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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1
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是指以低污染和低能耗为基本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经济发展能够与生态环境相平衡，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等手段开发新能源、实现资源的高效可循环利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低碳经济有以下三个特性：第一，经济性。低碳经济追求的是以更加环保和高效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治理环境问题。第二，创新性。低碳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技术的创新，通过对能源利用技术等的革新，提高生产效能，从而实现绿色发展。第三，可持续性。低碳经济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可持续，既实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又保障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
财政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步伐放缓，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降低资源能耗、治理环境污染又保障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全球瞩目的问题。
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现实严峻。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重重。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进一步强调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但是，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依然很高，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虽快但贡献率仍有待进一步加強。另一方面，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进展缓慢。我国是以煤炭为能源结构主体的国家，且需求量巨大，而提高煤炭的利用率、降低其污染物排放的技术难度较大。同时，我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力等资源的利用和推广需要循序渐进，资金、技术、管理等配置很难一步到位。能源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讲，需要实现技术的创新。而技术的突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长期钻研，我国在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方面尚欠缺长期的投入机制。
财政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
环境税收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环境税制，对能源消耗所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缺乏补偿机制。现有的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虽然针对资源利用进行了一定的税收调节，但并未突出其补偿能源消耗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功能，且标准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其环保节能的作用较弱，利用税收手段进行有效调节的目的难以实现。相较而言，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环境税收体系较为完善，不仅能够利用税收收入补偿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利用税收调节和引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利用新能源和节能技术进行生产。
财政支持投入不足且手段单一。一方面，通过我国公开的政府预算可以看到，财政支出用于资源和环境治理的金额较少，所占比例远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据测算，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缺口较大。另一方面，财政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手段单一。在目前我国采取的政策手段中，占最大比例的是财政支出和财政补贴手段，而其他财政税收形式利用的较少，如间接税收优惠、专项基金等手段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国碳交易市场尚不成熟。我国虽然是世界上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最多的国家，且市场份额居全球首位，但是，由于缺乏交易系统等建设，我国长期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上一直都处于低端位置。2017年，我国全面启动碳交易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但是，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尚不成熟，和发达国家相比，不仅起步较晚，且相关的金融体系建设较为落后，对碳金融的认识也不够深刻，交易平台尚不成熟，交易价格不合理。这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促进技术革新、发展低碳经济。此外，我国碳交易市场上的碳金融衍生品较为缺乏，金融体系发育不足，不利于多元化的投资。
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支持机制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企业的贷款等支持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绿色金融理念。金融机构需要建立间接融资等多方位的体系支持低碳企业开展研发创新，并加大支持力度，依靠金融创新服务于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同时，金融机构要加强对贷款资金的追踪管理，从而保障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和管理。
财政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针对上文分析出的问题，本文对财政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四条政策建议：
建立和健全环境税收体系。在资源税改革和环保税推出的背景下，要加紧落实环境税收体系的相关政策，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和引导作用，通过提高企业税收成本的手段促进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转型，突出环境税种的环保节能的功能。同时，税收收入作为负外部性成本的补偿，应成立专项基金，用于环保技术的研发和生态恢复的投入。
加大财政投入，丰富支持手段。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加大政府预算中用于资源和环境治理的比例，并整合专项资金、完善资金管理配套措施加大对节能环保技术的支持力度。同时，要丰富利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以奖代补、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多种形式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优化补贴等支持环节，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此外，对于企业引进技术和设备，也需要提供一定的税收政策优惠，以便于企业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提高生产质量和绿色研发。
完善碳交易市场，开发碳金融衍生品。一方面，我国需完善碳交易市场，在排放权交易中加强金融创新，并积极拓展绿色中间业务，开展风险投资基金等。另一方面，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开发各类碳金融衍生品，如碳基金、碳期权、碳期货、碳信托基金等，丰富投资渠道，并完善相关机制降低投资风险，推动市场发育。此外，对于低碳企业上市融资，要加强政策支持，设立绿色通道，促进并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绿色生产。
建立绿色金融理念，健全金融支持体系。金融机构应树立绿色金融的理念，积极建立银行绿色信贷、间接融资、信用担保融资、风险投资机制等支持体系，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完善环境评级标准和风险评估机制等，从而发挥金融的支持和引导作用。同时，要加强对贷款等资金的追踪管理和监督，并通过融资政策引导企业开展能源审计，从而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2
关键词：新常态；民营经济；生态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1002503
1新常态与民营经济生态环境
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从非常态逐步走上升级后常态的过程，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主要体现在：
1.1“降速”时间窗：动力与效率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降速换档，中速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基础抬高”，更因为支撑旧常态的经济增长动力衰减。习惯于原有“供给推动”的民营经济正悄然面对“变革时间窗”，这必然给长期粗放增长的民营经济带来不适，被迫重寻动力与效率之路。但只要经受住阵痛，主动变革，不断向创新与管理要效率，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更大发展。
1.2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再平衡
产业结构优化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是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协调发展，满足社会不断增长需要的动态过程。民营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只有把战略与产业合理化、高级化进程相链接，才能真正实现动态均衡发展。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必须主动适应、协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握新常态带来的发展机遇，勇立潮头，才能再创佳绩。
1.3支撑转移：创新驱动与消费拉动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直至2012年，增速下行态势有所缓解，但下行压力依然很大，新常态呼唤着技术革命及其它新动力机制。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了新产业、业态与模式的兴起，为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必要支持，但是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在出口受阻、粗放投资恶果频现的今天，民营经济发展基点必然是创新驱动与消费拉动。
1.4制度变革：挑战更是机遇
新常态带来经济基本面大范围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方面暴露的问题越发明显，制度变革将成为“新常态”下均衡增长点形成的重要推动力，改革红利也将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必要保障。这不仅给民营经济提出了适应经济新形势的挑战，更将为其转型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机遇。
2南通民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群生态分析
2.1群落生态优势显现，新常态均衡逐步建立
2.1.1突围常态资源困境，推动南通民营经济稳步发展
21世纪，南通实施了“沪苏通”小金三角、跨江联动、沿海开发三大战略，地区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2510亿元发展到2014年的5652亿元，八年翻了一番多，成为长三角北翼经济总量最大、最强城市。新常态下，全市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有优、提质，带动民营经济稳步向前推进，截至2014年末，南通民营企业注册登记数达22.7万户，注册资本总额7425亿元，居江苏省第二位。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增长极，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超过60%。
2.1.2经受转型升级阵痛，构筑南通民营经济产业高地
随着新常态秩序的逐步建立，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14年完成“个转企”413家、新增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327家，新培育100家行业领军企业和400家成长型、科技型民营企业，多数企业保持20%以上的发展增速，对产业板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市新增民营高新技术企业330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4800亿元，同比增长17.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幅4.3个百分点。全市16家企业入围全国民企500强，列全省第三；18家企业跻身全省民企百强，列全省第一。
2.1.3收获经济政策红利，放大南通民营经济集聚效应
新常态下，南通积极探索民营经济新举措，鼓励引导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交叉持股，全市民资与外企合作率达37%，嫁接央企、国资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迈出发展新步伐，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加快融合。在化解要素瓶颈方面，深化政银企联动合作，全市新增24家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上创投和股权投资机构、5家小贷公司。系列政策的拉动，使民营经济成为南通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推动南通经济全面健康发展。
2.2经济结构转型艰难，群落环境优化任重道远
2.2.1产业低端重叠，低维度竞争导致效率提升困难
南通民营企业多属低端制造与服务领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微利区，在技术创新、产品设计、营销体系建设等方面竞争力不强，产业层次低。以船舶产业为例，南通船舶产业经多年发展和积累，具备了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技术含量较低，没有船用主机等大型成套动力技术、高附加值船舶配套产品，仅生产部分钢结构、舱口盖等粗放型配套产品，低维度竞争的结果是行业整体效益不断下降。低维度重复竞争延滞了南通民营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发展节奏，导致区域民营经济整体竞争优势无法有序建立。
2.2.2民营经济个体弱势明显，协同进化机制缺乏
南通民营企业单体规模较小，缺少具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大集团）。多数民企个体生态位处于行业低位，起点低、业态重叠，更缺乏专业化协作和分工，难以形成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和规模优势。2014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百强行列的只有南通三建、二建（44、77位）。这说明了南通建筑之乡的实力，也说明在其它产业上南通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从南通民营经济生态态势看，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单体规模小、集群特征不明显、总体质量不高，导致区域民营经济影响力难以有效提升。
2.2.3自主创新不足，民营经济生态特征缺少个性
目前，南通民营经济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内外先进企业还有很大差距，落后技术、工艺和设备还在大量使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较少。群落整体自主创新意识不强，技术开发能力不足，产业发展所需关键技术及核心设备进口依赖度较高。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不足1%。长期创新投入不足，导致南通民营经济群落中，多数企业特色不明，生态位处于低维度重叠区，区分度差，缺少深度市场细分，整体市场资源争夺激励，限制了民营企业群落的整体发展。
3新常态下南通民营经济生态发展路径与对策
3.1产权路径：突破单一产权依赖，完善民营经济治理结构
3.1.1提倡混合经济，优化南通民营企业治理结构
目前，南通民营经济主体主要包括乡镇企业改制、家族企业两大类，其治理结构均带有先天缺陷，成为南通民营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南通民营经济生态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根据公司制度明确企业产权，实现产权明晰化；通过建立现代企业组织制度，明确企业责权利，实现管理创新与科学管理。政府应鼓励民营企业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主动变革，通过多主体引入、多产权结合，优化治理结构，创新管理机制，突破资源与体制约束，以混合经济，引领民营经济生态发展。
3.1.2促进资源整合，实现南通外生型民营经济区域生态均衡
资源整合是民营经济实现以较少资源投入，调动可用社会资源，实现生态发展的基本手段。南通民营经济群落“生态承载力”相对稳定，必须走“总量控制、内涵发展与外向拓展”之路，核心要求在于“竞合”、“协同”。政府应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建立产业合作联盟，整合产业链各环节，通过跨地区、行业、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实现优势资源集聚与效率提升。通过优势种群培育，减轻域内企业生态压力，打造南通民营经济群落标志性品牌，扩大国际、国内影响力。
3.2技术路径：政策引领与有效激励相结合，创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通路
3.2.1坚持制度拉动，优化南通民营经济技术创新环境
南通民营经济技术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制度变革与建设滞后，是民营经济在“量”与“质”上落后的主因，是南通推进民营经济技术创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要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实行战略指导，通过区域经济政策，引导资源配置方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发挥导向作用。同时，政府应努力为民营经济技术创新建立良好生态环境和规范的管理体制。市政府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创新主体与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提升纵深还很大，尤其是对技术创新鼓励、培育政策。
3.2.2坚持培优扶强，推进南通民营经济建立技术创新优势
低维度重复竞争的现状说明了南通民营企业群落缺少鲜明的创新理念和动力机制。政府应通过政策与资金引导，逐步培育民企群落内生创新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向科技化方向发展。鼓励并帮助民营企业建立独立、合作创新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创新能力，通过核心技术研发，占领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打造知名度、信誉度、科技含量、市场占有率、经济效益“五高”产品，发展适用技术，解决技术难题，形成特色产品和服务。以技术创新与开发机制和技术联盟，铸就南通民营经济技术高地。
3.2.3创新人才培育与引进机制，建立南通民营经济创新人才高地
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政府应建立人才引进与培育政策，引导并鼓励民营企业引进高级人才，建设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专业技术队伍和技术工人队伍。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落实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帮助企业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以人才带动企业创新，以创新延展群落生态位宽度与深度，实现群落内企业生态位的合理分布，提高企业运营能力与盈利能力，增强群落整体竞争力，实现南通民营经济的协调共生与可持续发展。
3.3融资路径：建立民营经济融资立体通道，形成民营经济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
笔者在《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南通培育民营大企业战略研究》课题研究时，针对南通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发展问题进行调查，136份有效问卷中将“融资难”作为民营企业发展首要问题的有95家之多，占比高达七成。政府应以长链产业发展思维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鼓励引导民营企业以产业链资源优化配置和基础，打通企业上下游产业的关系，通过产业联盟贯通资金通路，加速资金循环。通过长链金融建立产业信贷链条，优化金融服务体系，实现资本在产业链上的合理配置。依靠产业集聚和金融集聚，构筑南通民营经济整体竞争优势。同时，制订鼓励民营企业上市、走出国门等系列配套政策，全方位打开南通民营经济大发展的生态空间。
3.4战略路径：优化民营企业战略管理环境，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鉴于南通民营企业低维度竞争、系统整体效益低的现状，政府应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引导民营企业综合考虑企业及企业生态系统环境，建立战略优化机制，营造协同共生的群落生态系统。通过适度培优扶特措施，帮助民营企业实现战略调整，走出生态重叠区，自主优化或迁移。培养民营企业自律精神，帮助民营企业通过行业分析、市场分析与企业定位，培育企业特色与核心竞争力，错位经营，优化区域经济协同、互补态势。
3.5文化路径：帮助民营企业构成现代企业文化，培植企业文化传承与生态生长土壤
新常态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市场模式变革都对民营企业的文化变革提出了紧迫要求。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帮助民营企业建构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生态、速度、创新等现代企业文化。政府应有效激励民营经济从创业型向管理型的转变，把握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良机，提升企业文化，巩固企业文化的“软管理核心”地位，用优秀企业文化来导航和支撑企业战略目标，用文化打造企业品牌、提升企业竞争力，帮助民营企业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成为时代经济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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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措施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趋于多元化，经济活跃度增强，同时，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速度等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这些都为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针对这些潜在的财务风险进行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的基本特征
(一)经济增长速率从高速增长开始转换成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增长速率不可能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会经历回落、放缓、趋于平稳、波浪式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必然的经济规律。我国经济在保持了较长时间的“8以上”高速增长后，近年来增长速率已逐步放缓。
(二)经济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改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50%左右，中国经济已正式迈入“服务化”时代。同时，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进行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境地，大量依托互联网、信息化、科技化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三)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内企业的竞争逐步从依赖资源、人工、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含量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由创新驱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向市场性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发展理念，这为企业能够更广泛的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平台和基础，同时也对企业自身实力和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地要求。
三、我国企业出现财务风险的成因
(一)宏观环境的复杂多变性宏观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科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经济休戚与共。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时必须密切关注外部宏观环境变化，“看好钱袋子、筑牢资金链”，否则，因某些外部因素变化将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二)企业自身实力和发展理念的局限性经济新常态下，国家为扶持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出台了众多优惠政策，“创新、科技、环保”等产业成为市场热点和发展重点。随着企业转型升级，甚至“跨界”或多元化发展，财务管理面临着更大地风险和挑战。同时，受财务管理理论发展、国家政策、管控侧重点以及信息化技术等因素影响，企业财务管理也面临创新和转型问题，但受企业自身实力和发展思路的影响，财务管理要求更高、难度增加、风险加大，却往往难以“一挽狂澜”。
(三)企业融资渠道和资金运营压力巨大近年来，虽然资本市场表现活跃，各类投行、基金入市，融资融券、可转换债等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和完善，金融机构贷款政策放宽并向小微企业倾斜，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整体经济下行因素影响，出于风险管控和合规因素考量，除部分大、中企业能够凭借自身实力和行业背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支持，甚至主动参与资本市场形成竞争优势外，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渠道单一等问题。同时，在市场压力增大和人工、资源等要素成本上升的情形下，资金运营面临巨大压力，现金流往往难以为继。
四、对于我国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提升危机管理意识和风险防控水平经济新常态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企业必须结合所在行业和发展实际，切实提高危机管理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调整或做好危机应对预案，尤其要重点关注财务资金流和上下游业务链。同时，建立健全以财务管理和市场发展为中枢的分类、分级风险防控体系，确保企业在危机管理中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资源选择最优策略。
(二)创新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在经济新常态和新形势下，企业必须与时俱进调整财务管理战略。要打破传统的财务管理思路和边界，通过创新财务管理模式，不断优化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结构，保持稳健发展。同时，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打造契合企业发展实际的财务共享中心和系统平台。通过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融合，形成企业内部“中台”系统，以大数据提升决策效率和精准度，推动企业管理的精细化发展。
(三)建立健全项目投资财务评估体系面对新形势下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剧变，短期内企业的发展策略要从扩张型向稳健型转换。投资项目选择要更多赋权创新和技术指标，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推进中短期项目。运用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建立项目投资财务评估体系，通过建立模型对投资回报率、资金回收节点、预计损失资金等多项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同时，要建立严格周密的资金管控和审查机制，确保专款专用，并通过管理提升压减投资回收期，提高投资收益的回款效率。
(四)以“现金为王”理念重塑资金运营体系在市场繁荣和经济向好发展的情形下，企业容易受利益驱动，高估投资回报率，而放松对“资金链”的警惕，然而自身财务管理水平和资金实力往往难以与发展规模相匹配。企业必须加强财务管理内控体系建设，在资金运营方面要深入践行“现金为王”理念，加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催收力度，保持经营性现金流为正。同时，通过发行债券、债转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保持企业资金链运转稳健、通畅。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4
[关键词]地理标志保护 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 标准化 产业化 品牌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地理环境和气候多样，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及深厚的饮食文化，许多以原产地名称闻名于世的传统名特优农产品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保护价值。虽然加入WTO后农产品出口量有所上升，但由于科技支持乏力、现代农业组织发展滞后、农业标准化程度低、品牌影响力小、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在激烈国际市场竞争中多数处于不利地位。作为产品质量的重要认证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地理标志深受国际市场认可，其在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以下作用：一是推动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标准化；二是促进地理标志产品生产产业化；三是加快地理标志产品品牌建设。地理标志保护对提高农产品生产及加工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丰富和深厚的意义，为我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王志本，2005；章胜勇等，2007；邓启明等，2011）。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地理标志对农产品的有力保护，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强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对地理标志保护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一、地理标志保护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机理分析
1.地理标志保护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1）地理标志保护的基本概念
TRIPS 协议第22 条第1 款规定，“地理标志系指下列标志：其指示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它不仅与其地理来源相关联，更与当地特有的自然条件和人文要素密不可分，代表着商品特有的质量和信誉特征。地理标志保护就是通过立法等一系列手段对地理标志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
（2）地理标志保护的基本特征
地理标志使地理标志产品从一般农产品中脱颖而出，并提供了其在国际市场中多方面的竞争优势来源。因其具有以下特征：
①地缘信息突出。地理标志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明确指示了商品的特定地理来源。同时，只有产自特定地理来源地，并与该地理来源的自然条件或人文因素之间存有客观联系，并直接体现相关品质和信誉等特征的商品才能被地理标志保护。
②优良品质保障。与传统的数量型农业相比，地理标志产品不仅体现在农产品品质的特殊性上，还体现在品质的优良性上。如果没有地理标志产品的优良品质作为保障。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特色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也不可能带来较高、持续的经济效益。
③知识产权保护。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把地理标志与商标、专利、版权并列，作为一项独立的知识产权加以保护。该知识产权体现在地理标志农产品外包装，不同国家的消费者通过地理标志可以轻松选购地理标志产品。
④经济效益提升。地理标志内含的经济价值，是一种无形财产。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地理标志产品质量和信誉特征的高要求，可以有效的打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2.地理标志保护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市场机制下的农产品贸易本身就充满着竞争，农产品出口，在获得更大的市场的同时，也受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更为激烈和多样的竞争。参照竞争力的相关定义，我们将国际竞争力界定为一个国家农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能够持续获取利润的能力。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这三种形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决定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地理标志保护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标准化
国家质检总局规定地理标志产品的通用技术和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以及各种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特性等方面必须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一，要求产品的原材料产自特定地域，并具有与生产地域的范围及地理特征相关的标准；第二，要求产品在特定地域、以特定的技术规程进行生产，包括对产品传统加工工艺、安全卫生、加工设备的标准；第三，要求产品必须达到与其生产地域特定地理特征相关的理化、感官等特色标准，以及有关产品品质与功能的质量标准。因此，地理标志保护是对地理标志产品质量标准化的有力推动。
（2）促进地理标志产品生产产业化
地理标志以特定地域的共同传统为基础，并被位于该地域的特定产品生产制造者共享。外地企业要想使用该地理标志，只能进入该地投资生产；此外，地理标志产品执行国家统一的标准。这些特性将分散经营的名、特、优产品按统一的标识、标准统一起来，形成了规经经济的效果。目前有些地区采取“地理标志＋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将政府资源（地理标志）、企业资源（商标）和农户资源（）优化组合起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3）加快地理标志产品品牌建设
当前缺乏农产品品牌是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力的软肋。而地理标志产品的产生于发展与其特定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一般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这也为地理标志产品品牌的建立奠定的基础也提供了地理标志产品被认知的信誉先导。生产者和企业通过将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化和标准化的基础上，再配合技术和营销的支持，实施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战略，在国际竞争中赢得稳固的一席之地。
二、地理标志保护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典型案例分析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周期；经济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5-0051-0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可以说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对这一阶段进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进而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对解释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深刻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经济周期，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鸦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地更替。”[1]109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经济周期的长度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周期的长度进行过描述，如“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2]554“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3]694从这些论述中似乎可以得出周期时长为五年或者十年的结论，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周期长度的判断并非如此。马克思所说的五年或者十年一个周期针对的是当时已经发生过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周期长度，而并不具有固定的规律性。所以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4]207“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3]695所以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周期的时间间隔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经济体的发展情况而变化的。
（二）关于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如“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这是因为在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两个选择，破产或者转型。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的利益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措施去提高生产效率，这就倒逼资本家去增加投资改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如此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因此，这里说“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4]207。第二，“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这也就是说当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就会出现新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带来产品的大规模改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满足社会新需求，从而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需求的不断改善，当社会总供给超过社会总需求的时候新一轮危机就会再度出现。
（三）关于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
恩格斯（虽然标题里只列出了马克思，但考虑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极大重合性，在引用马恩全集时，也会引用部分恩格斯的著作内容，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旨。）曾经这样论述：“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5]626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中，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会不断的扩大生产，但是由于人们的购买力落后，消费力不足，限制了市场的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生产与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使得生产扩大的同时又破坏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出现了繁荣和危机的交替。而这种供求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这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在此基A上，马克思具体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三方面解释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1.消费动力不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家势必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加产品的剩余价值，那么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之外，资本家会将积累的财富更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于其个人消费需求的财富减少。同时广大雇佣工人的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差。这就造成了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局面。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的先决条件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全部实现。如果出现社会总产品的大量过剩就会出现危机。所以，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了生产的边界，一旦没有需求支撑的生产盲目扩大，就会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甚至发生危机。
2.投资比例失调。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将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他指出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只会投向利润更高的部门，而不会在意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从而造成社会生产各部门比例失调，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3.利润率趋于下降。马克思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2]270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家雇佣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这就造成社会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失业没有收入就不能进行消费，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就会造成总需求的不足。另外，利润率的下降会使得资本家对投资失去信心，转而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数量，导致资本过剩。这样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经济衰退甚至爆发危机。马克思在这里还指出资本家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出现违约，大量的违约使得信用系统出现紧张甚至引发经济崩溃。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周期产生的根源。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仍然存在着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和物质基础。首先，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货币的作用使得买卖可能完全脱离，供求可能完全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不可避免。同时，货币信用关系得到广泛利用。因此，从经济关系的本质上讲，我国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次，我国同样存在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改造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大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而大工业的发展需要的就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大规模投资和大工业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我国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所以说经济周期波动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与社会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7%的高速发展直接降到3%左右中低速发展的过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图1所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次大的周期性波动，当前正处于第四个周期波动当中。我们采用“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1981年是第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我们认为此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从1982年到1990为第二个周期性波动阶段，1991年-1999年为第三个周期性波动阶段，2000年至今为第四个周期性波动阶段。这里我们将1987年和2010年两次经济增速上升看成是更长收缩期内的一个反弹，而不是新周期的开始。因此，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增长速度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长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
（二）经济新常态下将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既是产生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从根本上说就是新一轮社会生产的开始，在更新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得到重新配置，因此工人的收入也将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新意味着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供求结构、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变化。因此，进行有序的依次递进的固定资产更新将会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一级发展转换，进而逐渐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将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将会发生变化。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想走出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低速的阶段，重新实现高速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而这种更新将会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升和促使发展动力向创新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我们从产业结构来看（如图2），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达到了46.7%。而之后的两年，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15年达到了50.2%。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这轮调整正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在城乡结构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到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51.27%。之后的几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了56.1%。这说明，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改善，区域发展将逐渐趋于平衡。
按照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这种更新会带来社会生产质的飞跃，使得社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要想实现质的飞跃，解决供求之间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必须突破我国之前一直延续的低端加工制造的粗放增长模式，借这次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开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增长动力向创新转变。
（三）经济新常态下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来扩大生产，但是要想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扩大的生产要有对应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民众的购买力不足将会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因此，在当前我国出现明显生产过剩的新常态下，增加有效需求也是当务之急。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经济危机的出现。这是因为资本家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消费的很少，而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收入很低，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将会小于社会总供给，进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6]我们从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延伸思考下去，将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绝大多数人收入较低，而只有较少数人获得高收入，将会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而这部分高收入群体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不断扩大生产，进而导致社会总供给过剩，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经济出现周期波动。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9，到2016年已经达到0.465。如图3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开始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并在2008年的时候达到最高0.491，此后在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标准。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拉大。过去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高投资、高出口来拉动的，而消费这架马车在劳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发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而这种持续的高投资如果没有较高的需求水平的支撑将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进而引发经济的波动。2001年我国加入WTO，广阔的国际市场很快缓解了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生产相对过剩。但是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一直呈现低迷的状态，我国的外部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到如今我国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开始凸显。因此，当前我国要想走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加有效需求是必然选择。这个时期的有效需求应该主要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因此，要激发广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首先要不断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助力实现供需平衡。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以供给测改革为引领，保持宏观经济比例协调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保持两大部类的生产的均衡是实现总供需均衡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而且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得以实现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我国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房地产和汽车为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以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均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二是居民的消费形式发生变化，我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模仿型排浪型消费转入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第三是居民服务需求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我国居民对于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第四是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技术研发和物流等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变化滞后，明显与需求结构变化不相适应。首先表现为各种无效的和低端的供给过多，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的传统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二是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给不足。国内商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居民对于高品质的追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去采购日常用品。三是体制机制改革落后，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更加自由的流动，难以从无效供给领域转向有效领域。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是我国走出新常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中要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比例的协调，主要包括生a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6
青木昌彦是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在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于 1998年获得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他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深谙中、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之道。青木先生4月在京开会期间，《中国经济报告》特约记者和他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中日经济改革与比较等领域的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以往不同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报告：世界和中国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在你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
青木昌彦：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35年高增长后已进入新常态时代。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当下都迎来了一个可以媲美“工业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终结”的重大转折期。在人口、就业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结构上，一些不可逆的变化正在开始发生。这些动向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思考这一问题时，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费、投资、出口，即所谓“三驾马车”），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这样，有关人均GDP增长的人口、制度、经济的相互关系就会明朗起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的GDP（以当前价格计）在2009年就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测算实际GDP，中国的经济增长成绩将更为惊人。中国2013年的实际GDP达16.149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日本的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尽管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国依然落后日本约70%，但根据我利用省级数据进行的估算，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已达13449美元，仅落后日本约60%。“新常态”作为经济学上持续增长的供给要素的新阶段，有着以下的特征。由于农业就业比率的下降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库兹涅茨效果和由于劳动人口比率的增加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效果逐渐减小，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开始转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阶段。要回应这一挑战，关键在于在人力资本积蓄的同时，进行企业经营和治理的改革。而要实现这些，则需要考虑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法治。在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现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的解决之道都取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司治理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提到，中国按实际人均GDP计算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那么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与过去相当的高增长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决定和影响着新常态下的增长机遇？
青木昌彦：这可以用事实来说话。首先来做个简化计算，把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同的供给来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增长可能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资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费――俗称的“三驾马车”。然而对长期增长潜力的评估却离不开供给方面的因素。中国在2008-2012年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来源：
（1）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约为0.46%；（2）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增加），给人均GDP增速带来的负面影响约为-0.57%；（3）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A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U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贡献值约为3.11%；（4）城市部门员工的人均生产率提高，贡献值约为5.46%。
在研究中，我曾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成绩（图1），这幅图展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均GDP增长轨迹及其供给源头分解结果（借助各个国家的官方数据）。对三国的柱状分解图进行对比，我们能立刻得出如下几个印象：
（1） 库兹涅茨效应是三个国家高增长时期普遍发生的现象，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中国（1982-1987年，2000-2012）。
（2） 在三个国家的高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也普遍存在。不过这个效应在逐渐减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终出现负效应。
（3）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人均收入增速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取决于下面将谈到的若干社会因素。
（4） 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减弱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历程，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将主要依赖城市部门人均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哪些供给因素决定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青木昌彦：图1所包含的是从国别比较和历史背景得出的信息，这将有助于我们再来分析各种供给因素对新常态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库茨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的成败，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全要素生产的增长等方面。
无需为库兹涅茨效应的消失而惋惜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一些有此经验的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库兹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
青木昌彦：历史上的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观察到，农业部门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中的长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这一实证研究结论是基于其对当时还极为缺乏的历史和国际比较数据的艰苦的收集分析。法国用了60年时间（1880-1950年）才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2%到33%），德国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42%到29%），美国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0%到31%），等等。除19世纪早期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减少过程都是相当缓慢而长期的。相反，图2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这一过程被压缩到更短时期完成。中国沿海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8个百分点（从50.0%到23%），内陆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68%到43%）。1990年，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比农业部门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规模和快速的库兹涅茨效应成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极为显著的促进因素。
从图2中还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结论，可能与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有关。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分别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约20%，同高增长时期结束的时点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线之后，两个国家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变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农村家庭的子女上学而进入城市部门。两国的农业都主要依靠人数逐渐减少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由政府的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提供保护。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中国的情况，新常态下的库兹涅茨效应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青木昌彦：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目前可能已达到20%的临界点，内陆也处于逼近过程中，关于库兹涅茨效应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2009年居民调查数据测算出，当时仍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数约为2.11亿，而离开农村、在城市部门就业的人数约为1.86亿。中国政府在2014年确立了一项重要政策，计划到2020年再从农村转移出1亿就业人口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调查发现，仍在农村工作的人口中约70%的年龄已达到或超过40岁。此后数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留下的人的整体年龄更为老化。在我看来，为实现上述的宏大政策目标，有两个议题亟待重视。
第一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那些劳动力的技能是否在农村之外有合适的就业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认为有此可能，因为城市就业环境需要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的互补。第二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这些人是否有搬离农村的激励？我听说存在40岁以上的农村移民返回户口原籍的U型回归现象。假如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普遍情况，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对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负担的忧虑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缓解上述的忧虑。
U型回归现象本身可能有双重影响，对城市部门的库兹涅茨效应产生消极作用，但返乡农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门生产技能可以扩散到农村及其附近区域，是种反向的库兹涅茨效应。为把两个方向的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好处都发掘出来，就必须从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障、入学招生以及农村土地权利的制约。社科院的研究者测算，由此带来的“改革红利”可能给2015年的GDP增速贡献2.03个百分点，此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1.61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标实现，这个效应最后也将基本消失。他们的上述测算低于我估计的2008-2012年的库兹涅茨效应（3.11%）。所以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效应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都将变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韩国，特别是如果到时候已引入了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农村。库兹涅茨效应是欠发达经济体在增长阶段的独特现象，无需为其最终消失而惋惜。
中国经济报告：可否详细讲解一下图中人口红利转型的意义和影响？
青木昌彦：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图1显示了人口红利的重要影响，其定义是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导致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别针对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和中国（1982年至今）的高增长时期。这些现象的出现，分别是由于各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灾难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婴儿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虑中国在1970年代引入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随着日本、韩国这类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开始更多地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增加。然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包括学校教育、家长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训等。结果自然导致生育的子女数量减少，这个现象被人口学家和统一增长理论称为人口转型。此外，随着生产、生活以及医学的进步，相对于新生儿的数量来说，曾经带来人口红利的那代人的长寿会最终导致人口红利减少，甚至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新的趋势如今被某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或者后人口转型，该现象在东亚地区变得尤其突出。
再请看图3，纵轴上的年份位置根据每个国家进行了调整，使各国的工作年龄段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国是2012年，韩国是2015年。在此时点后，人口红利将加速衰减。尽管存在时滞，三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不过也有点值得注意的差别――中国在高增长时期之前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在随后至今有更高的人口红利，在未来的短期内受负面影响的进程也较慢。然而联合国在2012年开展的预测所采用的总生育率是1.6左右，似乎过于乐观，超出了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4左右的官方估计值（按某些人口学家推算更是只有1.2左右）。如果把这些可能的偏差考虑进来，负面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拖累很可能更大。彻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或许有助于缓解这一下降趋势，并增强民众的个人选择自由，但影响有限，因为后人口转型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增长（寿命延长）以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理性计算。
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在负面人口红利的拖累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青木昌彦：如果说库兹涅茨效应的逐渐消失以及后人口转型的快速到来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那么要实现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并持续提高城市部门的人均生产率。就前者而言，日本近期的经历可以有所借鉴。有两个人群对人均GDP增长做出了贡献，25-39岁的女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大幅提高，同时总体的生育率也有适度反弹，从2005年谷底的1.26回升到2013年1.43。上述变化结合起来表明，跟随欧洲国家的脚步，日本女性因为结婚和生育而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习惯到今天可能已经被扭转。虽然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传统上高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她们对于高技术岗位的更多参与依旧可望成为维持中国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下降的另一个可能性，是提高年龄偏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日本的60-64岁的男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2.81%，70岁以上的男性有8.7%仍在工作。中国目前的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强制退休年龄也需要采取某种方式相应上调。前面图1显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自1990年来实际有所下降，这似乎与学校教育时间的不断加长有关。在2009-2013年，高中入学率提高了2.7%，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的入学率提高了4.0%。教育投入的增加会在短期内导致人均GDP增长率降低，但如果能与需求匹配，还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物有所值的投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新常态下用以保持人均GDP增长的关键一步是什么？
青木昌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公司治理也同样至关重要。新常态下保持人均GDP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同资本―产值比（资本密度）的加权之和，权重分别为：1/（1-θ）和θ/（1-θ），其中θ是资本在产值中的比重。由于缺乏与图1所采用的部门数据相匹配的可靠官方数据，这里暂时无法提供对上述两部分的估计值。但测算中国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项学术研究表明，200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人均产值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如果没有伴随人力资本的相应增加，最终将受到规模收益递减的制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正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会带来令人鼓舞的效果。
全要素生产率源于无法用直接投入测算的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新的组合方式”。众所周知的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熊彼特定义的“创新”。实现方式之一显然是通过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这需要投资以及增加科技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与金融资源在企业组织层面的创新组合也大有可为，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新兴技术和变化的市场环境。发现和利用这些机遇是职业经理人的任务。
当前，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拥有和控制的控股公司层级进行体制改革，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已被列入重要的改革议题。然而此类所有制改革应该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配套实施，以增强企业管理层的职业化程度，根据企业经营标准对其进行考核，摆脱政治因素的干预。目前正在打击的企业腐败现象非但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同时也是效率低下的明证。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根据清晰而公开的规则进行选举，并且对市场和公众负责。
中国经济报告：皮凯蒂撰写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让我们关注到，西方国家的“超级经理人”获得了超出其业绩的报酬，导致更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他认为这在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环境下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用沉重的财产税进行矫正。那么随着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推广，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否也不可避免？
青木昌彦：有个办法可能使中国避免这一陷阱，这取决于混合所有制如何构建。如果把目前国有资本的相当部分委托给多家退休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职业化管理，那么这些基金的受益人（退休员工和现有职员）也可以分享金融资本回报率提高的收益。或者说，公司治理改革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既通过高效和创新的企业管理来促进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同时为后人口转型时代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未来更好的发展，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建议？
青木昌彦：有人指出，中国和韩国都不可避免会进入类似的负人口红利的人口变化轨道，步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的后尘。或许还有人提到，在日本的公共讨论中，尽管传统的排外心理和反对势力仍很强大，但通过教育和培训放松移民引入作为应对后人口转型可能的解决方案已成为严肃的议题。在中国，人口迁移带来的库兹涅测效应还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填补人口红利缩减的缺口；然而要想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转来实现此政策目标，就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已有的建议包括，即将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可以用来为社会保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