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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范文1
消费具有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提供了生存所需，另一方面界定了社会关系，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创造意义，从而制造与维系了社会关系。任何对商品的文化消费，都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一种仪式活动，文化传播更是一种仪式。
文化消费与社会区分
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凡勃伦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他对新兴富豪消费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最初掠夺私有财产占为己有，所掠夺的财富越大，权力就越大，因此拥有财富便成为荣耀的象征。不过，光拥有财富并不足以获得别人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透过某种方式展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而获得别人对其的尊重，于是，“炫耀性休闲”成为公开展示财富与地位的首要方式，他们认为，通过炫耀其休闲和无须从事劳动来显示其地位，但是在现代都市中，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并不认识，似乎炫耀性休闲已经不足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于是炫耀性消费取代了炫耀性休闲。而这群人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占有，他们的消费逻辑就是浪费，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为了显示其身份和地位，这种消费不过是一种显示身份的象征性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浪费来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写道：“显然，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社会身份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凡勃伦同时指出，这些新兴的休闲阶级就是通过将文化转化成自然，也就是仿佛他们商业上的成功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不一般。但是，这种显示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权力的卖弄，从显赫中产生了权威。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声望，又因为这一阶级站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广大普通文化消费者就会效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休闲阶级所树立的形象，使得整个社会的关注点不再是从事生产劳动，而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中挥霍自己，达到炫耀显示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处于社会下层或中层的文化消费者永远都只想仿效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休闲阶级。
齐奥尔格・齐美尔：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虽然齐美尔不属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流行和时尚的某些理论已经体现出了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方式的观点。
齐奥尔格・齐美尔1903年发表了《都市与精神生活》，论述了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的行为模式。齐美尔认为：“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要求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个体性。”新的都市阶级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行事的本质内容，而在于其惊世骇俗和与众不同的外表形式，从而通过其特殊的消费模式来展示其独特的个性，起到引起流行风尚的作用。而引起流行产生的结果便是中下层群体纷纷效仿上层群体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并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自己接近和融入上层群体的目的，而面对这样的形式，又给高高在上的上层群体以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为了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处心积虑地去创新，再次制造新的流行趋势，从而保持自己上层人士的独特地位，将自己与广大的中下层大众区分开来，从而体现了齐美尔所解释的“流行……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流行是社会上层制造出来的用以与中下层区分的产物，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产物，更是扮演了社会区分的生产者的形象，从而维持了上层所需要的社会区分和差异，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具体的流行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差异的产生从而使一部分代表着流行的人被区分出来，进而排除了其他的人群，显示了属于流行圈子里的人地位的与众不同。
而且，齐美尔在对时尚的界说中也谈到了关于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因为他认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的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暴露自己。”这一理论也与他所谈到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是相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时尚和流行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且，从齐美尔给时尚下的定义里我们更可以看出：“时尚是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差别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这一定义正好揭示出了时尚的内部矛盾，即从众性和差别性。它一方面把大众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让不同阶层借此区分开来，这也正如流行一样。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共同存在于时尚和流行当中。
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洛文塔尔在1961年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四章《大众偶像的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消费偶像观”。虽然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消费偶像观”却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先驱，而他的“消费偶像观”也正好体现了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他在对20世纪美国通俗杂志中传记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让位于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人们的关注兴趣已经由“生产偶像”转变为了“消费偶像”。而消费偶像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人们开始关注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其消费方式，于是，所谓的“偶像”为了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先让别人去诠释和理解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让他们去共享这些符号，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对其他独特性的追求，所以他们对于独特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当中低阶级开始起而抄袭这些“偶像”的习性时，他们只好不停地变换自己的消费模式。
让・波德里亚：“拟象与仿真”理论――象征交换符号观。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中，以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是本体，与现实无关。商品被符号的结构所制约，遵循了仿真的原则。商品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符号之间的区分性，也就是其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符号交换价值，而拟象呈现出来的关系不再是商品符号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而是符号交换关系。
波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的文
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与者，也包括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者)相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或者好几百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范畴中被生产出来的。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生产出来的。当然它会作为普遍要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而且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但事实上，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与物质财富～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而且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关系到作品含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就是说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物质性而是一种差异，商品不再是消费的对象而是需要的对象，人们的消费是符号，与他人形成差异才是人们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用途之一。人们用这种拟象的象征性来体现差异，从而与他人区分开来。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消费――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最明确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84年的《区分：鉴赏批判的社会批判》导言中说道：“有一种文化商品的经济，但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有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有方式的社会条件。”“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对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布尔迪厄在他的书中区分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可以买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接触通道，仅仅以经济资本所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是脆弱的，因此。只要将经济资本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转化为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建的阶级体系，那么既可以掩饰经济资本的正当化支配，又透过文化消费这种形式构建出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所需要的阶级区分的社会消费模式。所以他说：“对低级、粗鄙、庸俗、腐败、奴性的――一句话。自然享乐活动的拒斥(这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意味着对那些人――他们欣赏崇高的、高雅的、非功利的、天然的、气度超凡的、永远隔绝于俗众(the profane)的愉悦――的优势地位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的，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布尔迪厄指出，消费者在区分文化商品时其实也是区分自身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这种区分过程，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也被表现了出来。所以说，统治阶级对于高雅的、超功利的艺术品感兴趣，而广大劳动大众则对通俗的、实用的艺术品感兴趣。所以说，文化消费具有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但是布尔迪厄并不十分关心这种差别的实际的差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差异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工具。他认为，人们所消费的文化商品决不仅仅单纯反映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他指出，品位决不仅仅是一个美学范畴，品位会在分类的同时也分类着分类者，所以，我们被自己的分类给分类了的同时还用其他人的分类来分类其他人。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品位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阶级”的标记。阶级统治虽然终究利用的是经济的手段，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所以要是想了解阶级统治的情况，就必须了解文化消费如何标示社会区分，即社会差异的制造、标示与维系。因此，社会差异的来源在象征上从原来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消费的领域。
文化消赘与模仿性质的消费
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说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让・波德里亚，他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因此，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结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消费纯然是一种模仿，是对历史上有意义事物变形的复兴。”如果将这一理论具体说来，那么，无论是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齐奥尔格・齐美尔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还是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的论述，均体现了文化消费是一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消费形式。社会上引起的文化消费风潮总是先由所谓的“消费偶像”创造出来的，他们采取炫耀式消费的方式将其文化消费模式展示出来，引发社会上的流行，造成中下阶层的群体效仿，从而引起对其文化消费模式模仿的文化消费狂潮。比如，当偶像造成了社会上对某种服饰符号的流行时，这时便会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对这种服饰符号模仿的印记，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当文化消费表现为一种模仿时，那么它便会体现出其另一面――盲目性，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文化商品本身。而是它带给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作用，盲目的文化消费在模仿形式的表现下，将后现代的文化消费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消费与文化创制
安东尼欧・葛兰西：文化主导权。虽然安东尼欧・葛兰西的思想阶段不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同样，他的思想已经带有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火花。
文化主导权理论出自安东尼欧・葛兰西1929年-1935年在狱中写的《狱中札记》。
安东尼欧・葛兰西在文中指出，要想知道文本如何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创造出意义。就需要深入探讨文化消费问题。他认为生产的过程和文化消费的活动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的。因为当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消费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而将商品加以挪用成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或者是其本身体现的生产关系所能展示的。
而根据安东尼欧葛兰西的理论来探讨文化消费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对于“流行文化”的界说是葛兰西文化主导权理论中最能
体现其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消费的观点。流行文化在现如今被视为文化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主导权”的主要领域。根据这个新的观点，流行文化是一个充斥着斗争与协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发生着争夺支配群体利益与争夺被支配群体利益之间的争战和强制贯彻支配团体的利益的行为，以及被支配群体利益的试图抵抗。葛兰西的观点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关于流行文化这个概念，从而使原来对于流行文化的两种对立的阐释中引入了一种处于中间的起到平衡作用的观点。根据“文化主导权”观点的文化研究：流行文化既不是一种由下而上发起的大众阶级的文化，也不是文化工业所控制的文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葛兰西认为它是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由下”而发与“由上”而发两种力量的矛盾混合，既是商业的也是真实的，一方面抵抗，另一方面被收编，从而将流行文化视为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而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这些文化商品在文化消费的行动中，如何被挪用、被创制出意义。这恐怕是商品生产者所始料不及的吧!他们的商品生产只是仅仅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不是说生存条件不重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商品在文化消费的实践中是怎样创制出了新的意义，从而充分认识这种实践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米勒：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这本书的《物的领域、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第158～177页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这再次确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并非主张，某种相对一贯的现象，即所谓‘社会’受到了文化的扭曲或错误地表述；相反，我们可以不要这种优先主体假说，而直接讨论文化形式这种确实存在的、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在文化形式中、通过文化形式运作的。然而，要想使这种观点不至于倒退到对社会、对主体进行客观主义攻击，那么，我们就只能再次强调，文化的积极属性，就体现在它的对象化作用上。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前景上……”
丹尼尔・米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社会生产和消费创制文化的同时，社会关系也被文化形式所运作。他还指出，文化必须同时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客体和主体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文化，文化就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交互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文化才被创制出来。正是在这种创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被文化所塑造。他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自我实现的潜能在于文化消费的实践，自我异化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在文化消费中，主体透过自我异化，可以从一个重新挪用的过程，走向充分的对象化。而这时主体通过自我疏离的状态来熟悉自我。虽然文化工业生产了“异化的”商品，但是消费实践却有“潜力去生产非异化‘不可让渡’的文化”。所以米勒认为文化的创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同时他也认为，文化消费对于文化的创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此外，米勒也拒绝将文化消费的讨论重点放到商品上，而将消费者的角色缩小到只是购买者而已。他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是对异化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加以挪用和转化的过程，此过程创造出来的商品，拥有不可胜数的多元性，相同的商品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团体以无数的方式重新脉络化。米勒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比较不乐观的结论，他认为在当今的条件下。消费很少发展出所谓的理想模式，从某些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理想模式是以其潜能为基础的，但这却并不是一般的实践常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在文化研究领域引入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化消费学是很有必要的。
结语
现代文化范文2
商品包装越来越重要，其根本原因还是消费者对其越来越看重，而消费者这种重视源于其精神追求的提升，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而商品包装要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那么一定也会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首先，包装设计受到现代物质文化的影响。物质文化对商品包装的影响主要是表层的，包含了设计要素的载体，物质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具有物质性、基础性和易变性三个特征。其涉及到的过程包括商品包装部门、设计产品过程、交换商品的场所和消费者使用过程。其次是组织制度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设计的中层阶段，这种影响是文化内层的物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连续性。其影响的过程主要是设计要素各系统之间的联系、如何规范设计行为、纠正设计的组织形式。通常而言，一个好的设计作品背后一定有一个完善的组织制度，现代化的包装设计一般都是在一个系统中产生的，而这个系统的各部分如何组织，组合分工以及如何进行合作设计，这些行为都受到现代组织文化的影响。再次，人们观念对包装设计的影响。人们的观念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它主要影响着设计的意识层，但是这是设计文化的核心，处于主导地位，是所有设计要素和各系统组成部分的依据和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也不断提高，而人类文明也将随之前进，文化的进步导致人们观念的改变，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思维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审美观念等等，进而对涉及文化产生冲击，这是现代文化对包装设计最核心的影响。观念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是最稳定的，这也是设计的灵魂，它的内因是人们的思想，这种影响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影响，是包装设计发展规律的决定者。最后，环保文化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工业革命以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而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工厂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污染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的重要性，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逐渐影响到了商品的包装设计，设计人员的设计思想逐渐融入了环保因素，绿色设计逐渐成为主流方向。环保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各国的共识，只有那些绿色环保的包装才能够被消费者认可。尤其是食品包装，更应该注意其绿色环保性。绿色设计是以环境和资源为核心考虑因素，其实现过程包括选用绿色环保的包装材料和工艺，对设计进行造型美化。其中，绿色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材料的选择，环保材料的选择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材料轻量化、高性能、易分离；二是材料可以回收利用、可降解，最好选用可再生的材料；三是可食用，这一点要根据商品的属性；四是选用回收纸浆制作的包装纸，可以大大降低对环境污染；五是选用生态环保的原材料。这四方面的因素对包装设计的影响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并不能分开来看。每一个设计作品都汇聚了这四个方面，他们相互结合、相互渗透。
二、现代包装设计的发展方向
现代商品包装除了具备保护产品、便于运输和带动消费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防伪维权，目前我国的市场监督制度还没有非常完善，制假售价屡禁不止，而品牌作为企业的只是产权经常受到破坏，因此保护品牌是每个企业必须考虑的，尤其是一些知名品牌，强化包装设计的视觉效果和加强包装印刷工业技术已成为打假维权行动中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商品包装时选有具有特殊纹理或者物理性质的材料，或者特定的一种颜料，这样都能起到初级的防造假功能，除此以外，在包装设计时还可以采用比较先进的工艺，例如浅浮雕压纹、全信息图像和正品检验封印等等，这样可以让包装具有特定效果，虽然增加了包装成本，但是能起到很好的防造假功能，增加了制假售价人员复制的难度，使其知难而退。因此包装设计的创新方法与融汇高新科技成果的印刷工业技术强强联手，追求精辟独到的原创性和独特视觉效果是未来包装设计业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方向。除此以外，由于现在网购成为很多人的习惯，网购逐渐成为购物的一种方式，很火商品的报装也正在受到这种网购文化的影响，在外包装设计上通常会体现快速方便的内容。总体上来看，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商品包装设计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发展：首先是符合环保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材料和制备工艺，更重要的是绿色设计；其次是个性化包装。个性化已经成为现代年轻人的代名词，而在实际中个性化消费却是逐渐成为主流，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成为切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因此商品包装设计个性化也就成为了必要需求；再次，适合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销售方式的商品包装设计，上面已经说到这里不再累述；最后是安全防伪的包装设计，这点上边也说到了，这里不再重复。
三、结语
现代文化范文3
[摘 要]:文化建设是一个新颖的研究课题，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这对文化素养提高、业务水平提升、社会地位界定、事业发展都有现实意义。本文对如何规范文化的行为方式，文化研究的意义，以及文化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改革措施等进行了初步研讨。
[关键词]:文化建设 研究意义 文化素养
人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存在，其生活与职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社会文化模式作为外在的规约力量塑造了社会层次普遍接受的行为和人格规范，但这种外在的文化力对个人行为的役使无法脱离个人的内心世界而单独起作用。为了探明文化对于外在观念的内化与抵制的机理，必须将人类文化的存在特征从生态环境中分离出来加以研究。必须在对文化理想状态预期的基础上对于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清晰的界定。
一、文化的规范行为方式
文化作为蕴含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价值、态度、信仰、思维方式等精神因素，是解读生活的意义和专业发展的深层内涵的表意象征系统。从文化角度分析人类日常的工作行为和观念系统，可以看出人们在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状态。
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即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规约，又具有人们特定生活方式所体现的文化要素。社会文化的要求更多地体现为外部的约束力，而人类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内部的整合力，它以缄默的形态为人类群体的内在心理与外显行为设定了空间。它包含有一些非正式的却普遍有效的行为规范，包含一些未言明的约定俗成的思维运行规则，也包含一些群体成员普遍接受且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系统，受到社会文化精致化发展趋向的规约，所以，文化是规范人们外在行为和思想内涵的重要内容。
我们将文化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个人主义文化、派别主义文化、合作的文化和硬造的合作文化。在这四种文化中，“个人主义文化”和“派别主义文化”是一般最为常见的文化类型，人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为了维护自己建立在专业能力之上的自尊心，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个人相对封闭且自足的领域，习惯于靠个人的力量解决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而真正的合作文化是以人们之间开放、信任且相互支持的心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对于人们的专业发展最为理想的一种文化。为了持久地保持自己在工作中某一方面的优势地位，一般不愿意将自己摸索出来的成功的经验平白地奉送给他人。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一特点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工作特点、工作性质越来越一体化。人们都固守着自己的学术王国和心理空间，对于他人的工作奉行基本的不干涉主义，一来可以为同事留足面子，二来也不愿意为了他人的发展而劳心费神。
二、文化研究的意义
文化的存在对人们的专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人类教育和管理理念的转变。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和网络信息化时代，人们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观念会显得过于陈旧而亟待更新。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为了人们职业的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为了各方面素质的不断发展，经常不断的学习提高是必需的。现在对于人们的从业要求和应具备的专业素养做出种种界定，对于应有的学术水准与生活方式展开研究讨论，其思想可谓深邃，其观点可谓先进。但是，如果缺乏对于自在的文化的存在状态的关照，文化的传统特质往往会从根本上抵制外来的影响因素。因此，人们的专业发展要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就是文化的重塑。
外部的观念与制度如果缺乏对于主体的生活情景和意识形态的考察，忽视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的有机融合，嫁接到主体精神之本上也未必能够健康存活。要知道，行为的转变并非是由他人的集体所定义和决定的，文化的革新和对于服务行为理性化的自觉追求才使行为转变的深层次支撑因素。文化的研究有利于转变那种“作战”而不触及内隐的行为规则与理念的教育观，使教育和管理的落脚点直接切入到精神层面。
人们的服务行为的转变，关系到事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教育实践的发展与改进，却是以人们的思想理念与价值体系等精神性因素的转变为契机。我们经常说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无非就是强调精神性因素对行为模式的支配作用。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态度倾向等精神性因素支配下的行为方式对于服务水平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便以具体的物质刺激引诱和制度规约的强制方式改变的行为，其结果也往往是换汤不换药的形式的文化掩盖下的观念的固着。如果不考虑文化的提升，先进的改革方案历年充其量只能是表面的或部分地得到落实。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的存在总是试图将服务创新扭曲成人们熟悉的行为方式，正是由于忽视了以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知识技能等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的特征，才使得一定的改革的先进的理念落得被漠视甚至被扭曲的地位。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三、发展人类文化应注意的问题
以往的发展研究大多是对人们职业的想当然式的发展方向的界定，或者从应具备的知识装备及道德水准的角度界定人们的从业资格，或者从社会职责及教育功能的角度来阐释人们的责任与义务，这种近似于“白描”的研究缺乏对于人们生活的实践基础的切实关照，而不是把人们看作是活生生的、独特的个人及具有独特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群体，忽略了对赖以行动的文化精神背景的考察，使人类文化研究无法深入，研究成果不多。
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及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人的发展的研究过多地强调人的行为和观念的可塑性，试图通过机械的操练建立起意念及反射的连接来改变人的行为方式。于是，我们一提到人们的专业发展，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通过培训等方式向其灌输先进的教育观念，服务模式，并通过物质的刺激与制度的规约确保新观念的践行。这似乎是屡试不爽的教育管理模式，但恰恰是最缺乏实效的发展方式。我们需要时刻谨记的是，人并不是一只硕大的白鼠，也不是有待涂鸦的白板，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人类永远生活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的世界中，文化的建设必须关照人类在其生物基础上建立的习尚和意义的框架，因为这些精神性的因素设定了人类行为的基本格调，并建立起对外部观念的主体性的改造与加工机制。
现代文化范文4
关键词：现代文化；引领；基层群众文化
对于现代文化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中，人们对现今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思想理念，现代文化是现代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建设为一体的。现代文化对于基层群众文化有着很强的引领性，可以很好地提高文化馆对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水平。
一、现代文化的特点分析
现代文化有着很强的发展性，对于现代化文化来说，它需要人们以很强的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去进行学习、对思维的融合，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去分析与看待现代文化，我们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念来看待现代文化。
统一性。不同类型的文化市场、文化产品、文化要素彼此协调，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条件。统一性表现为文化市场规则的一致性、文化市场的自由流动性、同一文化市场价格的均衡性、不同文化市场间的价格关联性等。
开放性。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能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能够符合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及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一方面要求文化市场体系中各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各种市场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另一方面要求文化自身的发展与时俱进、兼收并蓄、不断创新。为此，应构建开放、多元的文化市场发展模式，保持和增强文化市场的生机和活力；把文化创新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产品、文化服务。
竞争性。这主要表现为：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众多，参与竞争的产品、服务和要素丰富，参与竞争的中介、咨询、服务等市场活动活跃等。为增强文化市场的竞争性，应支持文化市场多元化发展，打破部门、行业壁垒，加快文化企业兼并重组，扶持大企业盘活存量，鼓励个人及中小企业参与文化产业创业；减少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准入限制，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投资格局；对文化市场以指导性监督为主，鼓励生产者积极开发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
有序性。文化市场的有序性，主要指市场交易和竞争具有良好秩序，包括市场主体机会与权利的对等、价格公开透明、程序规范等。有序性体现为统一的文化市场规则、健全的文化市场信用制度、强有力的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灵活多样的文化产品流通方式和渠道以及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只有建立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才能保证和维护文化市场主体的契约关系，保持文化市场交易活动的生机和活力；才能保证公平的文化市场竞争，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培育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市场监管必不可少。
二、加强现代文化引领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措施
加强现代文化对于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引领，可以更好地提升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质量，以现代人的主导性生活方式来促进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想更好地加强现代文化对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引领，就要从以下方面人手：
1.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的科学发展观
在现代文化发展中，科学的发展观是其基本前提，因此，在进行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中，我们要不断地加强科学发展观的融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现代文化引领基础群众文化工作来说，其发展应该是共享性的发展，不断增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基础群众文化得到更好良好地发展。
2.加强群众文化工作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渗透
对于现代文化来说，它是传统文化的临界点、超越点，因此，在进行群众文化工作的时候要加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渗透，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结合，从而使得人民群众的人生价值或人生意义得到更好地延伸。
3.不断加强基层群众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于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来说，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其赖以生存、得以发展的有利条件。良好的硬件设施有利于增加基层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可以感受到当地政府对于群众文化活动的大力支持。通过完善文化设备，也有利于体现当地的社会文明状态，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文明程度，从而更好地将现代文化引领基层群众文化体现出来。文化活动设施建设要因地制宜，与当地的历史、文化、风俗相得益彰。不仅仅要统一到当地的城市建设，更要精确的反映出当地的文化特点和文明程度。要从内而外，从上到下，逐一反映出对当地历史特征的传承，使群众文化活动统一协调，别具一格，符合地方特色。
4.不断加强群众文化工作中志愿者的参与
以现代文化引领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就要不断加强志愿者在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参与。通过文化志愿者在基层群众文化中的参与就可以更好地推进群众文化中正能量的发挥，从而更好地提高全民思想文化素质。文化志愿者在群众文化中所付出的爱心、做出的贡献、所进行的工作以及所带来的道德力量都更多地影响着人民大众，这种影响的力量，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更好地推进正能量的发挥。因此，文化志愿者在群众文化中服务的就不仅仅是文化，还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文化志愿者通过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对广大群众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对广大群众产生的巨大的感染力，从而营造出一个更好的无私奉献的氛围。人们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可以更好地融到道德建设环境中，同时，文化志愿者的行为可以使文化工作者在道德实践中得到思考和完善，有助于不断提高文化工作者自身的道德修养。
现代文化范文5
从地理位置来看，贵州又是典型的内陆省份，深受周边文化影响。在贵州，黔北一带明显属于巴蜀文化的范围，黔东一带颇受荆楚文化的影响，黔南及黔西南与两粤文化多有共同之处，而黔西北和黔西南的某些地区又近乎滇文化。事实上，用“多元性”来概括贵州文化当然说得通，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元化的特征，只是贵州地域文化的多元性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多元”，既是指文化来源的多源性，也是指“多来源”文化的共存。正因为存在着“多来源”文化的共存，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固然有迹可循，但呈现更多的是多种文化的“共生共荣”。所谓“共生共荣”指的就是多样的文化至今仍然活着，它们各自以其传统为母本为根基，又吸收其他文化而向前发展，在“一体”中各显个性。这说明贵州地域文化是一种文化宽容的产物，各种文化都表现出生命的活力，也不排斥其他文化的生长，各显其长，相得益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多元一体”在贵州这个特定环境中，以“多元”体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以“一体”体现各种文化共处一地的和谐与协调。贵州文化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文化的共荣共生，给这里的各种文化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和权利，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虽然也相互制约不能让某一文化获得长足发展而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文化权威)，所以各种文化现象都得以延续下来。在这里，传播与传承保持着相对的平衡，各种文化之间也维系着某种均势。尽管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但持续的时间不过五六百年，强度也远不如中原或江南地区。因此，相对传统主流文化，贵州地域文化更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而作为由不同的行政区划切割拼合而成的省份，几种地域文化在贵州交汇，因其皆成弱化状态，而且又继续受到四周文化的影响，因而这些文化并未融为一体，仍带有区域文化的特征，只不过范围大小有所伸缩，在贵州境内有所交融而已。更有在其他区域已无迹可寻的“文化孤岛”现象的遗存，许多在中原早已失传的文化却至今仍在这里保存完好，而且始终充满生机，例如屯堡文化。
由此，我们说多元、多样、多层次构成贵州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不错的了，而贵州地域文化与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也由此说开去。关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一个最经典的表述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表明，真正深刻开拓的地域特征中必能找到人性内在的相通处;地域文化、地域文学中体现出的主体性创造，必能续人类精神之火，成为世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是，我们择取贵州地域文化不同层面的文化特征，追寻贵州现代文学发生期的缕缕回响。文化特征其一:山地文化“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
这是王阳明在《重修月潭寺公馆记》中的一段话，用来形容贵州的地理特征和山势磅礴最恰当不过了。贵州省境内山地和丘陵的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地只占7%，且出露的石灰岩面积占74%，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开门见山”的地方。张晓松在《山骨印记———贵州文化论》中提到:“在贵州，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资源、生产生活条件，都是由这个山地所提供的，这是贵州文化生成的根本和基础，是贵州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依托，山与贵州实在是有着至关重要的生命联系。”山地文化是贵州文化最具特色的部分，斯图尔德指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2］12长时期处于落后生产方式状态下的贵州人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山。他们出行、劳作得翻山越岭，得靠打猎、刀耕火种获取食物;住“干栏”式房屋或石头屋;甚至死后也安葬在石棺中。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低水平的物质生产又适应了简单的文化形态，造成超稳定形态的文化结构和“内循环”的文化发展，由是，“贵州人的文化性格就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贵州人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耿直无华、个性倔强;另一方面，山高路险的封闭环境又使得贵州人不善算计、目光短浅、封闭狭隘、满足现状、不求进取、重土少迁，乡土观念极重。”［3］20综上所述，山地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封闭性。对于这种封闭性也应一分为二来看待。因为封闭，就使得贵州文化背负传统因袭的重负少得多，因此又孕育了贵州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与主流文化、周边文化交流、碰撞中，虽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但也造就了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共生共荣”的局面。诸如:虽然典籍文化相对薄弱，但乡风民俗文化底蕴深厚;虽然代表汉文化的主流文化逐渐落地生根，但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虽然在对待外来文化上采取深拒固闭的大有人在，但满怀热情主动接纳外来文化的仁人志士最终“振臂一呼而改天换地”;更遑论封闭的环境也成就了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他的“致良知”的心学理论正是从贵州走向世界的。
山地文化封闭与开放的二重性是互为消长的，随着交通的发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封闭的因素将逐渐减弱，而开放的特点将日益强化。当晚清以来席卷全国各地的变法维新、倡导自治的图变之风吹进贵州这封闭已久的“山国”时，贵州人以高昂的开放姿态回应着主潮。早在以前，贵州一些开明人士就已创办《黔报》、《贵州公报》、《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等地方性报刊。1907年“贵州自治学社”成立，该学社提出“以个人自治说为起点，以地方自治说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说为最终面积”的学说主张。期间宣布独立的“贵州军政府”称贵州乃西南之中心，同时也意识到“黔中向名山国，风气之开，每落人后”这样的地域特征。有感于此，发生期的贵州现代文学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以“开启民智”为鲜明目标，虽然成就不大，但甫一发生，就呼应了时代主潮。文化特征其二:世俗文化贵州是个名副其实的“移民省”，不仅汉族主要是移民而来，就连少数民族也如此。汉族自汉、唐以来，就陆续由中原迁入贵州。大量入住，应该是在明、清以后。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贵州有两次大的汉族移民，一次是调北征南(即调集大量军队平南)，明太祖朱元璋在派兵平定云南后，指令30万大军屯戍贵州以防后患;另一次是调北填南(即从内地将破产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强迫迁移往贵州等地)，清代中叶朝廷征讨播州藩司杨应龙后，引入大批汉人在“苗疆”屯田垦殖。［4］38这样，汉族在其不断向西南扩散的过程中，不但从邻近的四川、湖广移入，也从中原、江南或其他地区来到贵州。而少数民族包括氐羌民族自西而东、苗瑶民族自东而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元代又从云南迁来蒙古、回、白等民族，也是从四面八方进入贵州。这种移民大迁徙，最终导致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从而基本奠定了贵州文化“多元会合型”的格局。#p#分页标题#e#
由于上述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粗犷的军人和底层小商贩及农民，他们更倾向于商人阶层文化的世俗性和农耕文化的精神追求，加之贵州本地文化以巫文化为主的强大根基，使得贵州的地域文化，无论精神信仰追求，还是物质文化追求，都显现出鲜明的世俗性。就拿来说，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特征。在贵州，信仰儒、佛、道、基督、伊斯兰教以及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的民众各自奉行自己的信仰，互不干涉。在建省前，贵州许多地方的民众大多信奉原始宗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不多，影响也不大。但到了明清两代，情况有了变化，佛教和道教因统治者的倡导开始兴盛，但仍能与其他宗教并存，贵州境内随处可见的“三教寺”就是“多元共存”的明证，例如镇远古城的青龙洞，不仅有儒家的紫阳书院，也有佛教的中山寺、青龙寺、观音殿，还有道教的吕祖殿、万寿宫、青龙洞、紫阳洞等。贵州的世俗文化根基雄厚，它的底层文化是巫文化，这使得传入贵州的宗教不得不扭曲自己来适应较低层的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不得不采取与当时当地人们的世俗文化相互契合，吸收并接纳本土基础文化的方式进行文化改造性传播，从而产生了许多文化变异现象。例如，在佛教原先的文化母体中便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以及儒、道、佛、巫等多种宗教合流的文化新质，而佛教自身原有的某些特点却模糊甚至淡化了。如此一来，各种文化各自的个性特色明显减弱了，而新的一种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性”却增强了，而这些共性都建立在贵州世俗文化的基础上。
即便是世居其地的少数民族，也有着深厚的世俗文化根基。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伯格里注重苗族信徒的世俗生活，他在石门坎创办学校、麻风病医院、织布厂，建筑起教堂、足球场、游泳池，开设了“公益场”，修筑了公路，创造了老苗文，因此仅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使得一个几千年来崇尚“巫鬼”的大花苗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洋教。这种世俗性还表现在对待外来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上，据史料记载，古夜郎国之所以愿意归附汉王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的吸引力，为了得到汉朝锦帛、铁器等先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技术才心甘情愿归附的。到明清乃至民国也是如此，一方面财力上依附中央，“厚赐”则附，无赐则叛。这种世俗功利性折射在人的文化性格上就是重物质，轻精神，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但也对外界新鲜事物保持高度热情，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黔南识略》卷一《总叙》中谈到黔南地区的民性时就指出“大率质野少文，纤啬而重利”。期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采风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了贵州人生活的极度贫困，另一方面也深切体会到了保留在这民间世俗文化上的淋漓的生命元气。通过近代报纸我们可以看到，在报刊开拓的公共空间下，社会各阶层虽然始终处在军阀混战的生活困境中，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切照旧。
学校照常开学，商店、药店、书店、报馆照常营业，他们关心战时局势，抨击社会丑恶现象，也可以在“外国要闻”中看看“西洋镜”，在充斥着沉重的税赋、盗抢现象严重、物价飞涨的社会夹缝中活在当下，努力生存。文化特征其三:通道文化贵州作为一个存在、被发现缘于“通道地位”。就地理区位来说，贵州处于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隔河相望。巴蜀与两广的交通势必要经过贵州，湖南通往云南也要从贵州经过。南来北往，东进西出都以贵州为喉襟，这就决定了它在西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尽管秦始皇一统天下，但古夜郎的“自雄一隅”尚无人知晓。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力强盛，这才有了“开三边”这样向外扩张的举措。因要剪灭南越王，需“浮船牂牁江”，夜郎被发现。为了打通巴蜀与夜郎的通道，唐蒙“发巴蜀卒治道”，史称“南夷道”，从此打破了夜郎与中原隔绝的状态。汉代在夜郎地区建立了牂牁郡，因夜郎地区既是巴蜀通往南越的桥梁，又是通往滇国、开辟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其后的诸葛亮南征、魏晋六朝设牂牁、建宁、兴古三郡、隋唐设经制州、南宋在贵州进行“川马”和“广马”的交易，至元朝开通滇黔驿道，都显示了贵州作为“通道”的重要性。
贵州单独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意义出现，是在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立贵州布政司(成为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之一)开始的。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划在全国也还是比较早的，不但早于东北和西北，就连湖南、湖北当时也还未从湖广布政司分出来。其后的清代十八行省有贵州，民国二十八省有贵州。之所以在多山、贫瘠的贵州建省，明代史学家郭子章在《黔记》中将原因一语道破:“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广，流水涵渟，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藏戍岁给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贵州是中原通向西南边陲的要道，历代封建王朝要扩大疆土巩固边陲就必须打开贵州这个通道。从战略角度讲，无论“攻”与“守”，贵州的战略地位都非常重要。明代地理历史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中写道:“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也。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襄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飘驰葭明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禁吭且为我所益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曰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明朝统治者通过派重兵驻扎、沿驿道设立卫所、建立都指挥使司直至建立布政使司，牢牢控制了贵州这个战略要地，以平播和奢安两大事件震动西南。
通道地位使贵州改变了过去闭塞的局面，中央王朝开始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中原各地的文化开始源源不断输入贵州，给贵州文化带来新的质素。农业、手工业、商业、矿业、建筑、交通等都获得长足发展，教育也获得新的生机，全省各地在和期间，纷纷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以新知识和新思想开启民智。光绪末年，贵州还办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工业青溪铁厂和文通书局，在古老的驿道上也出现了民间运输与邮寄。有了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支持，贵州在20世纪初追赶上了国内第一波办报热潮，也为贵州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无以替代的新媒介，开拓了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当然，仍然要看到通道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改变着闭塞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民众遭受着因通道便利带来的“鸦片烟祸”等人为灾祸。在中国近代史上贵州是鸦片烟祸的重灾区之一，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军阀和官吏是造成烟祸的元凶。贵州军阀不仅通过强制人们种植鸦片、贩卖鸦片获取巨额军饷，而且军队中的士兵也普遍吸食鸦片烟。底层民众吸食鸦片更是常常将整个家庭拖入崩溃的边缘，贵州籍作家蹇先艾、寿生等在他们的乡土小说中对鸦片烟祸都有生动的文学描述。文化特征其四:边缘文化当代评论家陈思和说过这样的话，传统有大小之分。“大传统是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的背景是国家权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能力，所以常常凭借权力以呈现自己(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包括钦定史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并通过学校教育和正规出版机构来传播。而小传统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它的活动背景往往是国家权力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控制力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就文化形态而言，它有意回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事实，更多的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族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5］这里所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也就是正统文化与边缘文化。上世纪初，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贵州文化无疑属边缘文化。贵州的边缘文化具有双重边缘性的特点。相对于中心地区，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环境来说，都常常是边缘的边缘。由于地处偏僻、山高路险，中央政权往往鞭长莫及，通常会采取羁縻政策或“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来实现统治。#p#分页标题#e#
现代文化范文6
关键词 《西游记》 《幻想西游记》 戏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戏仿（parody）一词源于希腊语，最早是戏剧的一支，也是后现代主义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不同学者对于戏仿有着不同的定义。《牛津英语词典》中将戏仿解释为“模仿，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著名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戏仿是对于原作品再编辑、再构成等跨语境下的综合模仿中所体现出来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戏仿作品在与原文本相似的形式结构下表达了不同的主题，对原文本进行反转或颠覆性的再创作。在现代社会中，戏仿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以更加多元化的面孔出现。它可以脱离原有的价值观并向其挑战；它可以通过想象力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它也可以只是一次对于新创作的尝试；它甚至可以是单纯为了娱乐大众而进行的搞笑。
古典小说对于现代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素材。古典小说中这些熟悉的故事情节不仅可以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区别戏仿所产生的与原小说的不同之处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自然不会例外。
《西游记》自传入韩国之后，一直备受韩国各个阶层的喜爱，不仅对韩国的古典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也仍然影响着韩国的现代文化。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西游记》已经不单纯是一本古典小说，它更是与时代相结合，在不停的变形中体现出了每个时代的文化和变化。动漫可以认为是《西游记》与时代相结合的最佳体现。由于动漫这一形式给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来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限制，可以通过反转、颠覆等手段进行再创作，所以成为了戏仿最佳的体现空间。韩国动漫中《幻想西游记》（）可是说是对于《西游记》进行戏仿的代表作。
《幻想西游记》是由韩国著名漫画家许英万的作品《Mr.孙》改编而成的动画片，1990年由kbs电视台开始播放，共有5季。它在故事主线上仍然延续了《西游记》原著，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去往西天的故事，但是除了主线和人物不变以外，背景和情节上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和原著已经完全不同。这种带有时代感的戏仿的模式使得《幻想西游记》在韩国自播出以来就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很多年轻人是通过这部动画片才开始对《西游记》产生兴趣并开始去了解《西游记》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戏仿的案例，《幻想西游记》在拼贴这一技法上是非常成功的。拼贴（pastiche）是戏仿的方法之一，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换届。它否认整体性、条理性和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沌而沾沾自喜。”①
在《幻想西游记》中，孙悟空不再是英姿飒爽的美猴王，而是变成了一个身材矮小，大大咧咧，活泼可爱的小猴子，头上的金箍变成了头盔，身上的虎皮裙变成了带有（下转第30页）（上接第27页）超人S标志的紧身衣。尽管是一只猴子，但是非常讨厌被别人叫做“猴子”，在片中大家对他的称呼更多的则是非常有现代感的“Mr.孙”。动画片中虽然延续了原著里孙悟空活泼乐观的形象，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主义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儿童性、娱乐性的色彩。唐僧在《西游记》原著中是一个善良仁慈、相貌白净的和尚，手无缚鸡之力，性格懦弱，经常不能够明辨是非。而在《幻想西游记》中，唐僧变成了一个中年长者，不再骑着白龙马，而是开着一辆越野车，善于躲避妖怪的攻击，以世界和平为己任。由于生性热爱和平，在少林寺中学习武术的时候，故意只学习防守而不学习攻击。猪八戒虽然仍然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猪头人身的形象，但是服饰与原著中有很大不同，不仅戴着墨镜，还有辆摩托车，手上的九齿钉耙也变成了威力强大的火箭炮。猪八戒对孙悟空说话时特有的口气“”也成为了播出期间最火的流行语，受到了韩国青少年的追捧和模仿。
沙悟净的形象变化是最大的一个。原著中对于沙悟净的描述是“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对攒露白藤，顶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这个原本带有些恐怖色彩的形象在《幻想西游记》中被完全颠覆了。沙悟净变成了一个穿着紫色斗篷，喜欢吃炸酱面，拿着小榔头作为武器的可爱的小妖精，他的身体可以像橡胶一样拉长，在第四季中手里的武器还变成了一瓶杀虫剂大小的喷雾器。这是一个有点听觉障碍的沙僧，因为经常听不清别人说的话而闹出很多笑话。这样一个滑稽的，带有搞笑色彩的人物形象在韩语中不仅成为了没有耳性一类人的代名词，也成为了韩国搞笑喜剧界的经典题材，沙僧的一系列荒谬的笑话不仅成为了当时热门的流行语，直到播出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韩国娱乐节目当中还经常能够见到以此为素材的笑话。
另外，《幻想西游记》中妖怪的形象也有所改变，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西方民间故事中的巫婆等等都曾出现在师徒四人去往西天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