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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起源范文1
医学哲学范畴是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和最深刻的概念，是人们把握生命和健康的纲领，是对医学问题进行逻辑归类的思辨能力形式。医学哲学思辨能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萌芽并发展，现在已日趋成熟。现代医学界与哲学界都在努力寻找两个学科结合的空间与方式，试图构筑一个医学与哲学互相融通的对话平台。医学的特殊性使医学思辨能力具有复杂性与综合性的特征，如何加强对临床医学生思辨能力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一、哲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
当人类反省自身的存在，思索生命意义的时候，哲学便产生了。当人类关注自身个体生命的需要，为减少身体痛苦而开始努力的时候，医学便产生了。哲学与医学的产生、发展是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同步的。同时，中医认为疾病是人体自身与周围大环境失去平衡所导致的，疾病可依阴阳平衡与交替反复的演绎理论予以治疗，无不体现思辨。
全球化时代背景对当代医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医疗实践，不仅呼吁医学与哲学的完美融合，更呼吁医学生掌握哲学思辨能力，成为具有高素质的医学人才。医学作为自然科学，属中性，但医学应用却有价值取向。事实上，医学的所有重大成就与遇到的重要问题最终都需要提升到哲学层面去理解，因此，哲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础。
二、临床医学生掌握哲学思辨能力的必要性：
医学临床仅靠医学理论知识是不足的，还需掌握哲学的唯物主义思辨能力，以正确的思辨方法为指导，才能尽可能避免临床失误，得出正确结论。中国传统思辨方式本身具有辩证性，在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上展现出自身的深刻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思辨方式缺乏分析性、确定性，往往走入笼统性的误区。人类对于哲学思辨能力的认识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哲学辩证能力的完整认识。
运用哲学原理，结合自身所学专业进行哲学思辨能力的实践，揭开疾病层层伪装，从而认识到疾病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有助于临床医学生创新思辨能力能力的培养。实践在哲学中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哲学哲学不仅着眼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改造世界，在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深化的今天，医疗及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疗科研技术人员创新思辨能力能力的高低与思辨能力方法的正确与否。让临床医学生们在校园里即开始掌握哲学的一般的认知能力，提高理性思辨能力和逻辑加工和抽象凝练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思辨能力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临床医学生在学习哲学思辨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学科定位较狭窄。包括医学院校在内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对普通大学生的哲学教育，基本只等同于哲学的教育，大部分学生也仅仅把哲学课作为政治课来对待。
授课方法较传统。目前高校哲学课的授课方法是传统的给予型教育模式，学生只是被动听讲，机械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剥夺了学生思考能力和创新机会。
考核方式较单一。目前高等院校的哲学课程考核方式较单一，无视了哲学教育的本性，学生思维停留在概念层面，使哲学教育失去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作用。
四、培养哲学思辨能力的途径
针对现今高等院校哲学教育的现状，从临床的实际出发进行哲学教育，培养临床医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培养能够胜任未来医疗工作临床重任的合格医学人才。新形势下，临床医学生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方式，可以基于教学、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三个途径来开展。
基于教学。市场上的哲学教材只是针对某知识点展开阐述，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的渗透哲学背景知识。学生可以从多角度了解哲学起源、发展、演进，在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提高哲学辩证思辨能力能力。
立足现实。高新生命技术的发展给现代医疗技术革命带来新变化，是当代临床医学生在学习中常常遇到并感到困惑的问题，将问题意识融入到临床医学生哲学教育中，以哲学思辨能力方式去把握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实事求是为基础，锻炼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
现代医学起源范文2
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可以在中西医的教育历史中追本溯源到古代医学起源时期，但并没有在医学教育中一以贯之。人文教育再次被重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21世纪，在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办事处制定了有关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之后，2008年教育部、卫生部批准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拟订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这些标准中都突出强调了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地位。医学教育认证标准与国际标准深度接轨并迅速投入试用，这对强化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
1现代医学模式转变对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
生物医学模式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医学知识及其地位迅猛膨胀。19世纪后半期，采用预防接种、杀菌灭虫、抗菌药物三种方法，有效降低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取得胜利，技术至上观念树立起来，巩固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地位，医学作为“技术”的观念被广泛接受，医学是作为技术工具性而存在的。因此，大部分医生只关注医学专业学习，忽略了对患者的关怀，往往是在“看病”而不是在“治人”。这样一来，广大患者群体对于医生产生了反感和对立情绪，普通民众对医疗健康保障的诉求也变得越来越多。作为生物医学中心的这些机构威望越高，这种抱怨越多。许多医生的生物医学基础知识很好，但医治病人必不可少的品质很差。许多人承认单单在生物医学模式范围内这些是难以改善的。因此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医生不仅要看到“病”，更要看到“人”，知道是谁生了病比知道他生了什么病更重要。时代的进步，新医学模式的构建有赖于医学生人文素质水平的提高。尽管如此，在我国的医学院校中还在自觉不自觉地以生物医学模式为指导，多数医学教育者仍然抱有“重专业轻人文”的人才培养和教育观念。这样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只能是只见“病”不见“人”的。
2解决医患关系困境对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
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每况愈下，虽然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医疗行政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医院、医生、学者、社会各种力量都在讨论、想办法，但医患纠纷不断，出现了许多严重事件，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催生了医闹一族，形成了患者用近乎无赖的办法解决矛盾的习惯。固然医院的公益性、国家法律制度建设、医生的技术水平职业道德都是改善医患关系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医护人员人文精神的缺乏是根本原因。医院、医生和患者目的是一致的，即治疗疾病，使患者恢复健康，所以本来也应当是利益一致的。在人文精神缺失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都把患者当作了利益的来源，医生只看到了疾病而忽视了疾病的物质载体“人”，在医生眼里人失去了个性，变成了没有差别的某一类病，人的医学变成了病的医学，医学教育变成了针对病的教育。因此，医学教育要牢固树立人文精神教育观念，通过人文素质教育为社会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医学人才，从源头上为减少和解决医患纠纷、重构医患正态关系做出贡献。
3医学专业认证对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出的要求
现代医学起源范文3
关键词：单纯性肥胖症；健脾益气；祛湿化痰；活血化瘀
1资料与方法
1.1纳入标准
1）文献属于中医治疗单纯性肥胖症；2）文献属于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性研究；3）试验数据试验者没有年龄或群体性倾向；4）参照全国中西医结合肥胖病研究学术会议制定的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标准，以治疗后体质量下降3kg为节点，体质量下降≥3kg者为有效。
1.2文献排除标准
1）文献属于综述、Mate分析、会议论文；2）疗效未参照全国中西医结合肥胖病研究学术会议制定的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标准，不是以治疗后体质量下降3kg为有效节点；3）动物实验；4）其他原因引起的继发性肥胖；5）年代过久，数据失真，或不在查找年限内。
1.3检索方法
搜索CNKI、维普、PubMed、万方数据库；搜索期限为2017年12月1日前公开发表的中医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的文献；检索策略：中文检索“单纯性肥胖症or肥胖or超重”and“针灸or推拿or耳穴or中药”and“随机or对照or循证医学”；肥胖症/全部副主题/全部树and随机对照试验/and中医疗法/全部副主题/全部树；英文检索“obesityorreduceweight”and“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reatment”and“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s”.
2中医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分组
历代中医较全面的对单纯性肥胖症形成机制提出了解释，在结合运动和合理摄食等因素的条件下，中医一般采取针刺、推拿、耳穴、中药、针刺配合推拿、针刺配合耳穴、针刺配合中药，推拿配合中药八类治疗方案，笔者根据这八类方案分8组，并分别查阅近年与各组相关的文献，要求在年龄性别随机条件下治疗4周以上，结果参照全国中西医结合肥胖病研究学术会议制定的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标准，以治疗后体质量下降3kg为节点，筛选出体质量下降≥3kg为有效，体质量下降＜3kg为无效的文献16篇，进行统计分析。
2.1针刺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关于针灸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现代研究认为针灸能够通过调整经络和脏腑之间的平衡从而减轻食欲，调节胃肠功能，改善机体新陈代谢，加快血液循环，调节内分泌紊乱，调节脂代谢，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检索到的此类文献相对较多，其中高媚[1]通过辨证针刺治疗单纯性肥胖症患者128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124例，有效率为96.9%。谢新才等[2]通过针刺治疗单纯性肥胖症60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55例，有效率为91.7%。李思康等[3]针刺治疗单纯性肥胖症80例，治疗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61例，有效率76.3%。付霆[4]针刺治疗单纯性肥胖症50例，治疗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40例，有效率80.00%
2.2推拿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推拿治疗单纯性肥胖症，可以运用手法疏通经络和平衡脏腑，达到健脾祛湿，减轻体质量的目的，从现代医学角度也能够增加胃肠蠕动，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回流，进一步达到消解皮下脂肪的作用[5]。检索到的此类文献相对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贾小格[6]以单纯推拿的方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30例，治疗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25例，有效率为83.33%。
2.3耳穴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耳穴治疗单纯性肥胖症具有一定的优势，简单方便，易于操作，在检索的文献中主穴一般选取口、脾、内分泌、大肠、神门等辨证加减，以王不留行籽贴压，达到减轻饥饿感、增加排便、提高自身舒适感的目的[7]。其中王燕珍[8]以耳穴贴压治疗单纯性肥胖症50例，治疗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34例，有效率为68.00%。
2.4中药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中药治疗单纯性肥胖症，很少见古代医案有专门论述，而多是结合他病或者转归之后进行治疗。近些年来，尤其是分型标准提出以后，在辨证基础上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报道逐渐增多，在检索到的文献中石莉蔚[9]以防风通圣散治疗单纯性肥胖症28例，体质量下降≥3kg为有效，有效者24例，有效率为92.80%。陈淑婉[10]以中药治疗单纯性肥胖症62例，治疗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60例，有效率为96.80%。
2.5针刺配合推拿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针刺配合推拿治疗单纯性肥胖症具有理论基础，能够起到优势互补作用。在检索到的文献中有效率较高，其中李赞军[11]以针刺结合推拿手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28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27例，有效率96.40%。夏敏等[12]通过针刺结合推拿的方法治疗单纯性肥胖40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40例，有效率100.00%。
2.6针刺配合耳穴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针刺配合耳穴治疗单纯性肥胖症较方便灵活，临床运用者很多，在检索的文献中有效率也很高。其中郑永生[13]用针刺配合耳穴贴压治疗单纯性肥胖症21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20例，有效率为95.20%。韩秋珍[14]以针刺配合耳穴贴压治疗单纯性肥胖30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26例，有效率为86.60%。陈静[15]针刺配合耳穴贴压治疗单纯性肥胖50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50例，有效率为100.00%。程志鹏等[16]通过针刺复合耳穴压豆治疗单纯性肥胖症48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48例，有效率100.00%。
2.7针刺配合中药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单纯性肥胖症主要病机为脾胃功能失调，水谷精微不能输布而积聚成为痰湿，针刺可以调节脾胃功能，也可以采用消脂降浊的大黄、荷叶、决明子等治其表，或者在具体辨证的基础上针药并用。检索到的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刘敏等[17]以针药并用治疗单纯性肥胖症55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48例，有效率87.27%。
2.8推拿配合中药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推拿配合中药治疗单纯性肥胖症，多以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足太阳膀胱经以及任脉为主，而中药治疗多本着补脾益气，利湿消肿，活血化瘀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内服，也可以作为推拿的介质使用。在检索到的文献中，具有优势和特点的是季远[18]以中药减肥膏作为介质推拿治疗单纯性肥症48例，结果体质量下降≥3kg者48例，有效率100.00%。
3结果
筛选16篇文献共计888例单纯性肥胖症患者，体质量下降≥3kg者809例，有效率91.10%。单一方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488例，体质量下降≥3kg者423例，有效率86.68%。复合方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400例，体质量下降≥3kg者386例，有效率96.50%。
现代医学起源范文4
【关键词】公共标识语；医院；目的论
一、引言
宜昌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优美的环境，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国外友人来此游玩、学习、工作、甚至定居。而双语公共标识语是一种最便捷的信息载体。外籍人士在华，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医院。所以医院公共标识语的双语建设为外国友人了解中国、有效沟通、更加方便地工作和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选取宜昌市卫生行业中的5家知名医院的双语公共标识语为案例，依据相关公共标识语翻译理论，对所选案例进行分析。
二、公共标识志语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标识”的解释是：表明特征的记号。它以单纯、显著、易识别的物象、图形或文字符号为直观语言，具有表示、替代、表达意义或情感、指令行动等作用。公共标识语是指在公共场所为大众提供指示、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字，它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四大功能。
谈到医院公共标识语，人们总是会联想到各大医院各部门科室的英文标识。其实医院公共标识语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医院概况介绍、医院分布指示、入口导示、公告宣传、医疗功能介绍、设备功能介绍、温馨提示、安全警示、医院宣传用语等等。其中，有些标识语属于普通公共场所常见的标识语，有些则属于医院特有专用标识语。医院通过双语标识，既能起到与外国患者之间信息交流、文化沟通的作用，又能体现医院的国际形象以及“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因此，有关加强医院标识语双语化的服务不容忽视，刻不容缓。
三、医院公共标志语的特点
医院公共标识语很大一部分是由医学术语构成的，特别是各个科室的英文标识。现代医学起源于西欧，有盎格鲁——萨克逊本土词汇、希腊语和拉丁语三种词源，很多术语常常“一词多式”。因此，医院公共标识语也常有多种形式。如有翻译专家指出“眼科医院”应该翻译为“Ophthalmology Hospital“而非“Eye Hospital”，其实上述两者都可以表示“眼科医院”，只不过前者属于希腊拉丁词汇演变而来的专业术语，而后者则是按照英语国家习惯表达而生成的通用表达方式。
医院公共标识语通过使用大量名词来实现其服务、指示、说明的作用，呈现静态意义。如：“Diet Room”（配餐间）、“Outpatient Operation Theater （Center）”（门诊手术室中心）、“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检验医学中心），这些标识语使用大量名词，表现出公共标志语的静态意义。但在表示“动态”意义，限制性和强制性标识语时多使用动词、动名词。与前者不同，此类公共标识语常表示“动态”意义，限制性和强制性标志语多是此类。“Please Wait Outside the Diagnosis Room”（请在门诊外等候）、“First Aid Call 120”（医疗急救电话120）等，这些标识语运用动词、动名词或限制或强制公众的行为。
医院公共标识语属于应用文体，主要具有以下三个语言特点：
1.语言简约，措辞精确
医院双语公共标识语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语言多简洁明了，简练精确。所以公共标识语通常仅使用关键词、核心词，而冠词、代词等尽量省略。如在各大医院一楼门诊部都有导医台，其对应的译文为：“Information”，为“问询服务的意思”；有的更是直接用字母代替单词，如P（parking），表示“停车场”的意思。一般来说，公共标识语大部分为简单句，其中祈使句常见。如：“Caution！ Sharp Instruments”（锐器！请注意）、“Blood Donors Needed”（血液告急）等直接使用了大量的名词、动词、短语词组来直接、简洁地显示特定信息。
2.内容直白，目的明确
除了各个科室实用的医学术语外，医院内双语公共标志语的词汇选择严格避免生词、古语、俚语、术语，而且在语言表达方面也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或加工修饰。如：“Keep Clear——High Voltage”（高压危险，有电勿靠近），“Do not enter！ Power Equipment”（电器设备，严禁擅入），“Floor 6 and 12 Only”（本电梯直达6-12）等选词简单易懂。
3.注重礼貌，凸显文化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理——心理——社会”模式的不断发展，过去“以疾病为中心”逐步发展为“以病人为中心”，医院的标识语系统也强调“以病人为中心”，“no”这类强制性公共标志语逐渐少见，而“please”逐渐多了起来，如：“Please Line Up”（请站队等候）、“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Valuables”（请小心保护好您的物品）等。
四、宜昌市医院汉英公共标志语的翻译现状
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functionalist approach）中重要的理论。它是由德国两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弗米尔（H.J.Vermeer）和莱思（K.Reiss）创立于20纪80年代。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目的，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由于医院标识用语的特殊性，除部分标识语可通译外，其它大都是采用以英语国家规范的国际通用词汇，特别是涉及医院专业术语的大多是希腊拉丁词语，不是随意可以意译或直译的。这也是翻译工作者必须特别留意的。
理论是实践的风向标。有了翻译目的论原则的理论支撑，我们在医院公共标识语的翻译中，对原文进行调整和改写是完全可以的。翻译目的论原则非常切合公示语翻译的实情。然而，笔者通过对宜昌市5大医院（文中分别简称做：中心医院、人民医院、仁和医院、葛洲坝医院、二医院）的实地考察，发现医院内双语公共标识语的翻译错误很多，主要表现为：拼写错误、译文不统一、大小写字母混用、翻译错误、用汉语拼音代替英文等。
1.拼写错误
在仁和医院外科楼的整栋楼的索引中，“骨科”（Orthopaedic）的英文拼写明显错误，正确写法是：“Orthopedic”，此种多写漏写字母的现象在医院十分常见。人民医院“眼科专家门诊”的翻译是：“Ophthamologist Clinic”，“ophtha”这个词是不存在的，“眼科”是“ophthalmic”，而“专科门诊”应译为“specialist out-patient clinic”， 所以译为“Ophthalmic Specialist Out-patient Clinic”较为合适。
2.译文不统一
译文不统一，即同样的公共标志语，不同的医院翻译却不相同。如：对于“更衣室”，中心医院翻译为“Dressing Room”，而人民医院则翻译为“Changing Room”，而作为公共场所常见的标识语，“更衣室”有其较为通用的译名——“locker room”，笔者认为应统一为“locker room”；对于男女卫生间的翻译更是千奇百怪，人民医院的内科大楼翻译为“Toilet（Women）”（女卫生间），而在其放射科则译为“RESTROOMS-WOMEN”，仁和医院则译为“Women 's Room”。由此可见，制定出统一的医疗卫生标识语刻不容缓。
3.大小写字母混用
大小写字母混用主要是冠词、实词字母的混用。在仁和医院，外二病区“整形外科”的翻译“plastic Surgery”中“plastic”的首字母应当大写；“高压氧舱室”的翻译中“chamber”的首字母也应当大写；而在人民医院核医学科门诊处对“核医学甲状腺专科”的翻译是“Thyroid soecialist in nuclear medicine”，可以发现，译文不仅存在着拼写错误，而且存在着字母大小写问题，应译为”Thyroid Specialist in Nuclear Medicine”。
4.翻译错误
一般而言，“工作人员通道”译为“Staff Only”，而人民医院则译为“Hospital Staff Channel”，在人民医院新大楼内的电梯旁，贴着一张该大楼的楼层索引，其对应的英文翻译为“A Map Of Floor”，姑且不论其翻译中存在的大小写字母混用错误，我们都知道“map“是“地图”的意思，而“索引”是“将文献中具有检索意义的事项（可以是人名、地名、词语、概念、或其他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有序编排起来，以供检索的工具书”，一般用“index”表示，这里用“map”表示显然不正确，应该翻译为“The Index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uilding”。对于“西药房”的翻译，几家医院统一翻译为“Western Pharmacy”，外国人会误解为“西边的药店“，正确的译法是“Dispensary”。
笔者还发现，几家医院同时存在乱翻译“区”、“室”的情况，如在“观察室”的翻译中，人民医院翻译为“Observation Room”，仁和医院则翻译为“Observation Ward”。关于“办公区”、“就诊区”、“住院区”等中的“区”一词，青岛市出台的公共标识英文译法中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就诊区”、“住院区”、“亲友等候区”按照直译的原则分别译为“Outpatient Area”、“Inpatient Area”和“Visitor Waiting Area”，“办公区”和“宿舍区”根据意译翻译为“Administration”和“Staff Dormitories”，而“清洁区”则按约定俗成原则译为“Sterile Zone”。同样，对“房间”或“室”一词翻译出现的表达不一现象，可统一将病房译为“Ward”，如烧伤病房“Burn Ward”；一般的医疗卫生专用功能性的“室”或“房间”译为“Room”，如“牙片室”“Dental Film Room”、“手术间”“Operating Room”；实验室可译为“Laboratory”或者“Lab”，如“外科实验室”“Surgery Lab”、“细胞室”“Cell Lab”。笔者认为青岛市、北京市等对医疗卫生标识统一标准化的作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5.用汉语拼音代替英文
提供双语标识语是为了给外国游客和友人提供便利，但是现在某些医院在一些指示性的标识牌上滥用汉语拼音的情况非常严重。虽然我们并不排斥是用汉语拼音，但是，使用英语公示语的目的是给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提供方便，所以应该使用符合国际标准的英语公示语则更为合适。在一家医院外科楼一楼的大堂里有“意见箱”的标志牌，其对应的翻译是“Yi jian xiang“。笔者认为，应将其翻译为“Complaints Box“ 才符合目的论的翻译原则。
五、结语
笔者通过对宜昌市几家大医院公共标识语的翻译进行了简单的调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针对医院的双语标识语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时也希望能辐射到交通、旅游、政府机构、商业服务部门、企业事业单位、文化娱乐机构等，从而提高宜昌市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北竹，单爱民.谈英语公示用语的语言特点与汉英翻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5）.
[2]戴宗显，吕和发.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5（6）.
[3]丁衡祁.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J].中国翻译，2002（4）.
[4]李定均.医学英语词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5]李玉良，于巧峰.汉语标识语的英译原则[J].上海翻译，2008（1）.
[6]林庆扬.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述评[J].莆田学院学报，2007（6）.
[7]刘法公，徐蓓佳.公示语汉英翻译原则的探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2）.
[8]刘金龙，叶红卫.公示与翻译：回顾、现状与展望——“第二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综述[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研究，2007（4）.
[9]吕和发.公示语的功能特点与汉英翻译研究[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5（2）.
[10]王青.公示语的功能特征与英译[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11]吴伟雄.中文标语英译浅谈[J].中国翻译，1998（1）.
[12]杨丽波.国内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现状[J].怀化学院学报，2007（4）.
[13]杨明山.医学英语术语教程[M].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0.
[14]赵湘.中英标识语的文化差异与语用翻译[J].外语教学，2006（2）.
现代医学起源范文5
【关键词】 萨满 巫医术 哲里木 蒙古族传统医学
【Abstract】 before Tibetan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into Mongolian district with Tibetan Buddhism，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Shaman witch doctor coexisted with folk experiential medicine. Thus， we can say that ancient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mposed of folk medicine and the original religious medicin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hama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ncentrated manifested in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techniques. In the long-term medical practice， Shaman witch doctor accumulated some effective medical methods and experienc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tent of folk medicine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Key words】 Shaman witch doctor Jirom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蒙古族传统医学（蒙医药）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药学。它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它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为蒙古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本土的萨满教以及后来传入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客观地评价萨满教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传统医学与原生性宗教的关系，探讨萨满巫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及医药文化的影响。
1 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及萨满
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分布地域广阔，曾为诸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国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域，由众多民族组成，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很多。历史上，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如肃慎、挹娄、靺鞨、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都先后信仰萨满教。近代，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仍多信仰萨满教。作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态，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教地位。特别是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被确定为“国教”。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萨满教逐渐从“国教”的宝座上跌落到民间，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俺达汗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并在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中认定萨满教为非法，对萨满予以清剿。于是，蒙古萨满教在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等众多的西南蒙古各部很快消亡。萨满教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只是在内蒙古的东部几盟，如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蒙古人中，特别是哲里木科尔沁草原，蒙古博(萨满)得以残留。蒙古族萨满教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命运几经沉浮而能够残存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驱邪治病直接有关。
“萨满”这种称呼，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师的音译，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长期以来流行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中，是对这一流行地域广泛的原始信仰或原始宗教的统称。可是不同的民族对萨满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在蒙古语中，男萨满被称为“boge”，在《蒙古秘史》中boge的汉字音译是“孛额”，在不同的地方也作“勃额”、“博”等。女萨满则叫做“itugan”(etügen)译作“渥特根”也作“渥都干”、“亦都罕”等。“渥特根”在巫医活动中多为妇女及婴幼儿医病，所以有时也把擅长治疗妇幼疾病的民间治疗者也称为渥特根。博是蒙古族对萨满巫师的统称。哲里木地区依据博在信仰上的差异，行巫方式、分工及职能、性别等不同，分为“白博”、“黑博”、“查干鄂勒”、“莱钦”、“世袭博”与“非世袭博”等。
2 民间医疗与巫师的医疗实践
巫术医疗、民间医疗以及传统医学，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始终植根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土壤、民风民俗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走过了现代医学诞生前的历史岁月，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古代医学形成之初，医疗艺术浸染着巫术的气味并且控制在巫医的手中[1]。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构成了巫术、科学、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不确定性。很难确凿无疑地给出“医巫同源”、“医源于巫”的结论，也难以将医学的发展规律简单地概括为从低级的经验医学逐步向高级的理论医学的发展。因而，医学与宗教，特别是传统医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史上论争不断的研究领域。但可以确认原生性宗教与民间经验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古今中外各类宗教的共同点就是祛病除灾这一重要职能，以祛病除灾作为传播宗教的主要手段之一。消灾祛病，成为人们与宗教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宗教与医学的目的在防范邪恶灾祸方面是相似。人类自身的疾病、死亡、梦等生理现象是医学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对象，由此产生的原始观念既是医学，也是宗教诞生的基础[2]。关于古代医学与巫医术的关系，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如果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的尝试，那么医学就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各民族之医，多出于巫，吾族亦如此[3，4]。此外，在英语中，Medicine一词既是医学、医术、药物，又指北美印第安人所信的巫术、魔法。巫医在英语中为Medicineman。这说明中西医在发展史上，都与巫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萨满教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一种原生性宗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地方性知识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虽然历经变迁，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却不同程度被保持着，至今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信仰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萨满祛邪治病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蒙古族萨满教从远古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能够延续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萨满的医治实践以及人们有病求助于萨满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愚昧、荒诞甚至是反科学的代名词。萨满的医疗观念是建立在其特有的灵魂观上，这种相信万物有灵的思维特征是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是违背现代科学精神的。但现代医疗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有些民族的萨满仍然在本民族地区存在，承担着为人祛疾治病的职责。
萨满的医疗实践是民间医疗，或称民俗医疗的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医疗是指不同民族的保健习俗以及应对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平民大众所使用的，经验的、不成文的、在当地民间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和行为。是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完整的信仰与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治疗、预防等内容。所以，应从心理治疗和民俗治疗等方面考察萨满治疗的作用机理[5]。实际上，巫医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疗术外，又运用一些朴素的医药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疗术。蒙古萨满的祛病巫术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
蒙古族传统医学经过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又保持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学术争鸣和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又为突出。该学派较多地保留了萨满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病因观，相信自然疗法，理论上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治疗上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在16世纪中叶藏医学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民间经验医学与萨满巫医的医疗实践共存。古代蒙医学是在民间医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经验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3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哲里木蒙医的传统疗术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针刺、外伤科、整骨术、正脑术、按摩、热熏、热敷、瑟必素疗法、酸马奶疗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这些疗法主要是从体外施治，以调整和恢复失调的机体功能的平衡关系，改善血液循环和精华与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3.1萨满是原始医术最合适的传承者。
萨满大多反应敏锐，接受能力好，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蒙医药知识。“萨满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萨满以变化的意识状态接触动、植物及整个大自然与之交流。他们了解有关植物的专业知识和使用不同药物的知识，所以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药物或其他物品(如火)治疗[6]。
3.2萨满信仰与古代蒙古医药知识有渊源。
在医巫不分家的古代社会，萨满文化促成了早期蒙医药的发展。古代蒙古人以萨满教的教理作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古代蒙医学的萌芽在萨满手中，吸纳了原始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原始萨满教促进了古代蒙古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萨满教关于火的朴素认识，以及民间流传的由火的温热刺激使身体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缓解或治愈等，促进了传统蒙医热薰、热熨、火炙等热性外治疗的发展。
3.3灸焫疗法的使用与传播
灸焫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在萨满的驱魔术中，普遍应用火的神圣力量。哲里木蒙古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尚火的习俗和观念，在人出生、取名、结婚、生育乃至死亡这些重要的生活事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蒙古族传统疗术中的灸焫疗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人们选择火疗，正是源于对火的威力的崇拜。认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战胜一切生物，对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来祛除疾病。灸法在哲里木蒙古族民间作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传承，尽管原始火疗带有巫术的性质，但却具有祛除寒邪、温暖阳气、消毒避秽、灭菌等实际效能，因而得以传承，成为现今蒙医疗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4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使用
放血疗法就是将一定部位的浅部静脉刺破进行放血，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蒙医“哈那忽”(放血)疗法就是适当放出恶血及病血来治疗疾病，是蒙医的一种比较古老，且沿用至今的医疗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转移，决定了医疗手段必须简便速效。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适于峻急攻下。经过多次放出恶血，病痛得以缓解(鬼邪遁去)的体验后，放血疗法渐渐成为哲里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疗手段。针刺疗法就是用金针或银针刺入人体的特定穴位给以刺激；或通过加温或冷却针体传导温热或冰冷，以增强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肤，排除淤滞于局部的病气、黄水及脓液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外治法[7]。
哲里木博中也有很多会针灸的博。博认为，人的身体只是灵魂的栖息处而已，人熟睡后灵魂会随着气息从鼻孔出入，并认为人做梦是因为灵魂暂时离开身体到别处游荡所致。在此期间鬼怪会附在孩童身上，使孩子晕倒发病。用银针扎灵魂栖息的身体驱赶附体的鬼怪，游荡的灵魂就会回到身体里[8]。史料记载，哲里木库伦旗的塔斯博，经常同时用火针与银针进行治疗。
3.5蒙古族传统整骨术、“安代”疗法与哲里木博的医疗实践
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整骨术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医疗技术。这一特殊的医疗技术最初就是从萨满医术中分化出来的。整骨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曾被萨满所掌握。在蒙古族萨满巫医中把从事接骨、整骨的萨满，被称为“牙思巴里雅其博”(yasu bariyaci boge)或“黑狗大夫”。治病时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语和祷辞加上世代相袭的整骨技术。他们技术精湛，具有神奇的疗效，是当今蒙古族传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至今这一古老的传统医术脱胎于萨满教的痕迹依稀可辨。
哲里木博中，还有专门医治年轻已婚妇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体上的不适症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疗法的博。能够主持“安代”治疗仪式的博，被称为“安代博”(andai boge)。“安代”疗法是民间集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动治疗、音乐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式。但“安代博”对病因的解释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区，通晓催生术、保胎术和妇婴保健，并从事接生、产婆职业的，被称作“德木其博”(demu qi boge)。蒙古族女萨满“渥特根”(etügen)大多承担着这一职责。
此外，萨满教的自然观、病因观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蒙古族的医药文化扎根于自身社会的、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思想观念有着天然联系。萨满教作为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观与自然观，必然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产生影响。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自然观和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观、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整体观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个体差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辨证施治。健康意味着身体、精神、情绪的和谐与平衡，而不单是没有病。在治疗疾病时，重视病因的查找。对于萨满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缓解症状。认为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就蒙医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始萨满教对蒙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始萨满医术的不少内容是古代蒙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间经验医疗的内容。萨满的除疾治病，不仅对维系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G.文士麦.世界医学五千年[M].马伯英，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1-3.
[2] 卡斯蒂格略尼.世界医学史:第1卷[M].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6.
[3] 罗伯特?玛格塔.医学的历史[M].李诚，译.希望出版社， 2003，10.
[4] 刘伯骥.中国医学史[M].华冈出版部，1974，2-3.
[5] 乌仁其其格.蒙古族萨满教宗教治疗仪式的特征及治疗机理的医学人类学分析[J].西北民族研究，2008(3).45-48.
[6] 博?阿古拉，萨仁图雅.蒙古族原始萨满医术考[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8，(4):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