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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范文1
一、基本估价。
经过调查，我们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实施一年来，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在加强学习宣传培训，强化治安管理措施，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人民警察行使职权，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县社会治安稳定和政治安定，为建设“两个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主要表现在：
1、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县公安局非常重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学习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一是加大学习培训力度，提高民警的执法能力。由县局统一购买《治安管理处罚法》单行本和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做到人手一册，要求全体民警认真自学。精心编制考题，局统一组织闭卷考试，并组织全体民警参加台州市《治安管理处罚法》考试、知识竞赛以及人民警察岗位执法资格考试。组织收看电视讲座，邀请市局专家专题辅导，力求准确、全面把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背景、原则、特点和应注意的问题。举办派出所兼职法制员、治安民警培训班，以民警亲自办的案，亲手组的卷为教材，剖析问题，查找原因，整改纠正，做到“以案说法，执法点评”。通过学习培训，基层一线办案民警的执法能力得到提高，能基本适应《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要求。二是加强社会面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组织民警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区，根据流动人口、暂寄住人口、中小学生等不同群体，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教育。开展警民恳谈，结合群众意见建议进行宣传，教育广大群众自觉遵守《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仙居电视台开辟《仙居警视》专栏，及时报道违法典型案例。三是邀请县人大常委会张海平副主任发表《治安管理处罚法》电视讲话，号召全社会学习该法，遵守该法，力促该法家喻户晓。
2、强化治安管理措施，及时查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一是全力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以命案侦破和打黑除恶为龙头，集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治理整顿统一行动，始终保持对违法犯罪活动主动进攻态势。20__年移送560人,劳、少教18人。二是全力整治突出的治安问题。开展了赌博专项整治、危险物品专项整治、宾馆等公复场所的专项整治活动，强化正常性的治安监管。20__年3月1日至20__年2月28日，县公安局共受理治安案件1885起，办结1370起，其中局裁366起，所裁417起，调解587起，在局裁案件中，查处了894人次，其中警告16人次，行政拘留284人次，罚款461人次，收、追缴133人次，76.35万元，有力的打击了各类违法行为，维护了社会的治安稳定。三是全力开展维稳工作。妥善处置了25起非正常死亡案件，化解了28起，积极做好节假日、重大节日和景区的稳定工作。四是全力打拼“三基”工程建设。从抓
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入手，切实加强对暂住人口和出租私房的管理，夯实治安管理基层基础工作。去年新登记暂住人口8560多人，比前年同期增长4倍，登记出租私房3959家，比前年同期增加3800家。为使警力向一线倾斜，积极探索警务机制改革，设立警务室，提出“品牌”建设口号，要求每个所、队做到专案经营，努力提高公安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3、严格办案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县公安局比较注重办案程序，努力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办案质量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提升。一是要求民警树立“四种意识”，即树立证据意识，克服过分重口供的现象；树立程序意识，坚决防止程序违法；树立时限意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树立人权意识，避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求民警做到“四个能够”。即能够熟知常用条款，杜绝执法不知法；能够正确适用法律条文，杜绝执法中的随意性；能够按要求制作法律文书和整理卷宗，杜绝执法粗糙；能够熟练运用法言法语，杜绝执法用语不规范。三是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监督机制，选聘兼职法制员，强化对民警执法办案的事前、事中监督；建立健全执法档案，由法制部门对每起治安案件严格把关；实行每月一次的执法质量考评，考评结果全局通报。据了解，《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一年来，共有3起治安案件当事人向县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其中2起维持原裁定，1件不予受理；7起治安案件当事人向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经复议，全部维持原裁定。共有起6起治安案件当事人向县人民法院提讼，县人民法院均维持原裁定。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为正确贯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县公安局和广大公安民警做了大量工作。但与法律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还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并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宣传教育还不够广泛深入，实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变动较大，扩大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增加了处罚的种类，大幅调整了罚款处罚的幅度，明确了公安机关及民警办理治安案件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进一步完善了处罚程序。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知法、懂法、守法能力。但从检查情况看，宣传教育还不够广泛深入，广大群众对哪些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受到什么惩罚知之甚少，宣传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实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一些部门单位的治安保卫人员、许多乡镇、街道分管政法的领导和从事政法工作的人员都不清楚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内容，特别是农村的宣传教育还存在不少盲区。
（二）部分民警的执法理念有待转变，证据意识、时限意识、程序意识、人权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旧条例相比，把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增加了处罚项目和种类，专章规范警察办案，减少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对公安民警的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检查情况看，部分民警的执法理念还没有完全转变，在具体办案中，证据意识、时限意识、程序意识和人权意识还不够强。一是及时取证意识不强。一些民警在处警时不取证先调解，待调解不成想取证时，有些证据却无法取得，导致案件不能及时了结。二是时限意识不够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办案期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但在检查中发现，办案超期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治安案件都超过了法定的办案期限，一些需要延长期限的案件，也没有按照规定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而是由县局领导批准就延长了，没有严格依法办事。三是程序意识还不够强。重实体、轻程序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如在制作笔录时有时没有全部告知被询问人权利，告知送达不规范，有的治安拘留没有释放回执等。四是人权保护意识还不够强。在传唤、询问、检查治安处罚当事人时，有时存在侵害治安处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象。如传唤治安处罚当事人后，有时不能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等。
（三）执法行为还不够规范，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执法的随意性还比较大。如仙公处罚[20__]64号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件，民警于20__年2月16日就已查清顾某非法运输、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并对顾某进行了询问，固定了相关证据，却于同年3月13日为顾某出具了“自首”材料。另外，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情节严重”、“情节轻微”、“赌资较大”等无法做统一的具体规定，而地方立法机关又没有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导致公安机关在具体办案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不同的办案人员对情节相同的案件在处理上会有很大的差别。如第七十一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由于没有具体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导致案情相类似的当事人，有的被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有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是执法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倾向比较严重。如在处理赌博案件时，有的执法单位在收缴和追缴上做文章，出现罚款500元，而追缴数千元、上万元的情形。有的在作出罚款500元、并处治安拘留的决定后，为了能顺利执行罚款和追缴非法所得，甚至不执行治安拘留的处罚。从抽查的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只执行了罚款，没有执行已经作出的治安拘留处罚。（如仙公处罚[20__]377号）三是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治安案件数量还比较少，也没有出现被变更处罚决定的案件。但从检查情况看，办案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如有的治安案件询问笔录中没有询问人签名，有的案件只有一名承办民警。有的案件适用法律不当，如仙公处罚[20__]420号，该案发生在20__年9月4日，《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正式实施，但公安机关没有适用该法，而是适用《浙江省严禁活动的规定》。法律文书制作还不够规范。有的处罚决定书上多次使用“校对章”，有的处罚决定书没有加盖单位公章，有的未附保证人身份证明。有的案卷整理归档不规范，装订顺序比较混乱。
（四）基层治安管理工作还比较薄弱，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取消暂住人口收费后，有关部门对全县流动人口以及其中的高危人群，情况不明、底数不清。一些乡镇、街道、村（居）对流动人口管理缺乏具体明确的职责、任务和有效的办法，导致流动人口管理处于失控状态。二是对出租房屋管理还不够到位。我县有大量的出租房屋没有登记，即使登记的出租房
屋，对承租人的登记也不全面规范，有些只登记了姓名，没有登记身份证号和地址；对房东缺乏有效的管理，没有进行业务培训。三是技防投入严重不足。由于经费原因，在社区街道、居民区的重要路段、重点部位、部分网吧、废旧物品收购点、部分宾馆等无法安装监控设施，销赃渠道难以切断，导致对犯罪分子形不成有效震慑。四是特种行业、网吧等公复场所的管理难以到位。网吧、宾馆、酒吧等一些娱乐场所是违法犯罪的多发地，但其管理涉及工商、消防、文化、公安等多个部门，由于多头管理，各部门形不成打击的合力，管理难以到位。
（五）警力不足、经费紧张、装备落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法的正确实施。从检查情况看，我县现有警力还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特别是基层一线派出所，既要承担正常的警务工作，又要做好第二代身份证换发、基础信息采集、配合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等非警务工作，警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另外，我县公安机关经费十分紧张，有时连民警的出差费也不能正常报销；办公条件较差，白塔派出所仍在使用二十多年前建造的房屋，许多办案单位都临时租用民房，以解决办公用房不足。为了维持正常办公和改善办公条件，执法单位查办赌博、等能带来收入的案件积极性较高，甚至刑警中队、网监中队也去办理赌博案件，而办理其他不能带来收入的案件积极性相对较低，影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正确实施。
三、几点建议。
（一）要进一步加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宣传教育的实效性。《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一部法律，也是一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律，要充分认识正确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重要性，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宣传教育纳入“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内容，充分利用司法行政机关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宣传网络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宣传教育活动。要不断创新和改进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方式方法，采用以案说法、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案例来教育群众，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努力增强宣传教育的实效性，切实增强公民自觉遵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意识，积极营造贯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要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一是要进一步增强证据意识、时限意识、程序意识和人权意识。要树立取证优先意识，在处警时要先固定证据，防止取证不及时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要增强时限意识，询问查证的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不超过24小时；普通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不能超过30天，案情重大、复杂的，要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方可延长，切不可为贪图方便省事而不履行法定程序。要增强程序意识，做到实体、程序并重。要增强人权保护意识，自觉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民警11项禁止性规定，正确理解未成年人、70周岁以上老人、怀孕、哺乳期妇女等治安案件当事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规定，询问时应当全部告知被询问人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及时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告知传唤的原因和处所。二是要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在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前，要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统一、规范确定“情节严重”、“情节轻微”、“赌资较大”的实际情形，努力减少执法的个体差异性；要严格执行生效的处罚决定，对罚款并处治安拘留的处罚决定，在执行罚款的同时必须严格执行治安拘留，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安机关的权威性；要严格对“自首”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认定，杜绝执法的随意性；要规范追缴、收缴行为，努力纠正执法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倾向。三是要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要准确理解立法本意，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提高法律文书制作水平，增强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提高认识，进一步规范案卷归档管理工作。
（三）要进一步强化治安管理职能，加强社会防控体系建设。《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的法律，也是一部规范公安机关及其民警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的法律。因此，公安机关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要求，进一步强化治安管理职能，加强对治安形势的分析和治安状况的调研，依法及时受理治安案件，加大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枪支弹药和民爆物品管理，全面清除治安安全隐患；加强娱乐服务场所管理，严厉打击、赌博、吸毒贩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加强对流动人口和重点人口的管理，重点打击盗窃、销赃等违法犯罪行为；积极开展网吧、学校周边环境等突出治安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以查处促稳定。同时，要以“三基”工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社会防控体系建设。加强警务室建设，使民警真正深入社区，和村（居）治调组织一起做好外来人口、纠纷调解、排忧解难等工作。加大技防投入，在县城主要街道、居民区出入口、商店内外、单位办公场所安装高清晰监控装置。加强人防措施，不断探索完善警民联防制度和义务治安防范工作，努力降低发案率。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四）要进一步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观念，切实加强思想政治作风建设。要始终把政治建警放在首位，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切实转变执法理念，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要求上来，切实承担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职责。二是要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公安民警的业务技能素质。要认真贯彻落实《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采取集中封闭方式，继续深化岗位练兵活动，不断提高民警的体能素质和实战本领；要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强民警的业务知识培训，聘请上级领导、业务骨干、专业教师授课，努力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要积极推进科技强警战略，大力实施人才战略，着力提高公安工作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公安民警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三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队伍廉政建设。要建立和完善民警思想状况定期研判、谈话诫勉、重大事项报告、督查、责任追究等制度，严肃查处民警违法乱纪案件，积极探索队伍教育、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民警违法违纪问题的
发生。要进一步完善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度，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公安队伍。
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范文2
关键词:扒窃;携带凶器;罪刑相当原则;以人为本
2011年5月,犯罪嫌疑人刘某在江西景德镇菜市场扒窃得小布包一个,但包内没钱而仅有缝纫用具,正欲离开时被民警挡获,后被检察院决定逮捕;2011年5月,马某在成都市某菜市场水果摊附近,趁被害人不备,用随身携带的镊子盗走其1.5元,后被抓获。该案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到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审查,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六个月。[1] “零窃取”被捕案与“一块五”案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出现的两个极端案例,这两个案例提出一个问题:零窃取也构成犯罪,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法定刑也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扒窃被害人但“零窃取”的危害性就等于砍断被害人一根手指(轻伤)的危害性?无论如何这种结论都令人无法接受。那么,扒窃入刑到底是否需要情节限制?还是真的零窃取也构成犯罪?广安市人民法院的刑事法官同样也面临此种困惑。[2]
一、扒窃入刑是否需要以携带凶器为前提的争论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考察该规定,会发现“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一表述由于顿号的使用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携带凶器”既修饰盗窃,也修饰扒窃,即扒窃入刑需要以携带凶器为前提;第二种解释,认为“携带凶器”仅仅修饰盗窃而不修饰扒窃,即扒窃入刑不需要任何情节限制,即使没有携带凶器、即使“零窃取”也应认定为盗窃罪。
(一)否定说:扒窃入刑不需要以携带凶器为前提
否定说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因为 “扒窃一律入刑”、“扒窃零窃取也构成犯罪”等字眼频繁出现在各种新闻媒体上,似乎司法实践的一致做法就是扒窃入刑不需要以携带凶器为前提。否定说的支持者倾向于认为,扒窃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扒窃犯的人身危险性都比普通的盗窃要高,主要包括如下理由:[3]首先,扒窃发生在公共场所,公共场所的高流动性、高密集性、陌生性决定了扒窃的社会危害性明显重于一般的盗窃行为;其次,扒窃案件侦破难度大,挽回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几率低;再次,扒窃案件的秘密性仅针对于被害人而言,针对于其他群众而言甚至是明目张胆的;第四,扒窃针对的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因而对人身的威胁更大;第五,扒窃往往是惯犯,因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高;第六,扒窃作案的群体性特征明显,多为结伙作案。
(二)肯定说:扒窃入刑应当以携带凶器为前提
相对于否定说而言,肯定说的支持者非常少见。司法实务界一些人士对“扒窃一律入刑”的观点仍然存在疑虑,虽然未明确表态支持肯定说,但其做法却表明了对否定说的反对。例如,据正义网报道,成都市青羊区检察院列出了扒窃批捕的条件:(1)扒窃要数额较大,目前掌握为500元人民币起限;(2)扒窃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应有其他严重情节,行为人是流窜作案、吸毒人员或无法查实其真实身份的;曾因盗窃被行政、刑事处罚的;查实为有组织、培训机构或不报真实姓名等无正当职业以扒窃为生的;二人以上团伙作案的;扒窃时携带作案工具或凶器的;扒窃时被发现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抓捕的;扒窃对象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的等。(4)成都市青羊区检察院的批捕条件虽然并未表明支持“扒窃入刑应当以携带凶器为前提”,但其做法却明白无疑地发出了一个信号:扒窃入刑必需有情节限制。
二、扒窃入刑应当以携带凶器为前提的进一步论证
笔者认为,扒窃行为如果数额较大,则构成盗窃罪;扒窃行为多次实施,也构成盗窃罪;但如果扒窃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又没有携带凶器,则不应当认定为犯罪。就此,笔者将展开进一步详细的论证。
(一)扒窃入刑不以携带凶器为前提,违反犯罪概念
刑法第13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被储槐植教授总结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具有定量因素,其正面意思是指社会危害大到一定程度才是犯罪。[4]犯罪概念具有定量因素的表述得到了刑法学界的普遍认可,已经成为共识。“我国法制以社会危害程度为轴心把行为分为犯罪、需要劳动教养的罪错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刑法只管辖犯罪。”[5]我国社会治安采取三级制裁体系:刑罚、劳动教养、治安处罚。劳动教养一直在讨论规范化、法治化改革,此处不再详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可见,盗窃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还可以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将扒窃行为不区分情况一律入刑的理解,吞噬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三层次制裁体系变为一层次制裁体系。
综上所述,将扒窃不区分情况一律入刑的观点,不符合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概念,也与我国现实中刑罚、劳动教养、治安处罚三级制裁体系不符。
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范文3
一、禁止令制度的性质定位
刑事禁止令是司法机关为了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根据罪犯的犯罪事实，对罪犯提出的消极的不作为要求①。对于刑事禁止令制度的性质，学界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现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加以分析探讨：
（一）特别义务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刑事禁止令的实质是人民法院为了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通过综合考量罪犯的犯罪事实、操行表现、生活环境、悔过程度等要素，依法作出的对罪犯在管制刑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内所必需遵循的义务的规定。其依据是刑法第三十九条、刑法第七十五条已经对罪犯在管制刑执行期间与缓刑考验期间内必须遵循的义务作出了明确界定，而刑事禁止令是法官根据法律授权，结合罪犯具体情况，在被执行管制及处于缓刑考验期内的罪犯所必须遵循的基本义务的基础上，再设定一定数量和内容的特别义务。即刑事禁止令是对刑法所规定的被执行管制或处于缓刑考验期内的罪犯所必须遵循的义务的补充规定，是对其在管制执行期或缓刑考验期内所必须履行义务的增加和强化。
（二）附属强制论
刑事禁止令不属于独立的刑种或刑罚执行制度，而是依附于管制或缓刑而适用，是对非监禁刑具体执行方式的创新。即依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只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才是刑事禁止令的适格对象。因此人民法院只能对被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不能对被判处其他刑罚的罪犯适用禁止令，亦不能独立适用禁止令。由此推知禁止令具有附属性。同时依据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若罪犯违反管制刑中的禁止令，就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接受行政处罚。若罪犯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禁止令，一般情况下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则应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因此可见，刑事禁止令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综合刑事禁止令的附属性和强制性，得出刑事禁止令的本质是一种附属于管制或缓刑的强制措施。
（三）保安处分论
这种观点强调刑事禁止令所具有的预防功能。“保安处分” 一词起源于大陆法，即“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以人身危险性为适用基础。通过矫正、感化、医疗等方法，改造适用对象，消灭人身危险性，预防犯罪的特殊措施。”其适用的对象不仅限于有犯罪行为的人，也可适用于违法或有严重持续不良行为，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依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人身性保安处分和财产性保安处分，人身性保安处分又可细分为剥夺自由的保安处分，如强制禁戒、收容矫正，以及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如禁止出入特定场所、禁止执业等。财产性保安处分，如没收物品、善行保证等。从措施的严厉性的角度分析，保安处分的严厉程度显然比不上刑罚，即采取与当事人不法行为或不良行为相适应的程度较轻但具有一定严厉性的惩戒手段，对其行为进行强制矫正，促进当事人学习生活技能，养成良好操行，最终达到预防当事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目的。
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刑事禁止令以预防功能为主，兼具惩戒功能，是行政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复合体。原因在于现行法律规定的违反禁止令的差异化制裁模式③：上文已提及刑事禁止令分为管制执行期间的禁止令和缓刑考验期间的禁止令，而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违反刑事禁止令，根据现行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由负责执行禁止令的社区矫正机构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的规定处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禁止令，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处理方式与在管制期间违反禁止令一致。若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则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而“情节严重”主要是指三次以上违反禁止令、因违反禁止令被治安管理处罚后，再次违反禁止令以及违反禁止令，发生较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因此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管制执行期间和缓刑考验期间违反禁止令，其法律后果是不一样的。在管制执行期间违反禁止令，无论次数多少，是否属于处罚后又再次违反，以及是否因违反禁止令而发生较为严重危害后果，在所不问，均只能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由公安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而不可能产生加重原判管制刑罚的法律后果，亦不能由人民法院变更原有的禁止令，作出新的更为严厉的禁止令。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禁止令，除产生行政法律后果以外，还有可能产生刑事法律后果。即现行刑法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管制执行期间违反禁止令的行为，以及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禁止令的行为，规定了差异化的制裁模式。
二、 刑事禁止令制度的法理依据
刑事禁止令这一制度设计的法理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刑个别化理论的实践
刑事禁止令制度是“行刑个别化”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典型体现。意大利著名法社会学家菲力在他的著作《犯罪社会学》中曾指出，在刑事裁判中“必须从心理学角度把某个抽象的条例适用于活生生的人。因为刑事法官不能将自己与环境和社会生活割裂开来，成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机械性的法律工具。每一个刑事判决对人的灵活鉴定都取决于行为、行为人和对其起作用的社会情况等，而不取决于成文法。④”从矛盾论的角度 ，即强调不同的事物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具体应用到刑事审判领域，就表现为每个犯罪分子的生活经历，家庭环境，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有的是因为好逸恶劳，不肯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生活而犯罪，有的是因为沾染了不良的习气，如吸毒、酗酒等，而走上犯罪道路。行刑个别化理论理论主张以罪犯人身危险性为核心，坚持个别预防原则，区分每个罪犯的不同情况而“对症下药”。而在刑事禁止令制度中，禁止令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个别化”，即由法官依据具体的当事人的犯罪事实、操行表现、悔罪态度，基于当事人的特点确定出有针对性的与刑罚相区别的强制改造方法，即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来弥补法律一般性、一刀切的不足，达到消灭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预防其再次犯罪，最终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二）强制犯罪分子远离诱发其犯罪的环境
前已述及，人民法院适用禁止令的对象为被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管制和缓刑均适用于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分子。为了更好的改造此类罪犯，刑法为其规定了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看守所、监狱等犯人集中的羁押场所多发的因与其他犯人相互交流犯罪经验，造成“交叉感染”现象。一方面对于此类罪行相对较轻的犯罪分子，使其能够不至于因接受改造而脱离社会，同时不远离家人、朋友，便于在家人、朋友的关怀与劝导之下弃恶从善，表现出了现行刑法在制度设计中宽严相济的一面。但为了有力地约束此类未采用监禁方式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避免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粗放化⑤”现象，使其无法“逍遥监外”，则有必要强化对其监督和制约，刑事禁止令制度无疑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三）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上文中已提及被判处管制并适用禁止令的犯罪分子，在管制执行期间违反禁止令，则只面临行政处罚，不可能面临刑事处罚。而被宣告缓刑并适用禁止令的犯罪分子，如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则会面临刑事处罚。如果我们从这一法律规定入手，探究其背后的法理原因，则要从现行《刑法》关于管制和缓刑适用对象的规定中寻找答案。管制是中国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方法，适用于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不需要关押的犯罪分子。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不超过3年。而依据现行《刑法》的规定，缓刑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因此相较而言，从根本上说，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所犯罪行比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更加严重，因此法律在量刑上对其进行了更加负面的评价。但因其犯罪情节并不恶劣，悔罪表现较好，人民法院为了更好地对犯人进行改造，对其适用了缓刑的刑罚执行方式。因此当管制犯和缓刑犯分别被人民法院适用禁止令时，则应区分情形，对于所犯罪行相对较小，原判刑罚相对较轻的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违反禁止令的行为，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而对于所犯罪行相对较大，原判刑罚相对较重的缓刑犯违反禁止令的行为，则依据情节的不同分别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或者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即对所犯罪行相对较重的缓刑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就有可能被收监执行，从而强化了震慑作用。《刑法修正案（八）》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禁止令的这一制度设计，切合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司法裁判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刑事司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的生动体现，具有合理性与生命力。
三、刑事禁止令制度的价值探究
价值，《辞海》中将其解释为“泛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关于刑事禁止令制度的价值，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 强化教育功能，突出人文关怀
通过将刑事禁止令与管制、缓刑配合适用，强化非监禁刑的教育功能，体现对罪犯，尤其是未成年罪犯的人文关怀。前文中提到刑事禁止令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而现行刑法对这两类罪行较轻的罪犯都规定了监外执行的刑罚执行方式，且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管制、缓刑多适用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因此《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被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罪犯适用禁止令，其重要目的即是考虑到了司法实践中管制、缓刑多适用于未成年犯的情况，通过将禁止令与管制、缓刑相配合，一方面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惩治原则的角度出发，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尽量避免使用刑期较长、方式较为严厉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刑事禁止令强化了对自控能力较差的未成年管制犯、缓刑犯的行为约束，注重将非监禁刑的教育作用落实到位。
（二） 对“开放式处遇”刑罚执行方式的完善
刑事禁止令制度是对我国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创新，是对“开放式处遇”刑罚执行方式的肯定和完善。“开放式处遇”是指“在人力、物力及防止脱逃设备方面，缓和限制强度，以对服刑人的自律心及责任感的信任为基础的拘禁形态⑥”，开放式处遇就是使行刑社会化，借助社会的力量对罪犯进行矫正，从而扩大罪犯的自由活动的空间。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有与他人正常交往并保持某种关系的愿望。因此“开放式处遇”刑罚执行方式有利于减少罪犯因为长期在羁押场所内服刑产生的“监狱化人格”，避免罪犯的压抑、焦躁情绪，保证罪犯不因长期在监狱中服刑而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相脱节，注重满足服刑人员对亲情、家庭的心理需求，发挥家庭成员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感化作用，因此对罪犯刑满释放后尽快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相接轨十分有利。
（三） 顺应世界范围内刑罚轻缓化的趋势
刑事禁止令制度符合世界范围内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是对近年来“经济刑罚⑦”思想的呼应。刑罚轻缓化，是体现刑罚人道性和不可避免的制刑、量刑以及行刑方面的宽容、轻缓的一种价值理念和制度取向，其效益价值在于节约国家刑事司法资源，节省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资源。由于国家需要建造大量监狱 等羁押场所和其他专门设施，安排部署众多专门人员对服刑的罪犯进行监管，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保障监狱服刑人员的日常生活，从而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较为沉重的负担。管制或缓刑配合禁止令的方式，采取了开放性的监外执行制度，不需要为犯人建造监狱等专门的服刑场所，对罪犯的日常监督和管理由当地派出所、司法所即可进行，节约了大量的刑事司法成本，有利于促进对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
四、总结
禁止令与管制、缓刑配合适用，这一制度设计既切合了世界范围内的刑罚轻缓化、非监禁化的潮流，在保证犯罪分子不脱离社会的同时，又加强了对犯罪分子的监督和约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从消除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角度出发，防止犯罪分子再犯，有力维护社会秩序，切合了刑事法律规范预防犯罪的终极目的。随着各级人民法院和社区矫正机关对刑事禁止令制度的进一步实践，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禁止令的认识也将进一步深化，对刑事禁止令的适用和执行也必将更加规范与合理，刑事禁止令制度是我国对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分子所适用的刑罚执行方式的积极探索，是我国在保留原有刑种基础上对刑罚执行方式的有力创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刑事禁止令制度必将对依法治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⑧。
注释：
①刘武俊.禁止令让缓刑犯无法“逍遥监外”.人民法院报.2011年5月9日.第002版.
②张勇.禁止令：保安处分刑法化的试金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6）.
③《禁止令的法律性质及其改革方向》，110法律咨询网，2012年2月23日.
④菲力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陈帅.禁止令适用粗放化之现状与解决.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3（5）.
⑥张晓毅，曾莉侠.开放式处遇在我国的适用探讨——非监禁刑适用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12（30）.
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范文4
【关 键 词】行政程序/效率功能/时限
【 正 文 】
长期以来，法律多是从实体内容角度着眼于结果来规范行政行为。然而，由于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单单侧重于实体法的作法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于是行政程序法开始受到重视。行政程序法通过控制行政行为的过程来实现行政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其正义功能和效率功能上。正义和效率不可或缺，而效率是正义的必要条件，不讲效率又是我国行政实效低下的症结所在，因而强调效率功能对实现我国行政法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功能
行政程序法是重要行政程序的法律化，行政程序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及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从起始到终结的过程。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来看，行政程序表现为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及时限。行政程序具有科学性、正义性、合理性的特质，体现在行政程序法的一系列的具体制度上。行政程序法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设定了严格的规则。如行政公开，调查取证制度、告知制度、教示制度、回避制度等，使行政权力的行使被限定按法定的程序进行，防止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保护相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免遭行政权力的威胁和侵害。行政程序法的正义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效率功能却常被曲解。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指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这里所说的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不同于有些文章所说的“效率模式”，它不是指以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程序法立法的主要目标，更不是指先牺牲正义来提高效率。它在现有的正义——效率侧重基础上探求立法和执法中效率功能的最大化，举例来说，强调效率功能并不是要把原先的二审终审改为一审终审，而是努力从立法上配置使每次审都以最小消耗来完成的制度，并使之实施。对效率功能，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在其著作《行政法》中写道：“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看成是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自然正义规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摩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得其所。正因为它们主要是维持公正的原则，可消除苦怨，所以可以说自然正义原则促进了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这段话从行政程序“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及时实现公正，从而减少相对人利益损失等方面说明了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注：转引自孙笑侠《法律程序设计的若干法理》，《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
另外，行政程序法本身具备了提高行政效率的特质。行政程序来源于漫长的行政实践历史过程，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同类或同样的行为程序不断选择、改进”（注：谌中乐、王敏《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及其制度》，《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的结果。人们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设计了不同的行政程序，对同类行政行为根据其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程度设计了繁简程度不同的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警告或五十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五十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而其它的处罚则要适用“传唤、讯问、取证、裁决”的程序。如果前类处罚也适用后面的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投入的资源和成本将大大增加，行政效率自然就不高了。因此，行政程序法设计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离制度意欲使行政资源浪费最小化。
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还因为它的高度规范性和权威性。行政程序法作为独立于行政实体法之外的重要部门法，其本身凝结着正义要素(procedural jnstice)，这导致程序合理性即行政权力若依严格正当程序行使，那么这个结论就被认为是合理的，非经法定程度不被否定，即“制度设置 原则”(rinciple of institutional settlement)，这体现在行政行为的先定力上。因而行政程度法能使行政行为具有确定性、合法性和稳定性，一般一经作出就会产生法律效力，会被服从，这样就维护了行政权力，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以时限规定为例分析制约效率功能发挥的因素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由其具体制度来实现，其中时限制度最集中体现了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完成行政行为及相对人参与该行为的连续过程。这就必然涉及到行政行为完成的必要的时间限制。以行政许可程序为例，许可行为的各个阶段都涉及时限规定。首先，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提出。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30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次，行政许可机关应当及时受理许可申请。第三，对行政许可的审查应当抓紧进行。我国《外资企业法》规定对于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国务院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机关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90天内决定是否批准。最后，许可结果必须及时告知当事人，不得拖延或不予答复。
时限制度直接结合了行政效率和相对人的利益，各国行政程序法一般都在原则规定之外设专门规定。《澳门行政程序法》“在非官僚原则及效率原则”指导下规定了行政机关有“快捷之义务”。该法第57条规定“行政机关应采取措施，使程序能迅速及时进行，因而，应拒绝作出及避免出现一切无关或拖延程序进行之情事，以及应命令与促成一切对程序之继续进行及作出公正与适时之决定属必需之情节。”同时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期间与延期”。
我国现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中对时限规定也有所体现，但在立法上还是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效率功能的发挥。如行政处罚程序的期限仅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极少数行政法律规范中，而在《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范中没有时限规定。有时虽有规定但各个规定之间相互冲突，造成实践中难以执行的情况。《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前，对行政处罚没有统一的规定，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行为各个阶段作了相当多但又不尽一致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的规定，各法规、规章中和《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修改的内容仅限于行政处罚权的设定，相互冲突的时效规定仍各自有效。除此之外，不少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尽管有时限规定，但立法者经常回避违反此规定的法律责任或只是笼统地提及应“承担责任”而不规定依据什么承担何种责任。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公安机关违反6个月的规定应承担责任”。至于责任形式等没有具体规定，这种规定形同虚设。
公认地，立法完善至少应符合四条标准：一是出台及时，包括及时出台新法律法规和及时检查和修订原有法律法规。二是内容齐全。三是精神一致，实体法与程序法、同等级与不同等级法律法规和谐统一。四是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预期目的具体制度，最主要的是责任制度，因为权利的实现比权利的宣告更重要。根据这些标准，目前有关时限的规定无疑是不完善的，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行政行为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立法中缺乏预见性、超前性及法律条文简约、内容笼统、适应性不强是产生时限规定空白点及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不规定违反时限制度的法律责任的决定因素是偏向行政主体的立法思想，这样，必然导致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及行政资源的浪费。所以，立法上的欠缺是制约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充分发挥的因素之一。
三、充分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条件
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只有通过实现才具有实际意义，而要充分实现效率功能需要完备的外部条件及行政程序法自身在技术上不断合理化。
（一）外部支持
提高效率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是行政权膨胀，社会事务繁多而行政资源有限。“鉴于机关的财力总是有限，且通常不足以完成所有的法定职责，考虑行政程序的效率必不可免。”（注：盖尔霍恩、利文《行政法与行政程序概要》（中译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行政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又决定了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其他法及其他机关对行政效率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这一规定是行政程序法效率原则的宪法依据及对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最大支持。
提高行政效率的直接障碍是国家机关重复设置，职能重叠，利益竞争，责任推诿。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基本条件就是各机关分工，统一高效协调运作，避免职能重叠，尽量减少管辖权冲突，从而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畅通无阻。另外，行政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充分发挥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还要求相对人对行政程序法的利 益认同和文化认同。行为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心理观念作出选择的外在表现。心理观念不同，就会有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效率功能实现的程度也就有差异。提高相对人对法的认同程度，需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认同程度的提高，法实施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会更大。
（二）行政程序法的合理化
行政程序法本身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效率功能的实现，完善行政程序法是发挥其效率功能的内部条件，也是前提条件。在理想的情况下，具备如下特征的制度能以较小的人力、财力较快地实现管理目的：1、主体目标明确；2、行政过程步骤紧凑，简化易行；3、相应制度合理相互配合。体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主要制度有：时限、、简易程序，紧急处置，行政终局、复审不停止执行等等。
我国行政程序法确立“以公正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固然重要，但进行具体制度的构思和设计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以上主要制度我国行政程序法律文件或多或少都有规定，问题是如何使它们更加合理。第三部分分析了时限制度的不足，针对时限制度立法上的种种欠缺，当务之急是及时建立详尽的一致的时限制度。第二，明确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合理的作法是：可以取得权利的，超过合理时间，相对人自然取得权利；可以导致义务消失的，超过合理期限，相对人义务自然消失。同时对取得的权利及消失的义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保留审查权。对行政主体方面，违么了时限规定的行政行为是缺乏行政程序合法性要件的，属于步骤违法的情形之一，应当被变更、被撤销或重新履行。
体现效率功能的制度也亟待完善。制度指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或无法履行法定义务时，依法由他人代而为之，而该务及行政相对人权利。有关行政相对人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请求人转移及《行政复议条例》中复议申请人转移等等，最明确写明的是《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对行政主体的见于《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的委托规定及《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发生的前提是事务的主体具有可替代性，而使顺利进行的决定因素是人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
制度可以确保行政职权实施的连续性，适当分散行政主体的管理事务，减少行政失职，提高行政效率，制度还能使不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行政相对人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制度尤其是行政主体的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和实践中都不发达，究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行政水平总体很低，行政事务只能由专门的行政人员来管理，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的机关或个人不多。另外行政机关冗员，某一行政人员因故缺席一般不会导致某一职务行为中断，许多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所行使的职权是特权，拖延几天也是无可厚非的。二、对相对人来说，因为法律工作者的作用非常有限，大多数相对人认为只有躬亲才能放心。因此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多是被动产生，如相对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产生。
转贴于 完善制度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疏散行政机关冗员，确立首长负责下的行政人员“个人责任制”，使行政人员偶然无法或不能行使职务的行为对其产生不利后果，同时引导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从诉讼到非讼扩展。二是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必须明确规定的条件、形式、程序及责任等内容。
有待进一步合理化的制度还有不少，如听证程序，应增加事后听证的规定。如果行政处罚针对的事实属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实施而来不及事先听证，或者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失如罚款时，都可以由行政机关先作出并实施行政处罚，然后利益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要求举行正式听证。
四、结语
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之一，也是改变我国行政实效低下、实现行政法治的利器。然而，效率功能受到诸如立法欠缺、行政观念错误及行政能力不足等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去培育可能的外部支持力量，并不遗余力地完善行政程序法的具体制度。
参考文献
[1] 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 应松年．行政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 张乃根．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4] 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8．
[5] 张国庆编．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范文5
内容摘要：本文从家庭暴力这一在我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入手，分析其含义、特点，剖析了我国家庭暴力现象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法律角度阐述了其中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针对家庭暴力司法干预方面提出了几条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家庭暴力司法干预
论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
引言
家庭暴力作为我国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又是一名人民警察，我将要从法律方面探析这一现象。深入剖析其成因和特点，特别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提出建议。
一、我国家庭暴力现象的现状
相信有部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很多人都看过，它是我国首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视连续剧，剧中女主人公梅湘南和男主人公安嘉和结婚才不久，就不断遭到安嘉和施暴，被打的肋骨断裂，胎儿流产。这部电视剧在全国范围内热播，说明了家庭暴力现象已经受到人们极大关注。
家庭暴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同样也是全国性的问题。虽然，对于家庭暴力的状况，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竟有9000万个家庭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之下。我国家庭的离婚率为1.54%，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祸起家庭暴力。据了解，当前，我省家庭暴力发生率居于全国前列，家庭暴力在我省农村，特别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发生率较高；在城市，大多发生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和流动人口中。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夫妻之间，男性施暴者占95％以上，施暴者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调查总数的58％，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以上，农民，个体户和无业者占大多数。我省妇联统计显示：2005年，家庭暴力案件占婚姻家庭案件比例达到46.8％比上年升了20.8％。省妇联2004年对我省一所女子监狱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女犯的犯罪原因与家庭暴力有关①。
二、家庭暴力的含义，特点、危害及成因
（一）家庭暴力的含义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另外，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还采取了较为客观、严格的标准，没有把日常生活中偶尔的打闹、争吵理解为家庭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家庭暴力主体主要是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来说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家庭暴力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等；施暴者在主观上必须有实施暴力的故意；施暴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施暴者，要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一段时间持续发生的一般的伤害行为，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受害人给予保护，符合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的，要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责令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另外家庭暴力还具有暴力场所的特定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外界介入的困难性，受害程度的不可测定性等特点②。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
1、导致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
家庭暴力的最恶劣的后果就是夫妻感情破裂，家庭解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原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家庭的解体必然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反家庭暴力将成为全社会的口号。
2、对女性的危害
家庭暴力对女性最普遍，也是最直接的伤害无疑是对妇女身心健康的摧残，一方面，妇女在经常受到暴力后，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常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同时遭受粗暴的对待后，妇女精神上往往产生了障碍，种种痛苦的回忆常常伴随她们一生。使她们时时从恶梦中惊醒，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会引发女性犯罪，在妇女忍无可忍，求告无门的时候，往往选择最后一搏，将丈夫送进了地狱，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3、对未成年人危害
常常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幼小的身心受到伤害，今后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四）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思想上的原因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女子作为男子的依附品而存在，社会要求女子的便是“三从四德”延嗣宗族而已，婚姻更是关系女性一生命运和生死存亡的大事，婚姻，是妇女的苦难，又是妇女的希望；是妇女的囚牢，又是妇女的依靠。中国的女性往往视婚姻为唯一的归宿和目标，千百年来，婚姻如同一道坚强无情的铁索，拴系着妇女的身心，演绎着一幕幕扭曲变态的悲观离合③。我国现今社会仍存在封建思想的流毒，受传统价值观和不良习俗影响，家庭
暴力仍在发生。
2、认识上的原因
现今社会冷漠，宽容的态度是滋生家庭暴力的温床，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看成是“家务事”。在实践中，只有10%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报警，而且很多警察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的私事，不属于他们日常管辖范围，因而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受害者继续生活在阴影下。在我国，单位、居民委员会、邻里及亲友们对家庭暴力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极少认真过问。
3、经济上的原因
现今社会由于不公平的就业因素等原因，导致妇女争取到职位以及升迁的机会较少，因此经济无法完全独立，常处于从属被动的状态，受到伤害后也只能忍气吞生，我认为经济原因是造成家庭暴力事件居高不下最根本的原因。
4、受害人的态度
其一、受害人在家庭中往往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受到暴力侵害时表现之一就是默默忍受，同时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交织的利害关系也使相当多的受害人不敢反抗，逆来顺受，他们往往认为施暴者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如果自己对外宣扬或向执法机关告发，自己和家人的声誉也就全毁了，家也散了，为了这个家，能忍则忍了。其二很多受害人愚昧无知，她们因为文化水平低，受到暴力侵害不知寻求外援和法律保护，而是认为是自己命苦，命中注定，无可奈何，正是由于受害人的容忍和麻木，更加强化了被害人的角色，不仅不能让施暴者良心发现，停止危害，反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
5、法律上的缺陷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明令禁止家庭暴力，但相关法律仍有一定缺陷，该问题还将在下文详述。
三、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
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间有关家庭暴力存在问题的司法干预
美国规定：对施暴男人使用“禁止令”。警察有权将施暴者立即带入警察局予以关押或逮捕，并对受害妇女的伤痕进行拍照，以备日后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在紧急情况下，给受害妇女开具“保护令”，或给施暴者开具“禁止令”。“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威胁妻子、禁止伤害妻子、禁止靠近妻子（如妻子的汽车、住房、办公室）、禁止打电话与妻子联络，如果施暴者违反了禁止令，则很可能因违法而面临被指控。在挪威，在1994年修正案基础上，1995年1月1日，一项禁止施暴者进入特定区域、禁止其跟踪、探访或以其他方式与受暴妇女接触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修正案规定：受到暴力的妇女，即使还没有对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仍然可以得到保护。所以，现在，那些受到身体、犯、虐待的妇女可以通过申请限制令，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对施暴者限制令的实施也为公诉机关发现某一男性有可能实施威吓行为，提供了充足根据。加拿大的许多省份，都颁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如果妇女受到暴力威胁，随时可以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在没有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警察可以破门而入并把丈夫带走，限定一段时间内不许回家，以免其继续虐待妻子，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④。
（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
1、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已有很多涉及到了家庭暴力。
除了《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外，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条款，《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加入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以及“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另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山西、安徽、山东、辽宁、贵州、河北、海南、青海、甘肃等省、自治区制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有关条例、意见或办法。我们河南省也在2006年3月29日省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河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
2、我国司法干预存在问题
现行法律虽然对家庭暴力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但是存在许多缺陷，并且操作性也不强。缺陷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比较模糊，比如《婚姻法》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并未对家庭暴力作界定。在草案中，专家们比较倾向于联合国关于家庭暴力的新近定义：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虐待、、剥削以及其他有害于传统习俗的行为。二是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措施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具体的操作措施。虽然我国《宪法》、《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具体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对家庭暴力没有明确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比如，丈夫对妻子施暴造成身体损害，如果按照《民法》，妻子可以获得经济赔偿，但是夫妻财产一般都共同所有的，这就使得对施暴者的制裁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有了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共识，有了必要的援助和支持，才可以有效制止家庭暴力，防止各类家庭悲剧的上演。
四、对我国家庭暴力事件司法干预的建议
下面是我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方面几点自己的建议：
（一）推进立法完善
我国多项法律、法规中虽然涉及家庭暴力的问题，但还是应该有一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以及颁布司法解释或者修改政策，将家庭暴力行为明确纳入法律规范或司法活动调整的范围，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
（二）明确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义务
司法人员中对我国家庭暴力的定性、定量上认识不一，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家庭暴力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例如：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一些派出所以家庭纠纷不属其工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立案不及时，直接导致鉴定难。派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而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据有关统计，被调查的司法工作者普遍认为对家庭暴力应该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干预（辽宁省为74.8%，北京宣武区为72.5%），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在评价所在地区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现状时，近一半的人选择了一般，还有10%～15%的人选择了不力或很不力，而且学历越高、职位越高对家庭暴力处理的现状评价越低。大多数被调查者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认识不足和无法可依，这一结果也真实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⑤。
实践证明，法律的刚性权威对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应，司法机关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应当使司法人员明确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和责任，尤其是基层公安派出所处于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第一线，应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应该联手形成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向社会公众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家庭暴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有人担心，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将使警力发生困难因而顾此失彼。事实上，国外的成功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有效的干预将大大减少其发生率。如果现场拘留施暴者并对其提起公诉，使受害人再次遭其殴打的概率减少了一半；如果不对施暴者提起公诉，受害人往往会再次受到暴力威胁或殴打。
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针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方面也做了相关调查，有这样一种做法：《干预家庭暴力社区警务理念》，它改变了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单一做法，通过社区民警沉入社区开展工作，加强与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妇联等机构的合作，让社区民众了解警察、认同警察，警察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指导社区居民研究社区中的家庭问题，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改善居民行为方式；另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协助警方做好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邻里守望职能实现所达到的效果即为警力的整合，它依托社区基层组织，关注和培养社区居民的自助和互助,强调的是互动与共同参与，从而不仅使家庭暴力发生的隐秘性降低，使家庭暴力发生的信息动态化，而且使警察干预家庭的途径由被动的事后制止拓宽为主动的预防与制止相结合，缓解因警察单兵干预家庭暴力而导致的诸多不利，多机构、多层面干预行为的实现，使法律赋予受害人的社会救济与司法救济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较好地缓解了警力不足与家庭暴力多发性、反复性、当事人宽容性之间的矛盾，既可有效地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将家庭暴力防控于萌芽状态，同时又可使受害人短期与长期安全得以保障。建立这种多元化群防群治方式，构成了家庭暴力防控的常效机制，真正使家庭暴力防治成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它有效地拓展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空间⑥。我认为同时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报警求助时，应当迅速出警，及时求助，在受害人需要时，为其提供有关证据，对实施暴力危害的行为人，公安机关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触犯刑法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法立案侦查。
（三）改变司法人员观念，加强培训
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各种培训，特别是有关社会性别和家庭暴力干预的培训，使司法人员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彻底改变对家庭暴力认识上的误区，理解受虐妇女的困难和处境，掌握防治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工作原则、处理程序和方法等，更公正地审理各种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有效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综合治理，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法律意识，加大执法力度，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真正纳入正规化、法律化轨道，同时各部门也要积极探索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好思路，好办法，保障家庭和睦、和谐、稳定，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赵顺利：《制止家庭暴力110将出手》郑州日报2006年3月28日5版
②腾蔓：《家庭暴力的内涵及法律特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年1期
③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85页
④佚名：《论家庭暴力事件刑事司法干预》中国大学生网
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范文6
关键词：虚假信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二条将编造并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和故意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警情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一修改是从近年来出现的实际问题出发，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必要之举，但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如“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编造”、“传播”该如何认定，该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为何，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如何区分等等，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虚假信息的认定
我国现有的规制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由1997年《刑法》、2001 年《刑法修正案（三）》和2013 年“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解释》）组成。1997年《刑法》中的虚假信息犯罪主要适用传统空间，而《网络诽谤解释》则是专门为网络空间量身打造的。后者的出现，恰恰证明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在信息化时代的滞后。《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重头戏之一，就是对网络刑法规则的完善，其中也涉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立法问题。强化对侵害秩序型犯罪的打击力度是刑法修正案的一个重点，方式就是扩充“虚假信息”的范围。本条规定的主要特色之处在于两个方面。
（一）扩展了刑法规制虚假信息的范围。在虚假恐怖信息的基础上，将编造和故意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等四类虚假信息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打击半径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罪名体系中“虚假信息”范围过于狭窄的不足，这也意味着，刑法从过去的关注行为对象，转向为更加关注行为内容。
（二）《刑法修正案（九）》不但关注网络空间中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也关注传统媒体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实现了网上、网下的一体保护。信息时代的虚假信息传递路径多种多样，包括：网上发起、网上传播模式；网上发起、网下传播模式；网下发起、网下传播模式；网下发起、网上传播模式。在现实空间，受制于信息制造和传播的预先审查机制，依靠传统媒体实施虚假信息犯罪的情况只是偶发性的出现，这反过来又压制了传统媒体实施虚假信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多了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渠道，加之传统媒体也在进行网络化的改造，这就使传统媒体实施的虚假信息犯罪的危害性在信息化时代具有了被无限放大的可能性。针对信息时代的虚假信息犯罪，不但要关注网络媒体，也要关注传统媒体。《刑法修正案（九）》实现虚假信息犯罪的网上、网下一体保护，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犯罪所规定的虚假信息为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所谓险情，是指危险情况或境地，如房屋倒塌、施工塌方、交通事故等；所谓疫情，是流行性传染病的发生或蔓延情况，如H1N1流感、SARS、艾滋病、甲肝、肺结核等；所谓灾情，是指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造成的影响、损失等情况，如火灾、水灾、冻灾等；所谓警情，是指社会发生治安、犯罪等事件后，必须由公安部门出警来维护社会稳定的情况，既包括治安案件，也包括刑事案件。并非所有的虚假信息都能成为本罪的对象，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以外的其他虚假信息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二、编造、传播的认定
编造，是指虚构、捏造，既包括“无中生有”的完全凭空捏造，也包括对真实信息的部分修改、加工和歪曲；传播，是指散布、扩散，也就是向不特定或者多数人传达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现实中存在只在QQ聊天群、微信朋友圈里发送自己编造的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虽然信息的直接受众只是小范围内的特定人，但是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虚假信息有被分享和转发的可能性，放任这种情形的发生，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扰乱的，应当认定为本罪。从客观方面看，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只有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更严重后果的，才应被认定为犯罪。从主观方面看，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编造并传播的信息会引起危害社会的后果，或者明知是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传播它会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并且对此后果的发生是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如果行为人以为是真实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而传播的，则不具有主观故意，不应成立犯罪。有学者认为编造不仅包括捏造和歪曲，还应包括向特定机关或者单位告知的行为，理由是如果不告知特定单位和机关，编造是不会产生社会危害性的。结合本罪的规定，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一，从文义上看，编造并不能包含告知的含义，而传播则可以包含，传播对象的不特定性也表明其可以将公安机关包括在内，而且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大众造成恐慌和混乱。其二，从规定来看，《刑法修正案（九）》对本罪的表述由“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和“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两部分组成，由此可知单纯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不构成本罪。
三、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区分
除《刑法修正案（九）》之外，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行为的规定还见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和《消防法》第六十二条，与之相关的还有《网络诽谤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该条款将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纳入了对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要正确适用法律规范，必先做好罪与非罪的区分。毫无疑问，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犯罪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消防法》规定的一般违法行为的本质区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如果一个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法律就不会将其识别为犯罪并科处刑罚。因此，《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何理解和认识这里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造成严重后果”呢？这涉及到本罪属性的问题。有观点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解释为危险犯立法，而将“造成严重后果”一档解释为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还有观点认为这种表述表明该罪是结果犯，即行为只有达到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①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本罪应当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实害，而“造成严重后果”则应是结果加重的规定。对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网络诽谤解释》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具体到本罪，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看面，即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受众范围、波及面，这点可以从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转发量、点击量、浏览量等方面反映出来；二是看度，即由于编造和故意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而造成的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这点可以结合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延误时间等方面考虑。此外，在认定时既要看到对社会公共场所秩序的扰乱，也应将对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扰乱考虑在内。
四、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区分
（一）本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区分
一是从编造、故意传播的信息所涉内容进行界分。恐怖信息指的是能够使公众产生心理恐惧、造成社会恐慌的信息，主要包括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在破坏程度和恐怖程度等方面具有相当性的恐怖信息。②广义上而言，恐怖信息与警情有所交叉，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在客观行为上存在交叉。在现实生活中，诸如劫持民航客机，在车站、地铁放置炸弹，在公共场所投放生化毒物、放射性物质等信息既是恐怖信息，也是警情，从涵盖的范围上讲，警情包括恐怖信息，恐怖信息是警情的一个真子集。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警情行为增设为犯罪后，该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应当是法条竞合的关系，在适用时应当按照特别条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优于一般条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原则定罪处罚。如果被编造、故意传播的虚假警情属于恐怖信息，就按照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如果虚构的警情是、拐卖妇女儿童、销售伪劣商品等恐怖信息之外的信息，就按照本罪处罚。
二是从编造、传播的信息所可能引发的后果进行界分。无论编造、故意传播恐怖信息，还是编造、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都不会实际危害公安安全，主要是扰乱社会秩序，就此而言，两种信息具有类似之处，这也是两类犯罪规定在同一法条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果细加区分的话，两种信息可能引发的后果还是略有不同：虚假恐怖信息主要引发群众对公共安全方面的恐慌，担心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发生会危及不特定多少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而虚假信息主要引发群众在社会秩序方面的恐慌，担心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会危及社会秩序。
（二）本罪与“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区分
寻衅滋事罪与本罪的犯罪客体都是社会公共秩序，在结构上应同属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类型，据此可将该罪分为“随意殴打型”、“追拦辱吓型”、“拿要毁占型”和“起哄闹事型”四种。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和《网络诽谤解释》的表述，本罪和“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在客观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编造、传播的信息都是虚假的，传播的途径都包括信息网络，都对结果有要求。但比较《刑法修正案（九）》和《网络诽谤解释》的规定，二者还是存在不同之处的，主要集中在客观方面：一是“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利用的对象是广泛意义上的虚假信息，而本罪利用的对象是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属于特定范围内的信息，前者包含后者：二是本罪的客观方面是编造、传播，而“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不仅包括编造、传播，还包括组织、指使；三是“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手段是“编造、传播起哄闹事”的组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起哄闹事”应当是具有煽动性的行为，即劝诱和号召群众去实施某种行为，③本罪则只是对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捏造和扩散。经过加工、捏造的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会使群众基于人的普遍情感和一般价值判断产生愤怒、恐惧等较为一致的强烈情感，但这种情感爆发的导火索是虚假的信息而非煽动性的话语。煽动、组织、指使他人在网络上散布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起哄闹事的社会危害性显然大于单纯的编造、传播，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也要高于《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二条设置的刑罚，因此如果在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之外还有煽动、组织、指使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注释：
① 马克昌.百罪通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33-934.
② 李文燕，杨忠民.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484.
③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937.
[参考文献]
[1]沈德咏.《刑法修正案（九）》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2]时延安，王烁，刘传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释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3]马克昌.百罪通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李文燕，杨忠民.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6]张烁.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警情行为的刑法规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