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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要素范文1
一、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呈下降态势，资本高增长趋势难以持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入高增长成为支撑工业高增长的主导力量。工业资本在波动中总体保持了较高增速，工业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不断强化。199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7%，略低于同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但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就业增长。以不变价计算，1992年到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年均增长9.3%。这一时期，资本产出效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92年以来，受益于市场改革加快推进，工业劳动生产率、技术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均有较大改善，因而促进工业资本产出效率明显提高。1992年到200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0%，低于同期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工业资本产出效率由85%上升到96.3%，到2003年最高上升至101.4%。
由于投资高增长持续、劳动生产率增势减弱及技术管理效率提升缓慢，近年来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依托资本数量增长推动工业增长的模式受到挑战。200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1.5%，与同期工业增速基本持平。工业资本产出效率从2003年高点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个百分点。
我国工业资本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高资本回报率带来的拉动作用和高储蓄率产生的推动作用，但两个方面下降压力均在增大。
一方面，工业资本回报率强劲增长是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转轨背景下工业资本回报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到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达到最低点，之后则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总利润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业资本也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两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已成为市场主体投资决策的重要风向标。目前，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超过日本， 并逼近美国制造业回报率的水平。不可否认，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和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资本运营效率改善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上升与工业资本产出效率趋降形成明显的反向走势，显示存在产出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当前要素市场不健全导致要素价格存在扭曲，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资源环境外部负效应未充分内部化，显性资本回报率可能由于存在隐性补贴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纠偏，势必会降低现实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水平，工业资本增速以及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也将随之降低。
另一方面，储蓄率持续上升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近年来受扶养比下降及其他相关因素影响，我国总储蓄率持续增长。1998―2011年期间，由38.2%上升至52.7%，期间储蓄率增长与工业资本增长也同样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显示了高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储蓄率高低无公认的标准可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未来继续增长的确面临压力。当前，我国总储蓄率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遥遥领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2.6个百分点。当前，居民储蓄约占总储蓄的50%，企业和政府储蓄分别约占40%和10%。根据国际经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将有所提高而储蓄率会随之下降；如果我国工业投资的隐性补贴减少、国企分红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则企业和国家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
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趋于弱化，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且随着工业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素质改善及技术进步，工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大规模下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间，工业从业人员出现连续下降。但“减员增效”改革却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业从业人员数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应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变价）则年均增长高达14.7%。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放条件下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断发挥，工业就业人员恢复增长态势；尽管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因素仍然驱动劳动生产率继续提升，但由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趋缓，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2年到2011年，工业就业年均增长4.2%，工业就业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工业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
我国工业就业数量增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2000年到2011年，非农领域就业增加与全国劳动供给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和基本相当。这一时期，估计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半左右成为工业就业人员。未来上述两个方面均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空间已十分有限。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见顶后将持续下降，预计劳动人口绝对量也将在2015年见顶后下降，到2020年将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目前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劳动参与率由83.2%下降至78.4%，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就业门槛提高、社会保障提升等因素影响下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下降将共同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之前见顶趋降。这样，工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将主要依靠非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就业向工业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和成本正不断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仍有2.6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4.8%。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来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20%以下， 将最多有1亿人左右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而当前农村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2011年，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农业从业人员的63.8%。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均每年新增900万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平均每年新增仅600万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减少了约300万人。而且，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也不断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综合判断，未来十年工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速将比之前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
同时，劳动力结构性供需矛盾也日渐突出。一是年轻劳动力供给更趋紧张。2011年，20―39岁的年轻就业人员占制造业就业的60.3%，而20―3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为44.8%；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在2010年见顶，未来将会以快于劳动人口的速度下降，预计到2015年和2020年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将分别减少1200万人和2500万人。二是劳动力技能错配现象也有所加剧。过去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职业技术学校年毕业生人数却小幅增长1.3倍。教育体系与人才需求间错配产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无疑将有益于劳动力素质的长期提升，但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制约了潜在人力资源向现实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弱化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矛盾。
三、技术进步难度和风险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工业间接利用国外技术的重要途径。1997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长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为直接技术引进大国。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点下降了3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继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正趋减弱。随着引进数量的增加，技术引进步伐开始趋缓，2002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速（5年移动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时，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相当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显示随着我国技术位势提高，进一步直接引进技术的成本和难度有所加大。当前，工业企业的外部直接技术来源呈现由国际主导向多元化转换趋势，技术进步方式由跟随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将加大技术进步的难度和风险。2000年到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购买国内技术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与国内消化吸收费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明显不足。近年来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增长明显慢于全社会增长，且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也并不十分明显。考虑到全社会R&D支出还包括其他支出，工业企业研发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为2.14%）；但同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别达到71.1%和57.5%，但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仍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5.4%和24.8%。企业研发强度增长严重滞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会研发资源被较多地分配到非产业领域，对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形成一定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反映产学研存在明显脱节，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间存在突出矛盾，技术创新资源潜力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实际创新能力。同时，尽管我国高技术产值和出口快速增长，但技术水平存在显著高估，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根据测算，我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练工人是熟练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多数国内企业在产业纵向分工中主要承担较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四、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增大，资源环境后发劣势正在凸显
近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带动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不断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总量年均增长6.4%，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分别年均增长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来由于工业结构呈现明显重型化趋势，带动工业能耗和污染增长明显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年均增长8.4%，比前10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长分别比前1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9.2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尤其是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有所攀升。当前工业成为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消耗部门和污染物排放源，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分别占全国的85%和40%左右。能源资源和环境损耗使我国工业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出现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曾一度达到10%以上。据估算，工业资源环境损耗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显然，能源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对我国工业高速增长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资源环境成本偏高助推工业增长一定程度偏离了理性规模，资源环境约束成为我国相比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显著后发劣势。我国工业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目前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甚至也明显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相当可观，未来继续增长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而且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风险逐渐增大，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累积性环境污染不断显现，近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对资源环境高损耗型的工业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未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要求将越来越高，国际上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大势所趋。在能源资源约束日渐增强的条件下，尽力降低能耗污染强度成为未来工业发展面临的必然选择，具体需要依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种途径。结构调整要求降低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而这些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增长弹性；技术进步则要求企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无疑将会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报。无论哪种途径都难免会对工业增长产生很大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未来劳动力增速放缓几成定局，资本由高增长态势逐步回落的可能性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则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与效果，此外，考虑资源能源环境损耗成本下降带来的减速效应，如果现有增长模式延续而效率状况未有显著改善，未来我国工业年均增速将由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1%以上降至9%以下。尽管短期内仍然存在通过人为推高投资和忽视资源环境继续提升工业增速的可能，但在长期将会因为延迟效率提升而导致未来更大幅度的增速下降。进一步发掘工业增长潜力保障工业长期持续发展，只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跃升。
资源环境要素范文2
关键词：创业环境；创业环境系统模型；创业环境要素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9-0058-434
创业机会、创业团队、创业环境是创业研究的三大主题，创业环境研究是创业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创业环境是一系列概念的集合体，也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必须加以系统研究，才能把握其影响因素，分清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通过引入创业企业家等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分析，构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创业环境模型，将创业环境诸多要素放人一个统一的框架分析，从而能更理性地解释创业活动的发生。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创业环境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系统理论、均衡与非均衡理论和内生性理论，构建了创业环境要素模型，提出了创业环境是由内部创业环境、宏观环境、市场环境和自然环境四个子系统构成，分析了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一、创业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评述
(一)创业环境研究现状
从创业环境界定中不难看出，创业环境是由若干环境要素构成的。很多学者对创业环境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详见表1。
(二)对现有创业环境要素划分的评述
1 缺乏从系统角度对创业环境要素的划分
创业环境是一个系统，系统的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与相关性。现有创业环境要素研究都是基于对创业外部影响要素的研究，即外部环境研究；而没有把创业内部环境如创业团队的文化、组织与分工等纳入创业环境研究框架，创业环境研究整体性缺乏。另外，各个影响要素的层次性也不够，有单纯对宏观环境的划分(池仁勇，2002)，也有单纯对市场环境的划分(Porter，1980)。本文正是基于此，把内部创业环境引入到创业环境研究框架中，构建完成创业环境要素分析模型。
2 缺乏对创业环境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
现有研究对创业环境要素的来源研究比较多，而一个完整的创业环境系统，必须考虑到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认识和评估创业环境。创业环境各个子系统既有独立的运作机制，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创业环境动态链，了解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创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形式。
二、创业环境因素划分标准的理论探讨
(一)系统环境观
系统环境观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创业环境、研究创业环境理论的基本思想，也是科学发展观和认识论在研究创业环境中的具体体现。系统环境观认为环境是一个系统，它不仅包括外部环境，还包括内部环境，是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统一体，因此，在研究创业环境时，不仅要研究外部创业环境，还要研究内部创业环境；在研究新创企业与创业环境之间关系时，就不能把新创企业内部因素如创业团队和企业外部环境看成对立的断点，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评估创业机会和新创企业绩效时，不仅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因素，还要考虑到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当研究如何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时，环境营造的主体就不只是政府，创业团队也是营造环境的主体等等。系统环境观不同于单纯的外部环境观。
(二)均衡与非均衡
均衡与非均衡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均衡是指市场供给等于市场需求的一种状态，而非均衡是指市场供给不等于市场需求的一种状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上是非均衡的，均衡只是一种“偶然巧合”。但主观上，人们都在做种种努力，达成均衡。经济运作总是在非均衡一均衡一非均衡一均衡的运动过程中。均衡与非均衡理论对创业环境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创业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需求方，外部环境是这些资源的供给方。对某种资源来讲，如果资源的需求大于资源的供给或者资源的供给大于资源的需求，这两种状态都没有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会出现不均衡状态；但如果外部环境对资源的供给较好地满足创业企业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实际上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也是一种较好的理想状态。另外，从资源的整体来看，如果各种资源都达到了有效的配置，外部环境对各种资源供给较好地满足创业企业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创业环境与新创企业就是处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互相调试过程中，直到外部环境能够提供新创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实现创业的成功和成长。依据均衡理论，新创企业正是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互适应、相互调试的一种均衡状态。
(三)内生性
内生变量是指由系统内部因素影响而自行变化的变量，通常不被系统外部因素所左右，而外生变量是指系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决定的变量。现在创业环境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外部环境观基础之上，因而将环境作为企业的外生变量，作为创业环境研究的重点。然而，依据系统环境观，创业环境就是一种内生变量。首先，创业企业内部环境如创业团队、创业者等是新创企业内部因素，是可控的；其次，即使是外部创业环境因素，创业企业也可以通过调整内部创业因素，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整合资源以满足新创企业的需求，从而影响外部创业环境。因此，本文将创业环境作为新创企业管理或决策的要素而不是既定前提，构建创业环境研究框架。
三、创业环境影响因素模型及相互关系
(一)创业环境因素模型图
依据系统理论的整体性，我们将创业环境分为内部创业环境与外部创业环境，内部创业环境是可以控制的，而外部创业环境是不可控制的；同时，外部创业环境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信据系统的层次性特征，将外部创业环境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宏观环境子系统(或称社会环境子系统)、市场环境子系统、自然环境子系统。依据系 统理论，我们认为创业环境是由内部创业环境、宏观环境、市场环境与自然环境四个子系统构成(见图1)。
1 内部创业环境子系统
内部环境子系统是创业者可以控制的环境系统，主要包括创业者素质、创业团队文化与创业组织。创业者素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精神层次与物质层次。精神层次是指创业精神对创业成功的期望程度；物质层次是指创业技能与技巧，创业者要具有创建和管理新事业的技术与商业知识和能力。创业团队文化是指创业团队的合作意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团队进取心等理念。良好的创业团队文化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内部创业环境，促进创业成功。创业组织科学的分工与合作，能提升创业组织的效率，充分发挥创业团队的潜力，充分利用内部的资源。
2 宏观环境子系统
宏观环境子系统又称社会环境子系统，包括政策法规环境、金融环境、科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四个方面。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会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减少创业成本并为创业者提供更好地服务，增加创业者的动力和信息；资本对创业者而言是其他资源无法取代的，持续的资金投入是创业机会转变成产品或服务的重要保障，因此。良好的金融环境是创业成功和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科技环境能够为创业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创业所需要的技术，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社会文化环境传递着社会对创业的支持态度、容忍程度及相关的支持，良好的社会环境会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影响人的观念；减少创业成本。
3 市场环境子系统
市场环境子系统又称为微观环境子系统，在本文中，我们借鉴波特的产业竞争模型，认为市场环境是由供应商、顾客、替代品、潜在进入者和竞争对手五个方面组成。市场环境关系到创意能否成为一个创业机会以及创业机会的优劣。没有顾客需求的创意不能够成为创业机会，同时供应商、替代品、潜在进入者以及竞争对手都影响到竞争环境，对于创业者而言需要对市场环境进行有效评估，以决定是否建立新企业，将创业机会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服务。
4 自然环境子系统
自然环境子系统是新创企业赖以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环境，是新创企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环境子系统包括自然资源环境与生态环境。企业是一个资源的转化体，通过企业系统的转化，将一定的投入转变为产出，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存在。然而任何投入都离不开资源，资源的可得性以及持久性决定创业机会是否可以持续地转变为产品或服务，另外，新创企业还必须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因为任何企业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会促进新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创业环境影响要素之间的关系
依据系统的相关性，系统的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各个环境系统既有独立的运动轨道。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创业环境动态链。了解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创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内部创业环境有利于创业者从外部创业环境中发现创业机会，通过外部创业环境把创业机会转变为现实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外部创业环境的变化可以影响到内部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到新创企业的绩效，如果某个外部环境子系统或其中的某些环境要素与企业内部环境子系统不发生重叠，表明它对企业不会产生影响；如果某个外部环境子系统或其中的某些环境要素与企业内部环境子系统发生重叠，并与创业决策、创业目标以及创业绩效有关联性，就表明它会对创业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其重叠部分越大，就对创业绩效影响就越大。各个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影响是动态的，对不同创业者，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期，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另外，各个环境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中的不同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对新创企业重要性也不一样。例如，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其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系统结构客观上存在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征，对中国的创业者而言，宏观环境比市场环境对创业有更重要的影响；对于不同地区，在宏观环境相似的情况下，宏观环境的不同要素对创业影响也不一样，其中区域文化可能有更重要的影响。
资源环境要素范文3
近年来，国际上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其中贸易自由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各执一词，贸易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本身并不会损害环境，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源是市场和政府失灵；环境保护主义者则认为自由贸易是对环境最大的破坏(Esty，D.C，1999).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发展与环境大会上，环境问题首次成为一个世界议题。为了寻求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的、生态和经济可协调的长期发展模式，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于1987年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不损坏地球生命系统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的发展”(WCED，1987)。此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概念形成进入战略发展与制度创建阶段。1987年达成《蒙特利尔协定书》；1989年达成《巴塞尔公约》；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里约会议)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化公约》、《森林原则声明》和《里约政治宣言》；1997年达成《东京条约》；2002年9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更是一次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会议，在有效的机制保障和规范的管理上进一步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可以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近20年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伴随着人们对环境可持续问题的关注，有关贸易与环境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环境与贸易在1996年成为WTO关注的一个新议题。
一、贸易与环境的理论和现实冲突
贸易与环境从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贸易是经济层面的概念，环境则是社会生态层面的概念。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克服人类行为的负内部性(即由于人为设置障碍而产生的内在于交易系统的成本)，把内部成本外在化。WTO正是通过大量的贸易协议促进贸易自由化，增进各国的经济利益。环境可持续问题则是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实现一定的环境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实质是克服人类行为(主要是生产和生活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把外部环境成本内在化。可见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并不相同。然而现实中，环境政策对贸易的冲击和贸易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不断交织，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而争论的内容和范围也由于新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延伸和扩展。
1.理论冲突
贸易与环境的理论冲突集中体现在自由贸易主义者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对立上。
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是有利的。首先，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保证生产活动能够按照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这样通过自由贸易的全球产出耗费的环境成本最低。例如，那些对农业高保护的国家每公顷的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量是低保护国家的10倍。其次，自由贸易能使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加环保的产品和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对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效益更大；最后贸易自由化还有利于消除扭曲的贸易政策措施如补贴和税收，由于这些措施扭曲了环境的成本，使得自然资源失去合理的配置，不利于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自由贸易对环境保护不利。一方面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会增加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费；另一方面在各国有权制定自己环境标准的前提下，不同的环境标准就如要素禀赋一样会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这样，自由贸易的结构会赋予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竞争优势，其结果会出现各国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环境高标准国家的厂商将向环境低标准国家转移，出现“污染庇护所”(BaumolandOates，1988)
2.现实冲突
(1)环境保护还是贸易壁垒
贸易和环境现实冲突最为明显的体现是一项贸易措施是属于环境保护还是属于贸易壁垒。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风俗、法制等差异很难将各国的环境标准达成完全的统一。发达国家迫于国内环境保护主义者强大的压力以及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需要，希望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防止环境恶化，贸易手段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则担心环境保护会成为发达国家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既绿色保护主义，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制造障碍。为此，以印度和马来西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多哈会议上同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近十几年来，从最著名的美墨金枪鱼一海豚争端、美国对泰国虾的贸易禁运到欧盟的牛肉争端等源于环境问题的国际纠纷不断出现。
(2)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MEAs)
虽然WTO正试图将环境规则纳入其议程，但由于WTO规则与环境保护规则的制定在现实中相互独立，双方的条款经常出现不协调。如何处理多边环境协议中贸易措施和WTO规则的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存在明显的分歧。如1996年欧盟提出放松GATT第20条款的限制条件，建议在这一条款中增加一条有关MEAs措施和WTO规则之间关系的备忘录。凡是MEAs中违反WTO规则的措施都将作为例外来处理。发展中国家则认为欧盟的建议旨在使其贸易措施合法化，实质是以贸易作幌子达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
(3)环境货物和服务开放还是保护
如美国以自由贸易为由试图将环境货物和服务纳入贸易与环境的议题，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环境资源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是剥夺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的合法和正当的权利。
(4)环境标准统一还是灵活
关于环境标志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在于环境标志的制定是否应该以工艺和生产方法(PPM)为标准。即如果产品的生产方法对环境不利的话，即使这种方法对产品的性能没有丝毫影响，这种产品也将被看作是不利于环境的产品。发展中国家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环境标准对各国也应不一样，发达国家企图将本国的环境标准和生产方法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二、贸易与环境相关性的经济学分析
1.贸易自由化对环境影响的效应
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可以用U=F(0、I、S、P、T、R、K)函数来体现。其中U为环境质量，Q为经济生产规模，I为收入，S为生产结构(主要由生产技术决定)，P为产品成分，T为产品技术扩散，R为环境监督，K为其他因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上述因子而最终作用于环境。
(1)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贸易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即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消费的扩大以及收入的增加，污染也可能会增加。贸易的扩大，必然带来Q的扩大，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会造成资源使用量的增加，由此造成环境质量的降低。U与生产规模体现为负相关，贸易扩大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贸易理论中，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贸易品的重要投入要素。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在商品贸易中的投入量虽然呈显著下降趋势，但自然资源仍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尤其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因此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最敏感(UNDP，2003)。
(2)收入效应
收入I的增加可能从多方面影响环境。首先收入增加会带来消费增加，消费增加导致生产增加，对环境不利，但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使人们购买高环保产品，由此对高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加，对低环保产品的需求下降，结果促使厂商加大环保投入，增加对环保产品的生产，提高环境质量，同时收入提高也使得厂商有更多资金投入环境保护，环境质量上升。如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巴西随着GDP的增长，环保投入也明显增加。在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一定的条件下，收入和环境的关系呈现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U”曲线，该曲线表明，在：正业化进程的早期，环境条件会不断恶化，而当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后，环境状况将会逐渐好转，人均排污会逐渐下降。
最近的统计表明，当前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和政策增加了贫困和不平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人口占世界10%的世界最贫穷49个国家的贸易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4%。联合国估计贫穷国家因为不公平的贸易规则每天损失2千万美元(UNCTAD，2001)。贫困是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Melnick，2003)。可见，贸易通过收入的不均等分布间接导致环境恶化。
(3)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是指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与国家产出污染密度的影响，即贸易结构倾向于更加环保的产品。在不存在市场和政策失效的情况下，开放经济下自由贸易的产出结构比封闭经济下的产出结构更符合环境资源的禀赋。在收入和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产业结构从资源型到轻工业再到服务业的提升。Hettige、LucasandWheeler(1992)的研究表明内向型经济国家更趋于发展资金密集型制造业，有毒密度比外向型国家要高。
(4)产品和技术效应
技术效应是指贸易对产业技术的影响，即随着财富的积累和贸易的扩大，一国可以获得更有利于环保的技术T，从而实现更加洁净的生产过程。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产品、技术在国与国之间的跨境移动，其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产品和技术的特征。如果产品和技术对环境不利，则环境质量下降，但现在各国都对污染产品或产业进行管制。据OECDl996年的资料，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每年在3千亿美元左右，而且增长非常迅速，这些环保产品提供了有效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由此提高了环境质量。3／4的技术扩散是通过产品来进行的，尤其是机械设备。这些产品80%来自发达国家，1／3是由发展中国家进口，因此通过产品的技术扩散或服务贸易技术许可等方式的技术扩散对提高环境质量都有很大贡献。贸易不仅促进了技术的扩散转移，还通过实现规模、刺激创新等方式进一步促进技术发展。Porter和Van.Der.Lide(1995)年提出“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政策可以鼓励创新，其节约的成本可以部分弥补甚至超过坚持环境标准带来的成本。
(5)环境监督效应
贸易自由化能提高收入，由此提高环境监督R的水平。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14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监督是正相关的。Dean(1991)的研究表明，降低环境标准所节约的成本对一个公司的总成本来说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对公司的竞争力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环境成本对企业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低标准会吸引发达国家的环保产业更多地投入该地区，而实际上1995年美国直接投资中只有5%投入到发展中国家，24%投入到环境监督水平高的发达国家。世界经济论坛1997年对3000企业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33项影响他们投资决策的因素中，环境监督排第22位。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有赖于上述几种效应，这些效应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因此，贸易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很难精确预测。OECD的一个研究(Sprenger，1997)表明，总体而言经济规模对环境是不利的影响，技术和收入对环境是有利的影响，他们的净效果取决于这两者的对比。Strutt和Anderson(1998)通过定量分析，对贸易自由化与环境借助GGE模型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认为，贸易政策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减少资源消耗。通过贸易改革和采取有针对性的环境和资源政策来降低一些严重的危害，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福利。
2.环境保护对贸易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保护如何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由此影响两国的贸易结构，笔者借助H—O的要素禀赋模型进行分析。
H-O理论认为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一国应出口本国富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在H—O模型中并未考虑环境要素。在环境要素越来越重要的当今，环境应当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考虑进去(Siebert，1992；ThomasAnderson，1998)。为了分析环境要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笔者对H—O模型修正后的前提假定为：两种要素即环境和劳动力；生产的两种商品即密集使用环境要素的高污染产品和密集使用劳动力的低污染产品；其余的假定与H—O相同。
显然，在封闭经济下，I国由于环境为富裕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高污染性产品X，在国内相对产品价格P(i)下，A为I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Ⅱ国由于环境为稀缺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低污染性产品Y，在国内相对产品价格P(ii)下，C为Ⅱ国的最佳生产点和消费点。显然P(i)>P(ii)。在开放经济下，国际交换价格P(int)必定位于P(i)和P(ii)之间。这时，I国的最佳生产点将从A转移到B；II国的最佳生产点将从C转移到D，两国新的最佳消费点为F。
可见，由于环境要素的不同，影响了两国产品的竞争力。I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充裕(如环境保护标准低)获得比较优势，将扩大高污染产品的出口；Ⅱ国的高污染产品由于环境要素稀缺(如环境保护标准高等)处于比较劣势，将减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
下面，笔者进一步分析实施环境监管措施对各国的影响。
现实中对各国环境标准是否会影响竞争力的争论较多。笔者认为，在H—O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宽松的国家为环境要素富裕的国家；环境监管、环境保护严格的国家为环境要素稀缺的国家。
对小国而言，作为世界价格的接受者，由于实施环境监管，生产点将从A转移到B，即生产要素从高污染产品转向低污染产品，高污染产品生产下降，低污染产品生产上升。
资源环境要素范文4
（一）客观原因
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环保措施产生的首要客观原因。目前全球许多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与健康，例如土地沙化、温室效应、能源浪费、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面积减少、海洋过度开发、荒漠化、化学污染、空气污染、极地臭氧层空洞等。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环保措施势在必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但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环境保护，则国际贸易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危险废弃物、危险化学品和濒危物种等在国际间的运输和交换，如果处理不当，危险品就可能严重破坏输入国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另外，某些普通商品及其包装也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如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纺织品中的偶氮染料和家电产品的超标准辐射均会损害人体健康；天然包装材料（木材、稻草等）隐藏的有害生物会危害进口国的森林和农作物；各种商品消费后形成的废弃物特别是包装废弃物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由于这些负面影响的存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力求通过制定相应的公约法规，解决特定的环境问题，实现环保目标。因此，环保措施的产生对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及动植物安全有着积极的一面。
（二）主观原因
环保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常常被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用，成为阻碍国际贸易的一种绿色壁垒。因此，环保措施的产生，名为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实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18世纪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就一直以各种形式活跃于国际贸易领域。当今世界，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特别是GATT/WTO多个回合的谈判，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数量限制、许可证制度、外汇管制等）日益弱化，继续公开使用这些壁垒，必定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需要寻求一种更具隐蔽性、合理性、灵活性的手段，而环保措施正是一种最好的手段。此外，从技术上来讲，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环保资金投入和技术水平上存在差距，因此不同国家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同，这就决定了各国环境标准的参差不齐、难以协调。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类环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比较严格，产品的环境成本尽可能实现内在化；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较低，环境成本远未实现内在化。因此，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由于环保要求低，价格低廉，严重威胁了发达国家产品的竞争力，导致其在国际贸易中市场份额下降，从而损害其国内的福利和经济繁荣。因此，发达国家需要对进口产品设置形形的壁垒以抵消由于劳动力价格、运输和原材料价格等其他竞争因素给其产品带来的不利影响。此时，各种以保护自然环境、动植物安全及人类健康为借口的环保措施应运而生。
二、环保措施与贸易发展的理论研究
（一）传统的国际贸易保护理论
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主要包括重商主义和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重商主义政策主张增加出口以扩大贸易顺差并力图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顺差。至今仍有许多国家的国际贸易思维方式以此为指导，当今许多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重商主义理论中所追求的贸易顺差。当一国贸易出现逆差或顺差减少时，该国的外贸政策便会向保护主义的方向倾斜。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低成本、低环保要求的产品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时，影响了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此时发达国家便会通过各种苛刻的环保措施来提高进口标准以保护本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主张通过限制进口和征收高关税的办法来保护国内有前途的幼稚工业。发达国家虽然科技领先、技术发达，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某些部门或行业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不具有出口竞争力，对于这些“幼稚行业”，发达国家必然会利用其在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制定环保措施来保护其贸易利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中国的纺织品、皮革制品和食品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这些行业也正是受发达国家的环保措施影响较重的行业。
（二）环保措施与新贸易保护理论
新贸易保护主义是特指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贸易保护理论及其政策措施。它有别于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其保护手段并非直接针对产品的进出口，而是通过国家立法间接限制外国产品进口，保护本国产业。以往常用的手段是反倾销和反补贴，进入90年代以后，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寻求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合法性、合理性保护：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保护措施多样化，从非关税措施的明显性保护转向隐蔽性保护；保护制度更为系统化，从单纯贸易政策转向经济、竞争政策等；保护程度也不断提高。环保措施就是在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以往主要通过调整关税、放宽或加严进口配额或许可等方式进行保护，主要是从商品数量和价格上实行限制，更多体现的是商业利益；环保措施则不同，它的出发点更多是考虑商品对环境以及人类和动植物健康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不仅采取关税等措施，还涉及国内政策和法规。合法合理的环保措施可以减少国际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以及动植物的安全，但如果被滥用，则会暴露贸易保护主义的种种弊端，阻碍贸易的正常运行，影响国内的行业及整体经济的发展。虽然贸易保护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但并非不兼容，二者可以为共同的贸易利益而统一起来。环保措施虽有可能成为保护贸易主义的一种手段，但其产生也反映了自由贸易体制下对比较优势的重新界定和扩展。因为外在性会改变自由贸易与投资的福利效应，如果比较利益在比较宽松的环保要求下获得，贸易将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在其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行业中，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形成广义的比较优势，以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
（三）环保措施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影响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社会、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可持续发展首先强调发展，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环境保护需要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资金和技术，而环境保护的好坏则是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同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其次，可持续发展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能源，排放了大量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因此，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在环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不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环保措施的产生虽然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但其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也体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合理要求。可持续发展倡导环境保护，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包含了当代与后代的需求、国家、国际公平、自然资源、生态承载力、环境和发展相结合等重要内容，从理论上反驳了以往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对立的错误观点，为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环保措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设置的一种绿色贸易壁垒，而发达国家则声称是要通过环保措施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观念。孰是孰非，暂且不谈，关键要弄清环保措施对经济贸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环保措施对贸易的影响
资源环境要素范文5
关键词：国际贸易 环境成本 外部成本内部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54-02
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国际贸易对环境既有积极促进作用也有消极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环境质量下降的根源之一，如何在保障环境质量的同时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是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必须面对、挑战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环境的外部性往往导致市场的失灵，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一点有所忽视，这便使得市场不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生产和消费、商品与服务中的环境成本，商品价格扭曲，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趋于不协调、不合理，许多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进而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阻碍。
对于我国而言，要实现经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面对并解决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环保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解决国际贸易中环境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为生产企业的环境财务成本，既可以避免和消除环境外部化及其负面影响，又能够促进自由贸易在同等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伙伴之间顺利进行。
然而，理论与实践总是有一定差距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截然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环境要素的定价不同、对环境标准的规定也不一致，这就使得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内部化在具体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本文目的在于为解决环境和国际贸易之间的不均衡问题而系统地阐述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理论基础、探讨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意义及其实施途径。
一、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有关概念及其经济学理论依据
1.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有关概念
环境要素禀赋的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可更新、可替代程度以及自然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环境的吸收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若排污经济实体的排放量在环境的稀释吸收范围内，则不产生外部成本；但当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时，环境吸收污染物的能力下降，且环境的吸收能力属稀缺资源，故排污经济实体需要为排污支付费用。由于环境要素禀赋的评估较难实现量化，产权模糊，较环境成本而言可操作性差，故而有必要用环境成本概念替代环境要素禀赋。
环境成本包括正常利用环境资源所需支付的成本和由于生产造成环境污染所需支付的成本两个组成部分。前者的大小收到该地域环境要素禀赋的影响，环境要素充足丰裕，环境要素成本低，反之则高；后者即生产的外部成本受到当地环境质量标准严格程度的影响，环境质量标准高，生产者环保意识强、治理投入多，外部成本高，反之则低。环境成本分别受到环境要素禀赋和环境质量标准两方面的制约。
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指的是⑸唐飞产过程中正常的资源消耗值和环境破坏风险值共同纳入生产成本、计入商品价格之中，从而消除自然资源的外部性、体现其价值和稀缺性，从而改变由于市场价格扭曲而致的消极外部经济效益现状。环境成本内部化概念着重强调环境和资源的回馈性、有用性和价值性，使用和破坏都是需要付出代价、支付费用的，其价值大小取决于资源稀缺程度、生产全过程中资源环境破坏风险程度的大小。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把环境成本同其他生产成本一同纳入商品生产价值计量，可以更加准确、科学、合理地体现商品价值。
2.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学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性和稀缺性
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环境资源的利用不能排除他人参与共享，效用为多人所扩展应用产生成本为零，且环境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故可被认为是公共物品。由于其公共物品性质，生产者使用环境资源创造经济效益时支付成本很低甚至为零，资源的价格调节功能丧失，其作为公共物品被过度消耗。此外，由于环境对污染物具有吸收能力，往往起初可以容纳、稀释、吸收污染物而被人们忽视其重要性。
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主要受到时间、地域的影响，它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资源的有限性。资源稀缺问题本身具有相对差异性、多变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特点。自然资源的稀缺并不是资源的完全消耗或者绝对不可再生，其相对性和绝对性取决于生产消耗量与资源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若生产消耗量未达存储量极限，环境质量基本不受影响，边际成本和生产效益也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资源的稀缺就是相对的；反之，资源稀缺是绝对的。在我国，在自然资源有限和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双重制约下，环境资源日益显现绝对稀缺的态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关系。长期粗放式发展方式会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而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不被破坏或降低破坏程度，从而缓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2）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清晰性
产权包括私有产权、集体产权和公共产权三种，具有可交易性、有限性、可分性和排他性等性质，是集使用、决策、收益、转让等权利于一身的权利。由于资源环境的公共物品性的特殊属性，它属于公共产权范畴之内。产权通过有价值的商品交易体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产权的排他性使得交易责权清晰明确。然而资源环境的公共性使其失去排他性，生产过程中的责权分配不能清晰界定。资源环境产权的模糊不清不能对人们过度消耗资源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进而也就加剧了环境恶化和资源浪费。
二、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对于国家来说，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利于改善生产工艺、优化商品结构。前文提到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廉价的劳动力、环境的恣意破坏和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获取经济效益的发展方式。该模式势必会导致竞争力的削弱甚至丧失，更严重的是会使得资源环境耗尽枯竭，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环境成本内部化虽然短期内可能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益，但着眼于未来，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推动作用下，企业生产加工工艺趋于环保化，工艺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可以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和竞争优势，产品结构得到优化和改善，更加符合国际环保标准准入机制的要求，增强国产商品的核心竞争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环境成本内部化为技术革新提供了机遇。当今国际消费需求呈现出加速向环境友好型产品转变的趋势，国内企业必须通过技术革新，使生产过程资源利用最优化，才能生产出品质优良、价格合理的产品，促进绿色生产、引导绿色消费，实现生产者、消费者、社会和资源环境多方共赢。
2.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
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实现需要靠环保技术革新、设备更新等一系列举措，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如果为了达到国际环境标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必然会有大幅增加，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优势丧失，影响企业销售和收益甚至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秩序。此外，环境标准对出口国产品生产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三、环境成本内部化在国际贸易中的实现途径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都会有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风险，即出现所谓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其影响因素主要有环保观念不强、环境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资源价格不合理等。为实现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的内部化，需要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实行并坚持“污染者付费”方法
所谓的“污染者付费”即要求所有排污生产企业必须为其所排放污染物支付费用。具体来说，由于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和公共物品性，容易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逃避责任，排污者付费则使环境资源有偿化，通过税收等举措，向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企业征收环境保o税，旨在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自然资源、筹集资金投入环保事业。
2.明确环境资源产权分配
无归属和零价格的产权制度对日益稀缺紧张的资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明确界定资源环境产权，实现资源环境的商品化和市场化，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资源环境的价格，既能有效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又能开创技术设备革新的新格局，长期坚持还能提高收益，逐步降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生产成本，实现资源有效合理利用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合理的环境资源价格
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环境资源的价格可以反映其稀缺程度。环境资源由于其特殊性，并不能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化，此时，应当充分发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政府宏观调控参与环境资源价格制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排污标准体系的相关规定，制定合理科学的维护和损害赔偿价格标准，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环境资源稀缺性和公共物品性等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必须作为生产内部化成本才能有效降低资源浪费、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成本内部化对解决国际贸易和环境资源之间不平衡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合理制定环境资源价格等措施是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提升产品环保品质和质量竞争优势，增强企业在国际间贸易中的竞争能力，同时实现社会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环境要素范文6
关键词：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评价程序
1 引言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低，在造成矿产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加剧了环境污染的产生与危害。作为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但是，目前我国不少矿井在开采过程中以浪费资源、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取得暂时的经济利益，矿区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破坏矿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矿区环境破坏严重，无节制地采矿挖煤使青山绿水变成荒山浊水，矿区地下储存大量的煤炭资源，矿区却贫困依旧。煤炭开发在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矿区带来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煤炭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大气、水、土地等等各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煤炭资源开发进行SEA，有必要将煤炭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类，不同的影响将用不同的方法予以评价[1,2]。如前所述，环境影响就是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任何有益的或有害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通常可以通过剂量．反应关系进行量化。本文将环境影响按照影响的效果分为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两大类，即环境的变化对生产力、人体健康、环境资源和人类福利的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按照是否容易量化，分为定性和定量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了煤炭资源开发的战略环境评价方法及程序相关问题。
2 战略环境经济评价程序
煤炭资源开发的SEA不仅要考虑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样一个项目的评价才是全面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环境影响经济评价方法对环境价值、对环境影响的损失及环保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估[3,4]。煤炭资源开发项目SEA的经济评价方法包括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直接市场价值法、替代性市场价值法以及调查评估法)以及环境经济损益分析方法(费用一效益分析法)。各行业进行环境经济性评价运用最为广泛、科学的就是费用-效益分析法。
了解了煤炭资源开发的经济评价方法后，我们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这些方法对煤炭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经济评价，下面来看一下评价的具体程序，包括确定评价目的和范围、确定并筛选环境影响要素、对战略环境影响进行量化和货币化、得出可行性分析结果。
2.1 确定评价目的和范围
(1)评价目的：煤炭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目的就是通过分析项目对环境产生的各种经济方面的影响，提出防止或减少项目在获取效益时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于环境的途径或补偿措施，进行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综合分析，使开发项目的论证更加充分可靠、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更加完善。
(2)评价范围：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料，通过专业判断来确定煤炭开发项目所产生经济影响的范围。同时，根据评价深度和广度的要求，确定出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范围，确保评价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不同的煤炭开发项目有着不同的评价范围。
2.2 环境影响因子和环境影响要素的确定及筛选
(1)确定煤炭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因子。煤炭资源开发项目产生的影响因子与项目预期的主要捧放物有关，可以产生在煤炭开发项目的建设阶段和生产阶段等，通常在环境评价工程分析阶段就已完成影响因子的确定工作。
(2)筛选煤炭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要素是指受到环境因子影响的受纳体。筛选环境要素，是从诸多影响因素中选出在经济评价中最重要或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筛选有助于集中分析最重要的影响。一般把受环境影响产生明显改变的环境要素以及受潜在影响的环境要素作为开发项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主要内容。就煤炭项目而言，这些环境要素主要包括生产力(农业、渔业、林业等)、人体健康、环境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人类福利(建筑、景观生态、文物古迹等)等要素。
2.3 战略环境影响的量化和货币化
煤炭资源开发的SEA要求对煤炭开发进行经济评价，也就是要把环境影响进行量化和货币化，把环境的外部影响内部化。
(1)战略环境影响的量化
量化影响，即用一个合理的物理量化单位来表达每一种影响的大小。这是数据整理与数据校准关键的一步。量化应确保量化结果的一致性，从而使这些结果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并能用来确定各种经济价值。在环境预评估或环境影响评价中，应用的是计量．反应函数予以量化。首先，找出需要全面或部分经济评估的影响。其次，确定与这些影响相对应的环境影响因子及影响因子的量纲和数量，量纲的确定可以参考相关领域的文献和听取专家的意见，以此量纲来衡量影响因子的数量；再次，确定环境影响要素所受影响的传播途径，尤其是对易感受体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最后量化影响，影响是影响因子的数量、影响的地理范围、时间和受影响地区人口密度的函数，采用剂量．反应关系函数来做。
(2)战略环境影响的货币化
环境影响的货币化就是将每种环境影响的量级从物理单位转换为货币单位，通常需要用一种或多种基本的环境影响经济评价方法来对其进行货币化，主要是前面介绍的直接市场价值法、替代性市场价值法和调查评估法等。
2.4 将结果纳入经济分析，确定项目的可行性
本文采用费用．效益分析法对煤炭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货币化，将其结果进行经济分析。根据剂量．反应关系的量化结果，采用适当的方法将煤炭开发项目引起的环境影响货币化，确定项目方案环境影响的费用和效益，并用评价指标将各个方案进行比较，得出评价结果，确定项目的可行性。
3 结语
煤炭是重要的资源，但是当前的煤炭开发利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要对煤炭开发项目进行SEA，充分考虑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说明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使煤矿生产与环境保护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使煤矿环境管理科学化、制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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