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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论文范文1
[关键词]：要式与不要式，保险合同，相对要式主义
保险合同的形式是指订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达成的协议的表现形式。按照其表现形式不同，保险合同可以分为要式保险合同和不要式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是否是要式或不要式的规定比较模糊，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条对此进行了规定。这个规定是否具有合理性，笔者认为值得怀疑。今特发表拙见，以期能对该《征求意见稿》的正确制定有所裨益。
一、学理上的论争
在保险学与保险法界，关于保险合同的形式存在不要式说、相对要式说和绝对要式说三种学说。
1.不要式说。
在台湾，多数学者认为保险合同为要式合同，但是保险合同的成立是否必须以法定的保险单或暂保单为要件，见解并不完全一致。有学者认为，保险单或暂保单的签发，并非保险合同成立的效力要件，只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凭证。[1]（P9）保险合同为不要式合同，若保险合同必须签暂保单或保险单后保险契约才告成立，不切实际。[2]（P38）而且保险契约以由双方当事人“约定”为已足，不以保险单（或暂保单）或保险费之交付为必要（并非交付要式契约）；亦不以作成书面为必要（亦非书面要式契约）。[3]（P211）按着保险通例，保险契约虽事实上皆作成保险单，但其效力的发生不紧于保险单，但若坚持保险契约非做成保险单不生效力者，有碍于交易之安全与灵活。[4]（P112）因此，不论从现行立法还是法律理论，都应认定为保险合同为非要式合同，出具保险单是法律规定的保险人的义务，是保险合同的证据。保险合同的有效成立仍以一般债权合同的原则确定，当事人一方发出要约，另一方承诺，保险合同即有效成立。因此，保险合同的要式性无存在的必要。[5]（P100）
2.相对要式说。
该说认为，保险合同内容比较复杂，并且承保的是未来一定期间内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不可能即时清结，所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保险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保险当事人已经履行义务的，应当视为合同有效。[6]（P53-54）保险合同的要式性反映了保险业务活动中的行业规则，也符合实际，对被保险人也十分有利。但是，保险合同的要式性也存在着例外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存在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特定形式要求的合理性，但必须采用相应的规则去加以处理，否则，要维护保险关系的公正性是不可能的。[7]（P196）
3.绝对要式说。
该说认为，保险经营为商业行为，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对保险合同订立程序和形式进行严格要求有利于规范保险经营，尤其是保险条款的格式化和标准化，是现代保险经营的发展趋势，鼓吹保险合同的“不要式”，无异于推崇保险业经营管理的不规范化，此举利大于弊.[8]（P244）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遵循法律对其订立形式的要求，保险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式订立保险合同通常采取的书面形式，是合同成立和存在的证明。[9]（P58）
二、比较法上的考察
（一）大陆法系国家
1.日本
《日本商法典》第629条规定：“损害保险契约，由当事人约定，以防补偿他方因一定的偶然事故产生的损失，向对方对此支付报酬而发生效力。”第649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要按照投保人的要求，交付保险单。”从这两条规定来看，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产生效力，不以其他要件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要件。不过，在日本的保险实践中，生命保险的生效时在保险合同成立之时，也就是，具有投保意向者（准投保人）通过保险营销人员将投保单提交各保险人（保险公司）之后，当保险人对投保单审查合格，并在体检方面认为没有问题而决定承保后，保险合同正式成立。在保险合同成立的同时，保险合同也就开始生效。[10]（P12）
2.意大利和韩国
《意大利民法典》第1888条规定：“保险契约应当以书面形式证实。保险人有义务给投保人保险单或有他签名的其他文件。”可见，书面形式是保险合同的证据以及保险人的义务。
《韩国商法》第638条规定：“保险合同因当事人一方支付约定的保险费而对方发生财产、生命、身体上的不确定事故时支付一定的保险金额而发生效力。”第640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毫不迟延地制作保险证券并交付给保险合同人。但是，保险合同认为支付全部或者部分保险费时，除外。”显然，韩国立法对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不是以保险单为要件，保险人出具保险单，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尚未一致，则保险合同不成立，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保险人虽然没有出具保险单，但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要约，则保险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得受保险合同的约束。
4.台湾和澳门
《台湾保险法》第43条规定：“保险契约应以保险单或暂保单为之。”该法第55、87、95、108、129条等进一步明定保险契约应记载的事项，这些规定在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保险契约是否要式契约之争议。[11]（P328）
《澳门商法典》第966条规定：“保险合同自订立合同之日起产生法律效力。然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以支付保险费、签订保险单或发生其他实事作为合同生效要件……”第967条规定：“保险合同及其变更应以书面证明。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交付保险单，或临时交付承保通知书。”可以看出，澳门规定了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签订保险单作为合同生效要件，对于保险合同的变更则要求是书面形式。
（二）英美法系国家
美国法律规定，保险合同必须是书面的。[12]（P186）但也有的州如加州保险法第22、380条等规定保险合同不以保险单或其他书面之制作为成立要件。目前一般认为只要双方对于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口头保险合同就是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合同，保险单的签发，除当事人特别要求外，并不是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13]（P254）但依照美国个别州的保险实务和法律规定，对于标准格式保险单的签发，必须采用书面形式。[14]（P83）
英国法中的一个普遍规则是，合同的成立没有形式的要求，可以以书面、口头、行为方式订立。[15]（P168）除非契约属于某一类型，并且对于这类契约曾经明定了形式，否则，任何契约都不必具有特殊的形式。[16]（P188）由于契约自由原则在保险领域中受到管理法的限制，商业保险合同的订立不仅应适用传统合同法的一般规定，而且应适用保险法的相关限制性规定。例如，《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口头保险合同不能作为诉讼证据。
由此看来，各国的立法大相径庭，保险合同到底是要式还是不要式除了要厘清保险的基本原理外，还要看各国的保险立法实践。
三、我国保险合同形式的检讨
我国《保险法》第13条关于保险合同的形式的立法精神，介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一方面严守合同自由之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为了使被保险人增加多获赔偿的机会，除了仿照大陆法系国家的一般规定，要求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显然我国保险法对被保险人的保护较其他国家甚为周密，已接近大陆法和英美法的保险合同形式的制度。然而，是否应当顺应保险发展的趋势，再向前跨进一小步，使保险合同的形式严格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此问题既属“立法政策”的范畴，又事关乎法律价值判断，虽然见仁见智，持不同意见的比比皆是，但是，笔者以为保险合同应当采取相对要式主义。理由在于：
其一，在采纳绝对要式保险合同的情形下，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仅需证明保险人是否签发保险单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依据，即能请求保险合同中因为保险人违反其应尽的义务而获得赔偿。但是依现行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自承诺到达要约人时成立，合同中一项或几项内容的缺少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可以认定保险单上所缺少的内容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
其二，在保险合同的内容中，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标准合同，一方面保险人作为合同条款制作方会有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另一方面签发保险单由保险人掌握主动权，立法上若以保险单签发作为合同成立要件，可能会加重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劣势地位，难以发挥保险的功能，同时法律允许保险人和投保人就具体情况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作出特殊约定，允许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交易行为在不违背法律的强行规定的要求下，赋予其一定的灵活性，也符合法律是抽象性实践经验的总结的要求。所以，保险合同的形式强调书面形式应留有一定的余地。
其三，从理论上讲，保险作为处理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保障投保人的生活稳定和安全可靠，对社会起到一种平衡器的作用，因此，投保人对事关自己财产或人身利益的保险行为应尽注意义务，而保险人作为标准合同的制作方，从双方权利义务确定到保险金赔付都始终负有更大的责任，作为双方保险法律关系承载的形式-保险合同，法律明确为要式合同，避免非要式合同所带来的种种纠纷（如在实践中证据的难于认定、诉讼的不经济等），是有合理依据的。[17]但同时，从平衡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来看，如果一味追求证据的认定、诉讼的经济，而忽视事实上的保险合同的存在，显然有损被保险人的利益，因为，法律明确保险合同为要式合同，实际上有很多保险事故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前已经发生，而投保人已经交纳了保险费，构成事实上的合同。
其四，保险契约为债权契约，和不动产物权转移契约的要式性质不同。因为，法律或合同有时基于其它规范目的的考虑，对于某些合同特别规定或约定应按一定的方式为之，以他律或自律的方式限制缔约人的自由。不论是依法律或依合同要求订立合同应践行一定的方式，其意旨主要皆在于经由仪式或书面的庄严方式，达到警示及存证之目的，这是要式合同之规范意旨。[18]保险合同固然内容复杂，为确定当事人彼此之间之权益，以作成保险单或暂保单为上策，此亦仅具有避免举证困难的作用而已。保险契约的有效成立仍应当以一般债权契约的原则定之。当事人一方为要约，另一方为承诺，保险契约即有效成立。更何况，保险契约的内容于契约订立前皆有保险人拟定而为依据，当事人之另一方鲜有机会改变之。据此，保险契约的要式性无存在的必要。将保险契约强制规定为要式性，又违背保险先进国家之立法，例如，英、美、德、日等是。[19]（P35）
其五，承认保险合同的形式的相对性，视书面形式是合同成立的证据，但同时又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将有助于保险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实现。法律、行政法规虽然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采用该形式。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如果采用了书面形式，当事人就有依据取得法律的保护，可以就该合同强制执行；如果未采用书面形式，则证明当事人放弃了取得法律保护的机会，自愿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律没有必要干涉当事人的自由选择。[20]
四、结论
《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的形式的规定，系要式主义理论支配下所产生的制度，立法者明知不要式主义不足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但因囿于当时保险法学实践及肤浅的保险理论，难于摆脱此困境。基于前文所述，保险合同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基于保障投保人利益的原则，以及鉴于保险合同的标准合同特征，在“立法政策”上应确立“相对要式合同主义”原则，由此，笔者以为，在保险法没有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3条关于保险合同的形式的规定：“保险单及其他保险凭证是载有保险合同内容的书面文件。保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保险单及符合合同法第11条规定形式的其他保险凭证。”应当作如下修改：“保险合同的书面形式有保险单、保险凭证、暂保单、要保书。保险合同原则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保险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投保人已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或保险人自愿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视为保险合同成立。”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台湾：三民书局，1985。
[2]刘宗荣，《保险法》[M].台湾：三民书局，1974。
[3]尹章华，保险契约法专论[M].台湾：文笙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
[4]桂裕，保险法论[M].台湾：三民书局，1981。
[5]覃有土，保险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秦道夫，保险法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7]徐卫东，保险法论[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8]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马原，保险法条文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10]沙银华，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1]王仁宏，商法裁判百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2]罗俊明，美国民商法与冲突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13]12Appleman，InsuranceLawandPractice.7197。
[14]EdwinW.Patterson，EssentialsofInsurancelaw.1957。
[15]赵旭东，合同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6]陈朝壁，英美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7]刘静，浅析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有关问题[M].吉林大学保险法律评论网。
[18]黄茂荣，债法总论之不动产契约之要式性（1）[J].法律思想网。
保险合同论文范文2
例一：原告将其购置的解放牌营运货车向某保险公司投保，某保险公司为原告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单，该单明确了保险额分别为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附加险中的车上责任险。在保险期限内，原告驾驶员驾驶被保险汽车，在通过无人看守铁路道口时与正在行驶的火车碰撞，致使汽车上一人死亡，三人受伤，铁路机车中破、车辆小破一辆。经事故调查处理委员会及公安机关认定，被保险车辆对该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原告认为此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曾多次向被告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以原告未投保附加险铁路道口险，而拒绝赔偿。
例二：原告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保险，被告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单，基本险部分，其中有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另附加险部分，车上责任险。特别约定栏打印有“保险车辆通过火车道口时，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有关规定，发生与火车相撞事故而造成的一切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但保险人未就该条款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在保险期限内，某日夜间，被保险人在运输货物时，由驾驶员驾驶被保险车辆，当被保险车辆行驶至某平交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处，撞在正在行驶的铁路货物列车机后第14位、第15位车辆上，造成被保险车辆驾驶室内的被保险人等三人死亡，被保险汽车牵引车报废、半挂车严重破损，同时，该起事故造成铁路车辆报废，铁路线路及道口设备损坏。经事故调查处理委员会及公安机关认定，被保险车辆对该起事故负全部责任。原告向保险人索赔时，方知特别约定的内容，双方发生争议。
原告认为，保险人在机动车保险单中制定的特别约定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无效。
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违反了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的内容。原告的不符合事实，亦无法律依据。
要正确处理好这类案件，关键在于解决保险中的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是否有效？
一、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的内容是格式条款
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的内容是保险人未与投保人协商，单方决定的，而且长期和重复针对不特定的投保人使用，因此，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的内容是格式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格式合同包括格式条款进行了全面、整体的定位和规定。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对格式条款作了确切的定义。合同法中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此规定是对格式条款的内容及拟定者的义务加以规定，提请注意必须达到足以使相对人注意到其免除或限制其责任条款的存在，该项义务的履行必须是在合同订立完成之前，体现和确立公平原则，确立当事人之间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保护格式合同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的权利，限制制定格式合同一方凭借其优势对另一方当事人权利限制的盘剥，格式条款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确认该条款无效或予以变更。
二、保险合同中的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的内容的性质
保险人在保险单中的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栏的内容系发生特别约定的事项后保险人免除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无权获取赔偿的问题，该特别约定是在基本条款外设定的实体权利义务，用于限制和排除被保险人实体权利，同时免除保险人实体义务的约定，对投保人关系着其投保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实质是属于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机动车保险条款外，以其自己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形式，约定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特别约定的内容其性质是责任免除条款。
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的法定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为规范机动车辆市场行为，督促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同时对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作出解释。
1997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发〔1997〕358号《关于加强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各保险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机动车辆保险及其附加险的条款和费率开展保险业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变更条款内容，不得直接或变相降低保险费率。
1999年1月6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保监产[1999]2号发《关于重申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中指出，为打击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经营行为，重申：凡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必须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未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各公司一律不得更改保险条款和变更保险费率。因此，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不同与其他的合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机动车辆保险的法定条款，应当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机动车辆保险及其附加险的条款和费率开展保险业务。该法定条款没有制定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栏的内容，保险公司自己制定的附加险铁路道口险和特别约定栏的内容，超出了机动车辆保险的法定条款，与保险法和有关保险规章是相抵触的。
四、责任免除条款未明确说明的，违背了保险合同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既是对投保人的要求，也是对保险人的要求。按照该原则，投保人必须如实向保险人就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等重要事实作诚实的口头表达或书面陈述；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就保险合同的内容，特别是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有关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因为投保人对保险业务比较陌生，有可能不知道免责条款的存在，或者不了解免责条款的法律意义，保险人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责任免除条款或者限责条款。
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的目的是为将来可能发生保险事故时，获得赔偿，投保人对免责条款享有知情权，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作完整详细、客观、真实的说明，保险人作出说明时，不仅能提醒投保人阅读有关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或者限责条款，而且应当对该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以及适用等作出说明，保险人不得隐瞒责任免除条款或者限责条款。如果保险人事先不明确说明，就违反了保险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也违背了投保人投保的初衷真实意思，只有保险人向被投保人明确说明，使投保人明确其投保的法律后果和法律意义，由投保人作出选择决定是否投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投保人的真实意思。否则，违背了保险合同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也违背了保险人投保的真实意思。
五、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未明确说明的不发生法律效力
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并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能事先拟订一些不利于被保险人的格式条款，为保护不特定多数投保人的利益，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说明的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免除责任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如何理解该条规定的“明确说明”是处理案件的关键所在。保险人认为，打印在保险单正面上的特别约定栏内的“保险车辆通过火车道口时，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有关规定，发生与火车相撞事故而造成的一切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和保险单正面上明示告知栏内的“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证明保险人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
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呢？200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5号的批复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进行了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指出：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说明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第二、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因此，保险单正面上明示告知栏内的内容只能认定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符合第一个条件。保险公司仅在保险单上的特别约定和明示告知内容，不足以证明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
保险合同论文范文3
一、保险合同复效存在的基础及其价值
根据《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合同复效存在的基础是投保人没有按期缴纳保险费导致保险合同暂停履行后，在规定期限内又向保险人申请保险合同继续履行。
《保险法》之所以引入复效制度，是基于人身保险合同的基本特征以及复效的制度价值决定的：首先，人身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保险期间都比较长（基本都在10年以上），保险费一般也不是一次缴足，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间，难免投保人会忘记缴纳，一旦投保人记起，应给给予挽回的机会，这样投保人也不会有损失，保险人的客户也不会流失；其次，人寿保险的保险费都较高，算得上是一笔奢侈性指出，在漫长的履行过程中，难免投保人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故，一旦经济紧张，投保人很有可能无力在继续缴纳保险费，当投保人经济好转时也会考虑继续缴纳保险费；再次，复效可以使保险人节约成本，对保险人来说，不用按新订立合同的程序执行，也不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成本指出减少；最后，由于复效时没有年龄限制，使得超过投保年龄的人不用在担心没有保险。
二、保险合同复效的法律性质
首先，无论是立法还是保险法理论均认为保险合同复效是原来保险合同继续执行，而不是新订立保险合同。根据《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合同复效针对的是投保人因没有在合同约定期限内缴纳保险费而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的情形。“中止”和“终止”是有本质的区别，“中止”是暂时性的，可恢复的，而“终止”却是结束，不可恢复的。故《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合同中止后投保人与保险人两年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保险合同才终止。前后的差异，可以清楚的得出复效是原合同的继续执行。
其次，从保险条款本身来看，保险人也认为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不是新订立合同。打多数保险条款都规定，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生效或效力恢复之日起两年内自杀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而《保险法》第66条规定：保险合同生效后两年内，被保险人自杀，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把两者稍作比较就可以清楚的得出：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不同于新成立保险合同。否则，保险条款完全没有必要规定效力恢复后的两年内被保险人自杀不承担保险责任。
再次，认定保险合同复效是新订立保险合同，与合同实际履行状况不符。如果复效是新订立保险合同，则保险人应当退还原保单的现金价值并重新向投保人签发保单，且不能要求投保人补缴保险合同中止期间的保险费以及相应的利息。但从复效的实际情况来看，保险人并未退还原保单的现金价值、签发新保单，却都在复效单上要求投保人应补缴合同中止期间的保费及利息，这显然是原合同的继续履行。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的得出：保险合同恢复效力（复效）不是订立新合同，而是原合同的继续履行
三、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复效时没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复效时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
首先，《保险法》明确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没有规定复效时投保人也应履行如实告知。《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之。据此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告之义务的履行是在订立合同之时，合同生效后，投保人无再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其次，大多数保险条款明确约定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如实告知，没有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复效时还应履行如实告知。例如《吉祥相伴定期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第十条（告知义务）规定：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做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可见保险人的询问是发生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是发生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无再如实告知的义务。
再次，复效时投保人无告知义务是立法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分别为不同的人时，投保人不再继续缴纳保险费的，自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两年内，被保险人、受益人向保险人提出补缴保险费、恢复效力的要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近公布的《保险法（修订草案）》也没有要求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复效时应再次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从前述立法可以清楚的看出，在保险合同中止期间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人要求复效（被保险人健在），保险人应当复效，保险公司不得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不符合最初投保时的要求而不给予复效，即复效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无需再如实告知。四、最大诚信原则不要求投保人在合同复效时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复效时再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违反公平原则，是最大的不诚信
首先，最大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均不要求投保人在合同生效后还应如实告知。保险领域之所以引入最大诚信原则，是因为投保人控制着保险标的，了解保险标的的价值和风险状况，而保险人制作专业性很强保险条款，掌握其具体含义，故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引入最大诚信原则的目的是保障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息的对等性，以保证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涵和外延都不要求合同成立后再如实告知。
其次，复效时被保险人患病不会影响保险费的合理性。首先，保险人在拟定保险费时已经充分考虑到符合投保条件的投保人在投保后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患病是正常的风险，也是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范围，根本不影响保费的合理性；其次，根据《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能以诉讼方式主张，使保险人在制定保险费时充分考虑到投保人中途停保对成本的影响，即投保人停保不会影响保险费的合理性。以上两方面充分说明：保险人所制定的保险费已经充分考虑到投保人中途停保、被保险人患病保险人的风险因素，复效时被保险人患病不会影响保费的合理性。
再次，保险人以复效时要求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拒赔违反公平原则，是最大的不诚信。公平原则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同样适用。即疾病是人寿保险保险事故发生的基本事由，是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风险责任。保险合同复效时，保险人不仅要求投保人缴纳了复效时的保费，还要投保人缴纳了保险合同中止期间的保费（即便是保险人不承担保险合同中止期间的保险事故），这已让暂停履行的合同恢复原状，保险人应当根据被保险人在投保时的健康状况以及如实告知情况履行自己的保险责任，不应在额外的排除自己的保险责任。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后患病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而拒赔，明显是排除自己的保险责任，违反公平原则，是最大的不诚信。
五、复效时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效力问题
从前述分析可知，复效时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违反公平原则。虽然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复效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但实际上，保险合同复效，仍然是保险人把一切待“协商”的内容设计好，投保人填写并补缴保费及其利息，即复效过程不具有协商的性质，仍然是双方履行保险人制作的格式条款。既然格式条款，就应当公平合理，根据《合同法》即民商事法律规定，格式条款违反公平原则的，可以认定其无效或撤销该约定。
保险合同生效后，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并不是所有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均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而免除自己的赔付义务。基于合同约定而免除保险人赔付义务的约定属于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投保人在复效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拒赔”没有法律规定，故它属于免责条款。一旦保险人没有做到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第18条之规定，可以认定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保险合同论文范文4
2004年3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格式合同条款点评活动，搜集不平等格式条款——霸王条款，并明确当年“揭霸”重点转向金融、保险服务业。2004年12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浙江省消协将点评矛头指向了保险领域，公布了涉及寿险和车险的10大不平等格式条款的点评意见。中消协的点评反映了社会对保险业的关注，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更多期望。保险商品作为消费者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保险公司一直认为它并没有引起消费者足够青睐，而此举不仅反映了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需求提高，也反映了消费者对现有保险格式合同中不合理条款的不满情绪。对保险格式合同，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保险合同虽属格式合同，在实际应用中也会存在一些不足，但它并不具有霸王性。
一、对保险格式合同的非霸王性的分析
格式合同，又称标准合同、定式合同或附和合同。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此类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即为格式合同。对合同相对方而言，他们无权对格式条款发表任何意见，只能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全盘接受合同的规定而订立合同，要么拒绝订立合同。现实生活中普通人所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格式合同的数量约占到99%，如车票、船票、飞机票、保险单、提单、仓单、出版合同、停车场与剧院的收据、百货商场的售货小票、加油站的加油收据等都是格式合同。其中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但它不具有霸王性。
首先，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它同其他格式合同一样明显有别于普通合同。具体表现在：1.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具有单方事先决定性。合同的订立，虽然也须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但合同的条款在订立前已由保险人一方事先确定，且不须征求相对方意见，合同相对方只能被动接受或拒绝对方所拟定的全部条款而不能就每个条款与保险方进行协商。2.保险格式合同具有稳定性和不变性。保险格式合同的要约向公众发出，并且规定了在某一特定时期订立该合同的全部条款，它将普遍适用于一切与起草人订立合同的不特定的相对人，并不因相对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保险格式条款在使用过程中，要约人和承诺人双方的地位是固定的，不同于普通合同可以根据单个合同逐个变化，保险人始终是合同的要约人；保险格式条款在表现形式上为固定的书面形式，而不能是口头或默示方式。格式条款在某一特定时期不论是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都不能随意改变，即使保险人有足够理由确需变化，须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同意方能生效。3.保险格式合同条款的制定方（保险人）具有较强的经济优势，而另一方为不特定的、分散的消费者。4.格式合同缔约具有高效性和低成本性。采用格式合同的目的是为了重复使用，由于格式合同的要约是事先拟定好且被多次地使用，因此，要约人不必就每次交易单独拟定。同时，格式合同的承诺又相当的简单，所以，格式合同的缔约过程较一般的缔约而言，效率很高，成本较低。
第二，保险格式合同又不同于一般的格式合同，具有自身特征。具体表现在：1.保险格式合同的制定方资格受严格限制。保险格式合同中的核心内容是由格式条款组成的。2004年6月实施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取消了保监会制定主要险种基本条款和费率的规定，将保监会对条款费率的管理制度修改为审批制和备案制，也就是说由保险公司自主制定保险条款和费率标准，保监会负责审批和备案，但目前保监会同时明确规定属于备案制的格式条款的审批权集中在各保险总公司，由总公司对之进行严格审查。2.保险公司格式条款须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或审批后方准使用。《保险法》第107条明确规定：“对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条款和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且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其他保险险种和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也就是说《保险法》明确规定中国保监会对保险险种的条款和费率的监督职责。由此可见，代表国家利益的独立的保险监管权利机构在条款的生效前就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和控制，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合理不公平的条款产生。3.保险格式合同制定方在合同发生纠纷时将承担严格的法律制裁后果。《合同法》和《保险法》中规定的遵循公平原则、不利解释原则和无效免责条款等从立法、司法方面制约格式合同由于单方面事先决定和不可协商性可能对相对人引起的不利情形。
第三，保险合同条款不具有霸王条款的特性。所谓霸王条款，并非专门法律术语，而是消费者给那些由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公告或者行业惯例等专门起的一个形、象的名字。保险领域的霸王条款应当是指保险人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梏式合同。主要表现在：1.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内容中存在有悖相关法律、法规或从自身利益考虑任意扩大保险人免责权利，严格限制对被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如保险人利用相对人因保险条款的措辞专业、内容繁长而不会仔细阅读的现象，对保险格式条款中的免责内容不履行提请投保人特别注意的义务，出险时动不动以条款已约定为理由加扣赔款，使相对人得不到应有的风险保障。2.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生效前没有按《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经保险总公司审核同意并报主管行政部门保监会审批或备案，且其内容有损相对人利益，而各保险公司则直接开发、引用和修订使用，从而逃避了主管行政部门的监督。3.保险格式合同虽经合法程序审批后投放市场运作，但保险人根据日常经营中出现的问题，随意在格式合同的特约栏加设不利于保险消费者的约定，改变原有费率规章。4.保险人利用行业协会的便利，联合市场所有保险人，内部形成攻守联盟，统一实施某一对消费者不合理、不公平的规定，同时又不提供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条款或替代性补偿，实行事实上的垄断强卖。可见保险“霸王条款”应具有明显的不合法性、随意性、趋利性和对相对人的损害性。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格式合同，从单纯的格式合同一般特性看，它是事先单方面制定，且不可协商，容易产生不公平的条款。但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到保险格式合同并非任何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都可以开发并随意进入市场，而须经过总公司的严格审核并报保监会监督审批或报备程序，保监会是代表国家利益的独立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而非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的险种条款和费率履行监管职责。同时保险格式条款在立法方面受到严格的事后惩罚制度的限制，如出现条款内容表意含糊造成理解不清，保险人将受到“不利解释”的制裁，如出现条款内容有悖公平诚信原则，保险人还将受到免责条款无效的后果。因此，保险格式合同本身不具有霸王性。
二、理性对待保险格式合同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保险需求迅速增加的背景下，作为保险消费者也应理性对待保险这一以格式合同形式存在的特殊商品。
首先，保险格式合同有明显的优势，它为保险业务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具体表现在：1.保险格式合同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保险产品不同于其他有形商品，消费者购买的是一种保险公司的信用承诺，它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一种消费者较为陌生的条款，专业性强，术语多，因此消费者不易理解。而保险采用格式合同，把相对固定的条款内容用书面形式来约定，有的合同条款是由国家主管部门或行业自律部门专门制定，故其条款一般具有细致全面、权利义务及责任划分明确等显著特征。而且书面合同，便于监督，对所有的投保人老幼无欺。这对于克服非书面合同的不确定性，弥补投保人因法律知识和保险专业技术知识的不足，出现考虑不周、内容不全等问题引起的不利后果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保险格式合同具有高效便捷性。保险格式合同内容固定、形式标准，要约方总是特定的保险公司，承诺方总是不特定的、分散的，因此要约人可以用一种固定的合同内容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反复适用，合同双方免除了逐案逐条协商及起草、审查合同等过程，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及其它交易成本，避免人力及其它资源的浪费，同时加快了商品交换速度，提高保险交易效率。3.保险格式合同能较好地体现政策导向。保险格式合同的制定人可以通过预先确定合同内容，自觉地把国家（或政府）经济、金融保险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融人、渗透到保险合同条款的字里行间，再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使相对人接受并严格遵守合同条款，起到引导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而对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强制保险的险种，必须由国家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审批，审批监管机构利用审核合同条款的过程将有关政策的设想及时要求加入到合同条款中，使政策得以落实。
第二，保险格式合同也存在弊端，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保险需求的快速提升。随着保险公司体制的转变，原有国有的保险公司转为股份制保险公司，新的企业集团组建的保险公司快速增加，保险人相对于分散的投保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其作为商业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的内在要求使其在使用格式合同的过程中随意性增加，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主要表现在：1.保险格式合同中的条款措词晦涩难懂，冗长累赘。这给保险消费者和保险人之间造成很多隔阂，也成为消费者长期指责的内容。保险格式合同条款专业术语多，语言生疏，如保单现金价值等，使得消费者很难读懂条款；条款内容冗长特别是对除外、免责条款，保险营销人员又没有作好特别提请注意的工作，投保人很少仔细阅读，匆忙签单。一旦出险，保险理赔时扣这免那，让保险消费者感到买保险总是保险人说了算，很无奈。这样就会导致保险人信誉度降低，有的甚至遭到指责埋怨。2.保险格式合同的特约栏内，在个别情况下保险方会附加不利于消费者的约定。保险公司把保险产品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未经批准或擅自超出费率规章的规定，承保时在特约栏里增加对被保险人的免责条件、任意扩大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违反约定的处置权利。作为分散的保险消费者尽管在签约时与保险方有协商的过程，并认识到其不公平性，但往往因为事情较小或交涉太费精力而予以接受。3.保险格式合同的格式条款没有及时修正和开发。我国保险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人保一家，并且国家为了避免一家垄断行为，加之消费者对保险这一特殊商品陌生，条款费率一直由履行国家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来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这种管理办法和模式，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事实上前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保险业在起步阶段得到了快速健康的发展。近几年国家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宏观金融保险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和保险公司转换机制，主体迅速增加，保险业进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原有的条款和费率不及时修订或重新开发，即使在原经济背景下是合理或起到过重要作用的条款和费率，到现在就会出现明显的滞后现象，有的甚至有背于法律法规。上述弊端的存在，虽然其影响尚未达到“霸王条款”的程度，但其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保险消费者应该更多地了解国内保险发展历史，宽容地对待尚在完善中的保险格式合同。1.我国现代保险业与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并几经波折。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恢复才步入快速发展期，而且期间一直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直到90年代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两大商业性保险公司成立，才打破保险市场垄断格局，市场竞争机制开始进入保险市场；上世纪末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市场主体快速增加，行业竞争越来越充分。2.我国保险立法和监管工作相对滞后。1995年才颁布实施规范保险活动的专门法律——《保险法》，且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2002年修订的《保险法》才把保险险种的开发、引用、修订权授予保险公司，保监会对各保险公司制订的险种条款和费率进行审批和监督。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的三大支柱之一，监管职能一直由人民银行兼职履行，到1998年才成立独立的行业监管部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3.保险消费者需宽容对待尚在完善中的保险格式合同。年轻的保险行业，加之滞后的立法、监管使我国保险市场行为达到规范有序状态需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原来的保险险种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会出现较多的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尽管新《保险法》实施后，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的积极性大增，对消费者不合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正在被改造、摒弃，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符合国际经营理念的格式条款不断地被开发并投放市场，但由于经验不足新险种也会存在欠缺。这就要求保险消费者要以宽容的心态，发展的眼光了解熟悉现有险种，切忌对待保险格式条款求全责备，稍有不满动咎冠以“霸王条款”。如2004年11月1日人保推出车险新产品，其新格式条款包含500元绝对免赔条款，一时间，部分消费者议论纷纷，认为变相提高价格损害了其利益。其实对交通工具保险设置免赔是通常的国际惯例，当然也有人保公司根据目前自身车险的经营情况和理赔力量配置的客观现状作出利益调整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保险人对国家要求各行业参与社会安全管理责任要求的落实。500元小额免赔条款调整的是安全管理欠佳或行车霸气十足的部分车主的利益，且这部分车主还是可以另行加费选择附加条款转嫁风险，这样更合理地保护了大多数安全管理良好的车主以较低的价格得到风险保障。
三、对保险格式合同的规制
保险格式合同的广泛应用是世界各国当前保险业的一个共同特征，也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必然要求。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必然在较长时期内面临市场行为不规范的状况，由于法律规则的不完善导致个别企业违反诚实信用的市场道德，为获取利润而利用格式条款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中消协对保险业的点评活动正说明了消费者在使用保险格式合同过程中对存在的各种不足而发出的强烈不满的信号。对此，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为地阻止格式化保险合同在实践中的运用，也不能对消费者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加以重视，而是应该采用科学的态度对格式化保险合同进行事前、事中及事后的法律规制，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等手段以及借助行业自律等方式完善格式化保险合同的使用，避免保险人借提供格式合同的便利，损害消费者利益。笔者认为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对保险格式合同进行规制。
首先，更好地运用现行立法规制格式保险合同。我国虽然没有制定专门适用于格式条款的单行立法，但与格式条款有关的立法已有数部。1994年生效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24条作了无效格式合同的情形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规定；1999年生效的《合同法》第39条至41条分别规定了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规则、无效格式条款的类型、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2002年修改的《保险法》第18条对免除条款订入合同作了严格的说明义务规定，第31条确立了保险格式条款的不利于保险人解释原则，第107条规定了行政主管机关对格式条款的监督管理职权。《合同法》以一般法的形式对格式合同进行了普遍的立法规制，《保险法》则以特别法的形式更具体地对格式保险合同进行了特殊的立法规制，《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建立了专门适用于调整消费者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它们共同构成规制格式化保险合同的立法体系。由此保险人应本着遵循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得利用其经济优势和订约者的地位制定不公平的保险条款，损害投保方的利益，对免责条款事先作出特别说明提请投保人注意，否则该条款无效。上述法律法规应该成为保险人的行为准则，进而对自身的合同行为进行规制。
其二，强化行政监督力度规制格式保险合同。格式保险合同中当事人经济地位的不对等性所可能导致的弊端，使得一贯强调“契约自由”的欧美一些国家也注重加强行政机关对格式化保险合同的管理和监督。如美国虽然没有统一的保险法，但各州分别制定适用于本州的保险法，相应地，各州专门设立有州保险委员会，对保险人进行监管，包括对保险费率以及保险合同的格式和内容进行管理。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由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业行使监管职能。1998年1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专门负责对全国商业保险和商业保险机构实施监管，它标志着保险监管职能作为独立统一的体系，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中分离出来，更能适应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加强监管力度，培育和完善保险市场，既可确保保险人的合法经营权利，又能维护投保人利益免受侵害。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从事保险经营，实现保险职能的基本法律手段，因此对保险格式合同的监管自然成为保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对格式化保险合同的监管上，我国《保险法》第107条赋予了保监会相应的职权。并强调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条款和费率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这样可以极大地限制保险人制定保险条款的权利，有效地防止了保险人利用其优势地位损害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其三，运用司法手段加强事后规制保险格式合同。司法机关对格式保险合同的规制，主要是通过行使其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来实现的。由法院对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进行公正审查，并依法及时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裁决和处理，以达到公正的目的。同时也是以司法形式对格式合同提供方事后的一种制约和惩罚，反过来保护被动接受条款的投保人利益。因此，运用司法手段的事后规制，可以促使保险方对自身的保险格式合同的运用更加审慎。
其四，提倡保险行业自律规制保险格式合同。行业自律要求提供格式合同方对格式条款的公平合理性进行自我审查。保险人对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应有正确公平的定位，在提供格式合同的过程中应增强法律意识，转变观念，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合同的公平诚信原则，广泛公开征求和听取消费者意见，公平合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拟定平等互利条款。制定条款时应使用通俗流畅的语言，文字浅显易懂，内容完整，便于消费者理解。而且保险行业要积极主动利用各种形式宣传保险产品、保险承保流程和理赔须知，让消费者购买保险明明白白，出理赔时得到及时保障。这样可以从源头避免格式条款的无效及不利已方解释的法律风险，同时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经营形象和声誉。
保险合同论文范文5
【关键词】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调处
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高度格式化和专业化的合同,在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投保、续保、理赔而发生纠纷。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诉讼和仲裁。但是这两种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方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纠纷处理费用高,很多小额保险合同纠纷的保险人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比例关系,不得不放弃应有权益。
其次,纠纷处理时间长。被保险人经常在漫长的诉讼和仲裁程序面前望而却步,放弃了维权的努力。
再次,纠纷处理专业性差。从实际情况看,部分法官和仲裁员保险知识普遍比较薄弱,案件的质量难以保证。
最后,执行有难度。某些保险公司虽然一审败诉,但为了迫使被保险人对一审判决作出让步,有意提起二审,以合法形式拖延履行赔付义务,甚至在判决生效后也不积极履行判决书,迫使被保险人交纳申请执行费。
伴随着我国加入时间贸易组织后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尤其在《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后,建立一种新型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成为保险业发展十分急迫的任务。
1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相关的五种模式
上海模式。依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保险合同纠纷。可见上海模式在法律上应归属人们调解制度范畴。
甘肃模式。由于采用了设立仲裁委员会分会的形式,所以法律程序上应归属于仲裁范畴。
安徽模式、山东模式各有特色,但均未明确归属的法律制度范畴。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模式。在保监会推荐模式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应采用哪种法律模式,但在“处理机制的运行模式”部分规定“结合我国保险业的实际,调处机构采用调解模式……此外,为提高处理机制的效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用调解与裁决相结合的模式处理保险合同纠纷。”
以上五种模式的关系。前四种均为省级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第五种模式,制定主体虽然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但在该文件已明确其性质为“指导意见”所以,这五种模式相互平行,没有效力等级区分。
纠纷解决是广义的司法制度组成部分。保监会通知不具有立法效力,各地保险行业协会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仅仅依据通知建立新的就纠纷解决机制,不但难以与现有制度衔接,也破坏了司法制度的统一性。
2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若干制度评析
2.1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构和人员
(1)保监会模式。规定“可以在保险行业协会成立调解处理机构(以下简称“调处机构”)”。在具体案件的调处过程中,“被保险人对调处人员有选择权。涉案保险公司的员工应当回避”
(2)甘肃模式。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分会,实际是仲裁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聘请了若干保险业工作人员作为仲裁员。
(3)上海模式。①调解委员会置备有调解员名册,供争议各方查阅。②调解人员的选定基本上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
(4)安徽模式。①裁决员在主裁人领导下,负责具体裁决和调解工作,并实行回避制度。②裁决可以采用裁决员或者裁决组的形式。但对裁决组的人数未作规定。
(5)山东模式。①纠纷调解工作由本会办公室从本会成员中指定调解员组成调解小组进行。②调解纠纷涉及调解员任职保险公司的、调解员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的、调解员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内有人受聘于当事保险公司的,该调解员回避。
综合以上情况,有几点重要问题的对比:
1)是否需要采取合议方式处理纠纷。从以上模式看,有的没有规定,有的规定必须采取合议方式,有的提供了合议和独任两种模式供实践中选择。采取独任方式更有利于时限该制度的设立目的,采用合议制容易失去快速处理机制的优势。
2)回避范围问题。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的处理结果,无论是调解还是裁决,均对被保险人一方没有强制约束力,被保险人一方可以继续采取其他方式维权。所以,当调处人员与争议的保险合同没有直接厉害关系的时候,可以不回避,这也切合我国保险业从业人员流动较大的现实。
2.2案件处理时限
(1)保监会模式。调处工作应当自立案之日起20日内结案,经争议各方同意,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10日。
(2)甘肃模式。依据仲裁法律法规和仲裁规则。
(3)上海模式。调解工作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案。
(4)安徽模式。对于裁决纠纷,裁决员或裁决组原则上应当在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裁决完毕。
(5)山东规则。调解纠纷应自受理立案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
2.3案件处理经费:保险行业协会是社会团体,处理合同纠纷不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国家没有拨款,因此决定这项制度存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经费问题。
(1)保监会周延礼主席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原则上我们不提倡收取被保险人的调解费用,但对保险公司一方,各地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是否收取费用”
(2)上海模式。调解员因调解而可能发生的费用,由争议各方在调解意向书中约定分担和垫付的比例。
(3)安徽模式。规定了经费的来源包括“保险行业协会划拨的费用”“参加裁决机制的会员公司交纳的费用。”“其他合法收入(如咨询费等)。”
(4)山东模式。“调解纠纷不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保险公司在《保险索赔纠纷调解承诺书》中承诺“同意承担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所发生的费用。”
保险行业协会的性质是“行业自律组织”,不是经营主体,其收费除了会费以外,应当具有合法的理由和依据。在上海模式中,采取的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制,而按照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这就使上海模式下,保险同业工会调解收费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3几点建议
在当前保险市场诚信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是保险机构和保险监管者需要共同面对的复杂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建立该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法律问题:
从宏观上,将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置身于我国司法体系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照搬国外模式往往脱离中国司法体制的现状,造成目前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不能适应中国实际,缺乏生命力,甚至在很多省市根本无法开展或开展后形同虚设的现状。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定位不清。有的试点地区将其定位为仲裁机构;有的试点地区将其定位为人民调解制度,但在具体规定上又违反了人民调解制度具体规定;还有很多地区根本没有定位,在机制设立的文件中以保监会通知为根据,缺乏牢固的制度根基。
二是现有的探索还不能取得保险公司的信任。保险公司普遍对纠纷处理机制抱有戒备。1.试点规定不利于保险公司。大部分规定无论胜负,均由保险公司承担费用。2.诉讼和仲裁可以约束双方当事人,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下作出的处理仅仅约束保险公司一方,保险公司在处理后不得再通过诉讼仲裁寻求保护,被保险人则可以不受约束,即可以选择接受该处理结果,也可以反悔并通过诉讼仲裁获得更多利益。3.“强制裁决”涉嫌违法。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均强调了人民调解需要遵循自愿原则,当事人不接受调解的,不可以强行调解,调解协议应当双方自愿,不可以强制裁决。
三是被保险人也对这种机制充满了怀疑:1.处理纠纷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各保险公司的在职和退休工作人员,其公正性受到怀疑。2.部分保险公司不参加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这些公司的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快速处理机制的保护。
为了获得双方信任,必须公平合理设定双方权利义务。伤害任何一方基本权利和不公平待遇都会使这种实践丧失生命力。
笔者建议:
第一:在收费问题上,如果将机制定位为人民调解制度,则不应当收费;如果将制度定位为仲裁制度,则按照相关规定收费。
第二:在处理机制上,充分利用人民调解机制的制度资源建立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避免在探索中失去制度根基。
第三:充分尊重合同双方意见,取消强制裁决和剥夺一方诉讼权的规定,只有在双赢的前提下,才能充分体现调处机制的优越性。
第四:终止各地区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的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模式,以适应全国保险统一市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左为民,李玉福.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中国保险市场年报,2008年版
[4]杨华柏.保险业法制年度报告.2006.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保险合同论文范文6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建筑；设计；兼具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133-02
随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中西文化越来越融合、越来越渗透。现代建筑受土地面积、外来文化影响等因素，也越来越远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建筑文化也急需我们去实践。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也都习惯了从西方美学角度去安排与解释中国传统的建筑美学问题，更有很多的建筑开发商及设计者以西方理念为骄傲，很多“设计师”也已经被训练成西方现代建筑观念的代言人，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悲哀和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失语”现象。 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现代化的，居住高效、舒适的建筑同时带上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做到传统建筑文化和现代建筑设计文化的平衡呢？笔者以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
一、现代建筑设计中直接局部移植传统建筑文化
这一要求就是我们在做建筑设计时可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直接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例如我们在建筑设计时，可以在设计时考虑采用大屋顶式的封顶样式。我国古代的建筑大都有大屋顶之美。大屋顶建筑的设计，采用众多曲线组合的方式，它“没有一处不是曲线的” ，轻巧活泼而又“如斯飞”，它更把对斗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古代建筑是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的，是靠木柱、木梁来承托房屋上部的一切荷载，尽管它有庞大的屋顶等，但因这一设计结构，故形成了“墙倒屋不塌”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最主要的特征。一束束的斗在大屋顶式的建筑中不但起着非常显著的富有装饰的图案效果，而且起着非常重要的承托作用。在大屋顶建筑结构中，比例匀称的外檐斗使人感到庞大的屋顶在横向的逶迤中收束在稳定、持重、安逸、欢快的建筑形象之中，给人以美的深刻印象。
根据中国传统建筑这一文化特征，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底部按照现念设计，顶部采用大屋顶式的设计，既可以保证建筑的科学性和舒适性，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之美，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
二、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直接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具有符号性意思，比如，货币的形状、龙的形象以及中国的书院、《易经》的阴阳、中国的风水学说等等。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完全可以把这些传统文化中具有符号意义的形象运用融合进去，使现代建筑保证功用的前提下又不失文化意义。
货币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贝壳、石器、铜、金银等充当过货币。我国历史上货币的形状更是丰富多彩，刀型、铲型，元宝、到后来的圆形方孔的铜钱。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完全可以把这些要素考虑进去。我国很多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很多建筑都采用了这一设计理念。例如，比较有名的沈阳方圆大厦、铜钱驿站都是现代建筑类群巧妙利用古代钱币的典型建筑代表。方圆大厦设计功用是融合了商务办公、金融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级写字楼。其外观采用中国古代的方圆钱币的形状，故得其名，这也成为沈阳的标志性建筑。此外，铜钱驿站的设计风格同样把“铜钱”这个圆形方孔的基本造型元素灵活地运用在了其中。钱币的造型同样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刚柔并进、静动结合，达到了均衡之类的最高境界。这样，整个建筑给人一种功能上不失时尚，文化上又能传承的可以留念的怀旧之感，突出了整个建筑古韵性的特征，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中得以延续。
又如龙形象。龙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很久之前，中国人就自称是龙的传人，由此可见，龙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地位。虽然龙的具体形象我们很难描述出来，但在精神的层面，它代表着吉祥和幸福，威严与神圣，更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国历代帝王，都坐龙椅、穿龙袍、睡龙床，可见其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完全可以考虑把龙的形象和精神融入进去，当然，很多的建筑已经有了这样的成功的例子。专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鸟巢和水立方曾吸引了全球人的目光，但在其身边屹立着的北京大观，同样值得我们向往。大观是一个集商贸、办公、居住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建筑采用了抽象的龙的造型，既有线条流畅简约的现代美，更兼有气韵古雅的古典美，它用最简单的线条、颜色和材质，将现代审美和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地彰显出东方文化悠远隽永的质感。
当然，吴良镛先生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建筑群既是中国书院式的设计理念，更兼具了中国风水学说，是多种传统文化符号兼具一身的现代建筑设计典范。
三、现代建筑设计直接借鉴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文化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可以考虑使用“拿来主义”，把已经成熟的设计思路和技术基本可以不做其他任何修改直接应用。比如，我们中国的古代园林是非常成熟的造型艺术，在现代建筑设计时就可以把园林造型设计的艺术和理念直接拿来使用。
园林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借助假山、怪石、幽径、流水等材料，运用“曲水流觞”等典故，运用移步换景等手法，配合建筑物组成富有韵律美的园景，营造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境界。它在设计理念和具体营造上体现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符合古人“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趣”的生活追求。这样的就地取材、优美恬静的园林美景，也正与现代快节奏生活方式中的都市人们追求亲近自然、生态健康的生活理念相吻合。因此，我们在工作环境的设计中完全可以考虑直接采用园林式的设计理念。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园林式的建筑环境中进行，人的身心可以随时得以放松，可以提高工作的愉悦心情，进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等。例如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设计就采用了园林设计的理念，在整体布局上应用了多层次的空间渗透和借景、对景的传统园林设计手法，同时还运用了钢铁、玻璃等现代化的建筑材料，然后进行巧妙的组合，营造出了具有中国传统园林水墨画般的神韵的现代建筑。从整个的建筑形体到空间的布局，从庭院的建筑到陈设的摆放，都有效的发扬了传统园林建筑的文化因素，使中国人所特有的精神、美学追求在这一建筑上得以充分展现。
当然，现代的居住环境的设计尤其是居民小区，很多都采用了园林式的建筑理念，普遍受到老百姓的喜欢。所以近些年，出现了许多园林化的建筑，不仅形式、手法园林化，所追求的建筑意境和氛围也是园林化的。这样的园林式的小区设计，空间上除了首先要考虑如何满足人的居住生活需要外，同时也考虑了古人讲的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人、建筑与环境应当十分和谐统一在一起。使现代小区建筑既满足居住的需求，更满足基本生活、精神放松、享受自然的需要。
总之，在现代建筑设计中，除了要使建筑具有科技含量，充分满足现代化的生活、居住方式之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传统的建筑文化。而应把传统的建筑文化融入到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去，使现代建筑既具有居住功能又能满足人们的审美、愉悦的特征。我们一定要追求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的完美的平衡。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