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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保护条例范文1
关键词：避风港 通知删除 明知应知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四种类型网络服务商分别规定了侵权赔偿责任的免责条件，即通常所说的避风港规则。其中第23条是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设定的，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该条前段规定将网络搜索服务商送进了避风港，而“但书”却似乎又将其从避风港里拽了出来。看似矛盾的规定究竟是立法者的本意，还是实践中的理解和把握出现了偏差？
一、避风港：网络搜索服务商的责任限制规则
近年来，为因应数字传播技术给著作权保护带来的巨大冲击，很多国家通过修改著作权法律制度或制订专门规定，加强了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保护。在为权利人扩张新利益领域的同时，立法者也考虑了技术创新者合理生存发展的需要，为各利益相关方建立了新的利益平衡机制——避风港规则。最早系统规定避风港规则的是美国于1998年颁布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该法案第二部分明确命名为“在线版权侵权责任的限制法”，对网络服务商在从事特定活动时的版权侵权责任作了限制。[1]DMCA避风港规则的立法初衷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网络服务商与权利人密切合作，以便于有效地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第二，明确网络服务商可能的版权侵权责任，使得网络服务商可以在准确预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和发展网络信息产业。[2]DMCA规定“通知删除”程序的首要目的，在于鼓励网络服务商积极拓展新市场而不担心因此承受的著作权责任，以提高网络的效率、品质和范围。[3]
我国设立避风港规则的基本目的与价值取向也是肯定并支持网络技术的发展，《条例》制定者指出，该制度“使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有可能通过履行某些义务而被免除连带赔偿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蒋志培在谈论《网络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时指出，“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使其（网络服务提供者）轻易承担过重的责任，以保护和促进新兴的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5]此外，类似表述在《互联网行政保护办法》的起草中同样存在。[6]《条例》规定避风港规则的目的在于限制搜索服务商的侵权责任。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进入避风港，[7]应是避风港规则内在的首层含义。
二、避风港规则下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审查义务
（一）网络服务商的主动审查义务
作为责任限制规则，DMCA只规定了网络服务商的免责条件，并未为其设定审查义务。《美国版权法》第512条（a）到（d）款任何规定都不得被解释为要求网络服务商对其服务进行监督，或者主动搜寻侵权活动的线索。[8]设置通知制度的目的在于提供足够多的信息给网络服务商，以便于其快捷地寻找被控侵权材料、对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与范围进行掌握。它不仅使得网络服务商免于主动审核其搜索的内容，也免于主动判断在其系统内存在的信息是否构成侵权。[9]避风港规则充分考虑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在遏制侵权方面各自的优势：权利人一般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对自己的作品最为熟悉，避风港规则将主动发现和监督侵权活动的责任分配给权利人;而网络服务商能够利用删除、屏蔽等技术手段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因而避风港规则要求其应协助权利人制止侵权，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法律的效率原则。通知删除制度表明，网络服务商并不负有主动审查网络信息合法性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到合格通知后，只需删除侵权信息或断开链接，并不需要对涉嫌侵权信息进行任何审查与判断，且不合格通知并不导致删除或断链的后果。[10]显然，搜索引擎对搜索内容的合法性不具有预见性、识别性和控制性，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主动注意所搜索、链接内容合法性的义务，[11]应是避风港规则的应有之义。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与网络搜索服务商的主动审查义务
立法用语上，《条例》第23条使用了“侵权”一词（“……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与第22条第5项中的“权利人认为侵权”以及相关条款第14条中的“权利人认为……侵犯自己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5条中的“涉嫌侵权”存在明显不同。[12]DMCA通知删除程序的用语也是被主张的侵权（claimed infringement），而不是侵权（ infringement materials/activity）。[13] “侵权”属于确定性用语，一般用于行为的定性，而“涉嫌侵权”则属于非确定性用语。从字面理解，《条例》第23条“侵权”一词暗含了网络搜索服务商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应主动对相关链接进行实质性审查与判断。是否意味着《条例》第23条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设定了主动审查义务？
通知删除程序一方面将断链规定为网络搜索服务商的义务，[14]另一方面又将断链作为免除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如果权利人的通知合格，网络搜索服务商就必须断链（义务），其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权利人主张的侵权链接进行审查。如果权利人通知不合格，视为未发出通知，网络搜索服务商也无需对相关链接进行审查。此外，从条文逻辑及前后用语一致性分析，《条例》第23条中的“侵权”与相关条文中的“涉嫌侵权”含义应当一致。一方面，《条例》第14条、第15条以及第22条等都采用的是“涉嫌侵权”（或同含义）用语，如作不同理解，将导致条文之间无法衔接，产生矛盾。另一方面，《条例》第23条中“根据本条例规定”直接将断链对象指向《条例》第15条中的“涉嫌侵权”作品等。笔者认为，《条例》第23条中“侵权”用语应属立法失误，不应被理解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主动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
三、通知删除：网络搜索服务提供商免责条件[15]
按照《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免责的唯一条件就是收到权利人通知后立即断链，但这种免责也不是绝对的，还受到该条但书条款的限制。[16]
（一）合格通知与免责条件
《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收到权利人通知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侵权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中的“本条例”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权利人通知应当符合第14条要求;第二，网络搜索服务商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应按照第15条规定立即断开侵权链接，并转送通知或公告（第23条对公告未作要求）。很明显，收到权利人按第14条规定发出的通知后，网络搜索服务商如欲免责，就必须立即断开涉嫌侵权链接。但如果权利人通知不符合第14条的要求，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免责条件又是什么？
（二）不合格通知与免责条件
通知删除程序涉及到网络环境下参与各方的利益，不仅是权利人高效便捷地打击侵权的方式，也是网络搜索服务商履行断链义务、免除责任（免除权利人侵权赔偿责任以及避免服务对象主张责任）的重要条件，同时又是服务对象等利益相关者维护自己权利的依据（反通知）。鉴于此，我国《条例》以及美国DMCA均对权利人通知做了严格要求。[17]权利人虽不负有向网络服务商发送通知的义务，但不符合512（c）款的通知，不能用于证明网络服务商主观上存在明知或应知，此种情形下，网络服务商仍可以援引512条（c）款规定免责。[18]《条例》第14条规定，通知书“应当”包含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涉嫌侵权作品等的名称和网络地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应当”一词明确限定了权利人通知的构成要件，是对权利人通知的最低要求。不符合《条例》规定要件的通知，应被视为未发出通知，不能作为对抗网络搜索服务商援引避风港规则免责的理由。
四、但书：避风港规则的限制
我国《条例》移植于美国DMCA，[19]但第23条的避风港规则与DMCA对应条款512条（d）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该条的但书：“但是，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作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按字面理解，但书直接规定了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共同侵权责任，与《网络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第130条规定，追究……共同侵权责任”），同属于网络搜索服务商共同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则。立法本意是否如此？
如果网络服务商满足第512条规定，其就不因“版权侵权”而承担金钱赔偿责任，也不承担禁令或其他衡平救济责任。[20]即使网络服务商不能满足任一避风港规则的要求，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承担版权侵权责任。权利人必须证明网络服务商行为已经构成侵权。[21]显然，美国法院在判断侵权是否成立时适用的不是避风港规则，而是在确认网络服务商是否可以受到避风港规则庇护免除赔偿责任时适用该规则。作者认为，《条例》第23条规定的避风港规则与DMCA的立法本意应该一致，但书应是免责规则的限制或例外，而不应被理解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判断规则。在按照版权侵权规则已经认定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成立的情况下，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第23条但书规定的“明知或应知”，网络搜索服务商就不符合第23条避风港规则的免责要求，即使其援引第23条，也应受到“但书”的限制。
五、第23条规定的内在逻辑关系
作为侵权赔偿责任免除及限制规则，《条例》第23条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何种情形下构成侵权。通常理解，网络服务商在有可能承担帮助侵权责任时，才会援引避风港规则等抗辩理由来免除赔偿责任，这是避风港规则隐含的前提。就法律性质而言，避风港规则不应理解为网络服务商侵权判断依据，而是网络服务商的免责依据（或抗辩理由）。避风港规则只是告知网络服务商怎样可以免除侵权赔偿责任，并未告知其在何种情形下会构成版权侵权。即使网络服务商不能满足任一避风港规则的要求，也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承担版权侵权责任。一方面，权利人必须证明网络服务商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另一方面，网络服务商仍可以援引传统版权侵权抗辩理由来免除责任，如合理使用等。[22]避风港规则与传统版权侵权抗辩理由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补充适用的关系。[23]
作者认为，《条例》第23条适用逻辑顺序应该是：权利人根据版权侵权判断规则（如《网络司法解释》等）证明网络搜索服务商行为构成侵权，而后由网络搜索服务商证明其满足避风港规则的要求。在此之后，权利人才需要举证推翻网络搜索服务商援引避风港规则的理由，比如其收到合格通知未履行删除义务，或存在其他明知或应知情形。
六、“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明知或应知”
严格来说，《条例》关于“应知”的规定比较混乱，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22条与第23条尤为明显。第22条第（3）项使用的是“不知道”与“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而第23条的用语为“明知或应知”。虽然“知道”包括了实际知道与应当知道，但“不知道”应理解为实际上的不知道，即不明知。“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是增加了限定语的“应当知道”与“应知”同义，这与国务院法制办的解读相一致。但由于两个条文不仅采取了不同的文字表述，而且也使用了完全相反的逻辑方法（前者为否定，后者为肯定），很容易造成对条文内容不同的理解。比如，根据条文内容理解，权利人应当举证证明网络服务商的“明知或应知”才能限制避风港规则的适用（第23条），而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则应当举证证明自己的“不知道”与“没有合理的理由知道”才能援引避风港规则免责（第22条）。但第22条与第23条在举证义务分担上究竟是否一致，目前尚不能从条文本身得出确定的结论。
（二）“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关于避风港规则例外的判断标准，DMCA的规定较为全面，我国学者对“红旗标准”有着非常系统的阐释，[24]也有学者将之解读为侵权过错的判断标准，用于分析并说明我国相关判决的正当性。[25]美国参众两院在DMCA的立法报告中明确指出，红旗标准（Red Flag Test）是避风港规则例外的判断标准，[26]用于判断网络服务提供商（系统存储与信息定位服务商）对互联网上的侵权信息或活动是否“明知”以及在获得有关事实情况之后是否看出明显侵权行为的存在。如果信息定位服务人“不知道在线信息或活动构成侵权，或者不知道明显反映侵权活动的信息”，并按照该条规定断开了链接，就可根据该条规定主张免除（金钱）赔偿责任等。但如果网络服务商能够发现明显的侵权信息（“红旗”），其就应当立即采取适当行动（断开链接或删除有关信息），否则将无法获得第512条中责任限制的保护。[27]具体判断时，红旗标准结合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判断网络服务商是否知悉了“红旗”时，必须考察其对有关事实和信息的主观知悉状态。判断相关事实和信息是否构成“红旗”，也即是网络服务商是否看出侵权行为明显存在，则需要依据客观标准考察，即一般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是否可以认识到侵权行为是明显存在的。[28]所以，必须达到不需要网络服务商进行主动调查，仅仅通过合理分析就可以确定侵权信息存在的程度，才涉及侵权信息（链接）的删除或断开。可见，如果有关信息仅仅达到一般侵权判断要求的“可能侵权”程度，但没有达到“显而易见”或“一目了然”的程度，网络服务提供商仍可以受到避风港规则的保护。
作为避风港规则的例外，DMCA对红旗标准作了严格限制，美国参众两院在DMCA的立法报告中重申了网络服务商无义务监控其服务或主动查找侵权信息。通常情况下，红旗标准不要求在线编辑分类服务（商）对潜在侵权进行辨别判断（discriminating judgment），[29]不能仅仅因为网络服务商在编排分类目录时看到过侵权网站，就推定其知晓了侵权信息。[30]红旗标准也不应被作为限制有人为因素介入的目录分类服务发展的方式。[31]我国的避风港规则来源于DMCA，也有学者主张《条例》第23条吸收了红旗标准的精神。[32]笔者认为，在判断网络服务商主观上是否存在明知或应知时，我们不妨参考DMCA中的“红旗标准”，即只要第三方网站的侵权事实或情形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且网络服务提供商看到过该网站，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构成明知或应知。相应地，第23条所蕴含的红旗标准应是对避风港规则的限制，并应作严格解释，不应因为链接“可疑”或可能涉嫌侵权，就认为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或应知”。
司法实践中，避风港规则中的主观状态与网络服务商侵权过错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考虑借助侵权过错判断标准来理解网络服务商对有关侵权信息的主观状态。英美国家的侵权法中，过失侵权是最重要的侵权形式。在认定行为人过失成立时，行为人负有注意义务是先决条件之一，且是第一位的先决条件。注意义务三步检验法自1990年提出到正式确立，一直在现代侵权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步检验法采取三个步骤判断行为人是否应承担注意义务：第一步，检验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是否可以预见;第二步，检验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紧密性;第三步，即使前两步都得以确认，还必须进一步考虑检验被告注意义务的存在是否公正、恰当和合理。只有在前述三步骤的考察都得到明确肯定的结论后，才能认定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33]这时才有必要继续判断被告是否违反了此等注意义务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尽管三步检验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模糊与弹性，但其在全面性、逻辑性、政策性以及效果公正性方面较为可取。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因素涉及到法律设定的利益平衡是否公正、恰当与合理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在网络侵权案件中更应当受到关注，这也可以改变目前我国法院与一些学者在分析搜索服务主观状态时未（或未充分）对公共政策因素予以关注的作法。
转贴于 （三）不合格通知与“明知或应知”
《条例》第23条但书作为网络搜索服务商避风港规则的限制，是网络搜索服务商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键，再加之“明知或应知”涉及到主观判断，而通知又是证明主观“明知或应知”的重要因素。所以，对不合格“通知”是否构成主观上“明知或应知”，进而排除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有诸多不同乃至相反的理解。2007年的雅虎案也恰恰涉及到该问题。
如果版权人或其人发出的侵权通知没有遵守通知的实质性要件，不仅不能被法院用来衡量网络服务商是否实际知道或意识到明显侵权信息或事实的存在，而且也不能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断开链接的义务。[34]我国《条例》并未对该种情况作出规定，无法直接得出明确结论，须从通知构成要件的设定目的来分析。
“通知与删除”程序的立法初衷是考虑到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往往涉及金额很小，现实中缺乏通过行政或者司法程序解决的必要性，《条例》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了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便程序。可以看出，通知的目的是在于要求权利人把最低限度的信息提供给网络搜索服务商，以便于其快捷地寻找被控侵权材料，进而删除或断开链接并通知服务对象。此种情况下，如果认为不合格的通知可以导致网络搜索服务商的“明知或应知”，权利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增加自己的成本而发送合格的通知;对网络搜索服务商而言，轻易否定通知将面临很大法律风险。一方面，即使通知不符合法定要求，法院也可能认为已足以对网络搜索服务商产生警示作用，审查相关信息合法性的义务也就随之产生。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认为权利人通知不合法定要求而不采取删除或断链措施，就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主观上存在“明知或应知”。另一方面，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担心失去避风港保护而根据不合格通知采取删除或断链措施，将不能依据第24条规定免除对服务对象的责任，即便是为了权利人利益，也无法要求权利人承担相应责任。所以，不合格通知不应能导致“明知或应知”，也不应成为第23条“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网络司法解释》中“明知或（应知）”的关系
立法用语上，《条例》对有关信息的知悉程度作了两种不同的限定：其一，对权利人的通知，使用了“认为侵权”或“涉嫌侵权”等不确定性用语。其二，对避风港规则的限制，使用了“侵权”一词。可见，避风港规则限制中的“明知或应知”更强调侵权事实的确定性，是对明显侵权信息显而易见性的更高要求。[35]相应地，避风港规则限制中的“明知或应知”要严格于侵权判断规则中的“明知”。在侵权判断中，应按照传统民事侵权法律规定判断网络服务商主观上的“明知”，即只要违反有关注意义务（如法定、约定或理性人注意义务等），就可认定主观过错存在。但在适用避风港规则但书条款限制网络搜索服务商免责时，应作严格要求，并大可借鉴DMCA中的“红旗标准”。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网络司法解释》中的“明知”与《条例》中“明知或应知”同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判断依据，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一理解在“雅虎案”终审判决中也有所反映。[36]但笔者认为如该理解成立，以下问题将无法予以合理解释：第一，《条例》中免责条件+侵权判断的立法模式在逻辑上是否合理？第二，作为共同侵权的主观要件，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援引避风港规则也无法免责，如果不存在，也无援引必要。设立避风港规则的意义何在？第三，如果能证明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或应知”，权利人会直接追究其侵权责任而不会发送通知;如果不能证明，权利人就发送通知，以打击侵权或追究网络搜索服务商的责任。此种情形下，网络搜索服务商就成了权利人打击侵权的工具，避风港规则对其的保护何在？
所以，如果混淆《条例》与《网络司法解释》中的“明知（或应知）”的关系，避风港将会被异化为网络搜索服务商的风暴角。
七、结语
相互矛盾的立法与判决背后可能反映了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公共政策取舍上的反复与徘徊。美国在Groster案件之后，著作权人重拾在DMCA中失去的疆域，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网络产业的发展表明其不再需要倾向性的保护。我国《条例》特别是第23条规定，以及最近的司法实践（雅虎案、优度诉迅雷案、土豆网侵权案等）都明显加大了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强化了对权利人（集团）的利益保护。然而，尽管我国已经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充分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游戏规则的影响与冲击，但我国是否需要紧跟“潮流”，完全移植或参酌国际游戏规则，尚需综合考量我国实际情况。从现状来看，我国网络产业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对网络产业的扶持仍然是立法所需重点考量的公共政策。通知删除制度，在我国法制中应该更多肩负促进产业发展之任务，而欧盟之标准，即只要涉嫌侵权之材料非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所为，不在其控制、无能力且技术上不可能或经济上不划算，就可以免责，[37]应该可以作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另一个参照。
[1] SeeU. S. Copyright Office Summary of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1998， p1.
[2] See H.R Conc. Rept. No. 105-796， p70.
[3] See S. Rept. No. 105-190， pp. 2， 8.
[4]刘波林：《关于的几点感悟》，《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8期。
[5]蒋志培：《人民法院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如何理解和适用最高法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国版权》2004年第2期。《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0年11月22日颁布，并先后于2003年12月23日、2006年11月22日两次修订。为表述方便，文中简称为《网络司法解释》，特殊说明以时间表示。
[6]赵秀玲：《解读》，《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6期。
[7]陈锦川：《如何确定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链接应承担的责任》， http：∥baoji. ipr. gov. cn/ipr/baoji/info/Article.jsp?a_no=210635&col_no=788&dir=200805， 2008年07月25日访问。
[8]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m）.
[9] See H. Rept. No. 105-551， pp. 52-56。
[10]美国版权法第512条中规定的删除或断链是网络服务商免责的条件，而不是义务。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5条、第22条与第23条规定。
[11]前引7。
[12]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第15条、第22条与第23条规定。
[13]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c） （d）.
[14]作者认为，将断链规定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义务并不合适，美国DMCA将之作为免责条件的做法值得借鉴。
[15]与美国DMCA规定不同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还将删除或断链规定为网络服务商的义务。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5条;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16]网络服务商知道明显侵权信息或事实的存在，或者接到权利人发出符合规定的通知后立即移除侵权信息或断开侵权信息链接的，可以免除侵权赔偿等责任。不难看出，第23条虽从DMCA移植而来，但却比DMCA严格。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d）.
[17]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中通知书的要件;美国版权法第512条第（d）款第（3）项对通知的要求，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d）（3）.
[18] Supra note3，45; Supra note9， 48。
[19]前引4。
[20]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 （d）.
[21] Supra note1，9。
[22] Supra note1， 9。
[23]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l）.
[24]王迁：《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知识产权》2006年第1期;《“间接”的问题、“直接”的判决》，《中国版权》2007年第1期;《合理的诉因、正确的判决》，《中国版权》2007年第4期，《再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比较“百度案”与“雅虎案”判决》，《知识产权》2007年第4期，等论文中均有论述。
[25]黄武双：《论搜索引擎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的承担》，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5期;毛之敏《设链行为之间接侵权的认定———兼评优度诉迅雷案一审判决》，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7期等。
[26]我国学者对“Red Flag Test”有不同的译法，如红旗标准，红色警戒旗标准，红色信号标准等，但实质意义并无差异。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使用“红旗标准”。
[27] Supra note3，45; Supra note9，49-50。
[28] Supra note3，44; Supra note9，46。
[29] Supra note3，48; Supra note9，50。
[30] Supra note3，49; Supra note9，50。
[31] Supra note3，49。
[32]前引24，《再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比较“百度案”与“雅虎案”判决》一文。
[33]参见胡雪梅著：《英国侵权法》，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版，第59-62页。
[34]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c）.（3）（B）.§512 （d）.（3）.
[35]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c）. （1） （A），§512 （d） （1） and （3） ;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第15条以及第22条规定。
网络保护条例范文2
关键词：图书馆 网络传播权 网络获取 合理使用 远程传递
在全媒体时代，著作权人的作品依赖网络和各种终端以更快速、便利、广泛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网络、计算机与多种移动媒体出现以前，关于纸质作品的出版发行行为著作权人与编辑出版社有严密的合约保障，出版社再版发行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移动网络与媒体终端普及应用之后，数字化作品以著作权人不知并且无法控制的方式大量上传至共享网络、下载、复制、传递并传播。“图书馆作品使用行为，也由阅览与复制延伸到作品的表演、放映、广播、展览、信息网络传播等方面。”为了控制数字化作品的传播行为，各国纷纷修改著作权法或增添著作网络传播条例巩固著作权人对作品控制的私有权、限制公众对作品获取的公有权。图书馆作为文化、信息、知识的集中与扩散中心，通过网络平台为读者提供信息移动服务时受到大量著作权的限制和著作权人的诉讼。鉴于此，图书馆界应更巧妙、有效、充分地利用现有著作权法律框架为读者提供信息网络服务。
1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衍生于著作权法第二章第十条（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即著作权人有权控制公开发表的作品向公众传播的方式，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传播途径使公众选择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区别于传统纸质复印方式的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切入点主要在于扩展了作品的提供方式和传播形式，是适应新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而生。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专门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法律适用的法律条文，共27条，全面阐释作品在以有线或无线网络传播技术下的保护与传播。
在造纸术与印刷术发明、普及之前，作品传播的数量在有限的技术之下通过人力抄写复制，传播行为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实体相传，传播范围有限；在造纸术与印刷术普及之后，作品的复本制作从人力抄写进化为机械电光复制，传播数量大幅提升，但传播行为依旧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实体相传；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作品扩散的范围、速度和方式，从一份文档变成两份文档只需顷刻之间，传播行为不需实体交换，通过二进制代码的转化和网络传送即可。在信息技术进化过程中，关于作品向公众的扩散行为，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始终维持其立法宗旨——保持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而鼓励作品的生产和交流，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这个平衡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一方面加强对公众获取作品的权利限制，另一方面豁免公众获取作品的责任，即法定权利限制与合理使用制度分别维护的著作权人和公众之间的权利平衡保持，这个重要杠杆长期以来维系着著作权人、信息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2图书馆适用的相关权利限制与解读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认可，并支付报酬”。这一条款总纲性地规定除合理使用制度以外，任何通过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必须取得权利人的许可，并且向权利人支付相应的报酬。
2.1权利限制
关于图书馆类机构的专门规定，排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形，“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的情形不需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从而将图书馆这一主体与其他权利限制的主体明显区分开来。
条例第六条规定的以下6项情形，图书馆可在一定条件下适用而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支付报酬，属于合理使用范畴：①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适当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②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少量已经发表的作品；③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公开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提供；④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而该作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⑤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⑥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
2.2权限解读
其一，从可免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空间来看，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可提供数字作品的信息服务对象仅限于本馆馆舍内的服务对象。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之前，“本馆馆舍内”是指图书馆物理空间馆舍内，即实体建筑之内；而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图书馆亦通过互联网络向读者提供远程移动服务，扩大了图书馆使用的疆域限制，使得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不止局限于实体建筑之内，是物理馆舍和虚拟馆舍的统一。在这种背景下，“本馆馆舍内”单纯指代实体建筑的服务空间已经略显窘迫，同时排除了图书馆馆舍外广大公众（读者）对相关数字作品的方便获取或接近，未能匹配图书馆公共服务精神中的“读者至上”、“书是为了用的（在网络环境下即数字资源是为了传递使用的）”原则，也使得实践中对公众开展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这种服务形式，在网络环境的运用下失去了法律依据。
其二，从可免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内容来看，根据《条例》第七条规定，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可以提供的数字化作品的范围限于“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这里所称的“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是指图书馆通过接受捐赠、购买等方式拥有的公开出版的电子图书资料等。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是指作品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以数字化形式复制”是指通过电子扫描等方式把原来的印刷作品转换为数字信号保存在电子介质上。
这个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图书馆可以通过网络提供的数字化作品的范围。依据此条款，图书馆只能提供公开出版的有限数字资源，提供未出版的图书馆特色馆藏数字化服务因而失去法律保障。不仅阻碍图书馆数字化服务进程，同时剥夺了公众通过网络使用图书馆资源的权力。由于《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将图书馆在可免责情况下提供的数字信息资源范围仅限于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将图书馆收藏的没有出版的数字化作品（如电子版的学位论文等）排除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从而限制了社会公众对特定信息的获取。
其三，从可免责的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来看，重在“适量和少数”，即适当适量引用和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传递少量作品。“传统著作权以‘复制权’为核心，但是在数字环境下，引起纠纷与更受关注的多是传播，往往传播才影响到权利人的利益。”国家图书馆曾遭遇美国化学学会数据库（ACS）的警告，并封掉IP地址禁止向其读者提供下载数据库资源，警告理由即国家图书馆读者使用下载软件在短时间内系统并超量下载数据库内全文文献，因此图书馆在数字资源传递时务必注意传递的数量。
其四，从可免责的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目的来看，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重在保护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图书馆不得直接或间接获取经济利益，图书馆享有合理使用的基础是具有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如果偏离这个职能，合理使用即失去了生存环境。同时，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教学科研，将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为盲人提供其能感知方式的作品，或集会讲话，以此为传播目的都属于合理适用范围，不需征得著作权人许可，不需支付报酬。
3图书馆数字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度的有效运用
图书馆在数字信息网络传播过程中对传播权限度的运用首当遵循一个原则，即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权利，不能违反著作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内容。图书馆应以可免责的传播内容、行为、目的为考量而达到有效运用。
3.1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条例》
数字图书馆区别于传统图书馆服务的最大优势，也是数字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最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网络实现跨区域向公众提供数字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所需的数字资源。传统图书馆的服务由于物理空间被限制在图书馆的实体之内，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在资源共享、信息传播等方面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和渠道，打破了空间限制。然而著作权和网络传播权保护制度“通篇以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利内容、权利的合理限制、权利损害后的补偿与救济机制为立法线索展开”，成为限制图书馆公共文化机构跨物理馆舍服务的又一瓶颈。因此，在条例制定过程中，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机构从履行公共文化传播职能的角度出发，要求为图书馆等建立特别的豁免制度不失为过，尽可能允许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向馆外提供适量作品。尤其是“本馆馆舍”之外的那些出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以及“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目的而少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的公众。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是著作权人的权力行使，而不是限制图书馆用户的服务范围，否则合理使用制度在实践中的意义难以得到体现。
国外关于适用于数字环境中的图书馆版权法及其应用已有先例。澳大利亚曾在2000年颁布版权法修正案，相应制定了适用于数字环境的图书馆法规。新法规中图书馆可以数字化版权作品，无需征得著作权人许可，更无需支付报酬，将图书馆的空间和服务范围延伸至数字环境。
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重心调整为鼓励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并做出规定：“本指令应当进一步协调作者的向公众传播权。对该权利做广义的理解，即它覆盖了所有向传播发生地之外的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
3.2充分利用“除外”条款
尽管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中严密地规定了各种限制和合理使用制度，但是种种条文在除外条款下是不发挥作用的，应该按照当事人有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履行。如当事人与出版社约定，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不通过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报酬。这里的“一些情况”首先强调对作品的合法使用，其次不乏一些作者与出版社约定公众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络获取其作品。一般情况，在出版之前，出版社与作者签订好协议，同意将其网络传播权授予出版社，由出版社代为行使。这样在出版社获取电子作品使用权时，可以省去大量与单独著作权人协商的精力，取而代之的是出版社同时获取一批电子作品的使用权。
3.3文献传递“一对一”
读者通过网络获取图书馆数字资源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图书馆将有序组织的资源及链接放置网络，供不特定的人群下载；另一方面是信息用户将特定信息需求传递给图书馆员，图书馆员将相应的信息资源传递给用户。就前者来看图书馆将合法出版的数字资源面向公众广泛提供的服务行为，无论是否有人实际下载，只要是未经合法授权放置于可被多数人群浏览全文或下载、获取全文，即属于侵害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断行为人的传播行为是否侵略了著作权人的网络传播权，其中一种是看这种传播行为是否向公众公开地传播了作品。图书馆可以根据条例第六条内容作为免责规避，为研究人员提供少量已发表作品视为合理使用范畴。从信息网络传递行为来说，这种服务模式并没有将数字资源向不特定公众群体开放获取，是一对一的传递，并且有数量控制，从信息网络传递的目的来说，是为特定用户的科学研究。因此图书馆应当避免以公开的方式在网络环境下提供数字信息获取服务。以一个图书馆员对一个用户的信息需求方式，合理控制传递数量，将数字信息提供给用户。
目前高校图书馆的局域网一般能覆盖本校区的地理范围，但教师、学生在家中需要数字资源却无法在图书馆的主页上自助获取；同样公共图书馆的用户跨出馆舍外也无法获得图书馆数字资源。通过文献“一对一”的传递，在图书馆内建立传递馆员，专职在网络上接受用户的信息请求，馆员在图书馆馆舍内通过邮件传递给用户，这种模式规避了法律限制又满足了用户的数字信息需求。
网络保护条例范文3
论文关键词 避风港 移植 版权
1998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最早规定了避风港原则，美国国会的报告表明避风港规则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明确服务提供者可能的版权侵权责任，使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准确预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和发展信息产业。第二，建立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服务提供者与版权人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数字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侵权问题，有效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也就是说，在计算机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避风港原则是为了要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保护版权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过多的责任，最终把成本转嫁到用户身上，又防止侵权者通过网络大肆侵犯版权人利益，阻碍其创作的热情。从司法实践看，自《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实施以来，美国法院处理有关避风港的案件只有20多个，这说明避风港规则在美国得到了良好的运行，为版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标准。我国自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作家、歌手及影视版权人诉网站的案例不减反增，而且各法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抗辩的认定也不相同，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使得避风港规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一、原因分析
为何相同的制度产生的结果却如此迥异？首先，两国的立法背景不同这种生搬硬套式的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我国在立法过程中既未完全引进避风港规则的精华之处，又未能对其缺陷加以完善，以致我国的避风港规则在实行的过程中争议不断。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立法背景
美国版权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包括直接侵权责任规则和间接侵权责任规则。美国《版权法》第106条为独创性作品的作者设定了一系列的专有权利，其中包括复制权、表演权、展示权、发行权等。任何个人未经版权人授权而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表演、展示等行为直接侵犯了版权人的专有权利，是直接侵权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直接侵权责任是严格责任，即责任的承担不需考虑侵权者是否知道或其主观意图如何，但是侵权意图的有无会影响承担赔偿的额度。在美国版权法理论中，“间接侵权”是相对于“直接侵权”而言的，它是指即使行为人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是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被法律界定为侵权行为。在前《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时期，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服务提供者因提供网络服务引发的侵权现象，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有的是直接侵权责任，也有的是间接侵权责任。已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判例案已经不能够应付在纷繁复杂数字网络环境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问题。因此，在《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没有出台之前，服务提供者因其服务行为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在法律上复杂且不明确的问题。这无疑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风险，增加了信息行业的发展成本，加重这一新兴行业的持续发展的负担。在此背景下，国会通过鼓励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版权人进行一系列激烈的谈判与协商，最终对双方利益进行平衡出台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案”（该法案归入《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第二部分），它设立了为美国首创，并为其他国家纷纷借鉴的“避风港”规则。使得符合主体要求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有一定的责任限制，确定了其风险的承担。
虽然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且与国际标准一致，但是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步较晚。在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前，只有2001年经修改的《著作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而且在《著作权法》中规定，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保护方式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保护捉襟见肘的大背景下，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是难以达到像美国这这种知识产权大国的水平。此外，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历史较短，公民的版权意识淡薄，侵犯著作权的情况频发，盗版横行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版权意识淡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版权人权益的维护，使网络扩大了侵权人对权利人的侵害。在此背景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应运而生，正如《条例》第一条所说，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就是在网络服务提供商和权利人利益失衡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维护弱者权益。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美国避风港规则的确立是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权利人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为宗旨而产生的。而我国是在后者明显弱势的情况下，出现在以保护权利人利益为立法目的法规中的。立法背景的差异在规则中并没有体现，其中移植的因素显而易见，这也就使得实践中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
（二）内容分析
我国的避风港规则从美国移植而来，美国避风港规则内容本身的缺陷加之我国立法过程中的不适当变动，使得我国避风港规则难以实现立法目的保护权利人权利。
第一，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未完全采用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所规定的有关避风港规则适用的一般性条件。《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规定要受避风港的庇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之一是“采用并实施了停止为侵权者服务的政策”。该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采用并公开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对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的政策。如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多少次以上的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2）以合理的方式执行这一政策，如建立健全的通知举报制度，包括指定接收侵权通知的人，正确的联系方式等，并在知道有某一反复侵权的用户存在时，或者在收到合格的对某一侵权者的多次举报后，停止实施对其的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然规定了几类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条件，却没有规定类似于上述条款的一般性条件。这就导致重复侵权行为难以避免，服务提供商经权利人合法通知后对侵权作品进行删除，删除后侵权人可以继续上传，侵权人上传作品的时间要远小于权利人和服务商发现及删除的时间。这就使得权利人权利的保护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服务商有义务按照权利人的合理要求删除侵权作品，可是又不能够保证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再出现同样侵权的情况。在网络服务铺天盖地的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时代里，用户通过无偿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阻碍知识产品的创作。
第二，避风港规则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通知删除”程序。即在版权人发送“合格的通知”的情况下，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做出反应，移除被指控侵权的材料或者屏蔽对材料的访问，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管是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还是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都规定了通知的内容，但是实践中对不合格通知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如正是由于对不合法通知法律效果的认定不同，导致了案件情况基本相同的环球唱片有限公司等11家唱片公司诉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雅虎中国网站的所有者）案和7大唱片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一案中法官以雅虎未尽到注意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而后一案中法官却认为不应让百度承担过度的审核义务为由判决百度胜诉。
第三，通知删除程序中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对侵权作品予以删除，但是对及时的时间到底是多长我国立法却没有规定。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关于通过《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报告中建议，不同的技术情形或变化的情况可能需要制定不同的“迅速回复”的时间标准。在某些情形下，第三方侵权者所的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可能在24时之内导致其他用户数以百万计的下载量，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要求服务商的迅速回复在4到5个小时之内。相比之下，其他情况也许应当延迟回复时间，比如服务商觉得有必要咨询律师。因情况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时间标准。而我国却缺少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导致的恶果是除部分服务商删除不及时外，更有服务商恶意拖延对通知的审查时间，扩大作品的非法传播范围，侵犯权利人利益，更有甚者如热播影视的权利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完善建议
笔者根据以上对比和分析就我国目前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应以保护权利人权利为本位。正如前文所述，我国避风港规则是在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服务提供商控制侵权的能力日渐增强，而权利人维权的境况却没有得到好转，所以，在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保护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要多做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在确定侵权的案件中应加重服务商的赔偿标准，简言之，法官应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内适度的做有利于权利人的判决。
网络保护条例范文4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受众 合理使用
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身处网络社会，作为国家重要公共信息保管与传播的文化事业单位——档案馆（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档案馆”特指“综合性档案馆”），其特定的社会责任、服务宗旨及档案信息的获取、管理、服务模式决定了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权来保障公民获取信息自由，维护自身权益，实现社会信息公平，是网络时代档案馆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现代传播学的受众理论特别强调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受众的主体性。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其信息价值的实现应以档案受众的存在为前提。因此笔者认为，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的合理使用制度需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使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网络环境下发挥“利益平衡器”的作用，来充分满足受众获取档案信息的需求，提高档案馆信息利用的效率。
1.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中的适用性分析
1.1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定
2001年10月，我国颁布的新《著作权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为著作权的专有权利，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将网下受保护的作品在网上传播、转载、下载都将视为侵权。为了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2006年5月10日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条例》第26条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作为网络环境中著作权的合理延伸，《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规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规。它的出台和实施，为信息网络中引发的诸多著作权问题、受众群体的权益、档案资源的利用、网络档案资源的共享等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1.2合理使用规定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指，使用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著作权人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对著作权人的作品进行使用的行为①。档案馆是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机构，在保护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和传承历史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能实现这一使命，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针对档案馆制定了合理使用的条款，然而《著作权法》并没有对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在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作出规定。为了适应数字时代信息服务的需要，《条例》对合理使用的相关规定作了调整②。
《条例》设置的“合理使用”条款，其目的是保护著作权相关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同时，通过版权限制，平衡著作权人、邻接权人和社会公众三方面的利益。《条例》第7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条规定了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对于作品的合理使用，是公共文化机构合理使用数字信息所奉行的最主要依据。
1.3 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档案信息传播工作的影响
目前，网络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档案信息传播方式，大大拓展了档案信息的传播空间，使档案受众享受到网络带来的快捷与便利。档案馆开始改变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和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网络来开展档案信息服务。从我国大多数档案部门的馆藏特点来看，虽然大部分的档案并不涉及版权问题，但仍有少部分档案涉及。对于这部分档案如不处理好相关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将在一定程度影响网络时代档案馆的建设。总的来讲，信息网络传播权束缚了档案工作的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档案信息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档案馆是否有权将馆藏档案信息或者其信息产品传输到网络中。由于部分档案信息是具有版权性质的“档案作品”，因此通过网络进行档案信息服务就必然受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也就是说，网络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提供新的平台，但是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制，使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无法真正实现。因此，为了在网络环境中更好地实现档案馆的社会使命，应当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其影响的问题上给予一定的关注。
2. 受众视角下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合理使用存在的问题
2.1受众理论的应用
“受众”一词来源于大众传播学，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接受信息的群体。信息受众的特点是:(1)规模巨大，在人数上超过大部分社会群体。(2)分散性，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 (3)异质性，即信息受众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服务中，笔者认为档案受众是通过网络媒介接触到档案信息和使用档案信息的人。在信息时代，以网络为媒介传播档案信息的接受群体更为广泛，“受众”能较好地表达档案信息服务观念的转变。总体上看，《条例》的规定构筑了网络环境下档案馆合理使用的法律空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档案馆的合理诉求。但从受众角度而言，却大大挤压了传统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在网络的作用空间，给公众在海量网络信息资源中获取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带来诸多不便。
2.2 档案馆合理使用的空间萎缩
所谓的通过信息网络向档案馆的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因为没有得到档案权利人的授权，只能在馆内阅览，这与传统档案馆的信息服务没有区别，档案受众通过信息网络获得的数字档案信息只能在计算机上阅览，不能下载复制，这给受众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带来极大的不便，远远不能实现公益性档案馆传播信息与历史文化知识、实现公众公平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基本功能。
2.3 档案馆合理使用权的制度障碍性
《条例》沿袭了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对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而言固然明确且易于操作，但面对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和新的合理使用要求，这种封闭式的立法模式显得弹性不足，前瞻性较差③。合理使用判定标准的缺失，也为网络环境下档案馆合理使用权的正当行使和权利扩张制造障碍，这种合理使用立法的“封闭性”如果不作新的调整，档案信息传播力实难有新的拓展，作为档案信息需求活跃主体——档案受众在获取档案信息过程中不免会减弱信息接受度。
2.4 档案馆合理使用法律规则的模糊性
相对于传统著作权，数字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规则显得复杂、不确定。就《条例》第7条来看，档案馆合理使用权利行使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馆内服务”、“已出版档案”、“本馆收藏”、"数字档案”、“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等术语，而这些术语在《条例》中并未有准确界定。“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合理复制档案的份数”也尚未可知。在区分“馆内服务与馆外服务”、“已出版档案与未出版档案”、“数字档案与非数字档案”、“数字浏览与数字化复制”、“ 档案收藏权与档案所有权”、“收费与赢利”、“档案隐私权”等界限问题上仍会存有争议④。
3. 重塑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合理使用的策略
针对受众视角下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中合理使用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讨和合理调整，这取决于法律规范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也有赖于档案馆在现有规则下的积极争取和灵活运用。
3.1以公众需求为基础的档案馆合理使用价值的新定位
公共利益的客观性和社会共享性决定了档案馆应该以追求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信息社会中，保障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是最大的公共利益。相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说，“公共利益”就是让公众能够通过网络谋取更多的有益于自身和社会的信息资源。因此，“公共利益”是立法者首当考虑的价值目标。合理使用最大特点在于以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无限接近的需求为基点的同时兼顾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基于档案馆的公益性特点，档案馆应当是建立在档案信息开放、扩大交流的基础之上， 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其主要价值取向应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基准，对档案馆信息资源合理使用进行价值新定位。
3.2以公众知识产权的保护为基础完善档案馆的管理制度
从档案馆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作为档案馆馆内的重要的无形资产，在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健全档案馆知识产权保护的自律制度，摸清现有档案馆馆藏资源的知识产权状态，对档案馆知识产权人提出的授权条件、档案馆获得的权利种类、行使权利风险以及相应的组织管理进行科学评价，核查依法可进行数字化复制的档案范围、种类和数量，根据档案馆馆藏数字化档案资源建设的整体部署，有计划地进行外购合同谈判或自行复制。在对档案馆馆舍内用户提供网络档案资源服务时，应确保防止不当网络传播的技术措施的有效性⑤。从公众层面看，我国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依然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用户群体性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发生。因此，档案工作人员利用馆内的传播平台，向广大公众积极普及网络档案资源权利保护的相关知识，不断增强对档案知识产权的认同感，提升档案知识产权意识，同时监督和指导公众的档案信息获取和使用行为，消除侵权隐患。
3.3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档案馆信息网络传播豁免权的扩大
在《条例》第七条之前，档案馆完全无法享受信息网络传播权豁免。作为《条例》中著作权法的补充法规，《条例》设置了有关豁免条款，其目的在保护著作权相关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同时，平衡著作权人、邻接权人与社会公众三方面的利益。但《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档案馆信息网络传播权豁免范围仍然有限。相比之下，档案馆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豁免范围在国外立法中有扩大的趋势，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允许非营利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复制，允许非营利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馆藏资源规避技术保护措施⑥。欧盟颁布的《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特定方面的指令》设置了在新技术环境下档案馆的豁免条款。档案馆作为政府保障公民获取信息的基本权利而设立的公益设施，扩大其信息网络传播的豁免权，事实上就是给予公众公平接触数字档案信息的机会，作为档案信息传播者和使用者利益的代表，应该积极倡导和推动“合理使用”制度下的公众接受档案信息的能力，实现档案信息传播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3.4以实现受众权利为基础规避《条例》模糊规定的风险
档案受众在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档案受众是档案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因此能否实现法律赋予档案受众的权利是衡量一个档案馆是否具有公共性的基本标准。然而《条例》中涉及到档案网络传播中一些模糊不清的条文，对档案受众权利的实现造成很大的影响。针对合理使用的现有规则存在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情况，《条例》需要在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档案法修改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应的完善，应清晰界定“档案馆馆舍内服务对象”、“合法出版”、“本馆收藏”、“数字档案”、“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等关涉档案馆合理使用权利行使的术语，明确档案馆“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合理复制档案资源的数量，建立区分“档案资源收藏权与档案资源所有权”、“收费与赢利”、“公益与有偿服务”等概念的标准⑦。同时面对现实的法律环境，档案馆所能做的不是消极抵触或漠视规则，而是根据档案馆在和谐社会中公益性的定位，认真研究探寻《条例》中模糊规定的风险，谨慎对待、认真处理档案馆馆藏为档案受众服务的各种问题，努力避免档案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尽力维持档案馆、档案权利人、档案受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此证明促进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是实现法律赋予档案受众权利最佳途径之一。
总之，《条例》的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立法活动的终结，《条例》对档案馆做出的信息网络传播和合理使用的条款基本只是表象的、未触底的、缺乏可操作性的文字规定，还远不能完全解决现代档案馆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障碍。从公众权利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看待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有关的争议，同时需坚定信念与决心，在新的一轮立法博弈中为档案馆的公共利益争取更多的信息传播权利。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信息资源开放存取研究》、江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南昌大学教学改革项目《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JXJG-11-1-32）、南昌大学社科研究基金项目《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信息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44.
②颜祥林,傅长青.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限制——对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草案) 的关注[J].档案学通讯,2007(2):25-27.
③管先海,程训方.网络传播的影响与档案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向[J].档案管理,2003(6):23-24.
④秦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对图书馆的影响和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07(5):38—40.
⑤王宇红.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与图书馆合理使用——兼论我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的完善[J].情报杂志，2009(2):175 -178.
⑥曾凡丽.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研究[J].图书馆,2010(4):43.
网络保护条例范文5
关键词：通知；删除；网络存储；审查义务；签约用户
一、提出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于2006年颁布以来，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保护措施、版权管理信息、网络合理使用和网络服务商避风港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规范，为我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网络版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网络是个日新月异的平台，随着科技的发展，实践中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新的问题的产生也导致我们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2013年，广州佳华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公司”）诉广州市千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我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①，佳华公司提出我乐公司侵犯其《史前大章鱼》、《战火遗孤》、《当尼采哭泣》等若干部电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我乐公司引用避风港原则，提出四点：一是我乐网明确标识其为提供网络存储空间的网站，并且有其联系方式；二是其对涉案作品并未进行修改；三是涉案视频播放前的广告是由视频播放器自动加载的，其未从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四是佳华公司第一次发出的通知函中仅包含涉案影片的名称，并未包含涉案影片的具体地址，以这种通知的形式和准确度，不足以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且佳华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涉案视频在我乐网上存续较长时间。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据这几点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②认定我乐公司符合网络服务提供者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驳回了原告佳华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4年，广州珠影网络文化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我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影公司”）、广州市千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千橡网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案③中，珠影公司提出我乐公司侵权其《雾都茫茫》、《乡情》等若干部电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我乐公司提出与上个案例相同的理由进行抗辩，但法院最终认为在12年珠影公司第一次我乐公司侵权，我乐公司删除相关链接之后，再次在我乐网上发现涉案视频，我乐公司对于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存储空间实施侵权行为在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中国避风港规则是从美国移植而来的，由于中美两国在立法背景和以往的法律传统上都大相径庭，避风港规则在国内的适用存在很多问题。从系列被告相同，事实类似的案件中我们会发现，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是否能够在通知删除原则中免于承担责任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临界点的，至于这个临界点应该如何去规范，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怎样才能很好的规避侵权责任，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在通知删除过程中，其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二、分析问题
（一）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接到通知前的义务
1.是否有事前的审查义务
像我乐网这样的网络存储服务提供网站都会设置一套系统初步对上传的资料进行检查，但这种系统比较大的作用在于筛选含有不健康信息或宣扬违法违规情况的内容，对于侵权作品的查漏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而想要达到审查侵权产品的效果，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就必须通过在所有客户通过p2p软件上传的档中，识别出含有版权人所主张版权的内容，再一一对该内容是否侵权进行确认，最后对侵权内容实施拦截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不同于传统的新闻媒体，网络存储服务提供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平台，信息量极大，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对事先审查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在现今网络环境鱼龙混杂的情况下，要求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对其存储的所有内容负有事前审查义务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因此，美国DMCA法案④完全排除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事前审查义务，我国在立法⑤中也同样不认可这样的义务。
但是依旧有部分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虽然网络存储服务并不会在用户上传或下载的时候收取费用，然而事实上却是依靠为用户提供免费的网络存储服务来吸引广告商以谋求利益。从权利、义务和责任相一致的角度出发，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在享有收益并有能力及早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同时，理应负担起相对的事先审查义务。
从我乐公司侵权的系列案例分析，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不承担事前审查义务也是有限度的，只要网站通过人为或自动设置而将客户上传的侵权内容进行分类或推荐，就默认为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明知或者应知该内容侵权，这说明在实践中，法院是倾向于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承担较重的审查义务的⑥。司法实践中出现这样的现象也不无道理，这体现了审查义务的轻重与服务商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大小成正比的原则，上传的内容获得的点击量越大，服务商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也就越高，从理论上服务商就应该对这些贡献出更多经济利益的内容赋予更多的关注，去更为审慎地对这些内容进行审查。
2.是否应设置便捷管道来接收通知
美国版权局存在官方备案系统，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在线数据系统方便地提供、添加、变更指定人的信息⑦。除此之外，很多大型网络存储服务商提供了较为清晰快捷的投诉通道，投诉人可以根据内容的分类以及投诉的事由等为指引在线进行投诉。而我国没有类似的信息查询系统，也没有对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是否应该设置便捷通道来接收通知进行规定。
实践情况中，各个不同的服务商对于设置投诉通道有不同的做法。有的采取邮寄通道，公开了自己的线下联系方式；有的标注了可以提供技术上问题的电子邮箱；有的甚至没有提供任何的联系信息，权利人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查询服务商。这样的现状无疑增加了权利人向服务商进行通知的难度，增加了其维权的成本。
是否设置便捷管道来接收通知并及时对所收到的侵权通知作出合理反应是认定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是否应知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理应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在促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肩负起维护著作权合法传播的社会责任。网络存储服务提供者应当负起协助权利人的义务，主动设置便捷管道来接收侵权通知，提高通知删除机制的效率，平衡各方权益。
便捷的接收通知的通道是提高网络版权保护水平的良好的起点，目前我国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两点⑧：其一，投诉通道仍然停留在纸媒阶段。对于没有公开电子邮箱或者没有开通在线投诉系统的服务商来说。权利人只能进行邮寄通知，这大大地降低了通知程序的效率，无形中延长了自己被持续侵权的时间。其二，在线投诉系统缺乏易用性、统一性。不同的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运用了不同的通道来接收通知，但是这些通道良莠不齐。有些大型服务商开通了在线投诉系统，但是这些系统中只有一部分会接收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诉，这样的不统一的情况让权利人难以适从，更进一步造成了权利人通知难、维权难的窘境。
（二）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接到通知后的义务
如果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接到了权利人符合法定要求的通知，就推定服务商应知或明知被指称侵权的内容，那是否服务商就必须立即删除该涉嫌侵权内容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对此认为“应当”⑨立即删除相关内容，也即立法上规定了接到通知后立即删除被指认侵权的内容是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的法定义务。但是DMCA第512条把“在收到权利人发出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通知后，迅速移除被指称侵权的内容，或屏蔽对它们的访问”作为了享受避风港规则的一个重要条件。这表明在美国，立即删除是一项免责条件，而非一项法定义务。
通知删除程序要求服务商“立即”删除相关内容，那么这个“立即”的范围究竟是多长时间呢？从我国立法中难以看出对“立即”的明确规定，从法院的判例中也并没有找到对“立即”的准确判断。在实际适用中，有些只要服务商在公证处做出公正前对涉及侵权的作品删除或断链就可以视为“立即”删除；有些只要服务商按照权利人通知中要求的时间进行举措也同样视为“立即”删除。所以其实对“立即”并没有一个定论，且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对“立即”规定一个统一的时间，反而影响案情的发展，不如将这个权利交给法官的自由裁量，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网络上，作品被使用的情况多种多样，权利人对其是否侵权不一定能完全把握，且不说作为商业手段进行的恶意通知，即使是多方调查后发出的善意的通知，其指向的内容也有可能并不侵权。因此，立法上并不应该强制规定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立即删除相关内容的义务，而应该给服务商留下自己判断的空间。
根据上述说法，在服务商受到符合法律要求的通知后，其有两种应对方式：一是立即删除；二是拒不删除。第一种做法是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选择，一经删除，服务商就不再受到承担帮助侵权责任的威胁。但这样的做法导致权利人从中获益最大，有可能损害用户权益。如果服务商采取的是第二种拒不删除的应对方式，那么一旦之后法院认定被指向的内容侵权，服务商就要对扩大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种风险与利益同在的做法。加拿大在这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独创了一种“通知+通知”的制度，即服务商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不立即删除，而是将其转通知给网络用户，并保存被指向的内容六个月以确定侵权事实⑩。这样的制度的优点是平衡了各方的利益，缺点便是有漠视权利人利益的倾向。拒不删除的服务商可以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借鉴。具体的操作模式可以如下：在接到通知之后，服务商经过自己审慎调查发现被指向的内容并没有侵权，就可以把收到的通知转发给上传该内容的用户，并把相关做法反馈给发出通知的权利人，结合三方共同确定侵权事实。
（三）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接到反通知后的义务
“反通知+恢复”程序是“通知+删除”程序的补充，根据“通知+删除”程序，若权利人恶意发出通知，服务商在未进行判断的情况下直接采取删除相关文件或链接的做法，那么上传该文件或链接的用户的权益便受到了损害，“反通知+恢复”程序就是对这一情况作出的合理救济。那么，在上传用户通过反通知提出合理的证据证明侵权指称失实之后，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是否必须立即恢复被删除的文件或链接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立法上的回答仍是“应当”立即恢复⑾，而DMCA中也仍是将恢复被删除的文件或链接作为免责条件来对待的。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于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为用户上传内容提供存储空间本就不是法定义务，那么在收到反通知之后恢复被指称侵权的内容就更不能成为服务商的法定义务了。
以上虽然强调了网络存储服务商对恢复没有法定义务，但是不排除其有约定义务的可能性。所以，在对反通知作出应对的时候，应该把用户区分为签约用户和普通用户两种情况。签约用户是指与服务商签有合同，享有将其上传的合法内容保留在网络系统中的合同权利的特殊用户⑿，而普通用户则是未签有这种合同的用户。针对签约用户，服务商应当立即恢复其上传的内容，而针对普通用户，服务商仅仅是可以立即恢复其上传的内容，不应该以法定义务对服务商进行限制。
三、结语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飞快，足不出户而领略大千世界已变得稀松平常，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在这样的情况下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应当积极促进网络经济的纵深发展，通知删除程序作为保障服务商利益的关键步骤，服务商在程序之中相对应当负有的义务的分配也显得尤为重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然成功引入了避风港规则，但对于现今的网络来说，在具体的规范上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不能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亟待我们去发现和解决。
参考文献：
[1]梁志文.论通知删除制度――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批判性研究[J].北大法律评论，2007，01：168-185.
[2]陈毓.“避风港”规则法律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0.
[3]龚三妹.对我国版权中“通知删除”机制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9.
[4]郭元君.中美避风港规则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1.
[5]覃侃.“通知删除程序”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1.
[6]季玮.避风港原则探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
[7]周波，杨康锐.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以网络著作权间接侵权为视角[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01：108-119.
[8]张惠.我国避风港规则中“通知删除”程序适用争议分析[J].嘉应学院学报，2012，04：44-47.
[9]郑丹丹，刘志鹏.论现代电子商务中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通知―删除”规则[J].商场现代化，2012，16：31-32.
[10]王鑫磊.浅析“避风港”制度中“通知删除”规则的司法适用及完善[J].出版发行研究，2014，03：64-66.
[11]牛萌.“正反通知+删除”制度的建构[J].中国版权，2014，04：58-62.
[12]安辉.浅析我国网络服务商的避风港规则[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18-23.
[13]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J].法学，2010，06：128-140.
[14]丛立先.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版权侵权责任[J].时代法学，2008，01：61-70.
[15]吴伟光.视频网站在用户版权侵权中的责任承担――有限的安全港与动态中的平衡[J].知识产权，2008，04：62-69.
[16]于波.网络中介服务商知识产权法律义务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3.
[17]刘家瑞.论我国网络服务商的避风港规则――兼评“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J].知识产权，2009，02：13-22.
[18]史学清，汪涌.避风港还是风暴角――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J].知识产权，2009，02：23-29.
[19]臧鑫.论网络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责任[D].华中师范大学，2008.
[20]刘宁.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7：59-62.
[21]马治国，任宝明.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版权责任问题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04：59-66.
注释：
①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20575-20595号。
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五）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网络保护条例范文6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呈现出专有性弱化、地域性淡化、载体多样化和内容更丰富的特点。为了适应网络环境，平衡著作权人的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完善我国著作权限制制度。在合理使用制度方面，实现立法模式和适用规则的变迁。在法定许可制度方面，实现规则效力和适用范围的变迁。
关键词 ：网络环境；权利限制；合理使用；法定许可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086-02
一、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之新特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获取、使用、传播信息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传统特征受到冲击，并呈现出新的特征。
首先，著作权的专有性弱化。主要体现在网络环境下，获取和使用作品更加方便快捷，但是著作权人难以控制其作品传播，而且维护其权益的难度增大。
其次，著作权的地域性淡化。网络是虚拟的，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在涉及作品侵权时，尤其是涉外侵权时，适用哪一国的法律是一问题，加上各国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内容、保护标准、保护水平的趋同，著作权地域性的特点逐渐淡化。
再次，著作权的载体多样化。一般情形下，著作权的载体多为录像、录音和文字印刷等。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载体涉及到flash、多媒体等，增加了著作权保护的难度。
最后，著作权的内容更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著作权之一，与发行权、复制权等传统著作权相并列，并于2006年专门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全面规定这一新型权利的具体保护方式、范围及其限制等。此外，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新内容还包括权利信息管理权、技术措施权、电子数据库保护等。
综上可知，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权利内涵、客体都有扩张的趋势，与此相对应的权利限制也应当平衡扩展，反思现行我国著作权限制制度，应当予以完善。
二、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限制制度
“没有不长杂草的花园”，信息网络技术一方面有利于著作权传播，但另一方面也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是一重要问题。在法律赋予著作权人在网络空间上新权利时，著作权的限制则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点，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对作者或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限制。
（一）合理使用制度
1.立法模式的变迁
我国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采用的是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即封闭式的立法模式。《著作权法》第22条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都有所规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中引入了三步检验法的后两步检验标准，但是该条例只是行政法规，法律位阶低，仅仅是在《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前提下，为判断合理使用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灵活的标准。列举式立法模式的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法律直接适用，不会出现同类案件的审理相互矛盾的情形，但是列举式这种封闭式的立法模式本缺乏适应性，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形，在面对新生事物时问题就会凸显。
因此，为适应网络这一新环境，我国在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上应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即一方面以列举式的方式规定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另一方面，以概括式的方式规定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作为列举空白时的补充性判断标准。
2.适用规则的变迁
首先，规范技术保护措施。著作权人为保护其合法权益，在数字化作品中可能会采用技术保护措施，如电子文档指示软件、数字水印、加密、电子签名、口令加密技术、硬件验证等，这些技术措施可以有效规避作品侵权，但对普通大众来说，原本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也会受到限制，使得私权与公益之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因此，在网络环境下，我们应根据技术保护措施各自的功能为其规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例外，对于控制作品使用的技术保护措施留下合理的空间，而对接触控制规避的技术保护措施加强限制。另外，加强对使用者的权利救济，惩罚著作权人及其他主体滥用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
其次，厘清合同约定规则。著作权人利用其技术和地位优势，在交易中可以规定大量格式合同，直接变更或者排除著作权合理使用，或者利用合同条款保护自己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从而间接妨碍著作权合理使用。因此，我们应当对此合同约定的效力进行必要的限制，违背强行性规定的约定无效，任意性规定的约定从其约定。
再次，限制私人复制行为。私人复制是指个人或者家庭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复制他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非商业性使用行为。一般来说，这种使用只能是为个人研究、学习或欣赏的目的。但是在网络环境下，作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被大量浏览和下载，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市场替代”会蚕食著作权人的利益，打击到著作权人的创作积极性，进而影响到新作品的质量，甚至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我们应区分私人复制的使用目的，将免费的私人复制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作为折衷，对著作权人进行适当补偿，如付费升级，给予私人更多的权限。
第四，允许临时复制。临时复制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形下，计算机内部临时存储不构成复制件，即不会构成侵权，但有经济意义的条件下则在复制权控制范围之内。理由在于，若没有合理的临时复制范围，网络服务提供商寸步难行，其法律风险无处不在，但临时复制也不可放任自由，在网络侵权的当今，如果不对临时复制的范围予以限制，著作权人的利益将难以保护。
第五，完善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图书馆不同于传统的图书馆，我国的法律中对此没有规定，但在实践中存在将著作权人的作品数字化上传到网上是否可以采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问题，因为作品上传到数字图书馆后，著作权人无法控制其作品。不过考虑到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初衷，我们应当认为是可以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不过，为了平衡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引入著作权补偿金制度，给予著作权人适当的补偿，并完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最后，加强精神权利的保护。在网络环境下，人们获取、使用作品并进行再创作，都相对更容易，所以是否会对著作权人精神权利造成侵害的问题更值得关注。因此，要给以发表权和署名权的充分保护，在修改权上，未经许可不得进行任意修改，局部细微的修改除外，在保护作品完整权上，允许善意的修改。
（二）法定许可制度
1.规则效力的变迁
现行著作权相关法律中，许多条款赋予了著作权人声明保留权，使得法定许可效力有限。同时，法定许可虽然保留了著作权人的获得报酬权，但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流动性更强，权利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使得作品权利人的获得报酬权难以保障。不过，对比国外著作权限制制度的立法分析，可以看到国外很少在法定许可制度中赋予著作权人以声明保留权。如《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只要求保障作品权利人获得报酬的权利，而没有赋予声明保留权，只有报刊的合理使用中允许著作权人声明保留。
2.适用范围的变迁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许多新生事物应运而生，而我国现行的著作权制度，只规定了寥寥几种法定许可使用情形，而且这几种法定许可情形都规定在《著作权法》中，网络空间能否适用没有明确的依据，法律明文规定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法定许可就只有“编写教材”和“扶助农村”两种法定许可情形。因此，我们有必要扩大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
其一，增加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我国《著作权法》只规定了报刊之间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由于网络转载、摘编缺乏相关法规的制约，使得非法转载引发的著作权问题层出不穷，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网络转载传统媒体如报刊己发表的作品，二是网络之间的转载，三类是传统媒体转载网络上己发表的作品。当前，报刊、网站对网络转载有着极大的需求，这些网站和报刊又很难直接获得作品权利人的许可，因此，出现大量网络转载、摘编的侵权现象。故我国应增设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在一般情况下，作者的作品能够被广泛地传播（即被多家报刊转载），自己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报酬，他们是不会反对的。与其一味强调“授权许可”而作茧自缚，倒不如合理选择“法定许可”而广种薄收，得其实惠。”
其二，完善远程教育法定许可制度。远程教育是指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在数字环境下进行交互式的远程教学。这种教学不受空间限制，也便于灵活安排时间，比传统教育灵活实用，资源更丰富，教学形式也更多样化。远程教育越来越受欢迎，在我国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6款仅规定了现实空间的课堂教学，并未涉及远程教育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将合理使用制度延伸到网络环境中的教学辅助环节，也并未为远程教育中教师制作网络教学课件并供学生阅读下载行为提供合法依据。该条款局限于少量己发表的作品，而且只提供给少数教学人员使用，所以在该条款限制下，作品只能被应用于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被应用于远程教育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8条规定了远程教育课件制作和传播行为的法定许可。因此，我国在远程教育的辅助环节适用的是合理使用制度，不过主要的远程教育过程实际上适用的是法定许可制度，但是其范围仅限于九年义务教育或国家教育规划。从教育事业发展的角度，笔者建议将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和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区别对待，营利性的教育机构仍然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而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的远程教育适用合理使用制度，以此来平衡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结语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著作权限制制度原来所构建的利益平衡状态被打破，从而给著作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带来了冲击和影响，所以，我们对著作权限制制度应当予以完善，以平衡著作权人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变迁，说明著作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应该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实现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宗旨，即私权与公益之间的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1] 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第四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J].法学，2010，（6）：128-140.
[3] 陶鑫良.网上传播国内一般作品应当适用“法定许可”[J].法学，2000，（8）：55-58.
[4] 冯晓青.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限制及其利益平衡[J].社会科学，2006，（11）：96-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