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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战略范文1
摘要：能源安全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部门如何把金融业务运作与加强资源环境保护、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摆在金融部门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为此，文章通过对中国能源安全与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实行绿色金融、强化节能减排、缓解能源供求压力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能源安全；绿色金融；产业结构
一、引言
能源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先决条件，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也宣告了西方世界“黄金时代”的结束。此后，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倍受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和学者们都对能源安全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经济学领域而言，能源经济学已成为一门专门以研究石油问题为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和探讨石油价格波动对世界石油市场供求关系和各国经济的影响。国际上研究能源经济学的学者们其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分析国际油价的变动对世界石油供求和各国经济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例如，NoureddineKrichene（2002）通过考察1918～1999年间的世界原油与天然气市场，并对1918～1973年和1973～1999年这两个时期的原油与天然气的供给与需求弹性进行了估算，发现1918～1973年这一时期的原油与天然气价格稳定，而1973年之后石油与天然气价格变得极不稳定，反映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石油与天然气的市场结构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JamesD.Hamilton（2003）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证明了石油价格的变动与GDP增长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特征；J.Bielecki（2002）从能源安全概念、石油市场演进、制度安全框架、目前石油安全状况、未来石油安全需要、增加能源安全战略措施等方面分析了世界能源未来的发展趋势，并认为尽管未来不会出现像1970年代那么大的全球能源危机，但某些能源安全的严重程度将继续值得关注，未来并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因而对于能源安全没有任何自满的余地，目前的石油紧急措施有必要扩大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能源来源；DavidK.Backus和MarioJ.Crucini（2000）通过考察石油价格与贸易条件后发现在最近25年中石油价格的变动主要是由贸易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并且量的作用也是极不相同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致了能源需求的稳步上升。特别是20世纪90年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刺激了以电力、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需求急增。近年来，国内能源产供能力受多种因素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能源安全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如舒先林、阎高程（2004）、王树林（2001）、曹志峰（2004）等，他们都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开展了相应研究。然而，与国际上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探讨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深入和系统化。诚然，国内外学者所做的上述研究为进一步更好地开展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参考基础。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石油能源以及能源安全供给问题上，而有关能源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分析研究得较少。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以国内外研究为基础，更为深入地分析和探讨金融部门如何通过实施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把金融业务运作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强化节能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对策，为相关部门和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二、中国能源安全现状分析
所谓能源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保障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即能源的供给安全；二是减少和降低能源生产与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环境安全。就中国能源安全现状而言，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持续扩大的能源需求所形成的供给压力不断加大，能源供给安全受到极大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能源消费高强度时期。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考察，中国城镇人口已由1978年占总人口的17.92%上升到2005年占总人口的42.9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开始逐步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就业人口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85年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5.68%上升到2005年36.04%（引自2005BP世界能源统计）。从城市人口和城市就业人口两个方面的数据来看，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率在30%—70%为高速发展时期，因而中国城市化已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工业化发展水平来考察，根据赛尔奎因和钱纳里产业结构模式，再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来判断，中国工业化正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急剧地扩大了能源消费需求，而我国能源消费需求又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三大行业部门。1995年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为103388.70万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8.82%，2005年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为178139.50万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79.77%（见表1）。尽管1995—2005年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三大行业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没有多大变化，2005年的比重只比1995年高出不到1%，但三大行业的能源消费需求量却增加了72.30%。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石油和电力能源消费需求呈急剧上升态势。就石油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石油产供能力短时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石油需求只有通过扩大石油进口来实现。1993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而1993年之后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995年，中国石油净进口为1218.7万吨，而到2005年石油净进口达14275.1万吨[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5》、国际能源机构（IEA）及美国能源署（EIA）网站数据整理而得]。另据国家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进口原油14518万吨、成品油3638万吨，原油进口金额664.11亿美元，成品油进口金额155.52亿美元。随着石油进口的增加，中国石油进口对外依赖程度也随之提高，199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还只有1.9%，但到2003年却高达48.6%，并且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在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石油消费与进口大国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将持续较快地增加，能源供给压力加大，供求矛盾仍会长期存在，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对外进口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能源供给紧张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有根本性改变。
（二）能源结构不合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大了对环境影响的压力
从能源资源禀赋状况来看，中国是煤多、气少、油贫。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煤炭资源储量相当丰富，且煤质较好。中国煤炭资源探明可采储量为1145亿吨，占世界探明可采储量的12.6%，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2004年中国煤炭资源采储比只有59年，而世界煤炭资源的平均储采比为164年。就石油资源而言，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248.44亿吨，累计探明可采储量67.91亿吨，而累计采出量已达43亿吨，剩余可采储量只有24.91亿吨。相比世界富油地区来说，中国石油资源是比较匮乏的，而且人均石油资源储量就更低了。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07年的数据显示：2006年底，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探明可采储量约为7427亿桶，约占世界的61.5%；欧洲（主要是俄罗斯）石油探明可采储量约为1444亿桶，占世界的12%；非洲约为1172亿桶，占世界的9.7%；北美地区约为599亿桶，占世界的5.0%；亚太地区石油资源最少，约为405亿桶，占世界的3.5%，其中中国约为163亿桶，占世界的1.3%。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在短期内较难改变。由于中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低，煤炭燃烧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性气体大分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种状况受我国能源结构制约还将持续下去，对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三）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比重过大，单位GDP能耗高，能源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给紧张局面
从能源消耗强度来看，2004年，全世界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产出能源消耗量）为2.5吨油当量/万美元GDP，而中国为8.4吨油当量/万美元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6倍，美国的4倍多，日英德法等国的近8倍。根据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的数据，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铁、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中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导致中国能效低下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等，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而耗能少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例如，2004年采掘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几大高耗能行业的产值就占当年GDP的57.68%。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能耗，节约能源资源，是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首要任务之一。
三、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及对策
（一）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所谓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一项政策，通过金融业务动作同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强化节能减排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确保能源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营运战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源安全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增强趋势下，金融部门实行绿色金融战略意义极其重大，主要体现在：有利于金融部门正确认识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辩证关系，提高对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增强绿色金融意识，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把环境保护这项基本国策贯彻到具体的金融业务之中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克服过去那种只顾经济效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资源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提高金融部门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与化解金融环境风险的能力；有利于金融部门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把好信贷、证券融资关口，促使企业实行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金融部门通过运用信贷杠杆、证券融资等多种金融手段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导向作用；有利于金融部门利用自身的金融优势，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实行绿色金融以确保能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金融部门应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绿色金融意识与能源安全意识以及在金融业务中贯彻落实加强资源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自觉性。
2、金融部门通过业务运作利用金融手段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凡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能源资源节约、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产业和节能减排技术项目，一律给予金融上的优先支持；而对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高能耗产业，金融部门一律不予支持，也不为其开办其他金融业务。
3、金融部门应加大对洁净煤技术开发与应用、节能技术改造、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及替代能源开发技术与应用推广、能源综合利用的金融支持力度，降低资源能耗，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
金融安全战略范文2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金融安全战略范文3
关键词：外资银行；金融安全；金融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3-0045-03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 (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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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战略范文4
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断涌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经济恐慌，不可避免引发了新的金融安全问题。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安全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界争论的热门话题。
从广义来看，金融安全是指一国具有抵御来自国际金融危机侵扰，保持国内投融资秩序正常、保持金融体系稳定以及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稳定发展的能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如何防止金融风险乃至防止整个经济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引发动荡并导致国民财富的大量损失是金融安全的主要内容。
在全球化过程中金融风险有普遍增大的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但是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更大。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实力薄弱，经济金融制度及结构的缺陷较多，对开放进程的准备和力量积蓄都不充分，因此，难以适应全球化引发的冲击，风险的承受能力不足。这是70年代金融全球化以来金融危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进一步金融开放面临的风险
（一）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存在风险
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一国对外经济部门自由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金融全球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开放资本账户将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风险：首先，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存在冲突的风险。其次，增加债务偿还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入结构中的间接投资、短期资本和私人资本所占的重将大大增加，将增大债务偿还的风险。
（二）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缺陷，不适应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对金融监管的要求
90年代以来，我国涉外金融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外国金融机构来华设立分支机构日益增加，这些变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现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监管的市场化、国际化步伐不适应银行业发展的需要；我国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偏低等，所以风险和隐患依然存在。
（三）国内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外资金融机构的引进对国内金融机构形成冲击
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素质还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在当今全球性互动的巨大变革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已不由自主地被抛入了不变不行的激烈竞争之中。然而，必须冷静地看到，在如何及早完成银行体系再造、提高竞争力、加快金融创新等方面，我国银行在许多方面还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要求。
三、我国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维护金融安全的政策措施
(一)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
应尽快促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有效防止国际游资的冲击；同时，能够密切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系，即利率变动会通过国内资金供求、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及远期外汇供求等方面的变化来影响汇率，使人民币汇率机制趋于完善。
(二)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是实现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和宏观金融调控的重要保证，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必要手段。所谓金融监管是通过立法和管理条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资金的价格、市场准入(出)以及分支机构设置等方面实施限制，旨在保证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我国已于2001年12月加入WTO，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势在必行，而在开放市场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引进风险。因此，在健全金融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成为规避风险最有效的手段。
1．增加金融运行的透明度，强化信息披露。透明度要解决的是游戏规则和某些必须披露信息的公开化问题:一是担负经济调控和管理职能的政府，特别是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做到及时公布重大政策变动，并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在政策动作上应该协调一致；二是各类金融机构的会计财务规则基本符合国际惯例，并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的数据。
2．建立风险预警体系。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防范金融风险的安全指标体系。金融全球化风险是一种宏观金融风险，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设计指标体系和设立专门机构，进行风险监测和评估，由金融监管当局结合国内金融稳健性情况统一拟订反应对策。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信息畅通和反应机制的灵敏性，能够对外部重大冲击和风险因素做出快捷的回应。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天生存在着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一旦个别经营不善的银行出现挤兑现象，健康的银行也可能会受到冲击。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抑制挤兑，维护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目前正是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最佳时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降低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成本和风险；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创造了前提条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取得显著成效，银行不良资产的大规模政策性集中处置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经营不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正在建立中。
(三)积极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重组与再造，培育在金融全球化环境中的竞争优势
1．积极培育符合国际水准的大银行。在当前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对银行体系的重组要有前瞻性发展眼光。为此，必须按照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银行业健康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思路，重新构造我国商业银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体系。
2．积极推进商业银行经营国际化进程。经营国际化是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银行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对中国商业银行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国内银行必须在遵循国际标准的前提下，对自身的发展战略、管理体制、产品和服务、技术与人才等进行全方位、大幅度、深层次的再造和升级，实现高层次的经营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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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战略范文5
事实究竟如何？
其实，尽管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看好中国银行业的巨大市场，但是对于参股中国的国有银行，很多外资金融机构一直心存疑虑――投入几十亿美元只能成为小股东，有多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如何杜绝政府对国有银行经营的干预？新的不良贷款会不会大规模产生？鉴于此，很多外资金融巨头并不想参股国有银行。
迄今，中行和建行已经引进了主要的战略投资者，工行的引资对象也初步确定，但是国有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充满了艰难与曲折。今年3月份，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市值下跌了17亿美元，虽然8月18日两家银行最终签署协议，但前提是苏格兰皇家银行已获得了中国政府对这项投资不会亏损的担保。早在去年下半年，建行就与花旗开始了引资谈判，但是一直不见进展，直到今年3月份美洲银行半路杀出，建行才快刀斩乱麻，放弃与花旗的谈判，迅速引进美洲银行。由此可见，“香饽饽”并不那么香。
转让给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国有银行股权溢价几何？这也是广受关注的焦点。很多人认为，长期以来国有银行的价值被低估了，因为国有银行拥有众多的网点资源和广大的客户资源，这正是银行的价值所在。实际上，网点资源和客户资源给银行带来的价值最终都要通过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来体现，这是外资机构参股国有银行最重要的考虑指标。考虑到财务重组之后的国有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与国外同行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的现实，就不会得出国有银行股权被贱卖的结论。
有人认为，银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外资多了，中国的金融安全就受到了威胁。其实，在银监会制定的国有银行引资原则中，竞争回避是很重要的一条，目前三家银行的主要战略投资者自身在中国境内很少开展业务，并不与国有银行发生业务竞争和战略冲突。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也不存在很多人担心的某国控制中国国有银行的情形。
而中国金融业的决策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国有体制下，国有银行这些年制造的几万亿元不良贷款，才是中国金融稳定的最大威胁，若不借助外力推动，国有银行改革不可能取得突破。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资金，而是为了引进技术和机制。事实上，中行和建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签署投资协议时，往往附有技术援助协议，外资机构将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产品开发等方面给予国有银行援助，从而提升它们的竞争力。
金融安全战略范文6
关键词：FDI；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X9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8-0006-02
1 我国FDI利用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著名跨国公司陆续对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日益扩大。FDI取代间接投资而成为各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这与FDI的特点有密切关系。FDI是资本、生产要素和生产过程直接相结合的国际投资形式，对促进生产的作用比较明显，投资效益可以做到“立竿见影”。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除了少部分公司因为我国的某些行业限制而不能进入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都在我国进行了投资。FDI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了挑战。深入研究和妥善解决这些风险问题，对于促进新时期我国利用FDI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07年，包括银行、证券业在内，全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26.58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888家，同比下降8.69％。其中，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871家，同比下降8.6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7.68亿美元，同比增长13.59％。我国2006年全部FDI(包括银行、保险和证券)金额为694.7亿美元，较2005年下降4.06％。实际利用外资630亿美元。2005年全部FDI金额为724.06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42％，实际利用外资603.25亿美元。近10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上每年的利用规模都在400－600亿美元的区间内波动，变化曲线是由低到高再回落的“抛物线”形状。从1995年开始，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连续4年保持快速增长，1998年达到454.63亿美元。2003年，全国利用外资项目为41081个，项目个数比1994年减少了6565个，协议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却分别增加129.27亿和251.45亿美元，这表明单位利用外资项目的金额有明显的提高。
2 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由于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国情国力千差万别，实施的经济战略各有千秋，各国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解释和认识也不尽一致。虽然认识不一样，但就实质来看，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经济能力。它包括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在经济上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和侵袭的能力，以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管一个国家经济怎样发展，经济安全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建立在经济安全之外的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FDI利用规模的不断扩大，对FDI利用不当导致的金融危机时有发生，由于FDI利用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胁。因此，FDI利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样受到重视。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FDI的利用一是影响我国的金融安全，二是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而金融安全与产业安全是构成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一个国家倘若丧失了金融安全与产业安全，其将丧失经济发展与调控的稳定性及自主性，并使该国经济结构的落后与不合理性长期存在，这不仅损耗经济发展的后劲，且最终将使该国沦为其他国家的经济附庸国。
2.1 FDI利用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2.1.1 从金融市场开放角度讲
顺应中国加入WTO的发展要求，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加快，非安全因素随之增加。在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健全、不完善以及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发展相对滞后的条件下，外资金融机构势必会加剧国内金融业的竞争，对我国金融业产生负面影响。
FDI会干扰金融市场，无论是直接进入还是间接进入都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因为FDI进入一国金融市场后，必然会有投机行为，寻求短期效益，从而加大金融风险。我国承诺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国际富余资金将大量进入我国，并在金融市场中兴风作浪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是因为具有高度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性很强，它在证券市场中大量地流入或流出会导致股市暴涨或暴跌，伴随证券市场波动的同时，FDI在贸易市场的大量流出、流进，也会导致物价波动，引起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就是资本都是从利润低的地方流向利润高的地方，这就对我国经济稳定、币值稳定等方面要求比较高。此外，投资者预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投资者预测认为我国我国经济将陷入萧条或者人民币将贬值时，他们会纷纷撤回资本，或将人民币换成其它货币。从而使得我国金融市场更大波动和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
2.1.2 从国际收支角度讲
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主要由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构成，而外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上述两项目的影响。FDI既影响经常项目又影响资本项目。因为FDI有两种投资方式。即实物资本投资和货币资本投资。实物资本投资表现为经常项目进口的增加，从而使经常项目的外汇收入减少，一定时期FDI又有利润汇出，形成资本外流，从而影响外汇储备。而货币资本投资影响资本项目差额的增减变动。
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主要是由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外汇顺差构成的。一定时期一定规模的外资通过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而影响该国的外汇储备构成，而外汇储备的构成又影响到该国的金融安全。
由于FDI进入规模的扩大，其在我国获得的投资收益越来越多。而FDI在我国所获投资收益有两种流向：一是作为资本收益换成外汇流向国外，二是作为利润再投资记在资本项目的直接投资项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的计算，得出FDI的利润汇出约占其投资收益的20％，而利润再投资本约占80％。FDI都有一个先期资本流入和后期资本流出的问题，利润再投资并没有改变这一问题的实质，而只是推迟了利润汇出的时间，并使利润的汇出更加集中。当外商投资的收益以及利润再投资积累到一定规模，有可能超过国家可动用外汇储备的数量时，如果形势发生动荡，外商突然集中进行兑换汇出，就会出现外汇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由于FDI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致使我国国际收支结构脆弱，经常项目的外汇盈余较少，承
担外债的能力不足。加上隐性外债的存在及FDI利润汇出规模的提高以及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压力，我国外资利用带来的金融风险呈上升趋势。
2.2 FDI利用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了超国民待遇，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国内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使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我国已加入WTO，民族产业的发展在国内既要面对外资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国际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加上外资企业对国内产业的部分控制，使国内企业发展步履维艰。FDI对国内产业的控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2.1 FDI对整体产业的控制
我国多数产业的特征是“大而弱”，在规模上、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上，在跨国、跨地区营销方面。产业安全一般是指一国拥有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以及这些产业在国际意义下的发展力。跨国公司是FDI的行为载体，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越来越重视企业的控制权。
大多数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直接投资，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其主要目标，是绕过关税壁垒，实行生产“本地化”战略，占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我国部分产业部门中外资甚至达到了市场垄断地位，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外资比例超过了30％，个别行业比例更高。
2.2.2 FDI对关键产业的控制
这里关键产业包括军事国防工业，重要的能源、交通、信息产业，重要的通讯产业等。目前，在这些行业，都隐约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垄断财团，其垄断程度都相当惊人，显示出外国投资者试图垄断东道国市场的趋势。
例如，科龙电气被格林克尔并购了，一汽轿车被德国大众并购了。中国石化被英国石油并购了，中国徐工机械被凯雷集团收购了。
2.2.3 FDI对区域产业的控制
由于经济基础的差异，以及靠海、靠边等特定的区域比较优势，再辅以国家导向的梯度对外开放政策作为依托，客观上形成外商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大大超过对欠发达的中西部的投资，初步表现出对沿海城市产业的控制趋向。
FDI对我国国内产业的控制角度体现在整体行业、关键行业、地区产业上。具体表现在品牌、技术、股权控制等方面。虽然总的看来FDI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程度不是很高，但是一些核心产业部门、主导产业部门和重要地区被外商控制，已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一定威胁。
3 应对的策略和思考
3.1 要用科学发展观引导FDI流向
用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衡量FDI的因如。更过地考虑环境、资源、人口问题，考虑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我们的一些投资项目应有所选择，哪些项目值得投资，哪些项目不值得投资，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3.2 要进一步提高利用FDI的质量和水平
我国的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管理水平比较低，因此我国应重视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加快我国企业现代化的步伐。
3.3 吸引FDI要能够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