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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政策范文1
关键词：评级；三大评级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稳定
现代金融研究表明，当一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时，容易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评级上调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则不明显。长期以来，我国信用评级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已经影响到国家及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之一的声誉和中国企业在国外发行债券的能力。为此，我们在努力加强自身经济建设及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以外，必须在国际评级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抗不良评级的影响。
一、评级机构与中国信用评级
（一）三大评级机构及其评级体系
目前国际上主要的评级机构有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机构，这三大机构基本上垄断了国际评级市场，成为评级的权威性机构，任何国家和机构要想在国际市场融资都必须得到这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这三家评级机构各有侧重，标普侧重于企业评级方面，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而惠誉则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评级。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大同小异，但都是单独用字母或配合数字来表示信用等级，并以评级展望及评级观察名单作为评级结果的重要补充。穆迪的长期信用等级表示法从AAA一直到C共21级，从高到低分别为AAA、Aa1、Aa2、Aa3、A1、A2、A3、Baa1、Baa2、Baa3、Ba1、Ba2、Ba3、B1、B2、B3、Caa1、Caa2、Caa3、Ca和C级，短期信用评级则为P-1、P-2、P-3和未分级。标普和惠誉整体与之类似，大部分只是符号上的差别，且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彼此间会有一定的参考。总体上说，这些分级一般都分为两个大的级别，即投资级别和投机级别，前者表明该国信用等级高，债务无风险，后者表示风险较大，债务偿付可能得不到保证。
（二）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历年信用评级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信用评级的调整随着时间趋向负面，从最高级慢慢调整到第四高。这当然是不能客观反映中国经济实际发展水平，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这么多年来持续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评级却长期低于欧洲小国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由此看出三大评级公司对中国评级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在最新的一次调级中，穆迪和标普都将中国的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金融以及信用风险正逐步上升，改革存在不确定性，外汇储备下降、财政状况一定程度上正在减弱，未来需要承担一些地方政府、政策性银行和国有企业债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惠誉是唯一一家对于中国评级展望维持在稳定的评级机构，惠誉表示高度相信中国拥有行政及金融资源，中国有意愿而且有办法避免经济增长在未来两年内发生“破坏性的放缓”以及避免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大幅贬值。
二、信用评级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以中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变化作为债券市场变动指标；以上证指数变动作为证券市场变动指标；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作为外汇市场变动指标。将所有数据汇集整理成图表形式，直观展示历次评级调整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
评级机构对于大部分国家都有进行评级，虽然评级对不同国家的评级的差异争议性很大，但是在现有的评级市场机构下许多国家的监管者与投资者对于外部评级早就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性，所以大部分国家依然对于评级给予一定的重视。同时评级机构采取的评级措施即使有很大的争议性，但是仍会强化市场的风险预期，导致市场的各种投资组合的大幅度调整和收益率的明显变动，例如评级机构对于一个国家的评级展望下调为负面，会导致一些国家政府的发债成本增长而导致公共债务不可持续，在债务危机中很难解救出来，从而会造成信用危机，对国家的经济及金融市场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选取了近三年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宣布对中国信用评级的下调后，中国中短期债券6周内的变动情况来反应评级下调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宣布下调后，中国债券市场除了2014年发生了一定的波动以外其余年份整体表示平稳，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中国信用级别始终保持在投资级别区间，即便发生调整，级别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历史经验表明，信用级别处于投资级别区间内的调整对一国经济的系统性冲击并不显著。二是我国国债投资人主要是国内投资者且多是银行、保险公司等国有企业，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及政策性指导的影响较大，对境外评级机构级别调整并不敏感。三是研究表明，对投资者而言，具体某只债券评级的下调对发行成本上升的影响要大于主体评级调整时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对信用评级的调整并不意味着该国所有债券的评级都会被下调，特别是对本身评级就不高的债券来说。
（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信用评级对于一个国家的评级调整会展示给市场参与者一个关于国家目前市场的积极或消极的信号，即是该国家未来的经济健康状况，政府可以根据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展望采取一些直接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政策行为。同时评级调整会促使投资者重整证券投资组合，这样对于股票价格或多或少的产生了影响。本文选取了近三年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宣布对中国信用评级的下调后，中国上证综合指数6周内的变动情况来反应评级下调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股票市场发生了大幅波动，这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参与者对评级调整的反应较为激烈，这与债券市场形成明显的差别，主要原因是由于债券市场多是机构投资者，而证券市场由于股民较多，并且股民对评级理解不充分，容易产生恐慌情绪，进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三）对中国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国际经验及历史数据来看，信用评级的调整对一国的外汇市场影响最为直接，因为一国的汇率直接反映了投资者对该国经济的信心。我们选取了近三年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宣布对中国信用评级的下调后，人民币兑美元在6周内的变动情况来反应评级下调对中国外汇市场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信用评级的调整对中国外汇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以2016年的影响最为显著。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不利于人民币作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也从侧面说明了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综上，当我国信用评级遭下调时，债券、证券以及外汇市场都会产生影响，但由于各个市场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不同，对不同市场造成的波动情况也并不一致。就我国来说，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要比债券市场的反应剧烈，并且由于市场预期和信息消化能力的合力作用，各市场恢复“平静”所用时间也不尽相同，即市场存在着对评级变化的不对称反应。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信用评级是美式思维下的双重标准，其评级内容并不能很客观的反映中国的实际状况。我国的经济目前虽然面临很多问题，各项经济数据也不够理想，但是长期发展前景是好的，政府债务和赤字的扩大也是对正在进行改革的让利，未来会由经济发展的红利进行补偿。为了更好增强我国对抗不良评级的能力，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提高综合国力，努力发展本国经济。虽然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常常有失公允，但是他们的考察对象归根结底还是一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我们只有增强创新能力，发展好本国的经济，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才能使得任何评级机构对我国的评级不敢随意调整，这才是消除恶意评级一切不良影响的根本出路。2、寻求国际合作，建立自己的评级体系。我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评级体系，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的评级行业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目前国内知名的评级机构有中诚信、大公国际、联合资信、新世纪等，他们占据了国内评级市场的90%以上的份额。但是我国评级市场的制度还很不完善，约束了评级对于信用市场的作用,比如信用评级比较集中,变化也不频繁,评级机构的公信力还有待提高。主要原因是由发行人付费模式而导致的评级双方的利益关联，这就无法保证真正的独立公正。评级公司在利益驱使下，声誉资本和外部监管可能难以约束评级公司的行为。学习国际上先进的评级系统和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评级系统才是抵抗不良评级的重要途径。2012年10月，大公国际评级公司开始建设世界评级联盟，集合小型评级机构的力量同三巨头争夺评级话语权就是对这一目标的有益尝试。3、注重舆论引导，消除市场的过分担忧。现代金融市场因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递有了质的提升，一些意外的事件在短时间内就能传遍全球引起市场波动。一些媒体不负责任地以讹传讹也是造成不良信息被极度放大的重要原因，信息的快速传递性是柄双刃剑，既能引起市场波动，也能使官方机构的权威信息能快速传递给投资者及时平抑市场波动，所以加强舆论的正确引导是防范不良评级的重要途径。4、增强信息透明，获得客观的国际评价。我国要加大开放力度，积极融入全球化金融市场，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发展及经济实力，同时要公正客观地披露相关的经济数据，让分析师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这样才能更自信地面对国际评级机构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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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政策范文2
离岸金融市场对金融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现今有关资本项目管制规定以及人民币尚不能进行自由兑换业务的环境背景之下，如果能够切实建立和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那么对我国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政策建议
1.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早在2003年的时候我国政府就开始进行人民币业务的海外拓张活动，在近些年的逐渐发展和深化中也陆续颁布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进一步对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更好的前进给予强有力的推动，从而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工作的开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2009年末具体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只有36亿元人民币，在2011年末迅速提升到5028亿元人民币，提高了有138.5倍。在2011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9万亿元，同比增长3.1倍。在2011年末在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方面银行累计办理201.4亿元人民币，外商进行直接投资人民币的结算具体金额为907.1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从2014年的6月份的5681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5年12月份的7981亿元人民币。
在目前我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有着相对迅猛的健康发展趋势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必须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不足进行面对和解决。据调查，在货物贸易进口以及出口结算两个重要节点上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分布存在严重失衡的情况，在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与2011年的第一个季度人民币货物贸易出口结算额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8.4%、9.1%、8.9%以及5.5%，而货物贸易进口人民币结算额的实际份额分别是82.5%、79.5%、79.6%以及79.1%。人民币货物贸易出口结算额与人民币货物贸易进口结算额之间存在一定不协调的首要因素还是要归结与在人民币升值的预估上面，境外贸易企业基本抱有强烈乐观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一般不会去选择支付人民币反而是更愿意选择接受人民币，另外由于中国大部分企业在贸易往来中往往是处在定价权的弱势一方，在进行贸易结算币种的选择上通常是身不由己。
2.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2.1积极在海外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
在2011年的1月份，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顺利地在美国正式举行了人民币业务开展的活动，在此条件下能够让个人以及公司客户进行人民币的相关买卖交易，成功推动了人民币离岸业务朝海外积极有效扩张的前进脚步。在2011年的4月份，新加坡以及伦敦都积极表态要尽快建立起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新加坡一直都是中国和东盟进行贸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集散地，如果人民币可以顺利在新加坡进行各种交易的流程，这毫无疑问能够对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长远来看，香港、新加坡以及伦敦之间更像是一种相对良性有益的竞争状态。我们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使人民币在最广阔的市场上能够得到成功的流通使用，如中国可以和英国以及新加坡在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中心的问题上合作的话，那么无疑会对中国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中起到一个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2.2完善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
香港地区作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先锋军，加快人民币金融产品的研发尤其重要。这就要求政府出面来做大离岸人民币资产池，通过增强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来拓宽其应用渠道。而这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继续不断地提高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份额以及实际发行的规模，尽可能地发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努力推广人民币相关的债券产品，同时积极开拓以及深化二级金融市场，切实为金融产品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价在最大程度上提供靠谱有效的根据；除此之外应该使那些拥有人民币的客户除了进行定期存款的方式以外有更多感兴趣的投资产品以及途径，真正对人民币有关的直接融资产品进行强有力的推广和宣传，切实脚踏实地对人民币IPO、RQFII的深入起到一个有力的主推作用，真正开发出各种类型、各种功能的保险业务以及理财产品。
2.3有序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因为在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环境背景下不能够进行兑换的环节，所以在某些环节上确实会对离岸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甚至是人民币进行国际化的进程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资本账户得到自由化以及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建设这两大因素是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核心两大支柱。目前我国对资本账户进行不断开放的工作条件在整体上已经相对完备和成熟，假设一定要等到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全部具备并且完全成熟之后再正式对外不断开放资本账户，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会因此而耽误相当难得的战略机遇阶段。因此我国在对资本账户进行不断开放的过程当中不单单要时刻坚持审慎严谨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时刻保持积极推进的工作态度并且应该按照我国实际经济运行出现的情况不停地调整和完善相关的监管政策和体制，把对资本账户进行不断开放的宏观经济效应和国内具体的经济运行状况科学有机的结合起来，真正保证能够持续动态地不断推进资本项目能够进行兑换的进程。
2.4有效规避人民币离岸市场风险，完善相关离岸业务法规
在不断发展和优化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时期我们也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在这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形成或者产生的相关风险问题。当前我国整体的资本项目现状是没有对外全部开放的，而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以及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不断推进毫无疑问表明我国要进一步切实提高对资本项目进行不断开放进程的速度，在西方国家普遍执行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之下，我国非常有可能会面临相当大数额的资本流入的风险。所以我国一定要尽可能地提高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优化和改革的速度，切实完善有关的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法律法规，通过借鉴相关发达国家的建设以及发展经验来更好地规避其中的风险会形成的消极影响以及严重后果。
参考文献：
金融市场政策范文3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2)06-0045-03
政策性金融对一国经济发展究竟是否是必需的?作 为其载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否是必需的?如何评价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在市场经济环境 中政策性金融及其机构如何存续?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重新认识政策性金融这一范畴。
一、政策性金融的现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政策性金融是伴随着政府为主体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理论界对其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的解释，实质上是以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如果说商业性 金融是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在金融领域中的体现，那么政策性金融就体现着政府对金融资源的 配置。二者在性质、职能、目标、运行机制、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等方面各有特色。简言之 ， 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机制的某种"缺陷"、"失灵"或"缺失"的产物，虽为市场机制的辅助 但举足轻重，不可取代，并通过弥补商业性金融功能的不足，共同健全、完善和优化一国金 融资源配置调节体系，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均衡和稳定发展。基于此，政策性金融 往往被当做是宏观与微观、"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巧妙结合。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的论争直到今天仍未有最后的定论，但是在政 府干预方面，双方的分歧已经大大缩小，其焦点已不再主要是政府干预应不应该有或有无必 要 ，而是集中于政府干预的范围、方式和有效性方面，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性已经得到了双方的 基本认可，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完全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和完全由"看得见的手"调 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两者有机结合，共同调节资源配置，兼顾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 理性，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一背景之下，直接涉及政府干预的政策性金融 的必要性问题基本无可争议。然而，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实践来看，政 策性金融的状况都不令人乐观。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普遍存在着一种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政策性业务的规模大大减少，其中直接进行融资的比重也越来越小。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 已基本转为商业银行，就连政策性金融比较发达的日本也已有两三家政策性银行变成了商业 性长期信用银行。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金融虽然比例较高，但存在着规模过度膨 胀、效率低下、经营困难等问题。在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明显存在着商业性金 融 政策化的倾向，政策性金融已超越了作为"商业性金融的补充"这一作用范围。其结果使得 资金运用效率低下，不良资产日益累积，并进一步加大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1995年 世界银行在对全球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评估后认为，其中的80%是失败的。
反观我国，尽管三大政策性银行自1994年成立以来，其资产和投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同时潜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这既包括先天性的政策性风险 ，也有后天性的经营管理风险(王兰军，张合金，2001)。而且，由于其定位不准、性质不明 确，实际部门在经营过程中对许多问题(诸如"保本微利"原则的可操作性、经营手段的市 场化等)至今存在较大争议，由此导致三大政策性银行在经营管理上各自为政，经营目标有 很大的盲目性。
上述这些情况不禁容易使人产生疑问：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深化和趋 同，政策性金融是否最终将被商业性金融所取代?政策性金融对一国经济发展究竟有多大作 用?
应该看到，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国经济要取得发 展，既离不开商业性金融的推动，也离不开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 素其重要性在不断增强，目前已经达到足以影响甚至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王文谦 ，1999)。但是，一国政策性金融的规模和比例的大小与社会经济体制以及市场经济发达程 度有很大关系。而且，政策性金融有效作用的空间是有限的，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并不必然保 证经济的发展(后文专门论述政策金融的有效性问题)。进一步讲，政策性金融如果不能很好 地把握与商业性金融的关系的话，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机制 的不断完善，商业性金融的效率及增长率必然会不断提高，政策性金融在整个金融活动中所 占的比重将趋于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性金融在绝对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缩小；而且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比率在现实中会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也就是政策性 金融仍在金融活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只不过这个均衡比例即使在将来也会随条件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
二、如何看待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变迁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普遍产生和发展是在二战以后。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金融的 一体化，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各个国家纷纷改革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和金 融市场)，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受到很大冲击，并发生了深刻变化。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被兼 并，有的因经营无力或难以为继而关闭，有的则转化为商业性金融机构。还有一些政策性金 融机构虽然保留下来，但进行了相应的业务调整或重组。此番变迁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与运营，去探索在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如何 存续和发展。
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是政策性金融活动的载体，是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具体 实施者。按照近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理论界较为流行的"功能观点"(Functional Perspe ctive)的解释，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变化很微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同金融机构的构成 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金融机构的形式和内容的易变性表现在以下3点：(1)很容易随着时 间的推 移发生改变，即使金融机构名称相同，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职能也可能发生很大改变；(2)不 同地域、法律和政策安排、人文传统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定、职能定位可能会出现 偏差；(3)对金融的基本功能而言，执行某项功能的载体有许多，而同一机构也可能执行不 同的金融功能。以我国为例，1994年以前，我国虽无政策性金融机构，但政策性金融活动却 长期存在，政策金融的功能主要由4家专业银行承担。随着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要求建 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环境需求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金融体制和投 融资体制，要求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相分离，于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但在经营 初期，受业务规模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业务上实行普遍的制 ，实际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仍部分承担着政策金融的功能。直至今天为止，一些具有一定政策 性金融特征的消费信用活动(如住房贷款、助学贷款)仍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着。
如果从功能角度来看，一国金融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金融体系更好地履行其功能，改进 制度绩效，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就不应该将现存的机构和组织结构作为既定的、固化的前提 ，而应该让市场机制自主决定金融机构如何履行金融功能问题。政策当局不能人为划定某类 金融机构的功能，限定来自其他机构和市场的竞争，因为这样做最终会因过度保护而导致无 效率。从经营层面看，某种金融经营活动往往是几种金融功能的组合体，随着市场环境的变 化，某类金融业务出现功能性分化或重新组合都是十分合理和正常的现象。以此为出发点， 要想使金融体系更有效率地执行政策金融基本功能，我们应该致力于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公 共政策，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机构的设立和撤并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供给应自然顺应市场对 它的需求，并同时兼顾机构设立(或撤并)的成本与效益。
三、如何看待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
检验一种制度是否有效，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种制度能否给组织带来适应效率，即能否 用制度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或者衡量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可以从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入手，即通过政策性融资提高企业资金利用的可能性 和政策金融的低利性带来的补效果，以及政策性金融对商业金融产生的诱导效果(瞿强 ，2000)。
由于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政策金融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政策金融总是与其他因 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因此单独分析政策性金融的作用相当困难。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尤其是近些年，日本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思路。首先，在考察政策金融的直接作用时，通过利用不同产业的市场实际利率与政策金 融贷款利率的利差，去乘以政策金融贷款的平均余额，可以得到政策金融贷款所带来的利 息减轻额，由此来衡量政策金融的低利性所带来的补效果；或者通过计算各产业设备 资金中政策资金的占比，考察财政投融资对各产业设备规模的影响，以此分析政策性金融提 高企业资金利用的可能性(小椋・吉野，1985)。但从数据显示结果看，在日本经济高增长时 期，政策性金融重点分配于难以筹措长期资金的夕阳产业，难以得出对成长前景较好的产业 也积极参与的结论。也就是说，财政投融资对产业政策相关领域的投资比重并不很大。从企 业层面所得到的数据检验结果来看，政策性金融对企业设备投资的重要功能的确是不可否认 的 。其次，在考察政策性金融的间接效果，亦即政策性金融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诱导作用时，可 以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进行分析。由于在贷款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金融机构通过贷款 审查活动所生产出来的有关企业的各种信息，从市场整体来看，存在着过小化倾向。在这种 情况下，不以利润最大化为行动原则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介入金融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就可 以缓解整个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所谓政策性金融的诱导效应，就 是 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发挥作用的。但是来自产业层面的数据检验结果很难证实政策性金融对在 市场上起主导作用的商业金融的资金供给行为起到有效控制的作用。
为什么基于理论分析所产生的对于政策性金融的期望在统计数据面前会被打了如此大的折扣 呢?我们是否能够仅由此就可以推断政策金融的命运呢?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理 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在现实经济中，政策性金融机构代替民间金 融机构收集信息实际上比较困难；具体实施政策金融目标的诱因难以从组织上予以保证；金 融基础设施(法律体系、会计制度、交易组织、监管结构等)和公共政策不健全。这些问题不 仅需要进行规范分析，也要进行实证分析；不仅要从金融的视角分析，也要从财政、产业发 展等多视角进行分析。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政策性金融有效性问题的探讨只是近 几年才开始，主要以日本为代表，我国致力于此领域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而且仅限于定性的 、规 范的分析。对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的定量的分析，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方 向之一。尽管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不太完备 ；尽管商业性金融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在政策性金融的研究领域 中裹足不前，因为政策性金融风险的积聚并不单纯会导致个别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的恶化， 还有可能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引起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从而严重影响经济 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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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based Finance in Market Economy
ZHAO Zi-jia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Beijing 100081,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worldwide market economy being strengthened wi dely and deeply , policy-based finance and its institute are confronted with more and more shock s and ordeals. There is a great conflict between the theoretic necessity and pra ctical experience of policy-based finance,but the relative research is not enou g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focuses of ou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policy-based finance empirically,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ole of policy-based fin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ill help to avoid risks of po licy-based finance to undermine state macro-economy.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policy-based finance; policy-based finan cial institute; efficiency
金融市场政策范文4
关键词：农村金融 信贷市场 市场失灵 政策
1.农村金融信贷市场需求综述
我国拥有9亿农民，农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0%，根据2009年的农业信贷分析来看，贷款的总额达到了14204.8亿元，占我国的总贷款额的3.8%；农业存款的总额是7514亿元，占到了存款总额的2.1%。我国的城乡金融信贷市场在结构和数量、规模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很自然对于金融信贷的服务理念和金融产品的需求方面的差异也是相当巨大的。农村的信贷需求小并且需求量不足，借贷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消费和生产为主的；在农村中由于受到经济条件和传统思想的制约，金融服务理念比较淡薄、理财的观念比较落后，只有很少的用户只是偶尔向金融机构借贷，所以在农村中的有效的需求不足。
以下是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存贷比变动表：
但是随着我国近几年来不断的推出惠农政策，农村的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且我国政府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有很多的成功企业家，纷纷都回自己的家乡投资，促进家乡的发展。为了彻底的缩小城乡的生活水平，帮助农民过上小康的生活，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启动资金，加大农村的信贷投入是及其有必要的，不仅仅是新农村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
2.我国农村金融信贷市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农村人口占据着我国的半壁江山，由于受到经济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制约以及金融机构的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的影响，我国的农村金融信贷市场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了实现我国农村金融信贷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要对阻碍农村金融信贷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2.1农村金融的覆盖率比较低
在农村的金融市场中，借贷的主要方式是以关系型的借贷为主，契约性的借贷为辅助，经过对我国农村中金融市场的调查发现，在农村中农民在遇到困难或是需要资金进行自身的发展建设以及其他的投资时，其中有65.8%的农民会向自己的亲朋还有借钱，而选择向正规的银行或是其他的信贷金融机构借款的只占到了20.14%，其他的则选择了向非正规的金融机构借贷。在九十年代里，农业发展银行占农村信贷的18.9%；中国农业银行占3.6%；农村信用社占30.6%；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存款23850亿元，贷款余额17191.4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10.110%，其中农业贷款占到84.1%；2004年底，农村信贷款余额19237.84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10.85%，其中农业贷款占56.79%；农业银行占13.96%；农业发展银行占到4.05%。
2005年末，全国的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是32573亿元，贷款余额是22354亿元，其中农业贷款10071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46%，而同时期的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比例的87%。综上所述，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信贷供给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村信用社在农村中的覆盖率很低，农民通过农村信用社贷款的很少。
2.2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供给能力不足
在农村的金融服务的主体是以农户为主的农村信用社或是少之又少的中国农业银行，尽管国家把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了我国专供农民借贷的专业银行，但是就目前的在农村的分布来看，比较少，而且信贷的供给能力以及后备资金的储存存在严重的不足，无法满足农民对于资金的需求。而作为农村信用社或是中国农业银行在向农民借贷问题的推广上做的不到位。所以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
由于我国的农民可支配的收入较低，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增幅缓慢，以下图表可以看出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城镇与农村的储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农村信贷市场呈现二元结构并且发展滞后。
2.3信贷的风险控制体系有待建立和完善
“贷款难，难贷款”问题的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农村信贷供给制度和需求制度的错位。 关于农村的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问题，在农村的金融制度由于开发较晚，建立的时间也比较短，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国农村的金融制度和城市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信贷工作中承担的金融风险较高，创新能力不足，通过对我国的某一个农村的信贷金融的情况的调查发现，在农民借款之后，有56.1%的农户认为还款没有制度的监督，早晚无所谓，什么时候有了就什么时候还；有31.41%的农户认为对于自己的贷款，在将来的还款问题上没有压力；而有很少的用户不会按时还款，没有一个合理、科学、成熟的制度对农户的行为进行约束，所以我国大型的银行，如建设银行、商业银行等纷纷的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所以这就致使在农村的金融结构更加的单一化，农村的资金存在严重的流通滞后的问题，这样农村金融市场的环境会更加的恶化。
金融市场政策范文5
[关键词]货币政策；融资政策；金融政策；政策衔接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6-0038-03
一、资本市场条件下货币供应模式
1.单一商业银行融资渠道下的货币供应模式
在单一商业银行融资渠道下，资金由盈余方向赤字方转移只能借助于商业银行渠道进行，商业银行在资金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金融媒介的作用。具体说来，商业银行以吸收存款的方式将社会上各种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然后再以贷款的方式投向企业。商业银行在发挥金融媒介作用过程中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方面资金盈余者以存款的方式将手中：的资金存入商业银行，另一方面资金赤字方以借款的方式从商业银行借入资金。在二级银行体制下，社会资金通过商业银行渠道能够实现多大量的转移，或者说，商业银行金融媒介作用大小的发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制定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影响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水平，进而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能力，影响到货币供应量M1。
2.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双重融资渠道下的货币供应模式
在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直接筹措资金。这样，在资金由盈余方向赤字方转移过程中，会有相当部分资金绕开商业银行这一媒介，通过证券市场直接流入企业，这即是所谓的“金融脱媒”现象。因此，在资本市场条件下，社会资金发生分流，一部分以存款的形式存放于商业银行，进入商业银行“资金池”，然后由商业银行通过发放贷款的方式流向企业，增加货币供应量M1，另一部分以存款的形式存放于投资者的资金账户内，进入资本市场“资金池”，然后由投资者通过购买债券、股票的方式流向企业，增加货币供应量M1。在我国，企业发行债券、股票融资是由证监会核批的，从而证监会实施的融资政策对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具有调节作用，进而对货币供应量M1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资本市场条件下，与商业银行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相对应，调控货币供应量的管理机构有两个：一是中央银行，二是证监会。如果中央银行为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那么，通过商业银行系统流向企业的货币数量M1就会减少，企业的投资需求就会下降，物价水平就会下降；反之则相反。然而，如果证监会放宽证券市场的融资政策，那么，通过资本市场流入企业的资金就会增加，货币供应量M1就会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就会增加，物价水平就会上升，从而会部分抵消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反之则相反。
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证监会融资政策的现状考察
自2007年初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呈逐月上升的态势，特别是从2007年6月起，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从4.4％快速上涨，到2008年4月达到8.5％(见表1和表2)。为此，中央银行也相继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断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从2007年6月的11％上调至2008年6月的17.5％(见表3)。然而，伴随着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经证监会核准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的筹资金额却在2007年7月至9月呈爆发式增长，随后呈回落态势(见表4和表5)。
我们以证券市场筹资总额作为自变量x，以货币供应量M1作为因变量y，建立二元一次函数y ＝a＋bx。我们选取2007年7月至2007年9月证券市场筹资总额与货币供应量M1(见表6和表7)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为0.812740，两者高度正相关(见图3)。计算结果表明，在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筹资总额的增加对货币供应量M1的增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我们选取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证券市场筹资额与货币供应量M1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为-0.076634，二者几乎不相关。计算结果表明，在这两年间，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较弱，其原因在于我国直接融资在社会总融资格局中占比较低，特别是2008年1月后证券市场筹资金额极度萎缩(见表7)。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金融市场政策范文6
新发展与新常态：2016年的资产证券化市场
2016年，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ABS市场”）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发行产品8460.31亿元，同比增长37.97%；市场存量为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66%。在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稳健运行
2016年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信贷ABS市场”）运行较为平稳（见图1），市场基础资产进一步丰富，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全年共有6家试点机构发行156.1亿元，占试点额度的31%。基础资产类型涵盖了对公不良贷款、零售类不良贷款、个人住房抵押类不良贷款等，拓宽了银行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渠道。
二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驶入发行快车道。随着基础资产类型增加和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各类产品发行规模趋于均衡化。尤其是RMBS驶入发行快车道，全年发行规模已接近对公贷款资产支持证券（CLO），市场化、规模化特征明显。
三是绿色资产证券化创新加速。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金融的背景下，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也取得了突破。2016年1月，兴业银行发行年度首单绿色信贷ABS，发行额26.46亿元，基础资产全部为绿色金融类贷款，盘活的资金也投放到节能环保重点领域。
四是流动性进一步得到改善。信贷ABS现券与质押式回购结算量增长明显。中央结算公司2016年处理的信贷ABS现券结算量为1435.28亿元，是上一年度的2.64倍；信贷ABS质押式回交割量1345.31亿元，是上一年度的1.75倍。不过，相比债券市场整体换手率，信贷ABS的流动性依然偏低，这也成为制约市场发展深度的关键因素，亟待解决和突破。
（二）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快速发展
2016年，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企业ABS市场”）发行4385.21亿元，同比增长114.90%，存量规模5506.04亿元（见图2）。市场运行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基础资产类型丰富。企业ABS涵盖了较多的基础资产类型，除租赁租金、应收账款、信托受益权和小额贷款等主要资产类型之外，还包括企业债权、基础设施收费权、类REITs产品、保理融资债权、委托贷款、融资融券债权、住房公积金贷款、航空票款、门票收入权和股票质押回购债权等。
二是类REITs产品进一步发展。基础资产涵盖了写字楼、商场等物业类型，呈现出了债权与权益混合的特征。但由于国内尚未颁布严格意义上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因此目前发行的都是符合国外成熟市场标准的类REITs产品。相信随着市场的发展，我国的REITs产品将在资产分散、永续性、税收等方面取得突破，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市场体系。
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存在的不足
第一，市场总体规模较小，发起机构动力不足。2016年末我国信贷ABS存量规模6173.67亿元，占同期信贷规模的比重仅为0.55%。而同期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存量为8.92万亿美元，约占同期消费信贷规模的71.70%。虽然中美金融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从数据的对比上仍可观察到我国ABS市场规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信贷ABS市场结构有待平衡。虽然2016年RMBS的发行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就存量规模而言，CLO依旧是占比最大的产品类型。美国2016年MBS发行规模为1.91万亿美元，占全部ABS规模的90.2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我国信贷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应鼓励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融资租赁资产、消费贷款等类型ABS产品的发行，进一步平衡市场结构。
第三，基础资产集中程度较高。2016年企业ABS出现首单违约，这提示我们，无论是单一收益权类产品还是基础资产较少的CLO产品，对于风险集中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现金流易受经济环境和经营情况波动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结构设计、外部增信、跟踪监控等环节。
第四，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健全。一方面底层资产披露面临障碍。国际成熟市场对ABS产品底层资产有逐一披露的要求，而我国目前没有类似的要求。特别是CLO的特点是基础资产规模较大、分散相对不足、难以使用大数法则进行风险分析，因此需要打开资产包进行逐笔检查才可能有效防范基础资产风险。另一方面现金流披露标准有待提升，中介费用不公开导致无法准确预测产品各档未来现金流的分布情况，影响投资者对ABS产品的精确分析。
第五，创新与风险需要进一步平衡。企业ABS市场活跃，而信贷ABS市场则不温不火，二者分化明显。另外，在创新的同时，也应注意基础资产现金流的持续稳定性以及资产池的风险分散程度，警惕具有潜在风险特征的“创新”设计和措施，保证市场有序运行。
从供给侧进一步助推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建议
2017年是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改革发展也跨入新阶段，建议从供给侧进一步助推市场发展：
第一，加强基础资产监管，提升资产质量。基础资产是证券化产品的核心，资产质量决定了市场的健康和长远发展。各种证券化技术的应用，无论是风险隔离还是内外部增信等，均是对基础资产进行重构改造。基础资产的选择应遵循“持续、稳定、可预期、有规模”的标准，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完善基础资产变更登记制度。当前“事后变更”的基础资产变更登记方式存在风险：如果发生纠纷，则善意第三人的受偿顺位可能会排在受托人的前面；如果采用发起机构赎回，也可能出现替换资产不匹配、替换资产不足或其他无法赎回的情况。这方面有国际成熟经验。美国抵押权的转让登记是通过名为MERS的抵押贷款电子登记系统来完善的。出于完善制度机制的考虑，对于基础资产物权变动问题，应清晰界定法律关系，健全基础资产物权变动规则，合理缓释业务风险。同时发行人也要充分揭示风险。
第三，支持绿色资产证券化发展。一方面应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保障绿色信贷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应给予信贷规模管理、税收减免等配套支持政策。完善产业结构，增强绿色经济意识。
第四，推动上海自贸区ABS产品发行。2016年，上海市政府发行全球首单自贸区债券。随着债券市场开放步伐加快，可积极推动上海自贸区ABS产品发行，助力资产证券化的国际化。
第五，规范和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建议信息披露管理能够穿透底层资产，披露资产池中单一资产情况，审慎把控基础资产源头风险，便于投资者进行系统判断、风险判断和更加精准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