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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联动机制范文1
关键词：大学生；自杀；心理危机干预；学校策略
一、引言
本文的研究背景：自杀现象已成为医学和社会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外自杀是10种最常见的致死原因之一[1]，在日本自杀则成为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我国资料显示，当前15-36岁的青年中，自杀在意外死亡中居第一，而意外死亡占总死因的第三位[2]。 有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平均自杀率在9-2410万，也就是说，每一万名学生中就会出现一至两名学生自杀现象。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5年，各地共报道281名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209人死亡，72人存活，自杀死亡率为74.4%。另据媒体报道，2005年，在全国23个省份近100所高校内，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116起，其中83人死亡。国外关于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心理干预已有100多年历史，而我国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有为数不多的心理危机干预机构。
本文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调查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抽象概念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统一制定的大学生生活现状问卷调查，随机抽取江西高校的320名大学生，采用SPASS 17.0软件和交叉分析方法筛选出相关数据，分析江西高校大学生生活现状及自杀意念产生因素，提出应对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及学校策略。
本研究的意义：该研究首先对于掌握江西省大学生的心理生活现状，了解大学生自杀现象背后隐含的自杀意念、产生的社会因素，从而提出切合学校实际的学生心理干预机制和学校策略具有现实意义；该研究对于预防大学生自杀，减少大学生自杀概率，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针对性的帮助大学生正确处理自杀等敏感话题及树立“珍爱生命”意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该研究主要内容：1.分析研究大学生生活现状相关数据，总结归纳出大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自杀危机状况；2.通过具体案例和统计数据得出大学生自杀现象频出的各种因素；3.在得出的具体因素基础上提出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及学校应采取的策略。
三、数据采集与分析
笔者采用统一制定的大学生生活现状问卷调查，随机抽取江西高校的380名大学生，回收问卷316份，回收率98.12%，问卷有效率100%。采用SPASS 17.0软件和交叉分析方法筛选出相关数据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得出结果：大学生自杀报告率为10.75%，这个结果接近石文娟[3]、徐慧兰[4]的研究报道，略低于巢传宣[5]的研究结果。其中，男生为9.129%，女生为10.1%，卡方P=0.024>0.05，研究没有统计意义，但值得一提的是女生选择经常有自杀想法的人数为5人，远大于男生中的0人；生源地、经济状况、自己性格、与朋友关系、学习压力等P值均大于0.05，研究没有统计意义；年级、家庭情况、与家人关系、家教方式、就业压力、课余活动、恋爱关系、睡眠质量等P值均小于0.05，研究有统计意义；另外在问及哪些原因会导致自杀时，197人选择人际关系、175人选择前途与就业问题、152人选择学业问题、95人选择经济问题、91人选择家庭问题、32人选择国家发展前途问题。
四、自杀危机下的学校干预策略研究
危机干预（Crisis intervention）主要指的是针对有可能诱发自杀行为的因素，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最终目的在于预防自杀，减少自杀率[6]因此，学校策略应主要放在学生自杀心理危机前的常规干预。
常规干预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引导学生朝健康的心理教育方向发展，培训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一）做好社会转型期学生的价值观干预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运用大量的实证调查数据得出结论：促成自杀的根本动因来自于社会[7]。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社会转型及经济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外来文化思潮不断涌入中国，对我国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及人生观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而作为活跃在时展前沿的当代大学生，这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建立心理危机联动机制，积极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
高校应建立专职、兼职学生自杀心理危机联动队伍，建立由高校、心理咨询师、学院、班级、班主任、班干部、楼栋长信息员、寝室长组成的8级危机联动机制，并对联动队伍人员进行常规培训和预演，提高队伍预判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支持鼓励高校教师参与大学生生命教育课题研究并积极开展大学生生命教育，开展“珍爱生命”主题教育，使学生热爱生活、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范文2
关键词：创新人才；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7-0045-02
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当前创新人才培养成为高校中心工作之一，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背景和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影响下，高校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彰显大学精神，围绕人才培养的中心工作，对内凝聚师生共识，对外塑造良好社会形象，成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工作平台，提升工作能力，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为学校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一、创新人才培养对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面对新任务，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
当前，高校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点，已从工作形式拓展发展到大学文化的内涵建设和大学精神的传承引领，工作中面临的问题由浅层次问题向深层次延伸，工作的突破口已从外在表征的改变转向了内在质量效能的追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新的挑战，存在的问题和暴露的弱点不容忽视。同时，创新人才培养的任务也对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新要求。[1]
1.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需进一步提高。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事关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当前，很多高校对专业教育关注多，对师生思想状况关注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有的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意识不强，对讲座、论坛、公开出版物、宣传平台等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落实制度不严格；部分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不强，忽视了自身修养的提升和对大学生人格发展与综合素质的培养；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等现象在校园师生中时有显现。
2.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精神内核不够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精神内核。在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精神内核还不够凸显，部分主题教育活动内容较为刻板、缺乏活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广大师生实际工作生活的有效途径有待拓宽，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氛围营造需要进一步加强。有的高校没有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放在提升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的高度上来予以看待，师生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活动载体还需进一步丰富。[2]
3.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理念和手段有待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深入研究新媒体传播规律，适应新技术手段与师生获取信息的新习惯，重点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当前很多高校对全媒体时代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的挑战估计不够，工作理念时有滞后；“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的能力不足，未能很好掌握新媒体发展的主动权；部分高校网站建设滞后，更新不及时，功能不够丰富，缺乏美观性，存在安全隐患。
4.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组织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各条线各部门一起来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把宣传工作同管理工作、业务工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中心工作与宣传工作要同部署、同落实。当前，部分高校部署重点工作、开展重大活动前没有对宣传工作进行预先考虑和谋划，对宣传工作的科学性和纪律性认识不足，工作随意性大；对重大活动、突发事件可能产生的舆情认识不足，缺乏舆情应急预案与应对机制等。
二、面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加强能力建设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在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中实现思想引领和文化影响，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做到知行合一。要充分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注重研究新情况，认真分析新问题，积极寻求新对策，全面提升理论引导能力、舆论影响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
1.加强理论引导能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将中央精神切实转化为工作理念和具体任务。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之中，教育和引导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要加强对报告、讲座、论坛、研讨会、学生社团活动的管理，加强对人文社科类出版物及研究项目的建设管理，坚持正确的文化传播导向。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
2.加强舆论影响能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适应网络、移动信息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发展，积极应对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给传统的传播观念和宣传方式带来的巨大挑战，不断拓展工作平台，切实增强广泛运用新技术手段的能力。要继续发挥、巩固和提高校内传统媒体的主导作用，以生动鲜活的报道提升宣传的感染力；加强新闻宣传策划，适时推出重点报道、专题报道，实现学校文化更深远的传播。要顺应媒体发展大趋势，建构新媒体传播平台，深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联动机制，增强与师生的互动和反馈。要发挥师生个人新媒体的积极作用，扩大正效应。通过微信、微电影等载体，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生动性、体验性，让师生爱听、爱看，产生共鸣。[3]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校园大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作为学校做出决策和改进工作的依据，建设“智慧校园”。
3.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更新工作理念，实现由“宣传”到“传播”的递进，要以全校师生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和工作学习的优秀成果，支撑学校文化形象的提升，更好地担当大学社会责任，实现深远的文化传播力。要积极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工程，加强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和传播阵地建设，积极举办国学讲座、经典诵读等多种形式的传统文化活动；积极利用网络载体、新媒体传播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要营造以育人为核心的一流文化环境和氛围，强化校园文化道德养成功能；积极开展科普教育，重视创新创业文化培育，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素养。要加强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建设，推进形成“展览联动、讲座联办、育人联盟”的工作机制，为师生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
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着力完善机制保障
如果说能力建设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工作实践，那么机制建设则是“运筹帷幄之中”的谋划，两者相辅相成，必须同样予以高度重视。当前，按照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着力完善宣传工作机制、舆情管理机制和队伍建设机制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
1.完善宣传工作机制。高校要按照中央有关要求，以强烈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落到实处，全校动员，努力构建“党委领导、宣传部门落实协调、基层单位各负其责、各方齐抓共管”的宣传工作机制。学校要在实际工作中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努力消除意识形态工作盲区，推进工作扎实开展。[4]
2.完善舆情管理机制。高校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舆情工作机制，提升舆情应对能力，快速妥当处置突发舆情事件，有效预防、减少和消除舆情负面影响，加强舆论引导。要做好舆情信息工作，加强舆情的收集、分析和研判，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同时发挥舆情的信息反馈和监督作用，促进工作改进。[5]要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赋予新闻发言人更多的知情权、协调权和组织权，支持发言人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
3.完善队伍建设机制。高校要不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熟练、能打硬仗的工作队伍。这支队伍既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规律，又能较好地掌握新技术、熟悉网络文化特点。要加大培训力度，开展“全覆盖”式专业化的培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高校宣传部门可以与新闻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建设新闻专业实训基地，培养新闻人才。[6]
参考文献：
[1]林淑慧.做好新形势下的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J].文史博览（理论），2013，（5）：76-77.
[2]王路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教育工作[J].北京教育・德育，2011，（3）：4-6.
[3]向来生等.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宣传工作创新探析[J].实践与探索，2013，（1）：84-86.
[4]吕剑红，张贻发.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探讨[J].中国高等教育，2011，（5）：57-58.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范文3
以中铝矿业公司豫中矿为例，当企业遇到“4050”(指40岁的女员工和50岁的男员工)员工的安置难题时，该矿领导从切实关心职工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4050”员工在企业时间长、感情深、责任感强、愿为企业再做贡献的特点，在矿区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编制开始实施，就同步启动了员工多技能培训、上岗联动机制。矿党政领导及职能科室，对员工的身体条件，家庭状况，工作能力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根据企业生产转移的需要和员工队伍的实际情况，将各种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培训计划，工作环境，全部向员工透明交底。为“4050”员工学习新技能做到尊重本人意愿，提供学习机会，满足生产需要，实行双向选择。在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培训后，员工们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新区新岗建设，适应了更多工作岗位的需要，也使“4050”员工们成为企业走向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从中铝矿业公司豫中矿的事例可以看出。在企业内进行人性化的管理，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倡导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伦理道德、职业道德、职业习惯等的管理模式，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这种软管理、柔性管理、非理性管理和跨文化管理等管理理念，正是非正式制度成为管理的内生变量的重要表征。
长期以来，企业的效能建设一直是作为企业管理的系统工程，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赢利水平的平台上进行整合的。因此，为了保证整合过程中间，企业内各部门和员工之间的合作，就必须协调合作者的行为，对合作过程进行一定的控制，这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需要的管理及其制度规则。
然而，要进行“效能革命”，要树立“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效益，业绩就是能力”的效能理念，就必须把效能建设提高到管理科学的层面认识，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管理形式和载体，它以提高效能为基本目标，以实现优质高效为目的，是把管理的诸多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管理活动。因此在这个管理的平台上，制度作用犹为重要。制度作为约束企业员工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又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约束体系的重要构成，却又容易被忽视。在企业管理活动中，人们通常容易接受的是有正式制度规范的管理行为和方式：从过程上看，管理可以理解为计划、组织和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工作；从职责上看，管理就是管理者指导和支配下属充分发挥作用去完成任务；从功能上看，管理就是协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总之是人们确立目标以及围绕目标不断提高系统功效的一系列协调活动。但是，一个企业的运转效能的高低，不仅需要企业以效能为中心，强化职能分工、加强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更需要发挥员工的最大效能。在企业的效能建设系统性工程的每一个环节中，它是可以直接衡量企业效能建设效率高低，效益大小，效果优劣和能力发挥程度的因素。因此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这里就显的十分重要了。
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广泛性、持续性、非强制性等特点。所谓自发性，是指非正式制度，主要是由文化遗传和生活习惯累积而成的。广泛性是指它渗透到企业的各个领域，调节员工行为的大部分空间，其作用范围远远超过正式制度安排。持续性是指一种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将会长期延续，其变迁是缓慢渐进的，在变迁中先前非正式制度的许多因素经常会在新规则中“遗传”下来。非强制性是指它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必须遵守，并有一套强制性的实施机制，而主要是靠主体内在的自觉或良心来维持的。就表现形式而言，非正式制度规则是无形的，它一般没有正式地形诸文字，制成条文，也不需要正式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它存在于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之中，正是这种无形的表现方式，使得非正式制度可以渗透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之中发挥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企业文化的底蕴和内涵，是一个企业软性管理水平的展现。
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凝聚功能。通过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形成民族文化心理，从而强化了员工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在企业中起到凝聚力的作用。2、激励功能。非正式制度中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评价的准则，规定了员工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的基本规范。因此，一定的非正式制度总是包含着对员工行为选择的激励功能，它不仅激励着员工去做出何种选择，也给予员工选择的行为以巨大的精神动力。3、规范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起到规范员工行为的功能。这些基本功能，正是我们进行“效能革命”，树立“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效益，业绩就是能力”的理念，形成“速度要快”、“措施要准”、“推进要实”的良好工作作风，就必须在我们企业的管理体系中间所具备的。因此。在公司现有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平台上，加大非正式制度的运用和软性管理的力度，不但对实现公司效能革命的要求，而且对在建设节约型企业中，推进长期的企业强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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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新闻报道的特点
火灾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涉及千家万户，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是公众关心也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火灾新闻报道主要有三个特点：
1.速度快。火灾发生后，新闻记者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事故地点，用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以及录音机等器材记录现场，用最快的速度发出火灾新闻报道。有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直接在现场进行新闻连线，同步播出现场报道。
2.影响大。特别是重特大火灾，涉及很多家庭。火灾新闻报道播出（刊发）后，会立即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政府及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机制，调集力量扑救火灾、全力抢救受伤人员、做好善后工作；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表达对火灾，特别是火灾遇难、受伤人员的情感和对火灾原因、事故责任处理等的关注。
3.后续报道厚重、时间跨度大。火灾新闻，特别是对重特大人员伤亡火灾，第一时间报道的仅仅是火灾现场新闻事实。随着抢险救援、医院伤员救助、火灾原因调查、受灾群众安置以及针对火灾隐患整治等工作的开展，报道将围绕火灾发生后一系列厚重、时间跨度较大的后续新闻展开。
火灾新闻报道的一些误区
因为火灾是突发性灾害事故，特别是火灾发生后，人的好奇心表现为一种对不幸事件的倾向性。相对于好事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①所以在火灾新闻报道上也存在一些误区：一是一些地方对火灾新闻报道可能损害当地形象存在疑虑，担心影响诸如招商引资、评先评优等。二是由于火灾新闻报道容易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担心成为大众议论的焦点，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在火灾新闻报道尺度把握上存在疑虑，担心由于火灾新闻报道引发负面舆论。
实际上，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媒体的政治属性及其在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地位，使中国媒体对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呈现多重复杂特征。电视媒体对突发灾难事件的及时介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在第一时间报道突发灾难事件，既是电视媒体传播信息、监测环境的需要，也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②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主和法治化进程的深入，火灾等突发性灾难事件新闻报道经历了从少报、选择性报道到速报事实、开放透明的变化过程。如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新闻报道在满足大众知情权的同时，在凝聚人心、共同抗御灾难等方面显现出了巨大的作用。
火灾新闻报道的作用
按照火灾等突发性灾害事故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的新闻报道总体原则，在满足社会大众知情权的同时，笔者认为火灾新闻报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强化公开透明、以人为本、务实负责的政府形象
火灾，特别是人员有伤亡的重特大火灾发生后，面对灾难，记者这个社会角色被赋予的功能就是第一时间传递信息，通报灾情，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唤起社会的凝聚力。③新闻媒体第一时间报道火灾新闻、第一时间报道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火灾中的作为以及灾后采取的各项措施，有利于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抗御灾难，强化公开透明、以人为本、务实负责的政府形象。
2.为政府相关部门火灾隐患整治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和舆论支持
据统计表明，火灾中死亡人数的大约80%是由于吸入火灾中燃烧产生的有毒烟气致死的。如2009年福州市长乐拉丁酒吧火灾，在室内违法采用海绵等装修材料，燃烧后产生的一氧化碳、氰化物等有毒烟气，致使人员在短时间内窒息、中毒死亡，来不及逃生；2010年11月15日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号民宅火灾，大楼外立面采用大量聚氨酯泡沫保温材料，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快速蔓延，造成人员伤亡。通过火灾新闻报道，人们能够更清楚地知道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消除这些火灾隐患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在上述两次火灾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开展了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和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专项整治，得到社会大众的大力支持，消除了大量火灾隐患。
3.占领舆论宣传主动权、引导舆论正确方向
火灾等突发性灾害事故发生后，经常出现对事故不同版本的传闻，甚至是子虚乌有的谣言。第一时间的火灾新闻报道，可以理舆情、正视听，让社会大众第一时间了解火灾事故的真实情况，消除各种不实的传闻、谣言，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民众积极投入抗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的行动中，有利于火灾扑救以及灾后各项工作的开展。
4.传播火灾安全防范知识，提高社会大众消防意识
火灾新闻，报道的不仅是火灾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规模，更多的是报道火灾发生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如造成人员伤亡的直接原因、火灾中人员逃生情况等。如福州市长乐拉丁酒吧火灾，新闻媒体从消费者无视防火安全，在室内燃放明令禁止的烟花酿成火灾，现场人员对火灾危险认识不足，贻误最佳逃生时机酿成伤亡，酒吧使用海绵等易燃有毒装修材料，造成人员无法逃生等方面进行报道，受众不仅能从火灾新闻报道中学到火灾预防、火场逃生和初起火灾扑救等知识，还能在火灾新闻报道中学会消防安全场所的辨别。
5.促进新闻媒体和相关部门火灾新闻报道应急反应机制的形成，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众形象
火灾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快，第一个接到报警的是119火警电话，与消防部门联动也就成为新闻媒体火灾报道快速反应的一条便捷通道。2010年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与消防部门建立全省消防救援电视新闻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双方协调配合、信息快速沟通、充分发挥报道小组在火灾扑救、抢险救援等突发事件报道中灵活、机动、实时传输的独特优势，在快字上做文章，打造了新闻频道最新、最快的频道形象。
注释：
①【美】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M]，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②于运金 姜加林主编：《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研究》，外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范文5
路边摊是指在法律许可外，无营业执照，不在固定的构筑物内现买现卖的经营者。其经营场所为公路、胡同、公共广场及公共停车场等，包括道路范围内的车行道、人行道、市政用地和桥梁、人行天桥、人行地下通道以及其他附属设施。近年来，路边摊贩与城管的矛盾愈演愈烈，不断地出现在媒体的曝光与市民的关注下，逐步从一个行政执法问题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而其中路边摊摊主的权利保障尤其应该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因为法律上赋予每个生而平等的人不可侵犯的权利。
二、路边摊摊主的生存现状
路边摊摊主多是下岗工人、城市务工人员，以及谋生能力相对较差等处在社会底层、生活极为艰苦的弱势人群。他们由于受到年龄、知识、技能、体力、资金、资源等因素的限制，无法进入正规行业就业，无奈之下只能靠经营路边摊来获取生活来源，而近年来的城市建设管理逐渐步入正轨，城管的行政执法也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矛盾。
在宪法上，城市一部分公民为维护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选择摆路边摊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在法律上，城市路边摊阻碍了城市发展权，实质上是违法的。城市流动摊贩的生存权和城市的发展权之间，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因城市流动摊贩的定义无法明确，导致立法上规定不明，容易在法律上形成法律漏洞。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加快城市经济建设发展，城市管理者将路边摊这种现象作为城市不发达的标志，在规划城市时也缺少对路边摊的关注和积极回应，造成他们的生存空间缩小，而摊主们在自身权利遭受侵犯的时候，凝聚力较小，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自身权利意识不高，因此造成话语权相对缺失。
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象十分狭窄，只覆盖了国家正规单位的正规就业人员，大部分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益仍未落实。所以，路边摊摊主基本上不享有医疗、养老、生育保险，也缺少必要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路边摊摊主而作为宪法规定中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似乎已形同虚设。利益的矛盾冲突。
三、路边摊的人权思考
人权指的是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其他出身、身份。这些权利和自由可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大类。”俨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将公民的人权加以实现和保障，唯有此才能保障国民经济发展，才能坚定不摇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路边摊摊主的人权保障问题更加具有社会意义，应加以重视。人权中包括两大类的权利，而我们今天主要从经济和文化两大类进行探讨，换而言之，即为生存权和发展权两大类权利方面的法制思考，希望有关政府部门能早日就此方面对路边摊作出积极回应和完善政策。
四、生存权和发展权法制合理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显而易见，人必须首先解决好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活动。同理，路边摊摊主的人权中所应当首当其冲予以保障实现的就是生存权，而此种权利是每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摊主的生存权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毋庸置疑，而从路边摊的生存背景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大多是弱势人群，由此就更需要政府部门重视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因此，城管行政部门等公共权利机关应以路边摊合法化为前提，再提供公共政策和设施为保障。因为摊主的生存权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合法承认，需要公共政策的积极回应，路边摊摊主的生存和经营活动才能有合法实现前提。
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因此，政府要提供公共政策和设施施予摊主的生活保障。经过科学规划，路边摊子在即不影响交通秩序又能有足够的客流量，让五花八门的路边摊成为街边一景。时间上，可以专门规划一个集中的周末市场，让摊主们利用这个集中的时间段地段进行经营，丰富市民的休闲生活。空间上，规划给摊主摊位，路边摊成为城市街道风景独特的点缀。
发展权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摊主的发展权主要集中体现在摊主个人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方面要求得到主体性满足及发展的权利。
意识形态联动机制范文6
【关键词】国家治理视域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应对社会风气浮躁性、法律制度不健全性以及核心价值观落实自觉性不够等问题的核心手段。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改革视角出发，反观我国现阶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方式及观念，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所需的自觉性、法律机制、社会机制、文化机制以及联动机制等方面的现实情况来看，对照价值观培养的预期要求还有所欠缺。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价值观培养落实方面的主客体自觉性不足，在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下，各层面的落实方式多走表面化，法律制度尚未完善已经成为影响核心价值观应用的主要障碍，但是考虑到此问题在现阶段的彻底解决力度不强，因此，笔者建议从国家治理视域出发，尝试调整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观念和渠道，充分发挥民众的主体作用和推动作用，由内而外、由上而下对培养渠道进行优化及调整。
核心价值观培养过程中的障碍及原因
法律机制空缺与核心价值观急需的矛盾性。尽管目前国家治理机制以“法治”为基本取向，但是缺乏健全的制度、法律的前提下，各类社会问题仍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治理。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需要国家法制制度作为规范民众行为的辅助。然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发展的逐步深入，在引发利益格局和利益矛盾不断变化的同时，无法保障遏制个人利益观念的复苏，在价值观和价值主体意识日趋呈现多元化的当前，法律领域存在的执法不严、立法脱离实际、违法追究力度不强等问题，同样导致社会各类丑陋现象的无法遏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文明，在此种状态下很容易造成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性，比如“尊老爱幼传统美德”与“老人碰瓷讹诈”之间的矛盾。相比较道德对人行为和心态的约束，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会明晰社会价值取向，为传统道德趋向下依靠自觉性约束的国人行为和思想，带来具象化的行为准则，也正因为如此，急需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驾护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法律缺位而导致相关理念无法深入人心，并外化为人类行动的规范。
落实积极性不足引发制度机制合力难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以公共利益、市场原则及统一的认同挂念等为基础，作为上下互动的运作过程，需要以社会主义转型阶段的意识形态变化为参考，因此并非某个人、某个部门的执行过程及成果，而是需要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参与。然而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和落实的主体尚未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及价值，作为思想观念领域的精神启迪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能自发构建或传递，落实自觉性的不足、法律保障缺位、培训机制在落小和落细等方面的不到位，均会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无法保持其应有的活力和高效性。就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根本的、全局的、长远的机制，因此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一旦在落实中主客体均缺乏积极主动性、细致耐心性，则无法保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工程，逐一构建起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等层面的舆论引导机制、社会教育机制、实践养成机制、道德建设机制、法律规范机制、体制保障机制、监督评价机制以及心理认同机制等。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需要的机制和培养制度相对零散，如现有机制和制度只能满足其所在领域或部门的需要，尚未适应核心价值观所需要的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系统要求。基于此，核心价值观培养机制和制度无法形成合力并发挥应有优势。
现阶段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基础
凝练核心价值内外延的理论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综合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道德、社会理念、国家精神的抽象概括，对其进行培养需要从内在信念层面出发，逐步向现实行为的规范化方向过渡，此过程以理论认知作为推动的动力支撑。理论认知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什么需要提炼？二是如何提炼？三是结果如何？为什么需要提炼是核心价值观价值和功能的凝练方式，如何提炼是核心价值观培养思路和方法的辅助，而效果判断方面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度和信度的应对结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心思想的培养基础，在理论认知的辅助下，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内容和形式、本质和表象、功能和架构等多个方面的关系都可以清晰界定。
核心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指针与灵魂，面对当前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文化、全球化运作的经济等所带来的各类价值观冲突，可作为全体成员统一价值认同、弱化各类思想差异和具体利益矛盾等的重要筹码，对整合并引领复杂纷繁的社会思想意识，避免因社会分化导致的思想混乱及对立，以及构建国家良好形象，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态势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在理论认知构建和应用时，需要重视核心价值观的现有内在逻辑、发展历史等，并按照核心价值观的多层次性、多向度、开放性等特征，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和精神旗帜指向，来重新梳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
结合时代和国情特色的认同机制。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单纯的解决“知与不知”的问题，还需要解决价值观是否被信任的问题。如此就涉及到对核心价值观认同观念的梳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并不能使用强制手段来落实，培养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借助理论强化实践、教化道德、激化精神、点化理论等，以最终完成价值固化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主要指社会实践中价值主体借助互动、对话、交往等，不断强调和调试主体价值结构，以遵循、接受、适应社会主义价值观规范。此过程代表着国人能否在社会实践中，以共同的社会价值和目标作为行为、思想等的标准，从内化自身价值观入手，逐渐实现行为的自觉规范。当前我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模式界定为诱导认同、盲目认同、自觉认同和强制认同四种。其中强制认同是发达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文化、军事、经济、政治等优势，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强行纳入到自身的价值体系中，进而推行发达国家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做法。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此种强制认同模式很容易影响或者左右民众思想乃至价值取向。从民众思维和心态形成的过程来看，民众价值观的构建很容易偏向自发性和盲目性，随着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不断发展，诱导认同在盲目认同和自觉认同的辅助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民的价值取向。在全球文化和全球化形成的过程中，各国、民族都在尝试弘扬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以增加本国的凝聚力，从此角度而言，国内各社会成员借助交往互动、生产生活等，逐步调整自身价值结构所形成的共同意识、共性和个性、个体选择等，势必会受到影响。而这些均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更新及可持续发展无法忽视的重点问题。由此，以时展的要求为辅助，以我国当前基本国情为基础，建立健全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机制、强化机制、灌输引导机制等，可引导和灌输模式的双向辅助下，借助隐性化、柔性化的互动交流方式，充分应用现代媒介及信息技术，可完成价值认同模式、机制、传递方式等的现代化转型。
作为内在保障及时展性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合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各项基本内容如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等。作为我国公民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国民道德建设为基础，进行合格公民的培训，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公民个体素质和道德水平等的提升，同样存在重要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需要最终落实到公民个体上，只有其主动吸收或内化，才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深刻的认知，并积极的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进行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过程中，公民思想道德素质需要与价值观培养的要求有机结合，使之成为强化两者基本建设并提升道德规范的基本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下，公民品德建设现有内容中需要纳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项，强化个人品德就需要重视自律慎独和德性养成的需要，在遵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更新及传播。道德规范机制的健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根本保证和内在灵魂，需要预先健全评价导向机制、舆论引导机制、利益导向机制以及弹性调控机制。为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调控融合的时效性、可行性，并以道德规范的时代变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久弥新的运作基础，则需要教育者正视和重视现实生活中的多样化和差异性，认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融合的必要性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社会风气和现实为基础，遵从两者运作规律，并在培养的过程中保持对两者调控的张力和弹性。
国家治理视域下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路径
与思政教育糅合，强化教育者言行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属于精神范畴，其特有的无法自觉发挥性需要必须使用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对其进行培养和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是否能收到实际成效，不仅需要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还需要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前理论是否科学，能否真正发挥其凝聚人心优势，是否具有强大的说服能力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推广需要依靠教育者来执行，因此教育者本身的语言表达清晰度、人格魅力、言行的一致性同样需要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关键点。正如从意识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融合对民众道德、素质、思想意识、行为等具有无法预估的规范化和指导性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之前，需要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糅合本身是否符合实际，能否切实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及事物本质。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想政治教育两者在培养中，均要求教育主、客体必须言行一致、行知合一，即主客体必须积极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宣传，并使之成为自身实际生活的践行标准。只有按照此种方式落实，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的群众基础。
逐步完善法治环境，层层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义。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包括对个体的道德性内在约束，也包括对个体的外在法律强制。从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法律和道德两者的结合体。其中道德重视唤醒个体自律精神，法治环境则注重规范个体行为。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需要的法治环境，即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过程中以及执行的每个细节中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的促进及保障作用。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国情，进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可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中各类无法可依的问题，而提升立法民主性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过程，可培养国人的文明、自由、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国家治理视角来看，目前我国依法治国的着力点和关键落实在依法行政方面，即执法文明、公正，不可出现关系执法、态度执法或者人情执法等。此项要求代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严格执法过程中需要落实和培养执行者及被执行者的和谐、敬业、公正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层面在当前历史时期，主要从注重个案和总体的公正统一、结果和结果执行过程的公正统一、实质和实质体现的公证统一等范畴入手，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度，而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过程中通过构建和谐、伸张正义，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公众情绪和思维，而两者相互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也变相地培养了民众友善、敬业、公正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法律的生成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并非人类生来就会遵从法律条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培养人人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捍卫者、遵守者、崇尚者，使全民守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用下的社会常态。当然仅依靠法律，并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正直、诚实等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培养全民守法的过程，却能不断培养民众和谐、诚信、平等、自由、公正等思想观念。
引入全民培养机制，拓展核心价值观宣传渠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糅合及应用，均可以小学、中学、大学所联合构建的教育网络为主要运作平台。尤其是正处在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养成阶段的青少年，其具有差异性的成长规律和身心特点，更需要学校结合思政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要求，因需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为未成年人制定以形象教育为主的思品教育，并针对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实际心理发展状况，构建适合其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德育教材体系及课程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类学校不同学习阶段中的贯穿，可按照学生的成长规律进行培养方法和内容的对应性构建、调整及分配。
此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学习阶段贯穿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课程的主渠道作用，从教材选编到课堂设计的过程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校专业课程及其他学科课程的融合，注重青少年同辈群体榜样力量和示范作用的发挥，结合校园文化的改革契机，运用内化理论、系统化理论、实践理论、传播理论等，强化校园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三者的有机融合，可辅助学生自觉接受、全面理解、彻底践行正确的思想价值观。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生不同学科学习之间的深入融合，进一步构建业务精湛、师德高尚、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提升教师对学生学习成果、水平、生理和心理波动等的掌握能力，使之肩负起自身的职业道德，真正成为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指导者，以及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路人。
在理论角度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和培养，需要重新按照宣传的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主渠道的拓展，比如在理论范畴以形象、生动、简明的语言阐述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和内容，界定“三个倡导”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在政治范畴引导新闻媒体肩负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捍卫责任等。打破传统媒体单向传播、可控性及信息滞后性、受众被动性等局势，真正实现零时间传播、零距离传播以及超时空化传播等，不断调整传播手段和观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能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