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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配给论文范文1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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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073126；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IRT1176；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课题，项目编号：20100204110030；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E04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助。
摘要：本文利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供给时的信贷完全满足、信贷完全配给和信贷部分配给行为。结果表明：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满足度下降。
关键词：MNL模型；金融机构；信贷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
农村金融市场为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提供了场所。虽然部分农户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额度，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导致的严重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现象则更为普遍，具体表现为：（1）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当中，一部分人的贷款申请被接受，而另一部分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贷款人的贷款申请只能部分被满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信贷配给现象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规金融机构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对农户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等方面有着负面影响。不容否认的是，为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我国政府自1996年起就启动了一系列的农村金融改革，最近又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当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究竟如何？什么样的农户容易遭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或者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农户家庭的特征是什么？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找准农村金融改革的着力点，明晰改革的途径和突破点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常见的信贷配给现象。国际上，经济学家 Jaffee & Russlle （1976）、Stiglitz & Weiss（1981）等人将不完全信息和合约理论运用到信贷市场中，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与道德风险模型，提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存在。Williamson（1988）从事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基于信息经济学基础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就会产生信贷配给。近年来其他学者，例如Meza & Webb（2006）、Arnold & Riley（2009）等从其他角度解释、分析和论证了信贷配给的存在和影响。
国内学者近年来主要从理论分析和数据调查论证对农村金融的信贷配给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关于信贷配给影响农村经济的研究。例如，林毅夫（2000）研究了金融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徐忠和程恩江（2004）研究了利率政策引发农村信贷市场扭曲及其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效率及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造成的影响。第二，关于信贷配给下农村信贷市场的状况。例如，朱喜和李子奈（2006）利用2003年约3 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 考察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时的配给行为；褚保金等人（2009）利用江苏省欠发达的北部地区372个农户数据研究了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朱喜等人（2009）实证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李庆海等人（2012）采用2003-2009年我国1 0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估计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及其对农户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影响等。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规信贷市场的现状， 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理论的一般性探讨和分析，既没有很好区分金融机构供给行为中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也没有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关联性。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框架
为了消除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通常要收集以贷款申请者家庭特征为主的多方面信息，这些信息经过量化处理后就构成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评价指标。依据这些指标，金融机构对每一位贷款申请者做出判断，确定最佳信贷供给行为，以达到自身期望收益最大。
假定农户为申请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其家庭特征信息为HI，金融机构信贷评价优等指标为EI，差等评价指标为BI，如果HI≥E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信贷评价指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达到或超过其设定发放贷款的优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满足农户的全部贷款申请，这时，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等于申贷农户的资金需求。如果BI≥H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只能达到或低于金融机构设定发放贷款的差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信贷供给为零），也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100%。如果EI>HI>BI，则农户的家庭特征水平是介于金融机构信贷评价的优等水平和差等水平之间，因此农户的贷款申请只能被金融机构部分满足，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介于0%和100%之间，或者金融机构认为满足农户的部分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是大于全部拒绝或全部接受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总之，金融机构对每位申请信贷的农户所做的最终信贷供给行为或是（1）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2）部分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3）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其中，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2）和（3）就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者的信贷配给。
如上所述，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都是按照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ing）的原则进行的，这符合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 theory）基础。假定上述的供给行为（1），（2）和（3）构成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的选择集C。在选择集中的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对金融机构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效用。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只会采取选择集中效用对他最大的那一个。我们假设用n来表示申贷农户，n=1，…，N；用J表示选择集中的全部的三种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我们把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所获得的效用表示为Unj，j∈J，且j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1），（2）和（3）之一。因此，信贷供给行为i（i也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之一）被选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是：Uni>Unj，其中j是指不包括信贷行为i在内的选择集中的全部其他信贷行为。
金融机构的每一个信贷行为的效用由两部分构成：决定部分（deterministic component）和随机部分（random component）。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所决定的。家庭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效用的系统部分通常用Vnj表示。还有一部分效用是研究人员观察不到的，也就是说Unj≠Vnj。决定部分效用与全部效用之间的差便是效用的随机部分。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i的信贷行为j，把随机部分效用表示为εnj。这样，我们把全部效用分解成了两部分，如下方程所示：
在选择集C中，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对效用的随机部分εni，i∈C，假设：（1）εni是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2）该概率变量服从双重幂函数概率分布（doubl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如下所示：
综合公式（1）至（3），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表示为如下公式（推导及证明过程，参考McFadden， 1974）：
上式中，分子是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i决定部分效用的幂函数，分母是选择集中所有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决定部分效用幂函数的和。此时，式（4）中效用的随机部分已不复存在，因此简化了选择概率计算过程。
三、计量模型
如上所述，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的有关变量决定的。假设有K个可观察变量共同决定效用的决定部分，因此这些变量与效用有如下线性关系：
上式中，aj是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的固有效用（intrinsic utility）。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都有其独特的aj值，所以共有J个这样的参数。通常这些参数被解释为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的信贷供给行为的收益值。由于模型估计的需要，将J个参数中的一个限定为0，因此只需要估计J-1个这样的参数。xnjk是可观察到的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的共同家庭特征变量。在这里，“共同”是指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这个变量，但并不表示它们的值相等。bk是第k个共同变量所对应的参数或权数。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参数与之对应，但是对于同一个变量不同的申贷农户分享相同的参数，所以，申贷农户标志n就在参数的下标中省去了。可以看到，虽然申贷农户在同一变量上分享相等的参数，但是由于变量观察值的不同，金融机构同一信贷供给行为的决定效用在不同申贷农户之间不等。
进一步，将公式（5）代入公式（4），可得公式：
在上面的公式中，xnjk是已知的观察值，aj和bk是未知的参数，需要估计。虽然不知道选择概率pni，但是知道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的具体的信贷供给行为，因此可用ynj来表示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信贷供给行为选择的结果。如果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是j，则ynj=1；否则，ynj=0。推广开来，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从J个信贷供给行为选择集中采用一种信贷供给行为，统计似然（likelihood）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于全部N个申贷农户而言，似然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公式（8）两边去对数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求得模型参数aj和bk的解。应用最大似然法所估计的参数具有一致性（consistent）、渐进效率性（asymptotically efficient）和趋于正态分布（normally distributed）的特点。因此，对数似然值的计算公式为：
将公式（6）代入到公式（9），并通过对LL进行最大化，便可以求得参数aj和bk的解。在本研究中，是通过程序STATA 110来实现上面的模型估计过程的。
四、数据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用社、农业银行等）不愿向研究者提供分笔贷款的相关数据，因此，笔者的数据收集都是建立在农户访谈调查基础上的。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的数据，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为估计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提供了数据资源和经验证据。然而，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
笔者的调查采用直接法进行，即通过发放问卷或实地调查以诱导农户透露出有关信贷申请金额和实际获取金额的真实信息。本文关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度量如下：“过去5年内（2006-2010年），您家是否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如果申请过，最近一次申请的意愿贷款额是多少？金融机构最后给予的实际贷款额又是多少？”只要信贷申请农户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取任何信贷额或获取的实际贷款额小于其意愿贷款额，则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就是信贷配给。其中，申请贷款但未获信贷的农户为完全信贷配给，申请贷款仅获部分贷款的农户为部分信贷配给。171户样本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也证实了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是很高的，也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 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人， 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
（二）变量选取及统计特征
基于前述的理论模型及计量方法，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为了便于描述和区分金融机构三种不同的信贷供给行为，笔者赋值0，1，2分别表示信贷供给的完全满足、信贷供给的完全配给、信贷供给的部分配给行为。在这里，被解释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
估计MNL模型时，需要将一类信贷供给行为作为参照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参照组的信贷供给行为来说，解释变量对处于此类信贷供给行为的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反的情形。本文中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因此我们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的影响为正，对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土地，房屋，银行存款，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其越大，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就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户主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其越高，越容易及时把握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快速了解农业新技术的动态，从而能够灵活地安排农业生产，降低各种生产经营风险，有利于获取最佳收益。因此，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行为影响为正，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4）户主的性别（gender）。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既然我国农户借款都是户主代表家庭出面申请，因此预测金融机构对户主为男性的家庭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给予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户主的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即青年家庭（18-35岁）、中年家庭（36-45岁）、中老年家庭（46-55岁），老年家庭（56岁以上）。在我国当前大部分农业生产方式仍旧属于劳动密集型，因此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需求能予以满足。（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我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因此金融机构对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的满足性较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因此金融机构也会较多地满足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家庭经济的顶梁柱，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因此，同家庭有较多的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样，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即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的参数被限值为0，因此金融机构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的参数是它们与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参数的对数机会比（log odds），是一个相对值。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见表2），申贷农户的家庭自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户主是否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以及申贷农户家庭资产市场价值的大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有显著影响。
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这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一致，也与褚保金等人（2009）和李庆海等人（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
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的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本文调查的农户所涉及的贷款均为涉农贷款，同其他的消费贷款、非农生产贷款不同，涉农贷款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因而户主具有非农技能容易加深金融机构对其可能挪用贷款从事非农生产，从而引发可能的债务风险的怀疑，进而采用部分信贷配给的信贷供给行为。另外，本文受访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最主要的贡献值是自有农田的市场价值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的市场价值，然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农户的自有土地和宅基地是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产权买卖的，因而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主要部分反映的是市场的理论价值。这一理论的市场价值所占比重越大，农户其他的可流动资产就越少，从而减少了申贷农户寻求资产担保或抵押的可能性，加大了债务风险。从这点考虑，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给予申贷农户部分信贷配给。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被调查地区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积极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山东泰安地区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为例，采用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以受访农户的家庭特征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对69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04%）给予了信贷满足，对84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91%）给予了完全信贷配给，对18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105%）给予部分信贷配给。同以往文献调查类似，本文调查也显示了信贷配给仍然是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的主要行为。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实证研究发现，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调查地区的样本农户的信贷类型属于涉农贷款以及家庭资产主要构成部分是没有实际市场价值且无抵押功能的自有耕地和宅基地，从而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供给。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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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配给论文范文3
一、中小企业诚信指标模型
（一）构建理论依据——信贷配给理论 广义的信贷配给指的是由于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存在一种对贷款的超额需求。当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是由于政府管制因素造成的，这种信贷配给被称作非均衡信贷配给。而现实中存在着很多类型的信贷配给。1981 年斯蒂格利茨和韦兹合著的经典论文被认为是奠定了信贷配给理论的微观基础。斯蒂格利茨和韦兹提出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不对称信息会产生有两种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危机效应。这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信贷风险。利率的道德风险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促使了信贷配给的出现。在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事前的信息在于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无法充分了解顾客的风险状况，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在于监督成本的增加使得银行难以获得贷款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接受了高利率的贷款者在获得贷款后，必然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会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即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而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利率和信贷规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国家宏观政策确定的，即在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主导下的“双重信贷配给”。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年12月的报告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健康指数为6.57分（按照指标设计，满分10分，8分以上为健康，5分以下为不健康），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也处在中下游水平。事实上，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产权结构混乱、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诚信文化缺失等问题，使得银行出于谨慎经营原则，不愿承担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所带来的风险。
（二）模型构建 （1）构建思路。中小企业诚信指标构建的目的在于通过该指标将低信誉水平的企业与高信誉水平的企业分离开来，以改变中小企业融资群在融资中普遍遇到的“门槛过高，信任打折”的现象，为优秀的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并逐步改变由于逆向选择带来的融资成本提高和道德风险造成的信任指数下降的现象。（2）基本假设。一是对象分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存在混合均衡，因此不同的投资者对投资方案会有不同的选择。令投资方案为R{I，S}，I为投资概率，S为诚信指标。二是选择规则。投资者会根据诚信指标决定投资的可能性有多大，做出是否投资的选择和投资多少的决策。三是要素的选择。选择财务指标。依据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偿债能力、获利能力、营运能力进行分析，是对企业整体价值的初步评价。这里借鉴了美国爱德华·奥特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Z分预警模型，其建立的核心思想是，选取一组最能反映融资方财务状况的指标，根据不同的行业赋予不同的系数，并以最后计算出的Z值来衡量投资的风险程度。表达式如下：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X1=（营运资本÷资产总额）×100，X2=（未分配利润÷资产总额）×100，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100， X4=（股票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在构建的模型中，X1， X2，X3，X4，X5 五个变量的取值不变，但由于需根据不同融资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分别赋予新权数a0，a1，a2，a3，a4，即上式变为：Z= a0X1+ a1X2+ a2，X3+ a3X4+ a4X5；公司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评价结果。完善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是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部门构成。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能维持董事会与管理层、管理层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制衡关系，更能通过评价和监督确保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真实可靠。内部审计部门所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能够对上式所获得的风险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外部监管评价结果。风险程度是以财务指标作为评价基础的，因而财务指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因此独立性较高的外部审计部门所发表的审计意见对于降低财务评价风险有着很大的贡献；银行征信体可监督。建立银行征信体系，实现不同银行之间征信信息联网运行，为投资方更好的了解融资方的经营和信誉状况提供便利；信用评级指数。信用评级通过独立、客观、公正的信用分析，依据科学的信用衡量标准，对评级对象的信用状况做出适当的评价。四是模型构建。S=（biB+ciC）Z+d1Mi+d2Mj+eN，将修正的Z值代入上式中，得到最终模型：S=（biB+ciC）（a0X1+ a1X2+ a2X3+ a3X4+ a4X5）+d1Mi+eN。
假设：a.依据内部风险管理体系的健全度和内部审计出具的意见对B选取不同的取值，B∈[0，1]（当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和内部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时，B=1；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或内部审计出具否定意见，B=0.）；b.依据外部审计意见对C选取不同的取值，C∈[0，1]（当外部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时，C=1；外部审计出具否定意见时，C=0.）；c.MAX（bi+ci，1）=1， bi、ci为权重；d.依据银行征信体系的评分确定Mi 的取值；d1表示在诚信指标中所占的权重；e.依据信用评级机构给企业评定的等级决定N的取值，N∈[0，1]（N（AAA）=1，N（D）=0）；e表示信用评级在诚信指标中的权重。
三、举例说明
（一）案例分析 假设有两个企业Y1，Y2同时向某商业银行提出贷款申请。融资者Y1其诚信指标确定过程为：以Y1 披露的信息为基础，依据Z值模型计算出Z1 值大于临界值，这表明依据融资方披露的信息，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良好；Y1 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健全且内部审计部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即B=1。同时外部审计师对该企业也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则C=1，证实了融资者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银行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构都表示Y1 企业的信誉水平很高，即N（AAA）=1。从上述结果可知Y1的诚信指标是该模型确定的可取范围的最大值。
而融资者Y2，其诚信指标确定过程为：以Y2披露的信息为基础，依据Z值模型计算出Z2 值小于临界值，这表明依据融资方披露的信息，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欠佳；Y2 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且内部审计部门出具了保留意见，即B=0。这表明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失真和监督不力的问题。同时外部审计师对该企业也出具了保留意见，即C=0；银行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构都表示Y2企业的信誉水平很低，即N（D）=0。从上述结果可知Y2的诚信指标是该模型确定的可取范围的最小值。银行由此判断Y1，Y2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就能对其贷款申请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结论 建立该模型的目的在于通过该指标将低信誉水平的企业与高信誉水平的企业相分离。一是对于具有高诚信指标的企业来说，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的融资时间，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避免企业因为融资而错失良好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这也是对企业现状的客观反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中小企业的一贯看法。二是对于具有低诚信指标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让其能充分认识自身状况的方式，若要获得融资，必须不断地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信誉水平，降低违约风险。三是对于银行来说，不仅降低了银行的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还在选择贷款人方面更加透明化，大大降低了其风险。总的来说，该诚信指标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信息的不对称现象，从而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这必将提升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的整体信誉水平，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信贷配给论文范文4
关键词：商业信用；银行信贷；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3月7日
一、引言
商业信用是指工商企业之间在买卖商品时，以商品形态提供的信用，是企业之间的一种直接信用关系。商业信用是信用发展史上最早的信用交易方式，银行信用、消费信用等其他信用交易方式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商业信用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欧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原始的简单交易场所集贸市场上，商人允许顾客先行得到商品，然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价款。在中国，赊销作为一种商业信用始于先秦时期，并在宋代得到广泛发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如今商业信用已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短期融资形式，是非金融类企业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纵观国内外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信用的存在动机、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的关系、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等方面。
二、商业信用的存在动机理论
（一）经营性动机。经营性动机是指企业依据市场条件变化，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扩大销售份额或者抑制市场价格波动，最终实现企业近期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以及长远的经营目标实施的反映策略。商业信用的经营性动机的内容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动机、质量保证动机、价格歧视动机和促销动机等等。
Schwartz（1974）首次提出商业信用的降低交易成本动机理论。Ferris（1981）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该理论假定交易为时间的随机函数，存在着不确定性，研究认为，商业信用使得交易中的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在时间上相分离，买方企业在使用商业信用过程中能够获得准确的付款时间，从而减少了预防性资金，节省了交易费用，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资产。同时，卖方企业因为获得了货款收回的准确时间，其对自身资金的管理更加合理，从而减少了经营费用。
Lee和Stowe（1993）指出，不对称信息会导致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当企业对产品质量没有保证时可能会通过折扣率诱导顾客现期支付来转移质量风险。DeLoof和Jegers（1996）也认为商业信用能够有效地解决企业的逆向选择问题。商业信用为客户提供了一种担保机制，如果在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或者厂商没有及时履行服务承诺，客户可以拒绝支付货款。因而，这种交易方式能够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这种情况下厂商向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可以认为是对产品质量保证的表现，向客户传递了对产品质量的信心。
Mian和Smith（1992）认为，商业信用的应用能够绕过相关法令的约束，对客户实行间接的价格歧视，从而获得超额利润。企业通过额外或较长期限的商业信用给边际客户提供一种补贴，从而刺激边际顾客的购买量，增加企业销售利润。Schwartz和Whitcomb（1978）的研究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商业信用政策来稳定市场需求，企业可以使用差异化的商业信用来维持优质客户。
（二）融资性动机。商业信用的融资性动机是指商业信用作为企业重要外源融资方式存在的原因。Summers和Wilson（1999）以英国655家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大多数企业都把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关于商业信用融资性动机的研究，理论界的成果主要包括融资比较优势理论、信贷配给理论和资产转移理论。
Petersen和Rajan（1997）系统总结了融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卖方企业向买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具有三个优势：信息获取优势、控制买方优势以及财产挽回优势。
Meltzer（1960）最早提出了信用配给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Biais和Gollier（1997）从卖方掌握受信企业信用信息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信贷配给的原因，研究认为商业信用有利于卖方和银行整合各自掌握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信贷配给。Fabbri和Menichini（2006）指出在卖方利用资产的优先清算权给买方提供商业信用时，商业信用的使用成本比银行贷款低，因此不存在信贷配给的企业也会使用商业信用。
Burkart和Ellingsen（2004）的研究模型显示，由于原材料较难转移，卖方能够比银行更有效地解决买方转移资产而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Fabbri和Menichini（2006）的研究解释了不受信贷配给约束的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原因。为了利用卖方的资产挽回优势，买方使用商业信用并为卖方提供优先清算权利。这样情况下使用商业信用，买方获得了比银行贷款成本更低的融资方式，因此不存在信贷配给约束的企业也会优先选择使用商业信用。而存在信贷配给约束的企业选择使用商业信用主要考虑到卖方提供的产品特征。
三、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的关系
目前，理论界对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中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到银行信贷约束的企业可以通过其他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获得资金，因此在企业融资中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对需求者在获取信息和执行合同力方面比银行更有优势，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可以依靠自身的资源先从金融机构获得充分的资金，再根据日常交易往来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需求者的信息，通过提供商业信用的方式把资金借贷给生产要素的需求方，因此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中存在一种互补关系。
Petersen和Rajan（1997）以美国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与金融中介保持长期关系的企业较少使用商业信用，而在金融中介不发达的地区企业较多地使用商业信用。Ng和Smith（1999）指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由于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普遍很高，因此企业之间进行的商业信用成为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Yang和Blenman（2008）研究了商业信用的使用与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存在替代关系，商业信用对缓解融资约束有重要的作用。
Schwartz（1974）认为当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越多，其投放的商业信用也越多，商业信用的提供与银行借款之间是互补的关系。Gregory和John（1993）利用全美小企业融资调查报告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统计仅从数量角度验证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的互补关系。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的研究表明商业信用的供给随着银行信贷的增加而增加，支持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的互补关系。
国内对于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比如Ge和Qiu（2007）研究了1994～1999年期间，商业信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使用状况，发现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难获得银行借款。出于融资目的，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使用商业信用，间接说明非国有企业将商业信用作为银行借款的融资替代方式。Cull，Xu和Zhu（2009）的研究认为，在我国受到信贷歧视的企业中，商业信用对银行借款替代作用更显著。石晓军（2009）的研究发现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之间总体平均替代率高达17%，替代系数与同步宏观经济指针GDP之间存在反周期关系。谢诗蕾（2011）通过对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规模、成立时间、行业竞争性等因素后，银行短期借款越多的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支持了商业信用的“再分配”观。
四、商业信用影响因素研究
Petersen和Rajan（1997）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大企业来说，中小企业获得和提供的商业信用都较少，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年龄、投资机会、所属行业、现金流以及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是影响商业信用的显著因素。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研究发现，拥有大规模银行系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提供和获得的商业信用都较多，说明在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市场交易相对活跃，企业往往更加普遍使用商业信用这种非正式的企业融资渠道。同时研究表明，在司法系统有效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使用较少，这说明在有效的法制保障下，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从银行取得贷款，从而减少了对商业信用的使用。Fisman（2003）利用44个国家3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金融体系较差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使用较多商业信用的行业中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John Wiley&Sons（2003）研究表明价格、竞争、融资等因素对商业信用的运用都存在一定关系。
杨松令和赵西卜（2003）以中小企业为样本，对影响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余明桂和邹振松（2005）进一步以非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构成的大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商业信用使用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而且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企业的商业信用使用显著高于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对较发达地区。谭伟强（2006）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研究发现，企业所获得的商业信用与公司规模、销售增长率、财务杠杆比率和国有股比例都显著正相关，而与短期银行借款比例和销售毛利润率显著负相关。肖莉（2008）着重考虑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行为的影响。刘凤委（2009）的研究表明地区信任水平通过影响交易成本进而对商业信用模式产生影响，信任越高的地区，更少采用成本较高的应付票据和预付账款。余明桂、潘红波（2010）证明了商业信用的竞争假说，发现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多地以商业信用作为产品市场竞争手段，还发现这种效应发生在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李朝晖（2012）考察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现金持有量的关系发现：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比重的提高会引起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商业信用和现金持有量的这一正相关关系受产权制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国有产权会强化这一正相关关系。张新民、王珏、祝继高（2012）检验企业市场地位对其商业信用及经营性融资的影响。应千伟、蒋天骄（2012）验证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国有股权对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两种影响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五、小结
纵观国内外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信用的存在动机、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的关系、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等方面。其中，商业信用的存在动机主要分为经营性动机和融资性动机两大类。目前理论界对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替代关系，一种是互补关系。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企业规模、年龄、投资机会、所属行业、现金流、产权性质以及制度背景等方面进行。
从国内的上述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商业信用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的研究十分零散，相关方面的问题还未达成一致的结论。此外，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分配中更易于侵害中小企业的利益，使其贷款愈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信用作为企业融资的另一大来源，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鉴于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研究商业信用与中小企业的增长之间的关系亦将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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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配给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本文从内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三个方面描述 了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并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了产生困境的原因。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民经济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在解决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根据新的中小企业标准 ．我国中小型企业 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6％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 gdp的55.6％ 中小企业提供的出13额 占62.3％ ．上缴的税收占42.3％。此外．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 75％ 的城镇就业岗位。然而与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是，融资难一直是 困扰中小企业发展 的一个大问题 。
一、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 内源融资。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中 内源性融资占主导地位 ，但其总体状况却不尽人意。首先．我国中小企业依赖于内部人融资的程度很高。企业内部股东的亲朋好友和企业内部股东提供的初始资本以及随后追加的资本起了主导作用。其次 中小企业利润分配过程中留利不足自我积 累意识差。中小企业内部利润分配中多存在短期化倾向，缺乏长期经营思想 自身积累意识淡薄，在利润分配上几乎近于 ”分光”。
2 间接融资。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的限制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不成熟，其间接融资过分集中于银行贷款。在国有商业银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的形势下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困难重重。首先，银行贷款数量少。由于中小企业 自身的不足国有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发放国有大型企业致使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比例远低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例 。其次 ．信用担保制度不健全 使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小固定资产少等特点 因而银行贷款需要第三方提供担保。最后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制不健全没有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 。
3 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近几年随着中小板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开辟更为广阔的融资渠道 然而我国的股票融资机制还存在这许多的不足之处。首先 ipo审核时间长、不可预测。虽然我国证券发行上市采用了核准制 但仍以实质审核为主基本无法确定能否通过发审委的审核。其次 发行上市门槛高、层次较单一。 虽然深交所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块但与主板市场的区别不大 只向多层次市场迈出了很小的一步。此外，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远落后于股市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发展其不发达程度在交易市场上表现突出 1 995年～1 999年股票交易额占交易额的83 56％ ，债券占1 6 44％ 其中企业债券仅占2 33％。由于我国实行 “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规模管理方式，中小企业很难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来获取资金。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成因分析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原 因和外部原因两种情况。
1 内部原因
(1)中小企业有较大的财务风险。净收益理论认为企业债务融资的成本比股权融资的成本低 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会随着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选择不同而发生变化企业更多地利用债务融资 增加债务资本比例，会提高财务杠杆比例 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企业的市场价值相应提高。由此中小企业为了求得较低资本成本会尽量保持较高比例的负债。然而较高的负债水平 ，必然会使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增大从而导致较高的财务风险。
(2)中小企业信用道德风险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低 而且大多缺乏抵押品 金融部 门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依赖于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因此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更高。而且中小企业通常自有资本较少，面临更为激励的市场竞争亏损和破产的可能性更大。由于破产成本低 自身没有更多的商誉价值 因此 中小企业比大企业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更大．破产逃债的动机更强，这在中小企业的融资的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证明。
(3)权益资本成本过高。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要求融资规模大这样与筹集到的大规模资金相比．发行费用微乎其微。而中小企业所需资金的规模一般偏小．发行费用相对来说很大 ，导致其在资本市场上等资难。
2 外部原因
(1)中小企业融资的所有制歧视。长期以来．我国在资金配置方面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因素，融资渠道被国有银行垄断，银行贷款完全为国有经济服务。改革开放后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长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不可能一下子随着经济体制变革而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个转变需要更长的过程。国有银行垄断了资金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资本市场处于政府控制之下，这些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资金 中小企业只能从银行得到很小一部分贷款。
(2)过度的金融管制。在市场不完全条件下金融机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借款人的请求而会进行信贷配给。在金融过度管制下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更为严格并且金融机构对风险也会更加敏感由于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透明更加严重从而它的风险也就会最高，从而中小企业将成为金融机构进行信贷配给的首要对象，甚至会拒绝给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3)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制约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结构上看中小企业对长期资金需求最为迫切金融机构即使给予贷款多为短期一般在1年以下这种短期资金只能作为企业流动资金运用而对于企业长期资金周转和长期发展投资资金则无法满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数量过少实力和规模也不大使得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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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配给论文范文6
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而这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银行信贷资源。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部分行业（特别是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风险不断暴露，严重阻碍地区经济增长。银行信贷资源错配成为产能过剩背后“推手”，加剧了产能过剩现状，而产能过剩风险又会导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日渐恶化，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影响区域金融稳定。本文从金融抑制和“合成谬误”视角，结合川威集团案例，分析了银行信贷资源错配产生的原因和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区域经济金融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信贷资源错配；产能过剩；金融抑制；金融风险；金融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在市场充分竞争、没有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的条件下，生产企业能够根据市场信息调整其产量以达到市场均衡，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实践证明，这也是发达国家较少出现大面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而当前我国却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该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决定金融，但金融发展状况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当银行信贷资源在行业配置中出现不均衡，就会导致银行信贷资源错配发生，大大降低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最终影响经济发展。事实表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和产能过剩之间有密切联系，信贷资源错配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金融诱因。目前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这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银行信贷资源，换个角度讲，银行信贷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推手”，而产能过剩风险暴露后银行信贷资源退出困难，又进一步成为化解产能过剩的阻碍。本文将主要对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与信贷资源错配问题进行研究。2003年开始，我国钢铁行业就出现了产能过剩势头，在2008年国家“四万亿”强刺激政策的推动下，钢铁行业产能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最终导致钢材产品严重供大于求，价格持续下跌，大部分钢企利润下降甚至亏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09~2011年大中型钢铁企业处于微利，2012年全行业亏损，2013年钢铁主业仍处于盈亏平衡边缘。据世界钢铁协会分析认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达到5亿吨，其中亚洲占3亿吨，我国占2亿吨。钢铁巨量产能背后是大规模的银行信贷资源投入，而面对大量钢铁企业经营困难出现亏损，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急剧恶化，对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因此，研究银行信贷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对于合理配置银行信贷资源和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研究进展看，国内已有很多文献涉及过产能过剩问题，但纵观国内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侧重于分析产能过剩的成因或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而对银行信贷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本文将通过案例，在回顾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金融抑制、“合成谬误”等理论成果，对四川省第二大钢铁企业川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威集团”）进行深入剖析，试图全面梳理银行信贷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机制，以及二者对区域经济金融的影响，最终为制定相关政策奠定基础。
二、文献回顾
（一）有关产能过剩的研究
产能过剩是由于企业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导致产品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容纳能力从而引发产品过剩的现象,其具体表现有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企业的库存量大幅上升,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会加大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加剧本已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Fair(1969)最早提出要素窖藏理论。他认为企业之所以要窖藏生产要素，根本原因是企业为防御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而调整生产要素规模所产生的调整成本要高于要素窖藏的成本,理性的企业会选择窖藏而非调整生产要素规模。Abel(1983)、Fay和Medoff(1983)等学者通过理论、实证分析证明了要素窖藏行为的存在。企业威慑进入策略是指企业将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可置信威胁策略而将要素处于闲置状态，以达到阻止潜在进入者进入该行业的目的。Bain(1976)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将产能过剩视为一种策略，目的是为潜在进入者设置进入壁垒以此保持高额利润，Spence(1979)用数理模型证实了Bain的观点；Sperice(1977)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当潜在进入者选择放弃进入时，该行业内保持多余生产能力的在位企业,会面临生产成本增加,产出减少,价格上涨,市场需求下降从而加剧行业产能过剩现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认为土地等产权模糊以及金融资源的滥用是引发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原因。这种体制的缺陷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调节作用，并导致在经济过热时企业通过获取土地使用权并利用其获得银行贷款,最终形成大量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考评机制也会驱使其运用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提供地价划转土地等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保证这些投资的进行,这就使得企业投资成本远低于社会成本,助长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最终导致产能过剩问题的产生。在这一问题上,李军杰、钟君(2004)、刘西顺(2005)、谢国忠(2005)、陈明森(2006)、王立国、张旭(2010)以及江飞涛（2012）等学者也有过相应的研究。上证研究院在对产能过剩问题形成机理的研究中指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及对产能的主导是产能过剩的体制原因,地方政府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很大程度取代了市场作用,产量超过了市场需求,最终导致产能过剩。
（二）有关信贷资源配置的研究
斯密和李嘉图是最早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市场存在可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自发实现对国民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Bagehot（1873）在其研究中就指出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具有优化资本配置的功能。LanceD.（1986）在Bagehot（1873）的研究基础之上指出，银行可以甄别项目，将资金投向回报较高的项目中去，从而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王振山（2000）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应用于衡量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并结合帕累托最优标准，提出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白钦先（2001）从理论层面上讨论得出合理配置资金是提高金融效率的有效手段，而资金配置是否有效将决定社会经济的增长水平。吴竞择、韩芳（2007）通过比较研究1994年和2005年中国信贷资金配置数据，发现银行信贷资金配置存在明显的行业集中、城市集中以及区域集中的问题，且银行信贷资金区域分布的不均衡越来越明显。钟磊（2010）研究发现，在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银行信贷资金的总量投入拉动作用要远大于资金综合要素的拉动作用，且地区资金配置效率整体偏低。朱天星、高丽峰及王赫（2011）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信贷资金的分布情况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有关信贷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研究
根据Chacholiades对错配的定义，信贷资源错配可以理解为由于市场不完善而无法形成信贷资源最优化配置的一种客观现象。韩国高和王国立(2013)对1999~2010年中国产能过剩行业的数据分析发现，产能过剩行业的整体投资和自筹资金并没有得到抑制，资金仍被转移到了产能过剩行业。谭劲松(2012)等通过研究认为之所以产生错配是由于政府干预，导致银行大量贷款被投向产能过剩行业。魏开华(2013)也通过无锡尚德的案例发现商业银行在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退出机制不完善，并认为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受到了产能过剩环境的影响(谭劲松，2012；魏开华，2013)。刘铁彬（2013）认为“两高”行业、传统加工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等三类产能过剩行业的银行信贷投放冲动加剧了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而信贷投放背后的原因又各有不同。赵婉妤、江珊（2014）在分析我国银行业信贷资源错配原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信贷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康守松（2014）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及风险防范”研讨会上指出，产能过剩行业在经济上行阶段由于资本利润率一般高于其他行业，从而其获得资金包括银行信贷的能力也较强。产能过剩随着经济周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导致银行信贷风险无法避免。产能过剩与银行信贷风险交织存在互为因果，企业负债水平在产能过剩出现下行拐点之后的较长时期都难以下降，从而导致银行信贷风险不断上升，最终成为产能过剩企业高债务风险的承担者。
三、理论基础
（一）金融抑制理论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首次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通过采取行政手段等措施过多干预金融市场从而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发展的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导致金融与经济发展“退化”的恶性循环。政府所采用的干预手段更多的是通过各种金融政策或金融工具实现“利率管制”，将信贷资源投向自身偏好的项目或领域。正是由于这种“管制”，如果将通货膨胀率纳入考虑，往往实际利率为负值，这就会大大降低储蓄规模，进而出现银行信贷资源供不应求的现象。但是在这种金融环境下，市场无法发挥其调节导向作用，加之政府部门的不断“干预”，就会导致市场出现信贷配给，影响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出现错配现象。金融抑制在现实中的主要体现是金融市场的价格不断扭曲并出现信贷配给。如过低的利率无法反映出资金的稀缺程度以及供求情况，加之政府干预往往导致银行信贷配给，信贷资源不断的向低效率投资集中，更多的支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终导致银行信贷资源出现错配，配置效率低下。我们可以看出金融抑制对于实际经济的影响：r为市场均衡利率，r1为受政府干预情况下的利率，S、D（D1）分别为供给和收益曲线，在只考虑政府对利率管控的前提下，资金供应量会随着利率的下降不断减少，如图中利率为r时，资金供应量为Q，而利率下降到r1时供应量减少到Q1，在现实中，投资需要资金支持，随着资金供应量的减少，投资也会减少并影响经济增长。资金配置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受贷款市场利率的影响，而金融抑制的存在会使利率受到干扰并影响资金配置效率，这里主要考虑两种情况：一是银行竞争不充分的条件下，银行机构将贷款利率定为r2，此时银行将获取r1r2的利差(租金)，供求各方的总收入为afQ10，低于市场完全竞争时总收入为aeQ0，资金配置效率未达到最优；二是受政府干预，贷款利率r1低于均衡水平r,由于利率水平较低，市场需求便会高于均衡水平Q达到Q2。银行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根据企业的收益率进行配给，但受制于现实环境银行无法完全掌握企业真实信息，此时实际得到资金的企业的收益曲线将向左移，低于真实水平，而供求双方及银行的总收入仅为acQ10，比前一种情况的收入更少，说明资金配置效率更为低下。从理论上看，金融抑制使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政府的干预（不仅是利率），更多是导致信贷资源按照政府意愿进行配给，产生错配，特别是地方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而不会考虑其是否存在或是否会导致产能过剩的现象。我国金融抑制政策主要是信贷市场的抑制（栾天虹,唐勇，2001），低利率和廉价资本的行政配给是其典型特征，持续性金融抑制已导致了我国产业和金融结构的失衡，产业升级受阻，产能过剩问题严峻（潘英丽，2013）。
（二）“合成谬误”问题
萨缪尔森在1955年便提出了“合成谬误”（FallacyOfComposition）问题，在其著作《经济学》中对“合成谬误”问题做出以下解释：在某种情况下对于个体来说是成立的，从而认为对于整体也是成立的，这便犯了“合成谬误”。主要是由于在个体成立的某种前提条件对于整体情况来说就不一定存在，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对总体进行分析时不能将个体得出的结论进行简单套用。合成谬误的典型特点就是自我强化和互相促进，人们在努力避免某种结果的发生会促使其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行为，并引起一个恶性循环，这与人们的初衷可能恰恰相反。之所以会导致出现合成谬误问题，主要是由于现实中信息不完全，不存在“完全信息”。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当经济波动时，任何利益主体都有可能成为合成谬误的推动者，他们会按照自己的预期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尽快采取行动。经研究表明，合成谬误问题会导致经济波动加剧、损害市场效率，并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合成谬误更多被运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但在金融体系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合成谬误问题来解释一些金融现象，金融体系内存在的合成谬误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间基于对经济形势的一致性判断的趋同行为。如美国“次贷危机”形成过程中，整个房价呈不断上行态势，所有人包括众多金融机构都坚信房价不可能下跌，金融机构大量投资于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从而致使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流动性过剩，加剧房地产泡沫积累，最终引发危机。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行业产能扩张需要银行信贷支持，而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合成谬误问题。由于我国经济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市场对某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很容易产生共识，企业投资就会产生“潮涌现象”，大量资金涌入这个行业，在市场预期向好的情况下，银行机构会有放松贷款标准的冲动，加大对这个行业的贷款投放力度。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加之企业对市场判断失误，单家银行的理性放贷行为可能导致整体贷款投放过于集中，使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并产生错配，成为行业产能盲目扩张的“推手”，产能远超出市场需求而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当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以至于出现风险时，银行贷款又将面临风险并再次出现合成谬误问题，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四、实证分析：以川威集团为例
（一）川威集团相关概况
川威集团目前为四川第二大钢铁集团公司，该公司依托钢铁产业发展为一家集资源开发、回收利用为一体的民营多元化产业集团，是四川省委、省政府重点培育的5个千亿元级产值的大企业大集团之一。过去10年，四川钢铁行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西部大开发、灾后重建与“四万亿”投资，极大拉动了川内钢铁市场和项目投资。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份额，2009年川威集团预算投资60亿元建设“钒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战略转型，省、市、县三级政府都大力支持其转型升级扩充产能。2013年“钒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产后，即遭遇钢材市场下滑，企业主要以新生产线生产，产能利用率仅64%（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当产能利用率低于81%就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当年钢铁生产板块亏损1.88亿元。受钢材市场价格持续下降的影响，川威集团经营困难加剧，产量同比大幅下降，亏损急剧扩大。部分银行机构出于控制信贷风险，开始收回川威集团到期贷款并拒绝续贷，同时要求增加存量贷款的担保抵押物。到2014年7月，川威集团资金链彻底断裂，宣布对外停止支付一切债务本息，并向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川威集团债务危机爆发。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末，川威集团的金融债务余额高达230余亿元，涉及金融机构46家，其债务率高达92.57%。
（二）金融抑制视角下的银行信贷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因受政府的各种干预而导致金融抑制，其对银行信贷资源的影响是无法按照市场需求配置，最终致使银行信贷资源在产能过剩行业产生错配。在经济发展初期，金融抑制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正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使我国的经济在近10年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经济发展到工业化中后期，政府干预的“后遗症”逐渐暴露。随着我国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体制的确立，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扭曲，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体制性因素被逐渐消除，但地方政府间接干预经济的能力，尤其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能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化。地方政府采取各种优惠手段，使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和风险外部化，无形中促使大量的银行信贷资源集中，错配到政府看中的项目或企业。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包括低价出让土地、财政补贴、税收豁免期、为贷款提供政府担保以及对企业进行注资或对亏损企业进行补贴等，会诱导银行信贷资源产生错配，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企业正常的投资活动。地方政府干预最常用的手段即是低价出让土地，为推动项目的发展，政府还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予补贴或行政支持。廉价的土地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对企业形成了补贴，还为其提供了“隐性”信贷支持。企业将土地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以市场价值体现，从表面上看产权比例较高，但实际企业自有资金很少，无法反映自身经营的真实情况。此时，企业以廉价获取的土地按照市场评估价向银行机构申请贷款作为项目投资资金，而银行机构因企业过度投资风险被掩盖，加之地方政府对重点项目的信贷担保和协调，在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或补贴，使得银行机构高估企业真实盈利水平，最终致使银行信贷资源产生错配，促进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能过剩风险不断积聚。就川威集团而言，政府的干预行为导致银行信贷资源错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远低于市场价出让土地。为确保川威集团“钒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落地，当地政府按照招商引资政策以远低于市场价格为其提供工业用地5000亩，而川威集团又将该土地全部抵押给银行获取项目贷款数亿元；二是税收优惠或减免。地方政府对“钒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税收按照“两免三减半”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优惠，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前两年100%返还，后三年返还50%。此外，新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需抵扣的增值税还可以在项目产生的税收中抵扣。三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川威集团投资及招商引资新办企业自投产之日起3年内免除环保排污费及超标排污费、污水处理费以及代省市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外的其他行政事业性等费用，减半收取经营性费用，按最低标准收取服务性费用。四是提供各类名目的补贴。据统计，2012~2014年期间，川威集团下属成渝钒钛就获得政府各项补助高达8.07亿元。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支持，银行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企业实际盈利能力，贷款条件有所放宽（甚至主动介入），间接鼓励企业在产能过剩基础上的投资，并通过集团公司内部的股权质押、担保等从银行获取项目贷款，最终导致投资严重超预算，并且集团在多条战线上呈现出非理性的扩张，致使企业自身债务率过高，产能过剩风险陆续暴露。
（三）合成谬误视角下的银行信贷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信息不完全是导致合成谬误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银行贷款中存在的合成谬误问题也是受信息不完全限制。
当人们对于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看好时，会促进投资的增长，而银行机构在对市场的预期乐观的基础上，其放贷意愿逐步增强，贷款规模会不断扩张，这对经济的增长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并使得市场预期更加向好。如此“正反馈”，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不断上升，资金需求越来越大，而银行机构此时为其提供大量的信贷支持。在一定程度范围内，这种“正反馈”会产生良性循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无法掌握行业整体情况以及其他银行的相关信息，单家银行主体基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现状等分析的放贷行为，从当时来看可能是理性的选择，但从总体上来说可能就会出现贷款过度甚至是错配的现象。在产能过剩行业有着明显的合成谬误问题存在。在经济发展初期，行业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出于提高产能利用率的目的，此时通过获取银行贷款加大投资扩张产能，能够有效发挥规模效应作用。当产能利用率达到一个峰值后，随着投资的增加产能利用率会逐渐下降，即导致产能过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信息不完全的影响，银行机构和企业都会出现合成谬误问题。一是银行贷款合成谬误问题。对于银行机构而言，在信贷资源配置时，银行机构会根据其掌握的信息进行分析并做出放贷决策。但银行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是完全的，单家银行机构无法充分了解行业的具体情况，如行业整体发展情况、供求状况以及产能扩张的程度对市场的影响等。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机构所做出的放贷决策可能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对某一行业的发展前景达成共识并有良好预期的情况下，银行机构放贷会有明显的“羊群行为”，加之银行机构“垒大户”的偏好，单家银行会参照其他银行的做法做出信贷决策，出现过度放贷或贷款集中的现象，导致信贷资源产生错配。而这样的错配却满足和支持了企业产能扩张的融资需求，致使产能加速扩张，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的局面（见图3）。2012年我国钢铁行业效益大幅下滑，出现多年未见的全行业亏损。为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政策要求严控相关行业的信贷投入，但在这种背景下川威集团仍然受到银行机构的青睐，银行机构竞相放贷。据统计，川威集团风险暴露时其金融债务高达230多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79.6亿元，涉及银行机构41家。正是由于合成谬误问题导致银行信贷资源扎堆、错配，助长了川威集团钒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超预算投资以及集团整体的非理性扩张。二是企业扩张合成谬误问题。对于企业而言，无法准确把握整个行业的总体情况，包括企业数量、产出总量等，在行业不断扩张发展时，企业对产品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反应会有一个滞后期，这时企业很容易对行业未来的前景产生共识，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涌入该行业，即出现投资上的“潮涌现象”，直接导致出现产能过剩的后果。在我国钢铁产能已出现明显过剩的情况下，川威集团为实现战略转型，扩充产能，“上马”钒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企业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对市场做出判断，并不断加大投资，最终该项目投资远超预算，实际总投资达到上百亿元，这也使企业债务不断加重。正是由于企业自身盲目扩张，川威集团资产负债率由2012年的68.46%上升至2014年的92.55%，资产负债率的飙升导致企业经营财务成本大幅提高，而面对产能过剩的现状，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成为危机爆发的诱因。
五、影响效应
（一）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经济增长受阻。内江市作为老工业城市，近年来工业发展迅速，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水平。川威集团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内江市支柱型产业，其对内江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较大，这也使得政府在产能过剩背景下推动其扩张发展。川威集团风险暴露后，内江市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2015年以来规模工业增加值连续4个月呈负增长。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季度内江市GDP增长仅为0.3%，比2014年末增速下降了8.6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排全省倒数第二，仅高于凉山地区；2015年上半年GDP增速虽然有所上升，但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而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4%，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更是下降7.1个百分点。
2.就业问题凸显。当产能过剩风险暴露后，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在市场需求未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产能无法释放，生产所需员工急剧下降。川威集团危机发生曾一度处于“停摆”状态，所有一线生产员工回家待岗，对社会稳定也造成严重影响。依托该企业的上下游链条主体生产经营也持续下滑，出于成本控制，必然会裁减员工。如果产能过剩风险得不到有效解决，企业一旦破产，上下游企业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在短期内必然会导致区域就业压力上升。据了解，在此次危机爆发后，仅川威集团钒钛钢铁板块就裁减员工4000人左右；2013年集团公司员工人均收入3.38万元，2014年减少到3.04万元，随着生产经营的持续恶化，员工面临“下岗”的形势更加严峻，员工收入急剧下降。
3.对行业企业的影响。川威集团作为一家民营多元化集团公司，其业务涉及三大板块七大产业，包括现代制造业（矿产业、钒资源综合利用、水泥业）、现代服务业（贸易业、物流业）、新型城镇化（钢结构业、房地产业）等，其直接控股或关联公司多达60余家。该集团公司在已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还盲目扩张发展，在风险暴露后造成集团公司及其控股或关联公司生产经营困难，半数以上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生产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而集团公司整体亏损日益严重，曾一度处于停产状态，并向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在省、市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川威集团恢复了生产。但由于银行信贷资源错配的局面未有改善，企业债务率、财务成本高企，市场需求未得到明显改善，川威集团仅维持简单再生产，并未产生任何效益，亏损还在持续。得益于川威集团前期的发展，当地乃至辖内很多企业成为其上下游供应链条主体，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受川威集团风险的波及，这些主体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方面生产经营大幅下滑，另一方面银行机构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企业新增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阻碍了这些企业的发展转型。
（二）对区域金融的影响
1.银行信贷退出难。一是产能过剩风险暴露前银行信贷退出“主观难”。银行机构基于对市场的良好预期，导致银行信贷资源在产能过剩行业错配，大量的存量贷款集中。从理性角度出发，对于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银行机构应逐步加大压缩退出力度，但银行受考核的棘轮效应影响，银行机构要完成贷款增长考核任务，在未找到新的贷款投放项目时银行机构在产能过剩行业存量贷款退出主动性不强，有的甚至新增大量贷款。如2013年，某国有银行内江分行在川威集团钒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产后，对川威集团上下游供应链条主体发放贷款高达15亿元。二是产能过剩风险暴露后银行信贷退出“客观难”。由于产能过剩行业中单个企业规模一般较大，贷款较多，涉及的金融机构多，情况复杂。如果银行机构只考虑自身利益，单方面采取收贷、抽贷等措施，其结果是导致本已资金链紧张的企业快速陷入债务危机，快速倒闭或破产，最终银行机构成为企业风险的承担着。2014年上半年，川威集团经营困难加剧，亏损面扩大，而部分银行开始收回川威集团到期贷款并拒绝续贷，同时要求增加存量贷款的担保抵押，直接导致川威集团危机爆发，而后各家银行机构被“套牢”，在保持存量的基础上为其到期贷款转贷、续贷。
2.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急剧恶化。银行信贷资源错配导致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集中，而这些行业内的企业规模都较大，一旦风险被刺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的可能性很大。川威集团拥有众多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在获取银行贷款时往往是通过集团内部的这些公司进行担保或抵押，危机发生后，由于连锁反应，相应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导致辖内银行机构不良贷款及不良贷款率急剧上升。截至2015年6月末，内江市不良贷款余额61.9亿元，比年初增加26.8亿元，已连续11个月反弹；不良贷款率9.1%，比年初上升3.4个百分点，在全省各市州中最高。而川威集团对全市银行业资产质量恶化影响显著，仅川威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就已形成不良贷款47.2亿元，并有继续上升的可能，某国有银行主要受川威集团影响，其不良贷款率已高达50.62%。在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银行机构发放贷款就趋于谨慎，加之银行机构资产质量不断恶化，在发放贷款方面会更加趋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银行机构都反应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从而影响信贷投放力度，最终影响地区经济增长。
六、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本文针对产能过剩问题，结合川威集团风险案例实际，从金融抑制、合成谬误视角分析了银行信贷资源错配产生的根本原因和信贷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作用，以及二者对区域经济金融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占据的银行贷款规模较大，并且存在较为严重的银行信贷资源错配问题。企业扩张投资需要资金，而银行信贷资源的错配正好为其提供廉价的资金，这也成为了企业过度投资的直接“推手”，在市场需求未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峻。
2.政府干预行为、信息不完全等问题会促使银行信贷资源产生错配，加剧产能过剩现状。地方政府出于提升政绩的目的，采取各种行政手段，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干预企业投资，会诱导银行信贷资源集中并产生错配；同时，由于信息不完全，银行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行业发展前景判断错误，企业对市场预期值过高，导致银行放贷的“羊群行为”和企业投资“潮涌现象”，最终使银行信贷资源产生错配，企业盲目过度投资，使本已产能过剩的行业出现更多过剩产能。
3.银行信贷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会严重影响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目前，产能过剩企业大多是当地经济支柱，产能过剩风险暴露后，企业生产经营恶化，大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使区域经济增长严重受阻，就业压力急剧上升，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由于银行贷款在风险暴露前退出不主动，导致退出困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急剧恶化，削弱了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力度。
（二）政策建议
1.完善政绩考核体系，重新定位地方政府职能。中央政府针对目前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存在的弊端，要进行重新调整、重新定位。地方政府应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引导地方财政更多地投向民生公共领域，从管理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同时可参考借鉴国外政绩考核的成功经验，加强公众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评价。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产能过剩行业的调节作用而非干预，对风险暴露的企业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严格依照法律框架和市场规则进行救助，既要避免中小企业被融资成本拖垮，也要防止大型企业倒逼银行等情况，防范处置不当造成集聚更多风险或影响市场正常秩序。
2.完善信贷资源配置机制，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一是针对目前银行信贷资源错配的现状，监管部门可探索在产能过剩行业建立融资限额动态管理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调整信贷规模，从而提高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企业实现优胜劣汰。二是强化对银行经营行为的事中监管，对银行机构的表外业务进行有效监管，促进信贷资源的合理配置，遏制产能过剩和低效的投资项目的融资空间。单一企业贷款介入的银行机构主体不宜过多，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银行机构协调、行动不一致的情况发生。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具有发展潜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足够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企业的信贷支持，优化贷款的审批流程、抵押方式、期限设计等，创新金融产品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四是对于产能过剩行业，金融机构要逐步压缩存量贷款，避免出现各自为政或退出过快导致企业资金链突然断裂引发风险，危及整体贷款安全。
3.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鼓励直接融资。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票据、信托产品以及利用融资租赁、并购重组、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有效增强企业自身筹资能力，降低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加强中小民营企业上市培育，对各个环节给予辅导和帮助，推进区域产权交易市场建设，鼓励企业通过股权融资。
4.完善企业退出机制。由于退出成本较高，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难以退出，使得产能过剩化解困难，所以必须降低企业退出壁垒。一方面制定激励政策，鼓励产业过剩行业企业主动退出。地方政府要在土地、资金、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企业兼并重组，解决企业退出存在的担忧。另一方面要加大淘汰落后的力度，严格执行《新环保法》标准，对未达标的企业执行严格的淘汰制度，同时政府制定相应配套制度，解决好淘汰企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以保持社会稳定。
5.进一步完善风险监测和处置机制。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建立对区域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集团企业或龙头企业总体债务和关联担保风险情况的监测分析机制，对于企业过渡负债、关联担保的情况进行提前预警。对于风险企业存在多头授信问题，涉及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的情况，应积极促进各家债权机构达成共识，依法制定最优处置方案，统一采取行动，形成最优处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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