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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宏观政策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波动;微观行为;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F812.0;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7-0004-06
一､引言
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强调短期和总量宏观分析,IS―LM模型和AD―AS模型是其核心思想的经典概括｡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忽视了宏观经济现象内部的微观基础以及微观经济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潜在持续性和累积性影响,从而导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分离｡因此,理论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共同努力方向,就是力求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理论融合;实践中,这种理论发展为我们判断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致力于协调宏观经济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冲突,这既要求宏观政策在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与风险的同时,至少不能扭曲微观决策主体的市场行为和预期,也要求宏观政策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至少不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首先表现为一种世界宏观经济的巨幅动荡,这种波动经由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财富水平､消费倾向､投资敏感度等微观决策变量实现自我循环和强化｡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危机的冲击力呈现振荡式扩大｡这是一种典型的宏观困境:经济繁荣时,宏观经济基本面运转良好,微观主体依照市场价格的指引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经济向均衡状态靠拢;经济衰退时,宏观经济基本面恶化,微观主体对前景的悲观预期将导致消费､投资进一少减少,衰退自我加强,经济离均衡越来越远｡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下,研究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政策调整扭转金融危机对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反向冲击,已经成为全球性共识｡
二､金融危机与开放经济下全球宏观经济波动
(一)分析框架:Mundell-Fleming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类问题的基本框架｡据此,一个四部门经济的宏观均衡条件为:
Y=C+I+G+NX(Y*,Y,R)(1)
其中,Y*为国外GDP,R=ep*/p,R为实际汇率,e为市场汇率,p*为国外价格水平,p为本国的价格水平｡如果综合所有重要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变量,我们也可以把(1)式直接写成下式:
Y=f(P;C,I,X;G,T,Ms,r;c,σ,k,h) (2)
同时,我们又可以把此式简称为经济均衡状态的“一､二､三､四”｡其中,“一”为一般物价水平(P);“二”为两大宏观政策(G, T, Ms);“三”为三大需求(C, I, X);“四”为微观决策主体的四个参数(c,σ,k,h)｡它们分别是边际消费货币､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系数､交易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系数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系数｡该式的最大优点是将宏观经济政策变量､总需求部门和微观决策主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为分析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此为基础,我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下的宏观波动与微观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可概括如下:
(二)全球经济波动的根源:全球不平衡
表面上看,此次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银行业危机,而从更深层次把握,这次危机的真正根源应当是长期以来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不平衡通过微观层次的传导而不断放大｡因此,正确把握全球不平衡的现状是认识和解决宏观与微观不一致的起点｡
全球不平衡根本上表现为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平衡:第一,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根据蒙代尔的观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荡然无存”,也没有任何规则而言,麦金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这里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使之成为不受约束的国际货币,而各国货币当局又不得不把美元当作黄金一样的资产作为储备｡第二,不受约束的美国货币政策｡也只有在美元本位下,美国的货币政策才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货币发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放松的金融监管联合在一起,使得美元流向全世界｡第三,不受约束的美国贸易赤字｡作为全球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不断走高的贸易赤字一直被广泛争议｡本质上,贸易赤字是美元本位下的一个核心内容,正是美元的主宰地位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源源不断地提供融资来源｡图1描述了美元本位对美国低储蓄率､高政府债务以及经常项目逆差的支撑｡在当前这种不平衡的货币体系中,也只有美元本位才能维持这种较为恐怖的平衡｡
与“中心国”美国相比,其它国家则通过维持对美国顺差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为美国的高消费､高赤字､高债务融资｡然而,在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美元债券流回美国,形成了美国市场的流动性｡这种不平衡的“中心―”模式需要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通过技术进步和廉价劳动力资源推进出口增加以获得顺差,也需要国家源源不断地通过购买美元资产为美国赤字融资｡图2和图3反映了这一事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库券持有者｡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之间这种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从美国单方面看,如此高额的债务规模和贸易赤字似乎是不可持续的;从中国单方面看,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大量过剩的产能在封闭经济都是不可能持续的;但是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之下,这些表面看似恐怖的现象却取得了一个持续的平衡｡
(三)全球宏观经济动荡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双重冲击及调整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不平衡,而中国是这不平衡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双重作用:既是全球不平衡的维持者,又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中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保持了长期顺差,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同时也间接地稳定了美元本位的“不平衡”特征｡因此,从本质上看,中国已经被全球经济格局内生化,任何声称危机是外生冲击的观点都是不现实的｡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一种巨大的宏观波动,它直接导致了出口定单的大幅减少;其次,这种宏观波动将通过各种微观机制逼迫中国企业和家庭的生产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从而适应出口下降的现状,并重新向“再平衡”过渡｡那么,这种宏观经济的大幅动荡将通过什么样的微观机制对企业和家庭施加影响呢?[2]
1.资源价格信号引发的库存调整
这里的调整机制是:通货膨胀预期企业加大库存(2007年底)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信贷紧缩资源价格大幅下降企业“去库存化”宏观经济动荡加剧｡这个调整机制清楚地说明了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经济行为之间极大的关联度,同时这也是危机自我强化的一种形式｡
具体而言,2007年底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企业界加大原材料库存,而2008年2月份的冰雪灾害则把PPI推上了十年来的新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高位库存现象,这反过来又刺激煤碳､有色金属等资源价格快速上涨｡根据监测,2008年8月份,国家统计局监测的37个行业中的30多个行业库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雷曼破产风波之后,金融产品的危机开始演变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开始蔓延,出现了所谓的信贷崩溃(credit crunch),在此背景下,包括石油在内的国际大宗资产价格应声而跌｡由图4可以看出,2008年底,国际主要原油价格出现急剧下滑,下降幅度超过5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本能反映就是“去库存化”,不下定单,先用库存,当所有的企业都进行类似调整的时候,就会导致工业增加值的突然下滑,企业家戏称为“突然消失的需求”｡于是,企业家的恐慌情绪表现在一系列数据上就是许多个“前所未有的第一次”:2008年10月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同时首次负增长,也第一次出现了用电量的负增长,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5个月｡
当然,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宏观经济基调是“两防”:防止经济由偏热转向过快,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冰雪灾害之后,“两防”变“三防”,即新加了防止经济短期内出现大起大落;2008年5月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逆转,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到11月份,由于经济出现大幅回落,经济政策开始转向全面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政策变化一方面反映了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对宏观经济走势的误判和无所适从,从总体上也反映出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增强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和经验｡
2.投资收益率下降和资产负债表恶化情形下出口企业的自我调整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现代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更加倾向于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波动会更加敏感｡它们根据投资收益率的变动和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从而反过来对宏观经济的总量生产､投资和消费施加影响｡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出口企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部门,面临这种宏观需求的波动,企业的自我调节机制主要是:外部需求下降､汇率波动出口减少､预期利润率下降资产负债表恶化企业通过工资和价格进行调整市场竞争机制的筛选和优胜劣汰“剩者为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金融危机本身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竞争挑选机制,经历了一次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洗礼之后,市场会自动检验和筛选优秀的企业,而那些无法准确把握市场节奏和适应市场波动的企业会被自动淘汰,而经历市场动荡,经验丰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存活下来,“剩者为王”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为不同的业务和产业提供了一个重新布局的机会,一些产能过剩的产业和部门将会被淘汰,而一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将获得新的成长｡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些行业和产业的产能过剩和调整是必然的,把资源停留在产能过剩的产业,或者不促进这些产业的整合和过剩产能的消化,反而可能延缓经济的复苏｡
3.金融创新和“再杠杆化”使银行业成为宏观与微观互动的金融中介
此次全球性银行业危机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讲也是一次难得的改革与发展的机会｡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中介应该发挥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企业和产业,从而不仅仅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之间,也要在宏观风险与微观经决策的联动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无论依据什么样的标准,中国的银行业都还存在巨大金融创新和“再杠杆化”空间｡从整体上,与美国相比我国仍然具有较强的负债能力,这意味着当美国经历痛苦的“杠杆化”时,我们其实正在面临一个“再杠杆化”的机会｡根据测算,2007年美国华尔街主要银行的杠杆比例是88倍,而我国几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0%左右,这意味着资本放大倍数的最多只有10,远低于美国银行的杠杆率｡此外,美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过度负债,比如居民部门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高峰时期达到97%,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政府角度来说,表面上看2009年我国的赤字预算是9500亿元,创历史上新高,但实际上,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线之内,国债占GDP的比重2008和2009分别占年18%､22%,而美国2008年的这一比重为60%左右,2009年大量发行美元之后大约上升到90%左右｡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政策空间非常大｡从居民角度来讲,2008年中国居民的储蓄规模为21.5万亿元,而所有的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按揭等共计3万多亿元;企业也是一样,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企业的负债率为70%左右,经过10年的发展,2008年底只有59%｡因此,从整体上,与美国相比,我国有比较强的负债扩张能力｡
以上我们主要从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方面探讨了银行与企业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应付宏观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说明了这种调节本身会进一步产生宏观经济的总量效应｡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冲突,依据理论所指引的判断标准来评估我国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并对未来的政策走向作出展望｡
三､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协调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权衡经济增长与通胀压力
现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在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大量流动性,短期内,这种政策有助于恢复金融系统的信心,阻止所谓“credit crunch”｡然而,危机过后,甚至在危机结束之前,如此汹涌的“货币开闸”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应当如何把握通胀与通缩之间的转换､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动关系?
弗里德曼对美国货币史的开创性考察表明,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经济情况好转｡他认为货币当局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那么,在目前这种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货币主义的这种经典智慧是否仍然有效?[3]
1.量化宽松型货币政策是克服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衰退的应急措施
从理论上讲,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名义利率,根据费雪方程式,实际利率会随之下降(条件是物价上涨率不发生变化)｡由于实际利率是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所以这样可以有助于生产和消费增加,刺激经济走出衰退;此外,信贷的宽松增长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有助于通货紧缩的预期,稳定市场的恐慌,从而维持金融稳定｡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2009年第一季度的银行信贷已经超过4.6万亿,按照目前信贷增长速度推算,2009年全年银行信贷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全年的信贷投放可能超过8万亿元｡对此,我们的基本判断是,2008年11月份以来的高速信贷投放,具有典型的危机应对特征,是决策者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面前所采取的应急政策,这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释放积极效果,中国经济呈现企稳迹象,并可能逐步步入复苏之途｡迅速增长的信贷,以及2009年2､3月份迅速上升的企业存款,预示着接下来的总需求可能会出现较为强劲的复苏｡由于2008年第二､三季度的基数较高,同比的数据则不一定会出现显著的上升,但是实际上季度环比数据更能够看到宏观政策所产生的效果｡虽然一季度的同比增长并不高,但是环比已经超过7%,目前看二季度的环比增长可能达到10%,同比大概也在7%左右｡
2.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内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根据“金融加速器”原理,信贷扩张会导致企业借贷资金成本降低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这会进一步促使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并推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所以,可以判断信贷扩张正在启动这种金融加速器效应｡然而,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没有哪一次连续6个月以后的信贷高速投放以后没有产生通胀压力的｡因此,如何在促进增长和抑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技术难题,也是一种管理艺术｡
据此,在宏观金融形势逐步稳定之后,这种典型的危机应对型货币政策导向有必要转向一个可持续的信贷增长｡一定意义上讲,2009年1-3月份的信贷投放并不能归结为是适度宽松,而可以归结为过于宽松;目前,当各项经济指标趋于稳定之后,货币政策可能需要真正转向适度宽松,转向追求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以及预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因此,目前货币政策可能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真正回到此前所确定的“适度宽松”,强调信贷增长的平稳和可持续性,防止未来出现大起大落｡
(二)财政政策应防止出现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避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改善GDP等宏观指标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在GDP数据改善的同时,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明显改善和社会投资的跟进､以及经济的平稳复苏,微观层面的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等指标可能就难以得到明显改善｡从目前的状况看,在宏观数据逐步改善的同时,企业目前的盈利状况还没有走出低谷｡因此,需要防止宏观数据和微观状况出现明显的不一致｡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由于没能处理好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而导致经济“二次探底”的现象曾多次出现｡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1998年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了经济的反弹,但是1999年由于工业投资没有跟上,造成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目前这一轮的投资,主要是靠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政策效果2009年会陆续在信贷投放和财政推动下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在及时的宏观政策抑制了经济的大幅回落之后,目前应当重点关注宏观经济会否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
目前,可能导致二次探底的因素包括:当前政府投资一马当先,如果社会投资不能及时跟上,则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过剩产能消化进度迟缓,导致此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带来过剩产能的跟进,进而导致经济的再次探底;2009年如果持续保持过快的信贷增速,有可能会在未来随着银行信贷增速的显著回落而导致经济的相应大幅回落｡
(三)人民币国际化克服“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平衡
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甚至包括日本,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中,都面临一个长期难以克服的“两难困境”:出口导向型发展带来大量贸易面顺差;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货币错配”和巨额外汇积累[4]｡这种“冲突的困境”的必然结果表现在央行层面上就是被迫积累外汇储备,并不得不面临美元贬值所导致的美元资产价值缩水和购买力下降;表现在出口企业层面上就是要被迫承受本币升值所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
一定程度上,美元作为“美国人的货币”已经成了“全世界的问题”,特别是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国短期内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得不承受美元贬值的风险,因为全面重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大量抛售美元则可能导致美元债券的大幅波动,而同时国际上也并没有一个除美元之外的如此庞大的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全球的外汇储备｡目前,中国只能开始尝试做出一些积极的应对,包括对中国购买的美元债券提出特别的安全和收益要求,鼓励美国等发行熊猫债券,促进SDR等非货币计价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同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是更为积极的举措｡
1.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其进程也正在加快｡一方面,中国央行与全世界六个国家已经签定了6500亿的货币互换;另一方面,央行已经开始在全国沿海主要城市实行人民币跨境计价的试点｡从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来看,企业需要关注的汇率风险减小了;而从更长远的效果来看,则是中国开始尝试在国际贸易中逐渐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开始｡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事件本身,又会带动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这将对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上升形成支持｡从经济史角度看,美国､英国等在其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推进进程中,本国资产价格都有一段时期的十分活跃的表现｡当然,从日元等货币的国际化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于货币的国际化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2.发展本国金融市场
从短期来看,全面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难度很大｡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来推进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使大量储蓄不必流出而在本土金融市场得到有效的配置｡
外汇储备的实质是一种流出去的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常识,国内储蓄与投资的缺口等于经常项目顺差｡长期顺差的一个自然结果必然是大量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而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外汇储备最终只能流向美国国债,为其贸易赤字融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变成一个净储蓄提供者,而不是外资净流入国｡这一现象从本质上反应了中国落后的本土金融市场无法吸收国内的净储蓄｡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长期内美元将不可避免地走弱,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巨额外汇储备将面临购买力的缩水｡目前,中国大量的信贷投放可以看作是储蓄海外运用到本土运用的一个重要改变｡一定程度上,本土金融市场发展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
四､结语
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经济动荡无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经济主体决策者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中国经济经过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和洗礼之后,会获得一个重上新台阶的机遇｡基于政府､企业和个人比较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准确把握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不加剧宏观波动条件下实现微观决策者的自我调整,以及在不扭曲微观决策变量条件下减少宏观经济的震荡,那么确信中国将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再上一个新台阶,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McKinnon, Ronald (2005), “The World Dollar Standard and Globalization, New Rules for the Game”, 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2]巴曙松,李胜利.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视角:从“金融恐怖平衡”到“再平衡”[J].金融发展研究.2009,(4).
[3]弗里德曼著;巴曙松,王劲松等译.美国货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McKinnon, Ronald(2009),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nd the dollar standard’s sustainbility: a monetary approach”, 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The policy Adjustment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ow to BalanceMacro-fluctuations and Micro-behavior
BA Shu-song, YANG Xian-ling
(1.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inanci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6,China;
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al Institute,Wuhan 430074, China)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2
伴随着贸易的全球化,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全球化和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问题;其二是银行业的开放问题;其三是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这三方面的问题构成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
一、必须按市场化的趋向逐步建立利率与汇率的调整机制
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在肆虐亚洲各国,甚至影响欧美金融市场时,中国能够不受太大的影响,主要是现行体制对金融冲击起到了保护作用。中国银行和证券市场尚未对外开放,不存在大量的非居民外汇存款和离岸信贷,再加上严格的外汇管理使中国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出或称资本外逃。同样,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则有效地防止了挤兑风潮,在外汇流入流出方面没有对中央银行构成压力,使人民币不贬值问题成为可能。
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一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如果国外需求和投资构成本国经济的重要来源时,利率和汇率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或脱节,将会对本国储蓄和外汇汇价带来误导。当国内利率与国际货币市场利率存在较大差距时,套利性的借贷必然出现。同样,当汇价高估或低估时,对本国进出口和币值稳定也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固定汇率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钉住一国货币,而被钉住国家的货币汇价往往因其经济与金融状况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可能使钉住国家货币汇价脱离自身的价值基础。这就要求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也要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变化情况,及时对汇率进行调整,避免固定汇率走向僵化。
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改革现有的利率管理体制和固定汇率制度。从改革的方向上讲,将是逐步朝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的目标迈进。如果没有亚洲金融风暴,这项改革的进程会快一些,现在看来需要慎重研究。既要克服因噎废食,停顿利率及汇率自由化步伐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放开汇率过急,草率开放本国市场的倾向。因为两者都会酝酿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前者会使我们容易产生对人民币的高估,使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及外汇储备方面矛盾不能真实反映出来,导致国际经济的失衡;后者则容易使中国经济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过早地融入国际货币市场体系,失去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制度保障。因此,研究好利率与汇率的灵活调整机制,有步骤地放松对利率与汇率的管制,是正确应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银行业的开放必须谨慎进行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全球化主要指全国金融业的开放问题。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是金融业开放的中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外国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并要求开设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尤其是中国希望加入wto,西方国家会以中国必须允许跨国性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和开放本国银行业市场作为条件。因此,从长远发展需要看,中国必须认真研究银行业的开放问题,要研究中国银行业开放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时机;要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妥善处理银行业存在的金融风险;要研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形式、业务范围和监管要求;要研究银行业市场开放后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因市场开放过早而失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应担当的角色,而且应从战略的高度研究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应对政策,这是确保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课题。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业的开放首先要研究银行体系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中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是由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委定项目、银行拿钱”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而形成的不良贷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委挤财政、财政挤银行。这种信贷风险或者说是银行的金融风险是由制度造成的,很像南韩的政府主导贷款因素。二是泡沫性风险,这是因为经济过热,如房地产热和股票热形成的泡沫经济,当资产价格下跌后,银行出现呆帐和死帐。化解银行业的金融风险应该说是增强本国银行资本实力,步入良性循环和实施银行业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
如何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银行开放的另一重要条件,它包括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银行自身风险控制两个方面。我们在讨论银行监管水平时往往强调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这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每一家银行自身风险控制水平的高低。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情况看,中央银行的监管制度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模式,应该说有一套比较接近市场经济运作的监管制度与法律体系,但金融机构还是普遍出现经营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因此,借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既要认真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框架、方法与内容;同时也要研究银行经营风险问题,只有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健康运行的金融体系。
三、在培育本国市场的基础上稳妥进行证券市场国际化
证券市场从新兴市场逐步发展成为成熟市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因为一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到发展成熟阶段,必须将本国经济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体系,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成熟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讲,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涉及本国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尤其在本国市场未充分发育前,要不要迈出国际化的进程,一直是存在争议的题目,也贯穿着发展证券市场的指导思想。中国从1990年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之初就迈出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伐,主要是进行b股市场的试点,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企业的股票。1993年又进行了发行h股的试点,让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后来又扩展到美国、英国、新加坡进行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一种观点认为把好企业都拿到外国去上市,不利于本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应以发展本国市场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建设既要利用本国资金,也要充分利用外国资本。运用股票形式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与发展本国市场并不矛盾。因此,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战略上存在如何处理好本国市场（homemarket）与海外市场（overseasmarket）的关系问题。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费需求；有效性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均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资本项目的管制，金融体系并未受到太明显的影响，所以，中国在目前阶段所面临的考验首先来自于实体经济层面，扩大内需以缓解外需减少带来的冲击是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两种政策都是对需求的管理，但是对需求结构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却不同，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两种政策的效果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分析
（一）乘数作用限制了投资的拉动作用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被弱化，但是两种政策的作用机理、调整的力度和调整的对象却不同，要从整体上促进经济的复苏，两种政策必须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长补短，而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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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新.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8.
[3] 韩康.中国宏观调控三十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4
【关键词】宏观政策；房地产；行业
过去十几年间，我国房地产行业取得了快速发展，房地产价格几何式飙升，特别是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土地价格与住宅价格呈现了量价齐增的发展态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快速增长的住宅价格也给人民群众居住带来一定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人民群众的贫富差距，带来了一些民生问题。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入的转型背景下，深入分析掌握国家发展现状，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以宏观政策调节房地产行业，促进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是我国需不断提升和改进的重要方面，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
1.不断促进民生产业发展
房地产行业涉及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维修、物业等相关环节，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将使得人民群众能够住有所居。同时，房屋租赁业的不断规范发展，也将拓宽人民群众对房屋的选择渠道，加之辅助业务的良性发展，人民群众也将享受到良好的物业维修等房屋服务，加之房地产行业对就业形势的不断改进，这些都将对民生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2.不断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房地产行业涉及的范围广，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销售环节，国家财税政策中涉及财产税、流转税、交易行为税等多项税金，可以有效扩大国家税源，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国力的不断增强。同时，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涉及的行I广泛，如建筑业、装修业、材料销售业、制造业、销售业等，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将直接影响和推进上下游行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3.不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房地产行业涉及国家土地、人口等重要资源配置，良性发展的房地产行业将促进我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如通过不同政策的引导，土地资源将获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同时，在人才的流动中，极具优势的人才也会流入更需要的区域，实现资源与人才的良性互动，不断促进资源有效利用与国家的持续发展。
二、影响房地产行业的主要宏观政策
1.财税政策影响
财税政策主要涉及财政补贴和国家税收政策。目前来看，我国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影响房地产行业较大的税种主要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流转税主要是“营改增”的全面扩围，使得房地产行业从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需要行业不断调整整合上下游行业发展。同时，当前正在酝酿的房屋贷款递减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和房产税等相关政策，也将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与调节作用。
2.货币政策影响
货币政策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近年来的发展中，货币资金的流动性往往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往往由于银根缩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贷款利率、首付款比例、住房公积金使用等政策都会通过影响房屋购买的成本，而影响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3.投资政策影响
投资政策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主要政策之一，在这一方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2月份已经下发了相关文件，限制一些城市设立基金的投向，特别对投资于房地产行业的基金不予以备案。这一政策在投资资金方面减少了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投放，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产生控制作用。
4.土地政策影响
土地政策方面，我国一直在不断优化政策制定与实施，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给予不同的土地政策，在单行下发政策的同时，我国也在计划从不同层面加强立法，以规范实施土地政策，增强宏观政策对微观经济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一些地区也颁布了相关限购政策，明确了不同人群在相应区域的可购房数量，也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产生促进或制约的作用。
三、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的宏观政策建议
1.深入体察民情，有的放矢制定政策。
宏观政策发挥有效促进作用关键在于符合国家及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深挖细找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基于此，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要发挥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作用，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对当前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有真实的了解，对不同区域房地产行业发展不均衡的原因查找清楚，如在对不同区域制定不同配额政策时，要深入了解实情，适当时应适度将权力下放，让懂民情的部门和人去定政策，以发挥宏观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促进作用。
2.发挥市场作用，有形无形互补发展。
宏观政策是一支有形的手，每一项政策都是公开的，在制定政策的同时，需要高度重视无形的手的作用，也就是市场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政策需要发挥的是引导作用，更需突出的是市场的作用，激发微观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市场的选择。以此为出发点，在宏观政策制定中，应对市场有充分的认识，掌握市场对房地产经济的作用，以宏观政策助推市场作用的发挥，以市场印证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5
专家称，10月融资数据的最新变化，反映出金融正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同时证实了房地产行业融资出现边际改善。伴随宏观政策向稳增长方向微调，特别是房地产融资环境修复，年内剩下两个月的信贷和社融增速有望回升。
政策取向不变
数据显示，10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262亿元，同比多增1364亿元。分部门看，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4221亿元。植信投资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马泓称，10月，居民中长期贷款较上年同期增长4%，结束了自今年5月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负增长的态势，累计同比也从9月的2.6%小幅回升至2.7%。
人民银行当日公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近期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投放加快。10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7.7万亿元，当月增加3481亿元，较9月多增1013亿元。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10月居民中长期贷款新增规模保持相对稳定，但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升至51.1%，为去年10月以来新高，从侧面印证了近期按揭贷款政策已有所调整。
马泓称，10月房地产信贷相关数据的改善，表明近期住房金融政策出现边际松动，体现了“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政策取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10月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大幅增长，11月上旬各行房地产贷款投放力度进一步加大，预计11月房地产贷款环比增长态势延续。
M2增速超市场预期
据人民银行公布，10月末，M2余额233.62万亿元，同比增长8.7%；狭义货币(M1)余额62.61万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M2同比增速数据明显超过市场预期。
温彬认为，10月M2增速进一步回升，与上年同期基数回落有关，同时说明信贷派生能力增强——10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262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364亿元，提升了货币创造能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分析，随着年末临近，财政支出速度加快，也会对M2同比增速带来一定支撑。但考虑到疫情出现反复，企业信贷需求将受到影响，M2同比增速持续大幅反弹概率不大。
社融方面，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09.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70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7219亿元。
梁斯表示，社融增量基本符合市场预期，除人民币贷款和政府债券净融资等项目外，其余同比大都出现少增。9月以来，按照财政部“新增专项债尽量在11月底前发行完”的要求，专项债发行速度有所加快，同比出现多增，这对社融提供了一定支撑。
宽信用过程继续推进
在宏观政策引导下，特别是随着房地产融资修复，专家认为，年内信贷和社融增速有望回升，宽信用过程将继续推进。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近期央行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传递出稳定信贷和社会融资增长的政策信号。此外，央行近日宣布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将用增量资金加大对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投资和建设的支持。预计未来信贷投放和社会融资情况会有所改善。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6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结构； 合理值
一、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深化，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日趋完善，金融业务与产品不断创新，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金融体系开始由“银行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在这样新的经济金融背景下，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所孕育的一些传统金融监测指标已经无法完整而又准确地反映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之间的关系。2010年，一个用以衡量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新生概念―社会融资规模顺势而生。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社会融资规模分为四大部分：①金融机构表内业务，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②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③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④其他，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等。
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值的判断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包含了总量和结构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从总量上描述了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融资的状况。另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囊括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囊括了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中间业务市场等金融子市场，内涵广泛，统计口径宽泛，从而可以从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子市场的视角描述资金的结构和流向，多层次地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信息，从结构上深入剖析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要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考虑。
（一）总量的合理性
从总量上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总量的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是其结构调整的基础。
首先，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与宏观调控目标保持高度一致。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是监管当局在经济转型和金融变革的背景下对宏观调控实践作出的重大创新。所以，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充分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等经济指标的关系密切，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同样的，社会融资规模与CPI的关联性强，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能够影响物价水平。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保持适合的货币流动性，稳定住通货膨胀预期，这样才能稳定物价总水平，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第二，社会融资规模应当顺应宏观政策导向的需要，尤其是与社会融资规模关系密切的货币政策。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一个重要检测指标，扩大了M2，新增人民币贷款等传统金融指标的监测范畴，将监测的范围延伸至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中间业务市场等金融子市场，拓宽了货币政策的关注面，更为全面而又准确地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总量。对于社会融资规模本身，它的合理值应当符合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定能够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
第三，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有助于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并且能够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保持合理的融资成本，推动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推动私人投资的发展，有效增加社会投资总量。
（二）结构的合理化
从结构上说，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需要结构的合理化。
首先，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细致地反映了金融体系中各个不同部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求信息，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就体现了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结构，而合理的资金供给结构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社会融资规模能够影响消费投资，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能够有效改善产业、消费、投资结构，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转型升级。
第二，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突出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扶持。虽然，社会融资规模不仅仅只是信贷市场的反映，但信贷市场仍然是社会融资规模的重点监测对象。信贷市场是服务“三农”的主体，加强“三农”信贷投放，保持合理的“三农”信贷总量以及增速是合理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体现。在社会融资规模中，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不同的融资渠道，不同的金融工具给予小微企业以资金支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应当能够体现对小微企业融资的重点支持。
第三，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须处理好表内、表外业务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在当前的融资市场中，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迅速崛起，除了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等表内业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金融工具通过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将资金投放到实体经济中，这部分资金也能被清晰地反映在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中，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规范问题，不断出现的监管漏洞，监管盲区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监管力度，逐步引导表外业务的发展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减少表内业务资金通过不合规的表外业务流入市场的情况，减少干扰金融稳定的因素。
第四，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必须处理好直接、间接融资之间的关系。面对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直接融资在整个融资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总理就曾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 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通过市场的筛选功能引导资金配置，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进一步满足了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同时也分散了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促进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值是满足总量适度，结构优化两条标准的数值区间。（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