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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会计；监督；重要性；问题；措施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会计法律监督对于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我国在会计法律监督方面仍存在一些弊端，如国家监管不到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不强等。本文就如何完善会计法律监督进行探讨。
一、会计法律监督的重要性
第一，有效的会计监督可促进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形式的会计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断增加，如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粉饰企业经营业绩，从而获得融资机会等案例已不鲜见。如此作法造成不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有必要加强会计法律监督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导企业经营合法合规。
第二，加强会计法律监督有利于企业健康成长。完善的会计法律监督可促使企业提供合法、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而真实的会计信息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管理及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决策依据，还可促进企业诚信经营、提高知明度。同时，真实的会计信息还能让社会公众（潜在投资者）发现其价值所在，使企业优先获得融资机会，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合理保证。
第三，通过会计法律监督可以有效缓解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相分离，他们之间实质上形成一种利益竞争关系。在管理者利益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相茅盾时，管理者常常要面对维护自身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两难选择，可能因此而损害所有者的的利益。所以，必须通过会计监督促使管理者依法履行职责，既维护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也能有效保护企业利益。
二、会计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一，会计人员的监督权受到严重制约，无力履行监督职能。现行会计管理体制赋予会计人员双重身份，即会计人员作为企业员工要维护企业的利益，同时又要代表国家利益监督企业的财务收支，这种监督权本身就有缺陷。另外，会计人员要在企业管理层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只能服从和维护管理当局的利益，会计人员的会计独立性因此丧失，会计监督职能即被严重削弱。
第二，以财政、审计、税务等为主的国家监督多采用事后监督的形式，缺乏必要的过程控制。另外，由于各监管部门之间存在权利重叠和功能交叉，缺乏信息沟通，常常使得会计监督流于形式。如有业内人士称对央企的审计多是离任审计，任期中很少进行，有时审计仅仅是例行公事，一般查不出太多问题，即使查出了问题怎么处理也有顾虑；最终的审计报告要提交国资委，相关方面要对审计的结果怎样定性、怎样披露等进行一定的沟通后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方式会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形，而且对已发生的损失大多无法挽回。因此，政府应改变过去以事后监督为主的方式，要重抓事前、事中监督，从源头上作好会计监督工作。
第三，内部控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实施内部控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的核心，它能深入到企业生产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企业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直接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我国一些企业由于受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对建立内部控制重视不够、意识淡薄。有的企业内部控制虽然定了，但却不能有效执行，如企业虽然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但该机构的工作常受到管理层的限制，而不能真正发挥内部监督作用。
第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就实际情况来看，问题主要体现在企业缺少必要的问责制度、内部授权不当、越权决策等。在国有企业里，由政府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企业负责人不是资产所有者，他们大权独揽，缺乏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由于所有者的缺位，法人治理结构中的相互制衡机制随之失效，给管理层的造假行为提供了条件。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管理层很容易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来提供不真实的会计信息报告。
三、完善会计法律监督的措施
第一，完善法制建设，建立科学的监督体系。科学的会计法律监督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各监管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调动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的力量，提高会计监督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首先，国家立法从全局利益出发，采取统一的立法原则和基础，明确各监管主体的执法职责和权限，清晰各自的监管内容，理顺相互间的关系。其次，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实施细则，加快完善会计法律监督体系建设的步伐，真正做到会计监督有法可依。再次，要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处罚力度，对违反会计法律法规的企业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要予以公开披露和惩处，做到违法必究，以发挥社会警示作用。最后，正确引导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保障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利，维护监督者的利益，使会计监督透明化和科学化。
第二，改变监督方式，发挥政府监督的作用。我国政府享有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直接管理权，这一管理模式忽视了会计行业社会化管理在会计监督中的作用，导致会计监督工作的僵化、低效率。笔者认为改变政府监督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政府作为管理机关，要严格规范会计监督管理相关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协调各部门科学合理分工、各负其责、信息共享，有效避免重复监督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损失，降低政府监督的成本，提高政府监督的质量和效率。二是通过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建立可操作性强的政府会计监督长效机制，使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可以通过体制改革赋予会计行业组织（如会计协会）部份管理权，利用行业自律管理来有效发挥会计监督的作用。三是建立信息时时共享制度，使财政、审计、税务、工商、银行监管和证券监管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能通过授权及时查询和共享，这样既可以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也可提高会计监督的信息化水平。
第三，改变会计人员管理制度，提高会计监督有效性。目前，政府对会计人员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如组织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证书发放及继续教育等方面，至于人事管理、职务晋升、工资待遇等则由企业单位决定，对会计人员的奖惩也不规范。现行法规制度来看，会计人员应如何发挥会计监督作用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激励措施，从而弱化了新会计法赋予会计人员的监督职能。政府应着力改变会计人员管理制度，强化会计人员的中立者身份，确实发挥内部会计监督作用。首先，要加强诸如会计人员的人事管理、工资待遇确定、绩效评价和奖惩、会计委派等方面工作，保证会计人员从业的中立性。其次，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已试点推行的会计委派制度的成果经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措施，在兼顾国家和企业单位利益的同时，使会计委派制度科学化、制度化。再次，提高会计从业人员入门关，保证持证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水平，熟悉会计相关法律法规，能够真正发挥会计监督作用。
第四，健全内部控制，发挥内部监督的作用。我国企业单位普遍存在会计监督不力现象，问题在于企业单位对建立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现有内部控制没能有效实施。事实上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是发挥内部会计监督作用的重要保证。如何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财政部门作为会计主管部门，应加大对企业单位管理层和会计等相关人员的宣传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内部控制实施环境，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是形同虚设。二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大中小股东的投票权，防止大股东一人说了算，提高管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三是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内部控制机制。明确股东代表、董事、监事的任免制度，规定他们的权力和责任，对董事会议事规则及重大事项的决策等都要形成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内部审计机构和监事会的独立地位和作用，赋予其更多的监督权。内审机构和监事会能否有效行使监督权，关键看能否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只有享有充分的独立性才能有效履行监督权，真正起到内部监督的作用。五是重大项目要采取重抓事前、事中控制，事后持续跟踪监督的方式进行管理，对发现的内部控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进行修正，确保内部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赵克荣,赵运良,帅润生.企业会计模式的构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2、王学英,孙贵付.浅议完善公司会计监督体系的措施[J].经济研究导刊,2008(6).
3、闫燕.试探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中的缺失问题[J].财会月刊(会计),2006(9).
4、张秀英.政府会计监督弱化的成因及改革思路[J].财会研究,2005(2).
法律监督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腐败;廉政法律制度;监督机制;社会监督
一、廉政制度的内涵及作用
所谓“廉政”即“廉洁政治”。即被赋有国家公权力的人员使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时需要秉持“官德”，廉洁地行使自己手上的公权力，真正的将公权力运用于为人民谋取公共福利的事业上，而不是通过滥用公权力为自己获取私利。［1］廉政制度则是指为了实现“廉政“，而由国家或者组织制定的规范享有公权力的人员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廉政制度的建设是的终极目的是防止权力腐败。通过廉政制度的制定，廉政制度的执行，廉政制度的监督三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环节共同形成廉政制度体系。由此廉政制度的适用对象是享有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廉政制度的制定者是国家，参与者包含被约束的公权力人员以及社会大众;廉政制度的建设目标是为了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最终为人民谋取福利。
二、社会监督对于廉政制度建设的意义
在廉政制度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多重因素共同努力。比如说制度的建设;比如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比如公务员任用和选拔机制;比如完善廉政制度的保障机制和惩处机制的完善;比如对于廉政制度制定、执行和完善的监督机制的实际适用……［2］如此之多的因素中，监督机制是促进廉政制度建设、执行的重要保障，而社会监督对于廉政制度的监督的意义又相对更为突出。社会监督不同于司法监督、公权力单位内部上级对下级，单位内部人员对人员的监督。相对于司法监督它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即在违反廉政制度的事件出现之时，还未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就可以介入监督。甚至在没有出现违反廉政制度的事件出现时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隐形监督。相对于上级对下级、人员对人员的监督，社会监督具有更为明显的广泛性。即社会监督所监督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所有的公权力享有者，而不单独对某一单位或者某一个单位内的公职人员，只要社会目光所及之处就有廉政制度的监督的眼睛。社会监督根据监督的人员的性质不同，又可以分为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两种。媒体监督主要是指媒体作为监督者发现社会上的非廉政行为，获取社会公众和相关机关的关注和重视，进而对此项行为予以规制;群众监督主要是指普通公众作为监督者对公权力享有者的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予以监督。媒体监督与群众监督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监督，一般来说媒体监督既有媒体自身发现的事件，更多的是来自于群众提供的线索，群众监督是媒体监督的基础，媒体监督是群众监督的扩张。媒体监督相比于群众监督具有更广泛的被认知性和被关注度，其社会效应更强;而群众监督相对于媒体监督则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土壤，发现问题相对来说更为全面迅速。所以有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共同组建的社会监督体系对于廉政制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约束作用。
三、增强我国廉政制度建设中社会监督作用的途径
群众与腐败是天生的死敌，因为所有的腐败最终伤害的利益都是群众的利益。若要发挥社会监督在建设廉政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拓宽群众的参与渠道，政务公开。政务信息需要及时公开，促进信息对称。唯有信息对称才能够真正的保证群众能够及时的参与到廉政制度建设的监督工作中来。其二，对于民众的监督及时予以反馈。［3］现阶段多有群众监督被置之高阁的情形出现，群众的意见在向有关部门反馈后长久得不到回应。无奈之下群众方会寻求媒体的帮助。如此，长久以往会打消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并会加深群众对于公权力的不信任。是故，相关部门在接到群众的举报等时需要及时调查、及时反馈。其三，要对群众的监督举报具有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现阶段很多群众不愿意进行监督，就是因为监督之时逞一时之快，等到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后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民众在对后期自己处境进行合理的预期后，就会在监督与不监督之间选择后者。所以，接受群众举报的单位必须具有严格的保密措施，让群众无后顾之忧的进行监督。其四，对于比较特别的媒体监督，必须要有效的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同时在现阶段网络如此发达的年代，要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当然也需要规范其传播途径。
四、结语
廉政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诸多因素缺一不可。社会监督作为促进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国家从多个角度予以保障，最终目的是让所有的群众敢说话、能说话，让所有的媒体能够在符合职业道德的情形下有效的对权力运行予以监督，以社会的力量促进权力运行的清明。
作者:颜颖颖 单位: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纪委派驻第七纪检组
参考文献:
［1］贺芬．廉政文化视域下我国的廉政建设［D］．陕西师范大学，2012．
法律监督的意义范文3
【关键词】民间借贷;市场经济;优劣势;法律制度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之间自发产生的借贷行为，属于典型的民事行为。民间借贷以双方当事人表示真实一致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即可达成协议。借贷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民法和合同法的约束，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
一、民间借贷的法律保障
民间借贷的本质是以高于同期银行利率的方式吸引资金的行为。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部分法律、法规、规章或司法解释分别为民间借贷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和限制。例如，宪法为民间借贷的存在提供了根本依据;民法通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合同法规定了借款合同的性质、成立条件等。可以看出，民间借贷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资金借贷的一种方式，本质上是所有人使用和处分自己合法拥有的资金并获取一定收益的行为。国家保护公民行使这种财产权的自由，只要双方的借贷合同不存在合同法所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地方，并符合有关合同形式的规定，按照契约自由的私法原则，就会受到法律保护。总理曾说：“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因此，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使民间借贷行为合法化，是大势所趋。
二、民间借贷的优劣势分析
（一）民间借贷的优势
1. 效率高。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民间借贷的最大特点是手续简便、操作快捷，只要有人担保，或者具有一定的资产和社会地位，就会以借条或简单的借贷协议形式达成，讲究的是信用。如果借贷的资金数额较小，几小时之内即可到位，满足了借款主体在短期内对资金的需求。
2. 灵活性。借贷双方可就民间借贷中的贷款期限、偿还方式、利率高低等，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灵活决定。
3. 广泛性。民间借贷在空间上基本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并且在主体上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
4. 信息透明。民间借贷双方往往具有地缘、业缘、人缘、亲缘等社会关系，彼此间相互了解并且双方信息较为透明，能很好地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风险与损失，减少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出现的可能性。
5. 交易费用低。民间借贷的交易费用，包括保障费用、交易实施等低廉，而且资金到位比银行快，因而节约的时间少，成本低。
（二）民间借贷的劣势
1. 不规范性和落后性。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盲目的借贷活动，无论在形式、技术、信息上都远远落后于银行信用。手续简单，借贷双方仅靠所谓的信誉维持，存在讲情面、口头协议、手续不规范、缺乏还款保障等诸多问题，而且对借款利率、还款时间、还款方式等没有书面约定，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易产生债务纠纷，甚至引发犯罪。
2. 脆弱性。民间借贷由于资金来源、资金中介机构和借款人的脆弱性，导致资金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十分薄弱。
3. 盲目性和危机性。民间借贷是以其利息高进高出为唯一动力，参与者金融意识、法律意识淡漠，只关心收益多少，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常常为了利益而不顾法律后果，带有极大盲目性和危机性。
三、完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保证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
民间借贷现已成为企业和个人获得生产、生活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在补充正规金融、推动经济较快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此，国家应根据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尽快让其合法化、阳光化，从而健康有序地发展民间借贷。为此，一方面要严厉打击以牟取高利为目的的地下钱庄等非法集资活动，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另一方面，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社会经济领域，不再处于暗地。同时，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创造适合其发展的良好氛围，使它走向有序，既保证它在框架内运行，又能更好为地方经济服务。
（二）对民间借贷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
一是统一不同法律渊源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保持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继续发挥有关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调整作用。二是尽快出台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法律，如《民间借贷管理办法》，赋予民间借贷主体及相关行为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将其与非法集资严格区分开来。通过制定相关的配套设施和细则，对民间借贷行为给予法律上的规范，使民间借贷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依可循，维护社会的稳定。三是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建立适应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组织体系。民间借贷的问题仅靠司法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建立多部门联动的、有效的管理机制，使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管控从立法、司法等层面进行综合规制，以防范为前提，建立风险共管的联动机制，促进民间借贷的透明化和规范化。做到既及时监测民间借贷的相关数据，掌握其运行状况，又要在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之间建立长效风险监管机制。实行分类监管和引导，坚持适度干预，使金融市场的竞争更为健康和有序。
（三）保证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市场接轨
民间借贷要以市场利率为导向，通过市场化，在同等条件下，使资金在正规金融与民间非正规金融之间合理分布。
（四）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
要通过提高公民的诚信意识，促进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进程，维护金融社会的安定秩序。同时，要加快个人的征信体系建设，建立可实时查询和共享的信息数据库，使征信服务社会化，并演变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畅通获取信息的渠道，以此降低经营风险，减少纠纷的发生，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规范化和有序化。
与其它事物的曲折发展一样，我国的民间借贷也经历着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低级到成熟的演变过程。虽然一些民间借贷产生了纠纷，但其是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随着合理的金融制度的建立，民间资本将以其规范化、公开化的姿态进入经济领域，正可谓，道路虽曲折，前途绝对光明。
参考文献
法律监督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执行程序监督权
一、执行监督的范围
从广义上看，执行监督应当是监督执行，也就是说，法院内外上下各个监督主体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施的监督。在监督主体上，被监督者是执行法院及其从事执行工作的工作人员，而监督者的主体比较广泛，有人大监督、检察监督、党政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是，在众多的监督主体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具有职权性和权威性，最直接，最有效，因此，《执行规定》只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而执行监督的内容，从广义上看，应当说执行法院的所有执行工作都属于监督范围，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实行全面监督，包括宏观和个案、合法和违法，但笔者认为，既然执行监督作为一种上级法院针对下级法院的纠错制度，那么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监督的重点应仅是对执行个案中发生的不当或错误的执行措施和具体执行行为，包括执行中作出的不当或错误的裁定、决定和通知等进行监督。
二、执行监督的原则
从执行监督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的适用来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施执行监督，应当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1、合法监督原则。《执行规定》第129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依示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执行工作。”执行监督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执行程序中发生的不当或错误的执行问题，而造成执行错误的主要一方面就是违法执行。在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执行措施和执行行为不会造成执行错误。因而，执行监督所纠正的错误实质上是纠正违法执行问题。执行监督既然为了纠正违法执行问题，就不能下级法院合法的执行，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必须合法。所以，执行监督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必须坚持合法原则，不得依上级的权威或职权违反法律规定强令下级改正合法正确的执行行为。:
法律监督的意义范文5
关键词：医疗事故；鉴定；比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其他国家、地区与医疗事故鉴定有关的法律制度，可以为构建我国医疗事故鉴定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以下是笔者对大陆法系鉴定法律制度与英美法系的鉴定法律制度的介绍、比较研究及借鉴。
一、大陆法系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医疗事故鉴定性质属于司法鉴定。当事人如果要进行鉴定，只能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而是否进行鉴定以及鉴定的内容都由司法机关决定。
备选鉴定人的资料登记在专门的名册中，法庭从名册中指派鉴定人进行鉴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命令进行鉴定。”第157条规定，鉴定人“应当从最高法院办公厅制作的全国专家名册中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选取，或者从各上诉法院与总检察长商定提出的名册中选取”，紧急情况除外。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遇情况需要，预审法官可以指定数名专家。
大陆法系国家的医疗事故鉴定人的地位是中立的，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医学知识对案件中涉及的医疗问题进行鉴别和审定，以弥补法官在医学方面的知识不足。他们作为中立的诉讼参与人，不从属于委托的当事人或司法机关，可以较客观中立地鉴定案件中有关医疗技术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并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作出鉴定结论。鉴定人并不能代替法官，他所作的鉴定结论的证据力是有限的，是否采纳由法官自己判断，属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对于鉴定结论，同样适用对立辩论原则，可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让双方当事人对其进行询问和质证。
以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为例，德国也有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但该机构与法官组织的鉴定人不同。德国类似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机构是医生协会，该协会对医生进行管理，代表医生的利益。在每一个州的医生协会分会中都设立鉴定委员会。如果发生了医生责任的争议，病人可以请求这个委员会进行鉴定，并且进行调解，如果患者能够接受调解和鉴定，则病人不再起诉，就解决了纠纷。病人如果不同意鉴定意见或者调解，甚至认为鉴定结论是偏袒医生的，都可以向法院起诉。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虽然鉴定不是法定程序，但是法官如果遇到相关问题，就必须进行鉴定。法官可以采用医生协会的鉴定结果，也可以完全不采用自己组织医生进行鉴定。每个法院都有一个包含各个专科的医疗事故鉴定人列表，法官从中选取鉴定人组成鉴定委员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4条规定，“鉴定人的选定与其人数，均由受诉法院决定。受诉法院可以只任命一个鉴定人。受诉法院也可以任命另一鉴定人以代替先任命的鉴定人。”根据同一条规定，法官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指定鉴定人，“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指定适于为鉴定人的人。当事人一致同意某特定人为鉴定人时，法院应即听从其一致意见”。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做出的结论，法官根据自已判断接受或者不接受。因此，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还必须对法官有说服力，如果法官认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则会指定其中一名专家对鉴定结论签字以作为证据使用，由签字的专家负相关责任。法官也可以不认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另外找专家进行鉴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5条规定，“法院认为鉴定不能令人满意时，可以命令原鉴定人或命令另一鉴定人为新的鉴定。”而受诉法院可以把这一权力授予法官。法官自己的判断与专家的鉴定意见相左，则法官在判决中必须做出说明，说明自己意见的理由，否则，判决将会被撤销。
二、英美法系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
法律监督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碳交易；排放权；法律制度；碳交易市场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069-03
全球气候变暖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和地区相继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制度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其中，运用经济手段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已成为当前具有开创性的思路和做法，基于这一思想而衍生的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随之产生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立法。例如，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美国的《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等法律对碳交易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此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激励排放主体积极做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完善碳交易市场及其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自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以来，颁布了多项立法以应对气候变化，如《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这些立法的颁布为我国建立碳交易制度提供了制度基础。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内碳交易的实践也为我国碳交易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支持。然而，我国现行碳交易法律制度中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本文拟从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认定、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完善、碳交易场所的设置与监管等方面提出若干立法完善建议。
一、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认定
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着碳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碳交易法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碳排放权，是指排污者根据其所获得的排污许可，依法向环境排放适量污染物的权利，是环境利用人依法对环境容量资源占有、使用和收益的一项权利。
美国立法中已认定碳排放权是一种具有金融衍生品特性的环境权和用益物权，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出现了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我国法律应当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对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予以明确定位。
（一）碳排放权的环境权属性
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在适宜健康的良好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环境权利体系包括公民环境权、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环境权、国家环境权、人类环境权，其权利客体是各种环境资源要素。环境资源要素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是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恢复功能的结构系统，在无人为因素干涉的情形下具有补偿和缓冲外界冲击，维持生态稳定性的功能。碳排放权的行使应在环境容量的控制范围之内，以保持各环境资源要素平衡为尺度，以保护环境为终极目标。环境容量是一种公共物品，环境权主体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当然可以行使温室气体排放权，由此可见，碳排放权具有环境权的属性。
（二）碳排放权的用益物权属性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存在财产以及基于财产权自愿交换而产生的契约关系，其前提条件是建立可实施的财产权。因此，只有确立了碳排放权的财产权性质，碳排放权才能从理论走向现实。环境容量属于公共物品，环境容量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为了控制环境容量向环境利用者发放排放许可证，使环境利用者享有环境容量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这与《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具有相同之处。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主体是通过法定程序依法取得用益物权的环境利用者，客体是环境容量资源。但是，碳排放权在法律属性上与用益物权相比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例如，碳排放权的主体依法对环境容量资源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碳排放权的客体虽然是经国家许可的一定的环境容量资源，但在环境容量资源初始分配时一般不是无偿出让，而是经过许可后采用招投标、拍卖等形式完成初始分配，并在使用或转让过程中受到政府的干预和控制。
碳排放权虽由法律规定而产生，但碳排放权制度设计的初衷意在将生态价值转换为可以度量的经济价值，从而使之成为物的经济价值的一部分，以市场交易的形式促进有限环境容量的有效利用，它更注重的是环境容量资源这种财产的利用效率。此外，我国法律若将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界定为用益物权，既可以依据用益物权的物权性质――绝对权来保障该权利交易的自由性，又可以依据用益物权的法定性来有效控制碳排放权的流动性，有利于排污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加有较强治污能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国家依靠碳交易来治理环境，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二、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完善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在交易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制定及完善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我国对碳交易过程中的定价规则不完善，缺乏自，使得交易价格受欧美市场的影响竞争力不强。虽然有部分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排放权交易法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针对性的立法，碳排放权交易从审批到交易，尚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国当前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完善中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碳交易标的物种类的确定、排放权初始分配和定价规则、排放权转移法律制度等。
（一）碳交易标的物种类问题
《议定书》本着公平性原则，考虑到历史上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环境资源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有差别的减排义务，即“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的第一减排承诺期中将不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同意率先采取行动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限排的六类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为在承诺期内实现量化减排目标，各签订《框架公约》的工业化国家都被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配额，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签订《议定书》后也同样要遵守议定书的规定，并且可以适当借鉴欧盟的操作模式循序渐进地确定排放物的减排种类。笔者认为，我国的碳交易标的物的种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二氧化硫（SO2），二氧化硫是大气中最常见的污染物之一，不但形成酸雨污染环境，而且对人体能构成极大的危害，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因此应将其作为首先限排的污染物；第二类为温室气体（CO2、CH4、N2O、SF6、PFC5、HFC5），温室气体导致气温上升，破坏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引发突发性灾难天气频率的增加，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第三类为破坏臭氧层的物质（CFCs、Halons），臭氧层的破坏可使阳光中紫外线辐射到地球表面的量大大增加，同样能造成生态的破坏和各种严重疾病的发生，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目前，我国可根据发展经济的需要和具体实际，可以按照由缓到急、由轻到重的原则分阶段、分层次的确定定碳交易标的物的种类。
（二）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与定价
首先，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初始分配规则应该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定，切实体现碳排放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交换价值和稀缺性，提高交易主体对碳排放权的利用效率。其具体的操作思路是：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碳排放权申请，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后，按照法律规定决定是否向排放者发放排放许可证。申请者在取得许可证后获得碳交易资格。在分配交易配额时应考虑申请者的实际情况适用有偿或无偿的分配方式。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发展高新能源的排污单位应该给予政策上的适当照顾，可以通过无偿分配的方式鼓励这类企业的发展。对于技术落后、效益低下、设备陈旧的排污严重企业，应该实行有偿分配的方式，刺激企业向节能减排方向发展。有偿分配的具体操作方式可以运用招标和拍卖的方式。政府在一定的时期内，对环境利用者享有碳排放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所拥有的排放许可数量是否一致进行核查，并对无证排放或超额排放行为给予严厉的经济制裁。对严格遵守减排许可并取得良好成效的排污企业，政府可以适当地对其进行奖励或者拨予一定的碳排放权配额，刺激市场竞争。
其次，对于碳排放权的定价问题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碳排放权定价法律制度应当将碳排放权的定价权赋予交易主体，由交易主体根据市场供求自主定价，这样既可以调整资源优化配置，又提高了交易配额的利用率。
最后，碳交易的价格还受到地域、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在调节交易价格时应当适当考虑到这些因素。例如，在碳排放权的有效时间内，随着出售期限的缩短，碳排放权的价格应当逐渐降低。因此，碳排放权定价法律制度的设计不但要考虑市场的作用而且要适当关注其他对交易有影响的不确定因素。
（三）碳排放权的权利移转问题
碳排放权的移转应当以合同制度作为基础和法律形式。当前，我国既缺少对碳排放权作为环境资源物权类型的法律界定，又没有指导碳排放权权利转移的专门立法。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类似于物权中有体物买卖，在外部形式上类似于债权的转让合同，环境资源领域的权利转移具有适用合同法理论和规则的现实可行性。据此，我国碳排放权的权利移转制度的完善中应考虑准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中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但需注意以下两点：
1.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由于碳交易标的物的特殊性、合同目的的特定性和交易技术的复杂性，如不采用特定的书面形式予以保障，则判断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十分困难，也不便于行政机关对碳排放权权利移转的监督和管理。因此，我国立法应规定碳排放权权利移转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采用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格式合同条款。
2.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时合同的生效问题。合同法理论认为，合同成立一般以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为基础，而合同的生效却体现了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碳排放权权利移转中，由于国家可能成为合同的主体，对此种情形下合同的效力状况应具体分析：
（1）当国家是以环境资源所有权主体的身份介入碳交易合同法律关系时，其法律地位与普通私法主体并无差别，国家所负担的环境资源所有权主体和社会事务管理者这两种职能是相互分离的，此时的碳交易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彼此独立，分别使用各自的规则处理。
（2）当国家是以社会事务管理者身份进入碳交易合同法律关系时，其所具有的便是行政主体的身份，此时国家因其对碳交易进行宏观调控和对交易合同效力进行微观评价具有双重的社会事务管理者身份，并且这两种身份出现了具有公法意义上的混同。伴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和基于该行为而发生的合同效力评价行为也同时发生，亦即国家在缔结碳交易合同的同时，已完成了对该合同效力的评价。此时，应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系同时发生。
三、碳交易场所的设置与监管
（一）建立基于配额交易的全国性碳交易场所
1.积极向基于配额交易的碳交易市场转型。在国际市场上，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的减排配额，在指定场所中进行配额交易，由此而形成了基于配额交易的国际市场。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市场主要包括欧洲排放贸易体系（EUETS）、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欧洲气候交易所（ECX）、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MCeX）、英国排放配额交易安排（ETS）和英国排放配额交易团体（ETG）等。
基于上述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笔者认为，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应积极向基于配额交易的市场方向发展。从国际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基于配额的碳交易无论从市场价值还是市场占有量上都比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有明显的优势，同时也促进了碳排放权配额的出让方在对待污染物处理方面，以更加低的处理成本和更成熟的处理技术来满足市场的需求，有利于促进碳交易的规模化发展。因此，积极向基于配额交易的碳交易市场转型是符合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实际状况。
2.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碳交易场所。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碳交易场所。国内现有的碳交易场所主要是一些地方性碳交易场所，存在着人为分割市场的现象，严重影响到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通过立法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碳交易场所可有效地规范碳交易活动，尽早实现价格和信息在全国的统一，为全面参与到国际市场做好准备，最终维护和保障碳交易竞争秩序。
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碳交易场所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确立交易主体会员制度，为注册会员提供全国统一的碳交易数据纪录服务；第二，为注册会员提供全国统一的会员交易往来信息和市场价格行情信息；第三，有效协助注册会员减少排放，监督会员的交易执行情况；第四，处理交易所内每日的活动讯息，并将当日所有处理结算后的交易数据传达给注册会员，提供市场监视和确定的排放数据，降低交易双发信息不对称以及所带来的成本。
另外，在建立我国碳交易场所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充分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与相关机构密切合作，建立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交易平台，提高中国作为卖方应有的信息披露的能力，使得中国的卖方企业更多的了解国际市场的规则和国际买方；开发与国际挂钩的期货、期权交易，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可在国际上自由流通，丰富了我国碳交易的金融产品品种，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增强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定价权、话语权和竞争力。
（二）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
建立规范化的碳交易市场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碳交易市场时除了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外，还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特有和不断变化的立法和司法要求，创设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主要涉及是否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和碳交易管理模式的监管两个核心问题。
首先，我国应立法明确规定设立一个专门的碳交易市场监管机构。一般情况下，依法取得碳排放权配额并有富余的主体才能成为卖方，而买方则是那些用尽碳排放权配额且不得不继续进行排放的企业或因其他目的而参与买卖的组织和个人。碳交易市场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对碳交易市场主体资格进行审查与确认，追踪碳交易主体在减排、环保方面的成效和对碳排放权配额的履行程度，规范和管理进入碳交易市场的
主体。
其次，在碳交易管理模式的监管方面，立法应明确交易主体应当遵循的交易管理模式。一般来说，碳交易的管理模式主要有绝对控制与相对控制两种。绝对控制一般被称为“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模式，相对控制则被称为“基线与信用额（Baseline-and-Credit）”模式。绝对控制模式需要由政府环保部门设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该排放总量是碳交易机制调控范围内所有企业在规定期间内最大的排放限值。相对控制是在清洁发展机制的“基线与额度”系统下，鼓励发展中国家增加资本、采用先进环保技术，开发一些高新技术项目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若每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存在“额外”被核证后，就对该核证减排量和减排单位进行交易。目前，包括欧盟在内的碳交易市场多数采取了绝对控制的监管模式，实现了碳交易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提高了碳交易市场的交易效率。我国在构建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法律制度时，可借鉴欧盟的监管经验，采用绝对控制的监管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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