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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范文1
心理分析似乎成了美国人绝好的挡箭牌。一些对自己不想做、碍于情面而难以开口拒绝的事，只要借着“心理分析医生叫我不要这样做”一句话，听者就无不为之禁若寒蝉了。
未摆脱弗洛伊德的模式：心理分析这门学科，自其鼻祖弗洛伊德创建后，到目前得到了迅速发展，再加上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使心理分析在美国蔚然成风。时至今日，美国心理学家论及治疗方法时，虽支派林立，各有侧重，有的甚至与弗洛伊德初创的心理分析学说观点大相径庭，但其基本理论和治疗原则，仍未摆脱弗洛伊德的模式。如在治疗方法上，大多是以诱导回忆法，找出客观与主观意识间的病理关系，虽然也治疗恐惧症、沮丧等，但均不投以药物。
城市人压力沉重：心理分析以现代科学文明的形式存在于美国社会，而美国的社会方式胜似一副强效激活剂，使心理分析这一行业在其上层社会如日中天。在美国各大城市中，人们承受着工作、事业、家庭等各种沉重的压力，生活极其紧张，而由各种压力带来的焦虑、烦躁和沮丧等，又不可能常打电话向亲友等倾诉，因为他人的时间也极其宝贵，不容侵占，因此，下层社会的人往往跑到酒吧去买醉，或以吸毒排解忧愁，而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的人士若非瘾君子，则往往花钱找个心理分析医生，长年累月地对着这位职业倾听者，诉说自己的经历、身世和各种烦恼，以求得到对方的劝导与安慰，维持自己平衡的心态。
心理分析范文2
关键词 探险旅游者 需要 旅游行为
一、探险旅游与探险旅游者
探险旅游活动(AdventureTourism)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休闲方式,其开展在西方已有较长的历史。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多和旅游兴趣的多样化,探险旅游已不再是专业探险者的专利,而渐渐成为公众,特别是年富力强,富有冒险和探求精神的中青年旅游者的可能性选择之一。据有关统计,在美国有近1/2的公民在一生中至少参与过一次探险旅游。尼泊尔、布丹等国的探险旅游已成为其获取外汇收入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探险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近十年内渐渐为公众了解和接受,沙漠无人区考察、登山、攀岩等旅游项目已吸引了一批高消费层次人士的参与,以探险旅游为主营业务的旅行社也相继出现。
与“度假旅游”、“生态旅游”等概念相似,探险旅游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践的称谓,一种与以行为方式特点划分的旅游活动类型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准确定义或界定。加拿大的“TourismCanada”组织把探险旅游定义为“不寻常的、奇异的、在遥远的野外地区进行的户外休闲活动,往往采取不同寻常的交通方式,其艰难程度可分为从低到高的各个等级”。我们可以根据旅游者兴趣主要集中点的不同,把探险旅游分为以追求奇异环境和特殊事物为主要目的的环境中心型探险旅游(探奇旅游,如野生动物观察),和以追求一定环境背景中的活动为主要目的的活动中心型探险旅游(自然极限运动,如攀岩),以及居于此二者之间,并重对活动和对环境的体验的一些过渡类型(如探洞、海底潜水等)。
二、探险旅游者的需要及动机
旅游活动是人类超出生存需要的高级消费形式,是一种寻求享受和发展,以精神追求为主的高层次活动。探险旅游活动尤为如此。我们通常应用较为成熟的动机心理学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分析旅游者的动机问题。
马斯洛学说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是由低级到高级按层次排列的,其特点有二:①低级需要未得到基本满足时难以产生高级需要,这类需要得到满足后便停止需要;②高级需要越满足,越产生更强的需要,而且并不存在严格的高低级关系。
(1)探险旅游动机与基本需要。探险旅游通常依托较艰险的自然环境进行,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似乎与旅游者对生理及安全的基本需要有矛盾之处。但这时,这种矛盾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其理论依据在于:需要层次顺序的非固定性:需要层次反应了人类需要自低到高的一般规律。但这种层次并不是刻板、固定不变的。在探险旅游中,人们可以为探奇、审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心理需求的满足而暂时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安定的环境。
(2)需要满足的后果。需要层次颠倒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一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时,其价值可能被低估。就如一个富足的人很容易将优越生活视为惯常而对之漠然。此时如人们为高级需要所控制,这个高级需要的重要性似乎可以压倒一切。
(3)体验和认知的需要。旅游者希望在探险旅游得到神秘感、新奇感、不确定性(冒险)和异域生活等体验;而认知的需要首先表现为较低层次的“好奇心”,即对特殊吸引物的好奇,其次表现为较高层次的求知欲,即对学习与探险旅游有关的特殊技巧和技能的兴趣和渴望。
(4)审美的需要。探险旅游活动是一种主体性和参与性很强的旅游活动,旅游者的审美也不仅限于对旅游资源、旅游环境的审美,而包括对人与自然合一之美,以及对活动主体人的行为中蕴含的意志之美、超越之美、情谊之美的欣赏和体验。
(5)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是需要层次中的最高层次,同时它也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终极目标。其中,探险旅游带给参与者的自我实现感可用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来概括。马斯洛认为,“高峰体验是人最美好和幸福的时刻,人有一种返归自然或与自然合一的欢乐情绪”。经历过高峰体验的人常有一种源承神恩、三生有幸的特殊感怀。
三、探险旅游者行为过程的主要心理特征
(1)更偏重对活动的关注。旅游者参与旅游活动时所寻求的新奇感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旅游环境,二是以旅游环境为背景开展的活动。任何旅游活动都包含着对这两者的体验,而对其中某一方面的偏重程度决定了旅游活动参与性的强弱。观光旅游偏重于对旅游环境的关注,是典型的资源导向型旅游,而探险旅游则更偏重对活动的关注,且具有“需求偏好突出,兴奋点集中,参与性强”(魏小安:1987)的特点。一些研究者认为,“探险旅游中最富吸引力的因素不是环境,而是活动”(Hall:1992)。
(2)不确定性感知对旅游者体验有重要影响。不确定性(Uncertainty),或称风险(Risk),是对人类冒险心理的一种满足。Quinn(1990)认为,冒险倾向隐藏在人类精神、情感、智力和行为的深层,也是未知事物具有永恒吸引力的原因。“在脆弱的环境中,人们总是怀疑自己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人越想超越其已有的能力就会越冒险”。同时,冒险也是对人类特殊审美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
Hall认为,风险在探险旅游决策中起主要作用。人们对风险的追求程度存在差别,于是旅游企业设计了众多风险性大小不同的探险旅游产品以供选择。
(3)反复消费性和追求成长性。从事过探险旅游的人往往有再次参加类似活动的愿望。这种类似活动可能是其它类型的探险旅游活动,可能是在其它地点开展的同类探险旅游活动,也可能是在同一地点开展的更高难度的探险旅游活动。马斯洛认为,心理需求是一种成长性的需求,越满足后,越会产生更强的需求。同时,探险旅游者往往会在系列活动中显现不同的兴趣和为自己设置逐步提高的目标,即具有追求成长性。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特点,高级需要越满足,越产生更强的需要,而且并不存在严格的高低级关系分析可的探险旅游者在前一个旅游活动目标实现后又产生新的、更富挑战的旅游活动期望的反复消费性和成长性心理特点。
参考文献:
[1]EdwardInskeep.旅游规划.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7
心理分析范文3
“从心理学的角度，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人格和个性含义相同，都是指个人比较稳定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认知、能力，情绪、气质、性格、行为及身体结构等方面。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变态就是指个体心理状态“偏离规范”［2］、“偏离常态”［3］，贾宝玉心理、人格的偏离规范与常态，最主要表现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这样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贾宝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红的癖好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的奇异之处时，特意介绍宝玉满周岁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这颇具预示性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的爱红习性。在第十九回里，当袭人以不离开贾府为条件要求宝玉“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爱红的毛病儿”，他虽口头马上答应，但第二天却又“替他们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边腮上都溅上了红;第二十一回，贾宝玉于不觉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从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儿介绍胭脂的调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种种艺术描写，无不昭示着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男性的贾玉玉爱红确已成癖。他不顾父亲和旁人的鄙视指责，硬要分享女儿们的专利，这“不长进的毛病儿”，显然是“偏离常态”的变态行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围及内容也迥然有别。“正位乎内”的女性以闺房庭院为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学习女红、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为自己的人生职责。“正位乎外”的男性则以社会为人生舞台，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责，因此，“士”阶层中的大多数男性自觉地选择了读书—进仕做官这一人生道路。贾宝玉则与众不同，他自幼喜欢在闺帷中厮混，自从住进大观园后，更是“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环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书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闺房生活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斥为一个男儿于家于国应尽的责任，诚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八股文斥为“后人饵名的钓禄之所”，从不“潜心玩索。”他曾当面顶撞史湘云的规劝(第三十二回)，并以受惊吓为借口，逃避贾政对自己读书情况的检查(第七十三回)。这一切均表明贾宝玉在有意识的拒绝走传统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绝进入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完全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悖离“社会期待”。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艺术描写看来，他已经十分习惯并非常喜欢那种“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内帷中长期厮混下去。毫无疑问，这又是一种“偏离规范”的异常表现。
第三、性格女性化
从总体上看，贾宝玉的性格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阴柔特征。他“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第九回)，对黛玉是如此，对袭人、秦钟等也是如此;他胆小，怕见父亲，怕见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觉;他遇事无主见，既缺乏基本的应变能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金钏儿被打被撵、晴雯被冤，尽管他心里颇觉不公，但却无胆量挺身而出为她们辩解，当然更无能力去保护她们，除此之外，贾宝玉的多愁善感也相当突出。他常常发呆、掉泪，常常触景生情，感伤不已。听到黛玉的《葬花词》，“不觉恸倒山坡上”，联想不断，以致于“心碎肠断”(第二十八回);看见祝妈创土种竹，打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见杏花落听雀儿啼，又伤心感叹，发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心态与性格特征，对此，可借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
第四、奇特的两性观
在对男女两性的总体看法上，贾宝玉是贬男尊女的。他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这种男浊女清、尊女抑男的两性观在封建社会的父系文化系统中确属罕见，尤其出自男儿之口，则更可谓空前，它是贾宝玉“偏离规范”、人格变态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贾宝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用来定义“变态”的词语包括以下这些:越轨—指明显不同于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的行为;异常—指与公认的规范很不同的行动;失调—缺乏行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与社会公认规范不相同的行为。“决定是否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是变态的最一致的标准是:①行为偏离、或不同于)那个社会的规范;②失调行为总是继续和/持续存在;③人们内部和/或人们之间活动的最终破坏程度”［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贾宝玉的女性化实属变态，不仅今日的读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心理和行为的异常、越轨和稀奇古怪，就是《红楼梦》本身也多次指出这一点:小说第三回写黛玉初见宝玉，作者引出所谓“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词二首，以正话反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总体评价，其一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作者说此词批得“极确”，它道出了贾宝玉性格行为与众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张(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说中，最疼爱宝玉的贾母也说他就是与众不同，最接近他的袭人说他:“性格异常”、“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除此之外。书中还不时直接以“痴”、“呆”“傻”、“疯”、“怪”、“狂”等字眼来形容他的变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不仅引起了他人的非议，破坏了他与本阶级多数成员的和谐关系，而且导致了他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贵族阶级的尖锐对立，导致了他与整个男权社会的严重脱节，从而也最终导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机，这实质上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贾宝玉的女性化确为一种偏离规范的人格变态。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诸如生理、社会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贾宝玉也不例外，《红楼梦》对其变态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响贾宝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现代心理学家们所学的“遗传基因”，也并非美学家们所谓“历史积淀”，而是贾宝玉的前身—被女娲遗弃在青埂峰的石头。秉自然灵秀之气的仙石决定了贾宝玉的聪明灵秀，无补天之才的顽石则决定了他的“于国于家无望”，石头的前身赋予了宝玉正邪两极之性，使“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赋，必然铸就贾宝玉具有偏离、异常因素的人格形态。
2、后天因素这里主要指宝玉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由于贾母的溺爱，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闺帷内厮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环们呆在一起，极易染上较多的女儿脂粉气。住进大观园，更是进入了女儿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护、偏爱、温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环璄中长大的贾宝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难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条件在其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红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了后天的因素，认为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内，生活风气比较干净，封建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贾宝玉较少地受到外界污浊风气的影响，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大胆阅读一些具有市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的杂学野史，有较多的机会了解青年女奴们的美好心灵和不幸遭遇以及贵族少女们的内心苦闷，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认识本是相当正确、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叛逆并不意味着要以女性化变态形式表现出来，何况《红楼梦》所提供的生活环境既不能完全说明贾宝玉异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学者所论，贾宝玉那种“已经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先进思想，当然不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少年所能具备的”［6］，更不能充分解释他人格变态这一异常现象。
笔者认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为强调的乃是贾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质——与生俱有的顽性劣根，这一点可以从全书石头下凡的基本构思中看出，可以从宝玉一出生就与众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从贾府上下之人难以理解宝玉的痴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第十九回又借袭人的心理活动强调了宝玉变态人格的先天属性，“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驰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十分明显，贾宝玉性格和行为的异常与生俱有，祖母的溺爱、他人的影响以及父母拘管的不严等后天因素仅仅起着“放纵”作用，而非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过大量的艺术描写所要突出的，正是贾宝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顽愚劣根、痴狂本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宝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终也是由先天决定的。
当然，石头前身决定贾宝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态，这种构思无疑是非科学的，曹雪芹作如此艺术处理，目的并非要给世人讲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众审美心理对神话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认同与欣赏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幼年、少年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显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与人生观，曹雪芹强调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开篇便集中笔力塑造一位崭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从其奇异之处来突出强调这位叛臣逆子的无可救药及其与本阶级的势不两立，从而更为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现实人生感受。
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主人公，贾宝玉是曹雪芹呕心沥血十数载而创造出的不朽艺术典范，透过这一人物的变态人格，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曹雪芹的的创作情感基因和内在心理动因，更为准确地把握其人生观的复杂内涵。
首先，它表现了曹雪芹心灵深处或潜意识中对于女性的依赖和眷恋。
我们并不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也未曾将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但是不容否认，在贾宝玉这一形象身上明显带有作者个人身世和经历的许多痕迹。因此，研究贾宝玉就必须了解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必须探索曹雪芹的心路历程，只有深入到曹雪芹的心灵世界之中，才可能洞悉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全部艺术内涵。
曹雪芹的外貌并非女儿相，“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7］，其性格狂放，风姿傲岸，从未以女儿态为美，那么他将贾宝玉女性化的现实依据究竟何在呢?这里。我们不能忽略其少年时代生活经历对他一生的重要影响，因为“个体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受童年的‘基本选择’的影响”［8］。从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初曹家被抄，曹雪芹在江南地区度过了十三年的富贵温柔生活，其间，身边除了有宠爱他的母亲之外，还有几位“好姊妹”以及一大群气质不俗聪明美丽的女仆。朝夕相处之间，她们使曹雪芹既充分感受到女性的温情爱意，也清楚地看到女儿的聪明才智，这一切均汇入了他的童年经验之中。尽管随着家道的中落衰败，被女性之爱所包围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然而昔日所体验过的女性温情却沉潜为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忆。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女性在他心目中成为纯洁美好的象征，而抄家时所看到的残酷凶恶，成年后于困顿中所感受的世态炎凉，又作为一种心理酵素，极大地扩张了童年经验所形成的心理宿因，强化了记忆中的女性美。虽然现实中的曹雪芹在亲友面前或狂歌豪饮，或纵情放言，可其心灵深处或潜意识中却保留着对女性深深的眷恋和依赖之情，这一点已在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贾宝玉从小到大不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完全离不开女性的照料，而且在感情上有着一种强烈的依附女性的趋向，女性之情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他希望与姐妹丫环们长相厮守，永不分离，生愿有她们的身影相伴，死盼有她们的眼泪相随，这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一般男性对女性应有的依恋程度。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贾宝玉不仅放弃男子应负的家庭与社会责任，钻进女儿国之中充当一位特殊臣民，而且尽可能地去掉身上的男性气度，与女儿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拥有共同的喜怒哀乐，不但情感上亲密无间，即便在心理感受上也最大限度的消除了两性的差别。经过如此的艺术处理，曹雪芹让身为男儿身的贾宝玉达到了与女性的高度融合，让自己所留恋与向往的美好人生境界在贾宝玉的女性化表现过程展示出来，并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补偿。从这一意义上讲，贾宝玉的女性化既是曹雪芹的心理情感上眷恋女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传达这种依恋之情的必要手段。
不唯如此，曹雪芹还将自己对女性的钟情依恋，转化为笔下贾宝玉对女性的关怀体贴以作为回报。小说第十九回写东府里演戏放花灯，宝玉想到这里素日有一小书房，内曾挂着一幅美人图，于是“想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对此，脂砚斋评道:“极不通极胡说中，写出绝代情痴，宜乎众人谓之疯傻。”斯言极是!望慰图上一美人，确为“疯傻”之变态行为，但人们却由此看到了贾宝玉对女性的关心体贴，感受到了作者对女性的一往情深，贾宝玉的变态的确传达出曹雪芹独特的人生体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让贾宝玉对女孩子的出嫁尤其在意:一想到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便感伤“又少了一个好女儿”(第五十八回);一听说迎春将带着四个丫头出嫁，便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净人了”(第七十九回)。贾宝玉的这种异常心态，或者说作者的如此描写，当与曹雪芹童年时代所接触的女性多属未婚有着直接联系。
其次，贾宝玉的女性观艺术地折射出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和赞美，反映了他崭新的女性观。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谈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闺阁中历历有人，乃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不学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闺阁昭传。”由此不难看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动机之一乃是使闺阁昭传，为女性唱赞歌，而这种动机的产生则是建立在男女比较，男不如女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曹雪芹必须在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将男女两性加以比较，并以具体的结果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以贾宝玉与大观园中的女性相比，并通过贾宝玉的亲身感受来体现男女之差异，这是曹雪芹进行男女总体比较中的重要一环，而将宝玉女性化实质上更便于比较的进行。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男尊女卑不是自然性别差异的体现，它所内涵的乃是一种社会性的伦理差别，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在一般的女性无法走出家门而一般的男性又不屑于留在家内的历史条件下，女性化的贾宝玉“独为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第五回)，自动放弃男权社会赋予自己的特权，不愿走出家门离开闺阁，长期厮混于女儿之中，这就具备了男女比较的条件。《红楼梦》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生活在大观园内的贾宝玉的确在诸多方面不如身边的女性:论作诗赋词之才气他不及黛玉、宝钗，论治家理财之能力他不及凤姐、探春，论坚决反抗不妥协之精神他又不及黛玉、晴雯，至于其生活自理能力更是等于零，时时事事离不开袭人等女仆的侍候照料。如此比来，贾宝玉即使生活上仍然可以养尊处优，但是心理上却无法“自尊自大”起来，性别的尊和少爷身份的贵均难以消除心灵深处的“卑”，相形见拙的闷随时困挠和折磨着他。比较的结果只能导致贾宝玉对女性的进一步依恋和崇拜，并因他的心理、人格永远难以“阳刚”起来而进一步加速女性化的进程。
一位男性如果拒绝承担社会所分派的角色，放弃社会赋于的性别尊严，其结果不仅仅是“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而且行为，性格诸方而表现出向女性认同的趋势。不容否认，此种艺术处理内涵着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与赞美，在这一问题上，曹雪芹不仅仅单纯具有感性体验，而且已经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以贾宝玉“男浊女清”两性观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
本来，清初不少小说家都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人秉气而生”［9］的哲学观点，即所谓“丈夫禀阴阳之气而有身，赋万物之灵而成性”，并有人借此来表达自己进步的男女观。例如震泽九容楼主人松云氏撰写的《英云梦》第一回写道:“盖闻天、地，人称为三才，轻清上浮者为天。则为风、云、雷、日、月、星辰;重浊者下凝为地，则载山川、社稷。惟人生于中央，且种种不一。若得山川之秀，社稷之灵，或生天才或生神童，此非凡人可比。若非文星下降，岂能有锦心绣口，下笔千言立就，可称为才子。又有香闺女子，无师无文，亦能韵古传今，才华竟胜过男子者，此乃得天地之气，钟山川之秀而成，此则淑美，可为佳人。”这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女性才华的高度肯定和热情赞美，但此处的女性仅指“佳人”，而且对男性中的“才子”也同样作了充分肯定。曹雪芹不但接受了前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且走得更远。第一、他让笔下的贾宝玉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崇拜、赞扬:“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贾宝玉“见了姐姐便忘了妹妹”，对不少女孩子都流露出爱慕之情，这固然可视为贵族公子轻浮品性的表现而加以指责，但如果作更深入全面的发掘，便不难发现宝玉绝非贾琏之类的好色之徒，应当承认其“”实质上正是他对女性“泛爱”的具体体现。第二、尊女贬男。他“料定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这种异于常人悖于传统的两性观正是曹雪芹塑造红楼男女两大形象系列的根本出发点，贾府中那“一代不如一代”的男性形象与一大群美丽聪明的女性形象正分别成为“男浊女清”的艺术写照，贾宝玉的女性化则更是对“男浊”最直接最有力的否定和批判。对“女清”极大的张扬和赞美，它向上千年来男性至尊的社会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显示出对整个男权社会、父系文化的大胆反叛。
复次，贾宝玉的女性化实为反社会化之结果，他对由自身性别所决定的社会责任的彻底放弃，表现了作者对所属阶级的彻底失望及其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彻底否定。
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要想适应社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角色，都必须经过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的童年时期就已开始，家庭则成为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儿童一方面通过模仿成人的言行，一方面通过父母等人的赞许和责备，逐渐学会识别社会行为，学会适应和掌握社会标准，学会与他人的合作与竞争，从而逐渐被培养成为一个社会所期望的人。贾宝玉身上则明显地具有一种反社会化倾向，他既具有“无才”之天性，后天又拒绝封建家长的正统教育，与父亲贾政的对抗实质就是与整个社会的对抗，因为在父系文化社会中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支住，代表思想的世界，人化自然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原则的世界，游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并指引他步入世界之路的人”。［10］抓周时的表现已使贾政对他“不喜欢”、“不甚爱惜”，成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更让贾政产生“将来之患”(第三十三回)的忧虑。贾宝玉的女性化使他从根本上不可能成为父亲、家族乃至社会所需要的人。由此便注定他将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封建贵族阶级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完全成为本阶级的叛逆者。
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正值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然而所谓的康乾盛世却使行将就木的腐朽社会表面上呈现着繁荣升平景象，曹雪芹由于自身特殊的遭际和处境，敏锐地感受到遍布生活中的悲剧予盾和悲剧氛围，正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所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剧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态使曹雪芹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封建末世社会中的种种卑劣、腐朽和糜烂，并预感到自己所属的阶级运终数尽，衰颓没落之势已不可挽回。对此，他既缺“补天”之才，无力改变社会发成的总趋势，成为本阶级的擎天柱，又不愿与黑暗同流合污，不甘成为本阶级的殉葬品，内心充满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矛盾与悲伤。从这一角度看来，贾宝玉的女性化及其由自身性别所一生的自卑感、罪恶感，已不仅仅出于曹雪芹对女性的依恋与崇拜，更是他对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父系社会、男权政治彻底绝望之后的彻底否定。通过贾宝玉的女性化，曹雪芹向所属阶级和全社会表明了自己不予合作且不愿合作的政治态度，公开了自己“于家于国无望”的逆子叛臣身分，而正是这一点，使贾宝玉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画廓中前所未有的最具反叛精神的艺术形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固然体现了曹雪芹大胆的叛逆精神，但同时也内涵着他“世人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万般皆空的悲剧性人生感受和认识，因此，贾宝玉式的反抗最终只能是消极的。贾宝玉躲进女儿世界中去寻求那有限的真善美，这是反叛，也是逃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成了男性世界里的多余人，既不愿充当旧世界所需要的“补天”派，也不可能扮演新世纪所需要的“拆天”人，诚如贾雨村所言“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第二回)。女性化的贾宝玉在拒绝承担传统的人生职责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旧社会的改造，放弃了对新生活的主动追求，因此他尽管的确不会成为封建贵族阶级所希望的接班人，同样，也根本不会充当本阶级的掘墓人，这一点反映了曹雪芹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女性化的贾宝玉正是一个寓辛酸于荒唐之中的不朽形象，透过其变态的心理、人格，我们完全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作者痴情之中的真味与深意。
注释
［1］邓明显、郭翕峰主编《咨询心理学》第203页 中国科技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2］［5］[美〕罗伯特、保罗·萨门《变态心理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3］刘力、谭力海主编《剖析人生—心理类型学》第369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4］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曲》第797页 北师大出版社1989年出版
［6］朱淡文《红楼梦论源》第172页 江苏古藉出版社出版
［7］裕瑞《枣窗闲笔·后红楼梦书后》
［8］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第10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心理分析范文4
[关键词]冠心病；心理分析；护理
冠心病属于心身疾病，据现代大量研究证明，心理、社会因素可诱发或加重冠心病，行为应激可触发各种心律失常，甚至猝死。患者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病情发展。因此，有针对性地实施心理治疗非常重要。现随机抽查我科近1年收治100例冠心病患者，分析其心理情况并进行心理护理，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随机抽查我科2008年1月一12月住院治疗100例冠心病患者，其中男58例，女42例，平均年龄55岁。在疾病不同过程中，因患者年龄、职业和个性、家庭环境不同，患者有着不同的心理特征。其中：紧张焦虑者24例，抑郁消极者18例，安定积极者10例，敏感多疑者8例，盲目乐观者2例。
2 心理护理
2.1焦虑、恐惧：冠心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时由于发病突然，胸痛剧烈及濒死感会使患者紧张、恐惧，加之冠心病监护病房(CCU)仪器多，危重患者多，更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使患者对死亡充满恐惧。因此护理人员应耐心安慰患者，及时给予心理疏导，适时地给患者及家属介绍先进的医疗技术及治疗本病的新方法，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治疗后，当患者自觉症状减轻，虽然内心渴望尽早自我进行日常护理，但担心活动加重病情，对活动心怀恐惧，因此护理人员应向患者介绍活动的重要性，适时、适度的活动有利疾病的恢复，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避免坠积性肺炎和便秘。活动时要注意呼吸、心率情况，根据患者心率情况决定活动强度。
2.2悲观、抑郁：冠心病病情较长，常伴有高血压，易反复，疗效慢，长期服药；反复出现头晕、乏力、胸部不适，影响工作；经济负担增加导致患者产生悲观、抑郁情绪。护理中应予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让患者感受到无微不致关怀，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宣教，使其掌握饮食和活动的注意事项，学会急救常识。及时与患者进行心理沟通，采用解释、鼓励相结合的方法，使患者认识到只要遵医嘱，坚持治疗，冠心病可达到临床症状消失，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患者家属作为患者的主要支持系统，对其心理和身体康复起重要作用，因此要通过鼓励家属给予患者的支持与力量，增加患者积极配合治疗的积极性，增强自信心和勇气。
2.3敏感多疑：这类患者对冠心病惧怕，坚信自己有病而且很严重，有时甚至把听、看到别人症状想象成得此病，稍有不适就认为是病情加重，把头痛、颈痛、胃肠病、肩背痛等看成是心绞痛发作，并十分注意观察家属和医护人员语言行为，怀疑其隐瞒了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担心医护人员能否给予精心治疗和护理等，因此整日卧床不起，依赖性强，导致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护理上应采取支持性心理治疗，耐心解释和安慰，特别注意说话的语气，解释病情谨慎，有问必答，使患者对疾病有正确的了解，消除顾虑，配合治疗。必要时给予综合性暗示疗法，包括心理支持、言语诱导，配合药物，强化暗示，使患者达到自我暗示，改善心理状态，消除敏感多疑心理。
2.4依赖心理：部份患者认为自己从死亡边沿挽回生命，做事特别谨慎，病人角色过重，对自己的活动能力和日常生活护理能力信心不足，不愿意锻炼，稍有不适心情就紧张，出现心率加快而加重心脏的负担。护理中护士多介绍周围成功的病例，讲解如何配合，让患者共同参加护理计划制订，燃起其对疾病的渴望，同时与家属沟通协作，鼓励其独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唤起其对自主能力的渴望。必要时请其他患者现身说法。
2.5心理护理个性化护理：一向自以为健康的人突然患了心肌梗塞，也会因过分恐惧而失去心理平衡。还有那些病情突然恶化的患者，易于产生濒死感，恐怖、悲哀、失助、绝望等消极情绪，往往可以加速患者的死亡。病情不同、年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经济条件不同也对患者的心理活动有影响。因此，医护人员要善于具体分析每个患者的心理状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护理。根据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对疾病的理解产生不同的心理，因此护理要因人而异，了解不同患者病史和过程，生活经历、生活习惯和心理特点，对心理素质较好和文化水平较高患者解释疾病的原因、病情、治疗等有关知识。增强其对疾病的认识，努力调动其配合治疗和护理的积极性。对心理较差的患者应采用关怀、劝导、启发、解释、支持等方法，帮助患者消除顾虑、提高治病信心。
2.6使患者感到安全：医护人员的医德和技术是患者获得安全感的基础。为了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冲突，减轻精神痛苦，医护人员还应针对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做好心理疏导工作。无论预后如何，原则上都应给予肯定性的保证、支持和鼓励，尽量避免消极暗示，尤其是来自家属、病友方面的消极暗示，使患者能够身心放松，感到安全。
心理分析范文5
“疑”和“问”，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意义：“疑问”。这是由于对所学知识还没有真正掌握和缺乏相关背景知识而产生的心理现象。人们降生于世，一无所知，童稚的好奇心使人向“第一任老师”——父母提出一连串的问号。这些疑问与探索，虽然幼稚可笑，但它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开始。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经常在哪些地方有疑问呢？黎见明先生认为：“一般说来，难点有疑，困惑有疑，错处有疑，关键有疑，无疑有疑，等等。”应该说，疑问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但有许多学生由于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懂，或不愿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就不敢提出疑问，结果压抑了学习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导读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导疑启问”的情境，解除学生思想上的紧张感和焦虑感，调动思维积极性，让他们“在难点处求疑，在困惑处求疑，在易错处求疑，在关键处求疑，在无疑处求疑”，彻底改变那种有“疑”而不“问”的现象。
第二层意义：“怀疑”。从心理学角度讲，怀疑有两方面含义，表层意义呈现为一种方法，深层意义呈现为一种精神。所谓怀疑的方法是从相反的方向思考问题，或根据现有的疑义，进一步对已有的理论、学说进行推敲、检验，启发人们摆脱妨碍认识真理的成见和偏见，并在新的事实材料基础上用否定的形式包含对真理的认识。心理学上的怀疑精神是一种可贵的个性品质，从尽人皆知的事物、现象中发现不寻常的真理，需要有怀疑“权威”、“常识”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美国“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把怀疑精神视为科学活动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之一。语文导读要塑造创造型的“四有”新人，必须着力培养学生敢于怀疑的个性心理品质。
第三层意义：“问题”。这里说的“问题”是指科学问题。黎见明先生在导读实践中曾列举一个典型的事例：一个学生针对血浆储存时间短的医学难题提出设想，如果模仿蚊虫的储血功能进行技术设计，可以使血浆久存，推动科学的进步。他提出的假设就是十分可贵的科学问题，而这种科学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创造价值。“导疑启问”中的“疑”和“问”，正是“疑问”、“怀疑”和“问题”的总称，而这三层又是相互联系的。通常是通过问题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提高质疑技能。相反，学生一旦具有敢于怀疑的心理品质，又掌握了科学的质疑方法，就会处处去审视，去刨根寻底，从而提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疑问，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导疑启问”的心理学功能
从教育心理学一般理论和语文导读特定的心理流程来分析，“导疑启问”的功能主要有三：
其一，创设“导读境界”的功能。黎见明先生指出：“‘改灌为导’，就是要学生思想活跃起来。”“让他们作到‘言者善绘’，‘闻者有味’，‘言者善辩’，‘闻者善断’；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慷慨陈辞，直言不讳，言无禁忌，力排众议’。这样，便达到了导读的理想的境界。”“导疑启问”为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创造了活跃的教学氛围和良好的课堂环境。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构成课堂教学气氛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教师的调节，学生的学习情绪和思维状态，以及教学内容的情感基调。如果教育者能够认识到青少年具有好奇好问、喜欢探究的心理特点，在教学中重视问题意识的培养，就可以有效把握学生思维活动的热点和焦点，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使课堂教学气氛活跃，师生双方都能处于紧张而又轻松的愉快情境之中，为步入“敢于直言”、“畅所欲言”的导读境界提供良好的课堂环境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矗。
其二，激发思维与求知欲的功能。疑问是激发学生思考，引起认识上的矛盾，从而促进其思维发展的重要方法。因此，心理学家认为，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学生的学习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除了鼓励和启发学生自己去发现外，教师设置疑问也是不可忽视的，有时还是决定性的。所以，教师在导读过程中有目的地设置问题，形成各种不同的问题情境，是促使学生产生并强化求知欲望，发展思维能力的良好方法。目前国外的“探究——发现式”教学方法群，其共同的主张就是让学生在学习进程中开展探究发现活动，培养问题意识，使他们带着富有趣味和价值的疑难问题去学习，去发现，去探究，去创造。黎见明先生指出，“这些，对我们研究导读与学法，显然是有一定的启发的。”导读论中的“导疑启问”就深得“探究——发现式”教学方法群的精髓。因为问题情境的设置，能在学生认识上引起矛盾，反过来又促使他们进一步探究，这就有助于强化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及内在动机。唯其如此，我们认为“导疑启问”具有激发思维，增强求知欲的心理功能。
其三，形成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功能。黎见明导读论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和创造能力。他指出：“‘导读’要努力培养敢于创新的‘超常力’，勇于探索的‘进取力’，富于联想的‘想象力’，善于概括的‘综合力’，巧于鉴别的‘选择力’，长于评价的‘批判力’和锐于发现的‘敏捷力’。”这七种能力的有机整合，便形成价值无穷的创造力。教学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过程，学生在这个认识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发明和创造活动。因此，具有强烈的质疑问难意识是探索的先导，是创造的起点。“导疑启问”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学生提供了具有挑战性、刺激性的问题情境，有助于摆脱“权威”的负面影响，他们在现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对一些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进行质疑，并勇敢地探索科学的结论。这样的导读，能改变学生总是围绕教师、教材、书本转以及迷信权威、安于现状的学习态度和习惯，从而突破思维惰性与定势的局限，为发展求异思维，培养探索精神，提高创造能力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导疑启问”具有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心理功能。
三、“导疑启问”的心理流程
黎见明先生指出，导读和创造学法“首先要求疑，然后才能辨疑，解疑”。“求疑”是提出问题的起点；“辨疑”是通过辨析，形成科学问题的关键；“解疑”是解决问题的终端。从思维科学的角度考察，由“求疑”而提出问题需发散思维，由“辨疑”而形成问题需收敛思维，从“解疑”而解决问题需创造思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导疑启问”的过程视为一个从“发散思维”到“收敛思维”再到“创造思维”的科学的心理流程。
第一流程：发散思维——提出问题。疑生问，问促思，思求本。故导读与创造学法应全方位地“导疑启问”，才能推动全方位的思考，以确保准确、全面地揭示或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贝弗里奇在概括科学哲学家爱德华·德波诺的横向思维方法时指出：“要养成寻求尽可能多的不同探讨问题方法的习惯，而不要死抱住显得好像最有希望解决问题的那种方法不放。”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发散性。事实上，无论提出任何问题，都不要受思维定势的“负效应”束缚，这就要养成“多方法、多角度”探索的习惯。被誉为“创造工程之父”的奥斯本创立了“头脑风暴法”，采取谋求数量原则，给与会者施加一定心理压力，要求在限定的时间内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和设想。这种谋求问题数量的心理特征就是黎见明先生“求疑多思”、“概括多方”、“逆向多路”、“迁移多用”、“博问多识”的导读思想。这种以快速、新奇、变异为特征的发散思维，有助于克服思维定势，从而多方面、多角度、高效率地提出问题。
心理分析范文6
记者在向采访对象作采访时，不仅仅是向对方收集材料。访问的过程，同时也是彼此交流思想感情、挖掘内心世界的心理交流过程，取得信任是获得事实的前提，采访对象有真诚合作的心理才能打开心扉。记者既要把握好自己的心理，又要探索、揣摩采访对象的心理。记者必须掌握人际交往中心理沟通的学问，主动接近采访对象，取得对方的信任与合作，才能使采访获得成功。
（一）
在采访实践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两类人，一类是合作者，一类是不合作者。不同的采访对象其心理素质也是不相同的。合作者往往有如下心理：
（1）需要：有些采访对象乐意接受记者采访，这是因为采访活动符合他们的需要，意识到记者的采访是在支持他们的工作，或者报道本身有利于他们工作的展开。如有的单位或个人有大型活动时，总是邀请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为他们报道新闻。在这种需要心理中，有个别人或单位想利用记者的采访报道为他们自己或单位扬名。对这样的采访对象，记者要防止谈话中有水分。有些数字要核实，以免报道失实。
（2）信任：只有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记者的采访活动才能深入进行。信任心理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出自对新闻机构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对记者本人的信任。对记者的信任来自过去交往中的友谊，或者记者的外表、风度、学识修养。记者的谈吐和提问的技巧也可以影响采访对象的信任感。
（3）善谈：由于采访对象的性格、气质、职业不同，在接受采访时心理状态也不同，有的采访对象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有的因职业的锻炼有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这样的采访对象在接受采访时，不紧张不胆怯，往往能很好地配合采访，使采访谈话处于良好状态。这类人如教师、演员，经常讲话的干部、领导等。
（4）情绪：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一个人当他情绪好时，找他办事就比较爽快，而且也容易办成。情绪不好时，就容易碰钉子。采访对象的情绪，往往会影响到采访谈话的心理。轻松、稳定、愉快的情绪，有利于采访谈话的进行。因此，记者要选择采访对象情绪稳定、心情愉快时去采访，这样双方可以在良好的情绪气氛中打开话匣子，使采访获得成功。不合作的采访对象往往有如下心理：
（1）谦虚：有的采访对象，特别是一些先进人物，尽管有许多感人的事迹，但出于谦虚的品德，往往不愿意宣传自己，不积极向记者提供生动的材料。遇到这种情况，记者只有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先打战，先采访他周围的人或熟悉他的人。
（2）紧张：大部分人初次面对摄像机镜头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有的采访对象不善言谈，不善社交活动，或者性格内向，或者对采访的问题没有思想准备（随机采访）都会产生紧张的心理状态。越是紧张，越谈不成。对于这类采访对象要设法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先从轻松的话题谈起，待采访对象消除紧张情绪后，再谈正题。或者提出问题后，让对方有思考的余地，然后再开机录像。
（3）反感：有些采访对象对记者的采访有反感的心理情绪。产生反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以前吃过新闻报道的亏，所以见到记者采访就反感；二是记者所在的新闻机构以前有过虚假的报道而导致采访对象对记者不信任；三是单位风气不正，怕接受采访后，遭到孤立和打击，而不愿出头露面；四是明知自己做错了事，害怕被新闻单位曝光，见到记者就回避；五是对新闻机构有成见，甚至把防新闻单位与防火、防盗相提并论。凡此种种都会造成对采访活动的反感心理。
（二）
影响采访对象心理的有如下一些因素：一是社会群体心理影响。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的一个阶层、一个环境之内，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素养、不同生活条件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和感受是不一样的。这是群体心理对个人的影响所致。
（1）官员、干部：这类人比较难采访，虽然他们都很善谈，善于分析、归纳问题，但他们往往是照本宣科，官话、套话多，很难说出实质性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面对镜头时，顾虑较多，压力较大。
（2）农民：和农民打交道比较容易。他们大多朴素、直爽，没有太多的顾虑，容易实话实说，但由于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有时讲话没有条理，有的不善言谈，面对镜头发怵、紧张，有的方言较重，交流困难。记者提问时最好用地方话、口语化，避免交流困难。
（3）专家、学者：这类人学有专长，而且平时都很忙，惜时如金，热爱自己的专业。如果记者在采访中对他们所从事的专业一无所知，对他们的成果、著作缺乏常识，对方就会感到不被重视、不被尊重，和你谈话是浪费时间。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在人际交往中，人们都有愿同知音者谈话的心理。因此，我们在采访这类人以前，要做好认真的准备，通过采访，了解采访对象的著作、成就等，做一个合格的对话者。这是成功采访专家、学者的关键。
二是个性特征的影响。个性特征决定着人的行为。性格外向、开朗，善于交际和言谈。性格内向、沉静，不善交际和言谈。不同个性的采访对象对待采访的态度是不同的。心理素质好、自信心强的采访对象回答问题痛快，直言不讳，积极主动。心理素质差的采访对象回答问题则往往缺乏果断力。记者在采访活动中要对症下药，采取不同的方法。
三是记者能力的影响。在采访的初级阶段，刚与采访对象接触时，记者的仪表因素所产生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记者要设法在仪表方面给采访对象造成一种吸引力，以激发采访对象在接受采访时具有良好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