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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的分类范文1
[关键词]国有财产；国有资产；分类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056-02
1 国有财产的概念及立法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该条规定了国有财产即国家所有的财产，也即全民所有的财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1条第3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该条规定使用了国有资产的概念。
按照物与财产及财产权利的一般界定，第一，财产是个属概念，物是财产的一种。财产除包括物之外，还包括各种财产权利。如以清偿金钱为内容的债权，就是一种财产。第二，有时物与财产通用。如财产所有权。在这种情形下，财产专指物，而不包含财产权利的意义。第三，在一定场合下，财产不仅包括物和财产权利，还包含有财产内容的债务。在国有财产的概念中，财产至少是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的。
关于国有财产和国有资产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分析，“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严格地说，‘资产’和‘财产’不是同一概念。只有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经营的财产，才称为资产，它具有增值功能;而一般意义的财产则不一定会增值，或者说，在财产的含义中，只要表明它是产权客体即可，无须也没有表明它会增值与否”。但是，其又承认“目前许多法规、政策文件中和管理实践中，已将‘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或‘国有财产’混用”。因而其结论是，“国有资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有资产泛指依法归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狭义的国有资产就是经营性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作为出资者在企业中依法拥有的资本及权益。
界定这两个概念应该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体系概念的一致和和谐。这两个概念不是为了空白的法律体系准备概念体系，因而必须处理好已有的概念之间的和谐。“国有资产”、“国有财产”、“国家所有”、“非国有财产”是法律体系已经使用的概念，如果进行这一块的立法必须要处理好这几个概念。第二，概念借鉴和形成的独立性。法律体系的概念不应受到其他学科的概念的影响而失去了自有概念体系的清晰与和谐。第三，概念的界定应该与现在的立法能力和立法规模相一致。相关的立法的技术完善与否会对概念外延的宽广与否造成实质性影响，考虑到这个因素，就应该在不同外延上选择谨慎的概念，以更好地和未来的成熟立法保持一致。
我国现在没有关于国有财产的专门的立法，而《国有资产法》的制定，到目前尚无法预测这部法律的问世时间。特别是国资委的设立，从法律依据的角度也需要一部国有资产法来支撑，因而《国有资产法》立法受到了国资委的青睐。因而从目前的立法倾向上，“国有资产”的提法应该更多地与国资委的存在相联系，但是，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即国资委并不能全力管理或者监督国有资产或者国有财产。比如一些可以成为资产的，例如基金的管理权却在财政部那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证监会负责基金公司的业务监管，监督基金的筹集、管理与使用。财政部负责基金公司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财务监督。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基金公司向其借用再贷款资金的合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由此来看，基金形式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包括三个主体，即证监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国资委的地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金融机构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不适用本条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其法律依据也主要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因而不妨说，国资委为“国有企业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而不应该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因而笔者怀疑，如果让《国有资产法》在这种形势下出台，其范围会远远小于国有财产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国有资产的定位应该小一些为好。
因而，笔者认为，国有资产法的范围很小，而国有财产将会成为国有资产的一个上位概念。国有财产应该是一个位阶比较高的概念，在财产法体系中，国有财产和非国有财产的两分法会使国有财产法具有独立的地位。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并列可能会随着集体财产的萎缩，而显得国有财产和公益财产的并列更具有法律意义。
2 国有财产的分类
2.1 国有财产分类的方法和意义
国有财产从分类的意义上讲，是按照主体的不同对财产做的分类，因而国有财产在法律概念分类体系中，其分类的标准的来源有两个基本的途径。第一，借鉴已有的分类体系，特别是民法已经很成熟的概念分类；第二，生成自己新的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标准最可能的借鉴依据，应该是经济的发展和变革。这两个标准都应该在国有财产的分类方法中得到体现。
在传统的财产权利中，所有权在权利种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许多财产权利都与所有权建立某种联系，所有权的内容构成了一半的财产权利的内容结构。在传统民法中，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样几项内容。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将所有人的自由支配具体化和类型化，使其内涵更加清晰，外延更加明确，并说明了权利部分内容转让的可能性。我认为，从逻辑上讲，整个民法的财产法体系就可以按照所有权的四项内容而构建起来。这是传统民法成熟的地方，也是国有财产法很难照搬的。其实，要构架国有财产法的结构，就必须根据国有财产法的特定内容，形成其特有的种类体系。
2.2 国有财产的逻辑分类
国有财产有很多种分类，这里我选择一些周延的，已经被学者或者业内强调的分类。
2.2.1 资源性国有资产和非资源性国有资产
资源性国有资产，是指在人们现在的知识、科技条件下通过开发能够带来一定经济价值的国有资源。非资源性国有资产即自然资源以外的国有资产。这种分类的标准是否是资源，准确地说，其标准为是否是自然资源。这种分类的原因在于大量的自然资源的国有所有的背景。
2.2.2 经营性国有资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这是按是否将国有资产投入经营所作的分类。经营性国有资产，是指投入企业生产经营或者按企业要求经营使用的国有资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是指不投入生产经营，而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用于国家公务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国有资产，以及尚未启用的国有资产。这种分类的标准是按照是否经营，其目的是界定经营性国有资产。笔者认为，国企经营的应该是以营利为直接目的的，这也是上面提到的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的一个深刻性区别，其实，事业单位往往也是在经营，只不过不以营利为目的。
2.2.3 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其他国有资产
这是按国有资产的实际占有者的性质所作的分类。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作为出资者在企业中依法拥有的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认为国家所有，能够以货币计量的各种财产的总和。其他单位国有资产是指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所占有的国有资产，如立法机关、军事单位中的国有资产。在这种分类中，论证者自己也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企业国有资产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因而按照占有主体的分类需要再考虑了。其实，按照占有主体的分类的意义并不明显，其意义已经被上述两种分类所涵盖，同时其分类还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种分类的批判对象显然是冲这“有人认为，国有资产按用途可以划分为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三类”。
上述三种分类是国有财产独特的分类方法，也是比较成型的分类，还是实践意义非常重大的分类。这些分类可以告诉这样一些信息：国有资产之资产，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概念，这个资产的概念和“财产”的概念已经看不出差别。特别是事业单位的“资产”认定和有关立法保持了一致性。但是，笔者认为，“资产”脱胎于企业活动中概念，虽然盈利色彩淡去了一点，但是其经营性却没有被完全抛去。把经营界定为不和盈利相关的概念，事业单位的是在经营，资源的经济性也需要经营，企业的经营更不必说，因而上述三种分类的任何一类都内含了一种经营性。再进一步分析，在机关中，我们不习惯提“是某机关的资产”，但习惯提“是某机关的财产”，甚至会说“这不是某机关的，是国家的财产”。因而，区分国有资产和国有财产的概念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如果把机关和事业单位区别开，笔者认为两者区分的必要性将更现实。
3 结语
按照主流的或官方的观点，国有财产分为：经营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我认为，国有财产的分类应该考虑以下两种途径或者方法：第一，基于国有财产的特殊结构，应该借鉴经营性的标准，但是经营性应该区分盈利性。因此，把经营性国有财产和国有资产的概念相统一。国有财产包括经营性国有财产。经营性国有财产包括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资产（还有可以代表国家的法人投资的资产）和事业单位资产。国家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资产现在主要指国务院行使权利的资产和各级政府行使权利的资产，形态主要是国有股权，也包括国有自然资源，例如国有土地。事业单位包括学校等。第二，国有财产除了国有资产外，还包括行政机关财产、司法机关财产和立法机关财产以及国防财产或者军事财产等。这些财产的流转性差，经营性也差，其财产的运行机制和企业不同，和事业单位也有相当的不同。
参考文献：
法律概念的分类范文2
关键词：文化遗产；概念；分类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005-05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关注，文化遗产概念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凸显，为学界和实务界带来不少困惑，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造成制约和障碍。本文以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文件的规定为依据，适当关照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问题，对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与辨析，廓清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解读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文化遗产学和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有所裨益。
一、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
“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是一个很不容易界定的词汇。作为一个普通词汇，它通常是指某个民族、国家或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代代相传，构成了该民族、国家或群体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或群体的重要文化特征。在汉语中，“文化遗产”是个常用词汇，政务工作总结 比如人们常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先生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着名演讲中，也提到：“这场新的运动（指五四）却是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方法来研究这个遗产的人来领导的。”在这里，“文化遗产”基本等同于“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遗产”也可以简称为“遗产”，就像“文化传统”也经常简化为“传统”一样。在英语中，“heritage”一词也是指“国家或社 会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与“传统”几乎同义。
作为一个法律词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文化遗产” 的出现都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今缺乏统一的界定，不 同的法律文件对该词的概念常有不同的界定，甚至称呼都 不太固定。
从国际法律文件看，最初使用的不是“文化遗产”，而是 “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 相关公约中，如1954年其附带的价值。而且纯粹法律意义上的无形财产指的是权利和有价证券等没有具体物质形态、但具有明显经济价值的财产，而舞蹈、语言、传说、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不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当然不能用“财产”来涵盖。
（二）文物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cultural relics)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一般说来，“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但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遗物、遗迹无以计数，都保存下来显然不可能，而要以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的只能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幼儿园工作总结 即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部分。各自的缔约国，也有各自的组织机构和保护机制，而且两个公约的任何条款都未明确表示或者暗示它们是一个整体，或者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或补充。因此，“世界遗产名录事迹材料”(World Heritage List)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The Representative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j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完全分属两个系统，不应混为一谈，各种媒体在报道各地申报上述两个名录时不加区分地使用“申遗”这样的词汇是极不合适的。
法律概念的分类范文3
关键词：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分离原则
长期以来，物权行为是我国民法学者及法律实务工作者非常热衷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有的人在争论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有的人在研究物权行为的性质究竟是法律行为、事实行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有的人在争论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问题。本文不再讨论如此复杂的问题，而是有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4次审议稿中有关物权行为理念的贯穿，认为有必要对物权行为理论中的概念进行逻辑区分，厘清物权行为理论的内部层次关系，培养逻辑分析方法，以期构建一个科学的物权行为制度法律体系。
一、物权行为概念
1.定义
概念对于任何一门学问的科学研究而言，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拉仑茨( larenz)将概念作为体系的基石。体系之形成，有赖于不同抽象程度之概念的逻辑区分，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就不可能有明确的法律体系，就不能进行清晰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推理。简言之，概念建构体系，体系成就科学。
作为一个概念，物权行为，在产生并运用该概念的德国民法典中并无明确规定。一般而言，有关物权行为的概念的定义多为学理意义上的解释和讨论。因此，对物权行为概念的定义或描述众说不一。我比较赞同田士永对物权行为的界定，他首先考察了德国学者的既有表述，认为这些既有见解基本一致、大同小异，并总结为:“物权行为乃发生物权法上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所谓物权法上的法律效果，即直接变动物权的权利状态:设定、移转、变更、废止物权。”田士永接着分析了中国学者对此概念的表述。最后，田士永根据“属+种差”的定义方法，将物权行为定义为“发生物权法上的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
2．作为法律行为之一的物权行为
法律行为者乃“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发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其发生。法律行为之本质，旨在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承认该意思方式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然的法律判断”。它通过赋予根据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果的效力而实现私法自治。从概念产生的逻辑关系而言，物权行为是以法律行为效果为标准进行分类的结果，它是一个演绎的过程，它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为核心，当事人意欲借助此法律工具实现直接变动物权的效果，其目的或者是创设物权，或者是移转物权，或者是变更物权，或者是废止物权，以此彰显私法自治之精神。
总之，物权行为不过是法律行为之一种，是法律行为制度在物权法领域的体现。于是，作为法律行为的物权行为，参照法律行为的分类，可以做以下解析:(1)单方物权行为、双方物权行为(物权契约、物权合同);(2)有效物权行为、可撤销物权行为、效力未定物权行为、无效物权行为。
3．作为物权变动事由的物权行为
物权行为若满足法律要件则能发生物权变动，也是当事人借以发生物权变动的主要法律途径。但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途径不限于此，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除了物权行为外，还有各种事实行为，如生产、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先占以及征收等其他途径。
物权行为乃为物权变动而设，这一点，它与债权行为不同。债权行为是指发生债权法上的法律效果的这么一种法律行为，针对的是债权债务问题，它以双方法律行为为主要表现形态，债权人基于债之关系，有权向债务人请求为特定之给付。债权行为若以不作为为其给付内容时，不涉及物权变动，自与物权行为无涉。若给付体现为作为，当以劳务或物之使用收益为内容，也与物权变动无关，从而不涉及物权行为，仅在给付以移转物之所有权或设定担保物权为内容时涉及物权变动，故存在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效力关联、法律适用的问题。
4.构成要件
法律调整生活，须从生活事实中抽象出若干要素作为判断生活事实是否构成法律事实的标准，这些要素就是构成要件。物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就是指若一种行为具备了这些要件，则可被认为是物权行为，并发生相应的物权法上的法律效果。
理论上将构成要件区分为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成立要件解决的是法律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生效要件解决的是法律行为是否发生相应法律效力的问题，前者属于有关行为本身的事实判断，并不涉及法律效果，后者则属于既存法律行为是否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价值判断。这种概念上所作的区分是否有必要，是有争论的。区分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的实际意义非常有限。因此，就判断一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果而言，可不必拘泥于究竟是成立要件抑或生效要件的争论，只有该行为充足了全部构成要件，才能生效。因此，我们只需考察影响物权行为效力的因素即可。这些因素，一是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要件，另一是公示要件(在动产为交付，在不动产为登记)，只有符合这两项要件，才能发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果。
5.表现形态
(1)单独存在的物权行为
这种情形下，物权行为独立存在，与债权行为无任何关系。物权行为不基于债权行为而发生，因此，不会发生物权行为独立性的争论(更不存在无因性的问题)。该项物权行为能否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仅需根据该项物权行为本身的构成要件加以判断。单独存在的物权行为，例如，所有权抛弃(物权抛弃)，地上权、地役权等用益物权之设定。
(2)与债权行为并存的物权行为
法律概念的分类范文4
[关键词] 经济主体，主体价值、主体分类，抽象与具体层面，静态与动态角度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
从动态的角度看，法通过调控一定主体的行为，以确认、保护和一定的关系，最终达到建立和维护一定社会秩序、实现其价值理念的目的。就某一部门法而言，对主体行为的调控主要是通过确定主体范围和设定行为模式两方面完成的，具体地说，就是该部门法明确调整哪些主体的行为，并运用哪些权利义务的组合来规范主体的行为。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建立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将这种法律关系转化为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现实行为，使法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
对于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来说，其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经济法主体制度的正确建立和发展。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分类，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一方面，经济法主体理论是构建成熟、完备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哪些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与其他部门法有何根本区别）和理念原则（如何指导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经济法主体又是衔接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环节性要素：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层级理论是建立和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和区分具体经济法律部门层级的基础；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动态角色研究，能够使经济法理念原则得以正确适用，并改善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功能受限等，[注1]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的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现象的新兴法律学科，是在大胆借鉴国内外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别国市场经济未曾面临的新情况。譬如，怎样在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的问题。这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经济法学者针对新问题摆脱旧有思维的束缚，加强法律理论的创新研究。
然而不论从经济法的发展还是价值功能来看，由于国内不少经济法学者成长和长成于标准化、模式化应试下，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呈现出天然的“贫困”，导致对经济法的本质与现代性认识不足，[注2]表现在经济法主体研究领域，就是不自觉地止步于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固守或依赖于民法、行政法既有的主体研究成果，采用“范式”（模式化）的方法论将之迁移到经济法理论中，而没有考虑到经济法的自身特色，造成了迁移来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水土不服。
比如在民法领域中，民事主体包括平等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三大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主体凭借意思自治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并根据法律承担以过错责任为主的民事责任。但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从形式上照搬民法这种主体——行为——责任的研究路径，而不加以具体，就容易让人产生无法对经济法主体准确定位和分类的困惑，并纠缠于经济法是否应当像民法一样规定法人制度[注3]但又与其相区别，经济法是否应当建立一种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责任制度等枝节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经济法可以设立自己的法人制度，但一定要脱离民法抽象的、形式化的、带有拟人色彩的“法人”窠臼。经济法人制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如何以其社会责任为准则进行经济行为、如何具体合理分担社会责任等问题。经济法人制度的问题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行为和责任的障碍，否则还不如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譬如，思考如何建立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就更有实践价值。[注4]同时，与经济法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相适应，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体系是一种包含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社会责任等等的综合责任体系，过于强调各部门法与各种调整方法形式上的对应性，反而会失去经济法的特色。
再如，若模仿关于行政法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监督主体的分类思路，将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确定为地位不平等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等。或者更简略地划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认为管理主体包含了决策主体和监督主体，它们都属于国家主体。类似的困惑同样存在。因为就任何法律规范而言，都有其创制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分类实践意义何在！这只会把我们研究经济法的视角限定于相对狭窄的国家经济管理领域，以自圆其说！这是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现状的一种倒退和妥协，而非对经济生活现实需要的一种积极响应。
应当注意到，该种分类的实质是确立了“国家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固定地位，即不管何种经济法律关系，都必须有“国家主体”参与其中，才能称之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而这实际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地位相对恒定的特点如出一辙。[注5]关于“国家主体”提法是否科学的问题，本文随后会有专门论述，这里需要置疑一点：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并非永远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这种连行政法学者也注意到的“恒定”分类法局限问题，为什么某些经济法学者却视而不见，将“国家主体”以管理者的姿态进行到底了呢？虽然很多学者认识到了这种基本分类方法的不足，并对其加以充实改进，例如用更详细的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取代笼统的实施主体，用更具体的政府机构取代抽象的管理主体，以平衡原来过分突出国家主体轴心地位的分类，但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该分类方法对于具体经济法部门的主体类型涵盖性和针对性不强的先天弱点，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
事实上，这些研究思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关键，即三类部门法主体设置的逻辑起点并不相同。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中个体权利的维护者，强调以权利来界定和约束权利，以实现主体在平等秩序下的最大自由和利益。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强调以权利和权力来限定和制约行政权力，以实现政府有序行政的最大效能。而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其主体行为模式更偏重于权利（力）基础上的责任，强调要在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社会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分配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分配，而是一种需要动用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自觉力量，以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配合的合乎经济理性的分配，政府经济行为不能违背经济和脱离法制轨道，否则政府就违反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的和谐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制衡，而是一个远比制衡更加宽广和深入的概念。主体之间只有对抗与制约，而没有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和谐是经济法价值的核心要素，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也是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和灵魂所在。
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并且变动频繁，公私因素逐渐相互交织融合，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包含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层级性，[注6]更需要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观察才能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否则仅仅套用传统思维固守静态分类的老路子，我们就会陷入与别的部门法学者大打无谓的口水仗、人为扩大或缩小对经济法调整范围认识的误区。譬如，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大民法”与“大经济法”之论战，中期的“经济行政法”理论之兴起和衰落，到现在的“经济法”和“社会法”之争。[注7]所以，对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法的横向划分或者行政法的纵向划分思路加以替换，而应当从实践出发勇于创新，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探讨经济法主体的分类层次。
因此，凭借这种全面的、创新的视角，我们要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和本质属性的传统路径之不足，[注8]找到明确经济法的定位、验证经济法独立性的新突破口，最终建立和拓展实现经济法在实践中功能和价值的有效途径，把经济法真正从“应然”的众说纷纭之法转变为“实然”的主客观统一之法。
二、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
（一）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我们研究经济法主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归纳概括现实中各种经济法主体类型的基础上，给出经济法主体一个明确的定义，以确定受经济法规制的主体范围。
法律概念的分类范文5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的概念；义务来源；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3-097-01
一、不作为犯罪的概念
从无行为无犯罪中我们可以得出，行为导致犯罪，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以不作为为上位概念的不作为犯罪，与不作为有密切关系。不作为是行为的表现形式，而不作为犯罪则是一种犯罪类型，即以不作为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类型。由于不作为犯罪是与作为犯罪相对应的概念，所以，在对不作为犯罪做出规范性概念总结之前，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和作为犯罪的区别方法。，法律明文规定以作为方式为其构成要件的，是作为犯，以不作为的方式为其构成要件的，是不作为犯。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刑法上规定的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造成刑法上规定了法定刑后果的犯罪形态。
二、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关于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我国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有以下几点：
（一）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
即行为人所违反的义务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如家庭成员间互相扶养的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同时《刑法》第261条关于遗弃罪的规定对该义务也作了要求，行为人不履行该义务既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也违反了刑法的要求。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这里的法律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和其他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二）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
职务上要求的义务指国家工作人员基于其职务产生的履行公务的职责，这在法律上一般有明确规定。例如《消防法》第44条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必须立即赶赴火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从事的具有一定专业性、持续性并能给其带来经济收益的活动，和职务行为相比，业务行为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例如
（三）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基于先行行为的义务是指由于行为人的某种行为具有发生一定危害后果时而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负有排除危险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先行行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如成年人带小孩去郊游，负有保护小孩安全的义务；使他人落水有救助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有及时抢救的义务等。行为人客观上能够履行这种义务，而主观上不履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构成不作为犯罪。
（四）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
法律行为是指在法律上能够产生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行为，如果一定的法律行为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义务人就应该履行白己特定的积极作为义务，如果他未履行该特定义务并且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侵害，那么该不作为就可能成为刑法上的不作为。主要是合同签订产生的特定义务。例如，保姆在雇主家照看婴幼儿，当她不认真履行其一义务，导致该婴幼儿摔成重伤时，如果她在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那么她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五）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义务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义务的来源，主张违反这种义务，应受道德谴责，但不能由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将这种道德义务纳入不作为犯罪义务的来源，会导致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笔者认为对待这种情形，应具体问题具体看待，不可一刀切，全部构成犯罪或者不构成犯罪。可以借鉴国外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立法经验，区别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罚。如德国刑法第330条规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遇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形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重大危险而且不违反其它重要义务，而不救助者，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以罚金”。
三、法律完善
由于我国刑法对不作为犯罪没有明文规定，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义务时，缺乏法律依据，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笔者认为，在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基础上，借鉴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经验，应该对我国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加以完善，在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中均应设有相关规定，以使司法实践有法可依。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在刑法总则中对不作为犯罪作出界定。首先界定不作为的概念，即明确何种行为构成刑法中的不作为行为；其次，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即行为人基于何种事由有实施行为的义务。这样便可以明确对不作为犯处罚的法律根据，避免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第二，在刑法分则中对某些犯罪明确规定以不作为形式构成犯罪。
法律概念的分类范文6
商法学界的传统分类把商法分为商行为法和商主体法，这种分类方式的前提是把二者作为独立的。
（一）商行为主体的商人性
商主体主要针对的是商事法规定的从事商事活动的主体，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那些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事主体具有私人性，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从事的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只适用于社会的普通成员的关系，从这点上来看，民事主体的范围是很大的。商行为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
商行为的本质是营利性，商人从事商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二）商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理念不同
法律的概念是没有任何的目的的，也不可能什么依据都没有就玩那个一起弄。法律更不是为了一些事情而产生的，所以当得知概念一般都是通过整治、经济和社会为背景而进行的，一般来讲，法律的概念只有在规范有价值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价值，因为该法律概念的工程就是依附社会行为的存在而存在的，因此在法律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对处理对象进行取舍之外，一些有价值的负荷也要考虑进去。对于没有特征的法律概念的使用时规范跟价值，在社会生活中法律都是将会体现出公平正义的现实。商家一般对于法律都是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民事法一般都是对公民和法人设立的、这样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就是合法的行为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民事法律的行为就是为了让那些用私法的人可以让当事人有私权，遵照当事人的意思使得达到法律上私法的效果。
（三）商行为与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不同
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是指按照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成立，那些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也应该包括在里面。主要的生效要件包括: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这里的当事人是指进行特定的民事行为的民事主体。当事人是任何民事行为中都不能缺少的，如果没有当事人就没有民事行为表现的意思。民事的行为就是说明当事人想要某种效果，就要用一定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表达出来那么就不能构成民事的行为。也就是说对于商法的目的就是想让交易进行的更加的方便与安全。也主要是让民法在做改变启动后也能生效。民法的改变主要是体现再能力和意思表示上，还有就是行为能力上，商法重视的往往都是商业主体，商行一般不简单的就跟商人的利益产生关系，这样也影响了第三人和国家的利益，这都是在大陆和英美法国家在商法中设立的强行的规则，这样就能对商人有着一些的必要的限制，要对商家有着严格的商主的行为。
二、从商法的法律地位看商法具有独立性
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以及其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的独立性决定了商法的发挥作用与其生命力，它是一个基础，商法的法律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属于一个独立的部门，商法、经济法和其他法律部门之间是有区别的。
（一）商法与民法的区别
1．商法与民法的理论基础是以个体为基础的，是为了保护个体的经营利益，民法的理论基础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2．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民法调整的是独立主体，而商法主要就是调整商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商法调整对象限于财产关系。
3．商法主要是为了有效的进行商事活动，商法主要的目的坚持简便、公平、信用和安全的原则，民法不是以立法为主要理念，它主要遵循的是自愿、公平、平等和守信的原则。
4．商法与民法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一般认为商法属于私法，但是却受私法调整的同时还受到公法和行政机关的影响，民法纯粹是属于私法，虽然受到私法的调整但是还是比较小的。
5．商法与民法的产生效果不同，商法是为了保护商人的利益，从而鼓励交易刺激从商，而民法则是在更多的场合中贯彻严重违法行为无效的原则。
（二）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
1．商法与经济法产生的原因不同。商法是为了使上市行为更加的快捷和高效，经济法是通过经济活动使个体逐渐的转向社会化和公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