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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范文1
第一，产业与人口、居住、公共服务等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匹配，进一步加剧城市运行管理压力，阻碍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条件下，如果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城市运行效率相对较高，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较小。反之，如果城市内部的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等功能在空间上布局不合理、不匹配，都将明显增加不同空间之间的交通流量，严重影响城市运行效率，造成更多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将对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资源环境在受到经济、空间、人口等因素作用的同时，也对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产生强力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可以不断提高，但是，如果人口规模、经济体量过大，超过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就会使区域发展环境严重恶化，反过来又将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北京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已严重影响对海外高端人才、国际组织、跨国总部资源等的吸引力，对北京可持续发展已经构成严重挑战。
二、新阶段首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多年来，北京一直在积极探索与首都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受制于国家现行财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摆脱“通过扩张经济规模来增强财力，进而支撑城市运行和发展”的思路。虽然北京通过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逐步减弱。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要求相比，我们必须看到，现阶段首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矛盾与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快速发展引致首都人口过快增长。近年来，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吸纳了大批就业人口，就业人口总量呈快速增长的态势。2000～2012年，全市就业人口总量从619.3万人增长到1107.3万人，年均增长近41万人，就业人口年均增量占常住人口年均增量的69.7%。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外来就业人口成为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外来就业人口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从2003年的33.7%提高到2010年的55.7%，净增337.2万人；从外来就业人口的就业行业看，外来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四大传统行业，占外来就业人口总量的2/3左右。同时，随着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催生了更多的城市生活需求，家政服务、保安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迅猛发展，进而带来更多的流动人口进京。
第二，还存在大量与城市功能定位不匹配的低端产业。目前，与首都功能定位要求不相符的传统低端产业仍占一定比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业等部分低端生产环节仍在京发展；中心城区还存在大量小商品批发、建材批发、服装批发等低端市场。比如，大红门地区有服装市场31家，建筑面积合计达76万平方米，其市场交易量占到全市服装批发量的50%。
第三，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依然很大。目前，北京市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三高”行业和企业，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偏低。2012年，北京单位GDP能耗是2007年东京的11倍、伦敦的5.5倍、纽约的1.69倍；单位GDP水耗是2007年东京都的7倍。产业发展带来的能源资源消耗在全市整体资源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仍然偏高。2012年，北京产业用能占全市能源消耗的4/5，产业用水约占全市用水总量的3/5。同时，产业发展也是北京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2012年工业二氧化硫、烟（粉）尘、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全市的63.2%、46.2%和48.1%。
第四，经济功能与居住功能、公共服务功能等在空间上的不匹配加剧城市运行管理压力。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集聚了全市近六成的就业人口，其中，西城金融街、朝阳CBD、海淀中关村西区等地区成为主要的就业区域。总体来看，就业主要集中于四环以内；而居住人口向城市发展新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边缘地区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区县看，西城、东城、顺义、海淀、朝阳五个区县的职住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余大部分区县职住比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区域职住比不平衡，尤其是昌平、通州两大居住人口集聚区最低，职住比严重不平衡。比如，2008～2012年，昌平区新增常住人口达88.8万人，是新增就业人口（5.2万人）的17.1倍；通州区新增常住人口25.2万人，是新增就业人口（2.8万人）的9倍。详见图4。经济功能与居住功能、公共服务资源相互间的不匹配，给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城市运行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郊区居民需要到中心城区就业，形成“钟摆式”通勤格局，这也是造成北京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北京市平均通勤时间长达50分钟，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由于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主要位于中心城，加大了新城居民看病、享受文化娱乐以及小孩上学的成本，导致城市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提高，从而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上升，增加了整个城市的资源消耗和交通运行带来的污染，加剧了全市资源环境压力。
第五，全市缺乏强有力的统筹调控机制。市级层面对于城市发展中的规划、重大项目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效率不高，推进力度不大。面对分税体制和GDP层层考核，各区县、乡镇发展经济动力十足。虽然北京市多年前就提出并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区县、乡镇在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社会效益矛盾面前，往往选择前者。各区县出于自身发展需要提出的一些规划或项目，从局部看或者从全市发展经济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从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角度看未必合理。
三、推动首都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整体部署，为北京破解城市发展矛盾、实现科学发展提出要求、指明方向。北京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迫切需要站在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抓住这一战略契机，拿出壮士断腕的气魄，以牺牲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以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远发展，抓住关键性、根本性矛盾，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切实有效地推动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一）以经济调控为突破口，主动降速、提质发展
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调控经济增速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
第一，明确重点发展和坚决淘汰的产业方向。一方面，要明确各区县差异化的产业定位和发展重点领域。基于四类功能区功能定位，深化区县产业定位，按照差异化发展思路，明确各区县重点产业领域。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高技术研发，每个区明确2～3个重点发展领域；城市发展新区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具有明显优势的高技术制造业，每个区县明确2~3个重点发展领域；生态涵养发展区各区县结合优势资源，适度发展旅游、都市农业、生态休闲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另一方面，要确定各区县应当坚决淘汰退出的产业目录清单。制定各区县与功能定位不相符的传统产业退出清单，明确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时间表。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分类逐步搬迁五环路以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建材市场、物流仓储等低端业态；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着力清退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制造业。
第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全市经济发展质量。北京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是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产业内部结构深度调整，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北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强大引擎和主要阵地。要抓住中关村范围扩大契机，充分发挥其创新引领作用，凝聚更多的高端创新资源，承载更多的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形成更强大的创新增长极。
（二）以空间调整为着力点，建限并举、重心外移
为促进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是很重要的一个着力点。从国际大都市空间发展历程来看，在推进城市空间优化过程中，有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建”，即通过分阶段建设城市“副中心”来推进城市空间优化。如东京于1958年开始分三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形成目前“一主七副”城市空间格局。二是“限”，即通过出台各种限制中心城过度开发建设、引导城市中心区功能有效疏解的政策措施，促进城市空间优化。比如，巴黎市政府于1959年宣布禁止在市区内建造1万平米以上规模的办公大楼。三是“联”，即同步推进大容量、网络化、高速度的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又如，东京首先修建了一条环市中心的轻轨线，依托各个交通枢纽把多个“副中心”连接起来，使东京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要“疏堵结合”，一方面，要限制中心城区的再开发，禁止大型公建项目、商业项目、商品住宅项目等的开发建设，防止中心城区继续“摊大”和“摊厚”，避免人口、产业等功能向中心城区再集聚。同时，要积极引导中心城区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大型公交枢纽等搬迁，推动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向城市“副中心”、“新城”疏解。另一方面，要引导城市发展重心全面转向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借鉴东京经验，近期集中精力加快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高标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和基础设施，提高对人口和产业项目的吸引力。此外，还要加快大容量、网络化轨道交通体系建设，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补上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的“短板”和“欠账”，一方面要继续加密中心城轨道网络，研究现有地铁线路满复线建设，通过采用“大站快车”方式，提高轨道交通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加快规划和建设市郊铁路干线，使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和产业功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疏解，在更大尺度上引导城市空间格局优化。
（三）以体制机制为根本，上下联动、多主体协同
推进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在体制机制上对区县关键是要建立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全市“一盘棋”、令行禁止的工作格局，彻底解决“调不动”的问题。
第一，实施差异化的区县财税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市区税收分成制度，积极引导区县高端化、差异化发展。按照差异化发展思路，调整市、区税收分成比例，对区县产业发展进行分类指导，鼓励各区县积极发展符合自身功能定位和重点方向的产业，并加大区级税收留成比例；限制各区县发展不符合自身功能定位的产业，并相应减少区级税收留成比例。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积极推进区县政绩考核体制改革。改变以GDP增速为主的政绩评定办法，取消对区县经济总量和增速指标的考核，重点考核单位GDP税收、能耗、水耗，以及创新能力、生态效益、特色化高端产业集聚程度等指标。
（四）跳出北京，大尺度谋划，跨区域配置首都城市功能
东京、纽约等世界城市都通过在更大腹地范围进行功能配置来缓解“大城市病”。因此，解决北京“大城市病”，要跳出北京，在京津冀地区乃至环渤海区域等更大尺度空间范围内实现功能再配置，实现首都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第一，提请国家建立“首都经济圈发展协调委员会”。协调推进北京与首都经济圈、环渤海地区其他省市重大事项的合作。近期，协调北京、天津、河北规划设立“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战略储备区”，重点涵盖武清、廊坊、涿州等地区土地资源，遏制一些大型地产商、国企等以各种名目“跑马圈地”、转手获利，为北京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合作、功能对接预留空间。
第二，探索建立北京与周边区域产业合作的多元路径。加强北京与首都经济圈其他城市等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积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这样既可以减缓周边地区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周边地区的发展又可以吸引一部分外来人口就业，对北京外来人口发挥一定的“拦截”作用。建议在首都周边地区选取具有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的开发区、工业示范园区，以“共建园区”、“总部—制造基地”等模式，优先支持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在周边产业化。
第三，引导首都养老服务、健康休闲等部分功能向周边地区有序转移。北京功能再配置的核心在于，要舍得“做减法”，强化首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等核心功能，将部分制造、养老休闲、会展、批发商贸、农产品供应等城市功能向周边地区有序转移。比如，在养老服务方面，可以将北京市新建养老院、养老基地等选址在周边区域，探索建立异地养老补贴机制，建立跨区域养老保险对接制度，鼓励北京市老年人异地养老。
人口资源环境范文2
2016年，本人在市政协常委会议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积极协助配合主任工作，加强学习，恪尽职守，务实创新，严格自律，圆满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现将一年来工作、学习和廉洁自律情况报告如下：
一、学习理论，钻研业务，努力提高“五种能力”。一年来，积极参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习政治理论、业务知识、法律法规，通过集体学习、干部在线学习、委员培训学习和理论自学，努力提高善于学习的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建言献策的能力、勤干实事的能力、凝聚人心的能力，认真践行“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要求，不断增强守纪律讲规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职尽责。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注意突出主动性、敏锐性、超前性，认真履行岗位和委员“双重”职责，建肺腑之言，立发展之论，献务实之策。组织发动本委委员积极撰写大会发言材料和提提案；圆满完成市十二届政协五次会议和市十三届政协一次会议的系列文字材料的起草、修改、审核工作和会议简报编写工作；统筹、协助市政协主席视察团《关于进一步综合整治南渡河，力保雷州半岛生命之源的建议》提案“回头看”督办调研活动；协助开展“走百校”专题视察调研，并综合起草调研报告；协助开展“走百医”专题视察调研；为促进我市深水网箱养殖业健康发展，协助本委农业界别委员开展专题视察调研，并起草《关于开展“促进我市深水网箱养殖业健康发展”视察调研的报告》；起草本专委会2012—2016五年工作报告等材料，认真负责地完成领导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坚持“三个不”，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一年来，坚持“政治上不搞自由化、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工作上不当一般化”。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始终以“多商量、不争论；多尽职、不争功；多自律、不争利；多交心、不猜疑；多补台、不拆台；多谋事、不谋人”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工作实、作风正、为人诚、经济清，内强素质、外树形像，人争优秀、事争一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等纪律、规定，自觉接受监督。
在新的一年里，我将正视和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强学习，开拓创新，务实进取，认真履职，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人口资源环境范文3
关键词：食品贸易 人口 资源 环境 老龄化
一、前言
食品贸易既是保证食品安全，各国利用各自优势获得利益的经济活动，又是和人类健康安全、生物资源、生态环境相联系的社会问题。而中美两国之间的食品贸易对两国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探讨基于人口、资源与环境视角下的中美食品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的食品贸易来往，保证食品的安全等方面是非常有意义的。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食品贸易规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扩大，但在扩大的同时，两国之间的食品贸易矛盾也进一步扩张。各国都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和手段来限制进出口的食品贸易，这对两国食品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不利于各自经济的发展。本文重点从人口、资源和环境视角下分析了中美两国的食品贸易问题。
二、人口对于中美食品贸易的影响
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是中国人口的一个特征，而美国外来人口不断增多，尤其是每年都接收很多的中国人，呈递增趋势。人口多给中国和美国各自国家的人民的生产、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压力。中国两个食品贸易的健康发展对于保障各国的食品安全，推动食品贸易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增长的人口角度来看，必须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
老龄化问题是中美两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共同特征。而中国的老龄化来的更早。因此，为老龄人提供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将成为中美食品贸易发展的大好机会。另外，通过加强中美食品贸易交流，建立政府间或民间食品质量监控体系，对于食品贸易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三、资源对于中美食品贸易的影响
自然资源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的人均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少，而在美国由于气候的变化，各种污染及人为破坏现象使其生态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些情况都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生物资源。所以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我们的自然资源，对于两个食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另外，中国的水产品比较丰富，可以利用这些丰富资源来发展两个的食品贸易，从生物资源的有限性来看，中美食品贸易有利于充分利用两个生物资源的比较优势，提高食品生产的经济效益。
四、环境对于中美食品贸易的影响
现如今，环境污染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对于中美食品贸易来说，环境污染也对其影响巨大。对于环境来说，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但人们为了提高经济的发展，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另外，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人为污染更会对人类健康和生存带来危害。
为此，为了发展食品贸易，中美两国政府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强化对食品安全质量管理的控制，促进食品贸易的发展。
五、促进两国食品贸易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
促进两国食品贸易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为：深化互补食品贸易结构，利用利益关系来有效解决摩擦，食品企业要尽快树立掌握解决争端的机制规则。
（一）深化互补食品贸易结构
中美两国食品贸易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在同一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合作分工关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深化互补食品贸易结构，两国才能共同获利，有效提升中美食品贸易发展的速度。
（二）利用利益关系来有效解决摩擦
加快食品贸易的合作速度，对于两国都有巨大的好处，美方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加大和中国的合作。同时，这种日益发展的对华利益集团将是中国可充分利益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
（三）食品企业要尽快树立掌握解决争端的机制规则
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不仅可以使东道国对进口的保护措施失去原有的威力，而且还可以打开新的市场，将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降至最低。
六、总结
总之，为了中美两国食品贸易的美好前景，两国应不断的加强教育与学术机构的交流，培育绿色食品理念；加强食品管理部门的交流与沟通，构建食品安全现代控制机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促进中美两国的食品贸易发展。
参考文献：
[1]田素华，尹翔硕. 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约束与发展对外贸易[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2）
[2]韩擎.从产业结构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原因及趋势[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04（07）
[3]柳延恒.论我国食品企业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以对日食品贸易为例[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4）
人口资源环境范文4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城市化以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破坏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破坏治理”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让区域发展付出了沉痛代价。通过已有研究文献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整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理性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质量水平。尽管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已达51.3%，但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分红收益是按照户籍分层的，并未形成人口劳动力的城乡一体化，为此不少学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质量问题。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三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进而评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从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长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0.88%低0.07%，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1]。当前中国城市化处于质量、速度及二者协调性的转折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2]。总体上来说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水平还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还是城市面积的“摊大饼式”扩张，配套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进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气、住房等方面打破城乡区别、地区转接障碍，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质发展的关键问题。
2.土地城市化效率较低。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表现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跃进化”问题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设用地1 760.5平方公里的同时，年均征用农民土地1 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79.4%。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培祥从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分析入手，阐述了广东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陈春提出中国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内生决定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构建了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CLI），并据此对中国各省建设用地扩张效率以及东中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效率进行了测算[4]。陈锡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指出，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决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总结已有研究，中国土地城市化“”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盲目地发展城市，大规模建设，导致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虽快，却难以保证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扩展速度非常快，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三是由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缺乏指导、灾害损毁等原因，中国耕地资源流失严重[5～6]。
3.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尖锐。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可以造福人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则会造成环境破环，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人类在实现财富高速积累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类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一些大城市发展规模超过了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城市过度拥挤、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上升、自然环境恶化等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并带来城市发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扩张超过了城市经济承载力，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慢于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城市失业增长，进而加剧城市贫困与城市犯罪；（3）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城市社会承载力，导致城市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务差距加大、社会发展矛盾与冲突加剧。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频出，不仅影响城市化进程，还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阶段
基于国内外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外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理论构建阶段。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代表性很强的人地关系观点。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况“人定足以胜天，天定足以胜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活动和发展严格受环境制约，具有“环境决定种族的发展”，“环境影响人们心理的变化”，“环境影响人们的组织和社会发展”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认为“自然条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类则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选择利用”。以上人地关系思想，是早期学者探讨人口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仅停留在理论构建阶段。
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问题导向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开始重视人口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研究，探讨应对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F.A.皮尔逊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饥饿》（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派别 [8]。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认为世界面临“人炸”的危机，并认为“人口危机”会导致“资源危机”[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学者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缓解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对人类发展的限制，人类能够解决由于人炸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12～13]。在此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引导学者们研究，人居环境建设开始成为研究的重心。
3.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目标导向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学者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有从自然地理、资源等各要素的单方面研究；既有战略、模式等宏观层面研究，也有人口调控、产业布局、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微观层面研究；既有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规模调控等理论研究，也有相应的定量测度研究[14～15]。David Turnock（2000）认为在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活动中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环境安全与发展》一文中论述了人口安全和发展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16～17]。Mark Patrick Taylor在《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认为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环境差异是导致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之一[11]。姚愉芳等对由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组成的PREE系统，采用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及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8]。吴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此阶段的研究更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目标、人居环境建设目标而进行问题的剖析和措施体系的构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是世界人居环境领域高规格的对话平台，论坛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认为只有人与环境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上，人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发展空间。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是关乎人类发展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的重要内容，一直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如人地系统理论、人口承载力理论、人口转移理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纵观已有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可归结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基于某要素或层面两个方面。
1.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特性：综合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最大人口数，大概在18亿～20亿之间，人口承载力的界线是16亿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层面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一是从人口数量来探讨协调性问题。朱国宏关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21]。袁建华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吨，那么，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亿[22]。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24]。二是从人口和土地利用关系来探讨。对人口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人口与土地退化之间关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关系的研究上。比尔鲍若与乔尔斯（Bilsborrow and Geores，1993）论证了人口密度与农用可耕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伊万逊（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况，指出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耕种更多的土地，同时更集约化地使用现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发现了人口的年增长率与农业土地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5～26]。成升魁、沈镭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数量与环境问题，实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用朱宝树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引起资源耗竭与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27]。三是从人口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来揭示其问题。在人口与环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变化是否引起环境污染的加剧，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对哪些污染物质比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认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加剧环境污染；而人口就业在经济中不同产业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有所改变，不同产业之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影响了环境污染[28]。赵艳霞根据辽宁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列表比较全省14个城市的人口与环境污染情况，认为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并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作用于环境恶化[29]。四是从人口与森林减少的相关性来解释资源量的问题。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发现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森林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在考虑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认为是森林减少的驱动因素之一。艾建林通过分析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的数据研究人口增长对林地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发现人均占有森林资源的数量急剧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资源量日益减少，森林承担的负荷越来越重[30]。五是从人口与气候变化相关性来论证人口规模问题。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和间冰期。但是，人们发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状态。许多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意见，“世界上人口越多，对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资源的需求越大，所有这些活动都与CO2气体排放有关”。为了研究人口对气候变化上的驱动作用程度，保罗·艾利奇曾经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个框架假定环境影响I是由人口规模P、人均消费水平A以及技术决定的人均污染产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决定的，即I=PAT。这个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检验人口规模在气候变化上相对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载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载力受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因子要素制约，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通过对多因子要素的评价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土地人口承载力所起作用的差异，重点探索其主要影响因子，并从动态角度，对各因子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土地资源利用系统的内在规律和反馈机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国内外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常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土地资源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非线性规划方法等几种方式。其中，前两种方法均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作为承载力计算的目标，基本属于静态的研究方法；后三种分析方法则属动态研究方法。郭艳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最大供给量分析，人口规模应控制在3 000万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协调度模型。吴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中国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结果表明：中国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阎耀军在探讨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理论依据的同时，依据理论原则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结构特点，提出了由人口（P）、资源（R）、环境（E）、经济（E）、社会（S）和域外六个子系统为基本框架的指标体系（简称PREES）[32]。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子系统内部所包含的具体指标，都按照对立统一关系划分为相互对应的两个指标群，从而可以大大增强该指标体系的分析比较功能。刘小林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反映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确定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介绍二、三、四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及计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统与其他系统相适应的程度[33]。
3.遥感技术与仿真模拟。近年来在环境动态监测各评价方面被广泛应用的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能够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内各种地理信息的采集、转换和软件工具的集成处理，对资源环境演变的空间模式、要素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时间变化进行系统模拟。目前怎样将表达长期时间序列和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与擅长反映空间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结合起来，可能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准确的资源空间信息并实现数据的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程度将会逐步提高。比如系统动力学（SD）的应用，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借助遥感技术（RS）能够得到快速、准确的数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这三项技术必将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王炜撰文指出应按照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加大遥感技术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结合地面常规监测，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举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监测、区域生态调查、环境污染事故调查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趋势
1.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在全球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日益重视下，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城市理性发展要求下，将在基础理论、实践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断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协调发展已成熟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体系，充分考虑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具体现实情况，以及基本制度等，构建适合中国人口发展特点、城市化模式、资源禀赋、环境格局的协调发展理论及其体系。（2）加强实践示范。由于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领域、重点问题以及优先项目的选择等存在较大差别。学者们关于各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将逐渐形成实践案例示范，供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区域参考借鉴。（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同时，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4）强化经济支撑。对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投入，视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明显区别。未来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并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措施来达到控制城市规模增长的目的。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一套系统的限制或者鼓励政策，使之与该地区的资源环境相适应，鼓励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区域多聚集产业和人口，减少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宏观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与资源环境互动调控体系。从未来的研究趋势来看，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应当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上有所突破，应当在深刻认识人口、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数理关系；确立人口、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达到协调时相互之间的精确的数理关系；应当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统相互趋于协调的最优策略选择方法。通过市场机制强化环境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机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税费、排污权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财政补贴、处罚制度等。在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手段选择上，中国应两手并举，双管齐下。首先，中国应该从税收、信贷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对于积极主动地推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和企业主动地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中国应加大对破坏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以严厉的经济惩罚。
3.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及动态监测。为了能够及时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的时间趋势特征、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便于人口、资源环境系统预警分析，在协调性测度时间动态特征方面也应当设立依据不同区域自身状况、可以进行纵向比较的参照值，区域相关决策人员可以根据这一参照值随时了解本区域协调状态时间动态变动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体现人口、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的层次性、目的性和动态性特征。
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考核办法是当前国际较为流行的实现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考核方案。中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加以研究和推广。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运用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运用机械论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它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模式，倡导“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广循环经济的同时，中国还应以绿色经济为考核全国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经济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结语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很多专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政府对于相关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和基于对未来的充分考虑，研究谋求二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人口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是人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过去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历史欠账较多。因此，目前中国应更加高度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绿色经济考核办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场机制为主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体系；通过立法等形势鼓励和支持社会公共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监督工作；依靠协调发展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和谐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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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范文5
邬锦雯，女，1969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87―1994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2004―2008年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13年3月访问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2014年6月经国家留学基金委青骨研修资助到加拿大萨斯温彻大学进修。自1994年起至今，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校友会副会长、广州青年商业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民建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以及广州市花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位。
二、研究领域
邬锦文教授长期在管理信息与数据挖掘、用户分析、知识管理、劳动经济等领域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具体研究可分为三个层面。宏观市场层面主要有劳动力转移和培训、信息政策与法规以及移动互联网的研究；中观组织层面是对文化资本和竞争力、HR-MIS、知识管理和物联网的研究；微观个体层面涉及胜任力模型及应用、数据挖掘和投资行为研究。
三、研究成果
邬锦文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诸多论文，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就业机制研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风险度量方法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应用研究和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图书编辑胜任素质模型的构建的主要负责人，同时还参与了新闻出版署重要软课题、民建年度参政议政招标课题和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研究项目子课题研究。其中“改制后新闻出版业人才评测体系建设研究――以编辑胜任素质模型的构建为例”的重要软课题于2009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优秀奖；会议论文“广东产业升级中结构性缺工问题与对策”于2010年获得广东中华职教社的特等奖。邬锦文教授还是优秀的参政议政人员，2008―2014年度，民建广东省委员会授予其“优秀个人”称号；2014年，“关于制定和实施财务管理职业标准，推动广东经济转型升级的提案”获得人民广东省委员会的优秀提案奖。
四、主要论著
1、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报告，广州出版社，2002年。
2、电子商务概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
3、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4、网上创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5、打造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组织文化资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6、面向城镇化的人力资源与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7、你最胜任什么职业，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8、信息产业结构研究，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2年第4期。
9、信息产业与持续发展，情报科学，1993年第2期。
10、试论中国经济信息网络建设，情报科学技术，1995年第5期。
11、试论当代信息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图书情报工作.1997年第4期。
12、决策中的征兆信息识别，决策与信息，1997年第8期。
13、论信息的开发利用，情报学报，2001年第3期。
14、谈谈电子商务双语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科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15、中国证券市场庄家与散户的博弈，时代经贸，2008年第3期。
16、网络情报检索语言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3期。
17、文化资本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8、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启迪，企业文化（下半月），2010年第8期。
人口资源环境范文6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是人口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人口学研究离开了生态环境因素，就无法正确考察、分析人口现象和过程，包括人口数量增长、结构变动、人口模式及其转变、迁移和流动、人口分布、城市化以及人口素质等问题。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1第一节 人口再生产
知识要点：
1、人口再生产定义：
人口的世代更替过程(包括人口出生和死亡两个环节)
2、人口再生产类型
决定因素：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如不考虑人口迁移过程，这三个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应为：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类型有：原始型(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很低)
传统型(出生率高、死亡率较高、自然增长率较低)
过渡型(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
现代型(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很低)
难点解析：
出生率降低原因：文明程度、人口素质提高
死亡率降低原因：生产力发展
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
由于人口的素质受生产力的制约，所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均受生产力直接或间接影响，所以说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一定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当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现代型后，由于人口逐年减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所以最后会出现人口的老龄化现象，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已经出现这种现象，而且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一步延长，时代更替速度减慢。
3、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地区分布
发达国家：现代型 (德国、匈牙利人口出现负增长)
发展中国家：过渡型 (部分国家已进入或正要进入现代型：韩国、新加坡、古巴、乌拉圭，我国已是现代型)
全世界：过渡型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多)
难点解析：
人口老龄化会引发的问题：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短缺
例题分析：
中、印、美、日四国人口现状相比较( )
A.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
B.美国的人口密度最低
C.日本的城市人口比重最低
D.印度老龄人口比重最高
解析：印度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日本是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一定高于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逐年减少造成的，发达国家的程度应该高于发展中国家。选择B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2第二节 人口数量与环境
知识要点：
1、人口数量的变化原因
①.自然增长(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
②.机械增长(与人口的迁移有关)
难点解析一：
考察范围越大，人口迁移的影响越小，全球而言，则不必考虑人口迁移
2、环境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通过影响生育率和死亡率来影响)
难点解析二：
生育率(出生人数与育龄妇女人数的比)和出生率(出生人数与人口总数的比)的关系
生育率高，出生率也高，生育率是衡量出生率的一个基础(生育率和出生率呈正相关)
①生育率 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婚姻制度、生育政策、避孕技术、文化、宗教)起主要影响作用，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小
②死亡率 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条件)、自然环境因素(气候、水、土壤、自然灾害)都有很大制约作用
难点解析三：
其中，环境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是人类对环境先起破坏作用，环境再反过来影响人类的具体表现
3、人口数量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具体表现：
①过度索取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压力(人口增多，资源需求加大，利用程度扩展)
②过度排放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包括生产排污和生活排污)
例题分析：判断对错
①人口数量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答：错误，造成环境污染的有两方面的原因，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素质，因此人口数量只是原因之一
②死亡率高的地方，生育率往往也高
答：正确，死亡率高，往往说明生产力水平、文明程度都较低，在此情况下，生育率会偏高。当然上述说法同时用"往往"二字避免了绝对化，因为有些时候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大，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出现死亡率升高的情况。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3第三节 环境人口容量
知识要点：
1、环境人口容量概念
简述：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在可预见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
2、制约因素
①资源(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均通过影响它来影响环境人口容量)
②科技发展水平
③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费水平
(后两者均通过影响资源来影响环境人口容量)
难点解析一：
为什么说资源是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
资源的数量决定地区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科技发展水平将影响资源的利用程度，可以使相同数量的资源能供养更多的人口，人口文化和消费水平的高低将影响一个人对资源数量的最低生存要求。所以说资源是直接影响环境人口容量，而科技水平和人口文化消费水平则是通过影响资源来间接影响环境人口容量。
3、环境人口容量特性：
①(长期的)不确定性：资源总数不确定，科技发展水平、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费水平在不断变化，因此不确定
②(短期的)相对确定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资源、科技发展水平、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费水平相对稳定，因此相对确定
难点解析二：
为简便，在实际中，通常以一种或几种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数作为环境人口容量的估计值。如用土地资源。
4、关于地球环境人口容量的三种看法
悲观：已经大大超过地球环境人口容量，并已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乐观：考虑到新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利用程度的加深，认为地球不会达到它的环境人口容量
介于两种看法之间：地球的环境人口容量为100亿左右，目前人与环境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尖锐的矛盾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公布报告：地球的环境人口容量为110亿
我国环境人口容量为16亿，7亿是我国的适度人口值
我国目前人口与环境之间的主要矛盾为：
①人均耕地少 解决措施：控制人口数量，保护现有耕地
②人口与淡水 解决措施：跨流域调水、节约用水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4第四节 人口素质与环境
知识要点：
1、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因素有：
(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环境起作用，环境反过来影响人口身体素质)
①遗传因素
②环境因素(社会经济环境因素是影响身体素质的主要因素;自然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也有重要影响)
难点解析一：
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影响能力的变化
自然环境因素曾经是影响人口素质的决定性因素，但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力度在不断加强，所以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力逐渐减弱。人口身体素质越来越取决于社会经济环境因素。
难点解析二：
对人口身体素质起作用的自然环境主要有两种：
原生环境因素(未受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对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有：缺硒导致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硒过剩导致地方性硒中毒;碘异常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大);
次生环境因素(受人类影响的环境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有：物理方面，噪声影响听力、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化学方面，化学物质会致癌变、致病变;生物方面，病毒、病菌、寄生虫卵使蚊子大量繁殖，引起疟疾、乙型脑炎等疾病的流行)
难点解析三：
社会经济因素范围比经济因素广，经济因素从属于社会经济因素。
2、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环境的影响
文化素质高，资源观(资源利用充分、同时开发新的资源)、环境观(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环保)、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念)先进，人口、环境、经济得以协调发展，呈现一种良性循环。
文化素质低，资源观(资源利用程度低，只能依靠现有资源，大量开采，必然造成资源压力)、环境观(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造成破坏)、发展观(不可持续发展)落后，人口激增、环境恶化、经济落后，呈现一种恶性循环。
例题分析：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①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导致人类对环境大量索取资源，又大量排放废弃物，造成环境问题的恶化;
②人口素质的低下，使得人口的环境意识淡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注意环保。
难点解析：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
人口素质提高，生育率必然下降，人口数量就能得到控制，环保实现
人口素质提高，环保意识加强，环保实现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5第五节 人口迁移与环境
知识要点：
1、人口迁移的概念
包括两个方面：
①人口在两个地区间的空间移动
②这种空间移动必须是永久性或长期的
2、分类
分类标准：地理范围、迁移方向
①地理范围：国际迁移、国内迁移(小范围的有省际迁移、县际迁移)
②迁移方向：城市至城市、乡村至乡村、城市至乡村(逆城市化过程、知青下乡)、乡村至城市(城市化过程)
难点解析一：
知青下乡的原因：政策因素，为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3、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①自然环境因素(气候、淡水、土壤、矿产)
②社会经济因素(经济发展、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婚姻家庭)
其中，经济因素对人口的迁移是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③政治因素(政策、战争、政治变革)
难点解析：
自发性迁移主要是由于哪些因素引发的?
答案：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因素、战争
难点解析：
环境对人口迁移影响的变化
原始社会：为食物--农业社会：为土地--工业社会：为优化劳动力配置
4、人口迁移对环境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