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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水论文范文1
引言
风水又称堪舆，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地位。中国古代人希望通过风水思想在建筑中的运用，能够获得良好的居住环境，还能通过建筑环境中的风水布局达到祈求阖家幸福、驱凶避祸、广纳福德的目的，实现家族的兴盛。在当今建筑学、家居设计方面，风水对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建筑结构有其积极贡献。
风水概念
风水是汉族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风指的是元气和场能，水是指流动和变化。风水在中国古代建筑活动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建筑活动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技术。从当今的建筑学角度来看，中国风水理论具有很完善的系统性。风水是中国古人协调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一门理论，风水是中国古人对自然规律总结后得出的思想，风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中国风水思想在中国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多个流派，各个流派的风水学理论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如形势派，这一流派下又分为峦头派、形象派和形法派，形势派的理论多集中在建筑布局城市规划等方面。而理气派下的各个流派众多，包含方面也更为丰富，有占卜、住宅布局、还有医学方面的理论。风水学中的众多流派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风水思想在建筑结构、建筑装饰中的体现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审美观念和文化思想，对中国风水思想进行研究，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步骤。
风水思想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风水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建筑在建筑布局、结构设计、建筑选址等重要建设步骤都要以风水进行指导。古代大户人家在这方面更为讲究，建筑的基础建设结构等方面不但要遵循风水思想，房屋中的各个细节和装饰也要表现出风水文化。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住宅能够运用好风水思想不但能够使居住者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还能使这个家族获得更多的运气，家族发展的更好，反之，建筑没有形成良好的风水布局，不但影响居住者的居住质量，还会给家族带来噩运，不利于家族成员的发展。因此古代中国人对风水在建筑中的应用十分重视。
1.门窗中的体现
住宅的大门是整个建筑的门脸，代表这一个建筑的精气神。这种观念不但影响着古代中国人，当代中国人也很重视住宅大门的设计。从风水学上讲，住宅大门是住宅“集气”的重要通径。在古代，自家住宅大门不能正对邻家屋脊，否则财气和福气的通径会被阻挡无法“集气”。另外中国古代的大户人家大门口都会摆放两只石狮子，石狮子的摆放在风水学上也有着讲究。通常来说，石狮子中的雄师要放在左侧、雌狮子应放在右侧。石狮子都会踩球或口含宝珠，有驱邪避凶之意。之所以要将石头雕刻成为狮子，是因为狮子是凶猛野兽，而且形体巨大、气势威猛，人们认为石狮子能够将噩运阻挡在门外，保护家人，并将狮子视为吉祥之物。
建筑的窗户具有采光通风的作用，无论是从风水学，还是当今的建筑学、家居设计学角度来看，窗户都应具有良好的采光能力，窗户的设计会影响居住者的心情，在传统园林中，窗户不但具有采光通风的功能，还是园林观景的重要视窗，是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2]。
2.镇宅辟邪构件
在古代中国建筑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石雕或砖雕，这些雕刻最开始设立的目的与大门石狮子的功能类似，多是用于辟邪镇宅。特别是在房屋奠基期间，一些房屋的墙壁会有“泰山石敢当”的雕刻，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其可以保证房屋安全，为家人驱除厄运。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镇宅辟邪的迷信思想逐渐淘汰，石雕和砖雕的美观性在现当代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成为满足居住者审美情趣的家居装饰品。
风水与家住装饰的关系
中国风水学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文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另一种体现。中国风水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风水在中国古代不仅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筑结构设计方面，建筑装饰也蕴含了丰富的风水思想。风水思想对我国建筑理念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风水思想中也有着消极方面。风水思想中有阴阳观念，认为事物具有两面性，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因此当今的人们对于风水思想也应该秉持两面性的观念来看待，要以扬弃的思想来对待风水思想，继承发扬其精华思想理论[3]。风水思想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传统建筑装饰体现了风水思想，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这些建筑装饰的功用逐渐发生了改变，一些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建筑需求的建筑装饰被时代所淘汰，但是更多的建筑装饰和制作工艺得到继承和发展，如石雕、木雕、盆栽等多种装饰都在当今建筑中得到应用和发展。这些装饰都蕴含了丰富的风水思想，也是风水思想在当今时代中的传承，可以说，传统建筑装饰与传统建筑一样，都是风水思想的重要物质载体。
建筑风水论文范文2
芋头村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西南，距县城9km。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全寨182户，该建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群因山就势，结构造型具有典型的侗族风格。建筑沿山谷层层布局，很自然地与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山脊型”与“山谷型”民居模式。芋头村独特的村落空间布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侗族传统聚落的研究有高度的价值。
一、芋头村寨历史背景
芋头村最早是杨姓的祖先由江西太和县迁出，经过“衡州”至“靖州飞山”后，顺渠水及其支流双江河“沿江而上”，其中经过了江口、黄柏、琵琶，最后辗转至芋头界，并在此定居。村寨中主要姓氏是杨姓，还有后来从附近的塘豹、古伦等地迁入的龙姓、粟姓，另外还有几户袁姓和熊姓居民。
二、芋头村寨选址及发展过程
为什么该村寨取名为“芋头村”？其名源于它最初建寨选址是在形若山芋头的“芋头界”。村落的生长过程是从芋头界沿山坡向谷地慢慢发展，形成由高而低层层依山盘旋而下的村落形态。现今的村寨是由三个组团构成的，牙上寨、中寨以及下寨。由于芋头村位于山地峡谷中，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耕地，故建寨首先选择芋头界顶，同时，由于山脊所对的方向是东面，利于接受阳光。随着人口的增长，村民逐渐往半山和山坳聚居，而后，发展到山脚芋头溪边，芋头溪成为村落在谷地发展的轴线。沿着芋头溪，又先后形成了溪北和溪南两个定居点，即中寨，距离寨门最近的下寨则最后才形成。
三、芋头村寨风水观
侗族村寨选址强调“风水”的理念，因此造就了侗族村寨良好的景观空间格局，形成独特的景观空间结构特征。侗寨就整体布局而言，它的村落环境与自然生态是吻合的，村内村外的环境空间也是优美的。在侗族人看来，延绵起伏的山脉可称为“龙脉”，山脉遇溪流、平坝而止之处可称为“龙头”，“龙头”面朝环绕的溪河和开阔的平坝，背靠起伏跌宕、来势凶猛的“龙脉”，村寨建在这样的“龙头”上，侗家人将此称为“座龙嘴”。再在后山蓄古树青竹形成风水林，以镇凶邪；在溪河上建造风雨桥，以锁财源。在这样风水观念的指导下所形成的地理空间模式被侗族人认为是村寨的“风水宝地”。芋头村寨是典型的多鼓楼内聚向心式布局，村寨布局形态呈带状依山体展开，牙上寨、中寨依山而建，下寨沿山脚让出中部的空间以纳气流，保证村寨空间的气韵流动。三面风水林环抱，形成沿“龙脉”分布的组团状的聚居空间和复合型村落空间形态。
四、芋头村落空间构成
芋头村寨通过形式不同，富有情趣的多层次空间，在内聚向心的结构秩序目标下，依据一定的方向性，构成了既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富有变化又和谐统一的空间环境，它们由聚落边界和村寨内部空间要素组成。
（一）边界景观空间要素
侗族村寨的边界明确了村寨的空间范围，寨门、风雨桥等要素起到边界的界定作用，是村寨内外空间的沟通与过渡。
1.寨门。寨门是侗族边界构成要素中的重要节点，它设置在村寨主要出入的道口上，最初具有防御及通风报信功能，现已进一步扩展到在意念上加强聚落群体的地域识别性和民族凝聚力。芋头村的寨门位于山体转弯处，每经蜿蜒的山路，到达寨门后，便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2.风雨桥。侗族风雨桥建造在村寨中村头寨尾的出水口处，也有少数的风雨桥建在穿越村寨内部的水面上。风雨桥既有方便交通、利于休憩交往的使用功能，又是村寨地域常见的界定要素。芋头的风雨桥造型朴素，与绿树、青山、碧水共同映衬村寨，构成良好的景观节点。
（二）村寨内部空间要素研究
以边界作为起点，侗族村寨主要由大量的民居组团空间、自由布局的水空间、位于秩序焦点的鼓楼中心空间以及穿插联系的道路空间等共同构成层次丰富的内部空间。
1.鼓楼。侗寨的活动室以鼓楼为中心展开，鼓楼是侗文化圈最具特色的公共建筑之一，是集多种功能与一体的公共场所。芋头村共有4个鼓楼，每一个鼓楼的结构、造型均不同，随着村落的变迁分布于各寨之中，鼓楼的位置，对于侗族聚落的空间构成，有一定的代表性。
1.1龙氏鼓楼：位于芋头界顶，是进入芋头界顶组团的必经建筑，有“寨门”的含义，同时，它以平实简朴的形态，成为兼凉亭、集会的场所，与旁边的古井、土地庙共同构成亲和、聚气的村寨公共空间之一。
1.2牙上鼓楼：在芋头界的半山坳口，以高脚的干栏式建筑为特点，鼓楼外侧悬空而建，成为绝佳观景点的景观中心，使村寨空间因此有很好的灵动感。
1.3芦笙鼓楼：用类似塔的形象矗立于中寨核心，9重檐，在结构和造型上都有很大的变化，是中寨村民的集聚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中心。
1.4田中鼓楼：正方形5重檐，位于芋头侗寨入口处的田中心，有着醒目而显著的空间界定作用。
2.水系串联的村落空间。侗族特别注重水空间的营造和利用。芋头溪贯穿侗寨，既是自然的泄洪通道，又是灌溉系统。在路旁梯级布置的十几处鱼塘巧妙地起到了减慢洪水流速和蓄水的作用。同时科学地利用了自然式洁污分流系统，将水统形成灵动的村落水空间。芋头水溪以其优美的形式创造出丰富的立体空间层次。水塘是侗寨水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芋头村大小水塘，穿插于密集的居住组团空间内，调节建筑空间的节奏。塘内养鱼，既调节了小气候，又方便了生活。散落于寨中的水塘使房屋保持了一定的间距，有助于采光通风，既可成为防火隔离带，又是消防水源。
3.道路形成的村落骨架。芋头侗寨道路程枝状分布，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空间节奏与层次，同时，它还是各空间内部与各空间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作为一个介入其他 空间的因素，调节了组合的疏密、强化了层次的分明。
侗族强调占用有力地形，营造适宜人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空间环境，试图努力营造和谐的人居环境空间，无一不体现其“天人合一”的宇宙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夏斐.侗族传统村寨聚落中临水景观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9
建筑风水论文范文3
关键词：风水，人居环境，天地人合一，生气，相地
中国的风水最早起源于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形成于汉晋，“风水”这个名称的由来，最早出现在晋代郭璞的《葬书》中：“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自古就是我国先民相地营造村舍民宅的重要依据，无论是都邑﹑村镇﹑聚落﹑宫宅﹑苑囿﹑寺观﹑陵墓，以致道路﹑桥梁等等，从选址﹑规划﹑设计及营造，几乎都受到风水理论的深刻影响。可以说，风水是古人在选择人居环境时，对地质、地貌、水文、气候、生态等各种人居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以及在建筑营造中采用某些技术和避让种种禁忌的总概括。但由于风水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长期被蒙上迷信和愚昧的面纱，多年来一直被当成文化糟粕，被学术界所摒弃，因此风水理论中所蕴含的科学成分也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炸” 、“环境污染” 、“资源枯竭”等等问题困扰着全世界，于是，学术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重视人和自然的有机关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注目。强调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的中国哲学思想，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和深刻哲理的风水理论，对于将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有机结合并且充满审美情趣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积累的深厚的人居环境经验，为我们今天构建生活舒适、工作便利、邻里和睦、身心健康、环境优美的和谐人居环境在指导原则和操作理论方面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天地人合一”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传统风水学的核心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在选择人居环境和建筑营造中，要遵循这个原则，在应用过程中要注重探求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传统的风水理论尊重环境的自在性，反对按照人类意志改造自然。自然环境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做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享，逆之则否”。虽然有人要说，古人对于自然的近乎神化的崇拜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技术的落后，但今天拥有发达技术的我辈，却因为伐林烧山、填湖种地、劈山修路等等随意改造自然甚至是逆自然之道而行的行为而饱受洪水、泥石流、气候恶劣等灾害的折磨，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来退耕还湖、封山育林。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滥用技术真的是创造幸福之道么？古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做法，用最小的代价塑造出理想的风水格局，这种整体论和自然人文主义思想给我们以启示，我们今天要追求的现代人居环境，也应该是这样一种天地人和谐一致的环境，用山水美化城市，用建筑美化山水，借助自然景观保护山水的美，同时也衬托建筑物的美，通过建筑物，将人、地高度协和为一体，形成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良性循环。从时下流行的“城市山林”、“人性化建筑”、“回归自然”、“取法天然”等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正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
二、“生气”的重要性
中国的传统风水学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形势宗和理气宗。形势宗主要注重空间形象上的天地人合一，着眼于龙、砂、水、穴、向的考察；理气宗则注重在时间序列上达到天地人合一，注重人的命理与宇宙时空的关系。虽然这两者各有侧重，但其共同关注的惟有一物，那就是“气”，即“生气”。可以说，整部风水学讨论的都是如何营造“生气之地”，形势宗强调的是“地势生气”，理气宗强调的是“方位生气”，但“生气”是二者判定环境好坏的共同标准。“气”的涵义丰富，既抽象又具体，可以是真实的气流，也可以是各种地形地势、生态小气候及景观，后者从本体上被视为“气”的聚结或运动。“藏风聚气”是风水学里的重要观点，比如说指导人们如何植树，以培生气，告诉人们不能进行怎样的建筑和开采挖掘，以护形势，这种“培生气”和“护形势”无形中保护了自然山水，也保护了环境和生态。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生气”的风水观念强调的是生命的力量，适宜的人居环境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而只有处理好人、建筑、自然等各元素之间的关系，即对“生气”的“迎、纳、聚、藏”等进行细腻处理，使“维持生命存在及决定其变化的‘生气’充盈其间”，才能使影响生物圈最为重要的“风”和“水”的循环运作得以整合，使周边环境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有机的生态整体。东方的传统文化中认为万物皆有灵性，自然山水，一草一木，都与房屋居住者的情感和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处于与自然最佳关系的中的聚落是生机盎然的，人们身处其中能体会到自然的生气与灵气，能从这样的环境中获得益处，并达到一种与自然宇宙精神合一的高尚的诗意的栖居情怀。
三、传统“相地”之法的借鉴
“相地”即选址，风水理论作为古代聚落和建筑选址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蕴含着较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按照传统风水理论，人居环境的选址基本原则和格局是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最佳选择。人居环境的最佳建筑风水模式是：基址背后有主峰来龙山，也称靠背山，来龙山后面要有龙脉为连绵高山群峰为屏障，并与大山形势相连通；基址左右有略次于来龙山的低岭岗阜，俗称扶手，即左辅山，右弼山，青龙砂山，白虎砂山，青龙在左，白虎在右，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基址前要有月牙形池塘或河流婉转经过；水的前面又有远山近丘的的朝案对景呼应；基址恰好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内有千顷良田，山林葱郁，河水清明，安详和谐。上述这种“负阴抱阳”的人居环境就是理想的建筑风水模式。我们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其神秘说法下的科学内涵：基址背后的山峦屏挡冬季北来的寒风；东西面低岭岗阜缓坡避免淹涝之灾和保持水土、绿化植被；南面有流水经过可以接纳夏季南来的凉风，又能解决生活饮水和灌溉问题，又利于舟楫之便,有了污水还可以排出；南面向阳，明堂开阔，具有充足的日照，这样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这些基本理论，古人还形成了关于龙、砂、水、穴、向等考察方法的具体的成系统的实际操作理论，其丰富博大包罗万象以致不能一一展开细说。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风水之中关于“相地”的理论，看上去很神秘，充满迷信的色彩，但实际上都是古人在大量的地理实践过程中对地形地貌的总结，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被不断的神秘化导致掩盖了其科学性，如我们加以仔细分析提炼，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对当今构建和谐人居环境的启示和可操作的措施。
不可否认，风水理论中有一定迷信的成分，但是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居环境建设经验的积累，是中国传统人居环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迷信的掩盖下包含着极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这种强调整体性和人文生态的理论，在现代人居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在人们选择和建设适宜的人居环境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俞孔坚.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M].商务印书馆,2004.
[2]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3]王深法.风水与人居环境[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4]沈实现.贾建强.李春梅. 风水说中的景观生态思想探析与应用[J].林业调查规划. 2005,30(5)
[5]王灵芝. 中国传统的生态环境观[J].华中建筑,2006,24(9).
建筑风水论文范文4
关键词：风水宝地、事死如生、等级、清昭陵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建筑文化由于其内涵和形式的独特风格，形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独特的语言体系。我国传统建筑作为哲学的物质载体，通过蕴藏在其中的高超木结构技术成就与迷人的艺术风韵，映射出的美学精神、严肃的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生的终极理解，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和深邃的哲学境界。本文以清昭陵为例，论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陵墓建筑中的体现。
所谓陵寝指中国帝王的陵墓陵宫,是属于墓葬文化的一个建筑门类,中国封建文化发达,帝王乃“真龙天子”,权倾天下,故陵寝建筑的繁荣,也是世所罕见的。陵墓的建造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
一、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
“风水宝地”，确实有着较高的物质环境和自然景观质量，大都符合我国自然大气候，并依据当地的具体小气候和地形而选定，是古人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
归属于中国山脉水系的大概，以及纳阳御寒的气候实利功能，风水学家概括出了一个“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这个环境模式是一种理想的背山面水，左右围护的格局:建筑基址背后有座山“来龙”，其北有连绵高山群峰为屏障；左右有低岭岗阜“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前有池塘或河流婉转经过；水前又有远山近丘的朝案对景呼应。基址恰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内有千顷良田，山林葱郁，河水清明。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盛京）昭陵位于盛京城北约十华里，在满语中叫“额尔登额蒙安”。因在盛京城北，,俗称“北陵”。昭陵始建于清祟德八年(1643),至顺治八年(1651)完工。迄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盛京通志》称昭陵“风水”曰“福陵发源于长白，昭陵自城东北叠嵘层峦至此，宽平洪敞，辽水右回，浑河左绕，有包罗万象控驭八荒之势。”亦称：昭陵是由福陵后龙起伏转换落脉结局。福、昭二陵“同干分支,二陵为一体”。并据此推断。昭陵选址的“来龙”出自福陵天柱山的“后龙”。太宗皇太极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子,昭陵龙脉起自父陵后龙不仅合乎“风水”条件要求,而且也与辈份相合。又有三台山作为后靠。
二、事死如生的空间布局
事死如生，是中国传统陵墓营建的原则，所以皇陵的建设亦突出皇权的至上。建筑中轴线的观念与古代中国传统的天地宇宙观相谐的。屈原以建筑学实际也是原始宇宙说的眼光,对天地宇宙的方位、体量深表关切：“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架其衍儿何？”这两句是说：整个大地平面既然呈南北狭长之形。,屈原诗歌中所反映的这种南北长于东西的宇宙大地平面观亦即建筑平面观，对中国古代建筑群体的平面安排深有影响，那便是对建筑群体平面安排的南北狭长及由此产生的纵深之美的执意追求，是与中国古代传统的“中轴线”文化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走过甬道，周边的气氛浓郁起来，来到灵前，有开阔的广场，进入陵寝空间是在一个凸字形月台上，有一个石坊作为前导，标定空间，石坊前的坡道抬升台面，走过石坊，第二层台面提高了大红门的陵园主门的地位。石坊与大红门通过颜色（一青一红）、虚实、体量的对比和地势的提高，描绘出陵园起始阶段的路径。
进入大红门后，可分为三个空间层次：第一阶段：从大红门到隆恩门，第二阶段：从隆恩门到隆恩殿，第三阶段：从隆恩殿到宝城。第一阶段是神道空间序列，又石望柱统领，甬道两侧有六队石象生显梯形排列，利用透视学原理越远对兽间距越近，增加视觉景深，延长神道的深邃感。有偿的神道塑造的气氛，在威慑人的灵魂，两侧石雕似仪式化的象征，实现了死对生的压制性对话。继续前行，是方正的神功圣德碑亭，内有圣德碑，上刻有皇太极一生的文治武功，向生者宣扬着死者的功业。神功圣德碑亭位于甬道的正中，却不可以穿越，而是绕行，所以建筑内部只有陈列空间，无交通空间。绕过碑亭，在肃穆的方城城墙之上有高大的隆恩门楼。两侧四座配殿和碑亭、华表、门楼一起限定出一个方形空间。空间从之前的狭长，转换成面式的方形空间，突出隆恩门的雄伟，人的心灵重压抑转向震撼。隆恩门楼的高耸起了提神的作用。
穿过隆恩门，是第二个阶段――方城空间。幽深的门洞，是为了突显方城内空间的开朗。方城内主体建筑――隆恩殿位于方城北部，与两个配殿形成方城后部空间的围合感，宽大的方形广场将视线推向远处，通过配殿的收敛，是视点集中在隆恩殿上。与第一阶段相比，开敞、恢弘的空间显示了皇家的气魄，隆恩殿张扬着帝王生前的威仪。转到明楼前，空间突然局促起来，殿后与明楼之间的空间很局促，而这里又挤放了石五供使这里更加拥挤。走过整个昭陵，最好奇，最不解的地方便在于此，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甬道实际上停止在了隆恩殿月台之前，而不是方城末端的明楼，也就是说，设计者引导生者进入的空间终点就是隆恩殿。隆恩殿后空间即为第三阶段――隆恩殿到宝城，这个局促的空间是一段生与死的过渡，是生者对彼岸的沉思。石五供是生者对死者的供祭，而明楼则是要诉说对生死的界定，继续前行迎面是封闭的影壁墙。在方城和宝城之间形成月牙形的院落空间，是生者路线的回旋，这里的回旋，提出了生对死的迷惑。这个第三阶段的空间不仅是前两个空间的首位，还是一个哲学思辨的过程，是无尽的回想。
三、等级制度不甚完备的单体建筑
儒家的王道思想强调每个人通过“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德行的修养来达到“内圣外王”境界，而在“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里，统治阶级真正推崇得比较细致的是“礼”。因此，“礼”的思想与“礼”的制度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这种等级观念体现在建筑上，则主要表现为以维护伦理为目的，而建构起一系列“分尊卑”、“辨贵贱”的建筑等级秩序模式。表现在建筑中，无论是房屋的开间数还是对屋顶形式、建筑色彩、建筑构件的使用上，均有严格的贵贱等级之分，不能随意逾越，在关内明清各陵都毫无例外地恪守了这一思想。
清昭陵作为清初关外的建筑群，其单体建筑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建构起严格、明确的建筑礼制，等级极不规范，做法混乱，随意性较大，这与中原宫室建筑的诸多规定是极为不符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初关外宫式建筑的特点。在房屋开间数上，有奇数也有偶数，隆恩殿与东西配殿等却均是五开间。再看对屋顶的使用上，建筑的主次关系没有与屋顶形式的尊卑进行严格地匹配，隆恩殿虽是整个陵寝的最核心建筑，但仅是单檐歇山顶，较明楼和神功圣德碑亭的重檐歇山顶等级还要低。这些现象都说明早期满族人虽然吸收了汉文化，但对于其建筑等级制度文化的周密考虑和形式上的体现却未了解到其精髓所在。
中国建筑设计很早就吸收了传统哲学思想，它对传统建筑的影响比其他国家的建筑体系显得更为悠久，也更深刻。中国古代建筑对传统哲学思想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如何把握好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上的运用，是值得每一位建筑师思考的问题，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建筑哲学思想，对中国未来的建筑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白晨曦.天人合一――从哲学到建筑[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3
[2] 毛兵.空间的生命对白――沈阳故宫与昭陵分析[J].建筑师，2008（3）
建筑风水论文范文5
关键词:艺术美学;审美共通性;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绘画;关系
中图分类号:J20-05文献标识码:A
审美共通性是艺术审美的基本规律。同属视觉艺术及空间艺术的绘画与建筑,二者在发展历程与生活应用都有着高度的依存与审美共通性;建筑与绘画二者除可彼此应用与做为创作发想之外,建筑的空间与形式长久以来亦逐渐成为绘画的媒材。梁思成将中国园林(包括园林建筑)视为一幅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则认为园林是介乎古典型建筑和浪漫型的绘画之间的一种特殊艺术。①建筑在做为人类休憩避难的功能之外,也是一种美感的具体实践,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里说:“建筑风格的变迁就是以线为中心。希腊式建筑多用直线,罗马式建筑多用弧线”而这种作为形体单位的线,则是图画、雕刻等这种美的事物都必具有的要件。②王振复在《建筑美学笔记》中探讨建筑与绘画的关系,认为中国建筑的“园理”与画理相通;王世仁的《理性与浪漫的交织》则探析中国园林如画的美学思想。建筑作为一种与人类文化共存并落实于生活应用的艺术,实际上反映出各种生活层面的美感,也作为不同艺术审美的融合。正如《中国建筑文化大观》所说:“中国建筑是技术兼艺术的灿烂之华,……中国建筑一定程度上具有音乐的旋律、绘画的美意、诗文的气质与雕塑的境界;……在中国建筑的时空存在与发展中,这些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渗融其间,展开了一场场持久而甜蜜的‘对话’”③。
一、中国传统建筑与绘画的基本审美特征
1、重天人合一的传统建筑审美
中国的建筑在长久的农耕社会型态与特有的汉语言文化哲学之孕育下,映像出高超的土木结构科技与高雅理性而深邃的文化哲思,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与浓于伦理、“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达理”而“通情”的大地文化等四项特点,④并具有自然美、曲线美、均衡美、象征美、阴阳美等五种具体呈现⑤。如以儒、道、释等哲学理念将之聚敛浓缩于建筑艺术的审美理念上,则以“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三种精神体现于世。
(1)“致中和”的文化审美体现
《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首先呈示于其有机整体观中,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和谐美,也是孔、孟认为处于“天”、“地”之间的人,最好的自处方式,制导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⑥
传统建筑选址向来以“立于中”为先。卜辞有“立中,允入风”之说,因此国族社稷需位中土,汉书司马相如传之大人赋记载:“世有大人兮,在乎中洲。”“中州,中国也”;选址之外,城池规划、家宅民舍,也需“辨方正位”而“择其中”。至于城市与庭院布局则重视中轴线之观念:“在中国古代,具有中轴线布局意识、观念特征的建筑则随处可见。……北京紫禁城就是一个典型。”⑦梁思成认为:“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⑧。可见“致中和”之精神不止成为天子以至黎民在建筑上必须谨守的默契,也是契合于华夏民族礼乐文化均衡、和谐的共通审美心理。
(2)“重礼教”的人伦教化呈现
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百姓的具体内容。举凡食、衣、住、行,抑或婚、丧、喜、庆,都不可以须臾离开礼,《礼记•乐记》云,“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荀子•乐论》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若崩,则国族恐将灭亡,故而言行必有礼法,屋宅建制也必须依循礼制系统。
汉高祖令叔孙通制订汉礼制度,废除秦社稷,设立汉社稷;⑨魏晋至隋唐时代进行频繁的修礼活动,至唐时完备了都城礼制建筑系统,并将郊祀等祭祀制度,形成国家大祀的定制。⑩任何朝代的礼制建筑非但受到君主的极度重视,也是民宅建筑的依据。宗庙、宫殿、陵寝等规划,除谨守其严格的伦理与阶层规矩外,台闽常见的三合院民宅建筑,则以供奉神主牌位的“祖厅”正厅为中心,两边等次而下乃为祖父母房、父母房,儿女房位居边陲,与最低下的厨房、仓库为邻;同样谨守伦常规范。至于庙宇、民宅之脊饰、壁堵或窗棂,常可见到的“赵子龙长板坡救主”、“彩衣娱亲”、“精忠报国”等壁画或装饰,是将忠孝节义的思想,透过建筑以达到教育子孙与思想启发的最佳境教方式。儒家重视人伦之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故而合乎礼教规矩与强化儒家人伦教化,乃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审美,亦使中国之建筑处处呈现和谐、平稳、冷静而兼蓄秩序与肃穆的景象。
(3)“敬天地”的轮回意识延展
《老子》诗蒸民:“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天道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中国人对于“天”,并非仅是“敬”与“畏”的关系,更是“亲”与“爱”的落实体现。天地育载万物,国族社稷之兴盛衰亡,则端视天子言行是否顺乎天道。行礼如宜,则天命永祚;逆天道而行,则天地将起异象,“天命”也将另择善德并取而代之。如《尚书》盘庚所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因而社稷寻址需依循四时以定方位,庙堂规制必循伦常以订礼制,庙宅陵冢形有所别以分阴阳,梁柱檐阶取材自然以尊天地。所谓“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记•郊特性》)“天神在上”,人便应安居立命,以仰天之德,礼敬天地,顺自然之法,周而复始,方得享永世不灭之资源。
2、尚文人精神的传统绘画审美
中国绘画的艺术性反省,是东汉末年及至魏晋时代的事情。而中国绘画艺术性的兴起,徐复观在分析后认为是因为以经学为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兴起、老庄思想及玄学风气抬头,以及人伦鉴识之风大盛三者为主要原因。B11因此中国的传统绘画审美也与之紧紧相扣,发展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美学特征和绘画传统。
(1)重传神
所谓“传神”,即系将此对象所蕴藏之神,通过其形象而把他表现(传)出来。B12“神”指的是精神,亦即老子《道德经》中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以及《庄子•天下篇》“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合而言之的精神。《淮南子•原道训》中载道:“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世说新语•巧艺》中则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B13。是故,后来无论“穷玄妙于意表”的宗炳,作《叙画》的王微,或影响中国画坛深远的《古画品录》作者谢赫,都侧重“传神”一事。宋人邓椿也在其《画继》中提及:“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透过画作以传递绘者与受绘者之精神、本质与特性,是传统绘画最终的本义。
(2)崇气韵
精神是“视乎冥冥,听乎无声”之物,精神一旦落之于笔墨上,即化格为“气韵”。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有云:“虽画有六法,罕能该尽。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而所谓“气韵”,徐复观认为应将“气”与“韵”当作两个概念来处理,也就是嵇康所谓的“神气宴如”、养生论的“神气以纯白独着”;此乃由作者的品格、气概中透过“心斋”与“坐忘”的努力后形成的“神气”B14。“韵”是由上述的“气”所分解出来的,是一种音乐的律动,落实在画纸上,主要就是线条的本身,藉由线条,而将神形的“态度风致”在绘画上表现出来,所以邓椿在《画继》中强调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此即历代用以评定画作优劣的标准。
(3)尚雅逸
所谓“逸”,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从《论语•微子》中考证其原意,将古之所谓“逸民”分成“发中权”之“ 高逸”与“身中清”之“清逸”二者;认为此与魏晋时的“清”、“远”、“旷”、“达”相通。魏晋时代士大夫以人伦鉴识区分画品之雅俗,《唐朝名画录》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加定“逸品”,重视不拘常法,以自然为上的画作;至[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则将“逸品”置于“神品”之前:“高逸一种,盖欲脱尽纵横习气,澹然天真,所谓无意为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而“逸格”也得到北宋文人画家的推崇。故而“人到无求品自高”即成为追求画品格调高逸之不二法门。此须由绘者之思想人格着手,所谓“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B15因为太多红尘杂事,将使得作品显得“俗气”,无法入流。[清]沈宗骞也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B16,邹一桂更以艳巧俗媚为忌,[清]邹一桂《小山画谱》中说道“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足见“尚雅逸”,确实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受到相当的重视。
二、中国传统建筑与传统绘画之审美共通
中国传统建筑与书画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是空间结构、线性变化及曲面构成等,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B17。尤其传统园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园林的造园手法讲究虚实、透漏、因借与景移,园林建筑的布局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颇有章法。以有限的建筑园林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颇近于画理。”B18传统绘画讲究皴法、线描及墨色使用,以线条的粗细与曲直构成形状(shape),以墨色浓淡与色彩塑造质感;传统建筑则以线条与空间拟塑风格,以材质和规模形成量感。在长久的交融互用之中,建立出如下的审美共通性:
1、和谐与秩序
“和谐”与“秩序”为儒家的基础与特色,亦为传统画作与建筑的审美标准。王维《山水诀》:“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宋]郭熙《林泉高致集》则载道:“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李成《山水诀》也强调:“凡画山水,先立宾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所谓画有宾主,“主”与“宾”的关系确立,是绘画中维持“秩序”确保“和谐”的重要关键;[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元]王蒙的“秋山萧寺图”,千仞高峰之比例占据整体画面之泰半,溪流与人物则陪衬在下方角落。[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选择以人物在画面中所占的大小比例,区分帝王与随侍之关系,使主宾分明而和谐有序。作为古代建筑典册之《考工记》则记载:“王城居首,为全国血缘宗法政治中心。诸侯城列作第二级……。”“三级城邑,尊卑有序,大小有制。”同样在确立“主”、“宾”的次序;以祀奉至圣先师的孔庙为例,无论于建筑之定制、高度与规划上,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与庙中其他建物相比,则明显是王维所谓之“主峰”。
绘画与建筑虽不同于简册将圣儒教化之言语以文字条列,仍以不同形式展现其教化功能。上述阎立本之“历代帝王图卷”绘列各朝帝王,依各帝王之品德、功绩决定于该图卷中侍从人数之多寡、行路或乘轿、仪态雍容或抑郁;此与杭州岳武穆庙前秦桧夫妇跪像、武则天坟前的无字碑,同有奖善惩恶之妙趣。而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五代的“宫乐图”则与北京紫禁城以中庸致和为名的“中和殿”、福建南靖“和贵楼”、“怀远楼”等土楼之命名、台北“三峡祖师庙”罗列的“卧薪尝胆”、“田单复国”等铜雕壁画,以及桃园“范姜老屋群”的建筑彩画B19,同样隐含劝勉后人自强不息与守分向上的教化之功。
2、题名与定性
文人在画作上以文字题名落款与详加批注的习惯,最晚在魏晋时代已经出现,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南朝梁]萧绎的“贡职图”都有题名。而宋代画院考试常以古诗句为题,如“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等都曾是画院考试的题目B20。这些题名将创作者的意念,较纯粹的图像更清楚且具体的呈现,在线条与墨色的传达外,以诗句与文字的述写,将作者之人生价值与哲学思想透过画作详实的传递。建筑之“题名”一如画作,前述的“中和殿”、“和贵楼”以建物之名传递拥有者之意;清代末期常受法、荷、西等列强侵犯的台湾,钦钗大臣沈葆桢为巩固海防,于台南安平仿法国之堡垒形式建造一防御性碉堡,在其城额上题名“亿载金城”四字,以求该城池千年亿载不朽,使防卫固若金汤、易守难攻B21;还有苏州“拙政园”中“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对联B22、广州“陈氏书院”大厅格扇上“道太邱星聚一堂昌后世,德令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B23的对联,都是借由“题名”,使建物呈现主人之风骨、寓意及人格特质的最佳写照。
传统画作的“性”主要来自于作品的题材、技法,而“格”则取决于创作者的品格修养。画作“性格”是赏析画作的重要依据。以工笔精绘而设色金碧艳丽者,鸟兽翎毛可见微毫,庙宇栋梁斗拱错落,画作呈现华贵而工整的气息,董其昌将之归为“北宗”,[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是其代表;而被归为“南宗”的另一派画法,善用渲染与淡墨,“流素而成云,借地以为雪”,重视人物神韵与山水灵气,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是其代表。
中国传统建筑属性与风格虽不分为南北二宗,却因其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直观而显性的建筑技术,有风格迥异的“徽式建筑”、“闽式建筑”、“藏式建筑”、“岭南建筑”等,或是各具其使用机能的“庙宇建筑”、“民居建筑”、“军事建筑”等,当然也有因营建法制而区分的“汉代建筑”、“唐代建筑”、“明清时期建筑”等不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文化展现的建筑审美。
3、隐喻与象征
传统画作与建筑的“性格”既来自于人的品格,其直观形象与显性特征,则以隐喻与象征的符号提供找寻其隐性意涵与内在精神哲理的线索。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类此相互关系与延伸意涵归结成一套系统,以直观接收的“能指”(signifier),与间接受引导的“所指”(signified),以及转译间接呈现的“意指作用”(signifitation),来说明符号如何演绎出的思想与其后续延伸的神话。B24
古代中国文人因身处封建体制与礼教文化的威权,早学会运用这种间接呈现的手法,将意念隐藏于若有似无的朦胧中,以求明哲保身。[清]郑燮的“甘谷菊泉图”的,隐喻自己孤高超俗、不与尘世同流,于浊世中仍有廉洁自持与不移的气节,因此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B25除“花中四君子”之外,传统画作中常出现的松、竹、梅,则代表坚毅而高风亮节的“岁寒三友”;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清泉象征君子之德、白石象征择善固执;而山水画中常出现的一叶扁舟,往往是隐喻着文人“一朝不得志,明日散发弄轻舟”的潇洒与自我藉慰的处世哲学与艺术精神。
这种隐喻与象征的手法同样出现在建筑审美上。在《周易》中,“九”为帝王至尊之数,为阳爻之天数;“六”为阳爻之地数。天九地六,为天地运旋之时运。所以建辟雍为太学,实际是将崇拜天地自然的观念渗透在教化、开蒙达智之中。B26杜耒《寒夜》“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是文人于其宅第中,以具象征意义的植栽自我惕励与期许。这种象征符号也许布置于园艺景致,也许形塑于居宅栏杆、窗棂、门堵壁画上。古代知府衙门厅堂里彩绘的青天、太阳、海浪与白鹤壁画或浮雕,就是为官仕人清廉自持、为民青天的自我惕励。中国客家传统民居更是以丰富而深刻的隐喻内涵和象征意义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深刻的印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依山而建,正面是红色的砂岩石垒砌的巨大浮雕石壁,中开大门,入门后为一条44级、上有玻璃光棚的笔直蹬道,正对陵墓,这种入口空间序列是古代陵墓神道的象征。”B27这是当代岭南建筑创作对传统建筑象征文化的继承。
4、气韵与意境
传统绘画审美具有“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特征,而传统建筑也将一系列文化讯息与素质蕴涵于其建筑“语汇”之中。梁思成与林徽音说:“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B28这种具有“诗意”与“画意”的“建筑意”,蕴含民族文化的深意,来自于民族的哲学、历史、伦理、美学等多种文化的综合,B29也就是所谓的生命韵致与艺术精神的“气韵”。王世仁也认为:“中国建筑的艺术形象,不在于单体的造型欣赏,而在于群体的序列推移;不在于局部的雕琢趣味,而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B30此“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B31序列推移的整体精神,除了阐释伦理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对理性的人文探求。它可以是数字化的屋舍间架递减,也可以是燕尾脊角度的蜷起曲线与庑殿飞檐之如鸟翼昂起,说明中国人对秩序、婉转、圆融和向往天人合一等神韵品格的追求。
王振复先生以为“建筑文化,同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无庸置疑的。”,他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象征性方式归纳为“数的象征”、“形的象征”、“音的象征”、“色的象征”等四种。B32在这四种象征性方式中,窗户、石板、藻井、塔层的数目变化,与[明]龚贤《画诀》:“四树一丛添叶式,此四树一丛,三树相近,一树稍远。”及奚冈《树木山石画法册》:“聚则宜累累,散则为星星。”以聚、散、疏、密分布表现韵律的绘画技巧相符。苏州的寒山寺以“夜半钟声”揉合“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鱼火对愁眠”的意境,闻名于古今。台湾彰化鹿港龙山寺饶富韵律的龙柱造型,充满文人风格的覆盆式石雕柱珠,以及纯朴素雅的飞檐翘起,在香烟袅绕与斜阳西照的光影映照下,与其雅致的山门也拟塑出相同于董其昌“高逸图”那烟岚飘渺、宁静致远的幽雅意境。
5、布局与五行风水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所提的“经营位置”,即传统建筑所谓之布局,相似于西方绘画理论所说的“构图”(composition)。其中不同之细微处,在于以天人合一的美学思维中,传统绘画之经营与建筑之布局追求与天地相和,阴阳相生,于其甚者更要求符于五行风水之理。[宋]郭熙认为作画之时,凡经营下笔,必合乎天地B33。[明]董其昌则认为,凡画山水,须明分合,其次须明虚实。B34树石布塞,需密相间。虚实相生,乃得画理B35。[清]唐岱《绘事发微》则载道:“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莫之静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体阴阳以用笔墨,故每一画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树石沙水,无一笔不精当,无一点不生动,是其功纯熟,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石涛的《画语录》则以“一画”为核心,融合周易、道家学说和禅宗之说B36。
历朝的都城规划与宅第布局,同样遵循周易及阴阳五行之理念,善用左阴右阳,采“九”为阳数至极之法。《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至于宫殿型制,则遵循儒家规矩“前朝后寝”之制,所谓“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九为分,九卿治之”B37。东汉末年道教盛行之后,阴阳五行风水之说更深深影响其营建法制。《旧唐书》载武则天建立明堂的诏书:“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外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以八卦之形为台基,重视阴阳的顺序。而后之紫禁城,南京的明孝陵,其宫殿布局、尺寸与用色,都可察见五行五色与阴阳与风水之特征潜藏其间。以空间布局著名的苏州“留园”,西北为太祖山、祖山,是风水术中“干”位所在。为求“龙脉”流贯,因此于中部掘水池为“龙潭”,而东南“巽”位为“风”,在此设建筑,以求“风生水起”“龙气盈贯”。此“龙脉”相应于水墨画,则为画中山势之起伏,[清]王概比喻为人之气脉B38;王原祁则以为“龙脉”为画中气势,与开合起伏互为体用,若强扭龙脉则生病矣。B39
因此历史学者姜波认为:“北周五郊坛的高广和距城之远近,都合乎五行之数,使五行观念与五郊坛的对应关系更加整齐。……西汉晚期确立了阴阳五行学说在祭祀方面的指导地位……”何晓昕则说:“中国风水术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独特表现,是中国建筑与环境学的一种传统“国粹”。”B40
三、结论
中国画以线造型,以形写神,注重白描、散点透视、虚实相映,以有限之景寓无限之情,追求“象外之象”,以拟造气韵生动的“境”;中国园林则讲究虚实、透漏、因借和景移,其植栽与庭院的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以有限的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这种殊途同归的艺术审美,以儒家思想、老庄哲学、佛家轮回与五行风水为文化底蕴,发展出具有“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的建筑审美,也酝酿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绘画审美,无异是中国艺术精神现象的凝聚。
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是精神与生命的写照,是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追求,所有艺术犹如万流同归一宗,具有相隔却相通、神似而体异的审美共通性。尤其是集技艺与艺术于一体的建筑艺术,与传统绘画具有“和谐与教化”、“题名与定性”、“隐喻与象征”、“气韵与意境”、“布局与五行风水”、“心灵自在与自我抒发”、“对和的禁忌”等面象的审美共通性。这些审美共通性体现艺术品欣赏与审美之规律与经验,从而为扩充与深化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感受,实现审美超越,提供多样化的条件与契机。(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引自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②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下册,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9页。
③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④ 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
⑤ 参见张士全《论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水美学思想》,新浪博客网。
⑥ 刘月《中西建筑美学比较论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⑦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⑧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⑨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5页。
⑩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36页。
B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46-157页。
B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58页。
B1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5页。
B14参见曾炎辉《“气论”在宋朝山水画中的影响》,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3-69页。
B15方咸亨《中国画论类编》,《邵村论画》,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B16参见朱晓红《沈宗骞――中国书画画语图解》,《芥舟学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B17参见叶育男《形体的自由化――东方书法与美学在数位构筑中的初探》,台北新竹国立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19页。
B18唐孝祥《近代岭南建筑美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B19倪晶玮《范姜老屋建筑彩画中之文化意涵》,《建筑学报》(台北),2009年第68期,第236-239页。
B20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B21李乾朗《台湾建筑史》,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68页。
B22此联置于拙政园西山之“雪香云蔚亭”,为[明]文征明所题。原文出自[南朝]王籍《入若耶溪》诗“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影逐回流。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之其中二句。
B23此联置于陈氏书院(陈家祠)首进大厅格扇,上下联之大意为:“追寻着太邱祖的道路,将贤德之士集于一堂以切磋学问,昌盛后世;与德芳百世的广雅书院为邻,以优良的学风培育我百粤的子弟,举拔人才,提振文风。”文在缅怀先祖,尊崇广雅书院的文风,并勉励后代子孙勤奋向学。
B24参见罗兰•巴特《神话学》,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9-187页。
B25参见全景博物馆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名画博物馆》(第四卷),第450页。
B26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B27参见李倩《中国传统建筑象征的审美文化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4页。
B28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B29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B30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B31《十三经注疏》卷11《礼记注疏•中》,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3-1135页。
B32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0页。
B33郭熙《美术丛书》第九集《林泉高致集》。
B3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B35蒋和《学画杂论》,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B36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页。
B37转载自罗哲文、王振《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B38[清]王概《芥子园画传》该段原文:“所谓嶂,盖山之颅骨是也。此处起伏为一山之主,而气脉联络,并为通幅之一树一石,皆奉为主。又有君相存焉。……山有高有下,高则血脉在下,肩骨开张,基脚厚壮,峦岫环绕,映代步绝,此高山也。”
B39[清]王原祁《雨窗漫笔》该段原文:“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虽备,未经标出。石谷阐明,后学之所矜式。然愚意以为不三体用二字,学者中无入手处。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浑有碎,有断有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开合从高至下,宾主历然。有时结聚,有时澹荡,峰回路转,云合水分,俱从此出。……若知有龙脉,而不辨开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势。知有开合起伏,而不本龙脉,是谓之顾子失母。故强扭龙脉则生病。开合逼塞浅露则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则生病。”
B40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41页。
Aesthetical Intersection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Drawings
TANG Xiao-xiang1,WANG Yong-zhi2
(1. School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建筑风水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所属民族、地域的不同各种文化发展又各有差异，其中以汉族的文化为发展的主流方向，这里我就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典型居住文化“四合院”的发展历史为主，来说明民族文化对于环境设施的影响。
中国民居由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造，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征。以汉族为例，最典型的建筑就是——四合院。
我国最早的四合院建筑形式出现于西周时期。其典型特征是外观规矩，中线对称，用法极为灵活，四合院的大体分布为大门、第一进院、大堂、第二进院、书屋、住宅等，两侧有厢房。各房有走廊，隔扇门相连接。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
自四合院问世以来，因其外封内敞的空间正符合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所以在各地普及开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其自身不论是从建筑外观还是到室内地格局分布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形式和内容，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深厚美学意蕴。其中以山西、陕西、北京、河北等地的四合院最具代表性。
从发源地陕西到荆楚的汉阳长沙；从巴蜀到燕赵故地，四合院的院落式住宅，几乎成为各地住宅的基本模式。只不过因环境，气候，生活习惯的差异而略有不同。如：东北四合院的常用单扇门，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中国传统的双扇门、堂屋背后设“倒闸”作为贮物间。华北地区民用住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是一种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方形的院落。北京的胡同一般是东西走向的，主要以走人为主。四合院的院门，大都采用木板大门。四合院中，有正房，即北房。这是院中的主房，符合中国传统建筑学中做北朝南的说法 ，而且，一般四合院的走向也是坐北向南的。东西两侧，为东西厢房，一般都比较对称，建筑格式也大体相同。它的主要用途是来宾客或家中辈分较小的人用来居住。南面建有南房，与北房相对应。整个四合院，大都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成。当然，在南北、东西房形成的角落中，也有耳房。这种耳房，有的用来储存粮食，在北方还常常用来饲养牲畜，也有用来做厨房的，还有一个角落，一般是西南角为厕所，而东南角，则大都是院子的大门。
有些地方，为了使院落更加美丽大方，还专门点缀一番——在院落一进门处的正对面，修建一个“影壁”。在正对大门的这一面，一般都会有一些植物图案或者大幅的书法字样醒目地放置影壁正面，上书“福”、“禄”、“寿”等象征吉祥的字样，以达到装饰的目的。也有一部分影壁，上面绘上各种吉祥的图案，如“松鹤延年”、“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等等，给四合院内制造了一种轻松写意的文化气氛。如果是在农村则多采用“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字样或图画。这种影壁，设在大门之内的迎门处。四合院院内，有用石板铺的，也有砖铺地的和鹅卵石铺地的。无论是怎样铺，院内总要留出几块地方做种树，栽花之用，以作为庭院的点缀装饰，这也正是四合院结构的一大特点 。
四合院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各个房间的的坐向决定了它们在宅中的地位。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带的长辈们居住。 北房一般习惯建三间，其中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 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重大节日时设供祭祖的地方，每到此时总会在堂屋摆案起香，而另外两侧多做卧室。在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度下，东侧为尊，是正室居住的地方，西侧为卑，则由偏房居住。 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后罩房——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这种后罩房的格局在古代的封建家庭中是常见的，但四合院这种居住形式发展到现在，后罩房这种分割已经被取代。
以北京的四合院来说，自从元朝正式建都于北京，元朝统治者开始了对都城的大规模规划和改造，可以说北京的四合院就从那时起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并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胡同文化”。据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载：“大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这里所谓的街通就是老北京常见的胡同。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四合院在当时的规模和基本形态。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不断完善且适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合院形式。
一般的四合院都有二进院落，大型的有三四进院落和花院，这种大型院落一般是有些身份的人才可以住，一般的人大多是二进院落。二进院落一般是在东西厢房之间建一道隔墙，有内外宅之分。内外宅之间一般建豪华的垂花门，垂花门内有影壁，只在有重大活动时才打开，旧时人们常说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道门就是指的此门。大型四合院最后一排正房为后罩房。
在四合院的建造和居住当中，对于风水是极为讲究的，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其中还包含着“五行相生相克”的迷信色彩。除去风水学说对四合院的影响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甚至主偏房的布局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生活、美好事物、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置于门管、门头上的吉词祥语，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作品，即是主人性格，抱负的表现，又使得整个庭院充满了文化气息。
四合院作为一种早期的住宅，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它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底蕴，是民族文化与建筑艺术结合的最好考证。
参考文献如下：
[1]庄裕光.古建春秋.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
[2]王其钧 中国古建筑语言.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1
[3]萧默编著 《建筑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