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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1
一、引言
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自2003年诞生以来，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种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的文章纷纷涌现。其中，部分学者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经典结论；［1］［2］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而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并把悖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特征。［3］
与新新贸易理论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另外一种紧随其后产生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我国却几乎无人关注，这就是在异质企业理论扩展到区域经济问题时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经济地理将企业或居民的差异性特征引入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条件，发现产业集聚时“中心-”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自 本文获得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790101）的资助。我选择”地分布在经济中心，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激烈竞争而居于经济，这一基于经济个体差异的分析模式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必将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城乡收入差异问题的测度、地区间人才分布等问题的考察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而系统地影响中国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城乡发展、国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新新经济地理在微观领域研究的突破，也绝不亚于新经济地理的学术贡献。因而将新新经济地理的当前研究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学者能够在理论发轫之初迎头赶上，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
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新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呈现新新经济地理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横向来看，本文遵循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关联；从纵向上来看，本文对比了这两个“新新”理论与上一代“新”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的差异，从而直观地呈现了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价值。（2）对新新经济地理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理论构建常用的三种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较之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新新贸易理论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经济地理的基准模型更加多元化，但总体来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三种，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论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实证研究方面一系列的进展，因而，本文对当前国外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还展望了新新经济地理与企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三大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经济地理的突破与局限
（一）前克鲁格曼时代：空间不可能性定理
空间经济学在经济学主流理论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观。因而诺贝尔经济学评审委员会将经济地理学划分为“前克鲁格曼时代”（Before Krugman, BK）和“后克鲁格曼时代”(After Krugman, AK)。在BK时代，仅有的两个经济地理学模型是Von Thunen的空间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区位选择模型，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刻画当代经济的集聚特征。马歇尔虽然精彩地描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三个原因：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储备和信息传播，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予以刻画。
从理论上讲，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假定所有生产与消费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点，因而得到的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这与现实中到处是产业集聚和城市快速发展的事实相矛盾。范剑勇认为城市化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区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经济学一直在沿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没有将上述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模型化。数理模型的约束常常导致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模型，甚至可以说，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优美与简约，导致经济学家产生了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然而，只要坚持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就不可能产生空间经济学。这是由于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经济个体在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场给出的价格，而个体无法影响价格，也无需考虑厂商或消费者的地点问题。Starrett为此提出了空间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间是同质的、运输成本为正，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那么地区之间就不会存在运输商品的竞争性均衡；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到区域问题，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将难以成立。［5］
（二）后克鲁格曼时代：规模报酬递增视角下的产业集聚
要解决空间不可能性定理问题，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竞争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区同质性假定。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条途径解决这一问题：（1）强调地区差异，相关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学说和Heckscher-Ohlin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地区贸易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是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技术水平或资源禀赋。（2）城市经济学则强调产出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3）产业组织理论上的区位选择模型，则强调市场力量和不完全竞争。这三种分析框架都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融合起来。Krugman(1991)在建立新贸易理论之后，将Krugman（1979）所蕴含的地区规模经济思想重新挖掘出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所称的“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学者所称的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的诞生。［7］
在BK时代，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遵循不同的规则、讨论不同的话题、运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时代，经济地理与贸易理论开始融合：规模经济作为一种凝聚力量同时决定着国家之间的专业化（贸易理论）和地区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地理）。虽然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是解释复杂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性因素，但由于当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画外部性，因而当前新经济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设前提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三）新经济地理面临的挑战：忽视微观个体差异并缺乏微观基础
过去20年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是经济学研究中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1）缺乏微观基础。虽然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视角下，企业聚集会产生规模收益，但这种收益的具体发生机制还是一个黑箱。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探索文献分为两条线路展开：一是企业主动寻找共享机制，该机制又可具体地分为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共享和专业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机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寻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机制。但是，这些对微观机理探索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狭隘和分散状态，所谓的狭隘是就视角而言的，所谓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没有文献将不同的视角有机地整合起来，因而纵观新经济地理的发展脉络，亟须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整体性理论。（2）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体差异。新经济地理主张产业集聚会给企业带来收益，问题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为什么还有许多企业分布于呢？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大城市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资本、更高的生产效率，农村中的企业往往很难跟城市中的企业匹敌，但新经济地理却无法分析这些差异。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与主要模型框架
（一） 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
与新经济地理产生的过程类似，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也是在贸易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新贸易理论（Krugman,1979）到新经济地理（Krugman,1991）产生，期间大致间隔了12年；而从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2003）到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不超过5年时间。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空间区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但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Bernard and Jensen(1995)运用1976-1987年的企业出口数据发现，即使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参与出口的美国企业也仅占企业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规模大、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程度强；Bernard and Wagner(1996)针对德国，Clerides, Lach and Tybout(1998)针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 Aw et al (2000)针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先前的贸易理论往往用宏观层面上的优势来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微观层面上只有小部分企业参与贸易的问题。
2003年以Melitz为首的经济学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业异质性解决了这一问题，［8］成为继新贸易理论之后的另一理论高峰，被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或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假定是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由于出口面临可观的沉没成本，因而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弥补这一成本获取正利润，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固守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各国出口的实际状况，并与相关实证检验相互呼应，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理论。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国际间的商品贸易问题，也可以用于分析国内区域间的商品生产问题，因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经济地理。新新经济地理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高生产率的企业由于能够经受激烈的竞争，因而能够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竞争只能分布于。这种分析可以解释新经济地理“中心―”结构中存在“质”的不同，处于经济中心的企业与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新经济地理所看到的企业产出规模、企业雇佣人数等外在的“量”的差异。很显然，这一理论不仅可以深层分析地区间经济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乡差异、城市层级体系演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问题，因而引发了经济地理领域的重大革新，激发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 et al.综合了这些研究成果，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归结为三大效应：（1）产业集聚效应，指企业集中在某一区域产生的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2）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主动选择到大城市工作；（3）市场选择效应，指由于竞争激烈，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现象。［12］
Ottaviano（2010）借鉴了Baldwin and Robert- Nicoud（2005）等学者将新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后的新发展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将引入企业异质性问题的经济地理方面的新进展称之为“‘新’新经济地理”。［13］下表1总结了新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两论和四种模型间的关联。
（二）新新经济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虽然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但模型的构建更加多元化，从当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BEJK伯川德竞争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
1 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创立的常替代弹性模型一直是经济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称整个新经济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由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所以，新新经济地理的部分文献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 and Okubo运用DS框架证明了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主动选择市场更大的区域、而低生产率企业分布到，这样就解释了“中心-”结构中企业本质性的效率差异。［9］Behrens, Duranton, and Robert -Nicoud也运用DS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 et al, Combes et al等运用DS分析框架对市场规模和企业效率的研究也得出两者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极为困难，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参数变化的影响。这种求解过程显得不全面、繁琐，而且有时得到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由此决定了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进行定价时的加成比例也是不变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间替代弹性为σ=1/(1-ρ)，这决定了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为边际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这意味市场规模无法反映在企业定价公式中，因而严重削减了DS模型在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解释力。表2 DS模型与OTT模型比较
基本函数定价公式经典文献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 and Okubo（2005）
Behrens et 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Foster et al (2008)[HJ0〗
2 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竞争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费者对某种工业品的需求弹性为常数，结果导致企业定价与市场规模无关。因而新经济地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界能否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因素的更有解释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建立了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的分析框架。［15］OTT垄断竞争分析框架除了能够分析产品之间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随着产品种类增加消费者效应得以提高的多样性偏好之外，还具有如下优点：（1）企业最优定价策略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影响消费者需求的除了产品本身的价格效应，还有同类产品的交叉价格效应，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业实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从表2第3行第3列的定价公式可以看出，企业定价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准线性函数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变替代弹性的双重效用函数，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的线性表达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运用OTT分析框架证明了市场规模和贸易可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选择，结果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10］Okubo et al运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4］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运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来新新经济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 BEJK框架。新新贸易理论除了Melitz(2003)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外，还存在另外一个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 Hsu and Lee在BEJ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家和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17］该文假定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同质产品间针锋相对的竞争，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异化商品的竞争；此外，企业生产率服从“厚尾分布”。他们发现在企业家和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地区的企业会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与DS模型经典结论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方差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均值较大。总体来看，运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经济地理的文献相对较少。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因而，当前部分研究将两个“新新”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与新新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考虑。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8）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区位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产生分离，贸易成本的减少将会导致低成本企业实行产业集聚，而高成本企业则迁移到小国家中去后，其结果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选择效应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足够多时，高成本的企业宁可选择激烈的大市场而不选择竞争缓和的小市场，因而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18］而在Baldwin and Okubo(2006)和Melitz and Ottiviano(2008)的文献中这种关系是单向的。［9］［10］
市场竞争较为激励的区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也较为频繁，Asplund and Nocke研究了市场规模引发的竞争程度与企业更替率之间的关系，［18］他们假设企业的生产率服从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均衡条件是：高效率的企业生存，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并被新进入者取代；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市场进入成本与企业更替概率负相关，固定生产成本与更替率正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企业更替概率与市场规模正相关，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而Foste,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则发现新进入企业的定价要比在位者更低，这意味着以往的研究过低估计了新进入者的价格优势和对总体生产率的改进作用，同时说明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产率优势不仅来源于已有的企业淘汰机制，也源于新企业的产生。［19］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实证研究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是最近几年产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称的前沿理论，因而国内外实证研究都比较匮乏。先前虽然也有学者对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这些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新经济地理，由于新经济地理将区域间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产业集聚效应，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还可能存在的人才结构差异和企业生产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 et al运用新新经济地理三大效应检验地区间收入差距。［12］ 发现2000年美国276个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对城市人口的弹性为0082，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后，这一系数下降到46%，这说明新经济地理的确容易高估产业集聚的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Venables，他认为城市中企业的生产率较高是因为城市本身可以视为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能力的劳动者将主动选择生活在费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这种生活状态当作一种高能力的信号显示机制，所以，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全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 et al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引起工资差异的原因很多，但运用法国工人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工人特征、劳动者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劳动技能；如果采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劳动者异质性，将会导致集聚经济的估计偏误，偏误程度高达100%。［11］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从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论文《规模经济与经济地理》诞生2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释“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视了各地区间的企业与人力资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充分考虑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异质性”(micro -heterogeneity)，使我们对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研究从“量”的层面深入到“质”（微观效率）的层面，为我们观察空间经济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 将企业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相结合，研究地区间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都建立在微观企业基础上，这意味着企业理论或契约理论中的交易费用学说、产权理论学说等理论框架可以扩展于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当中。Antras and Helpman将产权理论中的GHM模型运用到新新贸易理论获得的成功，使我们不难预见企业理论结合到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巨大潜力。［21］企业理论从Coase(1937)发展至今已经相对成熟，所以与新新经济地理交叉领域的研究必将是激动人心的。
2 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将企业异质性作为研究基础，但没有回答异质性的来源问题，因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是自洽的。较之于新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异质性来源的条件，由于劳动要素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因而劳动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可能客观上产生了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9）、Behrens et al（2010）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区分布这个重要话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3 对中国而言，新新经济地理为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城市体系和开放条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存在着城乡发展差异、地区差异和工农差异三大社会问题，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劳动者素质差异、企业效率差异等全方位深层次的差异。（2）从城市层级规划来看，当前中国正在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亟须理论层面的指导，新新经济地理可以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从开放经济的视角来看，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引发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对外贸易引起的中国内部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很可能也将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注释：
① Baldwin and Okubo(2006)的论文首开新经济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的论文更具理论价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尚有待时间检验，这也是本文用“不超过5年”来描述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所在。
② Krugman（1979）的论文之所以同时出现在两栏中，是因为该文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都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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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2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and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and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克莱里达和芬德莱(Claridaand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贡献。他们的观点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不相同。他们认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讯以及其他经常性社会部门将会显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率，一些经济部门无疑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搭便车”问题和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没有动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
还有的学者从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理论。费希尔和卡卡尔(FisherandKakkar，2002)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在李嘉图理论和阿尔钦框架的基础上，他们系统化了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自然选择会淘汰无效企业，并且能促进产生稳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贸易模式。他们没有假定存在瓦尔拉斯拍卖者，而是探讨了协调贸易与企业的匹配过程。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伴随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更大的国家可能不完全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
二、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
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3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企业如何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何通过财务管理不断的优化企业运作模式成为众多企业管理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从财务管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方面入手详细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 财务管理 企业核心竞争力 投资管理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范畴与识别
核心竞争力是能使公司为客户带来特殊利益的一种独有技能或技术、核心竞争力的特点：一是能更好的实现客户所看重的价值二是核心竞争力为企业所特有；三是具有延展性能够同时应用于多个不同的任务使企业在较大范围内满足顾客的需要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战略管理、企业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等。
首先，核心竞争力应当能够实现顾客所看重的核心价值或核心利益。
要识别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弄清：顾客愿意付钱换取的究竟是什么；顾客为什么愿意为某些产品或服务支付更多的钱；哪些价值因素对顾客最为重要，也因此对实际售价最有贡献。经过如此分析，可以初步识别能真正吸引顾客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 核心竞争力必须具有与其他相关企业的竞争差异。企业培育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是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模仿、不能轻易获得或建立起来的能力，只有这样， 它才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力能够让企业拥有进军更广阔市场并取胜的潜在能力，能够给企业发展提供很大的延展空间。企业能够在核心竞争力的支撑下，容易进入其他产品领域，实现多元化经营的规模经济。
二、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1]
财务管理[2]的主要内容包括资金筹集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利润及其分配管理以及成本费用管理。管理的基本点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资金运动的客观规律对企业的资金运动及其引起的财务关系进行有效的管理其中以财务决策为管理的核心。
1、资金筹集管理
资金筹集是企业财务管理中一项最基本的的管理内容而筹资决策又是筹资管理的核心因为筹资预测是为筹资决策服务的而筹资计划则是筹资决策的具体化。
2、投资管理
企业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证券投资和对其它企业的直接投资。无论是对内投资或是对外投资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投资对象、投资时期、投资报酬和投资风险力求选择收益大风险小的投资方案。
3、营运资金管理
营运资金是企业对全部流动资产的投资净营运资金是指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后的余额因此营运资金的管理既包括流动资产的管理又包括流动负债的管理。营运资金在企业中占的比重很大其特点是周转快、容易变现。它是企业资金管理的重点。
4、利润及其分配管理
它包括企业销售收入管理、利润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其基本内容是要认真做好预测和销售决策开阔市场扩大销售确保贷款回笼认真做好利润预测和利润计划确保利润目标的实现并合理分配利润确保各方面的利益。
企业利润的分配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利益和股东的收益。企业应一方面通过降低成本、减少风险扩大企业内部的积累保留更多的盈余进行各种新的投资；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股东的近期收益发放一定的鼓励以调动股东的积极性。
财务管理中的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和利润分配决策三个内容是互为因果相互联系的。所以在进行财务管理时必须把几个内容联系起来加以统筹安排。
5、成本费用管理
成本费用反映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耗费。合理降低成本费用对节约资金、扩大利润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与现代财务管理之间的关系与原则
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3]是企业组织资金运动、处理财务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企业的财务管理之间有着重要的并且密不可分的关系确定企业财务管理原则必须从如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入手笔者认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1、依法理财原则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经济的核心是建立并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公平竞争的的条件下社会的经济资源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最充分的运用社会经济才能持续、健康的发展。
2、系统原则
系统是由若干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部分有机结合而成的整体。财务管理是企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本身又由筹资管理、投资及营运管理、收益分配管理等子系统组成。
为此要做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就必须从财务管理系统的内部和外部联系出发从其各组成部分的协调和统一出发运用各种理财方法在动态中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这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计划原则
做事需“胸有成竹”这就说明了计划的重要性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在进行重大投资行动之前都必须有可行的财务计划即进行计划管理对影响企业财务活动及财务关系的各种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预测财务前景妥善编制各种财务计划并及时控制和调节计划的执行以提高预见性、防止盲目性、增强应变性避免或化解风险促进企业经营目标顺利实现。
4、协调平衡原则
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由各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只有个环节协调平衡动作一致才能实现其财务目标。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一致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为此企业必须对财务活动中存在的不平衡、不一致的因素加以影响或调节以求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在协调平衡中进行这就是协调平衡原则。
参考文献：
[1]郑晓云.现代企业制度下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探讨.上海会计.2001年01期.
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东北地区;合作;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20-03
一、发展产业集群，构筑区域竞争力
产业集群由于其特有的结构性特征,能够超越个体企业所具有的有限的竞争优势从而具有聚集的结构竞争力｡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并且在资源､地理等其他方面又具有互补性,三省打破省际界限､淡化行政区划概念发展产业集群将会形成更显著的竞争优势｡加强东北三省经济合作､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点政策之一就是发展优势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某个产业领域内具有分工合作､竞争创新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地域内的集中,形成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的上､下游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产业柔性集聚特性的有机体系｡在我国东北地区发展产业集群应注重纵向､横向两种合作方式｡纵向完善上､下游产业衔接,延长产业链,形成链式产业群;横向以大企业为主体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大型优势产业群,形成纵横东北大地的产业集群网络,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
我国许多经济繁荣地区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如北京中关村的信息产业集群､浙江省的“块状”经济产业集群,都证明了产业集群的存在对推动和支撑当地经济的发展是必要和合理的｡相形之下,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现有的产业集群却存在着规模小､产业链短､结构比例不合理等许多问题｡东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重工业由于产品链条长､分工环节多,更需要众多的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更需要加强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所以,相对于轻工业来说,重工业更适合发展产业集群｡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三省甚至可以说更加具有发展产业集群的条件｡
二、东北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分析
1.东北地区的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
(1)省际间有丰富的互补自然资源｡东北三省的资源分布状况各具特色,辽宁省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各种有用矿产110多种,其中铁矿储量约占全国1/4,居全国首位,这些不仅构成了辽宁发展钢铁工业的优势条件,而且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其他省区的产业发展需要｡吉林省林地面积1.3亿亩,树种丰富,可用于多种用途,是木材加工业发展的基础;草场面积占土地面积的30%,发展畜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长白山还有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石油､天然气储量较丰富,分布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十分有利于工业发展｡黑龙江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耕地面积居全国首位,有利于发展农业经济;林地面积及林木储量､森林覆盖率均居全国首位,是林､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煤炭保有储量226.6亿吨,较为丰富,可供东北地区发展冶金行业之用｡
(2)省际间有相互关联的特色产业｡辽宁省已形成了以鞍钢为主体的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体系,钢铁产量占东北三省的85%,可供应整个东北地区,如长春一汽集团的钢铁用量就基本来自辽宁;此外,辽宁省的石化工业体系也比较完备,可为东北三省的汽车行业､机械行业进行配套和石油加工｡吉林省以一汽集团为主体的汽车工业体系近年来在规模､效益等方面迅猛增长,通过省际间的经济合作带动了其他省汽车及零部件的生产;吉林省石化行业在精细化学品方面具有优势,可以为东北三省进行化工产品深加工;吉林省医药工业体系具有全国知名的大企业和名牌产品,其生物工程制药已成为新的增长点,科研实力雄厚,可带动其他省医药产业的发展｡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原油生产基地,以大庆为核心的石化产业为我国东北地区的石油化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石化工业是东北地区的支柱产业,三省可以合作发展配套衔接的产业集群｡
2.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
(1)运行成本低｡集群内各企业呈现相对集中的地理空间布局,可充分利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优势,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集群内部的各个专业化企业相互之间可形成高效的分工合作系统,有利于降低企业之间配套产品的采购､运输和库存费用,能提高产业集群整体生产效率｡此外,企业还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进行交易,利用空间的接近降低交易费用｡
(2)信息成本低｡信息在产业集群中的传递可以改变单线长途传递的方式,过去在东北经济的振兴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信息传递不通畅,人们的思想意识落后,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在产业集群中企业相对集中,可以建设区域信息网络,实现区域信息资源共享,这样,市场上变幻莫测的信息将在集群内得到高效率的传递,节省了时间和费用｡东北三省一直都很重视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建设,这也为发展产业集群､降低信息成本提供了有利条件｡
(3)劳动力成本低｡东北地区的下岗职工中,很多人都有过在国有大型企业工作的经历,他们中的很多人具有熟练的技术和学习钻研精神,形成了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劳动力市场｡优秀的东北产业工人在海内外投资者眼中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集群内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及时调整工人数量,劳动力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集群内企业间自由流动,有效地降低了产业集群内员工的报酬和培训费用｡
3.产业集群的市场优势
(1)有利于横向和纵向建立区域性品牌｡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企业通过聚集,利用群体效应,有利于区域性品牌的建立｡一方面,名牌大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可以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间既有相互竞争的压力,也加强了合作关系,提高了产业的整体合力,众多企业品牌凝练汇聚成区域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具有更广泛､更持久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的形成和扩张,配套性企业和服务性企业都会向名牌企业的方向迈进｡经济学家建议东北应形成四条产业链,即石油开采―初加工―精细化工产业链;农产品―初加工―食品(医药)产业链;矿冶―专用特种钢材―机械与装备产业链;汽车零部件―总装与模块―整车产业链｡每条产业链上都有名牌的大型企业做龙头,定会引导集群内企业走上品牌道路｡
(2)有利于企业参与国内国外竞争｡辽宁省位于东北地区的南部,连接东北和华北,有良好的对外联系的港口条件,形成了同国内､国际各港口联系的海上运输网,便于东北地区及其他省区物资对外输出,吉林､黑龙江的木材､农产品都要通过大连等港口向日本､韩国等国家输出｡吉林省位于三省中间,在东北经济合作中具有信息和交通优势｡黑龙江有与俄罗斯联系的铁路,其边贸口岸为辽宁､吉林发展对俄贸易提供了联系的纽带｡各省协作发展产业集群,忽视了省域界限,变竞争冲突为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能使产品更容易向国际国内市场推进｡产业集群利用其产业规模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有能力广泛地应用网络技术增强产业网站的建设,加快商品､资金､服务和信息的流动,利用电子商务手段来拓展国际市场｡
4.产业集群的合作优势
(1)有利于专业分工｡产业集群中的专业分工不仅是基于资源禀赋集中为降低成本而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产业集群中,企业要有明确的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来体现其竞争优势｡如果东北三省合作形成汽车､机械制造等产业链,那么每个企业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生产流程｡可以学习日本产业集群的生产方式,大企业只掌握关键技术,生产技术含量高､要求复杂的主机,负责整机装配和销售;中小企业则按大企业的要求生产零部件,为其提供配套服务｡通过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2)有利于培育良好的学习氛围和集群文化｡在产业集群中,合作氛围下良性激烈的竞争有利于调动广大员工学习的热情,员工能共同分享学习资源､为共同的发展目标积极努力,其共同学习的效果要远远大于独立学习的效果｡过去我们提倡企业文化,现在我们更要意识到集群文化具有更大的魅力｡集群文化是指在区域上集中的企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共同理念,包括价值观､信仰､经营哲学､道德准则､管理制度､员工心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企业共同的风范和精神｡在有效竞争的氛围下培育并发扬集群文化,将使企业具有更大的企业信誉和更加持久的凝聚力､影响力､竞争力｡
5.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
(1)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相关机构之间能形成强大的“区域创新系统”｡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产业集群的形成更有利于企业间进行技术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难题､提高整体的技术创新优势｡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企业创新的源泉｡东北三省拥有许多国内较高水准的高校,既可以向企业输送创新所需的科技信息和知识,又为企业培养了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东北地区科研机构分布集中且各有侧重优势,成为不同产业集群进行创新的强大支持力量｡产业集群的发展和企业的创新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当地政府一方面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来营造企业创新的硬环境,另一方面,利用政府的调控作用为企业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软环境｡这样,产业集群､高等院校､研究所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了强大的区域创新系统,获得了更大的创新优势｡
(2)企业面对新的动力和压力,能够激发多方面的创新｡在东北地区发展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更需要创新生产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售后服务方式等来适应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然而发展产业集群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我国东北地区的产业性质､发展现状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其他产业集群的成功经验,但更多的还要靠自己的探索､创新和实践,创造出符合自身特点的产业集群模式｡企业在不断创新发展产业集群的同时,新开发出的产品能更加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新的富有创意的销售手段更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抢占市场先机,新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能使企业更具效率和竞争力｡
三、走绿色健康的新型产业集群道路
正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样,加快东北三省的区域经济合作也要走新型的产业集群道路,即要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才是东北地区合作发展产业集群最大的优势所在｡
1.要重视开发绿色产业集群｡东北三省不仅是重工业兴起的摇篮,还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利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以及畜牧业､渔业等,形成绿色产业集群｡尤其是吉林省,草地资源丰富,长白山还具有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资源,是发展绿色食品工业的天然条件,可以把生态食品开发作为其一项特色产业｡东北三省还可以协作发展生态旅游,东北三省不仅有其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还有气候条件的特殊性,天然的旅游资源加上独特的北国风光是发展生态旅游产业集群的优势条件｡
2.改变传统产业集群模式,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产业集群,要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就应该使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向生态工业模式转变｡东北地区具有发展生态工业园区的良好基础,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可以使有枯竭危机的资源得到高效利用,有利于保存自然和经济资源,可通过废物利用来获得新的经济效益,树立起健康良好的产业集群新形象｡
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5
全球性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已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千百年来，商队一直携带着货物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之间。早在遥远的古代就有迹象表明东西半球间的联系，但是，这些贸易联系在贸易伙伴的经济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
始于十五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改变了这种状况。无论对于殖民者还是对于殖民地人们来说，欧洲与世界上许多其它地区的贸易联系都同样重要。当然，这种关系是具有高度剥削性的。殖民地所遭受的重创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尽管如此，从当代的视角来看，这仍不是真正的全球性经济。这里所讲的非全球性并不仅仅是指世界上某些地区尚未涉及。而是说，尽管大半个地球已牵涉其中，但不同的殖民体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如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例如，大英帝国鼓励英联邦与其自治领地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但限制了大英帝国与外界的贸易。
随着这种殖民体制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的崩溃。一种新的体系自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开始创建起来，集中的体现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现已发展为世贸组织）的产生。欧洲殖民势力到二战结束时已变得十分虚弱，以致于无法阻止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也不得不撤销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跨帝国贸易的限制。
然而，这种新体制仍不是全球性经济。这并不是指世界被划分为两大完全分离的体系，即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而是指这种新体制在本质上仍是国家间的。尽管国家间贸易受到极大鼓励，但所有那些包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的国家仍幻想这种贸易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每个国家仍拥有其自身的国民经济。
由于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动荡导致了或至少加剧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于是他们创建了一些组织以减少经济萧条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国家解决他们无力支付所需进口的暂时财政问题；关贸总协定则是为了不必要的贸易障碍能被逐渐取消提供一定空间；世界银行则致力于欧洲重建及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遗憾的是，战后十余年间这些组织中没有一个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欧洲重建更多地依赖于美国马歇尔计划而不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多依靠从前殖民势力那里得来的投资、贷款和拨款来发展，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至于关税和贸易事务则是由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而不是国际协议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开始采取了一些经证实从长远看确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根据其章程，世界银行不得干涉其所提供贷款的国家的内部事务。然而，它却开始和受其援助的国家政府一起制订经济计划，并在这些国家内建立一些可能由其直接拨款和资助的基本设施。世界银行的目标是通过针对高收益而还款有保障的工程，向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机构贷款，以促进国民经济获得改善。
在这段时间中国家的发展多有赖于政府掌管的工程和政府控制的行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一种混合型经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口行业中获益，同时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当然，大多数国家确实提高了他们的人均收入，国际贸易有所发展，但进程缓慢。在大多数国家，贫穷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观。此外，很多贷款显然无法从贷款投资可能带来的收益中获得偿还。一方面是由于计划不够完善，更重要的是由于腐败和将贷款全挪用于军事目的。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70年，如果以同一利率持续贷款，以前贷款的偿还额会超出后续的新贷款额，因此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外流。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针对这种情况，由罗伯特•M领导下的世界银行采取了措施加强其借贷业务。
然而实际危机的严重性超乎预料。这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石油输入国，而石油输出国际组织(OPEC)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因此，他们的进口成本也明显增加，加剧了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石油富产国的新财富又流入热衷于发放贷款的欧美银行。猛然间由商业银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超过了政府贷款和国际银行的贷款。这样，由于商业银行关注的仅仅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这些贷款国家的发展，于是对各国经济的密切监控便大大减少。
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
本世纪后期，石油价格再度抬高，美国大幅提升利率，使得这一时期的借贷突然变得困难。商业银行意识到他们的贷款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安全，于是停止借贷业务。由于贷款偿还曾依赖于新贷款，这导致了一场危机。危机的焦点是墨西哥威胁拒绝偿还贷款。在这一时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在其创建中未展现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给贷款者施压以使其对贷款的支付做出承诺，另一方面，在强迫墨西哥政府改变政策以确保贷款偿还能力情况下增加对其借贷。这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作为援助条件的变革被称作结构调整政策(SAPs)。
这些对墨西哥的要求使得全球性经济代替了国际经济。规范这些变革的政策体现了由美国财政部发起，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P)和世界银行一致通过的“华盛顿意见”。这个意见的内容是从此应当由跨国集团(TNCS)的投资替代政府的和政府间组织的拨款来引导发展。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以发展中国家自身能吸引潜在投资者为前提，这需要大范围地改变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济，需要废除那些要求商业机构集体所有的法律以及任何推崇地区贸易的法律，这就必然要求实现商业机构的私有化，以使这些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竞争者竞争。所以，关税和其它贸易障碍必须被废除或者至少被大大削减。
显然，进口行业无法在这种新体制下生存。新的口号是出口引导型的发展。每个国家出口本国高效生产的产品。在许多非工业化国家里，这种作法使自然资源，特别是林业资源得到了迅速开发。
低工资报酬和不怎么受政府规定的限制通常是对跨国集团投资的主要刺激。竞相吸引所需投资的各国政府面临降低本已很低的工资报酬同时又要尽可能保护工人免遭剥削和环境不受污染的压力。尽管低报酬和很少受政府限制是吸引投资者的主要方面，但仅靠着两点不能保证投资的安全。还必须要有稳定的政府、公共秩序和一定教育水平。此外，交通和通讯的基本设施也是必需的。总之，投资倾向集中于世界的几个地区而不是均匀分布。种种这些因素已使得中国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南部沿海地区，在争取投资努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
由墨西哥开始的结构调整现在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实行，它的影响是要打破商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或许，最重要的是世界金融结合。金钱在瞬间由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有时是买卖货币的行为，有时是股票和债券。更多的钱是用于这些金钱的转移而不是用于对生产设备的投资或是对物品和服务的实际消费。
结构调整的一个目的是使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而在这方面，仅取得了部分的成效。虽然主要的拒付债务行为，如来自墨西哥的威胁，已被避免了。但是，负债的总体水平仍在继续上升。在许多国家，偿还负担严重限制丁发展，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中，这一问题十分严重，以致于现在普遍一致的认为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措施。
但是，结构调整政策已证实是实现华盛顿意见基本目标——实现单一世界市场的趋势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关贸总协定作出了一系列协议强烈支持实现单一世界市场这一趋势，尤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努力中。现在这项工作已被WTO取代。在世界某些地区，地区性协议的影响更为深远。对此欧共体最为典型。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在消除国界的趋势中表现得比关贸总协定更为明显。经协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现在，国家界限是资本、商品及服务流通的次要障碍。它仅在劳务流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限制作用。
如前所述，全球化进程与私有化进程相伴而生。理想境界是跨国集团自由的在任何国家购买和经商。还适用于，例如在过去是典型公共所有或至少是公共管理的公用事业和交通系统。现在的目标是私有公司间的竞争代替政府干预。
因此，全球化应削弱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确实，政府的作用已被削弱到要由世界银行在几年前举行会议来决定政府到底应保留哪些责任。但从根本上讲市场仍需要政府来支持。市场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因此，政府有责任保证教育的实施；市场需要安全的公共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司法机构和军事力量；市场需要运输的基本设施，因此，政府应当提供公路铁路和港口。当然，政府还要负责照顾那些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群体。
全球化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引起极大热情而在另一些国家引起极大怨愤。对于跨国集团来说，全球化已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世界生产总值迅速提高，然而部分地区却一直在越变越穷，如非洲环撒哈拉沙漠地区。在大多数国家中，那些较富有的和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则已从中获益。在另一方面，工人、农民和失业者则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收入。几乎所有国家中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近20年的发展所出现的另一焦点问题是跨国集团的规模和实力。如果分别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和销售状况将国家和跨国公司列在一张表中，常常表现出在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多是跨国公司。既然金钱就是权力，特别是在这么多国家已被取消授权的世界中，则意味着权力集中在那些的追求持股人利润为职业目标的人的手中，那些资本家阶层之外的人们的结局则值得担忧了。
三、支撑全球化的经济政策
经济理论是在民族主义被当然地视为经济活动背景的大环境下发展的。亚当•斯密在论及国家时阐述了什么样的国家改革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他坚持认为投资者会热衷于在其国内经营。当然，这并不排除国际贸易，但他所揭示的贸易是在双方都清楚自己会从贸易中获益的国家间进行的。
然而，由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也支持全球化，包括现在出现的私有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理论反映出大市场优于小市场并且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会做得更好。
首先，经济学家就市场规模方面提出两点。一个是规模经济的存在。在最初阶段，亚当•斯密指明一个农夫需要一颗铁钉而自己做可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如果十二个工人每人重复做某项特定的工作，他们在一天内能生产许多颗铁钉。当然，单个农场家庭不需要这么多颗铁钉，甚至一个村庄也不用了。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
但经济学家还发现一个大到可以支持一个制造商的市场，仍不足以获得工业化的社会效益。如果市场中仅有一家铁钉制造商，那么这个制造商的唯一竞争者将是其销售对象，仅为其制造几个铁钉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制造者可以随意定高价，而且缺乏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动力。竞争是市场的关键所在。因此，市场必须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消耗几个制造者的产量，甚至这不够。尽管这里所说的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远比个体生产者的效率高，而当他们运用矿物燃料能源并扩大生产规模时会变得更加高效，规模经济随着技术进步而逐步出现。我们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去吸收几个更大厂家的产量。尽管古典经济学家是为了支持国家性市场取代地区性市场而指出这一点的。这条论据在支持全世界性市场取代国家性市场方面同样有效。
经济学家们也发现政府努力控制市场对有限时间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在中世纪及直至现代，人们都知道商品有一个公平价格，该价格不仅应当满足生产者过上好生活的合理需求，还要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公共政权注意到这一点时，价格便建立了。
经济学家又发现由市场决定价格更为适宜。即卖家应当把他们的产品尽可能高价的售出，而买家则应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购入。只要同样的产品有几个卖家，购买者就能使他们之间互相竞争直至价格达到人人都愿意购买的最低价，这就迫使生产者去寻找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以致能够将产品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出售，并增加市场份额。生产者又发现生产一种新型的或改进的产品可以带给他们至少是暂时性的优势，他们可以在竞争者压回原价之前就该种市场需求的商品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同时，市场价格使得生产者对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十分敏感。他不想生产消费者不感兴趣的产品，这种刺激就是为满足实际消费需求，结果更多资源流入所需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但当生产受到官僚控制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对改善服务的刺激，导致了对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质疑。然而，历经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现存的自然垄断必须受到公众控制。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难以实现，那么最好由公众掌握这种垄断权而不是将其操纵在私人势力手中。比如，可以假设一个国家仅需要一个邮件递送系统。对于大多数基础设施来说也一样，对于是否需要多套运输系统看法各异，但至少，高速公路是在公众付费的基础上广泛建立并运作的。
今天竞争已被引入曾一度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领域中。例如，私人企业现在在一些以前由邮局独占的功能领域与之竞争，并十分成功。原则上竞争可以发生在其所有的功能领域中，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加利福尼亚，立法团体几乎一致同意一项法案即将竞争引入电力供给领域。如果那样州政府的管制将被大大削弱。结果虽然失败了，但这种想法并未消失，一旦正确地实施自由竞争将会提高效率降低价格。只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存在，市场定价必定优于官僚政府定价的信念就依然坚定。
对私有化的认可不仅使多个国家采取行动使经济活动更多受制于市场规律，同时也通过结构词整政策和国际协议强化了这—要求。
四、潜在的设想
笔者已阐述了更广阔的市场和私有化会产生更高的效率，同时，高效率又会促进经济发展。要阐述这一点，就要提到“生产率”。理论上讲，生产力指系列生产过程中任何因素，即资本、劳动力或者自然资源。但实际上生产率主要同劳动力有关即劳动生产力会使资本增值。当在特定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多服务时劳动就变得更具多产性。在引自亚当•斯密的例子中，小型制钉厂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因为每周每天钉的生产量大大提高的缘故。
显然如果相同数量的人持续工作相同的时间，那么在他们提高了每小时的产量时，国家总产量就会增加，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会确保这种情况的准确发生。不幸的是，工业社会存在一种在劳动力需求十分明显的前工业社会很少见的失业现象。但经济学家认为将由需要较少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增加的资本投资到别处，就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只要失业劳动力的百分比不大，经济学家则通常认为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这阻止了工人们提出有碍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的过分要求。经济学家们指出欧洲、北美和亚洲四虎的工业化结果已说明遵循市场规律运行的工业化大幅度提高生活标准。他们希望在各地都产生同样的效果，并相信市场是实现这种效果的最佳手段。
这里特别强调两个可行性设想。首先，发展的首要目标是经济的整体发展，其次，要获得发展，首要的生产效率是劳动生产率，你或许同意这些假设，但应当说明他们也会受到质疑，这种质疑暗示着许多现存的反全球化运动。
关于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最好方面除整个经济增长外还存在其它的观点。历史上，公平被认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经济理论以及提高财富的目标，对公平整体的或甚至是在产品和服务的公平分配上都不关注。实际上，经济发展带来的增值财富仅集中于相对较少的人手中。经济学家有时认为当把社会发展得足够富有时就会轮到那些现在贫穷的群体享受增值财富带来的益处。但是在被他们引为成功例子的国家中，穷人的生活提高主要受益于政府行为和工会，从该理论角度看二种情况都不受支持。这种理论或许是正确的，但这一点远未被历史证实。
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应当提高的假设同样受到质疑。当劳动力较少原材料多且污染不受限制时，则有助于集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项工作是通过利用矿物燃料能量来实现的。上一世纪，对燃料选择已改为石油。可现在，许多人认为就全球而言，劳动力是丰富的。失业和待业仍是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原材料越来越少，污染也受到了限制，一些经济全球化评论家认为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正是对这些资源的合理运用，例如，在农业方面，集中增加对机器的利用从而取代人力劳动，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人力劳动不再是明智的选择。
正如对穷人的忧虑的回答是财富总会轮到他们，因此，经济学家又对资源问题的回答标准是市场会刺激技术发展以弥补缺陷，这在过去是有据可查的。例如当某些金属变得缺乏时，人们发明了塑料来发挥金属的功能。当土地丧失了肥力，化学肥料为食物生产提供了所需的养料。
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污染严重问题更难解决。还有一些认为当人们变得更愿意为清新的空气支付费用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税收，就会产生市场动力去减轻污染。对于特别棘手的全球变暖问题，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及早制止更为有效。因为我们在全球变暖问题相当严重时才采取的措施的话，会减缓经济的发展。
如果问为什么没有几个经济学家愿意更认真地考虑公平或者考虑自然保护问题，答案可以在以下两个更深层次的假设中找到，这些是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目前已被纳入首要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中，如果反对这些设想，一方面就有很好的理由质疑一心一意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作法，另一方面质疑对环境的漠不关心。那就意味着，会对以其现存形式继续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愿望有所疑虑。
五、人类经济学
经济理论是基于对人类的一种特殊观点。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人文经济学是从人类社会的整个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产物。这正如人类政治学、人类宗教学等。研究市场交易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活动或宗教活动中的人类行为相区别的原则是正确的。
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在购买时，始终如一地寻求尽可能获得更大便宜，在销售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需要工作时，总想要得到最好的工作，把薪水作为主要考虑的内容。需要雇佣帮手时，总想以尽可能低的佣金聘用他们，经济学家从所有其他人类的秉性中抽象出这一点，并将其归因于人类经济学，他们将人类经济学描述为致力于个人的经济目的。
;当然，如果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遵循这一规范是不准确的。首先，在家庭内部几乎不发生经济交易。经济学家们清楚这一点，通常把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经济单位。但家庭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从某种角度来说，家庭并不是始终扮演纯粹自给自足的角色。人们提供大量货币，其中许多是出于提高总产品的关心或满足于其他人的特殊需求。经济学家们没有很好地对这些活动加以说明。但是当所有条件具备了，当有关人群确如经济学家们所视那般被评价时，市场中许多人类行为就能够被描述和预言了。
人类经济学也被理解为有无厌的需求。一些早期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目的是生产充足的物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时，经济发展也会稳步增长。然而，整个经济界否定了这一观点。他们断定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并不意味着对特定物品的渴望不会被满足。而是指，旧的愿望获得满足时新的愿望会不断出现。在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理解中显然存在一个对事实的衡量。五十年前能使我满足的东西不再能满足我。例如，人们现在想要的是更快的通讯，更便利的交通和家里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家具。
人类经济学首先给金钱和金钱所能购买的东西估价。人们为金钱而工作，寻求他们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经济学家并不注意工作质量。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人更换了工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新工作可能有更高的薪金。如果某人自愿地接受低收入，人们会对此感到惊讶。即使—个人并不需要增加薪水时，他也会把这份薪水视为成功的标志和完成了他没有这笔薪水就不能完成的工作的机会。金钱实际上是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基于这种目的人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有用的抽象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作方式的分析。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真的，当该理论转化时，也就是说，将它视为完全真实而作为政策提出时，这种曲解就会产生严重的危险。
谈到不知满足，我们并非简单的视其为每时每刻都存在的事实。实际上，在一些传统社会中，这一点并不明显，至少作为人类事务中一个主要因素并不明显。其实在今天，经济学家们有时担心消费者并不会充分地购买。为了确保让个人无止境地维持高水平地支付帐单，我们创建了一种体系，即当旧的愿望得到满足时使其产生新的愿望。新设计使得具有优良功能的商品变得过时。人们可能再也无法购买到所需的部件去修理它们。款式一年年、一批批地变换，以致于未买到新式服装的人很快被时尚所淘汰。广告业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服人们去渴望新事物。
从描述性用途到规范性用途的转变也是在将人类经济学观点考虑为贪求无厌的条件下出现的。经济学家们把这种自私的行为描述为“合理的”。他们认为合理行为创造更多财富，不仅是针对采取这种行为的人群也是就全社会而言的。由于集体在经济思想中没有地位，这种“合理”行为对集体侵蚀的事实就被忽视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在合同关系中只存在个体。为了维护集体而放弃个人所得是不合理的。他们在假设个体是纯粹地自私的前提下所主张的政策逐步地破坏着依赖于非合同性人际关系的集体。
该理论的规范性应用也体现在对人类能力更有价值的工作种类的破坏。在传统社会，有制造各种所需物品的专家。制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鞋匠致力于制造一双鞋的整个过程，通常是遵循特定顾客的要求。工作中存在一种自豪和满足，即使他在工厂会攒更多的钱，但他会发现工作满足感的丧失远远超过收入的增加。
然而，一旦建立了制鞋厂，大多数鞋匠则别无选择。鞋厂生产的鞋的价格大大低于鞋匠为维持生计必须出售的价格。一些鞋匠可以依靠修补鞋厂制造的鞋维持生计，但大多数则不得不成为一部分雇佣劳动力。
此外，我们的目的是指出经济学家们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通常在经济交易中表现所进行的描述已成为一种规范，并不想这样行为的人被迫这样做。当人们依照人类经济学的方式行为时，为了创造更大的财富，集体生活的价值和创造性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被破坏了。
现在，正在被侵蚀的集体已经包括各个独立的国家。据亚当•斯密1776年所著，他的目标是增加国家财富，理所当然地把国内化的集体视为经济活动的背景。但像这样的经济理论并没有为集体留下空间。这表明大规模的市场会很好运作。的确，越大越好。这就把规模经济连同对整个过程至关重要的大公司间的竞争一并囊括其中，这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十分重要。国家界限于是就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障碍。于是，目前被广泛认可的目标便是全球性经济。
六、二元主义
构成经济理论的第二条规则是人与自然的二元主义。二元主义倾向是整个西方传统的特征。这种倾向由于受到新教的影响而更加强烈并在启蒙运动思潮中系统化。对于系统经济学家，特别是对于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新德育学校教育而言，唯一认可的价值是人类获得满足的价值。经认真考虑的自我满足唯一形式是那种源于对所渴望之物的占有或消费的形式。经济学家鼓励经济的有序化直至人类满意为止。
这个唯一可归属于非人类世界的价值观是起促进作用的。它可用于满足人类需求。它的价值是某人打算支付的价格，并被看作是一件商品。
考虑到世界标准启蒙运动观点由人类主体和非人类客体组成，这种人与商品的二元主义看上去是适当的。这是基于非人类世界对于市场来说是可利用的，因此市场力量能为之定价的观点。可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例如，人们对未被破坏的土地进行评估，可该土地并没有拿到市场上去卖。然而，经济学家认为土地是否进入市场并不重要。他们能够通过询问人们要保护这块地愿意支付的价格，再乘以愿意付款的人数来估计市场价格。
考虑到非人类的动物时，人们便不加什么疑虑地适用二元主义。一只牛在市场上卖什么价就值什么价，猫也是一样。猫的价值可能因人类的怜悯之情而增加，但仍可能以其主人愿意将其卖出的价格出售。被完全忽略的是牛或猫本身的价值，即其满足生存所需的东西。
自然界的商品化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在传统社会，许多东西是共有的。的确，自然环境被看作是人类居住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财产。在那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可利用它们——森林、河流，有时还包括牧场。
但是，对于许多新自由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合理。既然这些物品有价值，他们应当被私有化和定价，这样那些利用它们的人就要对这种使用支付费用。他们认为私有化确保了对资源的最高效或最经济的利用。
当然，私有化使那些处于购买地位的人获得好处，而同时使穷人受损。今天，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磋商的一个主题是水的私有化。二元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一切物品商品化（私有化政策也体现了确保基于满足穷人的目标而增加财富的首要性）。
自然资源价值，贬至个体现在愿意在市场中支付的价格，这已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现在人们已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资源匮乏，认识到市场价格甚至对于人类商品的有用价值也难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例如，只要地下有巨大的油井，油价就会由石油输出国根据开采量政策来决定。市场上石袖有可能保持充足到临近石油实际耗竭的时刻。确实，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不基于某种长期的考虑而控制生产，市场力量就很可能导致那种结果。对于人类社会石油实际价值远比市场价格要高。这部分差额会在人们被迫要将石油瞬间转变为其它形式的能量时得到支付，如果石油是按该种情况被定价，情况就要好得多，但市场无法完成这种定价。只有在能反映长期忧患的政治秩序优先于经济秩序时才会实现这种定价。
这里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家建立价值所依赖的市场是缺乏想象力的。人类有能力基于对事物的长远考虑做出理性的判断。如果通过政治途径运用集体智慧，就会在市场价格反映需求之前发现它们。这并非直接向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提出挑战。但确实表现出经济学家对自然界的漠视使得他们仅在他们从工业经济研究中得出的分类中来探讨自然界。这种不能保持对自然界显著特征的关注是经济理论的极大失败。
更明显地，经济学家的二元主义使他们成为一群对地球退化极为漠不关心的人。当然，有人可以找到避免这种退化的经济因素。但是拯救自然环境的斗争从不是那些将自然视为商品的人们倡导的，而是那些将自然视为有其自身价值并且与人类紧密相联系的人们。经济学家会提出目前出现的技术发展在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向节约经济类型的转换中起辅助作用。但这些发展的原因已不再是市场信号。石油价格仍然低廉。这些原因是人们实际上知道市场价格不会对存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需要准备的问题进行预告。结果是人们越多地将决定权交给市场，将来我们要遭遇的危机就会越严重。
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笔者是反对在经济全球化现存形式下所进行的种种假设。当然，这种批判主要不是针对经济学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科目是从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组成的完整混合体中抽象出来的。他们自信他们所抽象出的理论及通过对其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许多人类行为是有益的，特别是在工业社会中。
然而，当政治秩序领导者决定将源于经济学家抽象理论的改革列为重点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忽视了政治理论家关心的公平价值，社会学家关心的社会价值，心理学家关心的人类满足的价值和生态学家关注的生态系统的价值。如果经济学家应当负什么责任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提醒政策制定者，他们的建议是基于抽象理论而不是现实社会，而这恰恰正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领导者应当知晓的。
规模报酬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公允价值 历史成本 产权 交易费用 意识形态
一、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背景
2006年2月26日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明确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随后出台的38项具体准则中，会计要素计量准则有30项，其中有17项具体准则中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越来越成为会计计量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新会计准则的出台，特别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一）资本市场的发展给公允价值提供了运用空间。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建立资本市场以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资本市场的交易规模已越来越大，如我国证券交易额从1993年约6 500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约30 000亿，增加近5倍，上市公司从1993年183家发展到2005年 1 381家，为实现公允、公平的市场交易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需要反映现有企业价值的报表信息，因此决策有用观的呼声越来越高，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为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实现等价交换提供了可能。据估计，新准则实施后A股公司净利可能增加200亿元。
（二）要素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为公允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我国自1994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生产资料、人力资源等要素逐步形成全国性、统一的开放市场，统计结果表明，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95.3%，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97.1%，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92.1%，价格市场化程度保持高位稳定。要素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相对公开、透明的价格机制，为会计要素提供公允价值计量的市价信息来源。
（三）国际化的背景为公允价值提供了外部动力。随着国际分工和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各国之间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保护国内市场进行了激励的竞争，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以各种借口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是国际竞争中所经常采取的手段，我国就多次受到以“倾销”为借口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限制。如仅2004年我国就遭受68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约30亿美元，2005年约为21亿美元。为了形成与国际市场趋同的成本核算属性，减少贸易摩擦和讨价还价的费用，主动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我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强调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四）监管体系的完善为公允价值合理运用提供了法律保证。市场经济本质是法制经济，为了能够使市场活动顺利地完成，必须建立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减少人们在产权转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我国建立以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为基础的财经法律制度，并逐步完善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法律体系，形成了以审计为主要属性的监督制度。这些对企业以公允价值为手段操纵利润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抑制，为公允价值的合理运用提供了法律保证。
（五）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为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了可行性。我国会计职业界经过近二十年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会计工作的实践、理论研究，技能水平和职业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公允价值的计量提供了人力保障。因此，在当时条件下，我国逐步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可以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
但通过近几年会计实践工作，公允价值并没有成为主导的会计计量属性，对公允价值的运用存在一定限制，如2009年772家上市公司年报对投资性房地产项目的披露中，仅25家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诺思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中发现原因。
二、限制公允价值运用的因素分析
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认为：在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出现利益空间和产权空白时，利益集团为了得到潜在利益，实现利益的相对均衡状态，需要制定新的制度界定产权；同时，新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是否经济有效地界定和计量产权以达到降低交易费用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有没有带来国家自身利益的提高，人们能否普遍的接受三个条件。但诺思的产权理论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笔者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要素的供需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双方谈判的力量和偏好随之变化，要素价格随之变化。因此，公允价值作为会计制度规定的计量模式和界定产权的手段之一，实质是一种制度，其替代历史成本是科学技术、产权、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五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公允价值未能成为主导型计量属性，可从上述五个因素的分析中找到答案。
（一）科学技术：限制公允价值运用的内在因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对公允价值的影响实质上作用于计量的三要素即事物本身和被计量事物的属性（劳动对象）、计量者（劳动力）和计量可用工具（劳动工具）产生的影响。
1.科学技术对劳动对象的影响。（1）科学技术对计量事物本身的影响。公允价值作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计量属性，分为三个层级：一是如采用第一、二层级进行计量，计量事物本身必须具备相同或类似要素的活跃市场，活跃市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广泛的可接受性、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①计量事物（劳动对象）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剧和替代品的增加，如20世纪80-90年代，美国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平均为3年，1995年已缩短到不到2年，导致要素市场不具有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相对于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而言，企业主体的要素使用生命周期具有相对稳定性，许多资产包括大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专用资产由于资产市场淘汰导致缺乏市价信息对其进行后续计量。②由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时间较短，要素市场相对薄弱，导致绝大部分资产未能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市价信息不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因此在我国公允价值运用只能是具有全国统一的公允报价系统且成熟的活跃市场领域（如金融资产和一些通用性资产）得到有限的运用。二是如采用第三层级的估价技术，则要求对未来现金流量及风险具有可估计性。由于科技的进步，产品的生命周期正在加速缩短，替代品大量涌现，这为估计未来现金流量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应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合理性和客观性。（2）科学技术对被计量事物属性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要素的使用价值和用途越来越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以交易的视角对资产计价，其取决于市场最优使用价值，但企业的要素资产只能满足特定使用价值，以市场的最优使用价值产生的价值估算特定用途产生的价值，本身不符合配比原则。
2.科学技术对会计计量工具的影响。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计量的手段从原始的手工做账到现在通用的会计电算化核算方式的转变，提高了会计核算的速度，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信息技术整体水平和网络化技术还很落后，信息成本还较高，公允价值来源于不确定的市场或未来等原因，设计电算化操作程序进行后续和终止计量较为困难；历史成本后续和终止计量来源于设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设计程序较为简单，更适合通过电算化核算方式进行后续计量和终止计量，更能相对降低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企业信息成本，得到会计人员的青睐。
3.科学技术对劳动对象的影响。公允价值是一种估价方式，特别是第二、第三层级的计量需要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水平。据统计，我国2011年会计人员数量已达到1 400万人，但具有高级会计职称的人数仅为8万人，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会计人员仅为4万人左右，人员的层次相对低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采用。
（二）产权：影响公允价值运用的驱动因素。“所谓产权指的是人们所接受的、由物的存在引起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必须是明确界定和可以计量的，因为这是产权管理、产权转让、分割和限定自身行为的前提。会计计量属性作为界定和计量产权的工具，必须是能够有效和经济地计量产权，其作用主要服务于产权行为。
1.从产权管理行为来看，在委托制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中，人接受委托，代为管理和经营资产，同时，根据其业绩获取报酬和承担经营责任。Ijiri认为历史成本能够为这些以经营责任为导向的计量指标提供最好的输入数据。历史成本作为产权管理较优的方式，得到现有股东和经理层的偏好，这自然影响了公允价值的运用。
2.从产权转让来讲，首先，产权转让的依据是以企业价值为基础，公允价值反映的是资产市价，并不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如果说历史成本与企业价值不具有相关性，那么公允价值与企业价值也不具有相关性；其次，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会计要素，不仅要考虑到使用性贬值，而且要考虑市场的技术性贬值，资产贬值的程度相对于仅考虑使用性贬值的历史成本计价属性而言，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近几年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使现有投资者的利益受损，报表是经营者根据现有投资者的意图编制的，因此，现有投资者为了自身价值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
3.从产权分割行为来看，现代公司制企业实行的是资本保全制度，不允许现有股东随意分割股权，一旦公司破产，则以清算价值来分割企业产权，这与正常经营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不适用于破产清算会计。这也影响企业对公允价值的运用。
（三）交易费用：限制公允价值运用的直接因素。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并指出了交易费用是企业替代市场的主要原因。对于交易费用，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但一般而言，交易费用是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双方要进行交易，就必须寻找交易对象，这种寻找活动要产生信息生产、搜寻费用和判断费用。
1.从信息生产者的角度来讲，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因为涉及搜寻相同或类似资产市价信息和对会计要素估价的费用，相应增加企业的信息搜寻和生产费用；如采用估价技术，由于信息的相对模糊性，势必增加责任成本，企业为了规避责任，减少信息生产成本，倾向于以历史成本作为主要计量属性反映财务信息。
2.从信息搜寻者的角度来看，在产权交易中，一是多大程度信赖财务报表。魏剑等人对南京市322名股民的社会调查中，108名被调查者不以财务信息作出决策，占到34%；多数不关注会计信息的被调查者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失真、不完整和滞后是其主要原因。二是多大程度上依赖报表信息，即使在66%的关注财务信息被调查者中，只有10.7%的股民完全能够读懂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这说明89.3%的股民缺乏对财务信息的甄别能力，增加了财务信息的判断费用，自然在决策中不可能完全依赖财务信息。三是多大程度上利用财务信息。FEI和普华永道进行网上在线调查：88%的被调查者反馈现行会计和报告的标准过于复杂、难以理解，执行成本太高，无法利用财务信息。这说明在现行投资者的学历、知识结构和入市经验非常缺乏的条件下，普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势必增加会计信息的搜寻费用、甄别费用和信息的执行费用，这也决定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成为主要计量属性。四是怎样利用财务信息。与其说信息搜寻者是通过财务信息了解企业自身的价值，不如说，信息搜寻者可以通过过去的财务信息验证企业战略的恰当性、管理人员的战略眼光、员工的素质和实施战略的能力，可以通过验证来判断企业价值，而不是利用报表来反映企业价值。历史成本的可验证性能够满足信息搜寻者的验证需要。
3.从监管者的角度来看，通过估价技术估计要素公允价值，一方面因为会计人员处理信息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可靠数据来源，容易使企业以此为手段操纵利润，给资本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使监管费用太高变为不可能。
（四）国家因素：限制公允价值的强制性因素。诺思论述分析了国家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增加税基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对于国家的作用，诺思作出了回答：国家仅仅在统治者的福利最大化目标范围内促进和界定有效率的产权。
在我国，资本市场占有绝对控股权的是国家。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国家为了发挥宏观调控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实行了国家占有绝对控股权的产权制度。国家作为大股东其目标是为了对人的监管，保证人对资产的保值增值，历史成本因为可靠、真实，是受托责任首选的计量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公允价值广泛使用的障碍。第二，国家通过税收的方式参与企业收益的分配，如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税收纳税申报、税额完整入库和税务检查增加了难度和成本，导致自身利益受到影响，历史成本由于具有可验证性的优点，受到税务部门的青睐；同时，纳税是以企业实现的收益为基础，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潜在收益并未成为应纳税所得额，这也妨碍公允价值的运用基础。第三，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为了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实行与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但通过近几年的贸易实践，如2002年我国加入WTO后，GDP为120 333亿元，出口总值为3 256亿美元；2005年新会计准则出台前，GDP为182 321亿元，出口总值为7 620亿美元，出口总值增长为2.34倍，远大于GDP1.51倍的增长率；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后到2011年，我国GDP为471 564亿元，出口总值为18 986亿美元，与2005年相比，出口总值增长近2.49倍，低于GDP2.59倍的增长速度；同时，2011年我国受到别国贸易救济调查为69次，共达59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近1倍，这说明通过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达到国际趋同，减少贸易摩擦、增加出口比重的意图并未完全得以实现，这自然影响国家在主观意图对公允价值进一步广泛运用的力度。第四，会计目标的限制。在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中，将受托责任观的会计目标置于决策有用观之前，这说明我国立法意图首先强调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其次才是信息的决策有用，历史成本相对于公允价值而言，对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更有保证，这也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五）意识形态：限制公允价值的诱导性因素。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详细地论述了意识形态。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系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会计计量属性作为计量产权以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是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人们共有的信念和道德观对此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我国市场经济运行属性已深得人心，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合作、个人利益最大化等意识形态已形成，为了取得个人利益最大化，投资包括直接和间接投资成为了时尚，投资需要企业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但由于下列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公允价值的运用受到限制。第一，价值观的影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国家利益至上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产权的主要形式公有制主体是不可动摇的，在资本市场，国有股占主体地位就理所当然，计量国有产权的受托责任是会计的重点，这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未能得到广泛运用的原因之一。第二，诚信度的影响。根据2012年7月16日《财经》杂志报道：沪深两市纵股票曾达到80%。这说明在我国资本市场缺乏诚信体系，在诚信体系比较缺乏的前提下，国家倾向于严格的管制政策，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与公允价值相比，更具有说服力和有利于国家的监管。第三，会计传统的影响。会计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为对过去的交易和事项进行反映和监督，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就是过去交易的价值体现，更符合会计的传统和真实可靠、如实反映和可验证性特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立足于现在，建立在假想交易基础上的估价技术，形成的报表成为估值报表，这样的报表很难得到使用者的信任和接受。不符合人们对会计传统的理解。
三、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完善
（一）首先建立和健全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和生产要素等活跃市场的健全和完善可以给企业提供公允价值信息，是企业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通过市场提供的公允价值信息可以降低各相关者信息搜寻和讨价还价及执行的费用，使产权转让和保管有据有证，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已逐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产权交换越来越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重心，如何提供会计报表以降低人们搜寻信息和判断的费用成为采用会计计量时考虑的重点。该种计量属性编制的会计报表能够反映企业组织的真正价值，实现产权的公允、公平的交换。
（二）国家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 公允价值之所以没有历史成本可靠，就是因为无据可查，是一种估价技术。但如果公允价值的数据来源于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就可以做到有据可查，有证可依，即市场证据作为会计计量的凭证。但如何保证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产权转让，这就要求国家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加强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执行力度，对违反公平竞争市场原则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惩治；同时，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监督成本越来越高，个人由于成本效益原则和“搭便车”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已越来越无能力和动力对市场进行监督，国家可以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促进监管职能的发挥。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挥监督职能，从而达到降低整个社会交易费用、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三）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的竞争和道德意识形态。第一，要加强竞争和合作的意识形态，通过竞争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强化服从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实现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建设，特别要强化对经理人和会计人员的道德规范，使其能够不折不扣地完成受托责任。
四、结语
由于在新阶段上述条件的不成熟和制度的一些缺陷，公允价值只能适当地进行运用，在现有的会计核算中，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处理信息能力的提高，可以适当增加实物计量属性，形成货币计量属性和实物计量属性并存的格局；同时，对于在现阶段无法进行量化的信息，加大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披露的规范性、强制性。再者，补充提供必要的管理方面的信息（如管理人员讨论分析书、财务预测报告）以助投资者决策之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当我国的环境、制度和意识形态达到上述标准时，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就应该成为最主要的计量属性，减少其他属性特别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使用范围。所以未来的会计计量属性将是以公允价值为主的计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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