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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场化改革范文1
发刃于2002年的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反复甚至沉寂后，似乎显示出重启的迹象：2013年伊始，国家能源局和国家电监会机构整合，组建成立新的国家能源局，被市场普遍认为是电力市场化改革迎来转机的重要标志；转年6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明确提出要“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则同样被视为电力市场化改革即将重开序幕的强烈信号。
学术界更是在改革乐观情绪的渲染下重现喧嚣，此间多种不同的改革方案与建议被相继提出或论证：有以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促进市场化改革的输配分离思路以及调度（或交易）机构独立思路；有以大用户直购电为突破口、构建双边交易市场的改革思路，等等。不可否认，不断涌现的改革建议为新一轮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方案顶层设计及细节处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方案繁多却也易让人产生眼花缭乱、迷坠人眼的错觉。
初衷与目标
为了在繁多的市场化改革建议中汲取更适宜中国现状的改革元素，准确把握未来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最为关键的。在探寻市场化改革最优路径之前，有必要对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初衷与目标进行回溯与再认识。
关于为什么要进行电力市场化改革这个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其初衷不外乎两类：一是为了提高电力工业整体效率和电力服务质量，降低电价，提高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如英国、美国等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则更多地被赋予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电力产业，解决电力投资不足问题的期望，亦如阿根廷等。而近年来，出于对未来化石能源耗竭的担忧以及环境污染防治压力增强等因素，部分国家电力市场化改革先行国家的市场化建设目标已出现转向。
而考虑到在我国现有投融资体系及电力行业产权制度安排下，国有大型电力企业具有较强劲的投资冲动，这使得近年来我国电力投资不足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始于2002年的那场改革也更多地是被赋予“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改革诉求。那么十年已过，改革初心是否依旧？
十余年间，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与边界条件已较2002年改革之初发生了重大变化：十年间，一次能源稀缺性与战略性地位不断凸显，并已被视为未来可能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以煤炭资源为例，公开资料显示：随着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煤炭作为支撑性能源在经历了大规模开采利用后，已显现出枯竭迹象；从产量来看，自2009年起我国已变为煤炭净进口国，且至2013年煤炭对外依存度已增至8%，虽然今年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可预期煤炭对外依存度将降低，但考虑到未来经济稳步增长的预期，越来越倚重海外煤炭供应的趋势将难以发生根本性扭转。
从储量来看，2011年世界采矿大会数据表明中国煤炭可供开采量仅剩33年，煤炭资源耗竭已近在咫尺。另一方面，由于煤炭开发、利用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则在十年后的今天变得更为突出，并已无数次触动普通民众敏感的神经，而始于2012年冬季，笼罩于大片国土、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更是为破解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紧迫性做下最鲜活的注解。
在这一新形势下，在电力行业重启市场化改革，仅仅考虑提高市场效率这一单一改革目标显然已不合适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性行业，如何在未来保障电力能源的可靠、可持续供应，同时降低能源产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政策优先级显然更高，也更应成为能源行业产业政策决策中需要关切的核心目标。
最优路径
主要目标已定，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毋庸置疑了，就是为目标的实现寻求最优解决路径（或称最优解）。那在电力行业如何实现能源的稳定供应与节能环保目标呢？路径无疑是清晰而明确的，即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同步开展工作，在发电环节通过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加快实现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降低发电总能源消耗量；在消费侧，通过引导用户合理用电，一方面削减不合理用电需求，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促进负荷曲线平稳，助力发电领域能耗的降低。
但凡事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囿于现有电力体制与电价形成机制，依靠经济激励引导发电商与用户行为，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型近乎于纸上谈兵、痴人说梦：在发电环节，尽管说于2008年开始在多地试点的节能发电调度模式已较原有“三公调度”模式在能耗水平上出现明显降低，但其相对固化的发电排序方式并不能实现能耗目标的实时优化，二来发电商与调度、监管机构也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调度机构实际也很难获取得发电机组的真实能耗水平，这都使得现有发电调度较能耗最低目标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
而在用户侧，近年来居民阶梯电价、分时电价政策的推行虽已在挖掘节能潜力、平抑峰谷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远非再无潜力可挖，一方面由于分时电价政策基于原有负荷曲线及假定的用户响应程度制订，与实际情况总会存在偏差，若能有可反映实时发电成本的价格信号引导则用户节能减排、削减填谷的效果更佳；另一方面，风电的间歇性与反调峰特性是限制其发展规模的关键矛盾，若能引导用户用电行为与风电出力更贴近，则可极大缓解风电等替代能源发展的瓶颈约束，客观上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但上述种种用户行为的引导是需要以可反映实时发电成本、风电出力情况的实时用电价格作为用户激励触发的，而这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基本是不可能的。
如何破解？
在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中，建立一个由用户、发电商共同参与的实时市场也许是解决上述转型困境的可行路径：其中，实时市场可实现发电环节能耗最低的优化目标，这已获得普遍共识并得到了市场化先行国家的实践验证，此处不再赘述；而实时市场对用户行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负荷高峰时段，由于电价水平较高，用户将在价格信号激励下，或主动削减用电量或将可转移负荷移至负荷低谷，而在风电出力高峰时段（多在谷时段），用户在低电价激励下将适当增加用电需求，进而在拉平负荷曲线、降低发电能耗的同时，促进了风电的消纳，并在客观上松动了风电可接纳规模上限约束。
能源市场化改革范文2
从2002年至今，我国电改已有十年时间。十年间，我国电力工业与国际能源电力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各国对电力监管与市场化改革的认识也有所调整，尤其是电力供应和运行安全问题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2012年6月，美国电力改革资深专家Peter Fox-Penner（皮特·福克斯-彭纳）先生在访华期间，就美国现行的调度与电网分离模式给出了两点解释——第一，美国采用调度与电网分离的模式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并非是最优方案。美国历史上形成了超过100家输电企业，为了实现大范围的电网互联和资源配置效益，需要对输电资产进行整合或者实现统一调度运行。相比重组不同输电企业资产面临的众多法律和政治挑战，成立统一调度多家输电企业资产的独立系统运营机构（ISO），实行调度与电网分离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第二，中国与美国的电力工业历史与现状有很大差异，中国没有电网企业过于分散所带来的问题，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都具备大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实行调度与电网分开没有必要。如果贸然分开，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产生新的问题。
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欧洲、日本等绝大多数进行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国家都保持了电网和调度合一的模式。在欧洲，负责电力系统调度的机构大多属于电网企业。如英国作为电力市场化改革先驱，其电力系统调度由英国国家电网公司负责；意大利曾在改革中将电网与调度分离，运行一段时间后，认为这种体制在保障系统安全、促进电网投资上存在问题，最终其电网调度重归一体化。日本与欧洲类似，调度职能依然归属于东京电力等主要的几家垂直一体化的大型电力企业。
而对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如前所述，由于历史上形成了多个分散的电力企业，成立ISO，实现调度与电网企业的分离是提高电力系统整体利用效率、促进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妥协结果。事实上，很多专家都指出，成立ISO并非是最佳的电网运行管理模式，由于电网企业分散、调度机构独立，形成了美国的调度机构与电网企业间、不同调度机构之间的行政和信息壁垒，使得电网的规划、投资建设、以及安全责任落实的复杂程度和协调难度显著加大。美国这些年来电网投资严重滞后、大面积停电事故频发与此不无关系。
从国际大电网安全事故的经验教训来看，采取调度与电网一体化是更有利于电网安全的运行管理模式，是国际主流选择。
安全第一
对于电网发展和运行管理而言，安全是第一位的。国外多次大停电事故表明，电力系统发生大面积停电的风险始终存在。据统计，1990年以来国际上共发生损失负荷超过500万千瓦的重大停电事故22次，一共涉及9个同步电网和16个国家和地区。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印度发生的“7.30”和“7.31”两次特大停电事故再次给全球敲响了警钟。。
从国际重大停电事故分析结果来看，运行管理体制机制对于大电网安全的影响尤其值得高度关注。如美国2003年“8.14”大停电事故、欧洲2006年“11.4”大停电事故、印度2012年“7.30”和“7.31”大停电事故都是由于调度管理体制过于分散、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性不足造成事故最终扩大。2001年爆发的美国“加州能源危机”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不合理的电力体制机制设计会严重影响电力供应安全。
相比之下，我国近二十年来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未发生大停电事故，安全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应该说，调度与电网一体化是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
如果实行电网与调度分离，将打破目前我国电网相对完善的“大安全”管控体系，安全责任主体被分散，需要对电网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全新的制度设计。包括清晰划分电网企业与调度机构的安全职责，建立二者间的安全协调机制，制定相关法规和监管机制等。这些将陡增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并可能由于新制度缺陷或执行不到位引发电力安全事故，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可再生需要
促进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对于完成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具有的间歇性、波动性特点，给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过去5年，电网调度一体化体制有力保障了我国风电快速发展。国家电网公司调度范围并网风电已达5026万千瓦，自2006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为87.4%，国家电网成为全球接入风电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电网。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不仅需要调度机构优化电网运行管理手段与方式，还需要电网企业开展配套电网改造，合理规划电网，采用先进智能输变电技术才能够满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要求。
未来我国仍处在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阶段，在兼顾安全稳定运行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两方面需求上，电网与调度一体化模式具备显著优势。一体化模式下，一方面可以通过推广应用智能调度与智能输变电技术来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最大化吸纳，另一方面有利于超前规划和开展配套输配电网建设改造，满足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求。
从根本上讲，保持调度与电网合一体制，更容易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如果调度和电网分离，则将保障运行安全与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的任务分解到不同主体，将在规划、运行多个层面出现衔接不畅的问题，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保障市场安全高效运转
我国实现网厂分离，已经为保障电厂的公平调度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市场化交易机制，调度机构按照政府主导制定的发电计划进行调度，电网负责按计划进行电力输送。电网和调度共同发挥着支撑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平台作用，调度电网一体化本质上并不影响交易的公平性。
未来竞争电力市场的安全有效运行，更依赖于调度和电网的紧密协作。电力市场条件下，交易计划来自于竞争主体提出的交易需求，而交易计划的执行必须充分考虑电网结构、安全约束、辅助服务等多方面的要求，只有在调度机构以及电网其他业务部门全力配合下才能顺利完成。如果将调度与电网分离，市场交易环节将显著加多，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将使得电力市场建设和运营进一步复杂化，市场效率降低。
能源市场化改革范文3
关键词：电力市场 营销 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电力能源作为生产生活的重要基础，对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现代社会中生产生活的重要能源之一，现代电力能源市场营销工作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关系到电力能源市场推广以及服务工作质量的提高。受传统电力营销影响，我国城市电力供应以及农村村镇电力市场的电价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存在差异。而这一差异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影响，间接影响到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受电能损耗等因素影响造成的农村电力价格明显高于城区电价，这也造成了有的地区农村或生产企业使用柴油发电等方式替代电力能源，用电市场增长缓慢，以此实现压缩成本的目的。针对这样的问题，现代电力企业应从电力市场营销方案的科学制定以及市场营销方案的执行入手，实现电力能源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一、电力市场营销现状的分析
我国电力行业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垄断性行业，这造成了企业领导者、市场营销策划人员习惯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销售模式。随着现代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电力市场由传统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买方市场。根据电力改革目标，电力企业应以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特点开展市场营销工作，实现现代电力市场的科学竞争，实现我国电力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目的。
二、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科学开展
1.电力市场营销基础的探讨
在现代电力市场营销过程中，影响电力市场营销的因素主要由供电网络的完善、营销方案以及价格机制等构成。这些都对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电力企业市场化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实现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目标、促进电力营销工作的开展，现代电力企业应从自身基础工作的完善入手，促进电力营销工作的开展。
首先，电力企业应从自身供电网络的完善入手，促进电力企业改革的开展。利用供电网络的进一步完善、智能电表的推广应用等实现科学的、公平的电力能源使用环境。同时也通过供电网络的完善降低电力能源供应过程中线损，实现供电成本的降低。在此基础上，供电企业还应从总体政策的制定、执行入手，实现电力市场的同地域电价的公平，为促进电力市场改革奠定基础。同时，针对供电线路老化等情况造成对电力市场营销的影响，电力企业还应加快老旧线路的改造，通过老旧电路的改造减少高能耗变压器、线路对电价及服务质量的影响，促进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
2.以电力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
现代电力企业应针对基础设施对电力营销的影响，加快电力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完善。针对老旧设备对电力损耗、电价的影响等，以现代变压器技术、高压输变电技术等减少供电损耗，实现电价的进一步降低，促进电力能源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另外，针对老城区电力线路存在的问题等情况，现代电力企业还应加快电力设施的改造，以供电稳定性、供电能力为基础促进电力企业服务工作的开展，促进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
3.以电力市场实际情况为基础制定电力市场营销策略
电力市场营销策略是以电力市场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的营销策略编制与实施。根据电力市场的实际情况，电力市场营销策略也应具有针对性。例如：针对农村电力市场电价不同、电力基础设施较差等问题对电力能源市场销售造成的影响，现代电力企业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关的价格机制以及营销策略，以营销策略为基础开展农村电力市场完善、拓展工作。
三、以市场机制开展电力市场营销工作
现代电力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服务工作质量的提高实现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首先，针对现代电力市场需求进行电网改造与完善，以低能耗变压设备、线路的科学设计等实现供电能耗的降低，促进电力价格的降低，为实现电力市场化改革、电力市场营销策略的实施奠定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服务为中心开展产品营销是企业经营与发展的根本。作为特殊的商品，电力能源销售、推广过程中应以优质服务为基础开展市场营销工作。通过电力故障快速服务、电力缴费网点的完善、电力能源的充足供应等为重点实现优质的电力服务。促进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开展是现代电力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我国电力企业科学发展的中心。现代电力企业应以服务工作质量的提高为中心，以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工作开展、电力价格的科学制定等实现电力市场营销的最终目的，促进我国电力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能源市场化改革范文4
事实上早在2002年2月，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业界统称的“电改5号文件”），其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厂网分离，主辅分开，输配分开，竞价上网。但十余年过去，除了厂网分离完成外，主辅分离没有成功，输配分开和竞价上网则是遥遥无期，“电改”为何步履维艰？
回顾
按照2002年既定的“电改方案”，要求电网企业逐步对配电业务实行内部财务独立核算，从而实现电网企业输配分开的重组。同时，对输配电价也进行独立核算，并最终形成上网电价、输电电价、配电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的四类电价。当年年底，五大发电集团成立，厂网分开基本实现。而电力行业应在2004年基本完成主辅分离，然而直到2011年9月底，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电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能建）挂牌成立才算有了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力体制改革没有达到5号文件要求的市场化目标，原因是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19号文）和5号文都没有写出电改的时间和进度表。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认为，之所以没有写出时间表是因为很难给出一个时间表；再者，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完成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迈出第二步。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采访时表示，电价市场化成功的国家，如英国，电量是基本不增长的，而我国有每年7%以上的电量增长。这两者概念不同，满足快速增长时再讲究定价可能比较困难，需求永远是最重要的。第二，英国当时在改革的时候，整个价格体制竞争的外部环境已经形成，与中国开始改革时的基本条件不同。他认为，5号文件提出的改革方案，厂网分离做了，主辅分离没有成功，后面两点则没有做。
思变
十报告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即使考虑节能因素，我国电力年度消费也将从目前的超过5万亿千瓦时提升到8万亿-10万亿千瓦时；电力装机容量将从目前的10万亿千瓦提高到20万亿千瓦以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在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实施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用户选择权和议价权，实现电能买卖从管制垄断型向竞争服务型转变。
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电监会副主席王禹民表示，电改“最难啃的骨头”在于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现状是上网电价已经独立，但输电配电售电仍然一体化。按现有的体制实行煤电联动，煤炭价格下降，但如果上网电价和输配电售电环节电价不变，价格就不能疏导出去，这就导致不论煤炭价格涨跌，老百姓总感觉电价上涨。
不久前，国研中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再次将电力改革提上日程。
“383方案讨论的人很多，但是，要让别人觉得有新意的话必须要有实质性的东西，没有时间表，市场化只是空谈。”林伯强表示。
建言
林伯强建言，就电力行业本身而言，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保障电力供应，支持经济增长；二是行业的可持续性；三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电价）。由于现阶段经济增长比较快，保障电力供应是重点。行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效率要求电力有效的投资和合理回报，以及不要把辅业面扩的太广，应尽可能减轻电价压力。因此，电力体制改革除了适合国情，还必须在改革路径上动态反映阶段性的电力发展侧重点。
能源市场化改革范文5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动；地区市场化水平；能源消费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04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16-05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JI Yujun， ZHAO Na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with the ratio of the third industry and secondary industry output value. Under the premise of taking the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it used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make empi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d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lies in the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it meant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n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the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gets greater.
Key words：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energy consumption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强，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能源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引起能耗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动[1]，而市场化水平影响着要素流动的自由性、配置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地区市场化水平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进而间接影响能源消费。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市场化改革，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通过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优先发展生产性和生活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
关于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关系的探讨，国内外学者已做了相关研究。Mukhopadhyay和Chakraborty研究1973/74年到1991/92年印度能源消费变化，发现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能源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2]。Krausmann和Haberl分析了澳大利亚1830～1995年间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能源结构的变化状况，指出工业化过程引起的结构转变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及消费总量[3]。Yaya Keho在研究驱动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的因素时发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出的增加对能源消费有显著正向作用[4]。内在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张丽峰运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理论分析了三次产业及工业内部结构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发现我国能源消费特点与产业结构特点一致，提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节能降耗[5]；而李姝和姜春海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内生关系出发，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作用，指出单一推进能源消费结构或产业结构优化都无法降低能耗[6]。另一类是通过采用不同的数据类型、不同的方法对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一是基于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姜磊和季民河采用截面数据运用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工业以及工业重型化不利于降低能源消耗强度[7]。二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主要代表东方社奇和杨瑞雪[8]、尹硕等[9]等。东方社奇和杨瑞雪通过建立双对数模型和关联模型，研究发现能源消费与三次产业之间的变动及各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密切有关[8]。尹硕等构建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从长期看，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呈正向关系[9]。三是基于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石秀华和刘伦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能源消费与三次产业的关系进行研究，利用比较分析法观察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产业结构优化政策[10]。
在市场化水平与能源消费关系方面，部分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11，12]。姜磊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调节机制作用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而市场化调节机制下的能源价格未能有效降低能源强度[13]。张三峰和吉敏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改善能源效率[14]。
就已有研究而言，多是将产业结构变动、市场化水平与能源消费分裂开来，也就是分别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或市场化水平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同时，关于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多数是考虑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线性关系。现实中，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配置，而要素的再配置会引致产业结构的变动，进而影响能源消费。鉴于此，本文旨在揭示不同市场化水平下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效应，主要贡献在于：将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下，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地区市场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差异。
①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能源环境约束问题，节能减排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企业成本相应上升，因此，文中的生产率并非指传统的生产率，而是指在能源环境约束下的生产率。
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1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能源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能耗变化是结构节能的重要途径。因为第二产业大多数是高耗能产业，而第一、三产业能源消耗相对较少，在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下，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总量会较高。相反，若以能源消耗较少的第三产业为主，则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总量会较低。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高，要素自身的逐利性会使其从生产率①
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第一、二产业流向生产率与附加值较高的第三产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这种产业结构变动将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而低市场化水平下，地方政府干预过多，出于政绩考虑，会扭曲生产要素的配置，重点发展见效较快的第二产业，进而导致较高的能源消费。所以，地区市场化水平影响着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
首先，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生产要素流动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生产要素的流动具有逐利性，追求收益最大化[15]，而高市场化水平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产业间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当某一产业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低，而另一产业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较高时，在要素可自由流动的高市场化水平下，生产要素会流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促进该产业的发展，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而不同产业能源消耗存在差异，从而会对能源消费产生影响（如图1和图2所示）。
假设有两个产业A和B，产业A是高耗能产业，产业B是低耗能产业，生产过程中都使用的生产要素用W表示，横轴表示生产要素W的数量，纵轴表示生产要素W的边际生产率。起初，假设产业A占有的生产要素W的数量为OAW，产业B拥有生产要素W的数量为OBW，则A产业生产要素W的边际生产率为OAH，B产业生产要素W的边际生产率为OBG。显然，B产业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高于A产业，但在市场化水平低的情况下，生产要素难以自由流动，从而更多的生产要素被高耗能产业A占有而不易流向产业B，导致产业A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进而对能源消费需求较高。而市场化水平高时，情况会有所不同，如图2所示。
在高市场化水平条件下，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B产业相对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会对生产要素W产生吸引力，从而吸引生产要素W流向B产业。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W由A产业流向B产业，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B产业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A产业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会上升，最终在Q点达到均衡，此时生产要素得到了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生产率，进而减少能源消耗。同时，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得两个产业A和B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变化，低耗能的B产业所占比重会上升甚至超过高耗能的A产业，从而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总量会有所下降。因此，高市场化水平条件下通过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影响产业结构变动，从而影响能源消费。
其次，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影响外资进入的难易程度及其作用的发挥。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地方保护较弱，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等进入及其效应的发挥。根据钱纳里的“双缺口”理论及赫尔希曼的“三缺口”理论，外资进入能够填补资本与技术缺口。而产业结构变动，特别是产业结构高级化需要大量的资本与先进技术，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本供给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等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16，17]，最终减少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相反，一个地区市场化水平低往往意味着该地区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或政府干预过多，而这两者均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基于财政收入与政治收益的考虑，地方政府会大力发展见效快、实施易且回报高的工业，而对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动力[18]，由于工业中绝大多是高耗能行业，从而导致能源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地区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故其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技术外溢效应及资本供给效应无法实现。同时，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产业通常缺乏竞争力，优胜劣汰机制得不到很好发挥，导致一些本应淘汰的低生产率、高耗能产业仍能存续，而高生产率、低耗能产业发展缓慢，造成资源错配，妨碍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不利于降低能源消费。
1.2 计量模型构建
考虑到市场化水平的差异会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总量影响程度或方向的不同。因此，本文采用Hansen提出的T槛回归方法[19]，充分考察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区间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以市场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单一门槛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ECit为被解释变量，为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对其取自然对数，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能源消费量，EPit、TEit、EXit和INCit分别表示能源价格、技术水平、出口依存度和收入水平，IST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产业结构变动状况。μit为随机扰动项。MPit为表示市场化水平的门槛变量，η为待估计的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模型（1）等价于：即模型（1）相当于分段函数，当MPit≤η时，ISTit的系数为β1；当MPit>η时，ISTit的系数为β2。对模型（1）进行估计，首先要确定门槛值的大小。模型（1）中，给定门槛值η，可以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得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SR（η）。依据Hansen的门槛回归理论，最优的门槛值应该使SSR（η）在所有残差平方和中最小，即=argminSSR（η）。因此，以门槛变量中的每一个观测值作为可能的门槛值，将满足最优门槛条件的观测值确定为门槛值。在门槛值确定之后，一是进行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即使用“自抽样法”检验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β1和β2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二是对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进行检验，即使用极大似然估计量检验门槛的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存在多重门槛的情况下，门槛值的估计与门槛效应的相关检验与单一门槛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12]国涓，王玲，孙平.中国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2009，31（2）：205-213.
[13]姜磊.市场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2（6）：84-97.
[14]张三峰，吉敏.市场化能改善环境约束下的能源效率吗？――基于200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6（1）：65-75.
[15]李群，赵嵩正.资源流动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探析[J].财贸经济，2005（6）：61-65.
[16]陈继勇，盛杨怿.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基于资本供给与知识溢出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09（1）：94-100.
[17]武晓霞.省际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及影响因素――基于1998～2010年28个省区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J].经济经纬，2014，31（1）：90-95.
[18]李江帆，杨振宇.中国地方政府的产业偏好与服务业增长[J].财贸经济，2012（12）：116-124.
[19]Hansen B.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345-368.
[20]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5.
[21]孙庆刚，郭菊娥，师博，等.中国省域间能源强度空间溢出效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137-143.
[22]张志辉.中国区域能源效率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8）：73-88.
[23]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等.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J].经济研究，2004（4）：29-40.
[24]李江帆，杨振宇.中国地方政府的产业偏好与服务业增长[J].财贸经济，2012（12）：116-124.
[25]林伯，杜克锐.要素市场扭曲对能源效率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3（9）：125-136.
能源市场化改革范文6
关键词 工业化;能源效率;影响因素;中国
中图分类号 F06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4-003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4.007
从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效率的评价结果来看,省际、区际能源效率差异较大,工业行业以及国内整体的能源效率水平较低,而且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微弱,刚性的高耗能结构对过低的能源相对价格不敏感(李世祥、成金华,2008;2009)。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能源效率现状与特征呢?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有很多。从能源经济理论与实践看,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工业化所处阶段、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技术进步、制度安排、财政投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社会文化与消费习惯等多个方面。对处于经济转型、体制过渡、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阶段的中国来讲,我们需要集中关注经济结构、技术进步、能源市场化改革等重要经济变量对能源利用及其效率的影响(李世祥、成金华,2008)。在本文,我们首先分析这些主要的影响因素对能源利用及其效率的作用机理,然后应用计量模型,分别从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的角度,实证估计其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并对结果进行深入解释。
1 研究假设: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我们深入分析了中国工业化中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1.1 经济结构
一般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工业与服务业以及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是导致能耗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Kambara, 1992; Richard, 1999;齐志新、陈文颖等,2007;魏楚、沈满洪,2008),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中国工业化背景下能源利用及其效率的影响因素,因此,需要集中关注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能源结构等主要经济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1.1.1 工业结构
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是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了大量钢材、水泥等高耗能产品需求,而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却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因此,要理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能源利用情况及其效率特征背后的影响因素,必须结合工业化的背景来考察。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工业化任务未完成,近些年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明显,高能耗产业增长迅速,城镇化的任务还很艰巨,由此导致经济结构以工业经济为主,工业占经济总量的50%左右,而工业结构又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所占比重几乎在60%以上。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考察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要关注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及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内部结构等重要结构变量。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产业结构,以工业产值中的重工业比重代表工业内部结构。
1.1.2 就业结构
与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具有直接联系的是工业化水平。一般而言,工业化水平 是由工业进程所处的阶段决定的,而工业化阶段又决定了相应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内部结构。在中国,工业化主要是靠政府推动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虽然改革后市场推动的力量在增强,但“路径依赖”可能会减弱该种力量。因此,以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来衡量工业化水平可能不准确。有的也提出用人均GDP来衡量工业化水平,但中国是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以人均GDP作为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也不见得准确。相对而言,以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应该优于其他衡量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快速转移。工业是中国的主要经济部门,也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迅速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提升了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以农业剩余劳动力快速转移为特征的工业化更多的是靠市场力量来推动的,比较符合工业化水平演变的内在经济规律。此外,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还可以反映城镇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的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原材料工业、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增长,导致了能源消耗的大量增加。基于此,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以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
1.1.3 能源结构
除了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外,能源结构也会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不同的能源品种具有不同的利用效率,不同的能源结构也会产生不同的组合能源效率。事实表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几乎占到了70%,而非化石能源的增长却很缓慢。因此,中国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在于改善能源结构,注重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但中国特有的资源赋存,又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这也决定了中国节能减排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以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比重和非化石能源比重代表能源结构,由于1990-2006年分省数据很难收集到,我们只是在工业行业的计量分析中加入这一指标。
1.2 技术进步
经济结构是长期的影响因素,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结构变动不再是能 源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将成为促进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对能源依赖较强的钢铁、化工、建材、有色、石油加工、电力等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将依然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因而未来一定时期也是整个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消耗量和增长速度较高的时期。因此,从一个不太长的时期来看,中国工业化 过程中的能源密集型结构状态将很难得到改变,短期内结构调整对于节能减排的作用将会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进步将成为当前中国节能减排的重要促进器,越来越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即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开发,或者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开发尖端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低得多。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而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在引进技术方面,中国充分地发挥了后发优势,而继续发挥后发优势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然而,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果采用引进技术的方法来实现技术进步,这种进步通常是与引进机器设备或者购买专利技术同时进行的,从而内嵌在资本投入的增长中(通过进口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设备),因此注意分析物化性技术进步的作用是关键(易纲、樊纲等,2003)。
考虑到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包括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建厂,进口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设备以及其他形式的技术转移、技术引进、技术扩散等)来加快物化性技术进步,我们在实证研究中用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表征技术进步,在对工业行业的研究中用外资额增长指数来衡量这一指标。
成金华等: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4期1.3 能源市场化改革
除了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外,能源价格也是能源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1978年经 济改革之前,中国的能源价格完全由国家控制。1982年实行双轨定价机制之后,行政定价才逐渐转向由市场调节定价。1990年,大约46%的煤炭、80%的原油是通过计划来分配的(Garbaccio, 1995)。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对于大多数商品,市场已取代计划成为主要的分配手段,包括较大数量的煤炭和石油分配从计划走向了市场。煤炭行业采取了“三年放开煤价,三年抽回补贴”的重大改革措施,决定从1993年起放开国有重点煤矿的指令性煤炭价格。1994年7月,国家又取消了统一的煤炭计划价格,除电煤实行政府指导定价外,炼焦用煤、建材用煤和化工用煤等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全部放开。1994年5月,国务院决定终止石油行业的产量承包制,合并原油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取消了“双轨制”。同一时期,电力价格也进行了调整,实现城乡用电同价。
取消“双轨制”后,能源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1998年,与石油行业重组一起,石油价格定价机制改为与国际油价接轨。但是,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价格,国家仍对成品油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十五”时期以来,为了促进电力工业的发展和加速电价市场化的步伐,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电价改革方案》。发电、售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输电、配电价格由政府制定。“十五”期初,煤炭供需关系紧张,电煤价格过低,国家的电煤指导价格受到煤炭企业的抵制,2002年政府决定全部放开电煤价格,由供需双方确立合同价,但是政府并没有放开电价,重点合同电煤价格与市场煤炭价格差距仍然非常大。为了解决煤电矛盾,政府于2004年年底推出了煤电联动政策。煤电联动是缩小煤电矛盾的一个过渡办法,是一种价格定价机制,却仍然是典型的政府定价方式。
总体上看,虽然中国的能源价格改革滞后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能源市场化与价格改革不断加速,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2007年11月份成品油价格的上调,以及2008年6-7月份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电的价格上调是中国能源价格改革的又一次推进。目前包括开征燃油税在内的新一轮能源价格改革即将进行,预计将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能源效率改进以及当前的节能减排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考察市场经济环境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能源价格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我们以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代表该变量。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模型
在DEA模型中,测度基于投入的技术效率的CCR-DEA模型如下:
θ*=minθ
约束条件为:
∑nj=1xijλjθxi0(i代表资本、劳动、能源)
∑nj=1yjλjy0(产出)
λj0,j=1,2,…n
最优值θ*表明决策单元在既定产出下,所有投入的成比例缩减是可能的。该模型要求在充分发挥能源与其他投入之间互补效应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按比例削减所有投入。如果模型中某种特定投入(如能源)的约束条件是非强制性的,这意味着在不减少产出或不增加其他投入的情况下,减少这种投入(如能源)是可能的。在考虑到投入冗余的情况下,用最优解条件下的目标能源投入除以实际能源投入可以得到测度能源效率的一种方法。我们将利用该方法得到的能源效率值记为γ*。
由于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微弱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效率的主要特征之一,长期以来内化而成的刚性高能耗技术结构使得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补性较强。因此,上述模型的假设前提与中国的能源经济现实是非常吻合的。
与大多数使用单位GDP能耗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做法不同,我们利用基于非参数前沿的能源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计算得到的能源效率为受限值(0,1],采用Tobit回归方法来估计是合适的。该方法第一步采用DEA评估出决策单位的效率值,第二步以第一步中得出的效率值作为因变量,以影响因素等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Tobit回归模型属于因变量受到限制的一种模型,其概念最早是由Tobit(1958)提出,然后由经济学家Goldberger(1964)首度采用,之后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当因变量为截断值(Truncated)或受限值(Censored)时,需采用Tobit回归模型。DEA得出的效率指数介于0 和1 之间,因此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就被限制在这个区间。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会给参数估计带来严重的有偏和不一致。为此,第二步需要采用Tobit 回归分析。标准Tobit 模型如下:
Y*=Xiβ+εi,其中i=1,2,…n
Yi=Y*i,如果Y*i>0
Yi=0,如果Y*i0
Y*为潜变量(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Yi为观察到的因变量,Xi为自变量向量,β为相关系数向量,εi为独立的且εi～N(0,σ),因此Y*～N(Xiβ,σ)。
2.2 变量定义及数据处理
在能源效率评价模型的应用中,我们假定中国各省以及工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可以概念化为一种产出(即生产总值GDP)、三种投入(即资本K、劳动L、能源E)的生产技术。样本区间为1990-2006年。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省际面板数据包括29省,其中将重庆市的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以及港澳台地区因数据限制而未被纳入。13个主要工业省区是指黑龙江、江苏、山西、天津、山东、浙江、广东、河北、上海、辽宁、河南、湖北、福建。四大区域是指东北老工业基地、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在省际和区域面板数据中,我们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1952年不变价格,对各省GDP数据进行了缩减。能源投入使用各省每年的能源消费量来表示,已经折算成标准煤。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PIM)计算。人力资本存量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数量的乘积表示。
工业行业的考察样本为整个工业部门以及6个两位码工业行业,这些行业是能源消耗 大户,包括钢铁、化工、建材、电力、石油加工、有色金属等6大高能耗产业。产出(y)采用分行业工业增加值指标(其中1990-1991年用工业净产值数据代替),并按“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换算成1990年不变价格。分行业的资本存量年均余额(K)采用永续盘存法来构建。劳动投入(L)用分行业的职工年平均人数代表。分行业的能源消费量(E)已折算成标准煤,极个别缺失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关于省际和行业数据的详细处理情况见李世祥、成金华(2008)。
在对能源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经济结构、技术进步、能源价格三个方面展开计量分析。解释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工业化水平、能源结构、技术进步、能源价格。为了从多方面检验上述主要经济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我们分别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由于能源利用状况受地区经济规模、要素投入规模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我们使用三个变量即GDP、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相关变量的名称、符号及定义见表1。
表1 能源效率影响因素Tobit估计的相关变量名称、符号及定义
Tab.1 Variable, sign and definition about Tobit estimate of energy efficiency determinants
变量名称
Variable符号Sign定义Definition能源效率γ* 基于技术效率和冗余调整的能源效率 产业结构ivs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工业内部结构his工业产值中的重工业比重工业化水平nals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能源结构cs
nfs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比重
能源消费结构中的非化石能源比重技术进步fdii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在工业行业数据中,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指数能源价格pe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GDP
控制资本
变量劳动gdp
k
l国内生产总值
基于永续盘存法的资本存量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数量的乘积;在工业行业数据中,采用职工年平均人数
3 计量结果及解释
表2给出了解释全国29个省份以及几个主要区域能源效率变化的Tobit估计值。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估计结果见表3。由于2000年是中国能源消耗特征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因此对全国以及几大区域分1990-1999年和2000-2006年两个阶段的数据进行分段回归是有意义的,估计结果见表4 。
从总体上看,几种估计结果都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由GDP、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所体现的经济规模,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极其有限。基于所有估计结果的主要结论如下:
3.1 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典型的经济结构特征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从全国看,产业结构(ivs)和工业内部结构(his)对能源效率的负向作用明显: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能源效率降低0.26-0.28个单位;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能源效率降低0.32个单位。而全国的工业化水平(nals)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以非农产业比重衡量的工业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从而在全国层次上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
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工业比重以及工业化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能源效率下降约1个单位。而该地区工业比重变量独特地表现出了对能源效率的正面影响,影响系数在0.83-0.98之间,这可能是由于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推动下,该地区的工业结构出现了高端化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工业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能源效率降低约0.3个单位,工业化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
解释变量进行第一次回归,然后利用第一次回归中在10%或更好显著水平上的解释变量进行第二次回归。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0%、5%、1%。在保留四位小数时,数值很小的数字就变为0.000 0。
也将引起能源效率下降约0.1个单位。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以及工业化水平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基本一致,工业比重每上升一个单位将引起能源效率下降约0.3个单位,而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西部地区。减少产业结构差异后的13个主要工业省区,其工业内部结构差异仍然导致了能源效率的差异,重工业比重的负向作用系数为-016,工业化水平的负向作用系数为-0.11。
从耗能大户――工业行业看,结果显示,产业结构(ivs)、工业化水平(nals)对于工业以及主要耗能产业的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产业结构中的工业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能源效率下降7-20个单位,影响系数较大的如钢铁、建材、电力、石油加工行业;工业化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将导致能源效率下降3-14个单位,影响系数较大的如钢铁、建材行业。由于高能耗产业是典型的重工业,长期以来中国的重工业比重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导致工业内部结构(his)变量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在估计结果中,煤炭比重(cs)要么是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要么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非化石能源比重(nfs)的增加反而引起了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下降,这可能与刚性的高能耗技术结构有关。
除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快速转移以外,中国工业化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工业部门迅速扩张。1990-2006年间各省GDP中工业所占比重虽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但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比例,而且重工业比重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现象。中国工业部门扩张不是由自身的技术结构升级引起的,而是由重型化的高能耗产业投资膨胀引起的。这导致了中国在过去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具有的能源密集型工业结构与生产技术结构的特性。具有刚性且不断得到强化的高能耗技术结构使得生产中的能源不容易与其他要素进行替代,从而使工业行业以及全国整体上的能源利用呈现低效率的特征。
从分段估计结果看,2000年后中国典型经济结构特征对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在降低。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东部沿海工业比重的增加在2000年前明显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而在2000年后明显有利于增加能源效率,意味着这些地区在2000年后开始注重工业结构的高端化,促使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重工业比重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减轻,如全国的影响系数由2000年前的0.94减少到2000年后的0.04,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影响系数由2000年前的5.64减少到2000年后的0.49,中部地区由2000年前的1.74减少到2000年后的1.5,13个主要工业省区由2000年前的0.24减少到2000年后的0.1。这表明当前推行的科学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等战略、产业结构以及工业内部结构调整政策对于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2000年后工业结构高端化趋势已经初步显现,致使工业内部结构重型化程度有所降低,从而使得能源效率有明显提升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2000年前工业结构对能源效率的负面影响大大小于2000年后。东部沿海2000年前的重工业结构效应不显著,2000年后的结构效应显著,西部地区却与此相反。西部地区2000年前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为正,而2000年后为负。这种变化态势可能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近年来东部高能耗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有关。
3.2 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结果显示,从全国范围看,技术进步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促使能源效率提升2个单位。该变量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影响最大,影响程度为6-8个单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次之,系数为4.6-5.4;对东部沿海及主要工业省区的影响程度也在1.8个单位左右。有趣的是,该变量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为负,可能与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角色有关,这意味着在中部崛起战略、特别是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验区背景下,承接产业转移中如何避免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中部地区集中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从工业行业看,技术进步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得整个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0.04-0.05个单位。该变量对建材行业的影响最大,系数在0.07-0.09之间,钢铁行业次之,在0.05-0.06之间,石油加工业为0.04。
这里的技术进步指的是广义技术进步。在本文的实证估计中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代替该变量,因而估计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国外技术以及所蕴含的观念、方法、制度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工业化进程中,这方面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在研究中,有的采用R&D、专利数量、教育质量等指标来反映技术进步变量,也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这些变量在过去及现在的较长时期内并未占主导地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尚需时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内,中国主要从国外引进技术,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这种方式应该持续到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后、引进技术不再有比较优势为止。
从分段估计结果看,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在减弱,影响系数由2000年前的1.9减少到2000年后的0.72。东北老工业基地由2000年前的26.11减少到2000年后的1.05。西部地区在2000年后却变成负数了,中部地区在2000年前后都为负数,这可能与这些地区引进的主要是高能耗技术产业有关。而东部沿海地区和13个主要工业省区,其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在逐渐增加,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增加幅度在1个单位左右,这可能与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加强工业技术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有关。
3.3 能源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进
对于省际和区际数据,从能源价格(pe)的估计结果看,全国及几大区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只有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以及13个主要工业省区的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同,能源市场化改革与能源价格的合理提升对于这些地区的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工业行业数据的估计结果来看,能源市场化改革对于工业以及主要耗能行业的能源效率具有一致的显著促进作用。对于整个工业部门,能源价格的影响系数在0.5-0.6之间;对钢铁行业的影响系数在0.5-0.7之间;化工行业为0.5-0.6;建材行业为0.45-0.7;电力行业为0.6-0.7;石油加工业为0.7;有色金属行业为0.4-0.55。
由于中国迫切需要节能减排,要使现阶段中国资本与能源之间出现替代关系从而提高能源效率,那么从根本上来讲要提高能源价格,只有提高能源价格才能引导节能技术的大量使用,从而弱化长期以来内化而成的高能耗技术结构。
从分段估计结果来看,能源价格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差异。虽然能源的市场化改革在逐步推进,能源价格在逐步合理化,但由于能源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比价还是无法体现出能源的相对稀缺性,导致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内没有明显体现出来。
4 基本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能源经济的实际,提出了中国工业化中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对处于经济转型、体制过渡、工业化、城镇化推进阶段的中国来讲,我们需要集中关注经济结构、技术进步、能源市场化改革等重要经济变量对能源利用及其效率的影响。从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来看,经济结构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长期而稳定的激励机制。这与当前的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缺少简明而合理的分析框架有一定程度的区别。进一步,我们选取多个样本,基于Tobit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中国典型的经济结构特征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②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③能源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进。
上述基本结论意味着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必须立足于长期,谨慎采用单纯的节能降耗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点采用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技术结构,引导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Garbaccio R F Price Reform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Policy Simulations Using a CGE Model[J].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5, (6): 1-34.
[2]Goldberger A S Econometric Theor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4.
[3]Kambara T. The Energy Situation i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131): 608-636.
[4]Richard G N, Adam B J. and Robert, N. S. The Induced Innovation Hypothesis and Energy-saving Technological Chang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3): 941-975.
[5]Tobin J.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J].Econometrica, 1958, (26): 24-36.
[6]李世祥,成金华.中国主要工业省区能源效率分析:1990-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10):32-43.[Li Shixiang and Cheng Jinhua. Analysis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about Main Industrial Provinces in China: 1990-2006[J].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08, (10):32-43.]
[7]李世祥,成金华.中国能源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研究, 2008, (10) :18-27.[Li Shixiang and Cheng Jinhua.Study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China and its Determinants[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08, (10):18-27.]
[8]李世祥, 成金华. 中国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非参数前沿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 2009, (7):134-143. [Li Shixiang and Cheng Jinhua. The Energy Efficiency Feature of Industrial Sector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9, (7):134-143.]
[9]齐志新,陈文颖,吴宗鑫.工业轻重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 2007, (2):35-42. [Qi Zhixin, Chen Wenying and Wu Zongxin. Effect of Light-heavy Industry Structure Changes on Energy Consumption[J].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2007, (2):35-42.]
[10]魏楚,沈满洪.结构调整能否改善能源效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 2008, (11):77-85. [Wei Chu and Shen Manhong. Can Structure Change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rovincial Data [J].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08, (11):77-85.]
[11]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 2003, (8):13-20. [Yi Gang, Fan Gang and Li Ya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3, (8):13-20.]
Structural Shift, Techlogical Progress, Energy Price and Energy Efficiency
CHENG JinHua1 LI Shixia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2.Lab of homeland Resources Security and legal Environ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