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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1
迪克西特为什么还没获得诺贝尔奖？最近接触长尾理论后，对这位印度经济学家产生了浓厚兴趣。
迪克西特最主要的贡献，是通过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S模型），建立了一个通过“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分析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迪克西特从没谈过长尾理论，但由于长尾理论的内核框架也是“数量―品种”关系。因此可以视迪克西特的理论为长尾理论的基础理论。
许多新经济理论，如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等，都是在迪克西特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是D-S模型的时间动态版本，新经济地理模型是D-S模型的空间动态版本。虽然由于斯蒂格里茨获得诺贝尔奖，迪克西特重复获奖的可能性降低了。但在我心目中，迪克西特具有不输于任何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力。
迪克西特理论与新经济的内在联系
在互联网业，人们经常提到水泥加鼠标。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远没有水泥加鼠标外在结合这么简单。我认为，新经济是旧经济内部矛盾的产物，具体说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强调多品种的范围经济是旧经济中产生新因素的萌芽。研究多品种的经济性，就成为研究新经济发生学的重要问题。
循着这个线索，应该特别注意传统理论中那些包含新经济思想因素的理论。像安德森长尾理论这种典型的新经济理论，背后是钱德勒“古老的”范围经济理论。但钱德勒是研究经济史的，只谈经验，没有建立数学模型。迪克西特正好提供了钱德勒背后的数学支撑，将品种这个维度，第一次数学化地引入经济学内核。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正在形成一个新经济理论轴心。
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了解托夫勒关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这一说法，就会明白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这个理论轴心在说什么。托夫勒的说法，内在隐含的正是一个“数量―品种”框架：以数量为竖轴，品种为横轴，传统工业化特征，品种上是少，数量上是大（合起来就是短头）；新经济的特征，品种上是多，数量上是少（合起来就是长尾）。D-S模型就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函数解析；长尾理论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统计分布（长尾理论名称来源于“长尾分布”这个统计学术语）。钱德勒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系中的利润选择。区别在于，安德森通过统计讲故事，听众是普罗大众；钱德勒通过历史讲管理，听众是管理学家；迪克西特通过数学讲经济，听众是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可以算半个新经济学家。
迪克西特讲的是什么故事
迪克西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经济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
代表过时的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学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数量和价格关系，迟迟没有把品种这个维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体系内核。表面原因是一直没有找到表述品种的数学方法（这一点被迪克西特于1970年代中解决后，情况有所改变），深层原因是理论上的不兼容。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所有具有新经济萌芽因素的理论，如范围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罗默理论、区域经济学、产业集群思想、空间经济学、都与范围经济有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种协调问题。杨格指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汪丁丁解释知识经济说，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是钱德勒范围经济定义的知识版。
深层的背景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的特长在于协调，它的经济作用是降低多品种的协调成本。如果多品种的经济性得不到经济学论证，互联网的价值就始终进入不了经济学视野。由此引伸出来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新经济问题，就更找不到理论根据。而品种多样化、或者说多品种的经济性，是经济学家能听懂的新经济问题的表述方式。
迪克西特的局限
迪克西特本人并没有使用范围经济这个术语，它把范围经济表述为另一种规模经济。他沿着马歇尔的传统，用规模经济表述范围经济，区别只在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的不同。说迪克西特是半个新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的理论是一种准新经济理论。这点不同于钱德勒和安德森。
真正的新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中的包含新经济因素的理论（准新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表现为：第一，准新经济理论把少品种与多品种的矛盾，理解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即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矛盾；新经济理论进一步认为属于生产内部（如少品种生产与多品种生产）和消费内部的矛盾。在这点上，钱德勒与安德森虽然数学上不如迪克西特，但认识比他彻底。第二，同样强调产品多样化现象，准新经济理论认为证明的是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新经济理论认为证明的是关联化协调的作用。杨小凯大大发挥了迪克西特理论中传统的那一面，把新经济融合解释成了旧经济分工，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三，同样强调一加一大于二（Superadditivity）的报酬递增现象，准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专业化，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打破专业化。第四，准新经济理论依赖垄断竞争框架，新经济理论可以推广到完全竞争框架。第五，对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无差异曲线的凹凸性的理解不同。
本来，分工离不开协调，协调离不开分工，争论分工创造财富与融合创造财富，似乎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式的诡辩。但我认为，有一个判据，可以把谁为主导的意义显示出来。这就是追问：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还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这是钱德勒思考的问题，他比迪克西特与杨小凯站得更高。迪克西特的局限在于固化了“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这个规模经济假设，而没有将互联网现实中越来越常见的“品种越多，成本越低”内生于模型之中。这点远不如不懂高级经济学的安德森。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自然垄断 成本弱增性 可维持性 政府规制
自然垄断行业是指因自然原因而形成的垄断行业，其行业规模经济效应非常突出，需要投入大量资本才能开发，并且资本一旦投入，就“沉淀”在这个行业里很难再抽回。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应由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家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然而自然垄断行业在政府的保护机制下暴露出了一些弊端，阿尔奇安和艾伦（Alchian and Allen, 1964）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在自然垄断存在的情况下，两个企业存在也会显得太多。但“如果只有一个企业存在，那么这个在位企业就可能长期将价格定在自由进入成本之上。”结果，“要么因某产业中企业太多而造成资源的浪费；要么只有一个企业，这将带来垄断定价。”因此，自然垄断行业需要政府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和规则，在全面认识自然垄断经济特性的基础上，有的放矢的进行适当的规制，维护公共利益。
自然垄断的经济特征
（一）成本弱增性
传统上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说明自然垄断的经济特征。如1887年，亨利・卡特・亚当斯在《政府与产业行为的关系》一文中讨论了自然垄断问题，他按照是否有不变的规模经济效益、下降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上升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三种状况，把产业分为三种类型，认为处于规模效益递增的产业是自然垄断产业。沃特森则认为自然垄断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更有效率的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克拉克森认为自然垄断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函数一般呈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1997）有关进入障碍一节中认为，当一个厂商的平均成本在市场可能容纳的产量范围内不断下降时，自然垄断就会出现。
对自然垄断经济特征的一个重要拓展是建立在成本弱增性理论基础之上，即认识到简单的规模经济既不是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1977年，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对多产品产业自然垄断的恰当成本检验》一文，文中首次以多产品企业的成本弱增性定义了自然垄断。1982年，鲍莫尔、潘扎、威利格出版了《可竞争市场和产业结构理论》一书，用范围经济和成本弱增性系统论证了自然垄断：假设有多种产品和多个企业，任一企业可以生产任何一种或多种产品。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各种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企业的成本方程就具有弱增性。如果在所有有关的产量上企业的成本都是弱增的，该产业就是自然垄断产业。即使没有规模经济的作用，即使平均成本上升，但只要单一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就仍然最小，该产业就仍然是自然垄断产业（如图1所示，在MN段，即使AC1是上升的，但是只要小于FN段，它仍然具有价格优势，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企业通常不只是生产一种产品或提供一种服务，而是同时生产多种产品，在多种产品自然垄断的情况下，成本弱增性与规模经济的区别更明显。多种产品的总成本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产品的规模经济，而主要取决于各种产品成本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就是建立在成本弱增性基础上的范围经济或组合经济。简单地理解，规模经济是针对一种产品而言的，而范围经济是针对多种产品而言的。用成本函数表示，如果 f (nK，nL)πnf (K，L)即存在规模经济，即存在范围经济。这里，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qi代表第i种产品。
（二）可维持性
鲍莫尔威力格等经济学家于1981年提出了自然垄断的可维持理论，它是专门讨论新企业进入自然垄断产业而引起的问题的一个理论模型。在这一理论中，自然垄断企业被认为是产业中的主导企业，它在作出价格和产量决策时要受到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制约，而如果新企业认为有利可图，可以无拘无束的进入市场。这些约束条件有：
产量等于特定价格下的市场需求总量q=D( p)
收入等于生产这些产量的总成本pq=C(q)
若新企业进入市场，垄断企业不能够改变原来的价格，并要求以原有价格满足新企业夺走后的剩余需求。当所有p′πp，q′πD( p′)时，p′q′πC(q′)。
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若没有新企业企图进入市场，那么，该垄断企业是可以维持的。如图2，Q2表示符合自然垄断要求的最大产量，DD代表需求曲线，只要垄断企业选择由需求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AC1的交点所对应的P0以外的价格及产量，都会造成不可维持性。如果PP0，在可以自由进入的条件下，有利可图的新企业会选择价格P0和产量Q0，从而造成自然垄断企业的不可维持性。事实上，即使垄断企业选择价格P0，新企业仍然可能进入，它可以在P0和P1之间选择一个价格，并选择产量Q1，这样，新企业可以获利，也可以造成自然垄断企业的不可维持性。当然，该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假定新企业不承担满足整个市场需求的任务，而垄断企业则要承担这种义务。
自然垄断需要政府规制的原因分析
自然垄断一方面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维持性，在平均成本上升但属于成本弱增范围内时，如果垄断者的利润大于零，新企业只要把价格定在垄断企业的价格之下，就可能夺走垄断者的大部分市场份额。由此需要政府对行业进行规制，保证自然垄断的可维持性。政府可以通过颁布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来保证规制政策的强制执行，如制定关于进入或退出行业的限制规定，包括制定产业政策或合同规则、颁发生产许可证、限制产品的特征、制定质量标准、进行税收和补贴等方式限制新企业进入某自然垄断企业。
另一方面，自然垄断产业成本的弱增性告诉我们，虽然由一家企业提品比由多家企业提品会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约束，自然垄断企业可能为了取得高额的垄断利润，采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定价方法掠夺大量消费者剩余，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需要对自然垄断企业进行价格规制，如可以制定拉姆齐价格或非线性价格，维护社会分配效率。
为了防止自然垄断企业因产业的特殊性产生低效率，政府可以采用激励性规制给予企业以提高内部效率的诱导和刺激，包括采用特许投标制度、区域竞争制度来激励竞争刺激，使企业提高管理效率；或者采用契约制度以更多的奖励和报酬或给予处罚来刺激企业提高经营效率。
自然垄断经济特性新认识对于规制理论的一个突破还在于当自然垄断产业处于平均成本上升的弱自然垄断阶段而新企业进入该行业有障碍时，由于价格优势的存在，不需要政府规制。
政府规制的政策选择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自然垄断形成的客观依据，规模经济的原理在于生产要素的不可任意分割性，范围经济的原理在于成本的弱增性。规模经济原理要求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必须足够大，才能有效地降低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进而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才能获取竞争优势。而范围经济原理则要求企业必须将密切相关的业务有效地聚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经营，这样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然垄断是使网络性产业更富效率、资源配置更为优化的一种制度安排和产业组织形式，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而简单的认为只要拆分垄断结构，实行高竞争的市场结构，就可以解决自然垄断改革的根本问题是十分狭隘的。产业组织芝加哥学派早已指出：反垄断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经济效益，并以此来评价企业行为。如果市场上竞争者过多，不利于规模经济及其经济效益的提高，就应允许竞争者之间的兼并。对自然垄断产业而言，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都不是问题的要害。真正的症结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及内部管理乏力。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靠简单的分拆和强化竞争的办法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
在现实中，我国一些过剩产业的竞争不可谓不激烈，然而光有竞争而没有淘汰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是不起作用的。对自然垄断产业，不要简单分拆，分拆后并不一定得到期望的效果。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应立足于改制和改造。首先，对企业进行改制，实现出资主体多元化，构造公司化和集团化母子公司体制，进行制度创新。其次，进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造，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职能机构，提高决策水平和经营效率。第三，实施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基础管理。第四，以有效竞争目标评价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成效。对自然垄断产业而言，有效竞争可以是寡头垄断结构，也可以是完全垄断结构，但绝对不是原子式的完全竞争或仅仅凭差别化产品而竞争的所谓垄断竞争结构。
结论
综上所述，真正危害市场经济的不是垄断结构而是垄断行为。垄断结构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组合经济和技术创新的结果，如果反对垄断结构，也就意味着反对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组合经济和技术创新，垄断结构与竞争并不必然的矛盾。垄断行为是凭借其经济上的特殊地位进行的反竞争的活动，如通过卡特尔加掠夺消费者剩余、通过价格或信息优势打击排挤其竞争对手等。如果不明确反垄断的政策指向，仅在于打破垄断结构，为了竞争而竞争，而不在于保护竞争的市场实质，这无疑是在惩罚成功者，不论这种垄断是自然垄断还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无异于“永远是把下金蛋的鹅拖到反托拉斯的切肉墩子上去”。因此，政府规制的政策指向应该明确规定为反对垄断行为，不论是垄断结构下的垄断行为还是竞争结构下的垄断行为。
参考文献：
1.Doforman J.1969, Two Essays by Henry Carter Adams, New York: Augustis M.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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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umol,W.J., Bailey,E.E., Willig,R.D.,1977,Weak Invisible Hand Theorem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ices in a Multiproduct Monopo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1－0074－03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知识、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更加密切，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智力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技术、知识的比较优势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资源比较优势，使得传统的以资源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知识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对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用包括规模经济、递增回报、垄断竞争和技术动态变化等因素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理论
对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首先始于林德的差异产品的偏好相似理论。他认为消费者对垂直差异产品的不同偏好是引起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用水平差性产品和消费者的偏好需求特征解释产业内贸易。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通过进一步研究,将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引入产业内贸易理论,提出了包含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至此,以产品差异理论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基本成熟。该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贸易产生的动力。同时,规模经济理论和产品差异理论暗含即使在不存在技术水平差异和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贸易，解释了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继续迅猛发展,不仅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发展迅猛,而且发达国家同新兴工业国间的产业内贸易也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以创新、开放和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和经济规模扩大。首先，从产品差异理论角度考虑，商品的水平和垂直差异――即商品品种和质量高低主要受生产技术、知识、设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也就是说产品差异是由各国生产商品的知识、技术差别决定。因此，表面上表现为品种差异或质量差异的产业内贸易的核心是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的差异。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到来，各国普遍增加R&D投入，创新成果不断出现，各国知识、技术含量越来越不同，导致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加。一方面，知识的外溢和技术转移、国家之间类似的相当水平的R&D开支和技术模仿过程，使产品水平差异不断扩大，水平差异性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商品的差异化创新很容易引起产品质量上的区别，而导致垂直性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其次，以开放性、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来临打破了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间的矛盾，为各国进行差异产品的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①。相似产品种类越多，其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小，产品成本和价格越高，二者中任何一种效益的增加必然以牺牲另一种效益为代价。在国内市场和有限的国外市场范围内，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必然加深了经济全球化程度，为各国的规模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二、知识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克鲁格曼在分析贸易理论时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1]内部规模经济是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而不是其所在行业规模；外部规模经济则是外部经济性，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划分对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1.规模收益递增与国际贸易理论
规模收益递增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基础，替代古典贸易理论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条件，更现实地解释了发生在资源、技术、禀赋相似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指出国际贸易的动力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规模收益递增的基础核心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知识经济时期，一方面知识、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极大地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商品，虽然不具有规模经济性，但是知识自身的低成本可复制性，使其较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利润垄断能力。
2.外部性与国际贸易理论
外部性包括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同内部规模效应一样，外部规模效应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外部性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企业的贸易优势不在于绝对要素优势差异，而在于某行业某时点的发展规模。当存在外部经济且其他条件相同时，大规模从事某一行业产品生产的国家往往具有形成行业规模的优势。这种行业优势有利于技术、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经济利益。知识经济时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在国际贸易中的溢出效应及其对各国贸易的影响。知识溢出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通过知识积累和干中学缩小了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同发达国家间开展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外溢成为推动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竞争、创新的重要力量，大大促进了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三、知识经济与垄断竞争理论
垄断竞争是不完全竞争的一种，在目前国际贸易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垄断竞争主要用来说明贸易是如何解决各国面临的规模与种类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垄断竞争理论认为在垄断竞争行业中厂商数目和它们的定价受市场规模的影响，在较大的市场中通常有较多的厂商，且每个厂商有更大的销售量，消费者还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丰富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任何国内市场都要大的世界市场。
垄断竞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结合的产物。首先，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相互作用。产品差异使一个厂商在确定它的产品价格时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但它不可能完全垄断，因为总是存在其它功能相同的替代品同它竞争，产品差异化造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同时，一国消费者因收入水平和偏好对差异产品有不同需要，垄断竞争恰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化和多样化；其次，产品差异化又和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厂商为获得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优势只能生产差异化产品。而垄断厂商在进行差异生产时，总是尽量使其产品差异化更多的反映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生活方式和特征，以便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创造贸易优势。
垄断竞争理论实质上还是利用规模经济而引致价格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这同传统经济理论是一致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成本的决定作用，认为低成本是扩大国际贸易的有力手段，即成本高就缺乏竞争优势，成本低就具有竞争优势。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再满足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引致的低成本所形成的暂时性垄断竞争,而是依靠长期知识领先而表现在商品质量、品种上对消费者形成的持续购买欲望和声誉的垄断。这种声誉优势并非短期内形成，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垄断作用。因此，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不仅仅是根据成本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丰缺形成，而是越来越靠知识、技术的结合而产生的“明星效应”对消费者形成吸引力而形成的。
四、知识经济与产品周期学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雷蒙德•弗农第一次提出产品具有诞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的生命周期。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新产品阶段是指创新国发明制造了该产品，并且垄断了这个产品的世界市场；产品成熟阶段指新产品的样型和性能都已经稳定，竞争优势由技术密集型国家向资本密集型国家转移；产品标准化阶段是指产品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生产技术广为扩散，变得普遍、简单，竞争优势由资本密集国家向劳动密集国家转移，因而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生产，最后这些国家成为这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接着，美国学者威尔斯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周期学说。他把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三阶段细分为两个阶段：模仿国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创新国产品进行竞争的时期和在创新国开始了进口竞争时期。这样就形成了目前的产品周期论。这个理论包括：第一阶段是创新国对某一新产品的出口垄断时期；第二阶段是其他发达国家生产者开始生产这种新产品时期；第三阶段是外国商品在出口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时期；第四阶段是再创新国开始进口竞争时期。
不难看出，产品周期学说是从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的角度分析国际分工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演变。这一理论是对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的一大贡献。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周期理论日益显得陈旧。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全球传播，使产品的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甚至消失。大量资料证明，在20世纪头十年，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约为40年，到30年代降为25年，50年代约为15年，70年代又缩减到8～9年，80年代是3～5年，而到2000年仅不到12个月，特别是IT产业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寿命周期仅仅3～6个月，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这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莱斯特•瑟罗所说：“所谓‘产品周期’已不复存在。” 他认为“反推制作工艺的发展，和那些只要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就有兴趣运用他们技术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导致新产品技术的流动几乎和资本及自然资源的流动一样快。拥有专利的新产品技术未必在它的产地被使用，也未必是资助该技术的人在使用”[2]；其次，国际贸易的载体――跨国公司逐渐形成“双层网”结构，大大减少了技术的转移。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认为母公司是中枢神经，是技术创新的发生地。母公司同国外子公司之间是具有向心力的“网”，即国外子公司以母公司为核心，接受母公司的产品创新和技术转移。这就是弗农产品周期论的雏形和理论来源。但是二战后，特别是受知识经济的影响，传统的由“向心力”形成的内部网的作用逐渐削弱，而由“离心力”构成的外部网却不断得到加强。所谓外部网是相对于内部网而言，指子公司不再完全依赖母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和创新产品，同东道国其他企业合作，形成外部“局域网”。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外部“局域网”的集中地。当前，IBM、SUN、宝洁、杜邦、联合利华、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日立、松下、诺和诺得、罗克威尔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百余所研究机构或实验室。这种内部网和外部网并存、共生就形成了典型“双层网”现象。很明显，“双层网”必将大大减少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技术和创新产品的转移。“双层网”是跨国公司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以加速利用全球技术资源、建立全球的新网络、进行全球技术开发的策略的结果。
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解释
伴随知识经济的临近和产业内贸易继续蓬勃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大，新的贸易问题不断被提出。美国和日本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上是相似的，但为什么美国出口反映了个人智慧的产品和服务，例如软件产品和金融服务，而日本在生产精密制造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汽车和高质量的电子产品；在具有同样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的德国和意大利，为什么意大利的国际竞争力在于家具、服务设计等依靠少数杰出人物智慧的部门，而德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方面，出口客车、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国际贸易新理论只解释了技术水平相近，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并没有解释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历史和偶然因素决定，没有深刻探讨其背后的经济规律。
格罗斯曼和麦吉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建立在技术的不同性质上[3]。他们认为技术的不同性质导致了各个国家不同的人力资源分工以及不同等级人力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各国不同的生产优势。技术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Super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这种技术符合“O――圆圈生产函数”，即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是连续的，任何一道工序的失败或质量差异，都会导致整个工程的失败，这就决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必须是互补的②。精密机械多要求此种类型的人力资源配置。另一类是符合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指一部门的出色完成，会减少其他部门出色完成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是“高―低”模式，否则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高―低”模式有利于创新或技术难题的解决。因此尽管美国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的比率上相同，但由于美国和意大利在其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属于“高―低”模式，更有利于表现个人创新，这两个国家分别在软件产业、金融服务业和设计服务业具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和德国采取互补的人力资源配置，更有利于精密机械设备的生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
[注 释]
①尤其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产品差异的扩大，必然减弱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的扩大，也必然影响产品差异化程度。
②“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是指较好地完成两个任务中的一个，将增加较好完成另一件任务的边际产品。详见 Gene M. 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 pp1255-1272.版，第26页年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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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n Knowledge Economy Age
He Xiaoyin
（Zhengzhou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4
1994年新税制实行以来，出口退税问题一直为我国财政、税务、外经贸部门及企业所关注：1994、1995年出口骗税猖獗，加上增值税征收中存在的“征少退多”，使财政面临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两次下调出口退税率；退税率下降虽减轻了财政负担，但却加大了出口货物成本，降低了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998年以后，为扩大出口、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又先后多次、分批调高各类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的频繁变动，使出口企业无法对生产经营进行长期、科学的规划，而且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在国内、国际上造成一定影响。同时，这也说明政府决策尚未找到出口退税的规律，对出口退税带来的问题还未从经济运行内在的规律性去认识，只是就事论事。那么，我国应实行什么样的出口退税机制呢？本文试图在分析出口退税理论和我国出口退税实践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探讨我国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思路。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章是出口退税理论。第一节首先界定了出口退税的涵义，指出出口退税是国家为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由税务部门将出口商品中所含间接税退还给出口商的一种政策制度；同时，为了正确理解此概念，还阐明了它与出口免税、出口零税率的联系与区别及与增值税退税的区别。第二节从理论角度分析出口退税存在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即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使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有利可图，而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跨国流动，因此，依据双重征税权，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进口国和出口国政府的征税对象，从而导致对同一商品和劳务的双重征税问题；由原产地国家对出口商品退税便是为解决重复征税问题而进行国际税收协调的结果。第三节介绍出口退税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的中性原则。第四节说明不同的外贸经营机制所需要的最佳出口退税方式不同。
第二章是对出口退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本章主要介绍国外出口退税的一些具体做法，并对这些做法作了经验总结，为改革我国出口退税机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第一节介绍法国的出口退税情况，特别介绍了法国出口货物的免税购进制度。第二节介绍了英国和希腊的出口退税制度。第三节，介绍韩国和泰国的增值税制度和出口退税情况。韩国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其增值税退税不仅包括了出口退税，也包括了资本品投入后进项大于销项的退税。第四节，对国外出口退税的经验总结，指出保证出口货物不含税出口是各国的基本政策；实行零税率是各国实现出口货物不含税的基本方式；完善的税制、先进的管理手段和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是出口退税的基本国际经验。
第三章，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历史、现状及问题。第一节主要回顾我国出口退税的历史，介绍现行出口退税制度的发展过程。第二节概括现行出口退税办法的主要内容。第三节分析我国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出口退税政策变化过频及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出口退税制度本身缺乏与相关政策的必要协调，出口退税的程序性法规不完善、管理方式和手段也存在诸多问题等。
第四章，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第一节阐明我国出口退税改革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有利于促进出口，有利于完善增值税，有利于推动外贸制的发展及其操作性要强。第二节指出我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方向是实行规范化零税率，并分析了这种模式所需的条件和优缺点。
第一章出口退税理论
第一节出口退税的涵义
出口退税，是指国家为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由税务部门将商品中所含的间接税退还给出口商，从而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政策制度。其核心,一是商品输出国境外，二是退还商品形成过程中的间接税。
为了正确理解出口退税的概念，有必要弄清它与零税率、出口免税的联系和区别。三者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对出口货物而言的，都是为了提高本国出口货物的国际竞争力，以促进出口。三者的区别表现为：
1、从采取的方式看，出口退税包括对出口货物实行免税、退税及对出口货物的税收在国内税收中抵扣等方式；出口免税只指免除出口货物应纳间接税；出口货物零税率则指出口货物适用零税率，以保证其不含税出口。
2、从适用的税种看，出口零税率一般只适用于增值税；而出口退税和出口免税不仅适用于增值税，还适用于其它间接税，如消费税。
3、从征、退税率的关系看，出口退税的退税标准是退税率，而退税率与征税率有时并不一致；出口免税是免除出口货物的应纳税额，不涉及退税率；而零税率的特点是对纳税人的出口货物实行本环节免税，对购进的原材料、半成品等允许在内销货物中抵扣，抵扣不完的可以结转下期或实行退税。
就增值税而言，三者也有差别。其中，免税与零税率的不同之处在于：
1、零税率有抵扣权，免税无抵扣权。增值税零税率是由免税、抵扣、结转和退税等形式相互结合实现的（其中抵扣是指出口货物所含的进项税可以在内销货物中抵扣）；而增值税的出口免税一般是指免除出口货物在出口环节应纳增值税，但对纳税人以前环节缴纳的增值税不予抵扣，所有的进项税都要由纳税人自己消化。
2、零税率实现了货物不含税出口；而免征出口货物增值税只能保证出口货物在最后一个环节不含增值税，其中间环节所含增值税不予退还，从而达不到货物不含税出口的目的。
增值税的出口零税率与出口退税的不同是：1、出口退税需要根据退税率计算退税额，而退税率并不一定是征税率，所以货物出口时未必能实现零税率；2、出口退税运用的方式主要是“先征后退”和“免、抵、退”；零税率除了“免、抵、退”方式外，还可通过免税购进（零税购进）实现。免税购进，是指出口商凭有关证件可以从生产商手中免税购进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商对其购买的出口货物只付货款，不付税款；而生产商在计算应纳税时，其销售给出口商的出口货物要按零税率计算。这种方法，使出口货物在生产商手中是零税率，到了出口商手中仍然是零税率，货物出口后自然也是零税率。免税购进实际上是将出口货物零税率向前推进了一个环节。
正确把握出口退税的概念，还应当注意它与增值税退税的区别：出口退税是对出口货物已缴纳增值税的退还，增值税退税则是因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而进行的退税。进项大于销项，可能是本期进项税额太大，也可能是本期销项太小；而本期销项太小，可能是由于国内销项太小，也可能是由于出口货物太多
第二节出口退税产生的根源
一、出口退税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
出口退税问题之所以能存在，追根溯源，产生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没有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出口退税也无从谈起。因此，为了说明出口退税的根源，必须首先阐明国际贸易存在的原因。
国与国之间为什么要进行国际贸易？尽管各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基本原因有两个：第一，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经济（资源、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当它们各自从事自己擅长的事情时，就能相互取长补短，从这种互补中获益。第二，国家之间通过贸易能促进生产达到有效规模经济。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容易达到大规模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时候的生产效率比什么产品都生产时要高得多。
1、技术或资源的差别使各国生产自己的优质高效产品并进行国际贸易
各国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导致国际贸易发生的情形可用比较优势来解释。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它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那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当两个国家都分别专门生产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时，则两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只能部分地解释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各国行业间贸易发生的另一原因是资源差异。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林木产品并不是因为加拿大林木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比美国同行业高，而是因为在人口稀少的加拿大，人均森林面积占有量高于美国。因此，现实中的贸易理论不仅要看到劳动的重要性，也要看到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各国都倾向于出口国内充裕资源密集型的产品。
然而，用比较优势只能解释存在技术或资源差异的行业间贸易，而占世界贸易大约1／4的行业内贸易（产业内部的双向贸易）却不反映比较优势。行业内贸易在发达国家的制造品贸易中比较普遍：随着时间的变化，工业化国家在技术水平及资本和技术工人的资源储备上变得日益相似，因此在某一产业内部已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可言，许多国际贸易也因此出现了产业内双向贸易的形式。这并非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行业间生产专业化，而主要是因为规模经济的推动。
2、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点。
上表列出了某一假想行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且该产品的生产只需劳动这一种投入。假定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二者具有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同技术，最初都生产10个单位。根据上表，该产量在每个国家均要15小时的劳动投入，即全世界用30个小时来生产20单位产品。但是，现在假定该产品的生产集中到一个国家，譬如说美国，且美国在这一行业也投入30个小时的劳动。然而，在一个国家内投入30小时劳动，却能生产出25件产品。显然，生产集中到美国使世界能以同样的劳动投入多产出25％的产品。但美国从哪里获取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额外劳动呢？英国那些原先从事该产品生产的工人又去干什么呢？为了得到某些产品扩张生产所需的劳动，美国必须缩减或放弃其它产品的生产；这些放弃的产品将在英国生产，英国则雇用那些因其原先所从事行业由英国转到美国进行扩张而被放弃的工人来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不防假定有许多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我们分别给其编号：1，2，3，……。为了利用规模经济，每个国家必须集中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如美国生产1，3，5等类产品，而英国生产2，4，6等类产品。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大得多，世界也因此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
国际贸易又是如何因此产生的呢？假定产品1在美国生产，产品2在英国生产。由于消费者希望能消费花色繁多的商品，那么美国产品2的需求者必须购买从英国进口的产品2，同样，英国产品1的需求者也只能购买从美国进口的产品1。国际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使各国既能利用规模经济来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同时又不牺牲消费的多样性，甚至还增加了可供消费的商品种类。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了互利性的国际贸易是规模经济的结果：各国用比以往更有效的规模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同时，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又使消费所有产品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技术或资源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再加上规模经济的推动，这就是国际贸易产生、发展和千变万化的根源和内在动力。
二、出口退税是国际贸易实践中税收协调的结果
税收管辖权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权益，所以在流转税的立法上，各国普遍采用原产地与目的地双重税收管辖权，以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商品和劳务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全球化，而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又足以弥补税收权益丧失所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在选择以最少的税收损失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有效方法时，逐步放弃了对出口产品的原产地征税权而实行出口退税。随着增值税实施范围在全球的扩大，出口退税逐渐成为处理国际贸易中税收问题的一种有效形式并为多数国家所接受，从而形成一种达成共识的国际惯例。
第三节出口退税的基本原则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5
关键词:企业规模;交易费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028-03
产业组织的发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于新的市场机会出现和分工的发展导致一个产业内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二是行业内现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对于产业组织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现有的文献中存在着两条相对明确的研究路向:(1)新古典的规模经济和递增报酬范式,自马歇尔(Marshall,1890)以来,新古典范式主要讨论在既定的分工结构下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机制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规模经济和递增报酬的作用,企业会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这种规模经济效应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Marshall,1890;Samuelson and Nordhaws,1992;Krugman and Obstfeld,1997)。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狄克西特(Dixit,A)、诺曼(Norman,V)、兰开斯特(Lancastes,K)、艾瑟尔(Ethier,W)及克鲁格曼(Krugman)等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尤其重视规模经济的思想,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他们建立了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与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的思路不同,他们更加强调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并最终导致长期经济增长。(2)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他们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主要从分工演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并结合了交易费用概念,形成了“分工―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亚当・斯密最早指出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要解释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必须说明决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斯密由此发展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阿林・杨(Yang,A,1928)进一步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学说,认为市场容量又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因而分工水平最终决定了分工的动态演进,因此,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就归结为对经济系统中分工演进的研究。继承这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鲍姆加勒(Baumgarden.J)、基姆(Kim.S)、洛凯(Locay.L)、杨小凯、博兰德(Borland.J)以及贝克尔和墨菲等人,相继提出了一条基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增长思路,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用专业化表征生产条件,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思想。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廖伯伟发现1970年以后厂商平均规模逐步下降,而同期这些国家的总产出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断增长,企业规模变化和产出增长不一致。张永生(2003)用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在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揭示了这种意义上的企业规模和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厂商规模无关论”,指出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厂商平均规模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厂商规模无关论”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结合起来,并且为了便于进行这种分析,用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人数来表示企业规模。在此条件下,企业规模的变化取决于分工在企业内还是在企业间发生,而这又取决于劳动和中间产品各自交易效率的高低。如果劳动的交易效率较高则分工在企业内发生,企业就会多雇佣劳动生产中间产品,企业规模会随之扩大;反之,则分工在企业间进行,企业就会选择外购中间产品,减少雇佣劳动,企业规模减小,企业数量增加。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市场交易效率越来越高,交易费用越来越低,企业规模越来越小,主流经济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不起作用。一些新的商业实践如外包(Contracting out)、特许经营(Franchising)、外购中间产品和服务(Outsourcing)及贴牌生产(OEM)等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事实上的支持。
1.企业的横向规模。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企业规模概念实际上是指企业的横向规模,企业被看成一个投入产出装置,其最主要的功能是从事生产,企业规模就是企业的均衡产量,它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决定。
古典经济学通过规模经济(生产)来解释企业扩张的机理。有关企业存在与扩张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和马克思(Marx)。他们主要是从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规模效应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和扩张的。斯密以制针厂的例子说明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报酬递增现象,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种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在同一组织中进行,因此企业规模随着分工的深化而扩大。他还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边界就是企业规模的边界。马克思也认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协作的经济效果大于单个生产者的经济效果之和,协作的不可分性决定了协作的规模,这就是企业的最小规模。
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的横向边界主要是由生产中的技术因素决定的。当企业依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去组织生产时,它所选择的生产规模是最佳的,规模报酬递增空间的消失与否成为判断企业最佳规模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 确定企业边界时所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同一行业内部存在着众多的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每家厂商是既定的市场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源在各行业间可以自由转移,因而每家厂商最终只能获取正常利润,在产品价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处进行生产,对单个厂商而言,企业的最佳规模是由其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来确定的。完全竞争模型的中企业规模定义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根据完全竞争理论,当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为传统的U型时, 企业尚可在市场竞争中选择最佳规模;而当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线为水平线或向右下方倾斜时(即始终存在着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增现象),企业就无法确定其最优规模了,因为这时它无限地扩大生产,始终会使平均成本等于或低于产品的价格,是有利可图的。针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放弃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在其他市场结构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斯拉法(1920)指出,企业之所以停止进一步的扩张,不是因为这将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而超过既定的产品价格,而是因为这将使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而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现实中的企业并非完全竞争意义上的价格接受者,在非均衡状态下, 企业产品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使市场是竞争性的,但由于差别产品的存在,企业产品面临的需求曲线也将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竞争仍会使厂商按照价格等于平均成本的原则组织生产,但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的切点,不在平均成本线的最低点上,而是在其左侧的某一点上。可见在垄断竞争模型中,企业在确定边界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产品成本,同时还要研究市场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增加,可以导致企业规模扩大,当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为水平线或向右下方倾斜时,市场需求的大小制约着企业的横向规模。
2.企业的纵向规模。企业的纵向规模揭示了企业内部所包含的生产环节的多寡,它由企业所涉及的交易费用决定。自科斯(1937)以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有别于市场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经济交易的治理机制,企业的存在体现了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科斯以前的经济学把企业的存在本身作为一个前提,而科斯的贡献在于对这个前提进行了重新论证。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是为了节约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可以内化市场运行的成本,但同时企业代替市场也是有成本的,即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只有当企业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才有利可图,规模才会扩大,企业会包含更多的生产环节。企业的最大规模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科斯,1994)。”张五常认为,由于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商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要素,因此,企业代替市场是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由于要素市场的合同和产品市场的合同都是私有产权借以让渡的工具,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劳动要素的交易费用低于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会扩大,企业就会增加雇佣劳动的数量,直到二者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为止。
在使用不同企业规模概念的基础上,他们分别强调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和分工经济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经验证据和理论分析都说明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规模经济性导致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间歇时间的减少和物质资料的节约都可概括为规模经济性(盛洪,1994)。不同经济学家分别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古典经济学家将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而作为回应,新古典之集大成者萨缪尔森认为,规模经济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合理的专业化和分工。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进交易费用概念揭示了企业和市场是现实中资源配置的两种替代机制,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约市场的交易费用。在现实中,专业化的生产者个体之所以不通过市场买卖他们生产的专业化产品―中间产品和服务,而选择聚集在一个企业内,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在企业内组织生产的成本,企业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过单个生产者的规模,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看来,由于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企业。因此,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就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当我们考虑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规模经济实质上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对生产费用的节约。企业的全部成本表现为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的总和,因而规模经济(分工专业化经济)实际上表现为企业总成本的降低。
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企业规模的扩大及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区域经济增长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我们就用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来探讨企业组织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们用工业企业数量的变化来表明行业的分工水平,用企业规模的变化来表示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来具体分析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变动与工业产出增长的关系。
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没有保障私人产权确定和实施的法律制度,更没有自由的价格机制,因此在这种经济制度条件下,企业的投资权完全由政府实施控制,企业规模和数量的变化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工业产出的变化同样也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他们都依赖于国家计划的实施,这一时期的数据不适合我们的分析。为此,我们选择了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从1978―1997年。
为了计算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和平均规模扩张对中国工业GDP的贡献率,我们设定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方程:
LogGdp=C+B■LogSi+B■LogNi+ε
其中,Gdp表示工业GDP的增长,Si表示企业平均规模的增长,Ni表示企业数量的增长,ε表示残差项,下面是对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
logGdp=-14.082+2.818logNi+1.218logSi+ε
(-16.96) (13.15)(8.47)
R2=0.97 F=305.706
我们可以看到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表明了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扩张与GDP显著正相关,二者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分别计算了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和平均规模扩张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在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53%,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扩张的贡献率为46.49%。
企业纵向规模理论上的逻辑起点源自于亚当・斯密的古典分工学说,并结合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决定企业纵向规模的最终因素是劳动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各种变量的交易效率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绩效,分工水平内生地决定了企业制度。杨小凯、黄有光(Yang and Ng,1993)的间接定价理论将张五常(1983)的“企业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的企业理论形式化了,赋予企业理论以经济增长的意义。当劳动的交易费用小于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从分工中内生出来;在给定的企业制度出现后,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下降得比劳动的交易费用快,则企业会在市场上外购中间产品,减少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数量,企业规模会随之变小,分工主要在企业间发生,单个企业越来越专业化。反之,企业规模会扩大,分工主要在企业内部发生,企业更多地是自制所需的中间产品而不是通过市场向外部购买。
“分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对于企业的一体化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不能解释企业横向规模的确定问题。现实中的企业的确具有交易和管理职能,企业进行市场交易和内部交易(即管理)都是要花费成本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与市场相比较, 企业具有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均衡。但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单位,仅用交易成本去解释企业的边界是不够的。实际上,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加入契约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集合,是各生产要素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 这一过程融交易功能与生产功能于一体(谢德仁,2001)。交易费用分析仅仅抓住了企业组织的“交易性”一面,而忽视了企业的“生产性”。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市场的交易和企业内交易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企业组织与市场的最大差别在于其生产功能,企业组织通过联合生产(队生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剩余,生产的联合效果和团队监督与激励的同时存在导致了资本主义古典企业的形成。因此,无论在企业进行生产活动内部化之前或之后,企业的最优规模都是建立在包括生产成本计算在内的利润最大化基础之上的。新古典范式与经济现实的脱节为交易成本理论的产生预留了空间,但“分工―交易成本”框架并不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均衡的分析,生产成本仍然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企业内部各个生产要素的结合导致生产成本内生于专业化分工的收益,而为了结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销售,企业在不完备的信息世界中必须付出搜寻、谈判、签约和契约实施等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又内生于生产要素的结合(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内在统一的,二者统一于企业的产出,二者的结合才最终决定了企业规模的纵向和横向均衡。在这种企业均衡的意义上,企业规模的变动包含了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变化的因素,分工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才能真正统一起来。正是二者的统一使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共同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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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6
当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是以跨境交付、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方式进行。而中国的保险服务贸易的出口主要是以商业存在的形式为主。主要表现在:截至2007年8月,在境外中资共设立了保险营业机构42家,保险代表处或联络处9家。但是其“走出去”的困境也日益显现:一是营业机构主要以产险为主;二是经营地域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区、英国和美国;三是出口额很低。2000—2006年中国保险服务贸易出口额如下:2000年为108百万美元,2001年为227百万美元,2002年为209万美元,2003年为313百万美元,2004年为381百万美元,2005年为549百万美元,2006年为519百万美元。2000—2006年中国保险服务贸易增长率:2000年为110.2%,2001年为-9.7%,2002年为49.8%,2003年为21.7%,2004年为44.1%,2005年为-5.5%。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保险业服务贸易出口形式单
一、数量少,呈现出急剧的波动状态。这充分显示出中国保险服务出口仍处于很低的水平,中国保险公司的潜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掘。主要是因为:一是“水土不服”,中国保险业发展时间不长,还不能完全与国际接轨,中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外市场有些不适应,其本土化需要一个过程;二是中资保险公司风险意识、国际适应能力不足;三是国际壁垒严重阻碍了中国保险公司的进入。这样,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保险业进入国外市场的障碍性因素。
二、中国保险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进入壁垒的类型和特点
中国的保险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壁垒主要有:一是来自供给方的技术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必要资本量、学习效应;二是来自需求方的产品差别化壁垒等;三是政策性壁垒。
1、政策性壁垒。当前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充分开放国家和地区只有美国、加拿大、中国的香港地区,而大多数国家对国外保险公司的进入该国设置多项壁垒,其开放领域和地区依然有限。如欧盟、日本的进入壁垒很高,设置了严格的行政性市场准入制度、规制政策壁垒、法律壁垒。从政策的层面上来看,政府认为在一个行业或地域中只适合于一个或几家保险公司就足以,为了避免出现过度毁灭性的竞争局面,政府往往会对这一行业或地域的国外保险公司经营进行限制。如公司的经营需要获得批准和执照,注册资金以及资金的来源也要受到政府的限制。甚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虽然在某些程度上,保险产品理想的分销渠道已被本国企业所占据,政府依然对其分销渠道进行控制。如采用颁发数量、原产地许可证的方式,阻碍别国保险产品进入该国市场。
2、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壁垒。欧美、日韩等国家保险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拥有一批相当有实力的寡头保险公司,他们资金实力雄厚,有着良好的风险防范体系,信用水平高,同时涉足多种金融领域,进行多角化经营,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经验开发新产品,无论是从业务类型还是产品的种类,都具有雄厚的分散风险的余地和范围经济的利益。同时他们拥有一流的管理团队,在保险的规模、投资能力、费用控制能力、盈利能力、经营效率和分销、营销等方面都有强大的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相当明显。而中国的保险与之相比资金的不足在资金运用率、运用范围、运用效益无法与国外同行相比,偿付能力不足,保险企业的规模较小,声誉较差,产品的研发能力较弱、险种单
一、创新能力很低,风险控制意识薄弱,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低下,服务能力和水平较低。这种不对称的地位使中国的保险行业面临相对较高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壁垒,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保险国外竞争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3、产品销售垂直一体化战略性进入壁垒。国外本土保险公司通过上下游的集中控制保险产品的营销渠道,并通过对营销资源和管理营销人员最大限度的综合利用大大降低了其销售成本。这样从保险公司企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通过运用垂直一体化的营销方式就可以将不同环节的利润内部化,促使保险公司利润的增加;同时又由于通过垂直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拥有了一流的营销人员和管理经验,掌握了大部分消费者的意见反馈和产品需求信息,可以为企业产品定价和服务决策提供良好的市场信息。通过垂直一体化战略,将供应链收益内部化,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和效力,同时又可以避免流通中的风险,但是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控制了大部分资源,提高了国外保险企业的进入壁垒。这样,中国的保险企业要想获得相同的竞争力,至少要同时进入两个市场,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互补的产品,但是由于中国的保险企业缺乏一定的用户基数和影响力,难以实现协调效应,这样也进一步加剧了成本负担。
4、消费者偏好所形成的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由于国外厂商进入市场的时间较长,消费者对该公司的声誉,售后服务,销售渠道,产品设计等方面积累的偏好就越多,对该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就越忠诚。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即使进入该国市场的中国保险企业在各方面都比在位企业优势更加明显,消费者也不会选择一个一无所知的产品。因此,即使在位厂商没有采取阻止,这种消费偏好和不确定性也构成了新进入厂商的进入壁垒。因此,对于中国的保险企业来说,由于进入时间短,所以消费者不可能对它形成一定的偏好,中国保险企业想要获取或转移这种偏好所需的成本也可能越高,将必须付出较高的学习成本、雇员重新培训成本、产品的搜寻成本、消费者的心理成本等。
5、广告所形成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广告是一种有效的实现产品差异化手段。一般来说广告有两种效应:一是提供信息,二是劝说购买。对前者而言,广告通过借助一定的媒体宣传一个保险产品组合,推出新产品和新品牌;而后者主要是通过广告诱导消费者购买该企业或目标产品,并有效的将该产品和其他与之相替代的产品区别开来。因此,只要企业能够实施有效的广告策略,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产品的有效宣传,都可以使消费者对本企业的产品形成偏好并持久维持,从而使得自身更具有竞争力。广告的这种累积效应可能使消费者持续地对一种产品或品牌产生偏好和忠诚。这样,中国的保险企业想要获得同样的竞争力,就必须支出更多的广告费用。由于广告投资完全是一种沉淀成本,这更加重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成本负担。
三、提高中国保险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鼓励资产质量高、规模大、管理水平先进的大型保险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降低中国保险出口公司的成本,不断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鼓励有实力的大公司加快国际收购、兼并和重组步伐,扩大公司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
拓宽投资渠道,提高投资收益,防范投资风险。首先,应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结合中国保险业经营风险的特殊性,借鉴国外优秀的管理理念,遵循保险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原则,逐步放开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和范围,分散系统性风险。比如放宽现有投资品种的种类的限制、加大对国外国家重点基础建设和水、电、交通、通讯、能源等的投资、允许进行股权投资、适度允许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其次,应提高总体风险控制。如完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投资管理架构设置、投资决策管理系统设计、交易风险流程控制等重要内容。此外,还要健全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包括对投资领域、品种和工具的总体和个别风险预警,将全部投资活动纳入风险管控制度框架内,使公司经营更加审慎和稳健。
实行产品差异化战略,加快创新步伐。首先,应该对各个细分市场的规模、需求、竞争状况进行详细的了解,选择能够发挥资源优势、规模适宜且前景看好的细分市场,加快保险产品创新,确定产品合理组合的宽度、深度和关联度,优化产品结构,尽快设计一批品种多、质量高的条款,提高保险产品的科技含量。其次,更新服务理念,树立大服务意识,设立专职的服务机构,负责保险契约的保全,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查询,及时了解客户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研究、开发、设计、改善保险的服务工作,开拓客户的售前、售中、售后的附加延伸服务,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保险服务使每个客户都可能享受到方便、快捷、有效的服务,树立中资保险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此外,还可以逐步建立功能强大、技术先进的综合客户服务平台。
不断增强市场开拓和维护能力,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一方面通过市场开拓,选准市场定位,制定良好的营销组合策略,通过建立包括产品品牌的定位、品牌延伸、品牌革新、品牌广告和品牌公关等一系列组合策略,培养消费者对其品牌的忠诚和偏好,渗透并逐步占领市场,满足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服务过程中与客户深入沟通,预见性识别出客户的潜在需求,为企业的未来产品创新和战略发展确定方向选择合适的流通渠道,设立自己的营销公司,实行垂直一体化的销售模式,同时实行特许经营权等纵深等营销模式,增强中资保险企业市场维护能力。
增强团队学习和创新能力。通过不断学习,提高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实现资源向能力的转化,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同时应该加强适应国际保险业市场竞争的中资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员工的专业培训,全面提高员工的素质,缓解保险公司人才瓶颈的制约。
【摘要】当前中国的保险服务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这是当前中国保险业的竞争力较差、进入壁垒高和缺乏国际经验导致适应能力较差等因素导致的。在中国的保险业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求得生存和发展,是中国保险业发展必须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进入壁垒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品差别化垂直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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