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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论文范文1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2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是否受银行审慎监管的影响呢？Delis和Kouretas（2011）及Altunbasetal.（2012）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方面起着缓冲作用。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比较少，黄宪等（2005）、戴金平等（2008）对货币政策传导异质性的研究仅局限于信贷传导渠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才逐渐被重视。于一、何维达（2011）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在风险效应中表现更加激进。江曙霞、陈玉婵（2012）亦得出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银行资本状况。目前已有许多文献验证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但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尤其是银行审慎监管状况引起的异质性的研究尚不足。而事实证明，不同监管强度的银行可能对货币政策冲击具有不同的决策和抵御能力。鉴于此，本文围绕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从银行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我们首先收集了2003~2013年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月度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但考虑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上市较晚，数据严重缺乏，我们将其剔除，剩余14家银行①。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各银行年报，由于某些数据的缺失，得到一个非平衡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择1．货币政策（MP）现阶段，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结合使用了多种价格和数量型工具，难以找到有效的综合货币政策的变量（徐明东、陈学彬，2011）。考虑模型稳健性，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q）、一年期贷款利率（rl）和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c）②作为货币政策变量。2．银行审慎监管（SUP）资本充足率（car）、杠杆率（lev）、流动性和拨备覆盖率（pvc）是中国银行业四大监管工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参考胡利琴、彭红枫等（2012）等学者的研究，选取流动性比例（lra）作为流动性监管的替代变量。3．风险承担（RISK）根据已有实证文献，常用的银行风险测度指标主要有Z值、风险资产占比、不良贷款率、特许权价值和预期违约率。但依据前文分析，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变风险容忍度及风险偏好导致风险承担增加。因此，参考陈玉婵和钱利珍（2012）等的研究，我们使用风险资产占比（RiskT）①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考虑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在后文中使用不良贷款率（npl）进行稳健性检验。4．其他控制变量（control）我们控制了可能影响银行风险的其他因素。第一，使用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ta）衡量银行规模。第二，宏观层面上控制经济环境gdp增长率（gdpg）②，以及影响银行信贷风险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house）。另外考虑到当期风险承担与银行规模存在相互影响，对银行规模做滞后一期处理。
（三）模型构建根据研究目的，主要考查两个模型的实证研究。模型一：检验中国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验证风险承担渠道。其中，i表示截面银行个数，t表示变量当期值，t-1表示变量滞后一期值，j表示该银行所在地区。我们关注MP的系数β2的符号及显著性。如果为负，则说明在其他因素被控制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反之则相反。模型二：验证银行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影响该模型中，加入银行审慎监管指标SUPi,t③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叉项MPt×SUPi，t。我们关注参数β6与β7的符号及其显著性。如果β7为负值，则表示银行审慎监管与风险承担负相关关系；如果在β6与β2符号相反，则说明该审慎监管手段可以抵消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
三、计量结果分析
在以上模型中，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会导致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当该问题与动态性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采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动态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SYS-GMM）法对模型进行估计。1．模型一：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运用SYS-GMM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得到了如表1所示的结果。Sargan检验和AR（2）检验表明工具变量合理有效。结果表明，以风险资产占比（RiskT）衡量的银行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中国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且与国内外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Jimenezetal.，2009；Altunbasetal.，2012）。在模型的控制变量方面，gdp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银行业风险承担具有顺周期性，因此监管当局应密切关注银行在经济上行时的风险状况。房地产价格指数与RiskT显著正相关，表明房势较好时，企业净值改善，风险承担意愿上升。银行资产规模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强，验证了“大而不倒”假说。另外，银行风险承担的前一期值对当前也存在显著影响，风险偏好的前期值对当期值存在显著负影响，表明前期较大的风险偏好，可能会使决策者意识到需要改进自身资产组合状况，而降低当期风险偏好。2．模型二：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基于银行审慎监管影响的异质性检验模型二中，我们加入了银行审慎监管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叉项，为了避免过多解释变量导致模型多重共线性及自相关，我们依次加入各监管变量及其交叉项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Sargan检验和AR（2）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表2中，模型（1）至（4）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传导的影响；（5）至（7）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一年期贷款利率传导的影响；（9）至（12）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7天同业拆借利率传导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而且这三个指标的加入并没有改变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的符号及显著性，再次验证了该渠道的稳健性。交叉项系数与MP系数符号相反，表明该监管指标的加入对货币政策冲击起削弱作用，即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越大的银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越不敏感。表明银行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有调节作用。不同的是，流动性指标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货币政策的符号，交叉项的系数也与其他三个监管指标不同。这表明在流动性监管显著影响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这是由于道德风险引起的，因为我国银行虽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大都受政府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银行资产价值及特许权价值，降低道德风险及风险偏好。另外，流动性比例系数为正，表明流动性越强的银行，出于对自身流动性的信任，风险承担意愿就越强，这与常理不悖。交叉项系数为负，与MP系数符号相反，表明其与其他监管指标一样对货币政策冲击起削弱作用，不同的是：流动性监管削弱的是货币政策降低风险承担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3
1.1最小化产出偏差算法描述下面用一个简单的货币流通模型来说明货币需求。假设汽车制造公司A想要生产一定量的汽车，要先向银行贷款来购买机床公司B生产的机床；那么机床公司B为了能够生产机床，则先要通过银行贷款，来购买钢铁公司C的钢材。钢铁公司C为流动资金向银行贷款,提前生产了钢材。三个公司的支付是有先后顺序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展现为，银行将会首先将客户的存款借给A、B公司，钢铁公司C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从银行的流转货币中贷出。此时银行手中已没有货币，在第一时点，机床公司B运用贷款所得的钱购买了C公司的钢材所以钢铁公司卖出了钢材，将钢材转化为了货币,获得增值的ma量货币。在第二时点，银行已经获得了钢铁厂C所偿还的货币C，贷款给汽车公司A,汽车公司A用贷款所得的钱购买了公司B的机床，则机床公司B实现了所生产的商品到货币的循环,获得增值的mb量货币。在第三时点，公司B将贷款还上，当有客户来银行取款支付购买汽车时，银行会将还款用来支付给消费者，从而，汽车制造公司A实现了所生产的商品到货币的循环，获得增值的mc量货币。因此，可以从这个整体的模型中看出：生产过程中的每个公司产值都是通过出售商品后的增值货币的累加ma+mb+mc+……来完成的。当年的mt是最低的货币需求满足条件，将研究限制在短期内，这样就把物价水平进行了标准化。那么，当无冲击时，产出缺口的经济均衡水平为y=0，央行度量损失函数的是一个围绕着真实值的二次项。货币政策的操作也是有序可循的：央行首先设定i或m为期初值；设定m是政策工具，所指为y和i的取值；则若假定i为政策工具，则指y和m的取值而后出现了随机冲击u和v，其他外生变量就随之确定下来了。若将政策工具更换为货币量，将（1）式与（2）式联立，求解可得出均衡产出。这里用到了关于u和v不相关的前提和假设。将政策工具假设为利率i，根据（1）式就可以直接获得产出值。尽管为了确保货币市场的均衡，仍然需要确定必要的m水平，在这里则无须考虑倾向市场的均衡状况。由于央行确立了货币操作政策，在变量确定的情况下，如固定利率和收入水平，央行可以调整将货币供应量这个内生变量到等于货币需求的水平。
1.2最小化产出偏差模型构建分析全球大循环是产业帝国的必然选择,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国经济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在多大地理范围内获得生产资料和销售市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从全球获得资源、该国产品能够在全球销售，这个国家就是全球性的强国；全球配置资源和占领全球市场的能力，就是一个国家强弱的分水岭。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两者相辅相成。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所谓的海外利益，主要是殖民地利益，而殖民地利益主要就是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未来中国要走的是产业道路，我们的海外利益，不是殖民地利益、不是掠夺所在国家的财富，而是我们在全球发展中国的产业，中国在海外的产业规模有多大，中国的海外利益就有多少。这是产业国家与殖民地帝国的本质区别。中国是产业国家，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更是因为中国的强大，已然在产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让中国从农业大国转为了工业大国。中国的产业强国之路要建立在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而由此产生了各种金钱融通的货币问题，所以货币政策其实是在为实体工业服务的，这就是“产业决定论”的强国形式。进入工业时代后，现代货币体系经历了由第一代货币的英镑（金本位）、第二代货币美元（金汇兑制），到当下的第三代货币一篮子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前二代货币中，货币的发行受黄金储备约束，金本位可以自动进行量与价的调节，而不发生通胀。而当下所处的第三代货币时代下，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1）如果处置不当一方面会造成过剩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这是美欧那样建立在金融业上的金融帝国所喜好的。（2）另一方面会造成投资增加产能过剩价格下跌通货收缩企业利润下降。所以货币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针对这两方面，制定目标的是最小化产出偏差来开“药方”。
2最小化产出偏差算例分析
2.1问题提出中国要走的是产业道路，那么实体产业就要占主要经济成分，所以生产的目的是商品，而不是货币，货币只是生产的媒介，货币服务于商品，假设货币在社会总生产的传导中商品的产出按每单位计，现投资为500亿个单位总量，社会总需求为212亿个单位总量，消费为330亿个单位总量，而各产业的需求量为表1中的最后一行，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可以通过投资、需求、消费向各产业节点输出商品来计量各产业的货币容量要求，因此这很像在一个网络中对货与币的运输问题。用运输问题求解得到运输方案后，各局点之间的运输路线可用最小支撑树方法求出具体的运输路线。
2.2计算输出算例求解及最优方案,采用VisualBasic程序开发工具，将上述理论开发成运行软件，计算输出的结果如图1所示。
2.3数据来源及分析上述数据来源于根据国家统计网的统计结果，根据上述案例，合理运用最小化产出偏差的方差，可以计算出最小货币需求量。可以用来调控货币资金的投放注入，避免资金过剩或者产能过剩。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4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李强，郑立平。利息率波动对寿险市场的影响[J].黑龙江金融，2002，（2）。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5
（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有四个重要角色：（1）中央银行；（2）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及信用社；（3）资金供给者；（4）资金需求者。在这四大角色中，每个角色又由无数个体所组成，每个个体在不同时点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从数理角度来分析，四大角色具有多种行为模式组合，而且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各种组合模式又会相互替代，具有多重均衡的特点，不可能找到最优均衡点，在多重均衡的运行过程中，往往潜伏巨大的制度变迁风险，原因在于每个个体追逐单个利益的理性行动很有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后果。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它决定了金融风险与货币政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二）金融风险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
货币政策的真正实施，通常要求在货币工具、操作目标、中期目标或指标变量以及最终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扰乱金融体系，会影响这些关系。当一个银行体系越来越资不抵债（即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操作目标（如利率）、中间目标（如货币或信贷总量）和政策目标（如稳定物价）之间的联系就会改变。也就是说，金融风险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目标，会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当金融风险程度越来越高时，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的正常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例如通过货币供应和利率来传导货币政策，会受到银行流动性不足或资不抵债的影响（有问题银行的风险表现），因为这些银行不能根据货币政策措施调整储备或贷款，还会降低对利率反应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不会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的银行是不能靠它们来传导利率变化的。
在那些有风险的银行体系中，各种货币工具被用来执行货币政策时均会受到不稳健银行亦即有问题银行的极大影响。例如，货币市场不会拆借资金给不稳健的银行用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由此造成的市场分化会进一步阻碍央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管理，最终扰乱金融市场的运行。而货币政策正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的，当银行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银行无法依靠时，同业拆借市场会发出极端的信号，或迅速瓦解。
当银行体系不稳健时，通过公开市场来进行流动性管理也会受挫。在公开市场央行售出其持有的证券来降低信贷扩张，可是该影响会被高风险的借款人对利率的非弹性需求而减弱，他们会提出更高的利率来谋求同额贷款。当银行极为脆弱时，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会变得不对称，货币政策的放松比紧缩容易。
市场力量脆弱的银行体系，尤其是那些国有银行为主的体系，传导政策效率相对较低。在金融风险高的银行体系中，信贷供应不会受资本或利率的限制，因为银行为了创造收益而可能无视风险因素。当银行允许借款人将应该支付的利息资本化（即以贷收息，将应收的贷款利息转为新贷款的本金），或当借款人根本就不打算归还贷款时，信贷需求和银行贷款对利率变得不太敏感。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普遍存在信用观念淡薄，赖帐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地地道道的道德风险，目前的债转股工作要谨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放大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体制，放松银根的宽松政策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但是当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可能会很难调整经营策略。因为尽管稳健的银行会有足够的灵活性资产来调整流动性状况，但银根突然抽紧会在不稳健的银行中引发流动性危机。经验表明，放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给银行带来好处，但是长久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扰乱银行的经营，侵蚀银行资本的真实价值，导致银行出现有问题贷款，形成风险。
用来执行货币政策的工具也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没有运行良好的“最后贷款人”的信贷便利，会打乱支付系统的正常运转；通过抛售资产增强流动性会使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变得资不抵债；信贷或利率控制会迫使银行过多的持有不产生利润的准备金；限制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会导致银行中介功能的丧失，减小银行的客户基础和盈利水平。法定准备金不能按市场利率获取利息，实际上是对银行体系征收的一种税。例如，我国以前的存款准备金率（加上备付金率）高达18％－23％。国家一边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一边又采取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的效果被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所抵消，同时削弱了银行的获利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严重的金融风险会损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完全失效。同时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又会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导致银行出现问题，放大金融风险。
二、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的支撑与抑制
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化解金融风险，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确保货币政策的实施。
金融监管作为一种不同于政府宏观调控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介于自由市场和法律之间的特殊的政府管制行为，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特征：（1）有效管理和控制货币供给，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2）保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以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在稳定性；（3）保护存款者利益，约束债务人行为，以维持正常的信用秩序；（4）改善金融体系中资金流动的微观和宏观效率，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平。
金融监管有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之分。积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正面引导所实现的市场控制；而消极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各种偏离行为进行限制所实现的市场控制。当前应改变金融监管的传统做法，变单一的“消极监管”为“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并举的监管模式。要实现积极监管首先要对金融机构进行主动道德化过程；其次是正确地进行市场协调；最后是对社会公德进行影响。也就是由以前的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转变为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行为进行表扬、奖励，由处罚变为激励，引导金融机构树立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道德观念。同时帮助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增强其内部控制的能力。通过央行的正确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培育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为货币政策的良好实施提供先决条件。
然而，监管法规缺陷、监管宽容以及监管时机选择不当和过于严厉的监管都会导致金融机构要么肆意妄为，要么死气沉沉、缺少金融创新的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增加货币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监管法规缺陷和监管宽容问题可以从许多国家找到例证。更为可怕的是，与二者相伴随的往往是银行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失灵。阿根廷在1980－1982年银行危机期间，金融法规框架的调整滞后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审慎管理规定比较全面，但监管机构缺乏适应金融业发展变化的应变能力。监管者检查的是规定是否得到执行，而不是检查贷款的质量，在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几年就停止了现场稽核检查，而且缺少有问题银行市场退出的机制。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监管宽容问题。对监管当局来讲，在银行出现危机（如支付危机、资不抵债）以后，往往采取一种“等等看”的态度，希望困难是暂时的，没有对金融体系产生严重威胁，而且认为问题自身会得到解决或者将问题掩盖下来直到其他人接任。结果是监管当局对采取有争议的行动非常审慎，好大喜功和缺乏可靠性，可能会造成对问题的推倭、拖延和掩盖。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已发生过类似的问题，美国和日本的监管当局变得更关心[
其监管工作的荣誉和不出现明显问题，而不是解决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可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它消除了存款人潜在敦促银行采取正确行动的压力。而推迟处理有问题银行的行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有问题银行可能会采取风险更大的做法，如高息揽存、高风险投资等，它不仅会最终增加解决问题的成本，而且使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载体商业银行面临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困难甚至导致货币政策失灵。
监管时机选择不当也会对被监管对象特别是银行机构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抑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这里可以从法国、日本和中国找到例证。法国虽然金融法律、规定和实施权力都很充分，而且监管当局（银行委员会）也拥有所需的权威、技能和管理资源，但在监管的时效性上存在问题。监管者早在1991年就了解里昂信贷银行的问题，但在1993年第一次援救工作之前没有披露任何情况，而是继续听之任之，以至于在1995年需要进行第二次援救工作。其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对里昂信贷银行实施有效监管，而是默许其迅速发展和持有高风险的不动产以及贷款集中于少数几个大的借款人身上。日本进入19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崩溃，银行的巨额房地产贷款变成了不良资产。1992年，银行不良资产高达20万亿日元。但在1993年，日本银行机构有能力处理全部不良资产。因为日本银行机构持有大量的1955年左右陆续买进的低价格股票，尽管此时股票价格下跌，但银行仍有庞大的帐外利润。如果此时抛出这些股票，用以冲销不良资产，就不会出现1995年银行陆续倒闭事件。但是，银行担心公开不良资产问题会降低银行信用，也害怕因此而被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作为监管当局日本大藏省也担心银行丧失信用，造成存款外流，引起金融体系崩溃，因此而承担全部责任，故此也抱着侥幸心理，一再拖延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日本又有三家大银行破产，金融秩序濒临崩溃。从中国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为配合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进行债转股的实施工作，1999年下半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信贷质量、贷款投向、贷款利率的全面检查，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监管时机选择上值得商榷。因为信贷质量检查与央行启动内需、增加信贷投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信贷质量检查使得处于“信贷权利与责任不对称、收益与风险不对称”机制下的商业银行信贷人员更为谨慎，他们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会轻易发放贷款，以免因此遭受经济和行政处罚，这无疑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其结果是央行货币政策难以贯彻落实，这就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三、强化金融监管，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尽快创立积极监管与消极监管相结合、激励相容的监管制度
1．建立金融评先制度。其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该地区的金融机构参加该活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评选出合规经营、发展态势良好、获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予以表扬，并在业务与机构发展方面给与一定的鼓励措施。
2．建立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制度。该制度的参与者是各地区央行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该地区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人员包括人事部门、机构管理部门和稽核检查部门的负责人。具体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监管部门组织，当地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于每季度初召开一次金融监管季度联席会议。实施此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1）将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与其自身的内部控制相结合，使两种力量形成合力，更加有利于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2）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沟通交流信息，解决金融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便于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交流感情，融洽彼此的关系，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3．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制度。该制度的形式是由当地的央行组织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员是要获得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考试合格后，这些人员才能获得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才能到金融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
4.建立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报告制度。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上任后应按照以下内容要求，以书面报告并签名盖章的形式向当地央行监管部门报告：一是要求各行在收到央行关于被审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批复十日内，将被审查对象职务聘任的文件报送给当地央行监管部门；二是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资格审查上任后，2个月内就其分管事项从“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等三个方面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当地央行监管部门。通过实行该制度，控制金融机构擅自变更各级负责人的现象，便于对金融机构的违规情况划清责任，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跟踪监管。该制度的突出功能在于防范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至于消极监管，它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传统方式，其制度基础主要是一些金融法律法规，例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当然，这些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二）适当鼓励金融创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创新是为了逃避或者绕过金融法规的限制和监管当局的监管，可以说是与金融监管相矛盾的。但是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如此重要，监管当局应适当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并促使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与积极监管相适应。
1．金融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央行的监管行为。对待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原则上要持宽容态度，不搞事后追究。对于法律所禁止的事项坚决不能违反，违反了就按照违法违规来处理；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禁止的事项，可以允许金融机构进行操作，监管部门不要对其作违规处罚。但是金融创新必须在注意风险防范的基础上进行。
2．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必须大于其新增成本，这样的金融创新才能充满活力，才能由单个金融机构内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转为整个金融系统的诱制性制度变迁，从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产生“正外部性”（即收益外溢）。
3．鼓励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最终为我国银行业由分离银行制向全能银行制过渡作准备。目前要特别鼓励银行业进行中间业务的创新。
（三）解决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就是金融合约的不同当事人不能拥有相同信息的事实。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金融体系产生重要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解决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具体措施是：（l）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交易活动严加惩处，尤其对提供虚假信息牟利的交易者严惩，净化金融市场环境，理顺金融市场秩序。（2）将金融机构会计标准与国际接轨，使会计信息能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必须坚持客观、严谨、审慎的原则，必须能真实、全面反映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潜在风险。（3）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促使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也可以减少“内部人控制”现象。（4）加强会计、审计、企业信用评级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借用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强化金融监管。（5）加大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现场监管力度，注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监管，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给予严惩，提高违法违规经营的成本。（6）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或减少银企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包括：银行贷款专业化，签订限制性契约，与企业保持长期联系，向企[
业提供贷款承诺，办理抵押和补偿余额，对企业进行信用配给等。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行，可以有效地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四大信息不对称问题：（1）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金融机构与存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4）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构筑有问题金融机构特别是有问题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6
一、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货币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反映出来的。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及中性货币政策。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保险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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