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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金融政策范文1
自贸区给金融业带来什么
“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便是自贸试验区职能之一。根据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在自贸区，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或可设立外资银行；民营资本开银行的愿望或将得到更快满足，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可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
在这其中，最主要的创新则体现在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及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上。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可创造条件先行先试。
多位银行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不久之后，自贸区内符合条件的银行将突破牌照限制，开办离岸业务，从而推动建立全球人民币的创新、交易、定价、清算中心。
不过，总体方案出炉后，市场上也传出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认为从货币角度分析，自贸区关于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离岸业务等方面的改革很难实现，甚至可能导致货币体系混乱。
对此，银河期货首席宏观经济顾问付鹏等分析人士认为，在自贸区金融改革架构下，必须要实现资金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为使对内、对外资金在自贸区内互通有无，这两个决定价格的核心要素必须改革。
私募投资基金，尤其外资私募，对自贸区政策尤为称赞。法国欧瑞泽投资基金大中国总裁陈永岚兴奋地表示，这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起点，对外完全与国际接轨，对内是个新的“特区”，不同于深圳产业特区的“法律特区”。例如，上海自贸区将在全国率先探索外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即在试验区内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同时制订试验区内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目前‘负面清单’里含什么内容、单子有多长，还未公布。从国外的做法和经验看，一般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等重大国计民生的部门，才会放入‘负面清单’”。
差异化竞争才是关键
早在方案出炉之前，各大银行就已经开始了积极备战。9月27日方案当天，浦发银行已迫不及待地宣布率先取得了设立自贸区分行的资格。此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行、平安等银行也均提交了在自贸区开设分行的申请，不久也获批。
上海银行相关负责人王红漫说，他们已准备将外高桥支行升级为分行，并根据相关改革政策制订业务方向。
而相对来说，那些目前尚未在上海自贸区范围内设立分行的其他股份制银行，则因注定抢不到“头啖汤”而有些郁闷。
据悉，外资银行中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也已做好了进入自贸区的准备。有分析人士称，一旦部分外资金融机构率先入驻自贸区，将显著提升外资参股金融机构的价值。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拿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入场券之后，要想走在行业前列，金融机构还需要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创新平台找到业务突破点，谋求差异化竞争。？？
上海银行董事长范一飞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发展蓝图，但关键还是银行自身要有创新机制和优秀人才。？？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是所有投资者、金融机构都能共同平等竞争的平台，无论是外资的、国有的、民营的都能平等竞争，这才是它的活力所在。”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在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结构中，金融机构间会产生分化，比如国有大行可能会侧重于国际市场竞争，而股份制银行可能会更侧重一些专业性的特色服务，如财富管理等。“不可能大家做的业务都一样，开放的一个好处就是会有很多创新、很多产品、更多竞争。”？？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金融机构目前可以说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未来交易能力、交易量等业务情况如何，则要看机构自身的能力。“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分支机构意味着抢先获得先机，但这并不意味着竞争能力就提高了，还有待于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和改变，建立自贸区分支机构只是第一步。”？？
外商投资未全面放开
据了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涉及16个行业门类。其中，在金融领域中，外资的投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仍受限制。
在自贸区，对外商投资的部分领域仍未完全开放。比如，在金融业方面的规定是，限制投资银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货币经纪公司；限制投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限制投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投资融资租赁公司的外方总资产不低于500万美元。
上海一家权威券商研究员表示：“以金融业为例，这些因素的项目和资金流管控难度比较大，肯定要谨慎放开。”
事实上，自贸区在发展初期，金融政策仍然非常谨慎。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研究员指出，不光是对外商在金融业的投资限制，从整个方案的金融政策来看，也略低于市场预期。比如，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都强调了必须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创造条件”先行先试。
自贸区金融政策范文2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定位;发展
本文是浙江外国语学院2014年度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立项项目“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定位与发展研究”（编号：1）;指导老师：钱晨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13日
经济是国家命脉，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推向制高点，随之而来则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合作更显重要，自贸区建设问题显现。当前，大力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中国加入WTO后在扩大开放方面迈出的更重要一步。作为国内首个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自由贸易园区，上海自贸区是一块试金石，它的发展将直接影响未来自贸区规划，因此发展与定位成为探究上海自贸区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自贸区建设
（一）背景简述。自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迅猛增长的态势，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快速发展，但拨开现象究其本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对外贸易纷争显现，为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持与各国间的友好关系，新一轮改革迫在眉睫，焦点将聚集在我国自贸区建设上。
历经十来年的发展，我国自贸区建设已取得初步成就，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绝大部分是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签订贸易协定，且相对规则概念陈旧，难以跟上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大潮流，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2013年9月29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开张，成为国内首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东外滩保税区、东外滩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加速了国际间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进程。
（二）自贸区一年成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29日举行挂牌仪式，当天首批入驻自贸区的包括25家企业和11家金融机构，经过一年发展，上海自贸区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1、制度创新，提高贸易自由度。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固然发展，但社会矛盾加剧，外向型经济愈演愈烈，区内制度改革有望升级发展模式，提高市场效率。“负面清单”创新了中国境内投资管理模式，将行政重点从审批转移至监管，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检验检疫新制度开启行政许可特殊程序，放宽审批条件，降低准入门槛，进一步提升自贸区对外开放程度和贸易便利化水平，诸如医药类产业发展前景可观。
2、金融改革，推动市场国际化。上海金融地位是其主要特色，金融作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其改革备受关注。放开区内人民币管理制度，方便区内货币自由兑换与跨境投资是推进外汇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将人民币带向国际化。除制度创新外，金融服务行业成果显著，87家有金融牌照的机构和一批金融服务企业入驻区内，同时，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平台建设有序推进，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已批准成立。
（三）研究重点
1、以制度创新倒逼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有政治制度根深蒂固，转变政府职能并非易事。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助力，其中经济改革就是关键动力。其中，经济改革需要内外双重催化剂，外部靠经贸环境的倒逼，内部通过自贸区倒逼经济制度革新。
2、以金融地位区别其他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成立为天津、厦门等地带来曙光，未来规划中的其他自贸区建设规模都远超上海自贸区。与其他自贸区相比较，上海地位主要体现在金融上，以金融融资等业务彰显竞争优势。
二、上海自贸区预期定位
中国自由港、保税区等建设已有十多年历史，但上海自贸区是首个自由贸易区，此为一种本质上的创新。在缺乏经验却又急需改革的情况下，该大胆举措能否使中国经济实现健康稳步发展，将牵引至当下上海自贸区的定位问题研究。
上海自贸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是单个国家圈定其内某一地区供特殊国际经济交流的区域性经济特区，就如同大国内藏有一小国，充分体现经贸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理念差异决定固有思想无法用于新一轮自贸区建设，作为改革的试验田，避免用错误的思想定位上海自贸区。
（一）国内定位：试点改革经验，提升上海金融地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定位着力于中国发展，彰显中国特色。北京，中国之首都，一国之重地，上海自贸区前冠以“中国”二字，对后续建设的自贸区而言，其地位就如同北京之于中国，上海自贸区作为先行者承起标杆作用，以点到面的发展，改革经验尤为宝贵。首先，制度改革是主要内容，我国的经济金融体制对比国际市场经济机制仍有差距，以上海自贸区为试点，大力开展金融融资等业务，以自贸区定位提升上海金融地位，同时，在投资、贸易、金融方面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倒逼政府职能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其次，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也将超越传统自由贸易园区，改变传统的单一产品贸易流转模式，促进文化类、技术类等新型贸易流通，如民族文化交流，虽然上海地区没有对制造业的容纳力，但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合作和融合是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
（二）国际定位：国际金融中心，将人民币带向国际化。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国内外媒体评论其为前瞻性的工程。上海自贸区的更高定位必然面向国际，短期内帮助上海建成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跨国公司投资管理和资金运作中心，最终致力于发展成为与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2010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得以体现，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思路开始显现。上海自贸区在金融领域扩大开放意在与国际接轨，择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国家经济软实力。中国国际地位虽已强势不可撼动，但人民币并未在资本市场形成规模，仍然无法与美元、欧元和英镑等货币抗衡，望以上海自贸区扩大金融开放政策为契机，使人民币成为世界性货币。
上海的目标永远都是全世界，它的定位与突破决定本质上的区别。
三、上海自贸区对比科隆自贸区：四角度显两者差异，取经验促良性发展
上海自贸区作为东方新秀，仍需探究已成规模的世界知名自由贸易区，以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为例。科隆自贸区成立于1948年，位于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海口处，初建面积为49公顷，商品贸易以轻纺、服装、工艺、日用品和家电产品为主，年贸易额可达三百多亿美元，为拉美贸易的集散地、转口中心，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拉美国家与中国贸易往来日渐密切，巴拿马是中国在拉美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贸易伙伴，科隆自贸区作为贸易枢纽，值得与上海自贸易进行对比。从四个角度对比上海自贸区与科隆自贸区各自特点：
1、地理位置角度。两者都占据国家最佳优势，港口城市，为物流提供最大便利，但从巴拿马到拉美和加勒比各地区的交通运输网是任何地区都难以与其媲美的，科隆地理优势辐射大地域能更大限度地辅助其发展。
2、贸易角度。上海自贸区商品交易同样以服装等大宗商品为主，与科隆自贸区商品交易种类极大程度相似，其本质上的区别为上海以出口贸易为主，而科隆以过境贸易为主，两者间存在货物流通链。
3、政策角度。前者开放政策力度未及后者，免税收政策是科隆自贸区商业活动最大亮点，金融政策使投资者免于货币升贬值之忧，为保安全，上海自贸区各方面政策相对“严厉”。
4、功能角度。上海部分致力于金融改革，推进中国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而科隆部分则以服务拉美全地区为主，其主体功能定位为转口贸易。
自金融危机以来，科隆自贸区面临低谷期，经济低迷、商业模式单一、犯罪问题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此类传统自贸区的被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难以快速复苏，总结其弊端，上海自贸区可规避风险，良性发展。就未来发展而言，上海自贸区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发展潜力，形成规模将远超科隆自贸区。
四、上海自贸区未来发展路径
从计划到实施，上海自贸区建设实属不易，当前滞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敦促了自贸区发展脚步，未来发展路径将以国内经济局势为重，结合国际经验，打造中国经济新模式。
（一）安全环境建设。走私是困扰多数自贸区的重要难题，便利的进出口贸易环境不该为非法牟利铺路，上海自贸区内还需加强法律建设，保障安全，杜绝区内犯罪。现阶段，上海自贸区已吸引全球眼球，为保证绿色健康发展，营造区内安全氛围，需采取规范工作流程，定期检查，加强培养教育等措施。
（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有坚实的基础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大目标。近年内，区内需继续聚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不断完善金融制度，构造便利国际资本借贷、外汇交易等服务的大平台。
（三）国际交流。中国已建自贸区涉及的国家与地区相对落后，均为发展中或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较差，故中国贡献力远大于对方，这无法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上海自贸区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且上海经济本就繁荣，借此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合作，建筑沟通桥梁，汲取经验，利于建设，例如与韩国、新加坡等地建交，以减少诸国恐地位撼动之忧。
通过对上海自贸区进行横向与纵向综合分析，符合我国国情的自贸区建设有路可循。外界普遍认为，设立上海自贸区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中国在深圳设立特区，由此可见，上海自贸区地位无可取代，现有定位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辉煌无法复制，上海自贸区建设对中国经济影响自成一派。
主要参考文献：
[1]夏善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J].研究与探讨，2013.NO.7.
自贸区金融政策范文3
2013年9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延伸和对外流通的催化剂。推动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研究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与模式，对于上海自贸区构建稳定高效的金融服务功能枢纽、扩展中国金融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三类主要模式
第一类：“内外混合型”模式。又称内外混合或一体型离岸金融中心，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末，英法联合侵略埃及，致使英国赤字、英镑贬值，英格兰银行以7%利率予以阻止，伦敦各商业银行被迫提供海外美元贷款，以规避严格外汇管制，从而形成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除伦敦外，我国香港地区也是该类型的代表地，两地都具备高所得税和高监管级别、交易规模较大等特点，以伦敦为例，日均交易额4620 亿美元，远高于美国本土2360 亿美元。由于该类型的实施国及地区具备高度管理经营能力，其国内与离岸金融业务不分离，在业务申请程序及账户设置上无严格程序，可与在岸账户并行运作，从而保证了资金的流动无限制。
第二类：“内外分离型”模式。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因越战形成财贸赤字，当局加紧金融管制导致了大量美元外流欧洲，形成欧洲美元市场。主要代表有美国纽约、日本东京、新加坡等。该类离岸金融中心由于针对非居民交易提供税收优惠、取消境外资本税制、利率管制，但严格分立离、在岸账户及交易，居民、非居民存贷业务，严禁资金的离、在岸账户及境、内外市场流转。
第三类：“避税港型”或“巴哈马型”模式。源于上世纪7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逐渐向其它非欧地区扩散，基于“内外混合型”衍生出簿记型市场。主要有巴拿马、巴林、塞浦路斯、巴哈马等地，通过在不需纳税的城市虚设机构，而在母国开展实际业务，进行账簿层面的境、内外交易，以规避贸易壁垒与外汇管制。该类型离岸金融中心相对规模小，但数量多且相对集中，截至目前全球80%以上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设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为该岛贡献超过50%的GDP增长，但在适应性上受限于自身规模较小、税赋轻、具备特殊条件的岛国及中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对于所在地经济的持续增长贡献有限。
除此之外，还有以曼谷、雅加达等为代表的渗透型模式，主要基于分离型演化而成，总体上分立离、在岸账户，居民、非居民投融资，但适度开放离、在岸账户间资金投融资及存贷。根据上述分析，内外分离型能避免上海自贸区实施离岸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境外资本对境内资本市场的影响，但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国家或区域对于外资投资的吸引及运用；而内外混合型的离、在岸账户资金互动利用，可以推动运行区域的资金吸收运用高效实现，但其主要适用于境、内外、居民非居民存贷业务能高度融合管理的国家或地区，就上海自贸区现金阶段发展情况而言，不能简单套用，应结合“一线（国境线）彻底放开，二线（市场分界线）高效管住”建设原则，实施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即先严格分立离、在岸账户运行，以削减汇率波动引起离岸向在岸账户的影响传导，待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且监管手段成熟时，逐步转向混合型，推动大规模引资及国内企业海外投资。
二、 上海自贸区建立“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条件分析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高
截止2014年第二季度，上海自贸区吸引9000家以上企业入驻，进出口总值610.4亿元人民币，较上季度环比增幅2.41%，自贸区自2014年1月起，实施分片分拨、逐点进行、合拢通过“大通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对外贸易开放领域延伸至包含一般贸易、航运、保险、金融及相关服务共176个行业，自贸区获得境外贸易、金融投资增比11.7%和5.7%，获得技术贸易、服务贸易较2013年成立时获得增幅3.21%和7.43%。
（二）金融业务集中度高
上海自贸区自成立之初吸引25家企业和11家金融机构入驻，至2014年6月底，共计18家全球知名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落户上海自贸区；而2014年上半年，上海自贸区共完成离岸金融业务占全国比重为31.3%，涨幅11%。同时，入驻上海自贸区内金融机构从事离岸业务量占全国金融机构同期业务总和的71.3%，自贸区内贸易量及金融投资占东盟自贸区的11.7%、13.9%。总体上，上海自贸区获得较大规模的离岸金融业务增长与集中。
（三）投融资成熟、离岸金融初步发展
上海金融市场2013年全面交易总额639万亿元、直接融资合计3.96万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达9149亿元，同比涨幅分别为21％、1.8%，和86%；自贸区吸引外资实体1245家，累积注资73.03亿美元，其直接投资业务结算量1200多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98%；上海自贸区形成离岸金融业务占自贸区全部金融业务比重自2013年的17.1%升至2014年6月的19.4%，并自2014年1月起，在入区71%金融业务主体中推行拆借、贴现、外汇、证券及金融期货交易业务，并同时开放证券、保险等非银行机构自由贸易账户的分账核算业务市场，业务交易量递增67.3%。
（四） 政策配套全面
上海自贸区2013年针对促进一般贸易、金融债券及期货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便利措施分别达11和17条，较2012年增幅为4%和6.1%；同时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缩减55条“负面清单”措施，剔除14条针对外资离岸管制的措施，放宽19条管理措施，占2013全年措施优化量的17.4%。横向比较而言，上海自贸区不断优化区内利率市场化 、汇率自由汇兑措施，累积出台旨在分剥离岸、在岸业务的金融政策多达17条，占全国各级行政区划政策数的27.3%。针对离岸金融业务的开放，上海自贸区于2014年5月起，以自由贸易账户形式分离自贸区境、内外业务，便于境外机构在自贸区开展经常项目、投融资创新，以进一步优化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功能，为其吸引全球离岸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外部社会条件丰富
上海自贸区已获得包含大型输变电与发电机组、大型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工程及配件制造等重要装配实体产业，以及航运物流服务是服务外包业在内的全面配套产业入驻，累计完成配套项目2390.3亿元人民币，总产值累计增长39%。上海自贸区从2014年1月起，在上海证交所联通路透社终端、加入环球金融电讯协会（SWIFT）基础上，全面开放网络数据服务、境内外多方通讯技术、互联网虚拟专用网、在线数据交易处理等共计项业务，并允许55%以上通讯网络基建业务的境外持股比突破50%限制，有效支撑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且服务于上海自贸区金融人才供给量累积为15.7万人，金融、贸易复合型及经贸、商业服务复合型人才供给量分别为9.7万和7.8万，均超过全国对应人才供给量的50%；上海市还针对10万金融高端人才缺口，出台7项减税、税收返还及子女“学、医、户”综合社保优化等措施。
三、 上海自贸区“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分类别离岸金融参与主体的扩增
相比新加坡、香港等地，上海自贸区存在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主体相对不足、融资实质业务偏重于国内的缺陷，因而扩展适配内外分离混合型的参与主体规模对于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迫在眉睫。首先，放开黄金、外汇以及国债市场的离岸金融主体准入，在一般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开辟外资主体优先办理模式，豁免其营运税费负担，并形成境内外主体同等准入前国民待遇，放宽业务主体筛选，保持40-50家离岸金融机构，引导主体参与人民币经常项目、非居民外汇交易、股息和利息交易，并引入证券、全外资财务、信托投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保持区内100家左右离岸业务主体。其次，调高“混合”阶段利息、外汇项目盈利能力占比至10%左右，以优化主体利率市场化适应能力及离岸金融中心总体业务发展。最后，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分阶段管理，逐步推行区内直设离岸银行，扩展境、内外离岸金融主体平等权覆盖，有条件、分步骤开放单一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离岸分支银行及自贸区内中资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推进“混合”离、在岸业务的可控自由流动。
（二）实现分阶段风险调控与税收调节
上海自贸区要建立起适应其内外分离混合发展模式的动态风险调控机制，以应对离、在岸账户资金流动隔离的弱化，进而引致金融与宏观管理风险。首先，设定离岸主体与母银行间头寸抵补量不超过上一年限离岸总金融资产10%上限、2%-4%的上下浮动幅度，以控制业务“分离”并防范变相融通。其次，设立准备金以防范外汇汇兑、非居民存贷的在岸融资等基础风险，并按离岸金融主体30%生息资本比例、流动性资产对负债比底限25%，控制境内、外主体的离岸融资、人民币自由兑换衍生在岸居民存贷等业务的模式外“混合型”流动风险。再次，应继续减征企业所得税，确保离岸业务税收低于境内同类税负，自贸区内税负低于周边区域及国家离岸金融的平均水平，并对入驻自贸区离岸金融主体豁免利息税、营业税及印花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对1-2年业务主体返还补贴纯离岸金融业务营业税，鼓励引导离、在岸业务分离。最后，上海自贸区宜借助托宾税发挥离岸金融业务主体税负的风险防控转移效应，以完善其风险动态调控，根据现有国际金融离岸中心发展经验，应对自贸区离、在岸资金出现严重不匹配或遭遇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波动情形，提高短期流动资金收益征税比重，以约束离、在岸业务“混合”走向规范化。
（三）完善分步离岸业务融资导向
融资的运用走向决定离岸金融发展收效，因此对于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内外分离混合型的发展模式选择，要配以稳步合理的融资走向引导与管理。首先以严格分立、分离原则，控制账户资金占比、境内行业投资优惠控制融资“分离”，允许非居民间离岸账户交易，严禁离、在岸账户的本外币兑换，实现境外资金的内向单向流动。其次，利用资产证券化引导贸易、物流服务业务与主体资信剥离后的融资、溢价发行和资产偿债，以更稳定抗险结构实施“混合”融资。最后，以境内外金融机构的统一账户资金、离岸交易的储备金制度、业务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存款指标设限、资产负债及表外业务审核控制、人民币自由兑换风险评估等手段管控“混合型”的利率融资、外汇自由投资的融资走向，借助额度管理控制长远期离岸向在岸的资金渗透。
（四）落实分目标法律监管
自贸区金融政策范文4
以更进一步的开放来倒逼更进一步的改革是上海自贸区要承载的“国家任务”。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也最为艰难的就是法律的突破与政府的转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并不是简单指在某个城市划出一块土地建立起的类似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的实行特殊经贸政策的园区，而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者地区通过签订协定，在WTO最惠国待遇基础之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实现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可称为是中国的二次入世，WTO是中国对外开放迈出的前半步，当下的自贸区则迈出了后半步。
自贸区将推进哪些开放？
从宏观战略意义上来讲，上海自贸区是建立在三个宏观背景上：首先是外生动力：即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30年的新趋势。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新一轮贸易的自由化侧重于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并重。第二，在商品贸易层面，陈旧的WTO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将日益边缘化，而具有更高标准的新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更具立竿见影效果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其次是内生动力：这也是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国际需求疲弱及劳动力成本升高导致产业转移下，严重依赖出口的道路难以为继，货物贸易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走到一个拐点阶段，且国内市场经济效率仍较低，需在服务贸易领域开辟新的篇章。最后是倒逼机制，加快推动各方凝聚改革共识。
（一）中国入世所带动的开放领域
从新千年初中国入世所带来的开放领域来看，加入WTO后，中国全面兑现承诺，严格履行各行业开放时间表，金融、电信、农业、零售、家电和汽车等行业先后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至此从区域性的推进转变为全国性的开放，具体细节如下：
对外商品贸易领域的开放。中国入世的谈判结果是在2005年逐个且一个不留地把数量限制、进口许可证取消。承诺用三年的时间将现行的外贸审批制过渡到外贸登记制。比如，中国同意取消汽车和汽车零件进口的全部配额，同时美国在中国入世后也立即取消中国纺织品出口美国的配额限制。
批发业务开放。在2001年1月前，中国允许外资在合资企业占大多数股权，届时，取消地域或数量限制； 2002年1月以前，允许外资拥有控股权。允许在所有省会城市、重庆及宁波成立合资企业。2003年以前，取消企业股权及形式限制；
零售业务开放。在入世后，合资企业允许在5个经济特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郑州、武汉成立；在北京及上海，允许设立4家合资零售企业，在其他地方，可最多成立2家合资企业；北京的2家合资企业可在市内开设分店；在2003年1月前，取消所有地域、数量、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2万平方米以上的百货商店、分店在30家以上的连锁店，仍允许外资持有50%以下股权的合资企业经营。
旅游业开放。旅行社在入世3年内允许外资在合资旅行社中占有多数股权，6年内允许外国设立独资旅行社，并取消地域限制和对成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饭店业入世后，外资可以占有合资酒店的多数股权，4年内准入不再受限制，且可由外资独资。
银行业开放。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在加入WTO1年内，取消在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的限制；在加入WTO2年内，取消在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的限制；加入WTO3年内，取消在北京、珠海、厦门、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4年内，取消在西安、沈阳、宁波、汕头的限制，加入WTO5年内，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到时候可以遍地开花。第二，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在加入WTO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批发业务放开；在加入WTO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零售业务放开。
（二）自贸区可能成为对外开放的新突破口
虽然中国加入WTO 后开始认真履行开放承诺，但在一些领域保留了很多限制措施：如在商品贸易领域，对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还相当严重；在服务贸易领域更为突出，市场准入限制较为苛刻；在境内外投资的资本账户的管制上则更为严格。
上海自贸区如果要力图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标杆，这需要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有更深层次的开放，具体有如下三点：
一是贸易的便利化开放。提高出入境便利程度和物流效率是自贸区的基本功能。目前中国海关所实行的特殊监管区仍是“境内关内”政策，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则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放开一线（国境线），管住二线（与非自由贸易区的连接线），在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未来在自贸区内，将按照“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区内自由流动”的要求，改变现行的一线进境货物“先申报、后入区”的海关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先入区，再申报”，最大限度地提升一线进出境便利程度和物流效率。
此外，自贸区还将为拓展新型贸易业务提供便利，特别是在具有提升空间较大的服务贸易方面。比如在文化贸易方面，针对进口文化产品的拍卖业务，进入自贸区内可以不纳税，出去再完税，拍不出去还可以不完税。此外，还有商贸服务。预计在自贸区内将研究开展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跨境电子外汇支付试点，适应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和进口消费品快速增长的需要。
二是投资的自由化开放。投资的自由化旨在赋予上海自贸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大脑”功能。目前，中国能吸引大量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入住，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非常大。但就营商环境而言，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一线城市，离新加坡等亚太竞争对手仍然有相当的距离。地方政府应该摆脱以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的思维，改为提供高效透明的行政服务。现阶段过多的条条框框，不利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挥应有的功能。
中国服务业贸易在国内和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比重较小，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符。2012年服务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0.8%，较2011年增长0.5个百分点。全球横向比较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比还相对较小，不仅低于外贸环境类似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更是低于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占比均在20%左右，中国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从世界各地区服务贸易占比情况来看，欧盟27国占据了全球近40%的服务进出口份额，而美国更是以12.1%的份额居于首位，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只占到了5.6%。
从区域贸易角度来看，2012年，香港、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为中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中国与上述国家（地区）实现的服务进出口额超过3100亿美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二。
香港继续为大陆最大服务出口目的地、进口来源地和顺差来源地，大陆对香港服务进出口额达13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9.9%，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8.6%（较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大陆对香港出口871.2亿美元，自香港进口474.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8%和22%；实现服务贸易顺差396.9亿美元。）；中欧服务进出口总额达607.4亿美元，同比增长7.6%，占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12.9%，比上年略有缩减（其中，我对欧出口216亿美元，增长5.5%；自欧进口391.4亿美元，增长8.7%。中欧服务贸易逆差175.5亿美元，同比扩大20亿美元。）；中美双边服务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我对美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中美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1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2%，增幅回落11.8个百分点（其中，我对美出口122.8亿美元，同比增长8.4%；自美进口292.3亿美元，同比增长9.5%。中美服务贸易逆差规模继续扩大，由上年的153.7亿美元增至169.5亿美元，同比增长10.3%。）。
从服务业贸易进出口结构来看，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897亿美元，同比增长1.6倍。逆差主要集中于旅游、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领域，逆差额分别为519.5亿美元、469.5亿美元、172.7亿美元、167.1亿美元。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建筑服务实现较大数额顺差，顺差额分别为134.3亿美元、106.1亿美元和86.3亿美元。如果长期来看，从1997年到2012年，旅游行业由顺差转为逆差，运输服务业逆差扩大较为显著，而由逆差转为顺差的行业包括：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咨询服务，其他商业服务顺差有所扩大。
从服务出口结构来看，运输服务和旅游占比长期来看持续减少，2012年二者占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20.4%和26.3%，而建筑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服务的占比则在不断提升，到2012年，高附加值服务的占比已达到近三分之一，而1997年这一比例仅为5%。
从服务进口结构来看，传统服务所占比例仍然较高，2012年旅游服务进口占比环比回升5.8个百分点至36.4%，运输服务占比依然高于30%；而咨询、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在服务进口中的占比在上升，2012年分别达到了7.1%和6.3%。
概括起来，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足，出口能力偏弱，同时大量进口，常年处于逆差当中；二是服务贸易较为低端，出口多属于旅游服务、软件外包、金融支付服务等较为传统的领域，同时大量进口高端服务，如专业咨询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三是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多是和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服务，而国际竞争趋势是由生产包含服务转向生产与服务的分化（如IBM由制造转为智能化方案设计及软件开发），制约了中国服务出口的竞争力。
自贸区建立对未来服务业发展所带来的契机：目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方案拟定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的政策开放，并寻求管理、税收、法规等方面的创新，不仅是对货物贸易的支持，更是对服务贸易的促进，自贸区内企业将从原来的加工型为主拓宽到一般性企业、服务类企业的进入，同时兼顾了传统服务贸易领域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将对港口、物流、贸易、地产、金融等行业构成利好。
自贸区涉及三港三区28平方公里，将有效带动长三角地区出口加工、贸易、服务产业的发展，将对港口、物流行业形成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上海自贸区关于航运发展将延续此前国务院“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政策，即大力发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航运经纪、航运咨询、船舶技术等各类航运服务机构，拓展航运服务产业链，延伸发展现代物流等关联产业，不断完善航运服务功能。
其次，自贸区或将能够真正成为跨国企业的亚太总部。事实上，上海已经吸引着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过400家，但是这些总部绝大多数是行政性质的，缺少有实际价值的资金运作，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负面清单的管理，有意义的放权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投资自由度。
再次，自贸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起到“桥头堡”的作用。通过便利资本“走出去”等金融政策，鼓励企业将海外并购主体落户自贸区，预计自贸区将集聚一批服务跨国并购的金融机构和咨询服务机构，辅佐企业走出去。
此外，预计将吸引国人境外购物回自贸区消费。据统计，中国的旅游人口在境外消费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有数百亿美元的奢侈品消费，今后随着自贸区免税店的建立，将会吸引消费回流。
自贸区金融政策范文5
【关键词】金融政策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单独运用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调控方式，逐渐向同时使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过渡，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转向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而转变过程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现阶段要创造条件为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提供保障。
首先，要疏导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现在我国货币政策正在进入“双锚”时代。资金价格信号通常是由利率和汇率表现出来。利率是人民币对内的价格，汇率是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相对价格。单从利率角度来看，目前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但是我们的基准利率体系还并不完善，特别是还没有形成连续、光滑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反映出当前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还不通畅，导致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这些因素决定了目前还是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为主要调控手段。
目前，即便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也存在一些问题。过去通过外汇占款来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已经不灵了。过去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通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投放过多的基础货币回笼到中央银行账户上。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倾向，资本出现外流倾向，导致银行的外汇占款越来越少，这就客观要求采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保证实体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合理需求。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因此，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望保持6.5%―7.0%平稳运行的情况下，相应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也不能太低，从近期看保持在13%左右是必要的。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趋缓，M2增长也会保持同步下降。到2020年GDP增长速度为6.5%的时候，M2增长速度将会从13%缓慢下降到11%的水平，这依然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否则就有通货紧缩的压力。
其次，要着力降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实际融资成本主要是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5个月负增长了，而且从短期看，这一趋势恐怕还要延续，这就导致企业实际融资利率非常高。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是1.5%，11月份CPI同比上涨1.5%，实际存款利率接近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是4.75%，实际贷款利率已经超过了10%。如此高的融资成本是很多产业资本回报率难以覆盖的。现在很多社会资本对投资保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这背后的深刻原因就在于实际融资利率太高了。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的实际融资利率是目前监管部门面临的挑战之一。
第三，加大对新兴产业的培育支持力度。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应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同时，也要对小微企业、“双创”活动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符合未来产业调整方向的新兴产业发展，比如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业和消费业）的发展加大支持力度，还要对新兴消费热点给予一定的支持，比如文化消费、信息消费、健康养老消费、旅游消费、体育消费等，创造新的供给，引导新的需求形成。这些方面都需要金融的支持。
第四，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完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首先，银行信贷资金要保持14%-15%的增长。其次，直接融资比重要增加。这里涉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比如A股市场的新股注册制改革要加快推进；新三板改革创新也要及时推出；要增加融资品种，扩大资产证券化试点，完善沪港通，推出深港通，积极探索资本账户对外开放、自贸区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等。在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方面，要适当扩大债券市场和外汇参与主体的范围。目前已经吸引了境外中央银行参与，下一步可以考虑吸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包括有实力、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等。
第五，综合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其灵活性、前瞻性、针对性要充分体现出来，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综合考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流动性，要保持流动性的相对稳定和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整体降低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
第六，促进资本账户的稳步开放，扩大本币直接结算。随着自贸区（FTA）战略的扩大实施，主要伙伴可以推行本币结算，形成通畅的人民币回流机制，把香港打造成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枢纽。香港在离岸市场方面有特殊地位，占到海外离岸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要充分发挥好香港在离岸市场中的作用。同时，扩大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的网络覆盖面和金融机构的海外网点。
自贸区金融政策范文6
【关键词】自贸区 利率市场化 银行业
一、上海自贸区成立的背景和意义
在设立上海自贸区这个概念提出的伊始，很多人就猜测这绝非单纯的设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用于改革、创新、促进贸易发展等等，细究上海自贸区设立的背景，我们能够发现，改革的动因很大程度来自于为了适应国际大环境的变化。
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发起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边服务业协议）三大多边贸易谈判，三大经济体试图通过形成新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目前的WTO规则，这些举动的背后可以看作是为了打压正崛起的中国。
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缩写，全称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国发起，为了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而自2002年起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9月，美国决定参与其谈判，并自此全方位主导了TPP谈判。
而TTIP则在20136月，由美国与欧盟正式启动名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即TTIP）的谈判。
根据2012年度世界银行网站数据，美国、欧盟、日本GDP总和约占全球GDP总额的一半，如果美欧日能够设立新的游戏规则，则会使得诸边服务业协议（即PSA）成为全球各国的准入标准和未来发展趋势。
而这些将我国排除在外的谈判和协议将会共同抑制我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很有可能再次将我国赶至国际贸易体系的边缘。为积极应对可能的不利局面，上海自贸区应运而生，虽然在目前看来，政策上尚未完全明朗化，但上海自贸区将尝试接轨国际的新制度规则，为未来我国在国际经贸舞台上保留重要席位打下扎实基础。
此次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着重在四个方面浓墨重彩：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行政精简化，其中金融国际化目标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率由市场决定。
二、美日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发展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经济滞胀危机背景下，美国政府数次出台金融政策放松利率管制以实现金融市场化。到了80年代，美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后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提升迅速，到今日今时更是已经取代传统存贷利差成为银行业最大的收入来源。
当时在实施利率市场化前，美国银行业为规避利率管制，通过挖掘法律漏洞，不断研发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导致了很大风险，逼得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彼时，改革是以放开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为突破口的，并且一改就是16年，从1970年到1986年，持续了16年时间。利率市场化对美国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它不仅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也导致了美国商业银行寻求业务结构调整，从传统的信贷利差转向追求创新的符合政策要求的非利息业务的占比，数据显示，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79年的81.75%下降到2000年的56.89%，而非利息收入占比逐步上升，从1979年的18.25%上升到2000年的43.11%。
相同时间段，日本也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其始于1977年，从国债利率开始，同样花了17年之久才完成。日本放开利率管制首先是通过放开国债的交易和发行利率，再实现银行间市场利率自由化，最后再将利率自由化化整为零，通过降低交易品种的入门门槛，是利率自由化从大额交易转入小额交易。当然，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日本利率市场化整体进程看，有利之处在于利率自由化后使得利率上下弹性增加，改变了当时“借款过多、超额贷款”等局面，推动了金融全面自由化，但同时，利率放开后，宏观经济受到一定冲击，银行经营风险增大，助长了“泡沫经济”蔓延。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演变过程
很长时间，我国一直是利率管制的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缓慢而谨慎的。
以下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几个重要的时点：1996年6月1日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2000.9.21：实行外汇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确定。2004.10.29：放开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2007.1：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开始正式投入运行。
最近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措施是2012年6月至年末，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放开存贷款利率，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而同时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后又调至0.7倍。这一举措显示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决心，亦可以被看作是为设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全面利率市场化试点改革做铺垫。
在最新出炉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中央行明确指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谨慎周全考虑，逐步循序实行，上海自贸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小样本平台，如能成功实施，将为进一步推广到全国积累重要经验。
四、利率市场化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能够通过稳定的存贷利差获得较高利润。而一旦这种利率管制放开，稳定的存贷利差结构被打破，银行间存款与贷款的竞争会加剧，存贷利率差将进一步缩小，导致利润也会因此而下降，这对以存贷利差收入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商业银行来说绝对是非常致命的打击。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经营模式仍然是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核心，因此利息收入仍然是利润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虽然近年来一直提倡银行要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助力，但是现状仍是十分依赖大中型公司客户，尤其是大型国有集团公司体系内客户，这也导致了现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结构和信贷投向严重同质化。
而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同时取消贷款利率下浮的限制，这二者的价格将都由银行和客户双方协商决定。拥有话语权的客户，或者说，受银行认可、积极争揽的客户能够获得较高的存款利率和较低的贷款利率，这类客户压缩了银行的存贷利差，成为影响银行利润的主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一家银行为了在激烈竞争中争揽客户，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其付出的存款成本会升高，获得的贷款收益会降低，自然影响了其利润水平。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近些年逐步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已在寻求结构转型，除了存贷传统业务外，积极拓展中间业务等，例如基金代销、信用卡等其他利润业务，同时进行产品创新，例如增加结构性产品。这些可以被看作利率市场化的必然产物，在放开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想要生存发展并壮大就再也不能依赖单一的存贷利差收入，必须调整经营结构，但这个过程也是不能冒进，必须谨慎、循序渐进的。
自贸区利率市场化改革先行，是对我国银行业大考前的模拟测试，未来将直接影响存贷款息差，从而改变银行业整体利润率水平，或许未来商业银行不会再像现在一样稳居利润收入前列，也可能不再会有动辄超过两千亿元的年度利润收入，尤其是上市银行，其净资产收益率应会下降到较为合理的范围。
参考文献
[1]张健华等.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机械工业出版社.
[2]刘义圣.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