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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计划范文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到底是“手下”还是“手上”？这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各个国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有四种典型模式：一是美国式的，可称“警民”关系，即政府机构与企业之间是法律界定经济关系，政府着重告诉企业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该干。政府只是掌握宏观调整。而且政企绝对分开。二是日本式的，可称“朋友”关系，政府和企业“穿一条裤子”，着重告诉企业应该怎样干，政府协助和支持企业发展。三是德国式的，可称“仲裁”关系，强调效率和公平的合理取舍，政府按照竞赛规则对企业进行公平裁定。这三种关系有差异，但有两点是一致的：1、企业地位完全独立，2、政府和企业都按一个标准来处理相互关系，即什么不该干，或该怎么干，或按什么规则干。四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即在计划经济时期，可称为“婆媳”关系。政府对经济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投资行为，具体管理审批每一个投资项目，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一是经济活动市场化，二是企业经营自主化，三是政府调节间接化，四是经济运行法制化。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之间应该是平视的“手上”关系。
近年来，我县围绕“对接大城区”和 “区县一体化”战略，在增强企业活力、发展县域经济方面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打造了五大发展平台，出台了优化经济环境政策，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热情对待外来和本土企业家，一视同仁当作“手上”,引进了一大批投资者和重点项目。但从全县来看，将企业和企业家从 “手下”平视为“手上”的观念还没有形成自觉，一些部门、一些干部，包括一些企业家自己，还是习惯性地把企业和企业家当作 “手下”。
“手下”的说法，根源于官本位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确立的今天，不经意地把“手下”概念延用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上来，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影子。与之关联的概念容易是祈求丶恩惠，赐予、感激，在这种思想下办事，容易导致权钱交易，既腐蚀干部，又加大企业办事成本。
“手下”的说法，描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依赖人治丶个人关系推动工作，容易发生漠视法律丶法规的问题，以情代法，对“自己”手下容易给以庇护，对“异己”手下往往发生梗阻，企业和企业家难以获得平等发展和稳定长久的环境，其发展活力和动力就不会充分发挥出来，就不易聚集和成长出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家，也就极难形成竞争优势强大的企业群体。
“手下”的说法所代表的理念和所描述的政企关系，在我县一些部门和干部中实际存在，并在服务企业时产生梗阻问题，这是一些好项目、大项目久难落地，已经落地的一些项目经营者时有意见的原因，也是我县经济环境与南方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先进地区的根本差别所在。除了落实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外，还必须将政府与企业和企业家的关系，从观念上变“手下”为“手上”，自觉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发展活力。
一是要明确政府与企业之间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关系、管辖关系、服务关系。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微观组织，是现代社会商品与劳务的提供者，是市场的竞争主体。政府的职能是为企业提供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为企业竞争提供服务。所以，面对各类公司制企业，要摒弃俯视的“手下”观念，树立平视的“手上”观念，强化依法监管和服务理念，才是符合时代要求与区域经济发展大局要求的选择。对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也要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
二是要根除人们心目中的官本位思想，提升企业及企业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设立专栏，经常加强宣传、开展深入讨论。不仅是政府部门主要领导、关键岗位干部发表观点，还要有企业投资人的言论，也要有各界群众的评论甚至争论；不仅要有本地企业家的看法、诉求，还要有外地企业家的比较和评价；不仅有思想观点碰撞，还要有典型案例处理。对待新型经济组织、外来投资企业，也包括本地民营企业，都要一样从思想上、行动上视作为“手上”。真正形成办事顺畅、心情舒畅的经济发展环境。
三是要认真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企业搞好服务。视企业和企业家为“手上”，就要真心真意为企业在工商、土地、规划、建设、环保、电力、税收、工农关系协调等各方面提供及时周到服务，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解决实际问题。对 “三乱”等行为要主动及时打击，防止损害企业利益。
四是要依法加强监管，确保企业健康发展。视企业和企业家为“手上”，就要对自身职责和企业持负责任的态度，强化依法监管的责任和职能，确保企业依法依规经营，特别是在产业政策、税收征管、诚信经营、安全生产、环保节能、职工权益等方面，防止出现大的偏差；还要加强对企业家的培养和教育，提升综合素质，更新经营观念，培育一支创新意识强、开拓能力强的企业家队伍，实现企业健康长远发展。
营商环境计划范文2
**党委力求将深化作风整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做实，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整治五个方面问题：
(一)解决失责失信、不依法治企问题。重点是:不担当不负责，责任不履行，经营无为，新官不理旧账;不诚信经营，不履行合同，服务质量差，质价不对等;不依法决策，不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规章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不守法经营，不遵章守纪，损害国资利益和合作方权益。
(二)解决思想僵化、不公平竞争问题。重点是:思想僵化、手段固化，经营理念模式守旧;不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不遵守商业规则，采取不诚实或其他不正当手段侵犯其他竞争者权利，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营商环境。
(三)解决流程不优，机构臃肿问题。重点是:工作流程不优，流转效率低下，推诱扯皮、中梗阻;机构行政化，部门设置随意、臃肿，职责权限不清、业务交叉，随意招人，因人设岗，人浮于事。
(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问题。重点是:方案计划多，行动少落实差，深化企业改革动作迟缓，不研究解决问题，深入基层调研少，项目论证不足;文山会海泛滥，内容不切实际;用责任状推卸责任，用检查考评代替落实;数字造假、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搞材料政绩、文字经验。
(五)解决不细不实，能力不足问题。重点是:本领不强、专业不精，工作办法少、打不开局面;基本功不扎实，家底不清、情况不明，履职尽责不到位;工作研究不深不透，制定方案跑粗，措施不细不实，遇事拿惯例当依据;企业长期亏损，经营没有好转，推动企业改革发展能力不足。
二、主要方法和措施
（一）结合**发展实际，开展专项整治。
1、开展企业失信违约专项整治。深度查摆建立**本部、各权属企业对内对外失信违约清单，视具体情况进行研判，若能够依法依规解决的，列出时间表，在限期内逐项解决，并为相关单位及负责人建立失信记录，以此作为考核评优的重要标准，努力打造诚信企业。
2、开展再造工作流程专项清理。在**本部和权属企业开展一场大调研，重点看是否存在机构臃肿、部门设置随意、招人随意、因人设岗、人浮于事问题，并整合职能交叉、重复设置、人员偏少的内设机构，精简优化人员。针对部门职能，重新梳理管理流程和审批流程，并装订成册，在工作中严格执行。
3、开展涉法案件专项清理整治。以全省开展司法执法环境专项整治为契机，建立**涉法积压案件和法律纠纷问题台账，深入研究解决对策，积极争取司法机关支持，力争更多地解决历史遗留的涉法问题。进一步加强合同管理，配备专业人员，严格审查合同文本，防范新生法律风险。
4、开展治理“跑粗”专项行动。每名领导干部要全面深入基层、深入项目、深入施工一线，通过实地调研，掌握各权属企业经营管理现状，并大力开展算细账活动，实施精准管控，向粗放“开刀”，解决相关单位的“跑粗”问题，树立精打细算、精益求精的经营理念，确保提高发展质量，提升经营效益。
5、开展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专项行动。坚持以**全面修订后的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为总纲领、总遵循，强化战略执行定力、执行能力。权属企业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肩负的发展责任，突出问题导向，修订完善本企业“十三五”规划，严格按工作推动的路线图、时间表扎实有效执行。**总部着眼抓好重大战略部署，提升战略管控能力，制定出台传统板块优先发展、新兴板块引领创效、多元板块培育提升具体实施指导意见，明确各板块发展内涵、发展方向，形成有效支撑规划落地的完整体系。
6、开展三大战略深入推进专项行动。扎实深入推进传统板块优先发展、新兴板块引领创效、多元板块培育提升三大战略，各板块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根据本企业“十三五”战略规划，找问题、找短板、找弱项，形成有分量、有质量、有操作性的任务分解表，列入领导班子和成员任期和年度民主评议目标清单，确保责任落实压靠。传统板块企业切实坚持“优是手段，先是生产力竞争力的体现”的核心思想，充分体现通过创优进而争先；新兴板块企业切实坚持谋发展“前提是引领牵动，核心是创造效益”的核心思想，推动**实现更有质量、更有内涵的发展；新兴板块切实坚持“新思维、新动能、新空间、新支撑”的核心思想，加快培养多元经济增长极、增长带。通过强有力的绩效考核和民主评议制度，解决领导干部种好自己“责任田”的问题，赢得三大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成效。
7、开展提质增效实现突破专项行动。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着力解决规模效益不协调的问题，抓好转方式调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基础上，深入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制定出台相关专项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重要举措、时间步骤、责任分工，重点抓好去库存，梳理清理投资效率低、投资回报低的项目，盘活呆滞资产，加大应收账款清理清收力度，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和坏账损失；抓好去杠杆，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实施稳增长和防风险兼顾，推进资金管理改革，控制资产负债规模，实现杠杆率科学稳步下降。
8、开展全面深化企业改革专项行动。着眼于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足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列出优化企业决策机制、经营管理机制和国有经济布局任务清单，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努力在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上实现根本性突破。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制定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导意见，明确重点、推进形式和实现路径；积极引入具有资本增量、市场增量价值的优质战略合作者，重点推进与行业顶尖资源谋划发展跨行业、跨领域产业，陆续启动三级子公司混改。
营商环境计划范文3
关键词：非语言交际 环境语 跨文化商务沟通 影响
从非语言角度而言，环境是指文化本身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环境， 而非人们居住的地理环境（胡文仲， 1999）。因此笔者所研究的是人们为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对跨文化商务沟通的影响，非自然环境的作用。环境因素可以提供交际信息， 同时也可展示文化特征， 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人们必然会面对不同文化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之人，由于环境的空间和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 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可能出现误解或冲突。 因此研究环境语对跨文化商务沟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环境语及其文化特性
作为非语言交际重要形式之一的环境语（Environmental language）包括时间、空间、颜色、声音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提供交际信息，因此环境语也可展示文化特性。这些交际信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但更多情况下却因文化不同展示出不同的交际信息。人们既受到环境的影响，也会影响环境， 因为我们一旦对所处环境产生一种看法， 就会将这一看法体现在所发出的信息之中。这一信息一旦发出，信息接收者对环境的认知感也就有所
改变。
1.时间信息
不同文化对时间的期求和处理的规则不同，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看待时间和使用时间的时候也往往会有不同的概念和态度。根据霍尔理论，与文化有关的时间分为：正式时间、非正式时间和科技时间。科技时间是用科学方法来计算时间，因此与文化交流关系不大。正式时间是非科学的，是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因此他直接影响着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感知能力，正式时间是某一文化的人看待时间的习惯，如一周七天，在西方文化，一周的第一天以周日开始，在中国，是一周的结束。这是正式时间中有序性的特点反映。非正式时间在跨文化交际中最能反映文化差异。 非正式时间用语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当某人说“得过一会儿”时，我们只有对他熟悉并了解此话语境时才可能产生一个时间概念，因为“一会儿”这个模糊用语对来自同一文化的不同人们或不同文化的人们可以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 甚至更长。霍尔关于时间观念的“时间单一性”（即遵守日程安排，一个时间安排做一件事，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和“时间多样性”（不受时间限制，在同一时间可从事不同的事）理论就是文化差异的时间模式。他认为单一性时间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时间模式， 多样性时间是亚非拉地区国家的模式。
2.空间信息
人的空间观念是后天习得的，因此在每种文化中，人们的领地要求和空间关系有其特有的规则和程序，文化不同，人们对空间需求和与空间有关的交际规则也不同，如体距差异；文化不同，空间范围所引起的联想和感觉也不同，如对个人领地的不同态度；文化不同，有关空间和距离的使用价值也不同，如利用空间距离显示地位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突出的心理反应是对隐私的态度，这也是中西方人们之间在交往中最大的文化冲突之一。
3.颜色信息
环境语文化特性的另一体现是对颜色的理解。颜色使人产生的联想意义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寓意，中国人崇尚红色，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吉利、喜庆，常用于婚庆、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但在英语国家，红色之意褒贬兼备，可代表幸福、爱情、有活力，也可代表罪恶、冲动狂怒等贬义。因此人们也利用颜色与人的心情之间的关系创造出各种环境，以达到某种目的。
二、环境语对跨文化商务沟通的影响
根据学者研究，非语言行为可占整个交际沟通过程中的70%以上。由此可见，非语言行为在沟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作为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的环境语言，对跨文化沟通的影响，尤其是对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空间信息和时间信息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的作用。
1.空间信息对跨文化商务沟通的影响
空间信息理论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霍尔提出。空间语的非语言含义主要通过领域性、近体距离、拥挤态度和座位安排等来表达。
2.领地观念对跨文化商务沟通的影响
领地范围是维护人的完整、自由、独处和安全所需要的空间。行为科学家认为领地性存在于人的行为之中， 它有助于调整人的交际行为，但也会成为交际冲突的根源。领地观念最突出的心理反应是对待隐私的态度。英语国家的人对于隐私的维护很强，在各种商务活动中的表现如入住酒店房间的安排。在中国，2人安排在同一房间是常见行为，可在西方国家， 除非亲人间会安排同一间房，如果是同事，个人的隐私是不容侵犯，享受独处权利的单人间是普遍的。因此在商务活动中安排外籍人士住宿问题上，更多考虑的是尊重隐私。领地观念在工作领域的表现是相对独立的个人工作空间和属于这个空间任何物品的不可侵犯。
3.跨文化商务沟通中对拥挤的态度
拥挤是人们觉得空间受到限制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拥挤感源于个人空间受到他人侵犯，个人行动自由受到了妨碍。由文化所造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对拥挤环境的态度来看，中国人更能容忍拥挤现象，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拥挤则表现出不知所措或回避的态度。这种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人们对拥挤的不同态度在跨文化商务沟通领域中商务活动的表现是，中国人更喜欢热闹排场的场面和英语国家人们更喜欢安静和小规模的宴请聚会。
营商环境计划范文4
【关键词】 上消化道； 出血； 直接经济负担
中图分类号 R573.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4）18-0074-03
Direct Economic Burden and Impact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LIN Yi.//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4，12（18）：74-76
【Abstract】 Objective：To assess th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and impact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nd to lay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control and treatment improving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Method： Collected th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for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with a kind of table made by authors and analyze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Result： The averag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per case was 13 184.85 yuan RMB， while the drug consumption account for about 57.24%.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treatment， etiological diagnosis and days stay in hospital.Conclusion： The direct economic burden for the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ould be reduced by rational medication， cutting down the cost of medicine， controlling the average day stay in hospital. And making a definite etiologic diagnosis as soon as possible is also helpful.
【Key words】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Direct economic burden
First-author’s address： Xiangqian Center Hospital of Minhou County，Minhou 350112，China
上消化道出血是一种临床常见症候，其起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1]。上消化道出血给社会和人群带来的经济负担，是指其发病、致残、致死所致的直接和/或间接经济损失和资源消耗。本研究分析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探讨其构成特点及影响因素，目的在优化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疗方案，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供依据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析笔者所在医院消化内科2009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电子胃镜或钡餐检查确诊，并排除下消化道出血。
1.2 方法
采用自制表格，由经过培训的专人负责在入院后24 h内完成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支付方式、来源地、初始症状。支付方式包括：社会保障和现金支付。患者来源包括：本市、省内别市和外省。于患者出院时收集病因诊断、直接经济负担、住院天数、初始症状、病因诊断、合并证、治疗方式等消息。直接经济负担包括：医疗费用（门诊费、检测费、药物费、手术费、用血费、护理费、住院费）和非医疗费用（食宿费、交通费和护工费）。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影响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直接经济负担的各项因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再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Enter法），P
2 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226例。其中男132例，女94例；年龄14～88岁，平均（52.11±12.16）岁。支付方式：社会保障58例，现金168例。患者来源：本市188例，省内别市21例，外省17例。
2.1 疾病情况
初始症状：入院时，呕血（38例）、黑便（131例）、呕血兼黑便（41例）、腹痛（10例）、贫血（6例）为初始症状。病因诊断：综合患者的病史及胃镜所见，病因诊断为消化性溃疡114例（50.4%），糜烂性或出血性胃炎37例（16.4%），肿瘤性病变32例（14.2%），食管和/或胃底静脉曲张27例（11.9%），贲门黏膜撕裂综合征7例（3.1%），胃窦黏膜下血管畸形4例（1.8%），未查明出血原因5例（2.2%）。合并症：主要合并症有高血压32例，糖尿病16例，冠心病11例，肾功能不全7例，脑血管病4例，风湿病3例。治疗方式：保守治疗未输血162例（71.7%），保守治疗并输血48例（21.2%），需外科干预16例（7.1%）。住院天数：2～46 d，平均（10.58±2.14）d。
2.2 直接经济负担
（1）医疗费用：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为12 884.61元，占直接经济负担的97.72%，其中药物费所占比例最高，达57.24%，其次为检查费，占21.82%。（2）非医疗费用：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人均非医疗费用为300.24元，仅占直接经济负担的2.27%，其中食宿费比例最高占1.53%，详见表1。
2.3 影响医疗费用的多因素分析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医疗费用拟合回归模型，根据单因素分析和临床判断，纳入进一步分析的自变量有：年龄、住院天数、初始症状、病因诊断、合并证、治疗方式。结果显示，人均医疗费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治疗方式（P
3 讨论
近年来，对疾病经济负担的评估越来越受到医疗工作者和各级医疗管理部门的重视，对疾病的治疗不仅应该着眼于追求患者最优疗效，还应该注意到在患者身后的家庭经济情况，注重最适宜疗效，反过来，对疾病经济负担的把握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依从性[2]。本研究对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包括其构成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价，优化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疗方案，也为医疗保障体系的深化提供参考。
研究显示，笔者所在医院消化内科2009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为12 884.61元，可见上消化道出血是个常见、高花费的疾病，对社会造成的疾病经济负担严重。在本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治疗方式是直接经济负担的重要影响因素。保守治疗未输血患者比例最大，其费用低于保守治疗并输血患者和需外科干预患者。在人均医疗费用中，最大来源为药物费，占57.24%，其次为检查费，占21.82%。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常需用到电子胃镜检查并辅助以影像学检查，检查费用较难降低，能够显著降低的费用还是在药物费用上。部分患者由于肿瘤性病变或保守治疗无效等原因需外科干预，手术费用占人均医疗费用的7.46%，不构成本组患者的主要经济负担。因此，合理用药，控制药品比例仍势在必行，要力求以合理的药物治疗方案达到目标疗效[3-4]。
上消化道出血病因多样，最常见消化性溃疡、糜烂性或出血性胃炎、肿瘤性病变和食管和/或胃底静脉曲张[5]。在各类病因中，肿瘤性病变与高额医疗费用间的关系最显著，肿瘤性病变患者往往需要在内科保守治疗后转外科治疗，增加了手术耗材、麻醉费用，也延长住院时间。早期发现消化道肿瘤仍然是防止此类费用增高的最佳方法[6]。本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有一部分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功能不全、脑血管病、风湿病等，脏器功能低下。杨卓等[7]认为此类合并证较多的患者，其再出血率及病死率均较高，本组患者的合并证情况虽然未明显反应在直接经济负担上，但可能间接增加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仍需引起重视，需要加强对合并证的处理及其他重要脏器功能的维持，尽可能地降低再出血风险。
在本研究的各项因素中，平均住院天数与医疗费用显著相关，与Saltzman等[8]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10.58±2.14）d，相较十余年前王社论等[9]报道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平均住院天数（18.6±17.0）d已有大幅下降。Alkhatib等[10]研究表明，对上消化道出血住院患者进行住院天数的控制，可以有效减轻患者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张文新等[11]认为，控制平均住院天数一方面可降低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院床位周转率，增加医院的效益。故缩短平均住院天数、建立明确的转诊制度、采取综合措施，可以显著降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医疗费用的同时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是有效地评价医院和科室管理质量的指标。
上消化道出血的直接经济负担问题显著，对该病的卫生经济学评价值得引起重视。疾病的治疗方式、病因诊断和住院天数是影响上消化道出血直接经济负担的主要因素。因此，合理用药，控制药品比例、缩短平均住院天数是降低患者经济负担的重要手段。同时，进行早期胃镜检查、推广常规体检，尽早发现、明确肿瘤性病变，针对肿瘤性病因进行及时的治疗，能够对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起到明显益助。本研究仅分析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医疗费用问题，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进行卫生经济学指标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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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计划范文5
关键词：JIT；供应商评价；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1) 22-0000-02
Suppliers Evaluate Study of Vehicl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Under JIT Environment
Zhou Wei1,Chen Honglei2
(1.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2.Xidian University,Xi'an 710126,China)
Abstract:By analyzing in-time production vehic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under development,find manufacturers,suppliers,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at this stage.Proposed JIT supplier evaluation model and algorithm.
Keywords:JIT;Supplier evaluation;Informatization
引言：准时制生产（Just In Time，简称JIT）起源于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JIT的核心目标是尽可能地降低库存，实现企业的零库存运行，减少资金占用，降低库存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为了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提高自身产品研发能力，我国各大整车企业迫切需要形成一套整合顺畅的供应商评价与选择体系，保证为其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从而使其活跃于市场。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价与选择供应商，形成良好的互动共赢模式，是企业亟待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JIT生产方式下整车制造企业信息化发展历程
以上海某整车制造企业信息化发展为例，中国JIT生产方式下整车制造企业信息化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单机操作阶段。通常都是公司内部信息化部门自行开发的基于单机运行的信息管理软件，支持库存收发等基本的管理功能，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库存准确率。
第二阶段是网络化信息管理的初步阶段。该阶段实现了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共享，通过对业务流程关键环节（包括采购订单创建及确认，入库确认，库存监控直至生产配送等）的整合，实现了业务处理的网络化、流程化，初步实现了具有JIT特色的供货拉动模式。
第三阶段是网络化信息管理的发展阶段。该阶段进一步将制造商与供应商紧密结合，实现信息化的看板管理，供货拉动模式趋于成熟。研究内容开始转向采购物流环节的评价考核及预测。
我们从上述发展历程不难看出，JIT生产方式下的制造业信息化建设的现阶段重点是评价考核和数据分析功能的研究实现。据统计，通过降低采购成本来增加利润比增加销售额更为有效[1]。可以看出零部件供应商作为汽车供应链的源头，在采购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供应商评价考核是信息化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
二、JIT生产方式下的采购模式决定供应商评价模式
JIT生产方式是一种拉动式生产管理模式，主要特点就是采用看板管理的形式，实现在必要时间生产必要数量的必要产品，从而实现库存尽量小并最终达到无库存的终极目标。这就决定了JIT采购模式与传统采购模式具有很大的不同。
准时制生产方式“在必要时间生产必要数量的必要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对供应商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制造商根据顾客的订单需求制定生产计划，并向供应商提出生产需求，严格规定需求的数量和时间，供应商根据制造商的订单需求及时生产制造零部件并按时提供给供应商，上一工序与下一工序在生产时间、数量上都达到刚好正好的要求，这样才能大大降低整车制造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库存成本，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这样就对供应商的按时交货能力、保证产品质量能力、对订单的快速反应能力产生更高的要求。如此JIT生产方式下的制造商对供应商的评价和选择标准也与传统生产模式有很大不同。
三、在JIT环境下的供应商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在JIT环境下的供应商的评价指标体系中，除了要考虑产品质量和交货期以外，供应商潜在的创新和开发能力在供应商评价时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2]，其次还有产品价格、供应商服务能力等指标。评价指标可以细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甚至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生产技术与能力 新产品开发能力
自主生产能力
生产反应能力
生产规模
产品质量 产品合格率
可靠性故障情况
质量保障体系
交货能力 按时交货能力
价格成本 产品价格
采购成本
服务能力 合作态度
供应商名声
市场占有率
表1：JIT环境下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后，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法是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评价选择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评价指标难以准确量化和统计的问题。将层析分析法与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法结合使用可以排除人为因素带来的影响，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准确。
依据层次分析法原理，对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计算出各指标的单层权重，并把所有问卷的权重数据进行几何加权平均计算。如上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共5个，二级指标13个，每份问卷（共M份问卷）的权重向量为wl=（wl1，wl2，…，wln）T，l=1，2，…，M。则某层i指标（共N个指标）的几何加权平均值为：
i=1，2，…，n
规范化后即得i指标对于所在层的综合权重（假设所在层共n个指标）：
i=1，2，…，n
综合权重向量w=（wl，w2，…，wn）T.
对于一级指标，它们的综合权重向量就是对于目标层（供应商评价）的权重系数，对于二级指标，就是其单层权重相对一级指标的权重。由此得出了初始的指标综合权重。
BP算法是基于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法的算法，特点是能够自学习，图1为神经网络中的一个基本信息处理单元。
图1
Yj表示神经元的输入，它们是其它神经元的输出，Wij表示神经元之间的联接强度即权重，θi表示其阀值．Yi表示Xi经过F（x）激发函数处理后的输出值，它可以作为其它神经元的输入。神经元的这种输入输出关系可表示为：
BP算法模型即为三层这样的神经元组成，Yi即为供应商的各指标评价对一个神经元的输入，经过很多样本的反复训练，对各初始指标权重进行进一步合理化，最终使算法结果达到最优最合理。
小结：将层次分析法与BP算法相结合，可以有效提高BP算法的训练速度，避免局部极小点问题，最终达到排除评价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得到更加客观准确结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梁婷.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评价方法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2009
营商环境计划范文6
[关键词] 重型颅脑损伤；小骨窗开颅术；标准大骨瓣开颅术；脑血管痉挛；血小板活化
[中图分类号] R651.1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23-001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s of standard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and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on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indicators and cerebral angiospasm status of the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Methods Eighty-nine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2 to June 2013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group（included 44 patients receiving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and the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group（included 45 patients receiving standard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urgical methods on the platelet activation indicators and cerebral angiospasm status of the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postoperative platelet activation indicators of both groups increased to varying degrees （CD62p， CD63， GPⅡb/Ⅲa， PAgT）， but the postoperative platelet activation indicator level of the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group （P
[Key words]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Small bone window craniotomy； Standard large trauma craniotomy； Cerebral vasospasm； Platelet activation
临床上对重型颅脑损伤主要实施外科手术治疗，在最短的时间内开颅减压是该病的救治原则，目前临床上开颅手术术式较多，如何选择适宜的术式提高临床疗效及预后成为该病的研究重点之一[1]。本文对我院部分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分别实施小骨窗开颅与标准大骨瓣开颅手术，对比观察其对血小板活化指标与脑血管痉挛状态的影响，以评估其临床价值，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取安阳市中医院神经外科2012年5月～2013年6月收治的重型颅脑损伤患者89例，经头颅CT或MRI检查确诊，术前评估符合手术指征，排除手术禁忌证和临床资料不完整的患者，根据不同术式分为小骨窗组（小骨窗开颅术）与大骨瓣组（标准大骨瓣开颅术）。小骨窗组患者44例，其中男28例，女16例，年龄19～61岁，平均（34.5±5.6）岁，入院GCS评分平均（5.08±1.16）分。大骨瓣组患者45例，其中男28例，女17例，年龄20～63岁，平均（34.6±5.6）岁，入院GCS评分平均（5.09±1.16）分。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纳入标准
所有病例经临床检查均符合颅脑损伤诊断标准[2]，具有偏瘫、昏迷、失语等典型临床表现，伴有瞳孔放大，GCS评分3～8分，颅内压升高超过3.43 kPa，CT等影像学检查显示有明确的颅内出血灶，血肿体积超过60 mL、中线结构移位超过5 mm；排除伴有呼吸、循环系统衰竭及其他主要器官严重受损或功能障碍患者，出现失血性休克或脑干损伤患者，合并其他部位严重外伤需同期急救处理患者，凝血功能障碍或血液性疾病患者，既往脑部肿瘤、严重高血压及脑血管病变患者等。患者均详细了解本次实验内容，均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
1.3手术方法
小骨窗组患者实施小骨窗开颅手术治疗，常规消毒、全麻后在患侧的额颞顶做切口开颅，打开面积约为6.0 cm×5.0 cm的小骨窗，沿与骨缘相距1 cm处呈倒U形将硬脑膜剪开，如出现脑膨隆则需要在四角处继续切开硬脑膜，将颅内损伤坏死的脑组织取出并彻底清除血肿，如有活动性出血点，则对其进行反复冲洗，止血后留置引流管，逐层关闭。大骨瓣组患者实施标准大骨瓣开颅手术治疗，常规消毒、全麻后，在颧弓的上方做切口，沿着耳廓的上方延伸至同侧的顶结节，在到中线发际内结束；以常规标准大骨瓣钻孔开颅，骨瓣掀起后仔细探测病灶位置，对损伤造成的坏死组织等取出并彻底清除血肿，反复冲洗活动性出血点直至止血，留置引流管，而后视硬膜张力及其下血肿状况处理骨窗[3]。
1.4观察指标
①治疗后第7天末血小板活化指标水平：包括CD62p、CD63、GPⅡb/Ⅲa以及PAgT，采集患者静脉血后使用全自动流式细胞仪检测。②治疗后第7天脑血管痉挛状态：使用经颅彩超仪进行检测，通过大脑中动脉与颈内动脉颅外段的血流情况计算痉挛指数，其分级标准为：1级：痉挛只发生在局部血管，范围低于50%；2级：痉挛只发生在局部血管，范围超过50%；3级：痉挛呈广泛性弥漫性[3]。
1.5统计学处理
通过SPSS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使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使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血小板活化指标水平
两组术后均不同程度提高了血小板活化指标水平（CD62p、CD63、GPⅡb/Ⅲa、PAgT），但大骨瓣组治疗后血小板活化指标水平明显低于小骨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脑血管痉挛状态
术后大骨瓣组脑血管痉挛分级为1级3例，无2级和3级病例；小骨窗组脑血管痉挛分级为1级5例，2级4例，3级1例。大骨瓣组脑血管痉挛发生率6.67%（3/45）明显低于小骨窗组22.73%（10/4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6007，P=0.0320
3讨论
颅脑损伤是临床脑外科最为常见的多发性疾病之一，主要为患者脑部受到外界暴力冲击所导致，打架、高空坠落、交通事故等均可导致颅脑损伤的发生，因此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致死率成为脑外科较为关注的重点[4]。尤其重型颅脑损伤，对患者脑组织损伤极大，病程发展十分迅速，在短时间内即可造成不可逆性脑损伤，对患者生命形成严重威胁，对患者的家庭乃至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因此通过对该病病理生理变化及疾病发展、转归过程的研究，不断改进、完善其治疗方法是临床脑外科重点研究方向之一[5]。该病对于患者脑组织的损伤主要来自于伤后颅内压快速且持续性上升，尤其重型颅脑损伤颅内压上升速度较快，可在短时间内出现脑疝，严重干扰了脑内代偿机制，因此保守治疗效果十分有限且预后不佳，通常需要实施外科手术开颅减压治疗[6]。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通常会伴发凝血异常，进而导致其微循环出血障碍并引起凝血机制相关并发症，因此作为影响凝血状态主要因素之一的血小板活化指标在该病早期常出现上升[7]；而脑血管痉挛主要由于颅脑损伤所引起血管受损，进而脑部血流出现异常并产生血性脑脊液，最终导致脑血管出现痉挛。随着临床外科对重型颅脑损伤治疗术式的不断发展完善，可供临床治疗选择的术式已经不止一种[8]。小骨窗开颅术是其中的一种，以往认为小骨窗开颅减压对患者损伤较小，脑组织暴露于空气中范围较小，对预后较为有利；但对于重型颅脑损伤通常颅内压会出现恶性增高，使用小骨窗减压效果有限，减压后还会因脑膨出而出现脑组织嵌顿于骨窗上而形成二次损伤[8]，影响患者的临床疗效与预后[5]。标准大骨瓣开颅术亦是临床常用的颅脑损伤减压开颅术，这种术式骨窗范围较大且位置较低，能够充分地将额叶前部、颞叶底部以及颞极予以暴露，具有良好的操作视野，对于坏死脑组织以及血肿的清除相对小骨窗更为彻底，同时对于颅内压的缓解也更为显著[9]。该术式对于脑部血流的改善效果优于小骨窗手术，可以更为有效地提高血流动力学情况，进而促进血小板活化指标的恢复，也能够减少因血流异常而引起的脑血管痉挛等并发症[10]。同时，该术式由于减压过于急骤，易导致脑组织快速复原过程中形成再灌注损伤[11]，因此目前临床上对该术式进行了改进，在剪开硬脑膜时并不直接按照设计面积剪开，而是先剪开小口，使硬膜下血肿缓慢释放部分压力，而后再做正常切开[12]。经本研究对不同术式的临床观察可知，大骨瓣组治疗后血小板活化指标均低于小骨窗组，脑血管痉挛分级明显低于小骨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应用标准大骨瓣开颅术治疗，能有效降低血小板活化指标，改善脑血管痉挛，相比小骨窗开颅术具有更为理想的临床效果，值得临床对手术方式和手术效果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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