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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现象范文1
关键词：市场化；民主；公共；定位
如今，大众传播事业正以迅猛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所滋生出来的种种问题，正在不断得挑战着国人的道德底线，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甚至，国家大众传媒的高层也指出：“当前大众传播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
一、大众传播低俗化产生的背景
中国大众传播自改革开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但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表现在“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而对受众中存在的低级趣味的倾向、情绪和要求等迎合，对受众低浅层次审美情趣乃至官感刺激的迁就，其传播的功利性和商业性往往很强。”究其根源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大众传播市场化进程的必然现象。
“大众传播中低俗化现象的不断蔓延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异的过程，其实质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不良倾向。因为大众传媒要生存，要必须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培育消费者的注意力经济，来换取广告收入。所以，大众传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就得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转为追求经济效益为主。
(二)民主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改革以来，大众对自由、民主的呼声渐强，大众传播被认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平台，捍卫民主的工具。阿特休尔也曾说：“事实上，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指出，美国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兴旺，某种程度上归结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大众传播意味着等级传播的解构，也意味着阶级的弱化、自由民主的到来。但是在大众传播的发展中、在民主、自由的进程中，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中，大众传播的低俗化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三)大众传媒社会责任感的淡化、新闻职业道德的滑坡。
对于大众传播低俗化的种种现象，媒体往往会借口说是大众媒体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是为大众服务。实际上，这完全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感在淡化、新闻职业道德滑坡的后果， “媒体人把关人的功能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它们从引导变成了迎合，受众的接受心理被它们天然假设为佛洛依德所说的只有‘本我’的追求，而不受‘自我’的自律和‘超我’的约束的自然人，从‘本我’的角度裸地曝光人类不光彩的一面，成了娱乐节目追求视觉疯狂和满足窥视欲的最大砝码。”
(四)传播环境的复杂。
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大众传播产品的传播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而且不受边界限制，自由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媒介产品越来越多的“去意识形态化”，近些年来，欧美传媒业一直呈低俗化趋势，一些低俗化产品也从各种渠道传至我国，并对媒体及受众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同时，在全媒体环境下，特别是新媒体的日渐占上风，新媒体的民主和互动性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传统上由媒体人承担的“把关人”角色的缺位，受众人人变为传者，但受众并不是都具有正确的判断力的，或者说受众本身就对泛娱乐化的产品有强大的需求，所以一旦“把关人”这一把握着信息生命的被高度精神使命化的缺位，大众传播在全媒体环境下就拥有了过多的、不恰当的自主性。
(五)“受众中心”传播策略占主导地位。
受众中心的传播策略是源于传媒对经济效应的追逐，目前这种传播策略已经走向极端，出现了它的负面效应。在大众传播语境中，大众经常是指与特权阶层相对立的“乌合之众”。大众传播就像就像麦克唐纳曾说的：“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来说，娱乐是一个基本目标，而对普通的大众来说，找乐子则是文化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大众传播的低俗化或者大众传播的娱乐化，也可以说是传播者与受众的一拍即合。
二、大众传播低俗化的不良影响
大众传播低俗化的情况日趋严重，不仅制约了大众传播的健康发展，还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以及精神世界构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一)漠视受众对文化的需求。
大众传播的低俗化“它将平均化的文化趣味作为主流的甚至是唯一的文化趣味，迎合的是受众‘最低层次的心理需求’，排斥包括精英文化等的所有其他非平均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需求，以娱乐名义施行一种一元化专制，其结果是我们可能‘娱乐至死’”。而受众真正的需求是通过大众传播接收到有用的讯息，提升文化素养以达到提升自身社会适应力与生活质量的结果。低俗的大众传播漠视了受众最核心的需求，只抓住了最浅层次的娱乐需求。
(二)弱化媒介的社会职责，降低媒介的自信力和社会公信力。
大众传媒具有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而大众媒介的低俗化传播过于极端地倾向了商业赢利而完全背离了它的教育引导功能。勿庸讳言，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要想生存必须考虑并把赢利放到重要位置，但媒介的实存是由特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保证的，媒介决不能丢掉它的“社会望者”的最基本属性和功能．媒介的赢利应在保证执行社会职责的前提之下，应该要在最基本的人文关怀与道德关怀之上。一旦媒介丢失了自信力与人们对其普遍信任的社会公信力，媒介也就无法生存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民的信赖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三)解构了受众的是非观念。
大众传播低俗化现象愈演愈烈，大众传播原有的社会文化引导作用正在沦丧，而“乌合之众”的受众正如无头苍蝇，是非观念正在解构。据统计，低知识水平的受众每天要比高知识水平的受众更多的接触大众传播，而这部分的受众往往更容易被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所引导、影响，当大众媒介遍布低俗化的信息时，这些受众的价值观、是非观也变得如同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当受众习惯了大众媒介所传播的社会阴暗面的时候，他们的是非观念被结构，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三、大众传播低俗化的应对策略
虽然大众传播低俗化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决不能忽略作为担负着传播社会文化重任的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要正确地对大众传播进行引导，使它即为大众喜闻乐见，又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能够提高大众的生存质量和品位。
(一)文化产业的大众传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离。
要解决传媒产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不妨将文化产业的大众传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开，引进西方将公共电视台与商业电视台分开的办法，推进广电改革，推进公共频道建设。可以将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到大众传播的各个角落，并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示范和多元的可能性，但是一定要切实将文化产业的大众传
播与公共服务类的大众传播分离，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大众传媒的职业道德，担负起文化责任。
由于大众传媒在大众传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传播形式所决定的“扩大化”效应，担负起对社会、对文化的责任是大众传媒不能推卸的责任。要增强大众传媒文化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和责任意识，防止大众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自我堕落。克服急功近利的表现形态，塑造特色文化品格。不能完全以发行量、收视率等为取舍标准。阿特休尔在其《权利的媒介》中也提出：“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阿门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
(三)逐步更新大众的价值观念，促进大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全媒体环境下，大众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而是可以信息、轻而易举从受者变为传者的多重身份的复合型受众。正如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中提到的社会生活中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受众常被大众传播营造的‘意见环境’所影响和制约”，而在超出人们直接感知范围的问题上，大众传播的影响尤其强大。鉴于此，受众要想用最客观、最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成为传播环节中真正的主题，那么受众的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以及主体意识就显得愈发举足轻重。
四、中国大众传播的理想定位
中国媒体要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最广大民众代言人和信息与文化交流平台的核心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和整合中国媒体的政治和经济属性，以及全球化的角色要求，建构而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并最终有利于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建构。
(一)“人民“媒体。
要建立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最广大人民卫士的主导地位。首先，这里的民众不同于机构或者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虚构和想象的“人民”或者“受众”等抽象的集体概念，而是人民理念的具体化，它所涵盖的是一些具体的民众。其次，应该涵盖最广大的民众，它应该包括各种职业、身份、地位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后，鉴于强势对弱势固有的优势处境和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的不同，它应该更加偏向于下层等无法或者难以保护自己应有利益的群体，站在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立场上。这样，有利于遏制来自于媒体市场经济属性无穷的获利欲望，将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播的盲目的经济行为提供最后一条道德防线。
(二)信息传播和文化沟通的平台。
不管在何时、何地，大众传播都要确认自己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信息交流平台和社会文化传播机构的中心地位。实现哈罗德・拉斯维尔所总结的三项大众媒体基本的社会功能：监视周围环境、联系社会各部分以适应周围环境、传承社会文化。大众传播是文化传播与沟通的桥梁与使者，在市场逐渐成熟完善的过程中，大众传播也该正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回归到传播先进文化、传播知识、陶冶情操、唤起人们对生命、对美的热爱的本位，担起这一份传承文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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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现象范文2
关键词 ：传播 大众传播 音乐传播
人类的社会音乐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的传播已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状态，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弄清音乐传播的新特点和新状态，对于理解和探究当代音乐艺术的现实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
所谓传播，从广义上说，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它一般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反馈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是指“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由于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音乐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音乐传播中，传播的信息即乐音音响符号，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由此使得音乐传播的各过程凸显其特有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作为传播子系统的音乐传播，注定会受到社会整体传播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传播的发展和进步总是受到传播媒介的制约，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看，人类的传播可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数字化传播时期。从传播类型和功能来划分，又可分为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几种模式。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传播活动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并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毫无疑问，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由广播、电影、报刊，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及摄录音像制品等大众传播媒介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即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作为“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内容”的大众传播，正在经常而全面地诱导和制约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信息，包括艺术活动的多样现象，纷纷随同大众传播的巨大辐射力及其快捷、直接、形象具体的方式而漂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二
如上所述，我们已进入一个传播媒介丰富多彩、大众传播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大众传播模式更加成熟，其功能更加突出，使得它已成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形态和信息系统。其一，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包括报刊、电台、电视、网络、音像公司等在内的专业化媒介组织；其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其三，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传播学术语中的“受众”；其四，大众传播的信息既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其五，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其六，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在这样强势的大众传播环境下，当代音乐艺术传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和状态呢？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
第一，传播者和受传者（受众）。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尽管仍然存在“口传心授”“口头接力”等个体式的、人际式的音乐传播方式，但传播的主体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唱片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完全掌握了传播的主导权，成为了社会音乐艺术的传播主体。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者与表演者所共同阐释的音乐作品，或被记录、还原、复制的音乐音响信息，都不是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进行传送和传播。也正因为大众传媒的强大复制功能和传播效应，昔日笼罩在“艺术”之上的神秘光彩开始褪色，艺术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而非少部分人的纯粹精神领地。其受传对象也从精英分子、专业人士走向了一般大众和普通平民，从而使音乐受众成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音乐接受群体，真正开创音乐艺术传播的“大众化”时代。
第二，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艺术作为审美体验的一种结构性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及其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从最早的“留声机”到今天的各种摄录设备，从磁带、唱片到光盘，从广播电视到MP3及互联网，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技术性质变得日益突出，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音乐传播能够有组织、大规模、专业化地进行，但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和技术的控制力。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虽然口语传播（现场传播）和乐谱媒介传播仍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传承作用，但传播的主要形态却是以电子媒介和网络数字化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由此给当代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一次音乐会或歌会的传播，既有演奏者（演唱者）与听众（观众）之间的现场传播和共同参与，又有电台、电视台或网络进行的同步直播，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采录编辑的专题节目以及音像公司加工复制的音响音像制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音乐传播也呈现出一种综合性、市场化、产业化的特点。
大众传播现象范文3
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page_break]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
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
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
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
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
大众传播现象范文4
早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米德就创立了著名的“符号互动论”,但他在表述社会组织或社会本质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并不确切。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学探索之一,是开始将目光集中于“角色”这一概念。由此,一种新的理论――角色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帕克则是最早以强调角色来发展米德思想的学者之一。他强调,角色与社会的结构位置相联系,而自我则与社会结构位置规制下的角色扮演联系紧密。② “符号互动论”与大众传播的联系已可谓众所周知,那么“角色理论”及“角色”与大众传播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它们能为大众传播提供多大的可为空间呢?事实上,“角色理论”与“符号互动论”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角色理论是一种以角色概念为核心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研究取向,与符号互动论一样,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关于社会互动的理论观点。社会互动的主要焦点在于符号与规则的制定者、使用者与建构者之间的传播与交换。研究社会互动不仅应考虑现有的社会语境,而且应考虑所有那些被我们带入这种情景的因素。由此一来,诸如角色、规则、权力等问题也就与非语言传播、语言及符号等相关了。③所以,以信息传播为基础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学概念,它已经成为传播学的关键概念。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角色扮演的动态过程的三个阶段中,体会大众传播与社会角色的关系:
对角色的期望。对角色的期望主要指社会或他人对某一社会角色的期望。对角色的期望必须在社会互动中生成,而目前能将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众传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无处不在。如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人们通过大众传播享用着它为人们提供的共同的文化参考。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功能使得其虽然不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如何想,但能成功地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因此,一个明显的问题便呈现在眼前。人,是环境的主体,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环境。但现状却是,人们过于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人有时就会被信息环境所欺骗。显然,传媒的职业特点本身、政治和商业动机,都会影响传媒对外部世界复制的真实程度,并进而影响当时当地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就是这样利用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文化和环境,形成对其他社会角色的期望并通过大众传播了解社会、他人对自身扮演角色的期望。
对角色的领悟。对角色的领悟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对自身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认识、理解。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基础、道德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因而对同一角色的理解常有差别。虽然如今每个人的知识积累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传播,但大众传播正在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当今社会的道德及价值取向等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对角色的领悟。大众传播对自我和个性的强调,使得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自身的角色领悟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席卷中国的“超级女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着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不再是青少年的唯一价值目标。
对角色的实践。对角色的实践是角色领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个人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角色。人们对角色的实践并非总与社会对角色的期望、自身对角色的领悟相一致,总要受到主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角色的实践。许多批评家认为,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角色经常遭到贬抑。在媒介中,女性经常作为对别人、尤其是男性的创新作出消极反应的对象。这类角色为观众塑造了女及其应当被对待的方式,这种现象不仅给女性带来了负面的效果,同样也给男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④综上所述,大众传播想要扮演更好的社会角色,任重而道远。
角色的互动性,决定了任何角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大众传播必须与时俱进,小心使用自身的影响力,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人们对新角色的自觉扮演。一个人在刚刚充当某一角色时,往往容易表现为自觉的角色。但是,如果没有他人在场、没有特定的环境与任务,人们就容易忽视自己的角色,不再遵守这一角色的行为规范。因此,大众媒介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场,通过大众传播创造出适合的环境,明确社会对角色的期待,使人们可以长期地记住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同时,大众传播对社会角色的规范性的强调,还会在有意无意中扼杀生活中人们的活力和创造性。因此,要在规范性和创造性之间寻求平衡,大众传播必须从一个整体的“人”出发,全方位、多方面地对社会角色进行反映,引导社会对角色的合理期待,在强调社会角色的规范性和秩序性的同时,必须给其一定的自由度和空间。
注 释:
①景天魁:《当前中国社会关系的观点与和谐社会建设》,省略
②邵培仁:《米德:美国传播学的鼻祖》,《徐州师大学报》,2001(2)。
③约翰・费斯克[美]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④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大众传播现象范文5
在人类文明社会漫长的形成和发展中,信息传播是人的社会交往、社会互动和社会现象产生的重要前提。人类学家爱德华・皮萨尔认为:“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
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出现,为传播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与研究手段。传播学者们把信息、控制、反馈、系统等概念引入传播研究,提出了描述和解释传播现象和行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模式,从而使传播学形成初步体系。
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生活中任何音乐现象离不开音乐传播,“在这些现象中或现象背后,音乐信息(音响形态的或乐谱形态的)所运载的传播者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在为人们‘分享’(部分地理解)或‘共享’(较完整地理解),因此,可以认为,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
二、音乐大众传播载体的释义
“载体”本是化学术语,是指能载带微量物质共同参与与某种化学或物理过程的常量物质。
音乐传播是特殊的信息传播,音乐符号有着与其他信息符号明显的差异性。其一,音乐的专有符号――乐谱,其书写、识别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乐谱的印刷出版也非一般出版社能所为,因此,对传播者和受传播者的文化素质、专业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二,作为听觉符号,其表现形式是音乐音响,一般语言符号有明确的寓意和严密的情态声音,追求的是清晰可懂度、而音乐在广义上没有明确的语义,受众根据自己的体验来理解音乐信息,可以说,“语言以表意为主,音乐以表情为主,音响以表真为主。”音乐的受众在音乐音响方面的求真求美使音乐的传播在技术上要求远高于一般语言符号。其三,音乐符号中的文字,应指歌词,一般与音乐的旋律合为一体,歌词应精炼而富有韵律美,而不似一般文字符号的逻辑性、严密性。其四,音乐中的影像符号,是指音乐表演者与音响融为一体的表情、身体语言和场景,受众当然希望能收看到较高分辨率的影像信息。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音乐传播中的符号载体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并且成功的音乐传播应综合运用多种符号形式,不可偏废。因此对音乐传播的媒介载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载体和符号、媒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譬如,音乐家的音乐构思为信息时,那么表达音乐信息的乐谱就是符号形式的载体,抄写或印刷乐谱的纸张或书籍就为媒介形式的载体;录制的音乐音响为信息时,调制成的波形信号或数据信号为它的符号载体,记录信号的磁带或磁盘即为媒介形式的载体;无线电播出的音乐音响信息时,电波为符号形式的载体……而总地来说,乐谱、纸张、信号数据、磁带、磁盘、出版社、广播电台、互联网络都属于传播载体的范畴。”“因此,传播媒介与传播载体在概念上是一种种属关系,传播载体是包括符号和媒介在内的大概念,传播媒介是隶属于传播媒介的一个小概念。”
三、音乐大众传播媒介的评价
1.音像出版媒介。由于人耳可闻声达到20HZ-2000HZ,对音乐音像符号的再现要求很高,并且渴望能在细选择、欣赏自由度等方面得到满足,而长期以来音乐传播大众媒介一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这些因素加上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音像出版媒介的兴起。它有关的产品有磁带、录像带、CD、HDCD、VCD、DVD、MP3等。
音像出版媒介的用户层使能因素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出的高保真、大容量、低价格的音乐音响符号媒介产品,传播质量优于公共广播电视传媒,能长期保存、交流方便,受众自由度高、受众面基本不受限制。
2.公共广播媒介。自本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开始普及以来,无线电广播对音乐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天调幅(AM)和调频(FM)的无线电广播仍然是人们获取信息,进行交流和娱乐的一种最为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
公共广播媒介用户层的使能因素是:广播生产的流程比较简单,因此传播信息迅速及时;传播范围广,不需大功率的电台即可将信息传往全球;用户接受信息不需要费用,接受信息所需费用价格低廉;对受众的知识水平几乎没有要求,因而受众面相当广。
公共广播媒介技术层的极限因素是:不能拨出音乐乐谱符号,不能传播音乐影像信息,现有的音响频带太窄,不能满足受众的听觉需求;信息传播呈瞬时态,缺乏交互性,难以长期保存。
公共广播媒介技术层的动机因素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无线电数字化广播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数字音频广播与现行的广播相比具有音质好,有较强的抗干扰和在恶劣环境下接受的能力,它可明显地提高投资效率,发展无线电数字化广播室公共广播媒介的必然趋势。
公共广播媒介组织基础层的使能因素是:直接受政府控制,行业历史悠久,组织较为严密,媒体威望较高。
公共广播媒介社会体系层的阻碍因素是:受公共电视媒介的挤压,传播影响日益缩小。
3.公共电视(电影)媒介。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电视传播媒介发展才不过60多年,我国的电视传播媒介诞生不到50年,由于它技术先进,传播效果好,受众面广阔,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传播界的强烈关注,因此获得的投资也最多,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现代公共电视传播媒介包括无线电视及有线电视。
公共电视媒介社会体系层的阻碍因素是:公共电视传媒投资巨大,技术复杂,同户接受设备昂贵,使用期长,任何新技术的采用,必须考虑到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
四、音乐大众传播载体的发展趋势
在人类信息传播的发展过程中,各类传播载体的产生、消亡与用户的需求、传媒技术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态密切相关。我们正生活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有的传播媒介及其信息,如文字(乐谱)、音响、图像、影像和数据等都能够而且都将被数字化,数字化是传媒载体交互和融合的必要条件。由于受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各种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爱好的人,他们所需要的文化、娱乐节目和信息是不同的。对所有音乐大众传播媒介而言,21世纪将是满足不同层次受众不同要求的时代。
大众传播现象范文6
本文针对案例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的核心价值，归纳了《传播学》课程案例教学实践在案例发掘主体、案例选取视野、案例选取领域、案例使用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对策。
关键词：
《传播学》课程；案例教学；改进对策
案例教学法是《传播学》课程最为基本也是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传播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实施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对案例教学法本身的认识，还是案例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实际运用，都还存在不少偏差。这些偏差不仅可能导致“案例”仅仅作为理论观点的例证，而且可能遮蔽案例教学在《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作用。
一、《传播学》课程案例教学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的基本功能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为理论讲授提供经验证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友好的教学环境，促进“有效教学”。若把案例教学法等同于“举例教学法”，［1］则大大缩小了案例教学的作用领域，也偏离了案例教学的核心价值。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传播学》课程案例教学实践至少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案例发掘主体上，限于授课教师单一主体。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可以轻易地找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对案例教学所承载的教学模式改革而言，发掘案例的过程甚至比案例本身更为重要。但在《传播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依然习惯“包揽”一切，根据自己的经验、立场选取甚或解读教学案例，学生少有机会参与到案例的挖掘、选择和讨论过程之中。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教师所选取的案例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佐料”，案例在激发学生联想记忆、促发学生反思理论生成语境等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缺乏学生参与的案例引介依然是偏于“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传授，容易压制案例教学潜在的互动讨论空间，也无助于革新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其次，在案例选取视野上，囿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典传播案例。作为西方传播学的主流学派，基于实证主义方法取向和多元主义价值立场的美国经验学派及其相关的研究案例往往成为《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内容。比如，罗杰斯有关艾奥瓦杂交玉米种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伊里调查”、麦库姆斯和肖针对总统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调查等等，都是《传播学》课程教学广泛使用的教学案例。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方法论和学术立场的差异，传播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包括美国的经验学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加拿大媒介环境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国符号学派等。唯有展示不同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经典案例，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还原传播学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传播学进入中国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如何在消化吸收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同时积极探索传播学的“本土化”，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理论体系，是摆在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再次，在案例选取领域上，偏于大众传播实践特别是传统媒体实践。根据传播规模的不同，社会传播可以划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五种类型。由于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影响力大等特点，大众传播往往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在各个版本的《传播学》教材中，有关大众传播的议题探讨始终处于显性地位，控制研究、媒介分析、内容分析、受众分析、效果研究等传播研究的五大领域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大众传播模式设定的。应该说，在《传播学》课程教学中，以大众传播实践为主选取教学案例无可厚非，但有三个问题亟待澄清：一是大众传播并不等同于新闻传播，选取案例时不能过多聚焦广播、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二是不能回避大众传播在新媒体背景下的深刻变化，案例选择不应偏向理论内涵相对定型的传统媒体传播实践，而应注意借助新媒体实践案例讨论传播学理论的适用性；三是大众传播并不等同于社会传播，既然课程名称为《传播学》而非《大众传播学》，教学过程中的案例选择就不应过分偏向于大众传播实践而忽略其他社会传播实践。最后，在案例使用方式上，多为验证式释例。在《传播学》课程的案例教学实践中，“案例”至少有三个具体应用领域：一是理论导入，为带出理论知识作铺垫，如通过《国王的演讲》等影视剧台词引入有关“传播过程与模式”的探讨；二是验证理论，为理论观点提供证据支持，如以“老人摔倒扶不扶”的媒体报道风潮及其社会影响讨论传播效果的认知、心理与态度、行为三个层面；三是拓展理论，为反思和重构传播理论提供经验对象，如以微信朋友圈讨论群体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变化。
二、《传播学》课程案例教学的改进对策改进
案例教学的前提是纠正对案例教学的认知偏差，将案例教学从“举例说明”的思路框架中摆脱出来，突出强调其推进教学模式改革、服务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可能性作用。在此基础上，针对《传播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实践误区，还应在建设路径、视域取向、内容取向、使用方式等方面予以改进。
（一）建设路径上，积极调动学生共同参与案例教学如何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已经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性议题。在《传播学》课程的案例教学实践中，可供借鉴的学生参与路径至少有三条：一是发掘学生个体及其家庭生活经历中的传播经验，如组织学生访谈父辈的媒介使用经验，据此讨论媒介技术的历史变迁、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集体记忆”等传播学理论知识；二是组织学生针对教师提供的新近传播案例进行讨论；三是调动学生参与《传播学》的案例库建设，如组织学生自行寻找社会传播实践案例，并要求学生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进行解读。
（二）视域取向上，突出强调中国本土传播经验倡导学生在本土化语境中深入思考西方传播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引导学生将传播学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议题结合起来，是《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重要面向。体现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这种对传播学的“本土化”探索可以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在援引西方传播研究经典案例时，要有意识地还原研究案例及其理论建构的历史与社会情境，并将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基本国情、传播制度相对照。例如，“议程设置”理论是基于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媒体报道与公众议程之间关联的考察提出的，但在本土语境下，政治议程和媒体议程的设定模式与美国并不相同，其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关联显然需要重新考察。另一方面，要在理论阐释和理论延伸环节，注重引入本土的研究案例和传播经验，如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的“黄羊川模式”及其学术探讨，［2］认知传播中的“面子观”，［3］等等。
（三）内容取向上，兼顾各类社会传播实践大众传播是《传播学》课程教学最为核心的讨论议题。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传播实践理应是关键的案例来源。与此同时，案例的选择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关注新闻媒体以外的大众传播实践，兼顾杂志、电影、音乐等大众媒介的文化传播实践；二是突出新媒体传播案例，借以反思大众传播模式在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受传者、互动机制、传播效果以及传播制度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深刻变化，比如网络圈子传播的“信蜂”现象、网络吐槽文化的兴盛等；三是关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其他社会传播类型，兼顾选取面对面交流、QQ群、微信群、小广告、户外广告、海报、戏剧、公文等社会性媒介的传播实例。
（四）使用方式上，重视案例在“知识生产”方面的作用如前所述，尽管“案例”在教学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是为理论知识提供经验依据，但如果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则会大大缩小案例教学的作用领域。从本质上说，“举例教学”是重复性的知识传授，而“案例教学”则包含“生产知识”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意义指向。对传播学这一远未成熟的学科而言，借助案例的深度探讨正是深化传播学学理建构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信息传播格局急剧变迁的当代社会，传播现象纷繁复杂，可供观察和探讨的传播现象既包括国际传播、危机公关、广告传播等新闻媒体及新媒体的传播实践，也包括科技传播、教育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社会的媒介使用与文化生产，相关的传播与社会相互建构的鲜活实践正在成为反思、重构或生成传播学理论的重要契机。总的来说，对《传播学》课程案例教学而言，如何借由师生共同发掘、分析和讨论本土语境与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实例，破除教师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传统媒体”中心主义的教学倾向，增进学生在本土语境与新媒体环境中理解、应用和反思西方传播理论的能力，始终是值得深入探察的教学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王秀芝.案例教学中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2006（12）：44-45.
［2］王锡苓，李惠民，段京肃.互联网在西北农村的应用研究：以“黄羊川模式”为个案［J］.新闻大学，2006（1）：6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