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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别范文1
关键词：商业银行；市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1－0015-03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一、商业银行效率的基本概念
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有效率”是指银行在投入一定生产资源的条件下是否使产出最大，或是在生产一定产出量时企业是否实现了“成本最小”。从本质上讲，银行效率是银行对其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银行效率与银行效益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银行效益是指银行的资产和服务所带来的收益率；而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追求安全性和流动性，这就要求银行讲究运作效率。而且，有效益的金融交易未必有效率。如借助垄断所获得的高收益，并不一定是高效率和可持续的。可见，银行效益包含在银行效率的内涵之中，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核心是效率，而基础是效益。
二、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运用了DEA(数据包络法)评价模型，采用中介法选择投入、产出变量。其中投入变量为营业费用、利息支出和员工人数；产出变量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贷款率。由于不良贷款率不能直接用来作为产出指标，本文对不良贷款率指标进行调整后作为产出项之一。
以下选择2000―2004年4家国有银行和10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作为研究样本。选择营业费用、利息支出、正式员工作为投入指标，而将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不良的相对绩效值作为产出指标。运用DEAP2．1分析软件，对上述样本进行效率评价。
从总体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效率在逐年改善，效率平均值由0．908上升到0．954(见上图)。可以说1999年底加入WTO以后，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竞争的日益加剧，商业银行效率不断得到提升。
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比较看，股份制银行5年的平均效率值为0．936，高于四家国有银行的0．901，而且除2002年外，股份制银行的年平均效率也要高于国有银行。不过随着国有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差异在逐步缩小。2000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差异为0．11，到2004年缩小为0．076，其中2002年随着工行、中行、建行改革成效的不断显现，国有银行平均效率值甚至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我国商业银行综合效率情况的总体评价：一是我国商业银行总体效率情况正不断改善，二是股份制银行的综合效率情况要好于国有银行。
三、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
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即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二是内部影响因素，即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结构。
(一)市场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分析
1．“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产业经济学对市场结构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经典理论是“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即SCP分析框架。产业组织理论的奠基人贝恩1959年在其《产业组织》一书中提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其中市场结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SCP理论认为，市场的垄断程度与竞争效率是负相关的。
2．中国银行业垄断与效率实证分析。产业组织理论部分实证研究认为，市场的垄断程度与竞争效率是负相关的。就中国而言，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垄断结构降低了银行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对银行业市场垄断程度的研究主要测定CR4指数值，即测定中国银行业前4家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在相应测定项目中所占的市场份额。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0-2004年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资本(所有者权益)、存款资产、贷款、员工数目等五项指标CR4的平均值都在0．8左右，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国银行业市场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而从净利润集中度与其他五项指标的集中度CR4变动看，2004年总资产等五项指标集中度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净利润集中度则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2004年以前的利润集中度明显弱于市场集中度，因此可以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存在高度垄断但绩效差的现实；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下降而利润集中度开始提高。这与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国有银行效率的结论是一致的。
3．垄断市场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根据SCP理论，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正是其行为特征促成了自身效率的相对低下。Hick(1935)的“安定生活”假说(quiet-life hypothesis)认为：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由于竞争程度较小，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厂商没有动力去实现成本最小化，从而造成效率下降及成本上升。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在市场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在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管制情况下，银行提高服务质量实际上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顾客享受更好的服务，这部分提高服务质量所花费的成本要从银行利润中支出，显然银行缺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积极性，结果导致银行低效率的产生。
(二)企业组织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在既定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对银行效率的改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着最优规模边界。科斯在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企业通过内部的一体化经营取代了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节约了交易成本，使生产规模大大提高。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幅度逐渐加大，员工监督的成本也越来越大，当规模经济产生的边际收益(同质化管理节约的管理成本等)等于扩大规模产生的边际成本(管理幅度加大增加的监督成本等)时，企业规模达到最优。超过这一边界，企业将是无效率的。
2．商业银行组织规模与效率的实证分析。下面，以商业银行综合效率(EE)作为银行效率指标，以组织机构数目(ORG)、银行人员数(PERSON)作为解释变量，增加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NASSET)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商业银行效率和组织规模的相关性。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EE=a+bORG+cPERSON+dLNASSET+ε
利用2000-2004年15家商业银行数据，通过SPSS．11得到回归结果如下表。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总资产规模后，商业银行效率与银行人员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人员对银行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过多的人员降低了银行效率。
另外，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银行规模效率(SE)与银行规模存在显著负相关性(见下表)，这说明中国商业银行确实存在规模不经济和低效率现象，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张，银行效率并没有得到提高。
3．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脱胎于传统的专业银行体制，四大国有银行建立伊始即按行政区划进行分支机构设置，形成“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组织结构，使委托链条过长。同时，改革初期的国有银行主要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自身发展，但由于缺乏成本约束，机构、员工数都大大超过了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边界。随着国有银行机构精简的力度的加大，2002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机构总量较历史最高点的1995年减少了56256个，降幅达36．24％。这从侧面说明了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存在明显的低效率，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四、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战略路径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升主要有三条途径。
(一)优化产权结构，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引进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战略投资者，是提高银行效率和竞争力的首要策略，也是确保公司治理结构高效运转的基础。
1．建立完善法人资产制度。使股份公司的法人所有权不依赖于股东而独立存在，并由法人独立占有、支配、处分和收益，法人成为公司自负盈亏的主体。确保法人产权的独立性，商业银行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中的独立经营主体。
2．推动产权的有效流动。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使股东所拥有的股权能够自由转让和流通，可以实现商业银行产权的多元化。这样既可以引入实力雄厚的投资者，增强商业银行自身实力，又可以避免股东干预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保障公司法人产权的独立性。
3．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高管层和监事会的职责，董事会负责制定经营发展战略，统一财务、人事等重要决策权，对高管层实施目标管理。高管层严格执行董事会制定的战略方针，抓好具体管理，提升经营绩效，向董事会和股东负责。监事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行使监督权。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各行其职，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形成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
(二)优化市场结构，构建多层次、竞争性的银行体系
金融生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有效市场竞争的基础。中国银行业目前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上百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上千家城市信用社，发展状况千差万别，明确各层次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与发展战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是优化市场结构的关键所在。
1．构建多层次的商业银行体系，细分市场定位与发展战略。国有商业银行应在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提高机构与人员的分布效率，加大经济发达地区资源配置力度，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其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应全面提高市场竞争力，继续发挥效率优势，在资本刚性约束的新环境下，改变注重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根据自身不同特点，各有侧重地推行经营方式转型。城市商业银行应利用信息优势，主要定位于向本地区中小型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发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填补大银行的服务真空；对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拓展业务空间，发展为区域性商业银行，作为全国性银行与城市银行之间的有益补充。
2．推进银行间市场并购，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重组并购应按照市场规则自愿、自主进行，摒弃行政色彩浓厚的“拉郎配”式联姻。同时，可以适当引进外资，促进国际先进商业银行与我国银行的合作，提升银行经营绩效和管理水平。政府主要职责是为重组并购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3．完善商业银行退出机制。市场退出机制有利于存优汰劣，强化市场竞争意识，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和效率。退出应尽可能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理，引入市场手段，确立市场激励机制与国家按规则干预的原则。目前应尽快制定法律框架，明确退出方式的选择，完善市场退出后的存款保险制度等保障体系建设。
(三)推进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完善
彻底改变传统的按机构定职能，以职能设流程，以部门为中心分割业务的管理模式，按照以客户为中心、以风险控制为主线进行流程再造，根据流程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完善业务拓展系统，强化风险控制系统，优化支持保障系统，实现由“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
1．以客户为中心再造业务流程。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业务职能按照有利于客户价值创造的原则进行重组，再造科学制约、运作高效的业务流程，推行“前台围绕客户转，围绕前台转，后台围绕和前台转”的运作模式，实现市场调查、产品开发、营销服务、技术支持诸环节紧密衔接、有机结合和一体化运作。
2．以流程为依据调整组织机构。把前台定位于综合化的营销机构，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实现风险的集中控制和垂直管理，探索成立独立于各分行的区域审批中心；对于会计业务处理等要实行集中式管理模式，提高集约化水平，最终实现“前台大市场、大营销，严管理、控风险，后台专业化、集中化”的新型组织模式。
3．加大分支机构管理模式和布局的调整。国有商业银行要推行扁平化管理，改变多级管理、低层次经营的问题。通过分理处、储蓄所改造升级，由原来“总行－分行－支行－分理处－储蓄所”五级管理链，缩短为“总行－分行－支行－网点”四级管理链，提高集约化水平。同时，撤并低效、无效网点，加大重点区域网点投入力度，推进网点经营转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资本金充足、竞争实力稍强的要扩大分支机构规模，资本金相对薄弱、区域性特点明显的要通过各种渠道充实资本金，沿着大中城市及区域经济梯度顺次扩展。
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商业银行;效率;市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
一、商业银行效率的基本概念
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从本质上讲,银行效率是银行对其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
银行效率与银行效益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银行效益是指银行的资产和服务所带来的收益率;而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追求安全性和流动性,这就要求银行讲究运作效率。而且,有效益的金融交易未必有效率。可见,银行效益包含在银行效率的内涵之中,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核心是效率,而基础是效益。
二、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运用了DEA(数据包络法)评价模型,采用中介法选择投入、产出变量。其中投入变量为营业费用、利息支出和员工人数;产出变量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贷款率。由于不良贷款率不能直接用来作为产出指标,本文对不良贷款率指标进行调整后作为产出项之一。
以下选择2000—2004年4家国有银行和10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作为研究的样本虽然建行与中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已上市融资,但为分析方便,本文仍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称为国有商业银行。。选择营业费用、利息支出、正式员工作为投入指标;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不良的相对绩效值作为产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05《金融统计年鉴》。。运用DEAP2.1为分析软件,对上述样本进行效率评价。
从总体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效率在逐年改善,效率平均值由0.908上升到0.954(见上图)。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竞争的日益加剧,商业银行效率处于不断提升过程中。
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比较看,股份制银行5年的平均效率值为0.936,高于四家国有银行的0.901,而且除2002年外,股份制银行的年平均效率也要高于国有银行。不过随着国有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差异在逐步缩小。2000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差异为0.11,到2004年缩小为0.076,其中2002年随着工行、中行、建行改革成效的不断显现,国有银行平均效率值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三、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
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即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二是内部影响因素,即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结构。
(一)市场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分析
1.“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产业组织理论的奠基人贝恩1959年在其《产业组织》一书中提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其中市场结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SCP理论认为,市场的垄断程度与竞争效率是负相关的。
2.中国银行业垄断与效率实证分析。对银行业市场垄断程度的研究主要测定CR4指数值,即测定中国银行业前4家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在相应测定项目中所占的市场份额。
2000-2004年中国商业银行集中度CR4指标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2000-2004年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资本(所有者权益)、存款资产、贷款、员工数目等五项指标CR4的平均值都在0.8左右,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国银行业市场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而从净利润集中度与其他五项指标的集中度CR4变动看,2004年总资产等五项指标集中度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净利润集中度则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2004年以前的利润集中度明显弱于市场集中度,因此可以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存在高度垄断但绩效差的现实;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下降而利润集中度开始提高。
3.垄断市场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根据SCP理论,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正是其行为特征促成了自身效率的相对低下。Hick(1935)的“安定生活”假说(quiet-lifehypothesis)认为: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由于竞争程度较小,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厂商没有动力去实现成本最小化,从而造成效率下降及成本上升。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在市场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在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银行提高服务质量实际上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顾客享受更好的服务,这部分提高服务质量所花费的成本要从银行利润中支出,显然银行缺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积极性,结果导致银行低效率的产生。
(二)企业组织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在既定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对银行效率的改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着最优规模边界。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幅度逐渐加大,员工监督的成本也越来越大,当规模经济产生的边际收益等于扩大规模产生的边际成本时,企业规模达到最优。
2.商业银行组织规模与效率的实证分析。下面,以商业银行综合效率(EE)作为银行效率指标,以组织机构数目(ORG)、银行人员数(PERSON)作为解释变量,增加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SSET)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商业银行效率和组织规模的相关性。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EE=a+bORG+cPERSON+dLNASSET+ε
利用2000—2004年15家商业银行数据,通过SPSS.11得到回归结果如下表。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总资产规模后,商业银行效率与银行人员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人员对银行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过多的人员降低了银行的效率。
商业银行综合效率与组织规模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另外,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银行规模效率(SE)与银行规模存在显著负相关性,这说明中国商业银行确实存在规模不经济和低效率现象,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张,银行效率并没有得到提高。
3.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四大国有银行建立伊始即按行政区划进行分支机构设置,形成“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组织结构,使委托链条过长。同时,改革初期的国有银行主要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自身发展,但由于缺乏成本约束,机构、员工数都大大超过了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边界。
四、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战略路径
(一)优化产权结构,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银行业 SCP有效竞争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5)11-0036-03
上个世纪60年代银行业开始被纳入产业组织学的研究范畴（Berger,1995;Gilbert,1984）。80年代，不完全市场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金融中介微观理论的发展。到90年代银行业的分析框架逐渐建立在银行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之上。从此，银行微观经济理论开始采用产业组织学的研究方法，即将单一产业的实证分析与产业组织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我国银行业的成立也恰好处在这个时代。
一、 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概念的界定和实证分析
市场结构是指特定的市场中，企业间在数量、份额、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根据垄断程度从低到高的次序，市场结构被划分为四个类型，即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产业组织理论的奠基人贝恩等人首先提出了一个由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市场行为(Market Conduct)、和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组成的被认为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框架，即SCP分析框架。该框架假定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再决定市场绩效。某一个产业结构属于哪种市场结构一般取决于下面三个要素：集中度、市场份额和进入壁垒。前两个因素主要刻画金融市场中银行间的相互关系，或金融市场的规模、数量分布特征；后一个因素主要刻画银行与市场外潜在竞争对手的关系。
1、我国银行业的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是指某个企业销售额在同一市场（或行业）全部销售额中所占比重。由于银行产出界定的特殊性，可以从存款、贷款、资产以及利润等方面来衡量某一个银行的市场份额。具体计算公式为：某银行存款总额/国内同期金融机构存款总额；某银行贷款总额/国内同期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某银行资产总额/国内同期全部金融资产。
2、我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是指金融市场中少数几个最大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可见，市场集中度是在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一般而言，集中度愈高，市场支配势力愈大，竞争程度越低，这几家最大银行愈容易形成规模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指标有CRn指数、HHI、KKI和EI指数，以及洛伦次曲线和基尼系数等，由于数据获取和计算手段的困难我们简单选用CR4来衡量。其中，Si为第i个银行的份额；n为银行数目。标准的CRn假定为计算前四位银行的市场份额之和。(见表）
从上表中数据可以得出，我国银行业四大国有银行一直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它们在市场中拥有很大的份额和控制力，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特征。
3、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是指进入某一特定市场所遇到的各种障碍的总和，主要包括了规模经济性、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别化、绝对费用和政策法律制度五个方面（夏大慰，1995）。在我国银行业的进入壁垒主要是政策法律制度方面，即政府对市场准入的管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轨，国家对银行业的管制逐步放开。1979年以前，中央人民银行是我国唯一的银行，绝对垄断了所有金融业务；此后的5年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相继成立，打破了一统天下的局面，但相互之间有严格分工，互不竞争，市场结构仍然是高度垄断的。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时候我国银行业才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出现。1986年以后，随着央行地位的确立，国有银行的改革，众多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也相继成立。80年代后新兴商业银行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市场垄断程度仍然很高，但是无论如何，本质上更新的市场组织体系正在形成。
于忠,王继翔（2000）研究表明,我国银行业进入的政策性壁垒对集中度并无显著影响。即准入管制对银行业垄断格局的保护作用并不像人们所讲的那么大。这表明政府放松银行业管制的步伐较快,银行业从业家数逐步增多,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银行出现,改变了银行业原有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竞争已给银行业产生了较大的压力,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已经形成，市场结构的性质在缓慢的起着变化。
二、我国银行企业行为的转变
随着银行业市场结构的转变，国有银行伴随着自身内部经营机制的商业化改革，其行为特征也向市场化逐渐转变，竞争意识逐渐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创新为主2。归根结底，国有银行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确立自己的地位，求生存和发展。新兴商业银行在四大国有银行垄断下的“夹缝中”求生存，但这些银行一开始就注重按照标准的现代化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确立内部管理机制、规范企业行为，产权清晰，较少受政府干预，因此其企业行为相对比较规范。如招商银行重视内部管理，于1996年8月25日率先推行储蓄服务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并于1997年3月26日成为国内第1家通过ISO9001认证的第一家商业银行。在人员聘用上也比较灵活，工资待遇与效益相结合，此外，银行业并购也首先出现在新兴商业银行中。
三、中国银行业绩效的分析
按照传统SCP分析框架，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必定会产生垄断利润。但是我国银行业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长期运行效率低下，效益亏损的现象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四大国有银行长期处于垄断地位非但没有取得超额利润，反而由于种种原因，运行效率低下，市场结构并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
赵旭，蒋振声，周军民（2001）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绩效之间的作用不明显，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银行绩效的改善。秦宛顺，欧阳俊（2001）也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绩效水平主要取决于银行效率，市场结构与银行绩效之间并无显著的统计关系。此外，有学者对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赵旭，周军民（2001）对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1996-1998年间的经营效率指标（资本收益率、资产收益率、收入利润率和人均利润）进行比较，发现国有银行各个指标值与国内股份制银行差距显著。丁俊（2001）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和国有银行做了比较，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等指标普遍优于国有银行。在市场份额上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并没有凭借其市场力量取得垄断利润。
马歇尔两难把一个产业规模如何调整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即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和保持自由竞争活力的冲突。而在我国这个难题似乎并不存在，国有银行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却没有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国有银行的高度垄断是行政的结果，在后来的经济学家改进的SCP范式中，
结构、行为和绩效并不是单向联系的，而是以市场结构为核心相互交错影响的3。任何行政参与的行为必定破坏这些要素的关联性。我国政府对银行的过度干预不仅表现在行业准入壁垒，而且干预银行的企业行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行政性指令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坏帐和银行的亏损，而国有银行自身也由于预算软约束导致很多违规操作。此外，政府使用准入法规限制了竞争者的进入而且制度性的对银行经营的区域和业务范围进行限制，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有效性。整个银行产业被纳入到一个相对不健康的制度环境中，政府过度干预到银行业和企业的各个方面，强行割断了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的有机联系，从而使得整个产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扭曲。面临加入WTO后外资进入带来的冲击，我国银行业市场体系必定将进行重组，改善行业中企业生存和竞争环境，规范企业市场行为，从而提升整个银行业的竞争力。
四、我国银行业市场有效结构的建立
为了应对即将面临的外资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合理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有效竞争的概念第一次由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提出，他认为不完全竞争存在的事实表明市场竞争与实现规模经济之间的均衡状态，之后，史蒂芬・索思尼克从结构、行为和绩效三个方面规定了可行性竞争的市场。他们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启示。我们可以借助可竞争市场理论来分析有效性。
可竞争性市场理论的中心假设是：竞争受进出行业条件的支配，而并非如结构-行为-绩效模式所说的由企业数量决定。一个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是：市场的进出是自由的，即没有进出成本；每个潜在竞争者能够以现存企业同样的技术进入行业，没有沉淀成本。该理论由鲍莫尔、潘扎和韦利格提出。没有进入壁垒管制和沉淀成本，使得潜在竞争者可以自由进出，企业不能利用其市场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压力使得现有企业按照边际成本定价，相对于传统的有效竞争市场结构理论而言，可竞争性市场更加具有合理性。4此外，一个可竞争市场可以是自然垄断，只要垄断者执行的价格是合理的。在产品多样化行业，鲍莫尔、潘扎和韦利格指出只要满足条件就是合理的结构：1）行业使其成本最小化；2）现有企业处于均衡状态；3）在一个产品子集上实现的收益至少不低于不生产这些产品时的收益；4）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5）在有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合理的价格和产量是所谓的拉姆齐价格（价格等于需求弹性为权数的边际成本的加权平均数）和拉姆齐产量。5
可竞争性市场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产业结构模式，市场结构有效性的寻求并不在于市场份额和集中度，而在于其是否具有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量和价格，而衡量这一准则的指标就是该行业或者其中的某一单一业务是否具有可竞争性。在产业之中，政府是否应该参与管制或者如何进行管制取决于该产业或者行业的特征满足可竞争性的程度。
银行资产可将其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从有形资产来说，大部分属于固定资产，这部分资产由于存在有效的流通市场在退出的时候可以将其转化为其他用途，其对应的成本是可以收回的，因此其沉淀成本很小，此外，租赁设备也增加了这类资产的市场可竞争性。只有超额投资的固定成本才会产生沉淀成本，因为很难在一个饱和的二级市场上再出卖这些物品。从无形资产来说，一些技术形态的资本如特殊设备以及战略形态如广告费用方面的投资等都属于沉淀成本。其次，银行业的沉淀成本可以延伸到金融资产领域中来。导致银行金融资产具有沉淀成本的主要因素是其时间性，也是决定其风险程度的要素。鉴于我国银行业还没有实行混业经营，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存贷款和中间业务，我们主要分析银行的贷款。贷款一般认为是一种沉淀成本相对高的资产，银行为了保证贷款回收不得不长期跟踪借款人，而且即使银行在贷款回收之前准备将贷款资产出售，其他银行也会在扣除一个足以保障接受这个债券时所估计的附加风险的高贴现值才会接受，这样转让贷款也会产生沉淀成本。产业中沉淀成本的产生会对潜在竞争者产生一种阻挡作用，让竞争者认为自己进入遇到了新的困难，从而树立起行业的进入壁垒。根据可竞争性市场理论，进入壁垒的存在会破坏竞争的有效性，即它会导致破坏性的竞争和生产能力的过剩扩张，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管制。
对于银行业而言，它具有规模经济性，因此在成立之初政府对进入的管制进行一定的扶持是有必要的，但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过多的干预会带来很多非效率的因素。此外，针对银行业不同的子市场，应该按照它所具有的沉淀成本来区别进行管理。有些方面的银行服务具有很弱的进出条件，管制应该放松，而有些方面的服务具有较大的沉淀成本，会导致破坏性的竞争或者资源浪费，破坏了竞争的有效性，影响整个产业的运行效率，对其进行管制是必要的。
目前针对我国政府对商业银行几乎全盘管制的做法，从准入制度到企业行为，严重的束缚了银行业市场的有效竞争，根据以上的分析，为了构建一个新的银行业有效竞争结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逐步放开对银行业市场准入的限制；2）针对不同市场和服务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区别对待进行管制，有效保障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从而起到“守夜人”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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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nalysis of Chinese Banking based on SCP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Stucture WANG Guo-hong
6.(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注：
1. 于良春 鞠源.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J]经济研究1999(8)袁鹰.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及效应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0(5)
2. 易纲 赵先信.中国的银行竞争：机构扩张、工具创新与产权改革[J]经济研究.2001(8)
3. 杨德勇.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P9
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别范文4
区别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收费服务类项目被看成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而随着国内银行对中间业务重视程度的提高，包括跨行取款手续费在内的各种收费近年来也是水涨船高。但与此同时，消费者却鲜见与收费对应的银行中间服务质量同步跟进，并且由于银行体制内的垄断因素而难逃被动接受涨价的弱势地位。公众的怨言让每次银行收费涨价都备受争议，也让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陷入两难之中。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交易双方充分博弈才可能产生合理价格，银行需要壮大业务而公众需要信服的理由。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银行在单方面提高中间业务收费时，往往都会将缘由推到“成本”身上，本次银行提高同城跨行手续费标准也不例外。按照银行的说法，归结起来围绕跨行手续费的成本有二：其一，银行认为，随着网点扩张增加取款机数量需要成本，维修、更换ATM机也需要资金投入。简言之，就是提高取款服务水平的成本应由消费者来埋单。其二，银行业内的行规是，发卡行每一笔跨行取款业务须对外支付3.6元，其中0.6元支付给银联，3元支付给受理银行，银行认为这笔“重负”应由消费者承担。
表面看来，“成本收费论”的逻辑似乎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却经不起认真推敲。前者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一般而言企业设备规模越多越大，按道理应该是边际成本越低，平均成本也将被摊薄。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网点最多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却成为跨行手续费涨价的“急先锋”。更何况，网点扩张意味着有更多其他银行客户会来跨行取款，反倒是其他银行因此增加了对外跨行手续费成本，网点多的银行则是获益者。就后者的所谓“行规”而言，消费者难免会质疑向银联和受理银行支付的跨行费用标准的合理性。其实，在跨行收费过程中分别牵涉到中国银联，发卡行、收单行和消费者四方利益。而中国银联的股东就是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四大国有银行自然名列其中。由此，商业银行既是银联的客户也是银联的股东，而银联通过收费而获取的盈利可以通过分红方式返还给各商业银行。以此看来，前三者的利益实际上是趋同的，他们之间设定的资金划转标准只不过是向消费者追加收费的“共谋”而已。
从国内商业银行调整收费的方式看，均为国有银行集体高调宣布调价、随后股份制银行渐次跟进。这样的过程表明，银行业内的竞争其实是缺位的，该局面最终导致了国内银行同步集体收费的现象。其间，消费者的话语权则明显旁落，被动接受银行服务和收费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此前，消费者在使用ATM取款服务时，遭遇假钞、实际金额与提交要求不符等事件经常被媒体曝光，但却因取证困难等理由大都不了了之。而且，银行并不会因这些服务瑕疵而惨遭客户“用脚投票”，因为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有限，在国有银行内在利益联盟背景之下，消费者可选择的空间并不大。
可见，当下只有尽早放开银行业准入门槛，市场竞争所激活的服务意识才会让银行的服务到位。美国的金融业发展状况就是一个明证，美国银行业激烈的竞争催生了大量社区银行，它们在市场定位上与大型商业银行有所错位，主要满足当地家庭、中小企业和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充分发挥了市场竞争作用。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打破当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固有的体制与市场优势，并非朝夕间便可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立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可以拖延下去，恰恰相反，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等改革当尽早推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国家信用承担了存款保险责任，由此导致了市场主体过度依赖国家信用、道德风险大量出现的弊端。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能减少因银行倒闭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让中小银行自身的信用获得保障，大幅降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门槛。在竞争充分之后，商业银行的任何收费行为都会因市场压力而变得谨慎。
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别范文5
【关键词】 商业银行 DEA 成本效率 规模效率 技术效率
一、引言
金融行业的高效运行是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体系高效经营会促进整体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如何提高银行业的效益日益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金融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中国银行业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中国的银行体系为统一的银行制度，银行的设置完全是为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时扮演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角色，其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政府职能方面，因此人们对银行效率的问题关注很少。1978年至1984年是第二阶段，也是我国二元银行体系建立的阶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四大专业银行逐步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来，198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只专门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1985年至2002年是第三阶段，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阶段。新分离出来的四大专业银行既执行政策性业务又执行商业性业务，处于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不分的状态，这种模式存在着很多制度性和经营性的问题，极大地降低了四大银行的经营效率。在此期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别于1994年成立，用于独立承担相关的国家政策性业务，并于1999年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来处理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这些改革方案的实施使得四大专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了大幅改善，国有银行业基本上完成了商业化改革，至此，银行业的效率问题开始逐渐被人们所关注。2003年至2011年是第四阶段，即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阶段。自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国有银行一直沿用着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面对自身发展的瓶颈和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也被逐步提上日程。2003年，国资委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注资，大大提高了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2005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上市，基本实现了股份制改革。这也意味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效益最大化将是其管理层追求的最终目标，从而银行经营绩效的问题就越来越受到关注，对银行效率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的银行体系大致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五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于2006年成为了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各个城市商业银行。本文选取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据信息来自财经网站和《金融年鉴》，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选取了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十一家，不包含渤海银行）作为样本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问题，并且对两种不同所有制的商业银行进行差异性分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两点原因：第一，从样本选择的角度看，政策性银行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盈利与经济效率并不是其主要目标，另外，城市商业银行目前的总体规模较小，且制度方面有待完善，总体样本中剔除了这两类银行的数据；第二，大型商业银行占了整个银行体系的很大比重，并且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对于商业银行效率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公布的2012年年报数据显示，当年五大行的净利润合计为7813亿元。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1.24万亿元，其中五大行占了全行业63%的份额。这意味着尽管在2012年面临降息政策、利率市场化和经济下滑等诸多挑战，但国有商业银行仍保持着较高的盈利能力。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究竟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措施来提高商业银行体系的总绩效？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致力于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
银行效率的测度指标最早是由Farrell（1957）提出的。他将银行的综合效率（又称成本效率）分解为两部分：技术效率反映给定投入时银行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配置效率反映给定投入要素价格时银行以适当比例使用各项投入的能力。
银行效率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是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研究的是相对效率，在n个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中，运用最优线性规划技术确定效率前沿面，然后测算每个DMU对效率前沿的偏离，偏离越大意味着效率越低。DEA有两个基本模型：Charnes、Cooper、Rhodes（1978）提出固定规模报酬假定下的CCR模型，测算银行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Banker、Charnes、Cooper（1984）在放松了固定规模报酬的假定下提出了更为严谨的BCC模型，进一步将CCR模型中的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各个效率指标之间的关系为：
成本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
假定有n个DMU，每个DMU有m种投入、p种产出。 （x1j，x2j，……xmj）是第j个DMU的投入向量，（y1j，y2j，……ypj）是第j个DMU的产出向量，由投入导向的DEA求解第j个DMU的效率值（DEA模型可以采用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投入导向指产出一定时实现投入最小化；产出导向指投入一定时实现产出最大化，本质上两种导向方式相同，但考虑到投入是基本决策变量更易控制，因而一般的银行效率研究均采用投入导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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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0；vi>0；i=1，2，3……m；r=1，2，3……p；j=1，2，3……n
其中ur，Vi分别表示第r项产出和第i项投入的加权系数，所有投入产出项均获得正的权重；Uj是规模报酬指标，用于判断DMU是处于规模报酬递增还是递减状态；hj是第j个DMU技术效率值，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表示效率越高，等于1时说明该DMU在样本中处于效率前沿面上。
Fukuyama、Matousek（2011）运用两阶段DEA方法分析了1991年至2007年土耳其银行业的效率，将银行经营分为初始投入、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并采用Bootstrap回归分析了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国内的银行绩效研究中，张健华（2003）利用DEA第一次对我国三类商业银行1997年至2001年的效率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论证了我国银行体系中最具活力、效率最高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最低的是服务范围限制在单一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周逢民（2010）基于两阶段关联DEA模型评价商业银行效率，研究表明：国有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普遍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这种无效主要是由资金运营阶段的经营无效引起的。
三、实证分析
1、数据和指标选取
我国商业银行从2003年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效率问题正式提上议程。本文选取了十六家商业银行2004—2012年的数据进行绩效分析，其中包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这十六家银行均为全国性的银行，相似的外部经营环境更能满足DEA方法要求的同质性。样本数据取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
DEA方法的关键在于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中，投入产出的定义方法一般有三种：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生产法将银行视为金融产品的生产者，将存款账户数和贷款笔数视为产出，将劳动力、资本视为投入；中介法和资产法都将银行视为中介，两者的区别在于资产法只将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作为产出，存款作为负债记为投入。现有文献中，银行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并无一致标准。Fukuyama、Matousek（2011）采用了生产法和中介法，张健华（2003）与王锦慧、蓝发钦（2008）采用了资产法和中介法。
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为了综合表现两大业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本文结合资产法和中介法，选取存款量和员工人数作为投入指标（结合我国银行实际，固定资产占银行存款的比例相当小，故没将固定资产纳入投入指标），贷款和净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存贷款指标主要用于体现传统业务，考虑到银行还利用人力资源进行大量服务性的中间业务，员工人数和净利润则部分用于刻画银行的中间业务，这种设定使得银行绩效的评价更具有综合性。运用DEA计算成本效率需要各项投入指标的价格，本文用利息支出/存款总额作为存款的价格，营业费用/员工人数作为员工的价格。实际意义上的员工费用是员工工资以及各项员工福利支出之和，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用营业费用代替员工支出。
为节约篇幅，仅列出2012年商业银行整体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量。从表1中可看出：各项投入、产出指标的标准差相对于均值来说相当大，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现有银行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规模的差距很大，各个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别也表明了这一点。
2、银行效率估计结果
运用DEAP2.0软件求解DEA模型，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列出2012年各银行的效率值（见表2）。
（1）我国商业银行2004—2012年总效率平均值的变动情况分析。由表3可知，从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革后，我国银行业的总体效率基本呈上升趋势。银行股份制改革使得产权更加分明，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从而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08—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成本效率有轻微的下降，但银行总体效率下降幅度不明显，说明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四万亿救市政策等等）是十分有效的，银行经营未受到大幅度的影响。随着2009—2012年整体经济的复苏，商业银行的绩效也逐渐平稳上升。
由图1可知，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同时决定了总成本效率的高低。2006—2008年银行体系的配置效率高于技术效率，而样本期间其他年份的技术效率均高于配置效率，要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总体效率，在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方面都存在改进的空间，银行不仅要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要优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
（2）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的比较分析。如图2、图3和图4所示，样本期间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说明在投入产出的技术层面以及投入要素的合理搭配上，股份制银行的表现均优于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虽然从2003年起实施了股份制改革，但国家仍然通过持有大部分的股份，对银行保有绝对控制权，比较而言，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具有自主性，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政府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和支持力度更大，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股份制银行的成本效率下降，而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则无下降趋势，这与政府对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发挥着绝对主导性作用，市场份额高达70%，国有银行信贷是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弥补政府财政资金短缺的主要渠道，辅证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为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给予的大力政策支持。
由图5和图6可知，国有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2008年中期有相交部分，而规模效率则低于股份制银行，说明造成国有银行技术效率劣势的原因在于规模效率劣势。虽然扩增规模是银行占据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的有效方式，若银行的管理技术没跟进，过大的规模则会造成管理上的无效。由图7可知，以存款衡量银行的整体规模，2012年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占样本总额的22%，五大国有银行占据了78%，其中工商银行的规模最大，占2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在样本区间内趋近于1，处于相对有效的位置，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应针对其超大的规模采取更加合理完善的经营管理方式，从而促进其效率的改进。
3、银行的规模报酬状态对经营效率的影响分析
商业银行的规模报酬状态会影响银行的经营效率，在计算银行效率的同时，本文也对2004—2012年各银行所处的规模报酬状态进行了分析。如表4所示，样本期间内，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状态，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理论上来说适当减少银行的整体规模会改善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我国银行体系资源分配不均，国有商业银行占了大比例的金融资源造成了规模报酬递减，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起步晚、规模小，长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间合理分配金融资源是提升银行总体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经营效率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自2003年实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来，我国银行业总体效率保持上升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银行效率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由于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大力支持，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并无显著下降，反而小幅上升，相比而言，股份制商业银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更大；要提高银行总成本效率，不仅要提升以低成本获得高产出的技术，而且需进一步优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除了PTE之外，股份制银行的CE、AE、TE、SE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表明产权制度对我国银行的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另外，通过对SE的实证分析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因此不断提升银行的TE和AE，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制度，合理分配金融资源，适当增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是提高我国银行体系总效率的有效途径。
（注：项目：“开发性金融创新模式、效率评价与风险管控研究”国家开发银行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项目（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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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银行 民营化 问题
民间资本到民营银行的外在障碍
近来我国金融发展论坛上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民间资本、民营银行与银行民营化，民间的资本能否有条件地进入垄断的金融行业，某些银行的产权能否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等等。一般认为，民营银行是相对国有银行而言的一种经营组织形式，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投资经营角度看，股权投资大多数来自非国有企业，其重要特征有二：一是指经营权不受政府部门控制或与政府部门没有联系，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包括主要管理层的任命；二是所有制结构中，其产权结构主要以非公经济成分为主，也可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以企业法人的身份投入的国有资本，但不包括政府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投入的资本。显然，按民营银行的概念，目前我国的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与之是有区别的。
西安长城金融研究所徐滇庆教授，被称为“民营银行试点总设计师”，极力倡导我国推行民营银行试点。在我国与WTO的协议中，我国承诺在两年之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经营外币业务，五年之内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且没有区域和业务的限制。他认为，外国银行一旦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居民的存款就有可能流向外资银行。我国要适应未来的金融竞争，就要在国有四大银行之外，推动产生民营银行。他的主要观点，让一些好的民营企业的产业资本，通过资产运作，渐渐地成为金融资本，进而改变一些地区性的商业银行或信用社的资本结构，形成与国有银行、外资银行所有制结构不同的银行。这些民营银行与民营企业一样，首先是与国有银行竞争，补充国有银行经营与资本的不足，适应加入WTO后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一项基本经验，是在国有企业尚未彻底改革之前，放手在体制外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的非国有经济。依次类推，当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面临着一些难题时，民营银行的发展也应当遵循这样一条道路。事实上，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商业银行的可能性。据统计，截至2002年6月底，中小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已分别占全国商业银行的两成以上，尽管在中小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各级财政、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企业等公有股的比例还比较高。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在非公有经济活跃的浙江省，“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为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是浙江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即使仅有一半进入金融市场，对那些“嗷嗷待哺”的民营企业来说是最好的侯选的资源配置。
然而，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方面，我国仍存在许多体制上、观念上的障碍。这些障碍如果不清除，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就不可能建立。这些障碍来自这几方面：
风险因素——开放民营银行会有风险。因为，中央银行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银行，怕的就是出现金融风险，而那些最能引起金融风险的因素自然也就是阻碍民营银行发展的因素。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当然是实践。从世界各国来看，开放民营银行的风险确实很高。比如，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捷克、俄罗斯以及一些前苏联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巨变之后，急急忙忙开放民间金融，实现银行民营化。由于民营银行的建立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法律配套体系，而这些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又不完善，因此，银行民营化的尝试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以印尼为例。据研究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印尼就开始鼓励民营银行的发展，到1997年，民营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0％。其中有些民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大大高于国有银行，但是，由于印尼在开放民营银行的过程中没有建立健全严格的准入法规，有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民营银行混水摸鱼，问题比较复杂。当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储户无法鉴别民营银行的好坏，觉得还是国有银行享有国家信用保证，比较保险。他们立即从民营银行提取存款，存入资产质量恶劣的国有银行。这样，在金融危机中最先倒闭的反而是资产质量较好的民营银行。而民营银行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市场信心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监管因素——从单一监管到多元监管的转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集体经济的需要，一批地方性金融机构，例如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以及一些投资信托公司应运而生。在这段时期内，中央银行也正在从计划经济的模式逐步向新的监管模式过渡，原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不能适应对多元金融体制的监管。这种监管滞后不仅存在于国有专业银行，在对信用社的监管中尤为严重。由于没有设计好这些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和监管规则，这些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和乡镇企业一样，很快就耗竭了发展动力，有些信用社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些信用社的金融问题损害了民间金融的商业信誉。正因为开放民营银行存在着上述因素，民间资本要进入到金融业就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较高的行业壁垒。
体制因素——我国传统投资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允许民营投资进入将会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所以应当由国家垄断投资，严格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早在1988年6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就提出，“私营经济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在目前体制条件下，国家对某些特殊的公共服务贸易行业往往给予了严格的准入限制，尤其是金融业，基本上局限在国有投资、包括控股或事业单位范围之内，各类民间投资是难以进入的，即使进入也要受到一系列前置审批的严格把关，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垄断金融的体制格局。这种体制格局不是偶然的，由于投资准入政策的排他性，虽然在金融业领域，国家已经对外有限度地开放了，但还没有明确对民间投资开放，民营金融机构还处于研究试点阶段，一般民营资本要想通过国家批准进入金融业难上加难；此外，投资垄断体制的独占性，使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低层次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而金融业市场需求又十分庞大，使得民间金融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形成一种经济运行中的恶性循环。
推进银行民营化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