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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教育计划范文1
教育在本质上是人类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的自觉传承活动，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具有理想追求和高尚道德的优秀人类。马克思说过：“教育要做好三件事：心灵的教育，身体的教育，技术和技能的教育。”而当前的教育过分关注学生的考试，学习成了为追求升学的一种功利性的手段，忽视人的发展，忽视人的心灵，忽视教育的文化内涵。作为教育的核心地带――课堂，依然是古老而沉闷，上课程序和内容几十年几乎没有变过。著名学者叶澜这样记录1990年的听课感受：“我直接感受到学生课堂生活的沉闷，只有下课的十分钟，我才能感受到他们是孩子。在听课时，鲁迅先生关于中国的孩子在照相时一脸呆板的‘死相’的描写，时时会在我头脑冒出，然而作为讲课的老师却没有这种感受，因为他忙着把教学任务完成，把备好的教案上完。”许多西方研究者发现，中国学生的学习环境不太可能产生“好的学习”。而绿色教育正是针对这些问题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倡导教育和人的可持续发展，以期呈现和谐健康、生机盎然的教育生态。
一、绿色教育的含义
绿色教育脱胎于环境教育，最早是在澳大利亚提出并发展，初期主要是进行绿色环境和自然生态教育，后来绿色教育逐步被人们认识和传播，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探索。在我国，自200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提出“绿色教育”以来，不断有争论和辩驳，也正是在争辩中，绿色教育得以超越。超越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再重视内容主题的来源，而更重视内容主题所服务的价值目标，类似于学习习惯培养这样的内容主题，也纳入绿色教育的视野。譬如，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是“可持续的”“绿色的”；而以牺牲学习兴趣为代价，依靠高强度训练的学习习惯，也同时是“不可持续的”“非绿色的”。超越和改进现代教育，把教育者的关注点指向价值倾向，要求对现代教育的价值倾向进行“绿化”。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推崇相互受益的共生概念，确立为“人――自然――社会”的整体统一培养全球伦理的“人性”。
我校绿色教育，是指遵循教育规范，不以牺牲学生自有资源和学习环境为代价，获得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教育。这里的自有资源指身心健康、兴趣爱好、个性特长，学习环境是指时间空间、和谐氛围和求知方式。在郑州回中六十多年的办学实践中，我总结三条经验：一是德育决定论。就整体而言，德育的状态决定学业成绩的优劣。我们惊奇地发现，只要在起始年级建立起优秀的班级文化，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以后两年扶摇直上，自然成绩突出。因此，德育必须从“生理心理的促成，行为习惯的养成，思想品德的育成”三个切入点全方位开展。二是“第一生产力”论。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和能力是“第一生产力”。学习的过程本身是战胜自我、蜕变成长的过程，这就是哲学上说的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嬗变过程。但通过中西方学生学习比较发现，同样是学习到凌晨，中国学生是被动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为重复机械的操作而痛苦，西方学生能主动地进行某种设计，为别出心裁而兴奋。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天壤之别。学习活动与导游带领团队爬山很相似，再好的导游也不可能背游客爬山，好的导游总是在峰回路转处指明游客该走的方向，好的导游也总是在悬崖峭壁处激励大家。教育要做的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三是升学副产品论。郑州回中的绿色教育并不排斥升学，但反对仅仅盯着分数，反对苍白地要成绩，而是强调不以牺牲学生的自有资源和学习环境，取得良好学业成绩。追求学生自主发展、健康发展、和谐发展，我们相信，在学生综合素质得以全面提升的基础上，他们也会自然地“升学”，自然地成长。
二、数字化教育技术的发展给绿色教育实践提供机遇
随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时代，科技的进步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须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建构一个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基于数字化的新的教学形态已提上议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改变美国，教育技术使学习更强大――2010国家教育技术规划》的颁布，强调信息技术目前已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学习者提供更有吸引力、更强大的学习经验；提供更丰富、个性化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资源；提供更加真实、有意义、持续而整合的学习评估已成为可能。数字化教育技术以及ipad的出现和改进，突破和超越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和课堂教学空间，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同步或异步的方式获取学习资源，进行更个性、情境化、互动式的学习活动。特别是理科的实验教学，借助虚拟仿真技术，使科学知识与技能的实验不仅可以进行证实实验，更可以在虚拟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下进行证伪和试错的实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交互性和构想性特点，真实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科学探究精神。
纪律教育计划范文2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办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的设计”（W2010144）
作者简介：赵彦志（1968-），男，河北任丘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治理研究。E-mail：zyzhi@dufe.省略
摘要：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对2003―2008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的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然后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分析生产率变化的动力来源以及各地区的差异，并进一步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生产率指数显示波动性上升趋势，且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高等教育生产率的增长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性；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前的技术水平显然不能满足高校的需求。最后针对高等教育生产率变动的特征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生产率；技术进步；规模效率
中图分类号：F062.4；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02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学体制和招生就业体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基本接近“大众教育”的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由于长期受到政治经济体制和传统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高等院校资源短缺、投资不足等问题一直难以得到解决，而随着高校不断扩招的浪潮，有限的资源与巨大的社会需求之间矛盾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桎梏，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提高高等教育的运行效率。
与一般企业相比，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非营利性组织，通常采用教育生产率对其效率进行衡量，而非企业广泛使用的绩效或收益率指标。生产率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提出，目前学术界对于生产率的研究已经从早期对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单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发展到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1］。与人为割裂投入要素间有机联系的单要素生产率相比，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很好地度量全部投入要素的产出效应水平，并反映出要素效率的提高以及技术进步的程度［2］。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综合反映了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与速度的影响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出效率与竞争力。教育生产率是对教育机构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以及所带来的最终产出之间关系进行度量的指标。Coleman于1966年首次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运用于教育领域［3］，随后Fraser等［4］、Monk［5］、Levin［6］以及Odden和Clune［7］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生产率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扩展，目前已成为教育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
我国学者对于教育生产率的关注起步较晚，孙大文等［8］首次对教育生产率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鞠晓伟和陆晓芳［9］对教育生产率增长方式判断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发现1991―2006年我国教育生产率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对高等教育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研究。胡咏梅和梁文艳［10］选取2000年合并的25所高校为样本，对高校合并前后四年整体科研生产率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技术进步与创新是提高高校科研生产率进步的重要因素。潘海生和周志刚［11］对1997―2005年间高等教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结论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生产率总体保持快速增长，且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和地区间不平衡的特点。韩海彬和李全生［12］对1999―2006年全国高等教育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同样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区域增长差异在逐渐减小。毕雪阳和孙庆文［13］选取全国9个省市高校2001―2005年样本数据对高校教育成本投入的动态效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样本高校的产出效率变化呈现不稳定性，且产出效率主要受高校规模的影响。熊艺等［14］对中国远程教育的办校效率进行分析，并发现远程教育办学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本身效率的改善。
但国内目前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指标选择过于片面，投入指标大多偏重于教师数量和教育经费等教育投入，而忽略了对高等教育科研、后勤服务等方面的指标衡量，产出指标则偏重于本专科层次的在校生或毕业生人数，对于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高校科研创新等方面的产出有所忽略。此外，以往学者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对生产率指数的影响仅限于理论分析，缺乏实证分析。本文拟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2003―2008年间我国31个地区的高等教育生产率变化以及地区差异，并对高等教育规模与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法概述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最初只是一个用于生产率分析的理论指数［15］，Fre等［16］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将它发展成为一个实证指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将生产率的变动分解为靠近或背离生产边界的效率变化（Efficiency Change，EC）和生产边界移动的技术进步（Technical Change，TC）。其中效率变化又可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TEC）和规模效率的变化（Scale Efficiency Change，SEC）。技术效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市场价格的条件下，按照既定要素投入比例，生产一定量产品所需的最小成本占实际生产成本的比例；规模效率是指企业是否在最合适的投资规模下进行经营；技术进步则是指科学发现、发明、革新、改进、技术的传播与扩散等。目前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被广泛应用于港口、银行、医院、制造业和农业等诸多领域的生产率研究。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计算以Shephard提出的t时期距离函数为基础，该函数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3）中的第一个比率是t+1时期与t时期相比的效率变化指数；第二个比率是t+1时期与t时期相比的技术进步指数。效率变化指数测度了t+1时期与t时期相比每个观察对象对生产边界的追赶程度。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小于1意味着效率的下降，等于1则意味着效率不变。技术进步指数测度了生产边界t+1时期与t时期相比的移动。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意味着技术进步，小于1时意味着技术退步，等于1时意味着技术无变化。
三、指标确定与数据采集
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法对高等教育生产率变动进行分析首先应确定高等教育的投入和产出指标。高等教育的投入通常分为人力、物力和财力三方面，其中人力包括高校系统内所有的教职工，如专任教师、行政人员、教辅人员以及工勤人员等；物力是指高校所投入的资产情况，如用地面积、图书音像资料、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等；财力则主要指高校所获得的用于科研和教学的各种经费。高等教育的产出则通常分为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两个方面，其中人才培养又分为本专科人才培养以及硕博研究生人才培养两个层次，科研成果则指高校进行科研工作所获得的各项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确定投入指标为：专任教师数（X1，人）、行政教辅工勤人员（X2，人）、科研经费（X3，千元）、生均教育经费支出（X4，元）、藏书量（X5，万册）和固定资产值（X6，万元）；产出指标为：出版科技著作数（Y1，部）、学术论文数（Y2，篇）、本专科授予学位数（Y3，人）和硕博授予学位数（Y4，人）。
本文研究期间为2003―2008年，所用指标均选自2004―2009年《中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本文横截面研究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表1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2003―2008年）
四、数据分析
1.全国高等教育的效率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非参数的DEA分析法，对2003―2008年全国各区域高等教育年均总效率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分解出各年度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平均值（见表2所示）。结果显示，2003―2008年间，全国高等教育效率较高，各年平均总效率均在0.9以上，然而除2005年之外，高等教育平均总效率显示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3年的0.98下降为2008年的0.94。进一步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的平均技术效率总体上要高于平均规模效率，说明效率边界偏离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没有达到其适宜的规模水平。而从图1的趋势图可以看出，平均总效率的下降主要受平均技术效率的下降的影响，也就是说导致高等教育平均总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技术效率持续低下。
图12003―2008年平均效率估计表2高等教育平均效率估计（2003―2008年）
为了进一步从动态视角对2003―2008年期间高等教育增长率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明确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借鉴Fre等的计算方法，对2003―2008年全国高等教育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测算，并将其分解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两个指标，其中将效率变化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全国高等教育的平均生产率自2003年到2008年增长了0.3%。将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发现0.3%的平均增长率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增长（1.3%）以及效率变化的下降（-1%）两个因素相背离的作用效果累积而成。进一步对每年的生产率变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03―2008年期间效率变化的变动较为平稳，而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与技术进步变动趋势基本相同，如2004年全国教育生产率下降了15.1%，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即效率边界移动）下降了11.9%，对生产率指数产生了负向影响，而效率变化仅降低了3.6%；2005年教育生产率上升了52.6%，其中技术进步提高了58.7%，而效率变化反而下降了3.9%。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生产率的变动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变化所导致的。
表3生产率变化、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
图2为生产率累积指数图，该图表明自2003年以来，全国高等教育的生产率指数尽管波动较大，但整体仍趋于上升趋势，2005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波峰。这种上升的趋势主要来源于高等教育的技术进步。然而由于新技术应用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而其产出一般具有延迟性和滞后性，因此整个样本期间技术进步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也是导致高等教育生产率上下波动的根本原因。此外，高等教育的效率变化则显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1%）。进一步将其进行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的变化，结果表明高等教育的效率下降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下降的结果。从影响程度来看，规模效率的恶化对总效率变化影响较大，说明高校的扩招虽然有助于规模的扩大，然而过于求快使得高校原有资源无法满足现有要求，导致高等教育总效率恶化。高等教育的技术效率下降幅度则相对较小（-0.3%），说明高等教育成本投入比例还没有达到合理水平。
图2 Malmquist指数（MI）、技术进步、效率变化的累积指数图3.高等教育生产率的区域差异
表4显示了全国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年均生产率指数变动及其分解的情况。结果显示，2003―2008年期间，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均生产率指数得到了提升，其中贵州省提升幅度最大，达到年均增长11.9%，相反18个省市自治区的生产率指数有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普遍偏低，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为山西省，年均下降了9.5%。继续将生产率指数进行分解，可以看出在生产率指数得到提升的省份中，除安徽省和四川省的生产率指数提升源自于效率变化的提高，其余省份生产率指数的提升大多依靠技术进步。其中青海省的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均得到了提升，但是技术进步对于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程度（5.5%）要高于效率变化的贡献程度（3.6%）。而在生产率指数下降的18个地区之中，陕西、河南、广西、江苏、黑龙江和北京6个地区的效率变化为0，其生产率指数的下降主要受到技术退步的影响；海南、新疆、宁夏、内蒙古和云南5个地区技术进步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效率变化的恶化导致其生产率指数的降低；其他地区的生产率指数下降则是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双重恶化的结果。由此可见，尽管效率变化出现普遍恶化的现象，但对生产率指数影响的效应并不明显，影响我国各地区生产率指数的主要因素仍是技术进步。
表4全国各地区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为进一步探讨高等教育生产率变动的区域差异，本文将31个省市自治区按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来划分，东部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和山东；中部区域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区域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重庆、内蒙古、、青海、新疆和甘肃。结果如表5所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生产率分别增长了1.3%和0.1%，且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中部地区生产率指数为0.99，表明自2003年到2008年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生产率下降了0.8%，这种恶化源自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的双重作用。此外，三大区域效率变化差异较小，均值为0.99，且均低于1，这说明效率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东、西部区域的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进一步将效率变化进行分解，能够发现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的指数（分别为0.995和0.988）低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恶化最为严重，而中部地区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变化，下降幅度相对其他区域而言较小。如表5所示。
表5生产率变化的区域差异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是影响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为了进一步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高校规模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由于高校的扩招主要针对本专科层次，因此本文以本专科授予学位数作为高等教育的规模标准，与技术进步指标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硕博士研究生授予学位数、本专科与硕博士研究生授予学位总数分别作为规模标准时得到结果相同。结果如图3所示。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规模与技术进步之间相关系数为-0.41，且在p=0.0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技术进步的水平在不断下降，目前高等教育的技术水平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图3高校规模与技术进步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省级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3―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规模与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2003―2008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效率较高，但呈现下降趋势，效率边界偏离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没有达到其适宜的规模水平，而效率下降主要归因于技术效率的持续低下。
第二，生产率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年均增长速度为0.3%，增长动力主要源自于高等教育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波动性也导致生产率的增长出现较大的波动。效率变化则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并未达到最佳状态，即没有达到规模效益，或处于规模过大状态，高校的规模扩张并没有带来期望的规模效益，而是进入了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但是由于下降幅度较小，因此对生产率指数影响不大。
第三，高等教育生产率的增长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其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增长较快，东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地区生产率则呈现出下降趋势。这种区域差异主要受到技术进步变动差异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后发优势，也得益于近年来我国对原本教育和管理技术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重视。此外，各区域效率变化均存在下降，与生产率变动趋势相反，中部地区效率变化下降幅度最小，而东部地区效率恶化最为严重，可能是东部地区高校扩招比例过大，而忽视了成本投入比例结果的效率，导致产出效率的下降。
第四，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高等教育规模越大，对技术要求越高，而当前的技术水平显然不能满足高校的需求。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应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创新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努力改善和更新科研教学设备，推进多样化的现代教学科研技术，通过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技术水平带动生产率指数的提升；在进行技术研发的同时注重新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推广与应用，防止因新技术应用的延迟或滞后导致的技术进步水平的下滑；进一步消除地区差异，对教育落后地区予以必要的扶持，同时加大各地区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教育发达地区的教育理念、教学技术和管理体制向其他地区进行输送，促进东、中、西部高地教育的共同发展；调整高等教育成本投入比例结构，在维持和提升规模效率的同时提高高等教育的技术效率，改变高等教育效率恶化的现状。
参考文献：
［1］汪旭晖，万丛颖.零售业上市公司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与效率变化――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分析［J］.经济管理，2009，（5）.
［2］孙巍，叶正波.转轨时期中国工业的效率与生产率――动态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理论及其应用［J］.中国管理科学，2002，（4）.
［3］Coleman，J.S.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R］.US Depar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 Office of Education，Washington，DC，1966.
［4］Fraser，B.J.，Walberg，H.J.，Welch，W.W.，Hattie，J.A.Syntheses of Educational Productivity resear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1987，（11）.
［5］Monk，D.H.Education Productivity Research：An Update and Assessment of Its Role in Education Finance Reform［J］.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92，14（4）.
［6］Levin，H.M.Raising Productivity in Higher Education［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1，（3）.
［7］Odden，A.，Clune，W.Improving Educational Productivity and School Finance［J］.Educational Researcher，1995，（9）.
［8］孙大文，鞠晓伟，芮雪琴.我国教育效率测度模型及实证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9］鞠晓伟，陆晓芳.我国教育生产率增长方式及其优化对策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
［10］胡咏梅，梁文艳.高校合并前后科研生产率动态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1）.
［11］潘海生，周志刚.基于Malmquist指数的高等教育生产率变动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12］韩海彬，李全生.中国高等教育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Malmquist指数［J］.复旦教育论坛，2010，（4）.
［13］毕雪阳，孙庆文.高校教育成本投入动态效率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J］.烟台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工程版），2010，（10）.
［14］熊艺，吴育华，解百臣.基于Malmquist指数的远程教育办学效率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15］Caves，D.W.，Christensen，L.R.，Diewert，W.E.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of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Output and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1982，50（6）.
［16］Fre，R.，Grosskopf，S.，Lovell，C.A.K.Production Frontie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34-137.
Productivity Growth，Technologi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ZHAO Yan-zh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re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纪律教育计划范文3
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职业教育国际化一直以来是职业教育发展高度关注与深入探索的课题，旅游职业教育也不例外。然而，我国目前的旅游教育呈现三个层次，一是旅游高等教育（本科、研究生层次），目的是培养高端旅游管理型人才，但是效果不佳，只有5%的毕业生从事旅游行业；二是高职高专举办的旅游大专层次，人数较少，毕业生眼高手低不受旅游行业青睐；三是中职层次的教育，鱼目混珠，没有系统性和规范性。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旅游产业特点对高端旅游管理人才的需求量不大，吸附力不高；其次，旅游产业作为第三产业，隶属于服务业，业界认为创新度不高，不须投入过多人力资本；最后，旅游教育的发展与旅游产业发展脱节。鉴于此，我国旅游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由专业人做专业事，由旅游主管部门主导，旅游行业参与指导，主管教育部门引导，专业人才倡导，走符合旅游行业需求的特色发展之路。
旅游职业教育要紧跟旅游产业发展步伐，国际化是必由之路。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国际知识和沟通能力、国际经历的国际化人才，因此，我国旅游职业教育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走国际化道路，培养大批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跨民族的职业精英，为我国旅游业的国际扩张提供人才支撑。
二、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路径。
1、联合办学。开通与国（境）外旅游教育机构联合办学的途径，如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百余年来，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在管理人才培养和旅游教育理念的探索方面卓有成效，“洛桑模式”成为国际公认的酒店管理人员培养的成功模式。她倡导敬业即灵魂，重视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和知识的传授，培养的学生能够胜任酒店或餐饮任何一项具体工作。旅游职业教育品牌好、实力优、成才丰的学校应积极与国际知名旅游院校实施联合办学通道，促使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
2、师资互访。中外联合办学的瓶颈较多，障碍较大，要顺利实现有一定的难度。但两校之间师资进行互访就容易多了。因此，加大师资互访力度也是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一条捷径。
3、学生互换（留学生）。是学生互换也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比较容易实现的路径。中外学校互换交流生一是有利于提升双方学生的知识面，二是有利于开拓双方学生的视野，三是有利于国际化进程加剧。
4、国际交流（校企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当前旅游职业院校通用的一种国际化方式。选派优秀的学生到国外知名旅游企业、旅游集团带薪实习、研修已成为各旅游院校国际化的首选路径。湖北省旅游学校自1999年开始，先后与日本国际教育研修协会、阿联酋SUNTERN公司、美国暑期实践公司、马来西来翠恒集团、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澳门八百伴集团、威尼斯人酒店等国（境）外知名旅游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每年选派近300名学生出国实习、研修，也成为中部地区旅游出国（境）人才培训基地。
5、出国办学。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最高路径就是知名度高、品牌效应好、成才典型多、实力雄厚的著名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可以尝试走出国门到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职业教育落后的地区开设分校，输出旅游职业教育资源，以期真正实现旅游职业教育国际化。
三、旅游职业院校国际化必由之路的策略和措施。
我国旅游职业院校已非常重视国际化进程，但国际化的路径往往停留于国际交流（校企合作）方面。为了全面推动我国旅游职业院校国际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我国旅游职业院校国际化必由之路的策略和措施。
1、国际标准认同。高等教育国际化标准没有一个定论，日本学者喜多村和之先生提出“通用性、交流性、开放性”的三个标准最有代表性。旅游职业院校应注重教育理念的国际化，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视角认识旅游职业教育的本质和作用，认识旅游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旅游职业院校的教育应该向三个方向发展，能够被他国、他民族所承认和接受，能够与外国进行平等交流，能够充分对外开放。旅游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开放的，能够容纳多民族、国界和跨文化的习惯、宗教和观念，的人才；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旅游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旅游事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型人才。
2、内部特色突出。旅游职业院校走国际化道路，一定要加强内部建设。首先，必须构建与国际旅游发展潮流以及国际教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教学内容，抓好课程建设。在课程设置方面，概论性、理论性课程与国际潮流接轨，操作课程应突出本土特色，参照国际规范。其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培养文化知识丰富、探索欲望和创新精神强烈、爱岗敬业乐群的高素质旅游人才，以期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最后，加强科研合作，合理调配资源，开发规范教材，实现国际接轨。对于国（境）外优秀的有用的经验和成果，我们应该直接借鉴过来，如国外重视旅游地管理，而国内则重视景区管理，旅游地管理往往涉及一个城市的规划，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管理系统，这种大系统、大管理、大空间的做法很值得我们研究。
3、外部渠道通畅。为了加快我国旅游职业院校国际化进程，畅通外部渠道尤为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互联网在全球范围的普及，信息技术已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职业院校加大对外联络力度已成为必然。外部渠道主要包括政府、新闻媒体、信息平台等。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与各大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建立信息资源网站，积极主动营销，将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传播开来、辐射进去，这样我国旅游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必由之路才能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纪律教育计划范文4
一、跨文化交际背景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在旅游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充分运用到跨文化交际。而在跨文化交流中，最普遍的是用语言进行交流。
语言交流又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跨文化交际下的语言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其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交流的文化背景之间有较大的差异，文化差异明显会增加一定的语言障碍；如果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语言交流就需要在同一个文化平台上传递，才能将自己的想法准确的传递给对方。
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必须具备一下几个步骤：要了解交流双方的文化差异；对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尊重别人的文化，同时，理解别人的文化；跨文化交流时，添加一些交流对象可以接受的文化，可以最快的传递信息。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要求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开始。众所周知，较高的文化意识能够促进学生进行有效的语言交流，文化意识也是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的一个重要分支，更是跨文化交际能够顺利达成的重要条件。因此，旅游英语的教学除了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外，还需要注重英语和西方文化教学相结合，在学生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西方文化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提升，反过来推进语言的学习。
三、如何培养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高中英语学习基本上是通过英语课堂来实现的，一个星期大约5次英语课。因此，要想培养出具有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还需要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之主动的在课下自主学习英语。首先要在课堂上培养出学生文化学习的意识，让学生掌握英语学习的文化背景，比较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将英语学习和日常用语结合起来，不仅提高了学生英语的应用能力，还使其与母语相结合。高中英语教学中有很多地方都用到了跨文化交际的内容，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应用到课堂的时间，让学生在课堂上对不同文化的差异有所了解，并对其进行发散思维，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比较中外文化差异，从而让学生对跨文化交际有更深刻的印象，对语言的学习也更加顺利。
（二）提高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
由于高中教师有着非常重的教学任务和工作安排，平常基本都没有太多的时间接触到跨文化知识以及阅读相关外国书刊读物。因此，很多教师在跨文化交际的知识水平停留仅局限于以往累积的低层次水平。这就表明，教师需要继续补充外语知识储备，不能停止学习的脚步，多吸收外语文化，才能为以后进行有效的旅游英语教学打下基础。
（三）想方设法培养学生的兴趣
教师寻找到一些素材，并对相应的内容进行改编，融合为一体，然后以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在课堂上进行输出。利用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技术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文化知识，利用微课这样短小精悍的教学资源给学生展示学习的某一板块或者重难点，代替了传统的教师一味的讲授，这样可以培养出学生学习语言的浓厚兴趣，也能够提高课堂的效率。
（四）在实际生活中插入跨文化知识
现如今，很多学校会在西方节日的当天为学生准备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课外活动，比如万圣节、圣诞party等，让学生亲身体会西方的文化，就中西方文化的某些差异介绍给学生，比如介绍中西方不同的胖瘦观念，所选择的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理念等。在这个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时代，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与日俱增，对现代学生交际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应该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具有针对性，更好的传授专业知识，从而让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提高。
纪律教育计划范文5
【关键词】疟疾防治；健康教育；知晓率；调查
【中图分类号】R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5-0849-01
疟疾是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危及生命的重要地方性传染病，我县“十五”期间共报告疟疾确诊病例24例，全部为输入性病例，发病率2.32/10万，占同期全市疟疾报告病例数的1.28%，疟疾发病人数从2001年的4例减少到2010年1例；发病率从2001年的2.01/10万下降到2010年的0.48/万，今年还未发现疟疾病例，说明我县达到基本消灭疟疾的标准。由于我县的自然环境条件适宜疟疾流行，周边地区和境外发病仍为严重，不断把病例传入我县。为实现2020年消除疟疾目标，我县根据《消除疟疾行动方案》[1]，认真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现将疟疾知识培训前后知晓率调查情况报道如下。
1.调查对象
全县辖区各乡镇目标人群。
2.调查时间
2.1 各乡镇卫生院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目标人群进行问卷调查。
2.2 活动时间：2011年7月至10月。
3.调查方法与内容
3.1 方法
3.1.1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使用统一的问卷调查表[1]，对目标人群进行现场填表式问卷调查，培训前、后各调查一次。
3.1.2 收集问卷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
3.2 内容
3.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
3.2.2 疟疾防治知识掌握情况：疟疾的传播途径、临床症状、易感染人群的知晓、疟疾病原学的了解、预防疟疾的方法等。
4.调查结果
4.1 全县培训前后各调查210人，不同目标人群总体对疟疾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培训前达了57.14%，培训后为96.19%，见表1。
4.2 学生、农民、工人、个体人员对疟疾知识培训前的知晓率分别为71.72%、38.46%、75.00%、41.18%，培训后的知晓率分别为93.94%、98.72%、93.75%、100%，见表1。
5.讨论
5.1 调查结果显示华宁县居民对疟疾知识的知晓率较低，其中学生、工人的知晓率较其他人员高，农民的知晓率相对较低。
5.2 健康教育培训对提高居民疟疾知识知晓率效果明显，为加强人群对疟疾相关知识的了解，华宁县将针对性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健康教育活动，采取多种形式，扩大知识的覆盖面，提高人群知识知晓率，确保2020年消除疟疾目标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编印.消除疟疾技术方案、云南省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实施方案，13～50.
作者简介：
朱 慧（1973-），女，本科学历，主管医师，研究方向，健康教育和传染病控制，E-mail：。
纪律教育计划范文6
关键词：法律服务国际化；法学教育国际化；“欧盟经贸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了各国法律的趋同化，法律服务也相应出现了国际化的特征和趋势。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如贸易保护、跨国企业兼并、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求法律专业人才拥有国际的视野、综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这就给各国法学教育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课题，即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寻求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和实现途径。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迫切要求中国法学教育的国际化。法学教育的国际化要求我国法学教育要更新观念，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培养具有国际意识与国际视野的熟悉国际交易规则、具有开创精神和应变能力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1]。
一、法律服务的国际化需要法学教育的国际化
1．法律服务的国际化是发展中外经贸关系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区域组织之间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法律纠纷和争议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法律服务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法律服务国际化是指从事法律服务的主体、服务的内容或服务方式等方面跨越国界或一定区域，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2]。
欧盟是当今国际上在经济、贸易和政治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对外商品贸易额已超过美国和日本对外商品贸易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欧盟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其完善的经贸法律制度。在对内经济方面，欧盟内部市场中的人员、货物、服务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共同商业政策、竞争政策以及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等形成了欧盟经济法；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统一制定和实施的对第三国的共同贸易政策、共同关税税则和反倾销、反补贴法等构成了欧盟对外贸易法。
自2003年中欧双方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升级。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欧盟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但与此同时，欧盟也是中国海外贸易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自1979年欧盟对中国提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开始，欧盟对华反倾销力度不断增强，除此之外，欧盟还利用技术、卫生、环境等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和限制中国的对欧出口产品。近两年随着欧债危机的加剧，欧盟对外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愈加明显。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积极参与欧洲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收购一些欧洲著名的企业和品牌，但也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由于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法律的陌生，导致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作为中资公司在欧盟国家中拿下的第一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在2011年开工尚不足一年的时候面临着合同终止的问题。这是中国公司因对欧洲相关法律不熟造成“水土不服”尴尬局面的一个典型案例[3]。就目前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来看，一方面中国企业进入欧盟进行投资、并购需要了解欧盟内部市场的共同商业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和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与欧盟进行经贸往来，需要熟知欧盟的对外贸易政策，包括共同关税政策和反倾销、反补贴政策等。目前我国还非常缺乏了解和熟悉欧盟经贸法的法律专业人才，一方面不利于中欧经贸法律纠纷的解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中欧经贸问题的事先防范。因此，中国法学教育急需培养一批熟悉欧盟经贸法律制度的专业人才。
2．法学课程设置应体现法学教育国际化的需要
在新国际化时代，一个具有国际维度的课程已不再是一附加的价值，而被视为课程质量的一个保证。它是课程得到国家认证及国际认证的一个条件[4]。为适应我国法学教育的国际化，我们认为，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多设置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国外大学普遍开设的课程。在课程实施方面，也要把国际性的角度放在课程教学之中，这就需要：一是课程的体系要增加国际法方面的训练，特别是一些重要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方面的训练；二是加强实际应用能力和技能方面的训练，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
欧洲一体化发展将近60年，欧盟层面上已经形成了体系庞大和内容完备的欧盟经贸法。欧洲各国在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推动文化教育层面的一体化[5]。欧盟各成员国除了在学历互认等方面推行统一的政策外，还在课程设置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如欧洲各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普遍开设了“欧盟经贸法”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