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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论文范文1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人口问题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财政供养人口问题涉及到财政负担和政府职能运行效率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历届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口存在的问题，为解决财政供养人口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一、我国财政供养人口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较高。从纵向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说是1:28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看，1999年中国是1:30人，印度尼西亚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 : 187人。为支付众多供养人员的工资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费，我国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出现典型的“吃饭型财政”现象，其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人的80 %--90%，政府基本上没钱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1997年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全部支出总额14.7%， 1998年为14 . 8 % ， 1999年为15.3 % ， 2000年为17.4%， 2001年18.6%。这些行政管理费中包括极不合理的公车费、接待费等支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年递增27，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1999年，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乘人员在内的耗用为3000亿元，而1999年我国的地方财政收人不到5600亿元。中国烹饪协会统计，2002年中国餐饮业全行业年度营业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公款消费为1000亿元。2003年干部出国(境)达427万人次，按每人花费1万元计算，一年干部出境就要花费4.27亿元财政资金。虽然美国各层级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也占到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之多，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贫困救济等项目，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很低。而在中国，“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主要是大吃大喝招待费和竞相攀比、极其不合理的小车费用)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却非常低。
这几年全国平均每年的财政支农资金有1000多亿元，但70%以上用在了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上，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在不少传统农区，县一级90%左右、地市一级80%左右的财政支农资金是用于“吃饭”。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我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在某种程度上讲已到了极限，财政成为“吃饭型”的财政，财政再分配的其它职能大受制约，严重影响许多重要的投人，如此发展下去，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严重受阻。财政供养人口的膨胀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不仅严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加剧了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政府的有效运作，极大地加剧了财政负担，导致各级财政陷人困境而难以自拔。政府机构每年增加一个财政供养人口，国家每年至少需要增加财政支出2万元以上。据此计算，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达600多亿元，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
二、从劳动价值理论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口存在的问题
1，财政供养人口过多造成劳动力经济学上的过多浪费
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价值是交换价值，即只有进行交换的产品才具有价值可言。“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政府机构的劳动产品并非为了交换，而主要是为公众提供一种无偿的服务，因此，其劳动产品并非商品，其所供养人口的劳动也并没有创造价值。财政供养人口越多也意味着越多的劳动力没有参加商品价值的创造。虽然政府职能对于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供养一定的人口是必须而又在所难免的，但因为其供养人口的劳动力没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因此更应该注意供养效率问题。原则上，在政府机构中，一个人能干的活决不能给两个人干。否则，在社会总劳动力一定的情况下，会减少商品价值的创造总量。
2，财政供养人口范围过大不利于所供养行业价值的创造
根据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财政供养的对象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市场不愿意或不能提供的领域，比如大型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等公共社会事业。我国在1982年、1988年和1998年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虽然在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供养人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财政供养范围过大的问题，政府职能“越位”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为政府机构所从事的劳动并没有创造商品价值，所以财政所供养的行业也就无所谓像市场上的其他行业一样，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充满竞争，因竞争产生极高效率，因效率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财政供养人口结构不合理造成部分劳动力价值无法实现
根据国家人事部统计，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中大专及以上的学历约占80 %。有些地方招考公务员时明确规定非本科及以上学历不可。不可否认，高学历、高素质的财政供养人口能较好地履行国家职能，提高政府机构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应冷静地思考，政府机构中例如文件收发等工作是否一定得是本科生或研究生。这里，不是否认收发等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对一于这些工作而言，只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文字语言功底的人就能很好地胜任。不可否认，政府职能中诸如政策制度的研究制定，法律、规章制度的解释和实施等等确实需要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参与，但不少岗位却无须这样的人才。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由三个方面决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学习费用，因此，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价值应高于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目前我国政府机构工资制度尚未能较好地体现教育程度对劳动力价值大小的影响程度，因此，往往出现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差距拉不开，也就造成高层次、高学历人才劳动力价值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
三、劳动价值论为解决劳动供养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解决财政供养人口比重大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学术界建议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构筑公共财政，一致认为应该精简政府机构，降低行政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精简什么机构，保留什么机构;哪些行政成本能带来效益，是有效成本，哪些成本是没必要花费，是无效行政成本。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抽象的人类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并非所有的劳动产品均有价值，只有进人交换系统中的劳动产品才能拥有价值，即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具有价值。为了解决财政供养人口的理论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问题。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探讨的劳动，更多涉及的是商品的生产劳动。但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所有的商品都是劳动的产物，即便某种物品是大自然的产物，如原始森林，只要最终被拿来交换，它也必然是凝聚着人类劳动的结晶。马克思说“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要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可见，马克思所谓的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并非专指产品的生产劳动，而是指在产品成为商品之前所凝聚的一切人类的劳动，除了生产劳动之外，还应包括产品的开发、研究、包装、运输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产品成为商品之时这些劳动才创造价值。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可以理解为所有的劳动都有可能创造价值，但其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其所凝结的各式各样的劳动才真正创造了价值。这为解决财政供养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即财政供养人口的劳动与市场上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可以参与价值的创造，只要其劳动产品能推向市场。因此，政府要精简机构、削减财政供养人口，首先必须研究的是哪些职能部门应该下放到市场，解放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使它们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缺陷，如遏制不完全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或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服务，如加强监督，维护经济秩序。而对于诸如过多的行政审批制度而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职能应加以取缔;对于诸如咨询、培训等并非只有政府才能从事的中介服务应推向市场，使之成为商品的创造部门，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政府在确定职能承担范围时应牢牢把握一个原则，只要是市场办得了、办得好的事情就不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只有这样，财政资金才能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提高财政对政权建设、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需要方面的保障能力，从而改变“吃饭财政”的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使越来越多的行业融人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增强竞争意识、提高运行效率，生产出高质优效的商品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使社会财富越来越丰富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供养人口必然牵涉到政府机构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在确定财政供养人口合理范围和规模后，将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不足的部门或行业，不仅可以避免劳动力的浪费，还可以增加劳动力所创造的效益。如图1所示，横线E表示发挥最高效益所需的劳动力数量。A行业只需三个劳动力就可创造最大效益，目前尚有一个劳动力处于浪费状态;B行业创造最大效益所需的劳动力与实际使用的劳动力相等;C， D行业实际使用的劳动力少于创造最大效益所需的劳动力。因此，通过A行业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C行业，提高了整个社会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总量。
人口问题论文范文3
关键词：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红利；扶养比；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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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论文范文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流动进入了活跃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流动人口在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其结构由原来的“单身外出”方式逐步转变为“举家迁移”，出现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流动人口子女是伴随中国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否可以摆脱父辈那种“边缘人”的命运，真正融入社会的主流？
一、社会融入与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是指流动者在流入地不坚持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行为举止和身份，进入到主流社会，并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主要指流动人口从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融入主流社会。
流动人口子女是指随父母一起居住在城市而户籍仍在农村的、年龄在6至14周岁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少年。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作为社会融入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具有社会融入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过程是一个早期社会化的过程，是人一生社会化的基础。其次，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过程既不同于农村孩子也不同于城市孩子。
二、我国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生活为流动人口子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契机，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社会生活方面的边缘化
首先，在居住方面，与当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极低，租赁房屋成为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在流入城市解决住房本文由收集整理问题最为现实的选择。而且，由于租金和其他原因，他们租赁的住房主要位于城镇的边缘地区，即通常所说的城乡结合部。
其次，在社会交往方面，进入城市生活的流动人口子女，其人际交往关系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方面，交往的人群主要是家人、邻居、亲戚等。
再次，在经济条件方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流动人口主要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这些行业大多工作量大、收入低。
（二）教育方面的边缘化
首先，在就读学校方面，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流动人口子女大多无法进入教学质量较高的公立学校，只能在教学质量不高、教育效果不理想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其次，在学习方面，流动人口子女在学习方面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他们中的少部分能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学习成绩优良。但大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较差，学习成绩欠佳。而且，受各地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的影响，部分流动人口子女难以适应流入城市的教育，跟不上学习进度和课程。
再次，在在校交往方面，陌生的学校、陌生的老师和陌生的同学，再加上在生活、学习等方面与本地学生的差别，流动人口子女极易产生自卑感，因为过分看轻自己，往往表现得比较胆怯。心理上的自我封闭、行为上的自我孤立，使他们在与同学、老师的交往中出现问题，进而在学校生活中显得非常孤立。
（三）在心理层面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边缘化
流动人口子女身份认同是指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如何给自己定位。流动人口子女和他们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耳濡目染了父辈在城市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的排斥以及“二等公民”的不公待遇，产生了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以及对城市的敌视态度。这些都造成了流动人口子女心理层面身份认同感的缺乏，阻碍他们的社会融入。
流动人口子女的归属感主要是在其就读学校与同辈群体交往、学校集体活动以及对城市的感受中形成和发展的，他们与同辈群体的交往程度、参与集体活动的程度以及对社会关系、环境的感受都影响到他们归属感的强弱。由于社会、家庭背景的差异，流动人口子女与城市孩子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一些方面相互感到陌生和不理解。这使流动人口子女与城市孩子的相互疏远成为必然。
三、造成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中产生问题的原因
第一，户籍制度是造成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最根本因素。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排斥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无形的边界，直接构成了流动人口子女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障碍，使得他们融入流入地社会相当困难。
第二是社会关系排斥。流入地政府的本位主义和防范性的管理方式和流入地居民对流动人口子女普遍存在一种戒备、歧视和排斥心理，使得对流动人口子女难以融入流入地社会。
第三是居住隔离和社会网络的同质性。流动人口家庭大多数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而这类居住区的封闭、独立性最强，致使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生活空间大多与本地人口的生活空间几乎是一种隔离的状态，成了游离于城市居民社会的“孤岛”。
第四是家庭影响。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及自身素质等与城市原有居民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使得流动人口子女在试图成为一个城市人时，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和歧视，他们的社会融入之路显得格外艰难。
第五是流动人口子女的自身原因。一方面，流动人口子女文化基础大多相对较差，在流入地的学习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另一方面，社会适应能力是影响流动人口子女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由于社会、家庭背景的原因，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要适应。
四、推动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的建议
（一）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和重视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从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和重视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一方面，流动人口子女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漠视他们所遭遇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状态，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另一方面，平等的国民待遇是我国国家性质的要求和体现，也是党和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
（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首先，进一步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二元社会制度，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社会管理制度。其次，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实行国民教育的公平。一方面，在基础教育方面应将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纳入公办学校招生计划，使他们享受同城市孩子一样的入学机会；另一方面，对打工子弟学校采取扶持、倾斜的政策。最后，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一方面，设立专门机构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针对；另一方面，完善社区建设，把流动人口子女纳入社区管理，为他们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为他们融入到城市生活创造条件。
（三）加强监督，保证各项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一方面，社会舆论、社区等各种基层组织都应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和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四）流动人口子女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融入流入地社会。首先，在自身素质方面力求有较大提高，以适应城市生活的要求。其次，在社会层面主动扩大交往，利用较好的社会关系实现自己的社会融入。最后，在心理层面主动强化认同感。一方面，主动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对自己现在生活城市的了解，重视从心理层面努力适应。另一方面，培养乐观的心态，自觉增强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及对其市民的认同感。
人口问题论文范文5
人类步入21世纪以来，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60、70年代人口之和占据我国总人口的42.6%，而50年代人口占据18.7%。现如今，50年代人群已经完全成为老年人群，60、70年代人群正在步入老龄化，这也是现如今我国需着重解决的问题。本文重点以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作为出发点，进而提出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希望对我国社会发展有所帮助。
人口老龄化过度老龄化问题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现如今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是在人们认识上却存在很大差异。部分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年人转向老年人的过程；也有人认为，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的比重上升。现如今比较主流的观念是指，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偏移，即老年人口上升、中年人口下降。但如果辩证分析，这些观念都是成立的，但也都是不澜鞯摹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了“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指出，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在60周岁，现如今，国家、地区评判人口老龄化是：国家、地区中60周岁人口达到该地区总人口的10%或65周岁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时，即被称之为老龄化地区。老龄化会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带来很多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出相应的措施，出台一系列的有效政策，进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简述及所带来的问题
（一）适度老龄化与过度老龄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现如今80周岁人口到处可见，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从客观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是自然现象，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当今人口老龄化定义分析，可以划分为适度老龄化和过度老龄化。以稳定人口理论可以推导出生育率更替水平，即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在60岁左右，那么发展下去人口老龄化将在21%左右，理论上可以称之为60岁条件下适度老龄化水平。同理，可以推导出70岁在22%左右、80岁在26%左右。根据此类方法推导，如果生育率小于1.5，那么发展下去的老龄化水平就已经达到过度老龄化。
（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处于初期阶段，老龄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彰显，但从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产生非常深刻的问题。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全是消极影响，但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老龄化分口不断增多，其影响程度也会不断增加。具体来讲，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人口规模缩减，致使劳动力缺乏、有效劳动力下降、储蓄率下降，引起养老、医疗保障支付困难，加重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削弱经济增长步伐，进而演变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
以我国人口年龄布局来分析，我国正在酝酿过度老龄化风险。以理论推导分析，计划生育是导致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主要因素，两个完整的计划生育家庭结构中，中老年人占据半数以上，即双方父母4人、夫妻2人、孩子1人或2人，一旦生育率降低到1.5，那么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极难逆转，计划生育期间我国一直处于低生育水平，假设我国生育率在1.5，那么未来我国稳定人口会每54年折一半，到21世纪中叶老龄化将高达38%；21世纪末达到40%以上。过度老龄化会造成我国人口极速缩减、公共财政危机、经济下滑、老年保障降低等问题。因此，现如今虽然我国开放二胎政策，但以当今人们生活情况分析，二胎家庭少之又少（城市）。
二、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一）原因复杂性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非常多，例如经济宏观因素，终身发展、全面发展的微观因素等。其中，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例如产业结构不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落后等。这一系列原因，有的属于内生性的，反之，也有一些是外部因素引起的。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可避免的。
（二）传导机制模糊性
随着人类社会愈加复杂，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变得更加系统、更加复杂，与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虽然其实质关系非常复杂，但却非常模糊，即不相关现象。特别是一些内生联系，其产生环节极其难以察觉，看似不相关的两种现象，却有可能是一种共生关系，并非是因果关系。笔者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为例，看似老龄化与经济并无直接关系，但中间传导环节依然与国家人口、劳动力人口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受国家传统、国家制度、国家发展阶段、国家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影响。强调一点，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下滑的途径不是单一的（直接影响），而是诸多影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间接影响）。
（三）发展长期性
解决一个阶段的人口问题往往需要一个世纪，甚至是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在宏观人口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问题。以我国当今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例，当今40～60的人口比例最大，受计划生育影响，80后、90后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并且如今的80、90后大多数都是“一家三口”。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贯穿于21世纪之中，各个阶段老龄化问题不断积累、展现，甚至是爆发。以老龄化问题分析，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终身积累。
（四）风险累积性
如果老年人疾病增多、安全事故增多等问题突然爆发，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老龄化问题具备模糊性、隐蔽性、累积性等特点，一旦爆发老龄化危机，那么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力，并且也无法保障取得预期效果。同时，风险累积性也体现在不同年代，60、70后受计划生育影响，那么80、90后也会形成这种意识，也被称之为风险沉淀。以我国为例，如今我国是由适度老龄化向过度老龄化过渡阶段，虽然我国想要弥补计划生育带来的弊端，提出二胎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很多家庭为了减轻家庭压力而放弃二胎，或者人们没有二胎意识，我国生育水平仍然低迷，人口老龄化问题依旧没有缓解。总之，老龄化问题必须要做到一定的前提性，即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社会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有很多，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影响。相关部门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支持，调整人口结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参考文献：
人口问题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老年照料服务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涉及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诸多领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十分关键的时期。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处于老龄社会，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l％，并将以年均3％速度增加。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据预测，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将达到2．48亿，约占总人口的17．2％。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要净增1亿。之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50年前后提升到30％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届时我国老龄人口总量比美国全部人口还多。从本世纪前半叶开始，我国将始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国家。我国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0％，仅用不到50年时间，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要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这一速度的确是惊人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家庭结构、老年群体状况及城乡老年人口分布将呈现许多变化。一是纯老年人家庭迅速增加。“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少，“四二一”结构家庭(一对夫妇同时瞻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逐渐增多。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纯老年人家庭占老年人家庭比例城市约为40．3％，农村约为37．8％，并在继续增加。二是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4岁，80岁以上高龄老人高达1520万，预计到2020年将翻一翻，2052年将超过1亿，占世界高龄老人总量的1／4。高龄老人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我国高龄老年人平均增长率超过4％，是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1．7倍。高龄老人的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人口老龄化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三是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倒置。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0．9％，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2020年、2030年将分别高于城镇5个和7个百分点。老龄化对农村的冲击比城镇更为严重。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四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而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较为发达的情况下自然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13美元以上。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瞻养比结构、代际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养老、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对老年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也较为迟滞，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一是现行养老保障体系还不适应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充足稳定的养老金供给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国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造成在本已较迟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养老金缴费者急剧减少和领取者大量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支付压力逐年加大。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l2．8：1，2004年锐减到3：1，养老负担急剧加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窄，只在城镇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绝大多数农村老龄人口还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医疗保障体制不适应老年群体迅猛增加的要求。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消费的主体，据统计，60岁以上老人余寿中约有2／3时间为带病期。而目前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均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小，政府投入相对不足，个人负担费用上涨过快。老年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对医疗资源的消费和占用越来越大，而支付能力有限，这将给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