以人民满意度为导向的考评体制，就是在公安机关的考评体制中增加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所占的比重，结合参考实际的办案数量等其他评价标准的综合考评机制。
1.建立健全“110”回访制度
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建立健全分别负责各个区域的“110”回访调查中心，采取电话回访、短信评价等方式，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个行政区划内的接处警案件进行抽样调查与集中调查。例如，询问被调查群众对相关执法民警的接处警是否及时快速、执法行为是否规范、对本辖区内的社会治安状况是否满意以及对公安工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在短信评价中，将社会治安满意度分为“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等级别，集中对一定区域的群众发送短信调查该其对该地区的社会治安满意度。考核结果直接计入年终考评，向社会公布。
通过电话回访可以拉近警察与人民群众直接的距离，及时获得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工作的意见反馈，此外，人们群众还可以通过电话回访检举揭发当地公安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受访群众的正当权益，同时对各级公安机关起到提醒、监督和警示作用。
2.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开通个人微博
各级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开通个人微博，直接面向社会，接受群众的意见反馈和舆论监督。当今社会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社会，在网络中，信息可以方便的获取和传播，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的社会状态，任何公安机关的负责人都应该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与人民群众“零距离”交流，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网络媒体是把双刃剑，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人要敢于利用网络、主动利用网络、善于利用网络，通过网络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有关情况，通过网络及时获取第一手的资讯并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让网络真正成为公安机关联系群众的纽带而不是负面消息传播的平台。
各级公安机关负责人个人微博中人民群众反映出的有效事实和落实情况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负责人的考评的标准之一。
3.定期开展问卷调查和“大走访”活动
定期、分区域开展问卷调查和“大走访”活动，是为了最大限度、最大范围的获取民众的意见、听取民众的呼声。由于民众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层次不一，为了准确、全面获得民众对当地社会治安状况和公安机关工作状况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开展问卷调查和“大走访”活动，获取其他渠道无法获得或难以获得的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公安机关改进自身工作和评判地区社会治安状况提供最全面、最准确、最真实的参考依据。
此外，通过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和“大走访”活动，还可以让各级公安干警切身感受民众对公安工作的呼声，增加民众的安全感，拉近民众与公安民警的距离，为警民关系的和谐化建设添油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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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这些线索，或能了解到国人在2013年是如何观察自己国家的。
通过电视、网络“看天下”
《新闻联播》收视率有提高
电视媒体的公信力“最牛”，这是4个月前，“2013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之“媒体公信力调查”的结果。《小康》调查显示，在这个新媒体火速崛起的时代，作为传统媒体代表的电视依旧排在了“公信力最强的媒体类型”排行榜的第一位；与去年报纸排名第二、网络排名第三不同的是，今年作为新媒体代表的网络反超报纸，排在了第二位，传统媒体报纸排名第三。
在刚刚结束的“2013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中，同样印证了电视和网络媒体强大的公信力，在这一年里，中国公众主要通过电视和网络这两种渠道来观察国家、获取信息，并且《新闻联播》的收视率比去年有了大幅提高。
“您每周会收看几次新闻联播？”去年年底，在做这项调查的时候，46.3%的公众坦承一次都不看；31.9%的公众表示每周会看1～2次；17.1%的公众表示每周会看3～4次；1.6%的公众表示每周会看5～6次；其余3.1%的人则十分关心天下大事，他们能够坚持每天都看。
而在今年年底，我们再次做这项调查的时候，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的受访者占比提高到了26.9%；每周会看5～6次的受访者占比也提高到了16.2%；每周会看3～4次的人占比14.8%；每周会看1～2次的人占比28.1%；一次都不看的人少了很多，仅占比14.0%，比去年下降了32.3个百分点。
在四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的受访者占比则更多，达到了29.7%，这是《小康》联合触动传媒在36000辆出租车上对87885人进行问卷调查后的发现。近几年《新闻联播》收视率的提高，与该节目的不断“变脸”不无关系，自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开播以来，在老百姓的眼中，它就代表着国家新闻大事的权威，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也是严肃、正经。然而，自2011年以来，从主播变得“清新”、角标焕然一新、字幕也有了改变，到首次在节目中加入独立评论员环节、主持人首次拱手作揖向全国观众拜年、使用网络热词、推广官方微博，等等，一系列变化让《新闻联播》更接地气了，也更贴近老百姓了。
在不久前召开的2013年中央电视台智库论坛上，《满意度——另一种视角看电视》报告，其中关于2013年1～3季度全国观众对中央电视台节目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新闻联播》的满意度是最高的。
为什么振奋？为什么忧虑？
在2013年1至10月发生的大事件中，国人关注并记住了哪些？哪些事情让他们感到振奋？哪些事情又让他们感到忧虑？
公众对于国家大事的关注程度以及或振奋、或忧虑的情感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产生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主流心态和主导心态。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当然也包括政治方面，因此当前社会心态处于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副巡视员张青之认为，“在这个大背景下，各方对于不同的事件，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是思想认识上的，有的是情感行为上的，有的会变化为实际行动。因此，一些单一事件看似孤立，实际上其根基有着深厚的时代特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小康》调查显示，在“最让国人振奋的2013年大事件”排行榜上，排在首位的是“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其次是“国务院决定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再次是“农村大病保障扩容”。
中科博爱北京心理医学研究院院长傅春胜认为，这三大事件都可以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同时这种认同感的增加还会给公众带来尊严感和安全感，提升人们的信心，给人们以力量。
张青之分析说，“如果说‘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能给予群众自豪感，那么‘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农村大病保障扩容’，是对广大弱势群体的强烈心理不平衡的再平衡，是一项基于大多数人利益的给予性保障，可以给予群众一种安全感。这是社会心态稳定中起作用的最基础部分，也是心理需求中最迫切的问题。”
“农村大病保障扩容，之所以被看作是比较振奋的消息，是因为这样的制度满足了一些特殊人群的医疗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对这则关注度较高的事件评价道，“可以说基本保障解决了一般性疾病的费用问题，而大病保障才能解决重大疾病的医疗负担问题，前者解决起点公平，后者解决结果公平，两者互为补充，才能更好地解决医疗服务的公平问题。未来大病保障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潜力，科学合理地制定大病目录，开展精细化管理和服务，这样有利于使这项政策的效果充分显现，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臻完善。”
在“最让国人忧虑的2013年大事件”排行榜上，排在首位的是“雾霾天气频发”，其次是“山西男童被挖眼”，再次是“我国首度公布的官方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是比较高的，收入差距问题相当严峻”。
“前两件事涉及到我们的身体，贫富差距的增加涉及到我们的生存现状。这三件事情的共性是靠我们自身的力量难以驾驭、缓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的安全感。”傅春胜分析说。
张青之则重点对后两个事件进行了解读，“我国首度公布官方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相当严峻，是政府对现实的正视，这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正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把贫富差距缩小，尤其是让低收入者分享国家发展红利，应当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也是当前社会心态调整的根源。山西男童被挖眼事件是一件震撼人心的恶性事件，该案件初期的影响在于人们对当前社会‘人性’泯灭的悲痛，许多人对社会道德沦丧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悲伤。其实单一事件并不可怕，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恶性案件，但是如果同质化案件高发，就非常可怕了，就不能不查找社会根源了。经济高速发展，对利益的追逐，必然会出现社会道德感下降，而这种下降不能突破底线、不能出现潮流、不能挖出深坑，更不能让社会无法前进。”
工作上遭遇不公最易引发心理失衡
对于中国公众而言，什么样的事情容易引发他们的心理失衡？
参与“2013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工作上遭受不公平待遇”最易引发心理失衡。此外，表示“买不起房”、“无法得到满意的收入”、“婚姻家庭生活不幸福”和“被人歧视或遭受侮辱”容易引发心理失衡的人也比较多。
一旦遭遇了不公平待遇，50.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时会产生报复心理，但只有想法却无行动；15.4%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有时会产生报复心理，并且会付诸行动；10.5%的受访者承认自己一定会产生报复心理，但只有想法却无行动；6.1%的受访者确信自己一定会产生报复心理，并会付诸行动；其余17.3%的受访者则“阳光”地表示自己完全不会有报复心理。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其实人人都有报复心理。”傅春胜介绍说，“报复心理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件坏事情，报复心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自我的伤害，因为当人的自我利益被剥夺后，往往就会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来索取被剥夺走的利益或是等价的利益，这就是报复。无论是想象，还是行动，都是作为报复的一种攻击形式，通过想象的攻击能缓解自我的焦虑，用这种想法更好地保护自我，增强自我的安全感。”
傅春胜也特意强调，当公众对不公平产生报复心理的时候，可以通过想象的形式缓解一下焦虑，尝试用一些方法让自己平静一下，莫不能把报复心理转换为行动。
在张青之看来，这道调查题目考察的是社会信任和公众对社会修复系统的信赖，他告诉《小康》记者，正常人在遭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心态上会有三种反应：一是坚持说理，与之协商解决，相信对方能够遵守社会规则，对不合理的侵犯给予说明和补偿；二是伸冤、上访，寻求更高一级平台解决问题；第三种心态才是报复，这是一种极端心态，是受到忽视、蔑视后出现的心理压抑。“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50.7%的人有时会有报复心理，但不会行动，说明这部分受访者虽然心态不平衡，但没有丧失理智，对社会公平正义还没有丧失信心；10.5%的人一定会有报复心理，只有想法但无行动，这部分人的心理障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只是目前没有爆发而已；表示有时会有报复心理、并付诸行动的人和表示一定会有报复心理、并付诸行动的人相加，共占比21.5%，这部分人的心理障碍已经到了行为阶段，介于失控边缘，需要引起重视。”
九成受访者对抱怨不陌生
赡养老人最能传递正能量
工作上遭遇不公不仅会引起心理失衡，还会引起抱怨。一项关于职场抱怨状态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参与调查的5000余人中，65.7%的职场人表示自己一天抱怨次数在1～5次。
然而，职场抱怨，只是生活抱怨中的“冰山一角”。有媒体形象地总结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今中国人的情绪，10年前大概还是‘失意’，10年后的今天，‘失意’已被‘抱怨’所替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抱怨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全民心态”……
去年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的学者林毅夫在今年一次发言中，感慨回国后发现社会和舆论界不满的情绪比以前激增，焦点在于对“国进民退”的不满、对房价高涨、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的担忧与抱怨。
“2013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同样印证了中国人爱抱怨的事实。44.7%的受访者经常会听到周围人的抱怨，54%的受访者偶尔会听到周围人的抱怨，只有1.3%的人没有听到过周围人的抱怨。
“我觉得抱怨是一种愤怒情绪，一个人的负性情绪无法释放的时候，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主体去倾诉。抱怨的人往往是无助的、无奈的，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通过倾诉来让别人理解他、认同他、尊重他。”每天都会听很多人抱怨的傅春胜说，当别人向他抱怨时，他会接纳、倾听，以尊重的心态去包容对方，并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倾诉。
当我们的心里充满怨气的时候，自己是否也可以调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张青之向《小康》记者介绍了几种有效的调节方法：一是正视现实，二是相信正义，三是走正常渠道，保持理性理智。而公众对于心中怨气的缓解模式则更加“生活化”，他们在受访时表示，最常用的缓解方式是自我疏导、转移注意力、参加运动唱歌等休闲活动、找亲朋倾诉等等。
如何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范文4
食品不安全不再是那些“三无”小厂的专利，今年以来，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沃尔玛等知名跨国公司纷纷“中枪”，各种食品安全“门”考验着消费者的承受力。
秋冬以来的雾霾，将国人的想象力及动手能力发挥到极致，各种防霾“神器”纷纷现身，各种调侃不绝于耳，无奈之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连清新干净的空气都成了奢侈品？
以上几件看似毫无关联的公共事件，却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出同样的社会情绪――安全感缺失、焦虑不安。一年前，“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现场以及网络调查，综合统计发现，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过八成公众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
在社会转型期，安全感缺失不仅是个体的感受，而是已逐渐成为当下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某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的调查也证明，明确表示有安全感的被调查者比例刚刚过半，明确表示“不太有安全感”和“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各占比12.8%和2%。
我为什么不安？谁能给我安全感？在物质越来越充足、精神生活形式越来越多样的今天，为什么许多人反倒少了安全感？记者日前进行了调查。
记者走访
说说那些让人纠结的事
纠结之一：食品安全各种“门”事件
家住河西区的陆静坦言，自从孩子出生后她就变得有些神经质。“你说现在吃什么让人放心？吃菜担心有农药，吃肉担心有抗生素，给孩子买奶粉也不敢总吃一个牌子，隔三差五就要上网查查有没有相关品牌的负面新闻。”陆静一脸纠结，为了让孩子吃得健康，她把自家阳台开辟成了小菜园，生菜、油菜、芹菜、韭菜长得郁郁葱葱。这下总该放心了吧？“菜是解决了，可肉、蛋、奶怎么办？还是担心啊！”
与陆静有着同样忧虑的人不少。“绿色农夫市集”就是一群年轻妈妈以“为了孩子的健康”为目标，成立的一个团购联盟，每周从经过自己亲自“认证”的郊区农场订购绿色农产品，总是很快被一抢而空。“就是图个放心，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谁又能‘独善其食’？”参与团购的刘女士不无忧虑。面对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不禁担心这一扇扇“门”被开启，还有多少“门”要被打开？
你最担心什么？某杂志从2010年开始连续4年的“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排行榜，食品安全问题连续4年排名榜首，去年该杂志对此项调查的数据更是显示，在治安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环境安全等项安全问题之中，食品安全以72%的比例名列第一。食品安全成为中国消费者最大的不安。
纠结之二：人际关系紧张，难以互信
近日记者进入某高校天津校友微信群，对该群内70余名25岁～45岁校友进行访谈，其中60%的被调查者向记者坦言，生活中各种压力特别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常令人焦虑，没有安全感，更有80%的受访者经常使用“烦躁”“压力山大”“郁闷”“纠结”来表达心情。
“我的微信、QQ从来不加同事，不是我小心眼儿，以前加过一位同事，自认为关系还不错，有段时间工作不顺心，我就在微信上抱怨了几句，谁知转天就传到了领导耳朵里，弄得我很尴尬，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加同事了。”微信群中一位正在央企供职的白领说。
“我的微信群里倒是有不少同事，人家主动向我申请加为好友，我不能不接受吧？”一位深谙职场规则的校友如是说，“微信朋友圈其实就是一个社交圈，为减少麻烦，我从来不发原创，也从不谈个人看法，一般就是各种转发。”
一些被访者认为，人际关系的紧张并不仅仅体现在同事之间，官民之间、警民之间、医患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陌生人甚至在部分家庭成员之间也同样如此。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掺杂了各种利益的诱惑，彼此戒备、冲突增多，说到底是一个信任问题。
“人民论坛”在2013年3月曾发出5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已超越买房及教育和就业问题，成为受访者最感焦虑的第二大个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明，陌生人社会的隔膜和冷漠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无形压力，精神上的疏离和漂泊感让人感到没有安全感。
纠结之三：收入没有房价涨得快
两年前，北京一位白领发表的帖子“月收入7500元仍无安全感”曾在网络上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并引发一定范围的热烈讨论。今年，这一最低安全感工资又有了新的增长，再次引起人们对安全感的关注。
天津市以5350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13位，不少网友感叹自己的工资“太不安全了！拖了全市人民的后腿”。虽然安全感是个较为主观的因素，不存在统一的客观标准，同时网络数据的科学性也有待于进一步深究，但不可否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收入焦虑。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3.5%的居民认为本市存在着物价高的问题，多数居民感觉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人们对物价的压力还反映在对房价的态度上，有87%的居民认为房价太高。
罗先生是天津市一家科技企业的技术人员，妻子在天津市某事业单位工作，在很多人眼里，他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可是罗先生却时常感到“压力山大”，来津7年，住在天拖附近一片老居民区50平方米的独单里。孩子还有两年上小学，他看中的一所学校附近的楼盘令他寝食难安。
“收入赶不上房价涨得快，5年前我们夫妻俩月收入总共8000元，现在虽然加起来超过1万元了，但是房子每平方米的单价涨了5000元，我们仍然买不起房子。”罗先生告诉记者，2009年他们看中了同样地段同样档次的小区，10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只要30多万元，而现在少说也得60万元了。罗先生接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像他们夫妻俩这样的，双方父母家境一般，依靠自己的力量买房子，就是不吃不喝，一个月只够买半平方米。现在又有了孩子，吃穿用的花费也都在涨，罗先生说，他不抽烟、不喝酒，也很少到外面应酬，但是一个月下来也攒不下多少钱。
纠结之四：看病贵、养老难
“未来生活中您最担心什么？”日前记者在体北公交站附近随机采访了近20位40岁～60岁左右的市民，其中12位中老年被访者提到医疗与养老。“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哪有不生病的？虽说现在有医保，但是还是觉得医药费太贵，一旦生了大病，全家倾其所有也不一定够。”一位刚刚退休的阿姨边等车边和记者闲聊。
养老问题是很多市民心中的不安。一方面，机构养老一床难求，另一方面，社区、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的晚年如何安放？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市民对于养老问题的满意度较低，36.7%的被调查者认为养老服务的项目少，45.4%的居民认为服务水平低，36.1%的居民认为服务价格高，30.2%的居民认为服务人员素质差。
为了解决自己的养老难题，年逾6旬的陆阿姨最近就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她把自己住了一辈子的40平方米独单卖了，回郊区老家找了一家养老院住下，将卖房得到的近70万元房款作为她今后养老、医疗的费用。
说起这样的决定，陆阿姨坦言是不得已而为之。老伴儿走得早，她靠为别人卖货打工挣点生活费，儿子和儿媳也没有固定工作，生活也不富裕。陆阿姨对记者说：“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我也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现在我还不太老，身体也还行，说不定哪天就病倒了，到那时我该怎么办？”
深入探究
三个原因让我们“心里不踏实”
原因之一：熟人社会逐步瓦解
“有认识儿科专家的吗？医院里谁有熟人啊？”孟树玲，这位“新晋”奶奶面对突然发烧的3个月大的孙子一脸无措，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抱着孩子到医院就医问诊，而是拿起电话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一一打了个遍――找熟人。“这不是担心嘛，不认识的大夫给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花点钱是小事，关键是孩子受罪呀。”孟树玲说。
陌生人的社会，给孟树玲带来了不安。年近7旬的她在热闹、传统的大杂院里住了多半辈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别说一个大院，就是附近几条街道、甚至多半个城区都是熟人熟面，即使互不相识，也许随便聊聊就会聊到熟悉的人。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原有的熟人社会逐步瓦解。异地求学、异地工作，各怀目的的迁徙潮使得原本平静的社会变得愈加活跃，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熟人社会已慢慢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不要说几条街道，就是住在同一小区、同一楼门的邻居，甚至同在某些大集团工作的职工都互不相识。就拿孟树玲所在的城镇，原本1万多人的小城，现在已成为10万人的新型居住区，写字楼、大型城市综合体、高楼住宅区林立，原来的熟人社会被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慢慢稀释。
陌生，很难产生信任，没有信任，谈何安全感？有多少人相信陌生人？有多少人会在陌生人身上找到安全感？中国社科院对此的调查结果是不到三成。记者曾经进行的一项调查比例则更低。
“人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中，容易找到安全感，熟人社会的瓦解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在脱离原有熟悉的群体和文化后，人们的内心惶惶无所依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习惯遇到事儿找熟人、找关系，以此弥补内心的不安。”一位心理学教授对记者说。
原因之二：市场经济各种不确定性增加
日前北海市一名妇女持刀砍杀两名儿童，造成1死1重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该市很多家长的关注。“这两天带孩子出门，下车前我总是很紧张，不由自主地就四处张望，谁知道走在马路上会发生什么状况。”在华苑居住区某幼儿园门口，一位正在等着接孩子的家长说。
近日普洱茶市场风云突变，令在茶叶市场打拼的汪老板心灰意冷。“去年一饼最高时卖到8000多元，谁想到今年突然降到一饼3800元都卖不出去了！”汪老板告诉记者，普洱茶经历了2006～2007年的疯狂，2008～2009年的低迷，从2010年的重生，直到现在又急转直下。“大起大落，谁受得了？”汪老板决定转行。
在三四十年前，汪老板这样的焦虑几乎不存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吃的都是大锅饭，尽管收入低，生活质量差，但是收入是稳定的，人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波动而担心。但是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在一个高速发展却充满变数的时代，变数带来的不确定性，令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平添了一分对于安全感缺失的恐慌，投资失败、职位变化、上岗下岗，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记者日前对月收入在3000元～20000元不等的人群进行采访，发现收入与安全感呈现出有趣的关系，安全感最低的人群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群，而是5000元～10000元的中等收入者，如此看来，该收入阶层“上下皆有可能”的不确定状态，使这个群体弥散着焦虑不安的情绪。
“计划经济是确定的，但是没有前途。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如果社会保障健全，就会打消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原因之三：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
很多人认为，安全感缺失是纯粹的心理问题，其实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连日来，记者采访多位已步入老龄行列的市民，虽然绝大多数都有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但是他们还是希望保障的力度再大一些。一位已退休的市民刘大爷对记者说：“解决好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不仅是我们老年人的事，更是为子女减轻负担，是增强全社会安全感的有力措施。”另一位老年人说，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项保障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是他身边仍有不少老年人担心自己的晚年。
通过朋友介绍，记者进入天津市某局职工自建的微信群，对部分工作时间不到5年的年轻干部进行采访。“为什么选择报考公务员？”在近30名被访者中，超过一半人数的答案涉及“有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务员“热”透着人们对社会保障的担心。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储蓄率自2009年以来，排名世界第一，人均储蓄超过一万元，在国家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攻势下，居民存款似乎仍然是“千呼万唤出不来”。老百姓为什么不舍得花钱？有关人士认为，说到底还是缺乏安全感，目前居民储蓄率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是老百姓不敢花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专家观点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 张宝义：安全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小说人物，想必大家都会印象深刻，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就是那个整天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套中人”。他的与众不同是这样的：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这是一个安全感严重缺失的人。
在100年后的今天，安全感仍然是当今社会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具体说，安全感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感受，当人们因社会或者周边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对个人存在的危机感时，人们常常会感到对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把控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这种心理秩序的失衡，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如何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范文5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中国在完成了连续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前所未有地增长。
根据国际经验，一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也是该国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从2003年开始，按汇率折算的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2006年中国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但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与旺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当下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上升的教育焦灼的医改
《小康》调查，“您对所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情况满意吗？”回答不满意的人接近70%，这个比例略低于上一年的75%，仅有不到5%的人回答满意，剩下的人认为一般。现阶段，人们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低。但尽管如此，这个调查结果已经比上一年稍有进步。
确实，在过去一年，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
近些年，国家财政支出安排逐年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其中，又以教育领域为最。2005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西部农村地区共安排“两免一补”资金72亿元，2006年达到了361亿资金，2007年开始向中东部农村地区全面推进。预计五年内完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用于这项改革的新增经费累计将达2182亿元。
显然，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惠，反映在他们对政府教育服务的满意度急速上升。在《小康》列出的包括公共交通、环境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八个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中，人们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位列第二，仅次于公共交通，比上一年上升了两名。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2008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并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相比教育领域满意度的节节上升，人们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满意度差强人意，连续两年位列倒数第二。《小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人担心看不起病。自然，人们也最为关心医疗卫生的改革。
2007年，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焦灼、争论和等待之后，新一轮医改方案仍未见其详。
2008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其工作报告中表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2008年各级政府工作的一件大事，主要任务是选择部分地区，围绕改革重点内容开展试点，为在全国范围深化改革探索经验。
来自财政部方面的消息：2008年，我国将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补助标准。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逐步将城镇非从业居民纳入覆盖范围，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建立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居民个人三方资金分担机制。
有人预测，2008年将成为中国医改的新元年。人们期待着在2008年盼来医改的春天。
在《小康》调查中，受访者对社会保障改革也相当关注，关注度仅次于医改。
截至2007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均超过2亿人，分别达到20107万人、22051万人，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1645万人、12155万人，基本医疗保险由于城镇居民试点启动，全年新增参保人数超过6000万人，其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4068万人。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上年底增长7.1%、40.2%、4.1%和18.4%。
尽管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在持续加大，但仍然距离中等发达国家甚远。这些社会保障支出在分配上也存在不平等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居民享受不到这些待遇。《小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为止，超过35%的城镇居民不享有任何社会保障项，享有两项社会保障的约为17%，享有一项和三项的均在15%左右。在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情况更令人担忧，高达75%左右的人无任何社会保障。
城管成为不满意之最
《小康》调查，“您或您身边亲朋好友的正当权益是否有过得不到保护的情况？”由调查结果发现，超过4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经历过，46%的人表示身边的亲友曾经经历过，仅有不到10%的人表示没有经历过。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未能依法提供公共服务的结果，也导致了社会的负面评价。
“您对以下哪些行政部门的服务不满意？”结果显示，在地方政府、公安、法院、税务、城管等将近16个行政司法部门中，受访者最不满意的是城管部门，地方政府、公安部门紧随之，然后是工商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
2008年伊始，发生在湖北天门的城管事件震动了整个社会。2008年1月7日，天门市城管局工作人员在湾坝村垃圾填埋处倾倒垃圾时，与村民发生冲突。当时恰好路过此地的魏文华用手机拍摄冲突场景，被城管人员制止并强行收缴手机，之后魏文华遭受城管群殴，重伤身亡。
在经年的对抗中，城管与小贩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并屡次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此次，魏文华并不是被作为执法对象的小贩，他的非正常死亡，再一次拷问城管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城管队伍在社会中的整体评价也因此跌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与城管部门相反，受访者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满意度在上升。2007年，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在经过全国范围内长达四个月的地毯式整治之后，《小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感受到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努力。同时，他们希望，这种努力是长期和持续的，不会随着政治行动的结束而松懈。
受访者对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及公安部门的评价也略有上升。2007年，全国公共安全指数上升较快。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506376起，死亡101480人，比上年减少120853起、11399人，分别下降了19.3%和10.1%。
另一份由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有93.3%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社会治安是“很安全”、“安全”或“基本安全”，比上年上升了1.3个百分点。
此外，刚刚过去的南中国冰雪灾害，也促使人们对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处理进行了反思。《小康》调查结果显示，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在今后可能会出现的突发事件中，政府应急机制如何更快地启动，部门与地区之间以及相互之间在危机之中如何更好地协作，是值得我们要好好反思的。
公共服务的体制沉疴
如何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范文6
中国文化具有传统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比较注重亲情和乡情，这非常有利于增强社区的荣誉感、归属感、互和自治性。人们的合群习惯有利于开发社区资源，减少人际冲突，充分发挥社区在公共安全和互助方面的功能。自实施社区警务改革以来，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增强，社会治安秩序也明显好转。但同时不难看到我国社区警务建设中存在的如下问题：社区警务的行政色彩较浓，许多民警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工作中充满指派意味；系统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尚有待建立，群众自愿参与和自觉管理的习惯还未形成；社区警务作为当前公安派出所改革的关键点和方向，自然会受到公安机关原有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的惯性影响，遇到一定的阻力。
（一）对社区警务战略和建设认识不足
在社区警务改革过程中，部分派出所对“社区警务”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挂几个牌，建几个警务室，做几本台账”的层面，在文件、材料中经常引用“社区警务”的字眼，认为这样做就实现了社区警务的改革。民警对“社区警务”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不知道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社区警务”方面的一些有效措施不能切实落实到基层工作中去。部分领导的认识也存在较大问题，“求稳怕乱”的思想突出。机关里的人不愿意去基层，部分领导怕得罪人而迟于行动或干脆不行动。这样，便无法将有限的警力尽量充实到基层去，实现派出所工作重心转移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群众工作存在缺陷
社区警务的核心内容就是扎扎实实地做好群众工作，以有限的警力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群众。然而在现实中，我国社区警务的群众工作却往往难以落到实处。首先，在工作能力上，有的民警缺乏与群众互动和协作的能力，不善于带着深厚感情去和群众沟通交流，致使群众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其次，在思想认识上，有的民警官僚作风严重，不自觉地会对群众有居高临下和冷漠之感，解决问题时，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个人说了算的现象时有发生，拉开了自己与群众的距离。再次，在依法行政上，在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的情况下，有些民警法制观念淡薄、依法办事水平较低，在处理群众利益问题方面，没有很好贯彻依法行政的理念，在群众中形成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导向，致使部分群众信闹不信法、不信法。
（三）警务工作被下压的各种非警务任务严重挤压
社区警务建设的目的就是通过服务前移和警力下沉，使社会基层重点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和任务，实现警民关系伙伴化和警民协作，从传统的单纯执法过渡到主动服务和合作共治。而目前，由于上级公安机关仍然不断下压各种任务指标，非警务用警削减了警力，致使警力不足，比如，为视察领导担任警卫，集中警力侦破大案要案等。这些都严重挤压了社区民警走户入访或巡逻的时间，影响了社区警务工作的有效推进。
（四）警务保障不到位
基层工作任务繁重，警力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甚至出现“一区一警”的状况。这种状况导致社区民警严重超负荷地工作，必然影响其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此外，基层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渠道不畅，保障体制不完善。特别是在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部分派出所连办公用房和出警用车都得不到应有的供给，民警甚至骑摩托车或自行车出警。人均办案经费不足，民警的一个晚班加班费甚至只有几块钱，而且还连续几个月拖欠不发。这些都影响了社区民警工作积极性的发挥，甚至可能会导致民警以乱收费和乱罚款的手段牟取外快。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警务改革的成功就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二、西方国家社区警务建设的经验
西方国家经历了四次警务革命：第一次是1829年英国人建立了都市警察，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警察专业化运动，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警察现代化运动，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的社区警务运动。西方警务改革经历了一个从“预防为主”到“打击犯罪”再到“回归重视群众和社会作用”的螺旋上升的过程，在工作重点、衡量标准、警力、装备、警务合作和警务风格等诸多环节对原有的警察理论观念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警务改革经验。
（一）在理念层面，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
英国的警务改革非常注重公民的建议和意见，总是把其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各项警务工作的开展都是以公众为中心，始终把公众的意见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涉及宗旨还是具体问题，均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和要求，对公众像对待客户一样尊重。管理模式也由命令和处罚模式变为引导、保护和帮助模式，服务理念贯穿整个西方警务改革的始终，贯穿整个管理过程的始终，公共权力真正地回归到为公众服务上来。公共部门是服务部门，当然包括警察机关，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是其改革的目标，它体现在整个西方警务改革的全过程之中。公众至上和服务至上是英国警务改革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启示：在我国警务改革实践中，我们应积极构建服务型社区警务模式，树立为民服务理念，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二）在制度和运行层面，具有多方面侧重点
1.注重专业化，明确责任归属
以美国为例，其警务改革非常强调警察应对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犯罪承担全部责任。社会对警务改革的参与只是间接的参与，是在警察机关引导下的参与。社会公众对社会治安不负任何责任，他们只是警务改革的服务对象。
2.强调依靠群众力量和社会力量维护治安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诸多尝试。例如，美国警务改革中实施的邻里守望或街区守望制度，日本警务改革中实施的交番与驻在所制度，澳大利亚警务改革中实施的每月举行一次联防会议的举措和有效的社区反馈机制，以及新加坡社区警务改革中实施的社区安全与治安计划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警察和公众的关系，增进了警民之间的信任，发挥了民众对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作用。它们的警务改革吸纳了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安全感，减少了社会治安问题，有效地预防、减少了犯罪。
3.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
美国警务改革中实施的社区工作站制度，日本警务改革中实施的联络协会和家访制度，以及新加坡社区警务改革中实施的罪案实录节目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警务改革的影响，传播了法治意识和对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的预防意识，表明了公众参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和必要途径，对强化警务改革的效果、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注重警务管理和运行模式的创新
协商会模式的主要内容为：只要违法者愿意共同商讨应对违法活动的办法并自愿参与协商会，他就可以免于被；警察主持协商会，依照法律赋予的自决权，向违法者提出警告，并决定如何依法惩处违法者，其对象一般是初次违法的罪犯。这种模式对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启示：在我国警务改革实践中，我们要树立善治理念和“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战略思想，以促进警民共治，提升警察队伍整体战斗力；应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和评估机制，完善警察培训机制，以提高警察队伍素质和警察工作积极性，提升警察队伍整体工作效率。
三、新公共管理视域下推进警务改革的策略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政府财政危机、政府管理危机和政府信用危机。在这种特定背景下，社会上掀起了以企业管理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信息技术为推动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基本主张有以下七点：（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2）以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3）政府应采用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4）建立合理的授权与分权机制；（5）视公众为“顾客”，公共服务坚持“顾客导向”；（6）政府部门的工作由注重工作过程和投入转向注重结果和产出；（7）依靠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电子化政府。在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成果和社区警务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社区警务改革大有裨益。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社区警务改革，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构建服务型社区警务模式
服务型社区警务模式强调责任、法治、民主参与和以公民为中心。“责任”是指要坚持权责结合并建立合理的责任制度和体系。“法治”是指警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接受公民和社会的监督，其权限必须由法律规定并受法律约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这对于解决行政行为违法和程序违法问题具有基础性作用。“民主参与”是指鼓励和支持公民参与社区警务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这对于确保警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果具有积极意义。“以公民为中心”是指要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着力解决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增强公众满意度，树立“民力无限”的思想，将“以人为本”作为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增加民警的服务意识，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交流，建立和谐警民关系。构建服务型的警务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强调的是服务而不是管理。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服务并不排斥强制。服务的对象是公众，而强制的对象是破坏社会秩序和人民利益的那部分人。因此，公共权力的服务性和强制性是相互依托而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强制也可被看作服务的一种手段，或者也是服务的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强制也是对公众的服务。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即在政府对公众的管理上，应该更多地强调服务，建立服务型警务模式。
（二）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和评估机制
我国公安机关习惯于追求低犯罪率、低发案率和高破案率等一些比较现实的指标，为完成这些指标，不计成本和投入，缺乏成本和资源优化配置意识。单纯注重打击犯罪的考核指标，必然会带来资源成本的增加。因此，有必要建立合理的指标考核体系和评估机制，引入竞争机制，对警察机关、市场和公众进行综合考虑，建立提供公共安全服务更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更加注重对成本、质量、绩效的综合考虑。
1.考核和评估的原则
（1）强调社区警务工作总体目标的达成情况
社区民警的总体目标就是要熟悉社区治安状况，减少社区的发案率，维护良好的社区秩序。因此，对社区民警的绩效考核应突出其总体目标的达成情况。
（2）严格依照社区民警的职责进行
社区民警的职责就是要熟悉社区，减少社区的发案率，维护良好的社区秩序，密切警民关系。社区警务室不是派出所，社区民警也不是“消防队员”，不能一警多用。考核必须严格按照社区民警的职责进行。
（3）注重对绩效的综合考核，而不能仅仅考虑数量因素
社区民警更重要的职责是预防犯罪，把一些违法犯罪事件遏制在萌芽状态，减少案件的发生，做好群众工作和社区防范工作等基础性工作，因此他们很难像刑警破案那样出现明显的绩效。但这并不能说明社区民警的工作是无效的或者绩效不高的，因为能有效防范和减少案件本身就已经证明了社区民警的工作价值。因此，在对社区民警的考核中不能只考虑数量因素，而应该基于社区民警的工作性质，对其绩效状况给予综合考核和评估。
2.考核和评估的内容
（1）基本业务工作。社区民警的业务工作应重点突出社区治安防控、群众工作和情报信息收集三个方面。社区民警的治安防控工作职责，主要包括社区民警巡逻守候、阵地控制、出租房屋与特种行业场所的清理整顿、群防群治等与治安防控相关的工作。社区民警的群众工作，主要包括召开居民会、管理人口、入户调查、扶危帮困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工作。社区民警的情报信息收集工作，包括提供重大案件侦破线索，但重点应该放在对社区各种不稳定因素的疏导和排查上。对社区民警基本业务工作的考核与评估主要是基于以上工作内容，对社区民警的工作过程与工作量进行考核可以有一定的弹性。（2）社区民众的满意度。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是社区警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民众的满意度是社区民众对社区民警工作测评的结果，是社区民警工作绩效的直接体现。社区群众对社区民警工作的测评应在上级部门的组织下定期举行，可以半年举行一次或一年举行一次，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随机测评，不进行事前通知。由于社区民警的工作性质属于基础性群众工作，其职责主要在防范案件发生上，许多工作难以取得显性绩效，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群众对社区民警工作的满意度。鉴于此，对社区民警工作的群众满意度测评标准不应定得太高，以利于实现客观公正。
3.考核和评估中的工作弹性
由于社区民警工作范围主要是在社区，而工作性质主要和社区群众相关，为了给社区民警的工作提供便利，可考虑对社区民警实行弹性工作制，对其上班的时间不做特别硬性要求，不能让其上班时间与其他民警同步、搞一刀切。正确的做法是社区民警根据不同社区的具体情况，把工作精力放在最佳时间段，即最容易发生社区案件的时间段和最利于和社区群众沟通交流的时间段。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把警力用在实处，把精力用在实处，才能更好地维护社区良好秩序，保障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树立善治理念，促进警民共治
改变传统的单独由警察机关治理的模式，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治安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使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中来，促进社会治安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实现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良好社会秩序为目标的警民共治。这种主体多元的参与式警务模式，使公民有充分的渠道参与到社会治安管理中来，提供了调动公民积极性、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平台，更加有利于维持良好社会秩序。比如，可以通过合同出租、治安承包、公私伙伴关系、使用者付费制度、公共服务社区化等方式，将社会和公民可以实现自主管理的业务委托给特定的中介组织，把部分职能转移给市场或者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等，慢慢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也可把部分不适宜由警察机关来承担的职能转移给其他行政部门。这样，警察机关便可实现“瘦身”，从那些不适宜警察机关发展的传统领域中退出来，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果。
（四）树立“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战略思想
传统警务工作“重打轻防”，这与社区警务建设背道而驰。社区警务的根本内涵是“预防为主”。正确认识社区治安形势，应彻底摒弃“打”字当头思想。
1.赋予基层派出所更多的自和管理职能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政府权力下放和内部分权。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也需要权力下放和分权。公安部门作为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也应坚持这一理念和要求，在具体警务策略执行中，通过组织结构上的适度分权，将警力固定并长期地部署到基层社区，以增加与社区群众的联络接触，有效解决社区问题。同时，还应合理配置基层派出所内部的警力，减少诸如负责内勤和户籍的民警的非实战警力的比重，充实实战警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社区有足够的警力来完成社区案件的预防和侦破工作，更好地维护良好的社区秩序和社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加强社区预防治安事件的宣传工作
小到一个社区，大到一个社会，良好治安秩序的营造和维护都不能仅仅依靠警察，而应充分动员人民群众，让提高警惕、共同治理的观念深入人心，警民共建和谐社会。因此，应当提升预防治安事件的宣传力度、广度和深度，调动民众参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防患于未然，以取得社区警务建设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前文所述的美国的社区工作站制度、日本的联络协会和家访制度以及新加坡录制罪案实录节目等相关经验。
3.做好协助破案工作
社区民警应积极提供破案线索和参与破案工作，协助刑侦部门侦破案件。应高度关注可控性案件的发生和侦破。这样，不仅可以震慑犯罪分子，也可以为以后此类案件的防范提供经验。同时，要努力建立广泛的有关社区治安问题的情报信息搜集渠道，为社区案件的预防和侦破提供信息支撑。
（五）完善警察培训机制，提高警察队伍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