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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范文1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30-0034-02
高职院校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在服务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且独特的作用，就必须培养出既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又能与工作岗位职业能力要求相符合的应用型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提高毕业生质量，那么校企合作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对建筑工程类高职院校来说，通过校企合作，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能与施工单位、工程咨询单位、监理单位等用人单位进行不同程度的互相接触，不同的专业与不同岗位的实践尽可能地进行无缝对接实习实训，一方面能让学校和用人单位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得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一方面又将学生的实践技能型方面的培养落到了实处，提高了培养质量，满足了市场和用人单位的要求。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发展，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均已找到和建立了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校企合作模式。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与行业企业有紧密联系。我国《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强调“要依靠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密切结合”。《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指出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历来非常重视校企合作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起到的作用。我国的高职院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合作也一直在以不同的模式进行中。
一、校企合作的程度划分
1.浅层次的合作。高职院校按照不同的专业设置方向，同用人单位联系确定，建立专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和实习实训指导委员会，聘请建筑工程类用人单位的专家、专业岗位上的技术能手、高级工程师等为指导委员会成员，与用人单位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比如，建立由学校与用人单位的有关领导、专家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高职专业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专家委员会，共同审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及实习实训等实践环节的内容及开设学期和学时安排；在企业或者施工单位的项目施工现场挂牌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学生可以在合适的时间，迅速有效安全地进行实习实训，提高W生的岗位实践能力。这些都属于基础、常见的浅层合作层面。
2.中等程度的合作。高职院校利用自身的专业和教学优势，为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咨询、专业培训等业务，服务行业专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扩大经济服务的辐射能力。同时可以根据用人单位不同的岗位需求进行专业对口的人才培养，快速精确地为用人单位培养急需人才。另一方面，依托行业企业的职业技能鉴定与培训中心，为高职学生参加职业技术资格或岗位培训与考核创造条件；以学校与企业合作、公立与民办结合等办学形式和机制开展高职教育，为行业企业定向和委托培养、培训，并到本行业企业对口实习、顶岗实习，为用人单位择优选拔优秀学生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这些都处于中等程度的合作层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和用人单位之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发展。
3.更深层次的合作。《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要“从由教学培训为主向教学培训与应用研发并重转变”。因此，高职院校与用人单位以后的深度合作、相互渗透，应不仅仅局限于业务培训和选拔用人，还会以企业的发展需要设定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方面的研究方向，加大科研研发力度，通过和高职院校的科研相结合，最终能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并提高科研水平，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使企业向现代化、信息化、科技化和新型化发展。企业也主动向学校投资实习实训室，建立利益共享关系，真正实现“教学―科研―开发”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目前，高职院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科研方面的合作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深入。
二、校企合作存在问题
1.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中，专门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和用人单位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还很缺乏，仅在《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的部分条文中有一些指导性的规定，真正实施时产生的差异性和随意性，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产生很多纷争，却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解决。同时由于政府在校企合作上的法律地位规定不明确，没有规定政府需要履行的法律责任和承担的法律义务，使得政府在校企合作办学中的调控作用难以正常发挥，出现矛盾时纠纷难以解决的尴尬问题依然存在。
2.现行教育管理体制规定的不明确。目前我国的职业院校完全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这些教育管理部门同建筑行业、用人单位联系不多，对校企合作以及职业教育缺乏有效的指导。因此，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仍处于民间自愿自发的状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由于对双方的责任义务的不明确，缺乏契约精神，引发很多纠纷。双方无法建立长期、稳定、互赢的合作机制，制约了企校联合办学的深入、持续、健康发展。
3.高职院校自身实力的不足。目前高职院校同本科类院校相比，科研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均不完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不高，有的高职院校过多注重解决学生的实习实训，没有更多地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去考虑校企合作互赢的问题，用人单位无法顺畅地获得预期的效益，因此使得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受到阻碍，影响了校企合作的长久开展。
4.市场未发挥真正的引导作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各区域、各行业和各企业之间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间很不相同，就业市场还不规范，许多用人单位对大专层次的高职毕业生存在学历和能力偏见，导致高职毕业生就业时没有本科生受欢迎，同时也造成了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关注更多的是政府在主导，介入和投身于高职教育的发展还没有成为各行业用人单位自身的迫切愿望。
三、校企合作的模式选择
1.举办专业冠名班。冠名班是指用人单位与高职院校签订用人协议，按企业用工的岗位标准和能力要求，本着学生自愿的原则，通过一定的选拔程序，选拔若干学生组成一个班级，冠以企业名称并挂牌成立。冠名班的教学与管理，由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理论课程体系、实践课程体系，考核评价方式以及上课的学期和学时安排，充分利用双方的硬件和软件优势，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实现预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最后由用人单位按照协议约定安排学生就业。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针对性强，学习兴趣高，学生既能在校期间对将来所就业的用人单位提前有所了解，又能提前熟悉企业的工作流程和过程，毕业前即具备较强的岗位职业能力，毕业后能迅速进入工作岗位要求的状态，充分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2.开办校属企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职业院校，根据有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特点，创办开设专业密切相关的校属企业，建立开放性、企业化管理的、集教学生产科研为一体的实践教学基地，实现校企合作。职业院校自办企业的优点是能完全按要求配合教学的需要，极大地便利W校实习实训需要，且校属企业税后利润归学校所有，增加了学校长远发展的经济储备，对提升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培养双师型教师等都大有裨益。
3.开展合作办学。有时职业院校单独办企业会有一定的困难，职业院校可以凭借场地、教育培训的优势寻找相关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办学，共建生产性校内实训基地，模拟仿真用人单位工作现场的环境开展实践培训，选聘实践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为兼职指导教师，把他们在生产第一线掌握的新技术、新工艺充实到实践教学中去。企业及时向校方提供用工信息，优先接收合作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工作现场的实习实训。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招聘时首先考虑该合作院校的毕业生，优先安排学生就业，使校企达到双赢的结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校企双方共同推进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企业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会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作用。根据《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6年有262家企业面向社会首次《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近两成的企业与高职院校共建二级学院或教学与实训机构，发挥办学主体作用，超过85%的企业与学校合作开发专业课程与培训课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在确保高职院校教学内容、培养规格、人才供给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合作模式范文2
“经销商不听话”就像是一个怎么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几乎就是哪里有经销商，哪里就阴魂不散的跟随着“经销商执行有问题”、“经销商配合度不好”等等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一些企业不断调整销售政策，甚至调换经销商，但努力过后，仍然是深陷其中，一些企业开始意识到仅仅通过管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和经销商这两个不同利益体的合作矛盾的，要优化厂商关系就必须优化厂商合作模式，思考着如何通过合作机制及模式的改变提高经销商配合度。这亦是本文要探讨的话题。
优化厂商合作模式的三个方向
如下图所示，笔者认为优化厂商合作模式有三个大的方向：
一、价值链模式。该模式重在改变渠道价值链的分配机制，将经销商的利益更多的与经销商所承担及执行的事项挂起钩来。这往往会牵涉到减少、增加、调整厂商之间的职能分工，提高或降低厂商间的结算价格与利益分配。
二、修补模式。该模式不会对厂商之间的旧有合作模式伤筋动骨，但厂家往往需要调整自己对经销商的帮扶控模式。比如，之前厂家重在向经销商压指标、要销量、催回款，现在转变思想，更多的本着风险共担、共同做市场的理念，切实承担起更多指导、帮助、支持经销商做市场的事务，帮助经销商分销铺货、培养销售团队、健全销售管理等等。
三、强势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那些品牌强、产品群丰富的强势企业玩的游戏。比如经销商要继续与厂家合作，必须拿出钱来与厂家成立股份制销售公司，必须由厂家派出业务骨干出任公司总经理或营销总监，必须接受只能专营专卖厂方一家产品的要求。价值链模式：以职能价值驱动经销商配合度
在药品保健品领域，低价开票、底价大包模式盛行已久，这也为许多药品保健品企业造成了骑虎难下的困局。
传统模式之下，厂家自身对经销商的控制力比较低，利润也比较低，想做品牌化运营增加品牌推广投入，想增加公关、促销，加大对整体市场运作的支持，都可能苦于“钱都让渠道商赚了”，拿不出多少预算做投入，只能空想。面对这种困局，厂家往往需要在两者之间做艰难决策，其一以提高零售价抬高供货价，但如果是做处方药的，有招标等限制，如果是做零售终端市场的，又面临价格难免顶到天花板，价格竞争力进一步丧失的局面；其二提高供货价，可是经销商的接受度又成了难题，即便经销商接受了，由于终端供货价也会牵涉到提高的问题，而在终端市场又可能陷入终端不配合甚至被终端“雪藏”与对手乘机挤占市场的风险。
事实上，不只是药品保健品行业才面临这样的问题，快消品等其他行业的许多企业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怎么办呢?梳理厂商之间的职责分工，依据厂商间在渠道营销链上所做的事调整价值分配是必然出路。
如下表所示，将营销链条中的主要成本环节和价值贡献环节进行明晰罗列，将厂商之间的职责分工更加具体化，在清楚了厂家要做到多少，经销商要做到多少，厂商之间又需要协同做到多少之后，结合每一个环节的重要度与成本支出设置扣点、返利等佣金体系，如果经销商在其中做得多、做到位的多，得到的就多，对那些做得少、做到位的不多的经销商而言则刚好相反。
显然，以价值链模式优化厂商合作，有利于引导经销商回归销售过程与那些影响销售的关键绩效环节，刺激它们积极配合厂家的计划执行以实现销售目标。但这对厂家兑现职责的能力和市场投入的决心也提出了要求。比如，如果我们承担促销执行，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组织一支强大的市场推广队伍与促销员队伍，以应对市场的促销需求。
修补模式：以强化帮扶控提升经销商执行力
要提高经销商的配合度与执行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自己对经销商销售团队、分销及终端网点等人、才、物诸多资源的掌控与调度能力，弥补现行厂商合作模式的不足。比如，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渗透、控制经销商的业务员，那么即使经销商老板们有所懈怠，他们的销售队伍也能在网点拓展、生动化陈列、终端客情建设及维护等方面，做好执行。
那么如何才能强化我们对经销商资源的掌控与调度能力呢?联纵智达营销执行力研究中心的经验是单纯的强调管理是个误区，结合强化帮扶等服务反过来达成对经销商的管控才是正途。下面重点介绍几种方式。
一、经销商内化
把经销商内部的人、财、物资源转化成可更大程度为我所用的资源，是开展经销商内化的要义。其中的重点在如何内化经销商的业务员队伍上。这里面可从四个方面下手。
其一，给甜头：为终端进行注册认证，凡新增品规进入，给一定奖励；为经销商负责自己产品的员工给予特别提点返利作为奖金，或者是为其提供购买保险等福利。
其二，给想头：在经销商系统的业务员队伍、促销员队伍中开展优秀团队及个人销售竞赛评选活动，提供财、物、培训、旅游以及荣誉等奖励。
其三，给奔头：为经销商业务员及促销员提供营销及营销管理技能培训，提供向自己跳槽的通道，甚至是提供自己创业当经销商乃至开店的创业支持，比如在信用额度及账期上给予一定的放宽。
其四，给念头：与经销售业务员协同拜访客户开发终端，建立起“一起扛过枪”的认同感与感情；在聚会及相关活动上给予经销商业务员及促销员队伍，和自己的销售团队一样的机会与待遇。
二、嵌入式帮扶控
派遣区域经理、城市经理等中基层管理人员，到经销商处出任主管营销的副总、营销总监、销售经理等职务，主持业务，负责起相应的销售及其管理工作，其中在工资、奖金、五险一金等方面予以相应的担当，不仅是对经销商的支持，同时也是以零距离的监控、管理，在提高经销商的配合度。
三、经销商顾问团
在建材企业与药品保健品企业当中，都已经有一定的企业在通过会议联席、定期走访、固定联络咨询等方式采取经销商顾问团模式。它们通过在优秀经销商中选拔一定的经销商老板，与自己的总经理、营销总监及优秀大区经理一起组成某某企业经销商顾问团，让经销商能更多参与到自身产品研发、产品定价、包装设计、宣促活动及竞争策略建议体系当中来，让厂家的新品推广、宣促活动能够融进更多经销商的思想，提高得到执行的可能性，同时该组织还承担起为市场上的更多经销商提供经营、管理指导，市场顾问等帮扶服务。可见，这种模式的利好作用是双向的，对促进厂商沟通解决实际问题，统一厂商思想及认识，提高配合度有较大的作用。
强势模式：以厂商关系一体化建设促进厂商行为趋同化
对拥有比较强大的品牌号召力的企业而言，它们有条件、有能力采取更为强势的模式，来推进以厂家为主导的厂商关系一体化建设。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这么几种模式。
一、细化招商与市场切分模式
这种模式的目的是通过具化以及提高门槛
细化招商，找到理念高度趋同、资源高度匹配的经销商，而对原有的经销商则是不断的以区域切分、渠道切分、产品切分等方式，缩小其势力范围让其回到它能高度胜任的角色。
比如作为中国医药工业二十强之一的山东某制药企业，它都是按医院按品规招商――哪家医院需要什么品规，而自己又未进入的，就专门招募正在和这家医院打交道的医药商业公司或个人商合作，对那些原本拥有多个品规资格多个医院终端的商业公司，则采取切分的方式，让得不到足够重视、达不到一定终端渗透率的品规、医院渠道，从原商中剥离出来。
二、专营专卖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要求经销商以专门的公司专营自己的品牌及产品，或者是要求经销商独立专门的组织以专门的业务员团队、促销队伍专卖自己的产品，再或者是直接以专卖门店等终端形态进行推进。在这种模式之下，经销商就相当于自己的准办事处、准分公司。除了宝洁公司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运用者之外，国内一些行业的强势企业也在采取类似的模式。
比如某功能食品企业，对所有有意加盟的经销商，都将专营专卖作为自己的准入门槛，“不认同不接受就别来做我的经销商”。对那些老的经销商而言，则采取限时限速转型、切分市场、终止合作等方式，多管齐下开展专营专卖的推进。
三、捆绑管控模式
该模式主要通过高额的保证金或者是共同成立股份制销售公司的资产、股金等“股本”纽带，实现自己与经销商的高度捆绑，并以高代价捆绑约束经销商提高自己的执行力，积极配合厂家。
娃哈哈和格力是其中的典型。前者要求经销商打有息保证金的“联销体”，能让娃哈哈新推出的任何一个新产品在短时间内铺满它全国市场的600万个终端，而这对众多的企业来讲，即便在一个区域市场，要把当地市场的目标网点铺货率做到百分之六、七十，可能都需要三、四个月。后者是以与经销商共同成立股份制销售公司而闻名。对格力来讲，当初采取这样的方式促进厂商关系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区域内多家经销商共存带来的区域市场秩序保护及价格政策方面的执行不力。显然这两者都是成功的。
四、压力升级模式
该模式意在给经销商施以持续的压力，让其保持足够的执行专注度和配合厂家的积极性。从2001年开始，格力股份制销售公司的悄然转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合作模式范文3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转贴于中国论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合作模式范文4
中国社会改革逐步推进和深入，文化体制改革渐进式发展，中国期刊也在积极谋求新的传播环境下的生存发展模式。国际化趋势导致本土期刊纷纷“走出去”，寻求海外合作。随着传媒公司逐渐跨越世界拓展经营活动，杂志产业国际化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一国的杂志在多个国家出版不同的版本，不仅成为一种可能，而且成为一种时尚。
一、海外合作是必然选择
2004年，中国外文局开始实施外宣期刊“本土化”战略性创举。今日中国杂志社先后在埃及和墨西哥建立了中东分社和拉美分社，实现了秘鲁版和土耳其文版的海外发行，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期刊海外合作发展模式。
10年来，“本土化”工作取得了不少值得分享的成功经验。对象国政府高层、主要媒体的关注程度，读者对中国信息渴求的强度，我驻外使领馆的支持力度，都远远超出了想象。期刊发行量不断提高，并以几个海外驻点为中心向周边国家辐射。
10年的本土化发展实践证明，外宣期刊“本土化”的决策，符合外宣期刊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境外读者的实际需求，不仅为外宣期刊在国外的出版发行探索了新的途径，而且为中央大外宣战略部署开辟了新的阵地，为提高对外宣传的影响力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了贡献。
二、外刊成功登陆的启示
中国是国外著名品牌极力抢滩的主力市场之一，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一方面享受着来自西方的大量奢侈品，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时尚前卫的杂志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传媒行业依托其成熟的海外发展模式，顺利打入其他国家市场。总结他们的海外发展模式，存在以下成功经验：
首先，国际传媒公司普遍重视品牌经营。为拓宽市场，国外期刊在品牌拓展的策略中注重国际化发展，积极向海外输出版权，发行多个国际化的“本地文版”。著名的《德国国家地理杂志》自1946年创刊以来，秉承“将政治、科技、地理集于一体”的理念和决心，经过近70年的锤炼，借助旗舰杂志的品牌影响力，首创全球第一家全彩印刷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更是其品牌延伸的典范。目前，杂志将自身品牌向图书、图片库、教育产品、地图、电视节目、网站等方面推广，充分发挥了品牌强大的影响力。
其次，重视国际化人才培养。世界大型的跨国传媒集团无一例外拥有全球最顶尖的人力资源，他们以一流的学识和能力为集团的发展贡献力量。直接在海外组稿、编辑、印刷和发行杂志，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选聘熟悉国际期刊业游戏规则的人，达到进入海外主流媒体市场的目的。
再次，产业化经营模式比较成熟。期刊的产业化是在规模经营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外刊注重组建专业化的期刊策划、发行、广告公司，进行专业的期刊市场调研、定位及营销策划、期刊的发行、广告业务等。业务的分工与独立不但为期刊内容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而且使得广告、营销更为专业，提高了整体效益。比如美国《财富》杂志，专门设有以总编辑为首的编辑系统和以总裁为首的经营系统，以确保编辑质量和经营收益。
三、海外合作模式探索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的一批期刊杂志也已经成功登陆海外，与国际传媒集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2003年8月，《读者》授权美国大路文化传播公司，组织其在北美地区的分印发行，这一举措突破了仅仅依靠经销商或国家出口公司的发行模式，标志着《读者》成功登陆北美市场，创国内期刊之先。《中国国家地理》走出国门也取得不俗战绩，2002年，日文版的《中国国家地理》（又名《中国地理纪行》）在日本东京创刊发行。《女友》、《瑞丽》等女性时尚杂志也纷纷出版海外版，深入到海外华人社区。中国的IT、科普、时尚类品牌期刊与国际同类品牌的质量已经相当接近，既出现了《世界服装之苑》这样的与国际大刊同步的品牌，也出现了《时尚》、《中国国家地理》这样中西融汇，本土与国际结合的品牌。
针对自身特点，今日中国杂志社也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海外合作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第一，组建本土化策划团队。实现文版主编和本土顾问团队密切合作，邀请境外媒体人撰稿，与当地通讯社保持良好交流，做到期期有重点，形成了各文版独特的“本土化”特色。
第二，积极尝试与海外期刊出版集团合作办刊。2010年9月，《今日中国》土耳其文版首发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宫小生、土耳其外贸部长、土耳其数码集团首席执行官参加首发式并发表讲话。、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外文局有关领导专程赴土耳其参加此次活动。该文版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土耳其当地传媒集团合作出版，每期发行10，000份。以经济报道为主体，为土耳其读者提供实用信息。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土耳其文版期刊。
第三，与海外新闻媒体合作，借力网络新媒体促成链接。2010年，墨西哥分社促成了墨西哥和秘鲁国家通讯社墨通社和安第斯讯社与局属中国网的合作，大幅度提升了外宣媒体在对象国的有效传播。墨西哥坎昆国际气候大会期间，网络合作平台及时准确地为中国媒体发出了中国声音。
第四，多渠道合作拓展发行网络。杂志不仅在墨西哥建立了完善的发行网络，还批量打入中美、加勒比海附近全部未建交国家，形成了“北墨南秘”格局。近十年的发展，杂志发行覆盖墨西哥境内全部32个州及主要公共场所，在墨西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2009年10月，《今日中国》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了首发仪式，这是中国杂志首次正式进入秘鲁主要发行渠道，也是中国的文化产品首次在秘鲁全境同时发行，受到当地政府、媒体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为期刊日后向周边的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安第斯国家扩展构筑了平台，也为期刊西文版“本土化”战略在拉美地区发展的机构设置搭建了“北墨南秘”布局的框架。
四、海外合作的大有可为
从策划、编辑和印刷、发行“两头在外”的格局，到当地媒体精英参与选题策划和内容报道；从吸纳海外力量设立办刊分设机构，到与海外期刊出版集团合作办刊。 如今，期刊“本土化”工作面临的不再是如何走出去，而是思考如何走进去、走下去、走得更宽、走得更远。
2010年10月，由《今日中国》杂志社出资修复的墨西哥城中国钟举行了竣工仪式。修复工程纪念牌匾上镌刻着“适逢墨西哥独立200周年，今日中国杂志社捐资修复”大字，还刻有杂志社社标和墨西哥城市徽。墨西哥城市政府网站、墨西哥新闻报、太阳报、方程式电台、电视11台等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千年电视台、34电视台和墨西哥国家通讯社电视台还进行过专访。中国的中国网、新华网、人民网、人民日报、国际台国际在线、英文中国日报、新民网、新浪网、科技日报电子版以及其他地方网站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为中国期刊的海外发展树立了积极的国际品牌形象。
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海外华文媒体对祖国的媒体有着强烈的合作热情，其中不乏在海外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主流华文媒体。与此同时，国际传媒集团也迫切需要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希望开展双方合作。 “走出去”应该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合作，而不是单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成功的合作是双方共赢的。对于引进方，引入国际上同类期刊中适合本地市场的内容，既可以弥补本地组稿的局限性，又能够刺激杂志向国际化水准看齐；对于输出方，既可以使自己的资源得到再次利用，获得一笔额外的版税收入，又可以扩大自己品牌的海外影响力和知名度。而最大的获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引进内容加强了期刊话题的深度和广度，使读者能够接触到更多更好的文化成果。这也是国内外媒体人合作的初衷和达成共识的根源。
（作者单位：今日中国杂志社）
合作模式范文5
2014年12月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一顿看似寻常的早餐正在进行。
只不过，坐在餐桌上的是中国总理和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理的马西莫夫。
两位总理吃的早餐虽然简单，但彼此商定的内容却相当“丰盛”。他们围绕“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了初步共识，这是一份总价值达180亿美元的大单。
这顿被媒体称为的“天价早餐”，不仅是中哈产能合作计划的起点，也是总理一年间不断丰富的“国际产能合作”的起点。
“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制造业的性价比优势同发达经济体的高端技术相结合，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优价’的装备，帮助他们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供给创新推动强劲增长。”总理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里写道。
从冰天雪地的阿斯塔纳到骄阳似火的吉隆坡，国际产能合作正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
2015年5月，总理在巴西首次提出中拉产能合作“3×3”新模式。
一个月后，总理出访欧洲，国际产能合作的成绩单进一步丰富：中国与比利时签署12项双边合作文件，金额超过180亿欧元；中法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和中法核能合作联合声明。
截至2016年7月，中国已经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产能合作协议，还同非盟、东盟、欧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对接，借助多种平台为国际产能合作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国内各地也使出浑身解数，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其中，不乏一些优秀案例，值得学习借鉴。
比如，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的“两国双园”合作模式，在互利共赢方面，成效有目共睹。
再比如，新疆的特变电工公司，把握住世界能源互联网建设的机遇，成功转型为国际产能合作的制造业先行军。
对致力于打造开放型经济的重庆来说，国际产能合作的势头也相当不错。2016年1―6月，重庆新增国际产能合作投资项目23个，投资合同额5.2亿美元，占同期全市对外投资合同总额的42.7%，增长7.7倍。
合作模式范文6
目前，全球已有多家运营商推出了IPTV业务，并凭借丰富的服务内容和多样的服务方式打破了传统有线电视运营商的垄断。如法国电信的M aligneTV设立了80个频道的IPTV节目，并提供视频点播、时移等更具有自主性的收视体验。
在国内，固网运营商也将IPTV作为了一种重要的转型业务，并从2005年开始在上海、杭州、哈尔滨和广东等地开始进行IPTV的试验和商业试用。与此同时，广电部门也调整了电视的发展思路，电视的发展正从传统的电视向多媒体电视方向发展。
合作是根基
目前我国IPTV产业链各环节基本齐全，相关企业纷纷产生，相互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因而探索不同企业的合作模式，创新有市场前景的新业务模式已成为发展IPTV产业的根本问题。
IPTV是网络融合、业务融合的产物，需要企业间的合作。IPTV产业链是一条固网与广电交叉在一起的产业链。涉及的角色主体包括内容提供商、内容运营商、网络运营商、终端商和最终用户。固网广电原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在新产业链中被赋予新的内涵，固网与广电共同占据主导地位，形成IPTV产业链的双核心模式。IPTV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强大的技术力量，仅依靠固网业或广电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顺利达到目标，合作是IPTV价值链的根本。
合作各方需明确定位与目标
实际上，当前固网运营商最缺乏的资源是内容，所以其需要与政府、内容提供商(广电)、内容运营商(SP/CP)加强合作。但由于三类合作伙伴实体在IPTV业务合作中所投入的资源和关注的要素不同，导致他们在IPTV业务合作中的定位与目标也具有差异性。
地方广电系统是IPTV业务运营中影视内容资源的重要提供者和整合者，也是IPTV与数字电视协调发展的关键推动者。
地方政府部门对IPTV有期待，希望以IPTV业务平台和基础网络资源为依托，推广行业或者领域信息化建设，提高社会与经济效益，提升部门工作政绩。
SP/CP是IPTV业务运营中内容资源的提供者，相关固网增值服务的开发者和运营者。他们专注于某几项业务领域的内容集成、产品开发和业务运营，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企业盈利为根本，不断提升企业经营业绩。
IPTV业务合作方能够投入的资源
在IPTV业务合作中，涉及的主要资源投入包括内容、牌照、品牌、业务平台、营销渠道、客户资源、基础网络、人员、政策及资金等共十项。在三类合作伙伴中地方广电系统能够投入上述列举的全部资源；地方政府部门则以内容、客户资源、人员、政策和资金作为主要的投入资源；SP/CP则能够投入除了牌照、基础网络、政策之外的其他七项资源。
在IPTV业务合作中关注的关键要素
在IPTV业务合作中，合作伙伴通常应考虑的关键要素包括内容提供、内容管理、品牌建设、业务平台、定价模式、计费模式、营销方式、客户管理、分成比例及客户服务等共十项。其中，内容提供、定价模式是三类合作伙伴都共同关注的要素；内容管理则主要是地方广电系统、地方政府部门所关注的要素；品牌建设和分成比例则是地方广电系统和SP/CP所共同关注的要素。除去上述比较共性的关注要素外，SP/CP经过多年在互联网经济的洗礼与锤炼，他们对业务平台、计费模式、客户管理也都格外关注。
探索IPTV商业模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广电、政府、SP/CP拥有不同的资源，固网公司探索IPTV新的商业模式必须以合作为基础，以创新为目标。在合作阶段，IPTV的核心问题是产业资源整合与价值链合作，包括不同行业资源的整合，不同企业的合作和通过合作与合资创新的企业；在创新阶段，IPTV的核心问题是商业模式探索与业务创新，包括探索不同企业的合作模式，创新具有市场前景的业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