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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论文范文1
第一，“一个窗口对外”。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这一规定适用于一件申请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处（科）审查，出具审查意见的情况。过去有些行政机关办理申请，让申请人逐个处（科）去跑，都要去做工作，打通关节，甚至逐个送礼，加上处（科）之间相互扯皮，使申请拖得很久。本来是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程序，都面对申请人运作，这叫“内部程序外化”，无形中使一个许可变成为多个许可。规定“一个窗口对外”，从制度上克服了内部程序外化，减少了执法人员腐败的机会，方便了申请人。
第二，“并联审批”。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这是所谓的“并联审批”。它主要适用于需要前置审批的企业的设立登记。是以工商局为枢纽，对于依法要前置审批的项目，由相关部门同步审批的新型企业注册登记形式。基本的要求是“一家承办，转告相关，并联审批，限时完成”。“并联审批”的程序是：第一步，工商受理。申请人向工商局申请注册登记时，经营范围中涉及并联审批项目的，按要求如实填写统一格式的并联审批申请表，连同注册登记申请一并交工商局。第二步，抄告相关部门。工商局受理并联审批申请后，在两个工作日内将并联审批申请表传给相关审批部门。第三步，并联审批。相关部门接到并联审批申请表后，及时与申请人联系，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批意见。逾期未回复的，视为同意。第四步，限时办理。工商局收到相关审批部门意见后，对经审核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企业，在5个工作日内核发半年期的营业执照。取得半年期营业执照的企业可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在半年内到工商局和市相关部门领取正式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书。这就大大减少了审批手续，节约了时间，方便了申请人。
第三，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也有的地方称为“集中审批”或“一站式”审批。它主要适用于投资项目的审批，由于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多个许可，为提高效率，地方政府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或审批大厅，组织各审批机关到服务中心或审批大厅联合办公，集中办理行政许可。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值班，集中办公，“一站式”审批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相对集中许可审批权。
行政许可法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2
一、对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审查
目前，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还不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但是，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对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审查问题。对于行政许可案件的审理同样也不例外。
行政许可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该法还规定，除国务院可以采用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外，行政许可只能由法律、法规设定。行政许可本属严肃的立法行为，但现实中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政府的职能部门却非常乐意行使不属于自己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一讲行政管理，就要审批，把行政许可作为权力“寻租”的一个手段，出个红头文件就可设定行政许可。审判实践中如遇此类情况，人民法院不但要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认定，同时也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其它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认定。
因为，尽管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予受理，但并未规定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没有审查权。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和不能对其进行审查不是同一个概念。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参照规章”的规定，事实上就已经赋予法院对规章的审查权。“参照”不是“依照”，是否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法院有选择权，作出选择之前肯定要对其合法性作出审查判断。既然法院对规章的合法性可以进行审查，那么对于效力等级低于规章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当然具有审查权。在很多情况下，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是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而是根据其他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如果不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则无法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当然，法院不能在裁判文书中宣告其他规范性文件违法或无效，或者撤销某规范性文件，但可以与更高层级的规定相比较，适用高层级的规定或者法律、法规、规章而不适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其他规范文件。
二、对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在作出被诉的行政许可行为时是否遵守了法定原则的审查
对于行政许可案件的审理，除对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情况进行审查外，更多的还要对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在作出被诉的行政许可行为时是否遵守了法定原则审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是否合法。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政权，并能独立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是组织，但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成为行政主体。是否享有国家行政权是决定某组织能否成为行政主体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国家设立行政机关，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其行政管理权。享有国家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就具备了成为行政主体的决定性条件。除行政机关外，一定的机构和其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能否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是判断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能否成为行政主体的又一标准。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是指在法律范围内依照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命令，并以自己的职责保证这些决定，命令的实施。当然，行政主体的条件还包括其他方面的要求，比如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等。就行政许可的行政主体而言，还必须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颁发许可证的主管机关。没有法律、法规的授权，任何机关都无权采取许可管制手段，无权发放行政许可证。既使依法享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也不能随意将行政许可权授予或者委托其他组织行使。
第二，实施的行政许可有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否在行政主体的行政权限范围内。行政主体所享有的职权必须有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行政主体必须按照法定职权，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履行职务。法定的职权得不到履行，或者法定外的职权得以履行，或者超越法定的权限范围履行所谓职务，都将构成行政主体的失职、越权或者权力滥用。
第三，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是否按照法定条件运用行政职权。行政主体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行使职权所作出的行政许可才能生效。如果行政主体不依照法律、法规所设定的条件实施行政许可，或者在条件不充分或不具备的情况下行使职权，该行政许可不能合法有效成立。
第四，被诉行政许可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行政机关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具体程序，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条规定了对于自然资源、公共资源、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等范围实施行政许可适用的程序，决定方式以及决定程序的法律适用。审理此类许可行政案件，就须对许可程序严格审查。行政机关依法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许可决定，如果行政机关不采取这种法定方式，仍然通过行政权力直接授予方式决定，即应判定其违法。诚然，如果法律、法规对行政许可的方式、程序等另有规定的，应当依照其规定。关于决定程序的法律适用问题，还要审查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在作出此类行政许可决定时是否适用了招标投标法、拍卖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尽管法律、法规对行政许可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现象却大量存在。比如，行政机关打着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发展地方经济的招牌，越权许可使用土地，许可开采矿产资源等等。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其严重程序甚至构成犯罪，但因为违法行为发生在行政机关身上，再加上有冠免堂皇的招牌，少有受到追究查处。
上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也是行政许可制度的原则之一。信赖保护原则，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因信赖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而从事的活动，要受到法律保护，没有违法行为，不得撤销。人民法院所受理的行政许可案件，有些是因相对人对作出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撤回已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不服引起的行政争议。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凡有效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均应具有不可变更力或者说确定力，非依法不得擅自变更或撤回。即对于行政机关来说，非因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擅自改变其内容，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新的决定。当然，说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并不意味着行政行为绝对不可以变更或撤回，而是说行政行为作出后不得擅自变更或撤回。行政行为的撤回是在其具备可撤回的情形下，由有权行政机关作出撤回决定后而使之失去法律效力。但现实中，行政机关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的现象并不鲜见。表现在行政许可方面，作出行政许可后说变就变，给人一种行政机关说话不算数的感觉。也以土地行政许可为例，相对人在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搞建设，但行政机关随意找个借口就撤回行政许可，责令相对人搬迁让出土地，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要对撤回行政许可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查。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看合法要件是否缺损。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即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某项行政许可决定如果缺损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要件，该许可决定就是可撤回的行政行为。二是看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存在不适当的问题。所谓“不适当”，是指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合乎有关善良风俗习惯等情形。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不合法的行为，可以以“违法”为由予以撤回；在有些情形下，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不适当”也可成为撤回的条件。由此造成相对方的损失应由行政机关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但如果行政许可的撤销是因行政相对人的过错，如其通过虚报、瞒报有关材料以欺骗方式获取行政许可，或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共同过错引起的，如收受贿赂，则该项许可被撤回后，相对方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收回，其所受到的损失自负。
三、对被撤销的行政许可争议诉讼的审查
合法有效的行政许可非经法定程序不能随意废止。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许可的废止有两个条件：一是行政许可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相应的许可如继续实施，则与新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因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撤回、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二是颁发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原许可行为继续存在将有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给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撤回、变更原行政许可。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补偿。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由于行政许可一经作出即得以成立，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具有确定性。行政机关事后因故取消该行政许可，是为撤销。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了可以撤销和应当撤销的情形。审理此类行政争议，人民法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是否存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行政许可的情形。这种情况的行为人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虽然有权实施某种行政行为，但对具体的管理相对人、所要处理的事务所作出的处理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其结果是违背法律的，是一种明知不合法而有意为之的行为；是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在履行职责审查行政许可的过程中不能严执行法律，或者疏忽大意，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也予以办理的行为。
2、是否存在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情形。即行政机关或者工作人员并不具有实施该项行政许可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法定职权，但在给管理相对人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因某种原因越权作出了行政许可决定。
3、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情形。因此种情形本文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3
关键词：森林资源行政许可证
1森林资源及森林资源资产
1.1森林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林地以及林区野生的植物和动物。森林，包括竹林。林木，包括树木、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土的乔木林地，疏林她，未成林造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国家规划的宜林地。”根据该规定的精神可知，森林资源是以多年生木本植物为主体并包括以森林环境为生存条件的林内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在内的生物群落，它具有一定的生物结构和地段类型并形成特有的生态环境系统。森林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在进行科学管理及合理经营条件下，可以不断地向社会提供大量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及发挥其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
森林资源按其物质形态可分为森林生物资源、森林土地资源以及森林环境资源。①森林生物资源。包括森林、林木及以森林为依托生存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资源。②森林土地资源。包括有林地、疏林地、宜林荒山荒地等。③森林环境资源。包括森林景观资源、森林生态资源等。因此，森林资源是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综合体。
1.2森林资源资产森林资源是不是商品，有没有价值是林业经济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核心问题。森林资源的价值与价格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1.2.1资产与资源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表的财务会计概念第三辑中，对资产的定义是：“资产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定义为：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因此，资产具有3个重要特征：①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②为某一特定个体所控制。③资产可以用货币来计量。
1.2.2资源与资产资源与资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资产，首先必须是一种经济资源，资产与资源分属不同的管理范畴。两者的物质内涵具有一致性。但又有显着的区别。①资源揭示财富的物质属性，主要以实物管理和数量管理为基础；资产要揭示财富的经济属性，目标是对资源进行经济补偿或价值实现、以价值管理为核心。②取得的方式不同。资源的取得或者是天然形成的，或者是人的劳动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而资产的形成可以有3种渠道:一是由人们认定渠道，将一些资源作为资产;二是由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三是由买卖、租赁等产权交易实现的。③作为资产的资源，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资产总是个体者的资产，主体对其具有控制权。④计量单位不同。资产应能够以货币计量，而资源主要以实物单位计量。
1.2.3森林资源资产森林资源资产是在现有认识和科学水平条件下，进行经营利用，能给其产权主体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森林资源。
森林资源资产的分类：①按其形态可划分为林木资产、林地资产、森林景观资产和森林环境资产等。②按经营管理的形式划分为公益性森林资源资产(如防护林)和经营性森林资源资产(如用材林资产、经济林资产、薪炭林资产和竹林资产等)。
2森林资源和林业管理理论基础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4
行政程序是什么？它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方式、顺序、步骤和时限的总称。应当说程序是权力（利）的运行方式，也是行政权力实现公正的保证。论文百事通一个行政行为只有实体规定，没有程序规范和约束，这个权力是运作不好的。如果把行政管理目标看作结果，程序就是方法。正确的结果往往就蕴含在正确的方法当中。我们的许多干部和群众对程序作用的体验不深，往往认为我办事办对了就行，不需要遵守什么严格的程序，这就是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外国有一位法学家说，迄今为止法治的历史，主要是程序的历史。这话说得很中肯。举个通俗的例子，可以看出程序对于结果公正至关重要。有的国家的学校给儿童上法治课，课题是姐妹俩分一个大苹果，采取什么办法分均？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因为不重视程序规则，无非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由大人给苹果切一刀，俩人各拿一半，但大人也不一定切得很公正，难免引起纠纷；另一个方法就是牺牲一方利益，如三字经上说的，“融四岁能让梨”，从谦让角度来说这是好的，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还是牺牲了一方利益。而这堂法治课告诉孩子们一个程序规则，就是你们谁切都行，但操刀切苹果的人要后拿自己的那一半。这个程序规则制约切苹果的人，必须把苹果切得公正，否则自己吃亏。这就是程序的价值。办事欲达目的，方法必须正确。虽然程序公正不一定能够绝对保证行政结果的公正，但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是不容否认的。新晨
说到行政许可法，它对行政许可办理程序的规定是比较系统、比较详尽的。它按照行政许可的办理过程，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办理期限、变更与延展，并对几类许可规定了特别程序，同时又在不同的环节分别规定了具体的程序制度，如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机关职能分开制度、时限制度等。这些程序制度的作用是：
第一，保证实体规定的正确实施。办事行政许可的实体规定，集中起来说，就是行政机关依法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许可。这些，只能通过履行科学、合理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5
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实现了从放权到控权的过渡。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权利受到限制，而政府的权力却不受约束。《行政许可法》第一次改变了立法观念，防止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而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该法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的范围，规定只有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1)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2)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3)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4)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5)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并且，上述事项中，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根据该法的要求，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之外，只有国务院和省一级政府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的厅局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都不再有权自行设定审批项目，省一级政府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有效期只有一年。
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
任何公共权力的建立都是为保护公民的利益与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权力源于老百姓的授权，权利高于权力。我国全部法律的70％、法规的80％，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的，这些法律法规的绝大多数，都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状况，影响着公民对于法律的态度。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在公民遵守法律和政府依法办事二者中，后者是主要方面，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由于体制上和行政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漠视法律，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什么都想管，却什么都管不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相当普遍。《行政许可法》最显要的原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则扩大了公民的权利。该法赋予了老百姓很多具体的权利，如信赖保护、补偿请求权、赔偿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听证、获得告知、及时得到服务等程序上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过去任何法律中所没有的。权利的发展，意味着权利主体资格的提升、利益的扩增、能力的增强，因此，毫无疑问，意味着人的地位的提高，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整个社会来说，实现了公民权利印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对公民而言，实现了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一次权利的回归。公民将真正成为权利的主人，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任何事项，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但要真正实现权利的回归，政府机关必须做到重大决策要定期向社会公开，要树立服务意识。法律授予政府职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更有效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将是行政机关的首要职能。
三、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1．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强化职能，真正做到“以法为上”。依法治国由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和依法监督等内容组成。在这些内容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点。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里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机构总发生机构膨胀的问题。我国的政府机构也经历过膨胀一精简一膨胀的历史“怪圈”。《行政许可法》的公布和实施的直接针对性就是要求政府该管的管，不该管的要退出。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改变我国的行政领导体制，如英国上下级政府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法律关系，如果“上级”觉得基层政府的做法不对，只能建议其改正，如果人家不听，“上级”就只能用来解决问题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将会彻底消除权大于法的想象，必将大大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
2．行政许可改革之路需警惕新一轮的权力扩张冲动。行政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政府扩张权力的领域总体来讲是越来越小，空间被不断压缩。但是，行政权力无孔不入，具有自我扩张性。《行政许可法》实施后，需要警惕新一轮的权力扩张冲动。法治政府，必然需要法律约束。而约束政府的法律，并不仅仅只有《行政许可法》一部。还应包括之前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以及刚刚完成草稿的《行政程序法》、正在起草的《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只是这众多规范和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体系中的一环。仅靠一个《行政许可法》并不能限制政府部门伸得过长的手。警惕变种的“许可”。行政权力的扩张，除了进军新领域，在原来领域进行“内部挖潜”，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2004年7月1日之后，政府仍然保留了500项行政审批。也就是说，《行政许可法》并不是要取消所有审批，合理合法的审批仍将继续存在。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审批，披着合法的外衣继续大行其道。需时刻警惕“变种许可”的出现，以及新一轮的权力扩张的开始。要改变这种局面，从立法的角度，《行政强制法》和《行政程序法》就该适时出台。政府权力必须细化，用具体的法律条款来固定。
虽然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然复杂而艰巨，但从立法为民的高度来说，一部法律，不论其初衷如何美好，其最终目标不外是推动两个文明建设，让百姓们顺心、满意。《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让我们从立法阶段看到了政府行政与百姓生活水融的美好前景。
[论文关键词]公民权利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
[论文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但还应看到，我国的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行政许可论文范文6
【关键词】 伦理委员会；法律评析；器官移植；行政许可；行政诉讼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下文简称“《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在摘取活体器官前或者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前，负责人体器官移植的执业医师应当向所在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出摘取人体器官审查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不同意摘取人体器官的，医疗机构不得做出摘取人体器官的决定，医务人员不得摘取人体器官。”根据以上规定，器官移植必须取得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下文简称“伦理委员会”）的同意方可进行。
由于不同的伦理委员会设立于不同的医疗机构中，其决定也缺乏统一性。如在何一文、何志刚交叉移植案中，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两名尿毒症患者何一文、何志刚急需进行肾移植以挽救生命，但其亲属均未与二人配型成功，但各自的亲属供体恰恰能与对方的受体配型成功，只要双方交换移植，就可以解决器官来源问题，通过移植手术挽救生命。提出移植申请后，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否决了该项申请，理由是不符合《条例》所规定的活体移植范围。但在二名患者前往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治疗并申请器官移植后，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伦理委员会却对相同的交叉移植申请作出同意移植的决定，随之换肾手术得以进行[1]。两个伦理委员会针对相同的情况作出相反的决定，不仅引起了媒体及公众的广泛关注，也使我们有必要对器官移植中伦理委员会法律地位及行为性质进行反思。
一、伦理委员会审查行为的非终局性
首先，伦理委员会掌握着医疗机构能否进行器官移植的决定权。其审查结果是关系供受体当事人双方健康的重要决定，尤其是于受体而言，是否能进行器官移植往往意味着能否得到有效救治甚至生命能否得到延续。
其次，伦理委员会审查移植申请行为包含着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过程。《条例》第十条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在前述案例中，由于交叉移植供受体双方无亲属关系，因此能否进行移植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上述规定中的“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而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伦理委员会却认为两个家庭为挽救双方病人生命，进行交叉移植，符合 “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从而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姑且不论两个伦理委员会的结论孰对孰错，不可否认的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决定是否同意器官移植时，事实上行使着解释和运用法律的权力。
《条例》尽管赋予了伦理委员会决定是否同意医疗机构器官移植的权力，但并没有规定当事人不服其决定时的救济程序。在上述案例中，正因为法律未明确当事人的救济途径，交叉移植的双方在移植申请被否决后不得不“用脚投票”，离开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转而来到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申请器官移植，并最终实现目的。
对于伦理委员会的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有异议和救济途径，应当设置何种救济途径？我们认为，首先，如前所述，伦理委员会的决定事关生命权、健康权，于当事人极为重要。本着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理念，公民应当有对事关自身生命权、健康权的决定提起异议的权利。“有权利就有救济，行政机关的非政治政策性的法律行为，都应受到司法监督。”[2]同时，对于伦理委员会，有权必有责，其审查决定应接受监督，否则，其作出的决定将可能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其次，伦理委员会的决定涉及到法律的理解和运用问题。按照现代法治原理，一般而言，只有司法机关对法律问题进行最终的认定，包括行政主体在内的其他主体的执法行为仍要接受法院的再审查。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伦理委员会，其对法律的理解和认定不应当具有终极性，应接受司法审查。
二、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行为属于行政许可行为
1、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行为符合行政许可的立法规定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包含以下两层含义：其一，伦理委员会的权力来自于《条例》的授权，符合我国行政法关于非行政机关主体经法律法规授权可行使行政权力的规定。其二，伦理委员会的行为符合行政许可的特征。《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按照《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只有取得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准许，医疗机构方可进行器官移植，否则，不得进行器官移植，显然，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的概念。
2、伦理委员会应成为独立的行政主体
就伦理委员会是否是独立的行政主体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立法要求设立的伦理委员会中，只有根据国家立法作为独立机构并被赋予专门职能的，才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机构伦理委员会不可能具有行政职能。[3]也有学者认为，伦理委员会的设立与职权是法定的，因而机构伦理委员会具有行政职能。[4]
如前所述，伦理委员会的行为符合行政许可的规定，其行为应属行政行为。虽然《条例》规定伦理委员会由医疗机构设立，但其就是否进行器官移植的审查准许权则来自于《条例》的授权，而非医疗机构的委托。因此，伦理委员会应是独立的行政主体。不可否认，《条例》规定伦理委员会设立于医疗机构内并不合理。按照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由医疗机构设立的伦理委员会对医疗机构提交的器官移植申请进行审查，有违中立性原则。因此，我们建议，应当设立独立于医疗机构的中立的伦理委员会，以保证其独立公正地行使权力。
3、应在伦理委员会审查程序中引入听证制度
既然伦理委员会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就应当遵守行政法的程序正义要求。重要的行政行为做出前，当事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力，而器官移植申请于当事人而言，显然极为重要，因此，应在立法中明确伦理委员会在做出审查决定前，应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申辩，并负有应当事人的要求举行听证的义务。
三、伦理委员会审查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我国目前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途径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本文认为，在医疗机构的伦理委员会之上，应建立更高一级的直至国家级的伦理委员会，对某一伦理委员会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伦理委员会提起复议，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讼。
在分析可诉性问题时，可以将伦理委员会和与其类似的学位委员会进行比较，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机构学位委员会一般设立于高等教育机构，是经教育法及学位法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中，北京大学92级博士研究生刘燕文因校学位委员会不同意授予其博士学位，而将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等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享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力。高等学校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北京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9条的规定，设立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依法行使对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权，这一权力专由该学位委员会享有，故该学位评定委员会是法律授权的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具有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并在审理后判决撤销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的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5]
伦理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具有高度相似性，其权力来源均为法律法规，其内容均为准予从事某项活动——一为授予学位，一为实施器官移植。同学位委员会一样，伦理委员会亦应具备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按照行政法治的要求，为使伦理委员会的运作程序、审查标准等更加规范，并在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时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对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有据可恃，应改变目前伦理委员会依靠自治性规范运作的现状，制定统一的伦理审查法。
【注 释】
[1] 两家庭交叉捐肾广州受阻后在海南成功手术.新浪新闻中心.http：//.cn/s/2008-01-08/035714689311.
[2][5] 马怀德.行政诉讼法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5、61-62.
[3] 李志强，蔡昱.医学伦理法律化视角下伦理委员会法律问题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1（10）73.
[4] 滕黎，蒲川.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初探[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