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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文化范文1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195-02
俗话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桥梁是人类“行”的需要，跨越江河的需要，是道路在江河上的延续。我国河流众多，建造桥梁的历史悠久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历代的桥工匠师创建了以木、石为主要材料的桥梁建筑，无论是桥梁结构的运用，建筑形式的表现及其自身所蕴含的文化特性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多样性和地域性。这些古代桥梁将建筑、艺术和科学完美的融为一体，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也是我国古代灿烂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南省地处中国的中南部，境内河流纵横，深壑遍布，自然条件的影响造就了丰富的桥梁类型。石桥作为运用最多且易保存的桥梁类型广泛的存在于农村地区，它们土生土长于自然环境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不拘一格的建筑形态，特殊的石桥民俗文化，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本文就石桥文化在乡村景观中的特性进行分析与阐述。
石桥原本是乡村景观中的一个基点，由于人的活动，赋予了其更多的内涵，从最初的交通功能发展到以桥梁为核心的景观场所空间。在这里，石桥建筑既可以成为景观主体，也可以是景观的载体。作为景观的主体，石桥本身的艺术造型，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和审美价值。作为景观的载体，表现为桥梁所承载的文化现象——记载历史的兴衰，铭刻当地的风土人情。
一、石桥的视觉景观效应
石桥景观因为其异质的形态——其关键的桥体造型特征具有单一性，甚至唯一性，使得它最易于从诸多的环境元素中脱颖而出，极具识别性。湖南地区乡村景观中的石桥所处的环境多为山脉转折、两山对峙或溪流环绕之处，常是村落的交通要塞，村民对修筑桥梁非常重视，尤其水口桥的修建极尽精工，具有很强的营造景观形态的作用。当人们在桥的或进入桥的过程，石桥的建筑形态和周围的环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远景被观赏，走近，桥的细部设计和桥空间则成为人们视线的焦点。桥空间又是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场所，村民乐意在此休憩，是村落当中的重要公共活动场所。另外，长期受到地方传统文化的影响，石桥还具有了其他的功能，如祭祀，其地域特征更加凸显。因此，在农村错综复杂的地形和道路中，人们一看到特征明显的石桥就会很容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桥梁景观典型的地标作用。此外，人们也会利用这种地标属性将桥梁当作村与村之间的地界标志，作为一种行政区域范围的划分方式。
古人云，仁者好山，智者乐水。人类有亲近水流的天性，从景观角度讲，桥梁使人占有“河流空间”成为可能，精心设计的桥梁以其震撼的技术美再加上桥梁空间环境的艺术美为观赏者带来赏心悦目的感受和体验之外，又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观景平台，成为欣赏河流美景和村落景观的最佳观赏点。桥是乡村景观中的活跃因子，凭借强烈的视觉效应，成为地标的桥梁景观，提高了乡村景观的品质，甚至可能成为知名的风景区，而带动整个村落的发展。如，有着中国廊桥之乡之称的浙江泰顺，境内现存古廊桥35座，这些古桥造型独特，风格各异，艺术价值极高，在中国桥梁史上实属罕见，这些体态优美的廊桥、别致的自然景观、古朴的民风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同组成了一副精美的乡村景观，引众多外地人前往，从而带动了整个地区的乡村旅游，使泰顺县一跃发展为著名景区。湖南地区的石桥景观虽在规模上不如泰顺地区那么集中，但数量众多，亦不乏经典之作，如邵东县洪桥村洪桥就是县级旅游景点。利用石桥景观作为乡村旅游的主角，带动乡村的发展，也是桥视觉景观效应的典型表现，正如日本学者伊藤学所说，“桥能满足人们到达彼岸的心理希望，同时也是印象深刻的标志性建筑，因此常常成为审美的对象和文化遗产”。
二、石桥的人文景观效应
凯文·林奇在总体设计中提出“一个场所的感觉质量是它的形态与观赏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强调了景观认知感受的中心内容是“场所形态”与“观赏者”之间的互动对话。杨盖尔也认为“活动是引人入胜的因素”，正是由于人的活动才给环境空间带来了勃勃生机。在乡村环境中，人际交往的场所是丰富多样的，巷道街坊、田间村头、桥头河边等都是随时可以交往的场所，于是，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也酿成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民俗文化。
桥在中国人的观念上具有超凡的象征意义，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从起居旅行到互通有无, 从爱情到事业，从理想到信仰，举凡涉及人生的一切主要方面，大都可以通过桥来象征，而这些内涵也融入进各种桥俗当中，形成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湖南各地区的桥俗虽然千姿百态，但是关于“桥”的文化原理是共同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景观文化范文2
【关键词】景观人类学 文化景观 文化遗产保护 空间 文化记忆
景观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它既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构成的生存环境，又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互动的结果。景观文化通过人类世代的创造与积累，形成了景观文化遗产。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一方面传承了不同地域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多种形态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保存了人与环境互动的文化记忆。因此，景观文化遗产在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一、景观与景观文化遗产
景观是欧洲古老的概念，最初指可以证明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所拥有的土地，后来在荷兰风景画派的影响下，景观被赋予了具有欣赏价值的自然风貌的涵义。19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洪堡从地理学的意义上，把景观界定为在某一地表所能看到的所有地貌。由此，景观在地理学意义上被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型。自然景观是指没有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综合体；人文景观是指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进行加工形成的景观。但是，地理学上的景观涵义更多的是指地貌的自然状态，而没有与文化产生关联。1863年，奥姆斯戴德（F. L. Olmsted）把景观学与建筑学进行了理论的整合，提出了“景观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理论。1974年，美国的麦克哈格（I. L. Mcharg）在 《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生态与人文的双重视角，提出生态设计的理念，奠定了景观生态学的基础。
1925年，美国学者索尔（Sauer）被认为是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研究的第一人，他有力地推进了把景观的研究中心从自然风貌向人类文化活动的转向。他在所著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结果，由此，文化景观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索尔把文化景观理解为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提出文化景观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形成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赋予了文化景观以历史的时间维度的内涵；并给出了文化景观的定义：“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在这一定义中，文化景观从地理风貌延伸到了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沉淀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记忆，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景观。他指出，“就像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做是地点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景观概念来表达。”①因此，文化景观被打上了鲜明的历史的烙印，为景观文化遗产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地理学家特惠尔根据文化景观的概念，在1929年提出了景观文化的“相继占用”（sequent occupance）的论说，即每个地区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其文化景观。这一观点，已经触及到了景观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1963年，英国学者斯潘塞与豪沃思通过对美国和东南亚地区农业景观文化的考察，提出了构成农业景观文化的六个要素，即心理要素、政治要素、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和习俗）、技术要素、农艺要素、经济要素。法国学者戈特芒则提出，文化景观是识别一个区域的特征的重要标志，除了有形的文化景观外，还有无形文化景观。这一学说丰a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内容，与当代景观文化的内涵已经基本一致，或者说成为了当今景观文化概念的重要来源。上述这些学者对文化景观的不断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对景观文化研究的视野，直接启发了当代国际社会对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文化景观的研究内容来看，他们都强调文化景观是人类创造与自然有机结合的结果；在景观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景观的概念是从自然概念向文化概念逐步演变的过程；景观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每一种景观形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活动本身是文化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形成的文化景观经过不断传承与发展，决定了文化景观遗产的特征和内容；文化景观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每一种文化景观都被赋予了具体的文化内涵。其中，索尔是景观文化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把文化景观阐释为是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复合体，在方法论上为当代景观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没有在理论上深入展开，尤其是对不同形态的景观构成研究方面涉及不多，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景观文化构成方式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索尔对景观文化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提出的文化景观命题开启了现代景观文化研究的路径，使人们对景观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文化景观理论的产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把握和理解文化的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对于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景观的概念开始流行，更多学者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中，从不同的领域丰富了文化景观研究的视角，并在实践上开展了对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应用，使这一理论与实际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文化景观理论有力的推动下，根据文化景观学者的研究成果，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全新的视角开始高度重视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会议上，正式提出把文化景观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内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在《世界遗产公约》上描述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它体现了人类社会与居住区的长期演变，这种演变是在文化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或机遇的作用下，以及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势力不断的影响下发生的。由此在原有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遗产，此外还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共五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认定文化景观时，确认了三种文化景观的类型，即人类有意设计与建筑景观，如出于审美需要的园林；有机进化的景观，如化石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如西湖景区。这类文化景观被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对其保护的主要根据是：是全人类公认的世界罕见、目前无法替代，并具有普遍的价值；具有明确的地理――文化代表性；独特的文化因素能力；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目前，我国已有江西庐山（1996年12月）、山西五台山（2009年6月）、杭州西湖（2011年6月）、云南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6月）四处文化景观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
二、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景观文化遗产保护
景观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景观与景观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如果说文化景观是作为一种与自然景观并列的景观类型的话，那么，景观文化则是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考察景观现象，更关注景观背后的文化生成机理，或者说景观在某一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景观人类学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学视角的景观文化的研究，深化了对景观的文化传统及其本质的探索。
景观与文化景观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们对景观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景观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地用景观文化理论去指导景观设计与创造的实践，丰富与完善了景观文化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理论与学说，包括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农学等，但由于这些学科都属于自然科学，缺少社会人文学科的视角，即没有从人类文化的维度上去阐释景观生成的肌理，因而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虽然索尔已经意识到人类文化是景观文化构成的重要基础，并提出了文化景观的命题，却没有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持续研究为景观人类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景观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理论，这一新学科的出现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景观文化理论的研究，而且为景观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按照日本景观人类学家河合洋尚的解释，景观人类学中的“景观”不同于设计学或地理学中的景观，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意象，而是借助于意象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是嵌入于文化意义中的环境，本土的居民对这种景观环境的“景观”有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河合洋尚对我国梅州地区的客家景观文化的实证性研究，充分说明了景观文化涉及到文化认同与归属感的问题。梅州的客家人聚居地，上世纪90年代之前，梅州本土居民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很低。90年代后，梅州政府重新修建了孔庙、义冢、三山国王庙等客家文化景观，但当地宗族认为，这些文化景观是新造的“假景观”，难以唤起客家人文化的认同感。于是，梅州的宗族开始修建自己的内部文化景观，以唤起梅州客家人的本土化文化认同。因此，景观人类学中“景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他者如何描述和塑造异文化意象，他者因景观的文化差异，能够清晰地识别景观的异质性文化内涵与特征；其二是这种景观文化意象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和形式，如何影响了现实的景观建设。景观人类学的这一视角，对我们保护景观文化遗产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即对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景观的外在形式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景观内在的文化机理的把握。
“空间”与“场所”是景观人类学着重研究的两大核心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又在时间的维度上与文化传统形成交织，共同构成了时空双重维度的文化空间。虽然景观人类学与设计学、艺术学一样，也使用甚至强调“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等概念，但是对这些概念理解的视角与方法完全不同。设计学和艺术学往往是从物质形态的视角去理解“空间”与“场所”的，景观人类学则是从文化的生成机制角度来理解“空间”与“场所”的，因此，景观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嵌入了文化意象、装入了特色文化容器之中具有边界的形式，这种边界主要是文化的要素构成的，或者说，不同的文化形成了景观文化的空间的边界。而“场所”则是被嵌入了历史与文化记忆，具有文化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没有边界的。在这种“场所”的空间，人们能够形成共同的话语、共享文化记忆、建构文化对话的内容。
从西方早期对文化景观的关注，到现代景观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条景观文化研究的清晰脉络。或者说，景观人类学学科的构建，与欧洲200年来的景观理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和拓展，注入了人文学科的新鲜营养。事实上，景观人类学从文化的视角，赋予了景观概念以全新的涵义，它不仅延续19世纪初洪堡以来西方建立的古典景观理论，也融合了上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思想精华，从而形成了现代景观文化的价值观和设计理念。在列斐伏尔看来，“环境的组构、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根据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②景观人类学对文化景观理论的发展，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保护文化景观遗产产生了重要影响。1992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文化景观概念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因此，欧美国家将景观人类学应用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是题中应有之义。
西方在景观人类学学科创立之前，已经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索景观文化的人类学问题，可以说是景观人类学理论的萌芽，为景观人类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斐伏尔把空间生产界定为人的生产实践产物，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打破了传统上把空间仅仅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的观念，构建了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复合维度，提出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现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三大范畴（1974年）。德波把景观描述为“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973年）。他们都把景观视为人的意识活动的一种外在形式。怀利把景观作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是一整套关联的文化价值、实践、管理及聚落（2007年）。菲利普斯认为，文化景观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否则会破坏对文化景观理解的完整性（2007年）。欧维葛认为景观不仅是空间概念，而且是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2003年）。索尔认为文化景观的产生，有自然景观与民间或国家文化之间双向的交互作用（2001年）。阿什莫和克纳普从后现代主义立场，提出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意象，其口头与书面的表达，能够创造可供“阅读”的形象或文本（1999年）。欧洲理事会出台的《欧洲景观公约》，强调文化景观不仅是物质载体或空间，而且与文学、绘画、音乐等文化遗产紧密相连（2000年）。现代西方学界对景观文化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把景观看做是一种外在的意象的传统，而是把人类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纳入到景观文化之中，强调了景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联，这一视角本身就是文化人类学方法在景观文化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也丰富了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内涵。
欧美对文化景观遗产的理解，强调了它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空间和意象的景观与人类精神活动密不可分；文化景观充满了人类的体验，是一种文化表征体系；文化景观遗产能够唤起“记忆”与“回忆”，是可“阅读”的文本或形象。同时，西方现代文化景观研究注重文化景观变迁及其解释性研究，强调“景观文化变迁是环境中的自然力和文化力之间动力相互作用的表现”③。但是西方景观研究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地域、民族的维度重视不够，缺乏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理论建构上有明显不足，这对于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有明显欠缺的。河合洋尚对中国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超越了西方景观文化研究的窠臼，更注重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等核心构成要素，对保护我国形式多样、地域分布广阔的景观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基于景观人类学视角的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研究
景观文化遗产是浙江的独特资源优势，以景观资源为依托，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城市建设规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浙江人文荟萃、历史悠久，自然风光迤逦、景观形态多样，是我国景观文化遗产大省，尤其是拥有一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相互交融的景观文化遗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浙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因素。“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环境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文化也对环境起反作用。”④浙江地处长三角南端、东海之滨，自然条件优越，浙赣山脉贯穿全境，西湖、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楠溪江、大运河、太湖等河流湖泊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水文化景观，从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到南宋迁都临安，几千年形成的丰厚文化积淀，为浙江留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景观遗产。2011年，杭州西湖获得文化景观世界遗产称号。这是全球第一个获得世界遗产的湖泊文化景观，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赢得了殊荣。
浙江省丰富的景观文化遗产资源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西湖获得世界景观文化遗产后，更引发了国内外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强烈关注，并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开展了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研究，形成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艺惠从传统乡村地域景观研究的视角，以浙江省古龙门镇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乡村景观遗产地保护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研究――以浙江龙门古镇为例”的课题研究，并获国家自然基金立项。这项研究探讨了旅游业导致文化景观遗产地商业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给文化景观保护和持续利用带来了严重威胁等问题（2009年）。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文化表征给予高度关注，提出“院落空间、街巷空间、园林空间、水空间”是其重要特色，“传统村庄的原有属性和历史记忆亟待保护”，“乡村聚落遗传因子，是乡村民众的精神寄托，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家园感和归属感”，但“中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丧失了个性”（2010年）。宁波大学教授李加林则着重系统研究了浙江海洋文化景观，阐述了海洋文化景观保护的机制、分类、开发与模式，提出浙江海洋文化景观开发与保护的思路（2011年），但他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对浙江海洋文化景观的历史、地域特点的梳理不够深入。倪琪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出发，研究了杭州西湖世界文化景观的物质表象与精神内涵，结合西湖的园林、建筑、山水、历史遗迹、景观题名等物质与精神元素，探究了其文化表征方式与价值（2012年）。这些研究方法借鉴了景观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充分结合浙江景观文化资源的特点与形态，为浙江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在西湖获得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后，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但是在如何保护的思路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有学者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更加侧重保护物质文化景观，且保护尺度常以小场地和建筑空间内部的保护为主，甚至狭义地以建筑、遗址的保护取代对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⑤。就浙江省而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重物质景观，轻非物质景观；重文化景观开发，轻景观资源保护；重城市景观，轻乡村聚落景观；重单一性保护，轻综合性保护。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对浙江文化景观资源的有效保护。因此，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保护浙江省文化景观遗产，笔者认为今后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景观文化中的建筑、自然风景与历史传说及其多种艺术形式，是一个完整的景观文化空间。因此，必须把建筑、自然风景等实物形态的景观，与相关的其他形式的文化统筹加以保护。比如，杭州的西湖文化景观遗产，除了闻名遐迩的苏堤春晓、柳浪闻莺、断桥残雪、雷峰夕照、曲院风荷、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西湖十景外，还有与西湖密不可分的诸多传说，如被称为中国四大传奇故事的白蛇传与雷峰塔，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文化景观空间整体。传说法海和尚骗许仙到金山，白娘子水漫金山救许仙，被法海镇在雷峰塔下，后来许仙的儿子祭祀于雷峰塔，雷峰塔倒塌，白娘子获救。2000年，浙江省政府决定重修雷峰塔，却没有把这一流传千年的传奇充分地整合进去，同时，也没有从口头文化遗产的角度系统地对白蛇传与雷峰塔传说进行收集和整理。事实上，自古以来，白蛇传就有镇江说书版本和杭州说书版本，但在国家级“非遗”申报中，镇江市作为第一申报单位成功申报了《白蛇传》，杭州却成为了第二申报单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浙江省对雷峰塔的文化景观的保护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缺乏整体观的。
第二，对浙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应将地域特色和历史传统风格有机地统一起来。浙江地理环境以山水著称，江河湖海环绕全境，形成了以水为特色的景观文化，完整地保留了一批在历史上著名的水乡聚落，如乌镇、塘栖、西塘、南浔等，同时也保留下来一批附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格的水建筑，如廊桥、水上凉亭、水街、水码头、滨水别墅等。这些水文化景观不仅能够充分凸显江南水乡的景观特色，也彰显了江南水乡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独特的文化记忆。对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单霁翔指出：“对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并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的文化遗产的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这些遗产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⑥
第三，要坚持对文化景观遗产实行多元化保护的原则，尤其要注重对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保护。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或建筑的保护，忽视了对乡村聚落的景观遗产保护。这其中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缺乏对乡村聚落保护的理念和意识。事实上，许多浙江乡村聚落的景观，由于远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破坏，仍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生态的乡村文化景观，在整个景观中是难得的资源。孙艺惠认为：“乡村作为世界上出现最早、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域类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成并流传了众多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Mac Antrop（2005年）指出，存在于乡村的传统文化景观有助于维护乡村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观体系，使乡村景观具有更好的可识别性。”⑦笔者曾考察了安吉县山川乡的文化景观，在这个偏僻的乡村聚落中，有魏晋时期阮籍后代聚集的村落，也有唐代的寺庙，村民的生活保持着淳朴的状态。这样的乡村聚落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十分罕见了，有着不可替代的景观文化价值，体现了景观文化的多样性。
必须清醒地看到，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给景观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景观文化遗产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传统文化景观意象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等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旅游开发，新建了许多仿制古建筑，甚至改建古建筑，对景观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损毁。因此，政府必须制定景观文化的保护规划，在对浙江景观文化遗产进行普查排队的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逐步把有价值的景观资源统一纳入到规划保护的名录中，对条件较好的景观资源，可以创造条件积极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此外，应尽快出台景观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浙江省景观遗产资源给予有效的法律保护。
注释：
①Mikesell Marvin W. Landscape[J].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1968（8）：575.
②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J].甘肃社会科学，2008（5）：136.
③褚成芳，等.近十年国外景观文化研究综述[J].旅游论坛，2012（11）：99.
④吴水田，游细斌.地域文化景观的起源、传播与演变研究[J].热带地理，2009（3）：190.
⑤陈晓刚，等.景观文化研究进展及前沿问题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10）：6017.
⑥单霁翔.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下）[J].东南论坛，2010（3）：7.
景观文化范文3
关键词：地域文化 关中 地域文化景观
1. 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蓬勃发展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上的享受。更多的人意识到有地域特色的商品与服务更有价值，各种有地方特色的餐馆、商业街区、民俗村等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地域文化”一词开始在更多人的脑海中形成了景色各异的画面。关于地域文化的定义，多数学者认为地域文化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从国际式到地域主义，关于地域文化与景观设计相结合的问题，早已受到很多专家的重视。地域文化景观展现出的丰富的内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关于对景观设计中地域文化符号的应用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著名景观设计师俞孔坚在《景观的含义》中指出景观作为符号的含义，“它记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包括自然、人文和社会的历史，讲述着土地的归属，也讲述着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地域文化是活的，是不断生长与发展的。地域文化的融入赋予了景观新的生命，同时景观也促进者地域文化的发展。
2. 关中文化的兴起与地域特色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关于关中地名的来历与关中地区的范围都有不同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关中位于陕西省中部，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之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因在函谷关和大散关之间，古代称“关中”。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关中地区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周、秦、汉、隋、唐为主要代表的十三个王朝都建都于此，留下了让我们取之不尽的历史财富。
2.1关中地区自然要素
关中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南有秦岭，北有黄土高原，西有陇山，东有华山、崤山山地，总体地形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敞开的平原河谷盆地。这里河网密布，有黄河、泾河、渭河和洛河，流经黄土地带含有大量的泥沙和丰富养分的河水，在关中地区沉积形成了肥沃的关中平原。关中地区有着大大小小的“塬”，大的上面可种庄稼、可住人家。而小的则通常被小孩子们当作游玩戏耍的场所。关中地区的气候特征介意陕北干旱和陕南湿润性气候的中间地带，四季分明，春秋短，冬夏较长。富饶的关中地区拥有适宜的气候条件和灌溉条件，生物资源丰富，为人类生活和生产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2.2关中地区人文要素
关中地区风土人情浓厚，其中秦腔是关中地区地域文化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粗犷质朴的表达方式是关中地区独具一格的标志。关中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民间传统工艺和艺术品的种类非常多，手工剪纸、砖雕、泥塑、刺绣、马勺、皮影、麦秆烫画、麦秸草编、木板年画、罩金漆器等等都极具特色。关中民居中的栓马桩、抱鼓石、上马石、墙雕等石雕砖雕更是精美绝伦别具一格。这些形形的地域文化都为景观设计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素材，等着我们在景观设计中中不断去挖掘、去运用、去发扬光大。除了这些珍贵的艺术品之外，能够体现地方特色的豆腐坊、榨油坊、挂面坊、铁匠坊、木匠坊、棉匠坊等传统手工制作坊，能够以动态的形式展示乡土生活和地域文化。将这些运用到景观设计中能够营造出淳厚的人文气息，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可以增强人们的参与感，唤起人们对童年的回忆。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些民间传统制作工艺逐渐消失，对这些即将消失的民间制作工艺进行保护与延续，也是发展地域文化景观的初衷。
3.关中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探讨
不同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文化信仰、耕作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造就着不同的地域文化景观，这种不同，不仅是景观表象因素的差异，其根源更在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内涵。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积淀过程中，逐渐积累出风俗习惯、传统工艺、思想观念、历史文化、等乡土历史文化，这些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内容促进着地域文化景观内涵方面的延伸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化脉络。目前于关中文化在景观中的应用从构成要素上看可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从物质层面上看，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小品在景观设计中随处可见。例如关中地区常见的拴马桩，在传统民居门前具有实用意义，在景观中直接作为小品形式出现便形成了一种文化韵味，不需要修饰与提炼，它本身的存在就在诉说着关中地区的历史、文化，是对关中文化最直观质朴的体现。而另一种相对抽象的表现形式是对地域文化进行符号、色彩、材质等方面进行提炼，提取其最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点运用到景观设计中来展现全面的地域特色景观，这种由点及面的形式就要求设计师对所要表现的地域特色有充分的认识，能够准确的把握其中的精髓并将其运用到景观设计之中。在西安景观中最具特色的材质是源于关中传统民居的青砖，他就像一本书一样记载着关中地区生活。无论是建筑还是广场铺装大多都以青灰色为主，青灰色也成为了代表西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色调。
在精神层面上看，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是这一地区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地域文化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融入景观设计之中，能够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在于它能在深层次的表达文化内涵与意义的基础上，使人们获得文化的认同感与精神归属感。马嵬驿民俗村中出现的石磨辣椒，吸引了众多人的围观，因为它不仅作为一个商业点和景观点存在，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陕西地区的生活特色，让人们真实的体验到了陕西地区的民俗文化。
3. 地域文化景观展望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日常生活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人作为主体，是地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赋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设计能给人带来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享受。未来景观的发展一方面趋于生态化。另一方面更重视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发展，凸显地域文化，尊重地域特征。就关中地区而言，近年来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旅游村层出不穷，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在地域文化景观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如何在景观设计中让地域文化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是我们当今设计师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地域文化景观的角度，透视中国的地域文化资源保护和景观设计问题，使得地域文化景观能够形成健康的人文生态景观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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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文化范文4
1现状分析
本项目为景观改造工程,它位于北京地坛公园内的牡丹园,占地约3•5hm2.现状:地上物有一组亭廊和一个公卫;南侧水池形式老旧,布局不美观;北部门球场利用率高;道路系统不完善,但面层铺装较好;植被茂盛,大树多,种类较丰富,主要有侧柏(Platycladusorientalis)、三球悬铃木(Platanusorientalis)、早园竹(Phyllostachyspropinqua)、元宝枫(Acertruncatum)、银杏(Ginkgobiloba)、蝴蝶槐(Sophoraja-ponicaf•oligophylla)、七叶树(Aesculuschinensis)、油松(Pinustabulaeformis)、白皮松(Pinusbun-geana)、雪松(Cedrusdeodara)、海棠花(Malusspectabilis)、碧桃(Prunuspersica)、连翘(Forsythiasus-pensa)、木槿(Hibiscussyriacus)、牡丹(Paeoniasuffruticosa)、芍药(Paeonialactiflora)等(图1).
2设计理念及指导思想
2•1设计理念
中医药养生学的精髓在于通过“时间养生”和以经络连接的“脏腑养生”达到“精、气、神”的“和合”[6].本项目设计理念定位为:突出和谐养生主题,将文化养生、环境养生、运动养生、时间养生、五脏养生等中医养生内涵与景观营造相结合,打造集养生知识宣传、养生习操、互动体验与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主题公园.
2•2指导思想
中医养生博大精深,对于广大普通的游客,能够在游园过程中真正学到一些切实有用、简单易行的养生知识是最主要的,所以针对服务对象,项目指导思想为:针对大众,神形兼备,通俗易懂,知行统一.
3总体布局及设计内容
根据设计理念,并遵照五行方位,园区整体上以水溪和陆路为经络联系五脏(五行)“5个特色区域”———火区(心区)、木区(肝区)、水区(肾区)、土区(脾区)、金区(肺区),其间穿插时间养生、运动养生、环境养生等理念和内容(图2,图3).
3•1火区(心区)
从正南门进入园区,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和”主题的石雕壁画,用抽象的图案表达了“精、气、神”的“和合”(图4).如果把园区看成一个人体,道路和水溪就是人体的经络,5个景区就是人体的5个主要脏腑.按中医理论,心区位于园区的南边,整体色调以暖红为主[6].火区(心区)的主要景点有:致和廊、致和广场、涌泉、火焰雕塑.火区(心区)有一组长廊,名为致和廊,取《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意,它是整体园区“和”理念的体现之一.廊上挂对联“秋风橘井落甘露,春雨杏林别有天”,这是岳美中老先生的名联,既得景观之趣,又体现了岳老对中医的热爱.心主神明,故设置致和休闲广场,以养心神;心为君主之官,要有规有矩,故其地面铺设圆中有方;铺以红砖,并养有金鱼,体现神明活跃之性[6].心主血脉,火区(心区)的中心设一块形似心脏的景石,汩汩流水,喻指心之泵血,同时,线刻铺地“涌泉穴”寓意滋水涵木,体现中医学火中有水,水火既济的阴阳平衡理念.心在五行属火,故在此区塑以火焰雕塑,明艳的红色象征君主之火、阳明之火,3朵火焰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生生不息.火区(心区)周围植以红色花系为主的植物,如红花刺槐(Robiniapseudoacacia‘Decaisneana)、紫叶矮樱(Prunus×cistena‘Pissardii)、碧桃、贴梗海棠(Chaenomelesspeciosa),点缀黄花的连翘,在嫩绿的垂柳(Salixbaby-lonica)下营造早春欣欣向荣的植物景观.
3•2木区(肝区)
按中医理论,肝区位于园区的东边,以青绿色调为主[6].木区(肝区)的主体是一组曲屈的养生长廊,围合成一个草药圃(图5),名为悦和苑,是养生知识宣传及室外草药展示之所.“悦和苑”匾挂于肝区月亮门之上,“养肝之要,在乎戒忿”,所以名中取“悦”字,精神愉悦以使肝气得以疏泄;“和”字紧扣“精、气、神”三宝和合的主题,并与园中“望和亭”、“致和廊”、“明和仙域”等景观遥相呼应.曲屈的养生长廊,源于“木曰曲直”与肝的生理功能之间的关系.长廊展示以彩绘创作、浮雕及展板为主体,宣扬中医养生文化.入悦和苑,映入眼帘的是长廊序,四字行文,押韵成趣.长廊序的左边是大型彩绘———时珍采药图.右侧是长廊入口,左右对联:“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体现了中医学顺养的养生原则.长廊墙壁上有中医养生适宜技术展示,包括拔罐、艾灸、刮痧、药枕、药浴等,以贴近大众、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了中医药的保健技术.长廊拐角之处,立一尊针灸铜人,铜人采用明代官办铜人的型制,标示了361个穴位,游客触手可得穴位,与自身对照,增加了参与性和趣味性.沿长廊向北,依次还有彩绘壁画“生生之道”、木雕八段锦、木雕五禽戏、彩绘壁画“融合共进”、中医运动养生展板.养生坊门庭两边挂“健行天地兼修内外七分养,康度春秋融贯古今百岁生”的对联.养生坊是集养生保健、互动演绎及售卖为一体的综合区域,给大众传达养生之道、养生之法和养生之源.在养生坊,可邀约中医药专家介绍养生文化,设置若干中医传统养生体验项目,进行养生适宜技术体验及养生文化的实践.悦和苑的另一个室内建筑是药房茶社,药房茶社命名为杏林问茶,它具有3个功能:一是展示中医药文化底蕴.整体空间装饰为古中医药房,装饰物件有:牌匾、药柜、宝阁、柜台及制采药工具、医疗器具、著作等.二是中医药人文演绎及养生常识展示,即进行人文表演,如:开方、抓药、制药过程等.三是通过茶文化让人们了解“以养御治”的养生理念.草药圃草木丰茂,以应肝之升发,其色青绿,以应肝之主色.这里种植了40余种华北地区适宜生长的药用植物,主要有扁茎黄芪(Astragaluscomplanatus)、落新妇(Astilbechinensis)、沙参(Adenophoraelata)、北柴胡(Bupleurumchinense)、薄荷(Herbamenthae)、北仓术(Atractylodeschinensis)、铁线莲(Clematisflorida)、地黄(Re-hmanniaglutinosa)、旋复花(Inulabritannica)、防风(Saposhnikoviadivaricata)、远志(Polygalatenuifolia)、芍药、华北耧斗菜(Aquilegiayabeana)、委陵菜(Potentillachinensis)、东北土当归(Araliacontinentalis)等[7].草药圃内立有木制如意葫芦,象征“福禄吉祥”、“健康长寿”,肝主疏泄,调畅情志。
3•3水区(肾区)
肾是人生命活动的根本所在[6],按中医理论,肾区在整个园区的北边,道路铺设以暗黑色调为主.水区(肾区)设置了山石、瀑布、深潭、跌水、小溪,营造出宁静惬意的养生环境.瀑布之下,深潭之处,有“水中丹炉”矗立其中,取水中有火、阴阳并济之意.“火非水不藏,水非火不生”,二者是分不开的,与肾寓元阴元阳相符合.药王制药的雕塑位于瀑布一侧(图6),描绘了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读书制药的场景.孙思邈一生著作数十部,场景取最有代表性的《千金药方》和《千金翼方》放于前,同时手拿《大医精诚》长卷,体现其仁爱之心.旁边宣传牌展示了孙氏“养生十三法”,即:发常梳、目常运、齿常叩、漱玉津、耳常鼓、面常洗、头常摇、腰常摆、腹常揉、摄谷道、膝常扭、常散步、脚常搓.为对应黑色(深色),水区(肾区)周围以常绿植物为主,如油松、雪松、青扦(Piceawilsonii)、华山松(Pinusarmandii)、沙地柏(Sabinavulgaris)等,山石周围也围绕着似自然生长的植物,有紫丁香(Syringaoblata)、金银花(Lonicerajaponi-ca)、金银木(Loniceramaackii)、迎春(Jasminumnudiflorum)、棣棠(Kerriajaponica)等,形成“虽由人作,宛如天成”的景观效果.
3•4土区(脾区)
按照中医理论,脾区位于整个园区的中心[6].脾和运动相关,所以这里设置了一个运动养生广场,作为群众运动健身的场所.“时间养生”是中医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土区广场周围摆放了“二十四节气”的主题地雕,并设立4个主要节气,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石墩,展示不同节气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养生知识[8].养生广场的中心渐渐升高,在3个抬高的斜面上雕刻了黄色的“水、云、火”纹,分别代表着“精、气、神”,欲表现“和合”的精髓(图7).土区周围以春天黄花的连翘、棣棠、黄刺玫(Rosaxanthina)和秋天黄叶的元宝枫为主,搭配海棠花、雪松,主要是在保留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植物景观改造.
3•5金区(肺区)
由土区向西南进入金区,即肺区.按中医理论,肺区位于园区的西面,以白色调为主[6].肺是人的呼吸器官,金区(肺区)以林木为主,通过高大的侧柏林、银杏林及点缀的七叶树,营造安静的“呼吸吐纳”的养生环境[9].林下开辟了动、静两个小广场.一是调息广场,适于练习静功,位于金区的茂林之中,是一个相对闭合的养生活动空间.按照五行理论,肺属金,肾属水,金生水,所以肺阴与肾阴相互滋生,称为金水相生,广场上以“金水相生”景石为中心,设置有6个调息打坐台,滴滴答答流水不断的景石给练习呼吸吐纳的人们提供了视觉焦点(图8).二是导引广场,适宜导引运动.导引是指由意念引导动作,并配合呼吸对形体进行锻炼的运动.草地中的金石雕塑是肺区的标志,肺在五行属金,金石以河北曲阳黄石料制成,石上镌刻金区的简要说明.健身步道位于导引广场的边上,是按照中医足底按摩原理设置而成的.步道上铺有突起的卵圆形小石头,游客可赤脚行走其上,以按摩足底穴位和反射区,从而调节脏腑,强身健体.由金区向东就回到了南入口广场,结束了一个短暂的人体养生之旅.在此过程中,还可以看到各个区域内的宣传栏、养生箴言及穴位的铺装,听到悠扬的五行音乐,处处精致,处处用心,让游客在游玩、娱乐、休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和学习中医药养生文化知识.
景观文化范文5
城市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发展与国际化都市的战略日标出现偏差。由此，本文提出了在城市复兴的大背景下，分析和举例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城市景观设计，在探讨在城市发展中当地地域文化的运用、传承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及凝聚力。通过分析在现代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地域文化景观现状及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在景观规设训中地域文化景观的相关对策研究究，以建立地域文化景观多样性和乡土性双重体系为基本出发点，塑造地域文化为导向的景观空间载体中的社会共识体验。论文从城市地域文化的概念定义和城市地域文化景观设计的提出，通过地域文化的概念、内涵以及精神分析引证地域文化对于城市文化的思考，通过历史文化、建筑、园林等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元素出发发掘城市文化。
[关键词]：地域文化；城市景观； 景观文化
1、文化内涵的发掘
尊重场地原有历史文脉及场所精神。保持场地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内涵是延续周边大环境景观风貌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设计在发掘地段原有文脉基础上提炼并延续其潜在内涵。对人文景观进行评价要在对场地原有历史及文化遗存尊重的基础上，对地段环境和历史文脉进行分析、解读、提炼和升华，同时注重探究空间形式潜藏的内在含义，尊重并保护环境原有地貌、文脉肌理，使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空间环境特征融合。
在考]景观环境的要素中，作为整体大环境的组成部分，建成场地的景观规划必然要服从其总体定位，风格特征以及延续其历史文脉，从而做到部分与整体相协调。
2、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地域文化景观的对策研究
地域文化景观同时也应充分重视乡土性保护这关键环节。现代景观意义上的乡土性己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非仅仅是固守于地方形式，很少接受其他区域的创新；最近几年被广泛引用的当代乡土在概念上被定义为：种自觉的追求，用以表现某传统场所和气候条件所能作出的独特解答，并将这些介乎习惯和象征性的特征外化为创造性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能够反映当今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简而言之，于景观规划设计中贯彻地域文化策略，并非只是味的钻到故纸堆中企图复制历史，这里的贯彻更强调的是种于传统中小断摒弃糟粕，加以修止从而赋子景观新的内容。俞孔坚教授从乡土景观的主体、客体及相匀_关系方而来理解，解读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在于理解景观是乡土经验的种历史记载。
3、地域文化影响下的现代城市景观设计
一座城市中，在城市的物质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城市园林、建筑等在内的城市景观元素，这些元素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形态与特点，使人们在城市中有归属感，认同感，同时被这些景观元素感染、亲润，使得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感官和心灵。使得人们具有城市特有的文化气质。因此，城市园林、建筑等元素的保护就显得举足轻重。
4、地域文化景观是有机联系的生命体
地域文化景观具有有机生命体的特性，通过自组织来维系整个系统的运转。如果将目标地块比作躯壳，空间的划分比作骨骼，交通比作血管，那么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就象征着贯通有机体各处的血液，可见缺乏了地域文化的景观空间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二元对立的态度处理地域文化景观与自然或其与人类的关系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大。
5、城市景观设计对地域文化的吸收与发展
景观中的地域包含地理及人文的双重涵义。大至面积广裹的区域，小至特定的庭院环境，由于自然及人为的原因，千日可一处场所历史地域形成了自身的印记，自然环境与文化积淀具有多样性与特殊性，不同的场所之间的差异是生成景观多样性的内在因素。景观设计从既有环境中寻找设计的灵感与线索，从中抽象出景观空间构成与形式特征，从而对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人群和文化加以表现，通过场所记忆中的片段的整合与重组，成为新景观空间的内核，以唤起人们对于场所的理解与记忆，形成特定的印象。
6、结论
通过景观设计保留场所历史的印记，并作为城市的记忆，唤起造访者的共鸣，同时又能具有新时代的功能和审美价值，关键在于掌握改造和利用的力度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包括对原有形式的保留，修饰和创造新型的形式和内容。这种景观改造设计所要体现的是场所的记忆和文化。城市保护，保存，在不同情况下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城市文化保护是强调整体性的保护，从城市平面的图形与背景研究中确认保护的范围，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形与势，积形成势，才能托物寄情，寄托城市文化的涵义。占城要划定历史文化区域，新的建设必须尊重历史，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城市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尊重历史，城市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城市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相辅相成。例如西安占城的保护必须与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谐一致。既要保护占城的传统格局，又要保护好占城的重要文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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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文化范文6
关键词：旅游文化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 都江堰
旅游文化的挖掘在旅游景区的开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风景区,如何在开发中把握分布、蕴含于其各处景观的文化,对于旅游者把握这一处举世瞩目的世界级景观,对于开发者合理规划景区以留住旅游者驻足欣赏,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都江堰风景区占地面积虽然并不大,但是其各处景观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却复杂而深刻。因此构建一个逻辑清晰、布局合理的景观文化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 旅游景观文化设想
1.1 旅游文化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最早关注旅游文化这个命题,他们认为“旅游文化实际上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在吸引和接待来访者的过程中,游客、旅游设施、东道国政府和接待团体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1]可见,概念提出者非常关注其完整性。旅游文化是文化的一个亚类,但绝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叠加,它不是一个组合品,具有自身独立的完整性。但它又不是无所不包的,它只是文化与旅游活动的深度结合,在旅游活动产生的过程中,旅游文化应运而生了。其它文化因为旅游者的欣赏可以转化为旅游文化,但是不是所有其它文化就直接成为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泛文化现象目前十分严重,以至于一提到旅游文化,大家就自然的将其等同于关于旅游景观的文化。导致其核心部分的关于旅游者的文化,如旅游者的消费行为等反倒被漠视了。本文不拟对旅游文化的概念进行批判,之所以提出此问题,主要是为了明确界定旅游文化中的子类别才能在关于旅游文化的研究中正本清源。
1.2 旅游文化分类
要对旅游文化概念进行深入认知,就必须对其进行分类。由于旅游文化的关键修饰词是“旅游”,因此从“旅游”一词来认识旅游文化就非常关键了。目前国内旅游文化的分类大多从旅游活动的三大要素开展,也容易操作。就是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等。但具体操作有所不同,如李琼英、方志远在其《旅游文化概论》中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消费文化和旅游企业文化。[2]如刘敦荣在其《旅游文化学》中将旅游文化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旅游审美文化、自然旅游资源文化、社会人文旅游资源文化。[3]笔者认为,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应将分类简单化,以便于操作,因此本文认为旅游文化应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者行为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景观文化、旅游介体文化-旅游业经营文化。其它一切类别的旅游文化均可归入其中一类,这样方便学术交流、构建深入研究平台。而本文关于旅游景观文化系统的构建也是建立在这一分类上的。
1.3 旅游景观文化与旅游景观文化系统
旅游景观文化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陈宗海认为它“探讨旅游景观生成、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旅游景观的结构、特点与文化内涵,以及旅游景观观赏者和旅游景观之间的审美与被审美的关系。作为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景观文化有其完整的结构和内容,有其自己的特点。”[4]旅游景观文化构成了解读和理解旅游景观的核心,是发展旅游业的关键所在,这对于文化景观尤其如此。旅游景观文化是旅游景观的内心世界、精神领域,旅游者要是无法把握旅游景观文化就无法真正理解旅游景观的壮美、悠远、深邃等美学特征。而深刻的把握旅游景观文化则是我们旅游景区开发的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我们的开发才能完美的展示旅游景观的魅力。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是对于旅游景观文化的整合,它将旅游景区的文化看成是有生命的独立整体,分别由各个功能不同的部分组成。旅游景观文化系统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解读旅游景观,它通过对旅游景区的深度文化解读,从文化上解构整个旅游景区,然后通过功能配合,以空间布局为表象、以文字表述为内容,建构景区文化系统,为旅游景区开发提供文化支持,为旅游者欣赏旅游景观建构更方便的平台。
2 旅游景观文化系统构建的必要性
当今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规划多从旅游功能入手,多从为旅游者提供流动空间的建筑布局入手,较少考虑景区文脉的关联性,即使有所考虑,也多零散,不注重景区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导致很多游客对于景区的把握缺乏整体性和深刻认识,往往停留在娱乐休闲放松的层面,难以上升到增智益神和精神升华的层面,以至游客对于很多风景名胜无法理解其文化内涵,造成客源的流失,也无法形成回头客源。因此,现在总体看来,自然景观被接受程度较高,而人文景观则较低。这一方面与从业人员素质和游客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旅游开发本身有关。旅游景观文化系统高屋建瓴,整体、深度的把握景区文化,将整个景区文化统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它关注旅游景区文化的哲学命题,关注旅游景观的意境和内涵。以这种系统统领的旅游规划和开发必然更加切合景区的文脉,容易展现景区景观的意境和神韵,此类旅游开发是“写意”的。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切合,具有可持续的科学意义。在当今工具化规划文本和开发方案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它的构建无疑让我们的规划重新关注文本的价值命题,把握旅游景观的神韵,更加科学和高效的开发我们宝贵的旅游资源,避免出现“焚琴煮鹤”的悲剧。
3 都江堰景区旅游景观文化系统的构想
3.1 都江堰景区文化解读
都江堰风景区分为离堆公园、渠首三大主题工程、二王庙和玉垒山公园四大部分,其景观各有侧重,包含不同的文化意涵。综合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