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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研究范文1
本文结合精准医学概念,探讨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如何在理念上、实践中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同时分析中医临床教育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阐述如何在中西医结合教育过程中树立“衷中参西”的根本理念和“兼收并蓄”的学习模式。
关键词:
个体化诊疗;精准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
中西医虽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历史发展沿革,但二者从诞生之日起,都是以治愈疾病为目的,对于疾病认知模式虽有偏向“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差异,但其临床疗效的实现,必然都是通过对人体的病理状态进行了调整而实现的。中医现代化科研所作的努力就在于使中医的诊疗方式能够用现代医学的方式进行阐释,在保持中医诊疗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医药特点和优势发挥的原理,这在中医发展过程中,是有益且必要的一个环节。本文结合精准医学概念谈如何在中西医结合教育过程中树立“衷中参西”的根本理念和“兼收并蓄”的学习模式。
1在理念上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
由于时代背景和文化不同,中西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形成明显差异。西医的理论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医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如中医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气、阴阳、五行,更多地是从哲学的层面进行人体现象的解释,如果只从实证的角度评价,中医理论就会被认为是粗糙和模糊的,然而中医理论这种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对生命体的认识进而衍生的理法方药体系,恰恰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其明确的临床疗效使中医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对此持一味否定和固步自封的态度都不符合中医认识事物兼收并蓄的特点,而在与现代医学结合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不必强求理论上的融合,而从寻求理念上的对接入手。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过程中,对于最新的现代医学概念,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应该学会与中医学进行比较联系,发现异同之处,从而加深理解。如当“精准医疗”等概念出现时,我们应该在临床过程中将其与中医的诊疗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加深中西医结合的理解。“精准医疗”(PrecisionMedicine,PM)是近几年提出的新的医学概念,它是通过深入了解每个患者的遗传学和基因组学信息,力争做出达到分子水平的准确诊断,为临床治疗决策和正确用药提供详细的参考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疗效果[1]。精准医疗是一种基于病人“定制”的医疗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医疗的决策、实施等都是针对每一个病人个体特征而制定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在合理选择病人自己的遗传、分子或细胞学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2]。中医诊疗过程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基于病人“定制”的医疗模式,根据每个具体病人在疾病过程中某一个病理阶段的“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中医的“病”“体质”,同时考虑到患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甚至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依从性要加以考虑,才能算是完成了一次“量体裁衣”式的诊疗。中医将每一个可能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因素加以考虑,并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加以处理或在医嘱中加以体现,虽不同于现代医学精准医疗借助了先进的现代科技将遗传信息与诊疗相对应,并做到精细、量化,但二者在诊疗过程中“量体裁衣”的个体化诊疗理念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冲突,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医也越来可能将其诊治方式以更加客观量化的方式加以呈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具备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基础。通过深入比较精准医疗与中医诊疗思维理念的异同之处,在中西医结合教育过程中使学生更深入了解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在理论上“”,在理念上寻找共同的思想基础,进一步进行临床科研实践,才能更好地进行中西医结合。
2中西医结合教育如何在实践中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
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过程中,借助精准医疗等新的技术的出现,将其与中医理念与临床科研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使“衷中参西”的中西医结合原则落实到临床和科研实践中。
2.1中西医结合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的临床实践
中医与精准医学结合,不是与精准医学比较谁更能做到精准,而是应该思考在临床上如何使之发挥更好的疗效,精准医学目前在肿瘤的治疗中应用较多[3],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患者肿瘤的特定基因选择一种针对性的药物进行治疗,在此过程中,中医与西医结合的原则应该是“减毒增效”,尽管中药在治疗过程中对肿瘤的抑制作用不可忽视,但相对于靶向药物治疗的效果评价的证据尚未能完全按照循证医学的规则进行,在抗肿瘤治疗时,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主要不是针对肿瘤瘤体本身,而是着眼于人体的整体状态,依据靶向药物进行“精准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出现的临床不适症候进行诊治,通过发挥中医药“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优势,改善临床症候和病理状态,以减少毒副作用,使“精准治疗”能够顺利进行,从而达到“增效”的治疗目标,如中医联合吉非替尼治疗肺癌的研究,已总结出配合吉非替尼肺癌靶向治疗20种常用中药以及核心处方药物:党参、黄芪、金荞麦、沙参、麦冬、龙葵、白英、甘草、黄精、红景天。体现了扶正解毒的基本法则,在治疗过程别重视从整体出发,调补肺、脾、肾三脏,灵活运用“培土生金”“金水相生”之法[4]。从临床疗效的角度,更好地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实践。
2.2医学科研中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的中西医结合实践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使医学科研越来越精确,也成为精准医疗得以实现的基础,这些组学的理念与中医的系统观念有相似之处。如“代谢组学”的概念,是由Nicholson等在1999年提出[5]。因其“组”“群”“谱”集成的功能特点,可以更好地反映中医“证”的本质。使其成为证候标准化研究的一种有效的途径,代谢组学的系统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与中医理论相一致。中医采用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方法用于疾病的治疗,与代谢组学的整体观完全吻合[6]。目前已有较多中医联合代谢组学技术的研究,如王喜军等[7]应用高通量、高分辨、高灵敏度的UPLC-MS分析仪器,结合模式识别、专家系统等生物信息学技术,建立黄疸证和阴黄、阳黄证的特征性代谢模式,并从微观角度解读黄疸、阴黄和阳黄证候的科学内涵。王广基院士课题组[8-9]采用GC-TOF/MS分析冠心病不同中医证型(痰阻心脉、气阴两虚、气虚血瘀及气滞血瘀型)患者血浆代谢谱,其结果显示能将疾病组与健康组明显区分,并与临床中医症状分级量化指标显著相关,提示中医分型的物质基础可能正是代谢组学所研究的体内小分子化合物。代谢组学技术有利于助力精准医学的发展,也有助于进行中医“整体观”临床诊疗机制的阐释,从现代科学角度进行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这种理念上的共通之处更易于进行中西医结合。
3中医临床教育与现代医学前沿接轨中存在的问题
3.1信中还是信西的问题
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教育中,要注意培养学生“衷中参西”的观念,西医临床诊疗的过程中,以指南为参考依据,而中医临床的特点和优势决定了其临床统一模式形成的难度,因而在进行诊疗活动中,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学生,西医的诊疗相对易于操作,中医的辨证相对较难把握,因而在心理上容易认为西医更加客观,中医更加主观,而且中医的阴阳五行及中药的四气五味等与西医学的认知在理论层面较难对应,所以在这个阶段,临床教育对树立中医临床信心至关重要,一方面,要肯定西医的认知模式的实用性,同时,要充分认识中医临床自身的特点、规律和优势,不能一味地在理论层面寻找对应,而要更多地从理念上寻找共同点,如目前西医学对中医扶正、驱邪的理念,未病先防的理念,并不存在认识上的冲突,从中西医的疗效优势上树立自信,进而比较中西医各自的优缺点,然后从相互弥补彼此的不足入手。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的深入,加深对彼此的理解,更好地为临床诊治疾病服务。
3.2会不会影响中医思维的问题
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方式有差异,西医以客观数据作为诊疗的依据,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收集的临床资料进行辨证论治,收集到临床信息都必须由临床医生进行主观思维的综合判断,在中西医结合教育过程中,要牢固树立采用中医思维方式进行临床的思想意识,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个过程必须完全按照理、法、方、药的思维过程进行,在此过程中西医学的认识作为参考,不能影响到辨证论治的思维过程,否则可能会影响中医疗效优势的发挥。在中西医结合临床过程中,将理念的相同之处作为结合的切入点,将临床疗效的提高作为结合的目的,将机理的阐释作为结合的手段,将理论的差异作为深入思考的方向,在保持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同时,借助现代科技,借鉴现代医学研究方法,更好地将中医临床有效性的机制和原理加以阐释,使中西医能够进行更通畅的交流,更好地为提高临床疗效作出贡献。
作者:王睿林 单位:第三二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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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研究范文2
关键词:中药;药代动力学;中医药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08)04-052-03
1 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意义
中药及其复方的药物动力学研究,是近十多年兴起的中药药理学分支,主要是研究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用数学模型来定量描述药物在体内的动态过程。它对中药药理学及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中药药动力学研究是阐明中药作用机理必不可少的环节。药代动力学参数可以为毒性试验设计和毒理效应分析提供依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毒性试验观察到的毒性反映往往不与剂量相关而与血药浓度相关,如果高浓度的药物剂型不利于药物吸收,进入体内的药量与剂量不成正比,就有可能造成毒性剂量评估上的偏差。众所周知,进行中药及其复方制剂的药代动力学研究会有不小的困难,因此,更需要广大的医药学工作者集中力量,找出中药作用中有代表性,有规律性的机理或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系统研究方法学,使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更科学、更系统,更能满足现代临床治疗的要求。
2 中药复方的自身特点及中医对药代动力学的认识
中药复方是中医防治疾病的主要手段。中医理论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强调“人”的整体观,发挥药物的整体调节作用,并用辩证施治的思维方法来处方用药。现代药理学研究已初步证明复方药效的发挥并非是简单的单味药相加或毒性的相减,而是方中药物之间所发生的协同、制药或改性等作用,使复方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目前,国内对复方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药理效应及临床疗效的观察阶段,虽然也引用了一些西药药理学手段,但仅表现在对几个特异性指标的观测上,且重复研究居多,所研究的中药复方组成不稳定,药效重现性差,难以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出复方药物的作用机制,这使得国内复方制剂稳定性差,质量标准不高,较难与国际医药市场接轨。中药成分十分复杂,即使是单味药物,其所含的有效成分也达数种之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又是以复方制剂给药。许多中药到目前为止其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还不是很清楚,加之中药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含量很少,并且还有不少结构相似的类似物。来源产地不同,不同季节采收,不同方式加工等特点,使得常规的化学分析以及数据的解析产生困难,实验结果不易重复,给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
3 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的现状
中药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与西药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此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按有效成分明确的中药及其制剂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和有效成分不明的中药及其制剂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两种情况来进行评述。
3.1 有效成分明确的中药及其制剂的药代动力学现状
有效成分明确的中药及其制剂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与西药类似。随着对中药中有效成分的研究方法和检测技术的改进和完善,目前许多中药特别是单味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已相当明确,据统计在九十年代前就已对120多种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过研究[1]。并已对相当一部分进行了体内外代谢的研究,且得出了明确的代谢产物,并对其体外药代动力学参数进行了研究。如毕惠嫦[2]研究了丹参酮Ⅱ_A在大鼠肝微粒体酶中的代谢动力学,指出了参与丹参酮Ⅱ_A体内代谢的肝微粒体酶。艾路等[3]对复方中药中乌头生物碱在人体内的代谢产物进行了研究,采用液相色谱-电喷雾离子阱多级质谱(LC-ESI-MSn)法检测出5种乌头生物碱代谢产物。陈勇[4]等对葫芦巴碱在大鼠体内的代谢产物进行了推测,从大鼠尿中检测出原药及其三种代谢产物。
3.2 中药复方及其制剂的药代动力学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中药及其复方制剂或因化学结构不明,或由于是混合物而非单体,无法用化学分析方法测定有效成分含量,因而给其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带来困难。大部分人用复方或其制剂中的某一单体来代替整方的药物代谢过程。如李再新[5]等将补阳还五汤水提醇沉液给予家兔静脉注射后,以川芎嗪为指标来测定其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但此法只能说明此单体在体内的过程而不能说明全部成分的代谢过程。中药制剂化学成分往往十分复杂,相当于一个天然的化学成分组合库,用其中的一具或数个化学成分作为检测指标,得出的药动参数与药的实际药动学相比可能有一定的偏差。也有人采用生物效应法进行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但此法不够精确,只能粗略看出体内药物浓度变化的过程。生物效应法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体内药量与药物的效应有一定对应关系,从药效的变化可以推知不同时间内体内药量变化。常用的生物效应法有以下几类:
(1) Smolen。此法是目前我国医药研究者最为广泛采用的一种进行中药单味药及复方药药动学研究的方法。其要义是将量效关系曲线作为用药后各时间作用强度与药物浓度的换算曲线,从而推算出药动学参数。卢贺起[6]等以血小板聚集抑制率为药理效应指标,对家兔进行了四物汤的药动学研究,结果表明四物汤属静脉外给药一级动力学消除,开放的一室模型,并计算出药动学参数。
(2)药物累积法。其基本原理是将药物代谢动力学中的血药浓度多点测定原理与用动物急性死亡率测定药物蓄积性的方法结合起来;是用多组动物按不同时间间隔给药,求出不同时间体内药物的存留百分率的动态变化,据此计算药物的表观半衰期;又称为毒理效应法。黄衍民[7]等对乌头注射液对小鼠的毒效动力学研究,得出药物的消除级动力学过程,并符合一室模型,其表观半衰期为59.23min。从而指出目前临床一日2次给药间隔时间太长,如果每8小时给药1次且首次倍量,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疗效降低毒副作用。陈长勋[8]等应用LD50补量法测定小鼠的附子表观参数,结果认为符合二室开放模型并得出了主要的药动学参数。利用此种方法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的中药还有陆英煎剂[9]、小活络丸[10]、九分散[11]、桑菊饮[12]等。但此法实际上反映的是药物的毒性效应动力学过程,当毒性成分与药效成分不一时,所得动力学参数将难以用作临床用药指导,在致死剂量作用下,机体已受到损害,可能对药物在体内的动力学过程产生较大影响,使得所得结果不能表征生理药动学过程。
(3)药理效应法。该法以给药后药效强度的变化为依据,通过适当剂量的时间-效应曲线,进行药效动力学参数计算,其消除半衰期称为药效半衰期或药效清除半衰期。本法先选择适当的药理效应作为观测指标,得出剂量-效应曲线、时间-效应曲线和时间-体存药量曲线,并据此得出药代参数。富杭育[13]等按足趾汗腺分泌的观察方法,应用本法观测大鼠麻黄汤的药代动力学。通过量效、时效和曲线的转换,得体存量-时间曲线,从曲线分析属二室模型。另外赵智强[14]等也报道了天麻钩藤饮用此法所得药动学参数。此法要求复方及其制剂药效强且可逆重现、反应灵敏、可定量检测,因而限制了其应用。
(4)微生物法。此法仅适用于具抗病原微生物作用的复方,通常用琼脂扩散法测得相关药动学参数。它具有方法简便、操作容易、样品用量少等优点,但机体内外抗菌效应作用机制的差异,细菌选择的得当与否,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药代参数的准确性。王西发[15]等用此法测定了鹿蹄草素在兔体内的药动学参数,其选取用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为实验菌株,研究表明鹿蹄草素属于二室分布模型。
4 小结及展望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中药药动学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内容涉及中药生物利用度[16]、中药毒代动力学[17]、中药透皮吸收药动学[18]、中药时辰药动学[19]、中药证治药动学[20]、中药活性成分在肠道的代谢处置[21]、中药活性成分的体液浓度测定等。但因为中药成分的复杂性、有效成分的不确定性、类似物的多样性,导致实验结果不易重复。加之中药配伍和中西药结合后药物的互相影响等使得中药药代动力学发展较为困难。今后尚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4.1 建立中药的指纹图谱库
建立中药指纹图谱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药物吸收入血后相应指纹图谱峰的变化,以此为目标,进行药代研究。
4.2 将中药的药代研究与中医理论研究相结合
中药研究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药物进行的研究。可采用“证治药动学”的方法进行,即研究中药在不同证候时的药动学是否具有不同特征。再者还应开展中药配伍后及与西药同用时的药动学变化研究。
4.3 加强代谢物动力学研究
许多中药药效成分是在体内产生的,或是代谢而来,或是在肠道菌群激活下产生的,因此中药代谢物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进行中药复方代谢物的种类代谢途径及代谢场所的研究,以阐明代谢物与方剂药效的关系及代谢物的动力学规律。
4.4 加强新技术的应用
现代新技术将在中药药代研究中发挥重大作用。许多新技术如:超临界流体萃取、在体微透析、核磁共振、生物电阻抗、细胞培养研究体外吸收模型等,将会为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技术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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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and actuality on pharmacokinetics studi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CAO Lu-ye,XIE Dai,DU Ming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Pharmaceutics college of Guangdong,Guang dong Guangzhou,510520)
现代医学研究范文3
中国是个翻译大国,季羡林为《中国翻译词典》所作序言中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中国文学翻译有两次,一是魏晋六朝佛经文学翻译,一是晚清起的近现代文学翻译。若从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中国百年来翻译作品已达上万种。在全部文学书籍中,翻译作品占到三分之一强。晚清以来域外文学的引入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其外来动力即源于此。新文学作家中,假外国文学之手催生创作的并不鲜见,很少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边译边著相互渗透合而不分的作家比比皆是。翻译文学作用之大显而易见,但其性质又比较暧昧,长期归属不清。早期虽有阿英、、陈子展、罗根泽、王哲甫等在有关的文学史著作中加以注意,后来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却几乎对其只字不提,“中国文学史”教材即使涉及也是语焉不详。翻译文学简直成了弃儿!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兴起,翻译文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二十余年间,翻译研究成果不少,涉及翻译文学的著作主要有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840—1966)》(1989),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96),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7),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谢天振《译介学》(1999),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9),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0),《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2001),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等。以上著作大大推进了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使翻译文学史开始与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史知识系统。
2003年,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建开博士的专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出版。这部翻译文学断代史著作,与前面提到的陈玉刚、郭延礼、孙致礼的论著既有时间上的对接又有内容上的互补,填补了英美文学翻译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本书分七章:1.英美文学译介研究的历史沿革及评述;2.积习与转折:五四初期关于译介方向的论辩;3.域外来风:译介态势与成因;4.现代文艺期刊对译介的推进;5.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6.对英美文学的不同评说与选取;7.结语:英美文学译介实用倾向的语境因素。
第一章为文献总结,分阶段梳理评说了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著述,指出英美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尚缺乏整体性专门研究,此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引用材料有时显得单一与不确。二、过于简略。三、译本信息量不完整,原作的英文名、原作者名、出版者及年份往往不得其详,译本的种类、前因后果的交待亦欠详尽。针对以上问题,作者确立了本书的目标和任务:视英美文学为一整体,描述现代中国(1919—1949)对其译介过程中所取的姿态和抉择;通过探索,力图为现代中国的英美文学译介勾勒出一幅整体概貌,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章评述20世纪20年代各方面对于译介方向的论争。作者指出“五四”以后英美文学译介呈现批判地继承特点,作家、译者、出版者、读者等各方面人士对“林译小说”为代表的翻译现象进行反思,主要侧重在选材、内容等层面而很少停留在纠正译文错误的语言层面。经过讨论,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即文学创作与译介不能只为消遣,更应促其发挥服务社会的现实功用,译介作品要能对“他者”文化起到改造促进作用。这对于此后译界与出版界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影响巨大。
后面的四章,作者利用大量资料(包括许多表格与统计数字),史论结合(而不是简单的以年代为序罗列译作清单及相关史料),从不同角度探讨30年英美文学译介倾向显示的规律。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结论:30年外国文学译介隐含着一个主导思想,即外国文学译作要紧贴现实、要与之相结合;要配合国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译介实践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折射出强烈的实用(功利性)意识。新文学观念及国难的笼罩促成并强化了这一趋向。
本书视角独特,体现在:一突出现代文艺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二重视读者反应。这点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此后,文艺期刊的文学译介活动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相关的研究专著开始增多,以文艺期刊的译介为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也越来越多,个案研究越来越深入,而本书实有开拓之功。
文艺期刊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现代期刊周期短、信息快、售价低,积极介入文学译介活动,几乎凡期刊必有译文,无译文不成期刊。因而期刊对文学译介在多方面起着出版社与单行本译作无法企及的独特作用。然而期刊对译介的重要性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全面的研究更未能展开。以往的翻译文学研究多习惯于将目光投向出版社与译作单行本,编纂文学翻译资料大都局限于单行本书目,即便对期刊偶有涉及,侧重点也是放在期刊创作而非译作上面,谈及译介也大多比较分散和简略。有些研究者虽对个别重要期刊的创作活动作了探索,但尚未形成文艺期刊译介状况的整体认识,也未出现较有系统的专论。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作了扎实研究,几乎所有章节都涉及到文艺期刊。如第三章虽为1919—1949年英美文学译介概览,仍以最后3节探讨期刊的译介作用。作者先集中分类列举外国文学丛书(含英美文学丛书)并提供了最新的译本统计表,接着评析了一书多译、译本换名重版、著译合集、“翻译年”等译介现象。他指出,著译合集很能凸显新文学家的译介情结,而在文艺期刊上他们著译并举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在不同刊物、同一刊物、甚至是同刊同期上同时发表创译作品,两栖身份一目了然。书中第105—106页例子颇多,如《诗》月刊1卷1号同时刊登王统照诗2首、译诗3首,欧阳予倩先后在《戏剧》月刊发表剧作9部、外国译作2种、译作论文4篇、论文16篇,是著译与研究合一。
由于30年代文艺期刊的繁荣,文学译作数量大幅度上升,引出了关于“翻译年”的讨论。起先,1934年被时人称为“杂志年”,当年仅创刊的新增期刊就有400多种,而这一年《文学》出翻译专号,《现代》有美国文学专号,内容几乎全是译作的《译文》、《世界文学》创刊,翻译大为时兴,“翻译年”之说随之浮现。先有《申报》(1934年10月6日)刊出黑婴《翻译今年又成行了》,称杂志年因推动了翻译活动而见功绩。其后文坛即有了积极回应。1935年1月,《文学》发表茅盾《今年该是什么年》,首次谈及与1934年这一“杂志年”对应今年该是“翻译年”。2月《文学》又有其续文《对于“翻译年”的希望》。稍后的1935年3月,《文化建设》登载杜若遗《“翻译年”的翻译工作》加以呼应。由于对此命名不以为然,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的《文学》上发表《非有复译不可》,主张以重译纠正前几年粗糙译本带来的副作用,从而真正在翻译方面做出成绩来,不必乱命名什么年。作者对这一翻译史佳话的清晰勾勒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期刊译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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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更是对文艺期刊译介的专门研究,探讨了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指出其独特作用表现在:营造文学译介态势(直接见于刊名英译、创刊词、办刊宗旨、稿级、编者的话等),设立译作专栏,推出翻译专号、英美文学专号、外国作家专号,连载译作,编读往来(见通信、读者、书评等栏目)、集中推介来华作家(如泰戈尔、萧伯纳)等方面。作者还从期刊译介研究的缺失、期刊繁荣状况、译者队伍、专载译文的主要期刊、文艺期刊的销量、译介方式的多样化等角度探讨期刊译介的特色。这样,本章与其他相关章节一起突显了30年英美文学译介的规模与倾向,展示了文艺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全貌与实绩。
依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需要接受读者多方面阐释才能真正产生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原作读者虽与译作读者不同,但他们的参予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丰富、发展了原作。现代中国30年文学译介的兴盛,读者亦功不可没。他们并不是总处于被动接受译作的地位,更以其积极的解读参与了文学译介,乃至对译介倾向施加了积极影响。王著全书都体现了重视读者反应的特点。他在众多章节大量引用作家、译者、编者、出版者对文学翻译各方面(如译介方向、体裁、内容、宗旨、计划等)的评论,还精心搜求有关译作、期刊在读者间的传播情况、反馈意见、发行版次等资料,而且书中有不少章节集中讨论读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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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艺术社会史家阿诺德•豪塞尔认为,每个历史时期各门艺术的发展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自18世纪以来,文学、绘画和音乐不再保持同一水平,音乐比文学落后得多;甚至同一门类的艺术发展也有不同,存在着不同程度差异,有的是“先进的”,有的则明显“落后的”。对于前者的差异,他归结为公众对艺术的兴趣的差别,更确切地说是“种种潮流之间的种种差别”,造成同一门类艺术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则是来自风格的变化,无论是源于趣味或风格,二者的根本变化皆源自某个社会阶层的兴起。他分析了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社会是一种土壤,各种不同的文化进程在其中相互密切接触并向前发展。在社会的水平上,它们并不必然地展现出它们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或全部财富,但它们的确展现了那些能被最满意地简化为‘公分母’的特征。”豪塞尔提出的“公分母”这个比喻与俄罗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所说的“主因”很接近。在雅各布森看来,不同的艺术历史形态具有不同的“主因”(thedominant),在某个时代的整体艺术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主导成分。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主因”是造型艺术,因此一切艺术都以追求逼真的造型效果为目标;而浪漫主义艺术则把对音乐及其效果的崇拜作为这一时期所有艺术的宗旨;而本世纪的艺术,却把语言提高到了艺术的本体论高度。对于同一门类艺术来说,它的每个时期的主导成分也是发生变化的。他以诗歌为例谈到,诗的发展每个时期的主导因素不同,14世纪,诗的不可分的特征不是音节安排而是押韵;19世纪的现实主义诗,押韵不是必需的手段,相反音节安排成为一种强制性不可分割的成分;现代的自由诗体的必需成分变成了语调统一,语调成为了诗体的主导成分。依据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尤•蒂尼亚诺夫的看法,文学的系统由“中心”和“边缘”两个地带构成,这两个部分在永无止境地移动并更替着。“体裁从中心位移于周边,新的现象则从文学零碎、从它的荒僻和低级之处跃上中心的位置”輥輯訛,即使原来处于各种边缘地带的细小支流,起初不引人注意,但这种边缘的新现象终将不可避免地更替正统的中心,中心则成为周边。毫无疑问,蒂尼亚诺夫提出的这种演变现象在现代艺术体系中是存在的。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叶,现代艺术体系中的艺术门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变化和更替的特点,处于主导与边缘地位的艺术种类不停发展更换,只不过,“这种更替存在于另一种意义上———主导潮流、主导体裁的更替”輥輰訛。至此,我们将结合现代性语境从两个层面讨论艺术体系与文化主因的关系变化特征:
(一)从模仿到实用
我们知道,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将艺术与模仿联系在一起作思辨的考察,如德谟克利特将“模仿”看作人类活动的起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分别作出了重要的解释。柏拉图明确提出了艺术与模仿的对应关系,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修正了关于艺术的模仿方式与效果的论述。模仿论构成了艺术哲学的一大传统,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时期,作为建构现代艺术体系的单一原则而存在。启蒙运动时期从古典的模仿论出发来论证,把“模仿美的自然”作为艺术的首要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实现了对艺术的界定,而且也影响了艺术门类的选定和排序。对比发现,巴托和达朗贝尔所划定的“美的艺术”体系中的五种艺术种类的排序相去甚远。达朗贝尔明确提出五种艺术排序的原因:绘画和雕塑在美的艺术体系位居前列是因为“它在那些艺术尤其是模仿艺术中最接近于事物的再现,也更直接地与感觉对话”,“毫无限制地表达了美的自然的一切”;建筑是有限度地模仿美的自然,更多地模仿自然的对称布置,没有绘画和雕塑那么逼真,所以只能紧随其后;诗歌是根据单词的组合方式所产生的愉悦和谐感来模仿,是通过想象力再现事物,“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创造而非对它们的描绘”輥輱訛;支持想象力和感觉的音乐在模仿的秩序中名列最后,因为“它局限于很少的形象”,发展至后来甚至只是一种语言。对于巴托来说,构成美的艺术的“单一原理”就是“模仿美的自然”。巴托虽也强调对自然的模仿,但他认为美的艺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引起愉悦的情感,更进一步,当人们对客体自然带来的过于统一的愉悦感到厌倦时,他们需要寻找新秩序以唤醒新的思想情感,激起新的趣味,“趣味是艺术的仲裁者”。这意味着,在巴托看来,美的艺术并不是模仿自然的常规状态,更不是追求对自然的最真实再现,而是强调既模仿自然却又打破自然的常规,要与真实自然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唤起新的审美体验。如此看来,模仿自然的逼真程度只是巴托划定美的艺术边界的标准之一,同时还要与时代的趣味相一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似乎巴托更具有前瞻性,他的一些看法是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的。至于巴托为何将建筑从美的艺术体系中排除,他开宗明义地说,他是根据艺术的用途划分艺术体系边界的。对于建筑来说,实用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它的结构和形式使人愉快,所以巴托在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将它划给了美的艺术之外的第三种艺术。显而易见,无论是达朗贝尔还是巴托,他们划分艺术体系的门类的基本依据都是来自“模仿自然”的美学观念。事实上,受制于这种观念的不仅仅是他们两位理论家。艺术史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明确提出造型艺术与诗的区别之一是,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律令,而真实是诗所追求的目标。由此他将现实中的丑以及不能引起的事物包括人物的激情都排除在造型艺术所能表现的主题之外。认为造型艺术不宜表现丑,但诗却可以表现丑。由此感慨“诗是更为宽广的艺术,它可以达到绘画所永远达不到的那种美”,“生活高出图画多么远,诗人在这里也高出画家多么远”,暗含诗优越于造型艺术的结论。輥輲訛诚如朱光潜先生曾指出的,莱辛的诗与画探讨是从文艺摹仿自然这个基本信条出发的。根据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的分析,模仿原则甚至还影响着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不管文学或艺术如何发展都会呈现强弱势之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形式占据统治地位,主导着其1他艺术的发展。他考察发现,绘画与雕塑为代表的视觉艺术超越其他艺术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高艺术典范。对此,英国文学家艾迪生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我们一切感觉里最完美、最愉快的是视觉……我所谓‘想象或幻想的快乐’就指由看见的东西所产生的:或者是我们眼前确有这些东西,或者是凭绘画、雕像或描写等等在我们心灵上唤起了对这些东西的观念。”輥輳訛格林伯格还分析指出,当一门艺术被赋予支配性作用时,它就成为所有艺术的楷模,其他的艺术试图摆脱自己固有的特征去模仿它的效果,它们在努力获得主导艺术效果的过程中被迫否定了自身的性质。因为资产阶级把主要的创造性和活力都转向了文学,在启蒙运动期间,诗歌再次取得主导性地位,雕塑和绘画技巧已达到非常纯熟的程度对其他艺术效果极其敏感,竭尽全力来追求诗歌的效果,音乐虽也屈从于文学的主导但因为技巧和形式相对简略没有充分吸收其他艺术的效果。法国大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最纯粹的艺术的音乐取代文学逐渐成为各门艺术追逐的样板。他还特别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存在着绘画和雕塑之争。在这期间有时是雕塑,有时是绘画处于领导地位,但没有哪一个能长期摆脱另一个的影响。关于艺术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现象,事实上诗人波德莱尔就已敏锐发现了:“今天,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画家把音乐的声音变化引入绘画,雕塑家把色彩引入雕塑,文学家把造型手段引入文学……”18世纪后期,巴托用模仿理论来统合各种艺术的企图遭受到德国批评家以及部分历史学家的质疑和批评。我们知道,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转变,即哲学思考的重点从对客体的关注转向了主体的思维和精神。从美学角度来说,掀起了浪漫主义感受的美学狂潮。比厄斯利提出,浪漫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感受和情感享受的一个新的冲动,在浪漫主义的诗的观点中,模仿论被放到了一边或降居从属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表现论。 王尔德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以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艺术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是与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不断升华有密切关系的。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是奴隶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手工艺劳作,是被贵族和上层社会所蔑视的劳动技能。这一时期的艺术等同于技艺、技巧。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由的艺术与贵族关系密切,艺术成为贵族修养不可或缺的部分。“美的艺术”观念出现后,艺术逐渐与艺术家“天才”、“创造性”等特性联系起来。经由浪漫主义的酝酿,19世纪艺术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艺术家和他的艺术、艺术家与其他人的关系方面都面临新的问题。艺术告别贵族赞助,进入市场,画家面对的对象不再是资助人而是艺术市场。19世纪下半叶,艺术世界还发生了一场影响非凡的工艺美术运动。虽然这是对工业化反思的运动,但是也对现代艺术体系产生了影响。“工艺美术”的奠基人威廉•莫里斯提出,艺术主要分为两个种类:“美的艺术”和“装饰的艺术”或工艺。由此可见,工艺美术在莫里斯看来已经可以与美的艺术相提并论。受到他的影响,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也开始批判艺术中的精英主义,通过研究装饰图案演变,提出装饰纹样不是模仿实际植物,而是为了装饰的目的本身,装饰与模仿自然根本无关:“总的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主义植物图案,从没有直接地模仿自然。”他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装饰分为三维和两维两种类型,一般认为三维起于模仿,因而早于平面的二维装饰。但当平面装饰出现后,便可以脱离三维的模仿而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了。脱离摹本而画出种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线条来。只有经过这一步,无穷的写实才有可能。从三维走向二维,就从自然的掣肘中摆脱出来,让形式的修饰和组合有了更多自由。”輥輶訛至此,李格尔不仅解构了统治一切的模仿说,而且艺术的高低贵贱之分也被他解构了———工艺美术与绘画、雕塑、建筑这些艺术具有同等的地位。
(二)从整合到分立
如果说在早期现代主义文化中,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家们力图寻找一条适用于所有艺术的共同特性的话,在19世纪中期之后,这些理论尝试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这种美学尝试实际上是在掩盖一种事实,即美的艺术的根本体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它的大多数理论都是从特定的艺术,尤其是诗歌中抽绎出来的,或多或少不适用于其他艺术。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美学是否基于一个错误?》一文中,肯尼克认为,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第一个错误,就在于人们试图为所有不同的艺术寻求一种共同的特性。美的艺术的传统体系开始显现出土崩瓦解的迹象。这一转变与这一阶段文化转向自律特性是密不可分的。查尔斯•泰勒曾这样说道:“卢梭是大量当代文化和自我探索的哲学起点,也是使自主的自由成为德性的关键这一信条的起点。他是现代文化转向更深刻的内在深度性和激进自律的出发点。”輥輷訛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启蒙现代性及其工具理性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加剧。“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再是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由诸多自主的‘领域’和彼此竞争的价值所构成的网络。现代世界的这种‘去中心化’意味着每个领域及其活动都是依据它的内在价值来评判的(比如,艺术作品必须依据来自美学领域而非经济或政治领域的标准来评判)。”輦輮訛随着分化的出现,艺术慢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艺术的合理性证明不再需要到宗教甚至伦理学中去寻找根据,审美价值成为判断艺术品的合法化根据,现代艺术逐渐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发展催生了新的艺术形态如摄影和电影,也给艺术带来空前的挑战。现代主义艺术家面临探索各门艺术的存在方式和根据的问题,亦即极力探索一门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独特的本体论特征。格林伯格认为现代主义要恢复艺术的自主存在,它首先要证明审美经验来自艺术自身,而不是艺术之外,所以,现代主义艺术通过自我批判回到各门艺术本身:“每门艺术都为了自身的缘故而进行了这样的证明,这类证明表现表明的东西不仅在一般艺术中是独特的不可化约的,甚至在每一门特殊的艺术中也同样如此。每门艺术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特有的东西来确定非它莫属的效果。显然,这样做就缩小了该艺术的涵盖范围,但它同时也更安全地占据了这一领域。”輦輯訛格林伯格将这一过程称为艺术追求纯粹性的过程,也是向绘画本体复归的过程。关于艺术追求纯粹性,新维也纳学派理论家汉斯•泽德迈尔也有着独特的分析。他认为,绘画、雕塑、建筑、园艺和装饰在古典艺术中是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在艺术追求自主进程中,各种不同的艺术开始相互分离走向独立,都力图把自己完整的纯粹性展现出来。所谓纯粹性,“也就是一种艺术形式独一无二的特征,它是把其他艺术要素排除之后所得到的结果”。他认为,现代主义艺术正是通过这种自觉的分离———排除性,使得艺术独特性突显出来:园林艺术,为了实现它自身的“纯粹”形式,它将所有与建筑和雕塑相关的元素都排除了……在建筑中也呈现出一种倾向,即将一切与人有关的元素、一切与雕塑和绘画有关的元素都排除出去,而这些元素在巴洛克风格中是彼此融合的。最后,建筑将色彩以及不同风格的柱子(它们是构成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基本元素)也排除在外,如此一来,这种艺术骄傲地宣称了自身的独立……雕塑从其自身排除了一切与绘画有关的元素,然后退回到它自己的领地之内……如今的雕塑抵制着绘画和雕饰的元素,单纯由线条勾勒而成、形式朴素简洁、严谨……在三维、线条以及色彩的元素被排除之后,紧随着这一趋势的还有其它的倾向,它们弱化甚至消解了建筑的元素。輦輰訛简言之,进入现代主义阶段,现代艺术体系已告别各个门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转向关心每一门艺术自身的独特性,各门艺术自分自立,互相划清界限在各自的领域安全地运行着。随着艺术门类相互区分的发展,艺术种类的总体风格特征成为艺术家关注的对象。
二、艺术体系与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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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素质教育 现代意识 创新思维 环保意识
现代意识即是指能够适应并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思想、知识修养、伦理道德和文化心理素质的总和,或是指人对社会、政治、科学、文化等具有现代化的理解、掌握以至运用的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地说是指团结协作、自立、自信、思考、竞争、效率、责任、法制、信息意识等。21世纪是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为适应当前生物科学的大发展和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对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人才培养的需要,教师必须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注重现代意识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竞争意识
自数十亿年前地球诞生并产生生命以来,竞争便一直伴随着生命的脚步,一步步走向未来,优胜劣汰,有无数盛极一时的生物物种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竞争,不只是生物界生物生存发展和进化的规律,而且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一种客观法则。在生命科学中,这还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理论,但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却已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现代观念。没有竞争便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因此,在中学生物教学中,可以借鉴涉及竞争的生命现象、知识和理论,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 例如,在分析某一草原上生活的狼、羊、牧草等生物及它们与周围无机环境的复杂关系时,学生们可以通过讨论、分析和综合,理解了狼与羊、羊与草彼此间的捕食关系,也理解了狼与狼之间、羊与羊之间为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的竞争关系,即是其竞争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启发学生理解狼捕羊,但狼又不能捕光了羊;羊吃草,但羊又不能吃光了牧草。否则,狼、羊、牧草三者间的生态关系便遭到破坏,最终会同归于尽,毁灭整个草原的生态系统。这种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现象同时也适应于人类社会。
二、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是创新的灵魂,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 是创造者在强烈的创新意识的支配下,将大脑中已有的知识信息,借助于想象和直觉,以突发性飞跃的形式进行的重组、升华而完成的思维活动过程。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乃至于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创新思维的结果。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急需创造型、创新型和探究型人才,因此,在知识信息、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便成了教师的重要任务。生物学是一门与科学技术紧密相连的学科,它正是在一次次的技术革命创新中不断发展前行的。因此,教师在日常生物教学中应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究、去思考同一个问题,培养他们一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并让他们把已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寻求答案的工具和手段,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的目的。例如,人类可否通过克隆技术让已经灭绝几千万年的恐龙复活再现呢?或者可否能够让发生意外而死亡的人重新复活呢?假若可以,那么这个克隆人和原来那个人有什么区别呢?同时,在高中生物教学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训练,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给学生以深刻的创新教育。
三、整体意识
生物学中,一个生物体也可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种群、一个群落、一个生态系统都可以看成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因此我们在分析某一生物体时,一般是从整体出发,从整体到局部,从大系统到子系统,然后又从局部回到整体去分析。例如一株植物体可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回到整体去分析综合。在结构上可把它分解为不同层次的部分:细胞、组织、器官,但这些部分之间彼此分工协作又联系着。细胞间则靠胞间连丝联系着、器官间靠维管束联系着形成一个植物体整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系统内各种生物间以及生物与无机环境间,能量的流通、物质的循环和信息的交换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整体,这个系统不断地从外界获取能量,也不断地消耗着部分能量,这样可以使学生进一步增强整体意识。同时,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也属于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类既要改造自然但又不能破坏自然,这样就必须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即便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精神的整体思想,深化了他们的整体观念,强化了整体开放意识,启蒙了学生的整体思想, 使其受到了整体观念或系统观念的启蒙教育。
四、环保意识
工业革命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环境污染,特别是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更是给全球生态系统健康地和谐运行带来严重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全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这些都建立在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和对资源无节制的采伐之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在生物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环保意识的培养,在教学中要结合教学内容,同时挖掘补充有关环境破坏的危害性、严重性等内容,使学生意识到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环境意识,增强学生保护环境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总之,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整体意识、环保意识是学生面临生存发展必备的意识,通过生物的优胜劣汰、创新进化、整体观念和环保意识等教学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现代意识具有深远意义。为了让年轻一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握今天,展望未来,就需要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而人的思想意识形成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努力实现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结合生物学知识的传授,注意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整体意识、环保意识等现代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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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县医院;影像学;带教;人才
1基本现状及问题
1.1科室对前来实习、轮转人员的学习管理、重视不够
由于医院病人多,工作比较繁忙,科室工作人员的带教意愿不高,带教的能力水平有限,讲课及读片不多。硬件设施不足,科室已经有PACS系统,但工作电脑有限,不能提供给实习、轮转医生专门工作学习的电脑,影像科没有示教室及投影仪,不利于读片交流、教学及疑难病例讨论。
1.2学生实习时间短,学习积极性不高
实习生、轮转医生由于实习、轮转时间短,有一些实习同学、轮转医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对自己要求不严格,甚至出现走过场等问题。
2解决、应对的办法
2.1加强组织领导与管理
(1)医院、科室设立教学干事,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实习生、轮转医生,负责人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需要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有扎实的放射诊断学基本理论知识,有强烈的责任心等。其职责就是负责管理实习生、轮转医生学习指导和思想动态,与科主任配合好、管理好、带教好实习生和前来轮转的医生[1]。(2)科主任应重视实习、轮转医生的教学与管理,安排好实习生、轮转医生的班。科主任要鼓励所有工作人员积极带教,组织科室相关带教工作人员为实习生、轮转医生阅片、讲课及疑难病例讨论等工作,把带教工作与医院科室的绩效及奖惩制度挂钩,以便促进、提高医生带教积极性[2]。同时应向医院领导反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断改善教学设施条件。科主任要安排科室工作人员轮流到省内外上级大医院进修学习,以提高诊断、技术水平和带教能力。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组织纪律,定期召开教学座谈会,主要了解同学们实习的情况,要求学生对科室的教学提一些意见、指出有哪些不足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2.2提高实习生、轮转医生设备操作能力,加强诊断技能的培养
对于到科室实习的学生、轮转医生,在实习中不仅应掌握一定的阅片和报告能力,还应了解常见的各种影像设备的一般操作和X线辐射的防护[3]。(1)岗前培训。进入科室实习的学生、轮转医生,由科主任或科室教学干事带他们了解科室及设备情况,了解、熟悉科室工作流程,讲清楚相关注意事项。科主任为他们排班,安排上班时间;教学干事作学习动员,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由值班医生或专门的老师带教。(2)操作技能训练。尽管科室病人比较多,工作繁忙,作为老师要指导实习生、轮转医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尽量让学生参加CT、MRI等设备上机操作,老师应该放手不放眼,有老师在场,学生操作中的问题能及时得以纠正;当然,老师不在场时,学生不要单独给患者做检查,以免造成差错和纠纷。老师要把自己工作中对设备操作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注意事项毫无保留地传给实习生,使他们少走弯路,使实习生较好完成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4]。只有这样实习生才能更好地了解、熟悉设备,将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使用医学影像学的各种新进设备。(3)诊断技能的培养。影像诊断学是以解剖、病理为基础,形态改变为主,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单凭理论知识很难想象出各种疾病的形态表现。必须通过大量阅片、书写一定量的报告,才能了解各种疾病的形态特征,应把理论知识和临床诊断工作相结合。我们对实习生、轮转医生的要求主要是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强调对X线、CT、MRI基本影像表现的认识[5]。学习初期主要是了解、熟悉PACS工作站的使用,通过PACS系统查阅大量影像图像,认识、熟悉疾病基本影像表现,后期鼓励学生参与书写部分报告,以加强对各种疾病认识、理解和影像学的诊断。指导学生在书写报告时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描述病灶的特点,如病灶的部位、数目、大小、密度、边缘,以及病变及与周围脏器的关系,重要的阴性表现简单描述,规范诊断报告书写,避免描述过于简单,杂乱无章,重点不突出,阴性过于描写,不知道哪些该写或哪些不该写,医学术语和诊断术语混用,提出诊断依据和鉴别诊断,老师修改后签名。在实习、轮转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多提问,参与讨论和交流,以便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6]。(4)X线辐射防护。实习生的自身防护意识差,对患者和陪护的防护不重视。总认为使用CR、DRX线的量已大大降低,X、CT机房有防护,因此,尤其对患者受照部位以外的防护很难引起重视。应提醒学生注意的是:加强防护意识,要遵循既给患者检查疾病,又可以尽量减少不必要辐射照射的原则[7]。特别是儿童和生育年龄的年轻人,能缩小照射范围应尽量缩小;能用低剂量检查部位,绝不用高剂量照射;对不检查或敏感部位最好用铅衣(铅橡皮)遮盖,陪护人员在机器曝光时应离开检查室。一句话,要注意自身防护,也要重视防护患者及相关人员。总之,影像学是医学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在临床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尽管基层医院影像学的带教有主、客观因素的问题,但是也担负着培养影像人才的重任,因此要加强自身学习,不断思考探讨,不断创新,不断充实自我,才能不断提高诊断技术水平和带教质量,为培养符合医院发展需要的新型影像技术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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