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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变化范文1
关键词：货币政策；融资约束；现金持有行为
一、绪论
尽管现金是企业获利能力较低的资产，但却是一个企业成立、周转、偿债、投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不是固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企业的治理环境、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现金持有特点进行解释，但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现金持有变化在内的多种行为。本文从宏观的货币政策角度分析其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冲击效应，即从宏观货币政策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去解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选择这一角度的原因是银行信贷渠道作为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的渠道，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更强，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更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变化
货币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途径主要有利率途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和制度环境，我国的货币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4，5。信贷传导渠道（包括利率传导渠道）影响微观企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行为进行调整6。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金融环境和制度较为特殊，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中重要的重要，企业的外部融资除了少数的未规范的的民间金融，商业银行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7。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承认了这一事实，2009年时任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阎庆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180.6%，这远远超过了欧盟（100%）和美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银行信贷的基本上上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M2是影响信贷的直接因素，而且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所以文章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个体的现金持有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充足，此外投资机会也较多，持有现金会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会采取较低的现金持有策略，并降低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而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处于预防性动机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并且提高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货币政策紧缩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正相关。
2.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主要是主管预期、传导机制和市场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而货币政策是与预期、传导机制、市场制度的有效性紧密相连的国家短期调控政策，并且它存在着逆周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需求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同企业满足其短期需求的方式并不一致：低融资约束企业很容易的通过进入信贷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其短期需求，化解货币政策的冲击，而高融资约束企业只能依靠信贷市场或者不规范的金融漏损满足其短期需求。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难获得信贷支持，所以在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它们更有可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以应对各种风险11。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融资约束程度越到的企业现金持有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近十年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本文选择了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间隔为季度，这主要考虑到货币冲击具有短期性的效应。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新浪财经。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剔除了特殊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了32352个样本数据。
2.模型设计
文章借鉴了Almeida等和祝继高、陆正飞的回归模型，提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Cash1=β0+β1MC+β2MC*LFC+β3CFO+β4SIZE+β5BMC+β6Year+β7Industry+ε （1）
Cash1=β0+β1MC +β2CFO+β3SIZE+β4BMC+β5Year+β6I
ndustry+ε（2）
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冲击效应，本文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现金持有比率的季度之间的差异，同时现金持有比率也是考察货币政策对样本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现金持有比率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变量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融资约束程度分别用了KZ指数、产权性质、规模衡量。选择KZ指数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是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化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机会密切相关，而且它能最大限度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的结果，此外KZ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实状况。KZ指数的具体算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现金、经营现金流（NCF）与总资产之比进行分类，如果发放现金股利，KZ1=0，否则为1；如果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CF与总资产之比低于中位数，KZ2、KZ3、KZ4、KZ5=0，否则为1；最后算KZ1-KZ5之和，并将其按照排序逻辑回归模型与现金股利/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托宾Q、现金/总资产、NCF/总资产进行回归，求得系数，最后用估计系数求出估计值。按照上述程序，本文计算的逻辑回归的结果为KZ指数=-37.98*现金股利/总资产+3.69*资产负债率+0.62*托宾Q值-6.64*现金/总资产-13.5*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KZ指数的评判标准为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65%分位数时被认为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如果该企业的KZ指数小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的35%，被认为是低融资约束企业，中间程度的为中等程度的融资约束企业。选择产权性质的原因是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与银行和掌握信贷资源分配的政府建立关系，即便是拥有极强抵押能力的大公司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产权性质分为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央企三类，并赋值为2、1、0。
选择企业规模的原因是小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信贷风险较大（无充足的抵押品），严重的成本等比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高12。本文按照总资产35%、65%分位数将融资约束程度分为三类，并赋值为2、1、0。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上季度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程度和企业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回归结果分析
表2模型二是现金持有增长率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首先货币政策指数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持有与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出于预防性动机提高现金类资产在总资产的份额，当货币政策紧缩程度降低时，企业会降低现金类资产的增速，文章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次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与融资约束程度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MC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了融资约束程度越强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变化程度更大，这验证了文章的第三个假设。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BMC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变化有负面冲击，这与祝继高、卢正飞的滞后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没有解释能力的结论相反，但是货币政策的短期滞后规律与经济环境有关。
表3产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标准的分析结果，表4为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判断标准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2年的四个季度（3235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进行考察。在对国内外现金持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通过逻辑回归和其他数据筛选的方式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进而将该指标与货币政策紧缩指数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的趋紧程度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调高现金持有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没有预防性动机，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的速度。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对现金持有的调整不同。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银根紧缩期间，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而货币政策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冲击会因为其自身的产权性质、规模效应和自身在资金市场的地位而相对较小。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由于货币政策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当局在决定或者调整货币政策走向时，要辅以灵活的信贷利率政策，区别对待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规模、产权性质）企业。 此外金融市场的信贷歧视是货币政策造成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融资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融资约束除了外部的因素影响外，自身“原罪”也是无法避免的，正视自身的状况，然后在做出合理的现金现金持有策略。对于容易受到调控政策影响的融资约束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安排，如果在信贷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考虑现金类资产的替代品，比如同样流动性很强，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经营的商业信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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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变化范文2
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全球货币金融政策的分化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全球货币政策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一边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不遗余力地采取量化宽松甚至是“N次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另一边则是新兴经济体使出浑身解数，以应对日益升温的通胀和资产泡沫威胁。美联储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自从2008年12月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25％下的历史低位之后，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下调的空间已经很狭小，从2009年3月起，其转而依靠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通过购买1.7万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货币，以提高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2010年11月，又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美联储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进一步压低美国的长期利率，借以鼓励企业借贷、扩大生产并刺激民众消费。美国宣布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日本、法国等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以此来规避因美国流通中的货币增加而导致美元汇率变化带来的损失，同时希望以此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复苏。如：英格兰银行在3月中旬正式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开始实施总规模750亿英镑资产收购计划。3月18日，日本央行决定将购买国债额度一次性的提高29%，同时决定每月购买的数额由1.4万亿日元上升到1.8万亿日元。瑞士国家银行宣布将收购由瑞士民间借贷机构发行的瑞郎债券。以色列银行宣布收购不同种类的政府债券和在次级市场到期的国债。随着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不断推出，大量廉价资本相继涌入新兴市场，这给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控带来了很大难度。2011年7月至9月初，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市场累计流入资本87亿美元。截至9月初，新兴市场国家2011年共流入资本393亿美元。在本轮资本流入浪潮中，亚洲依然是最主要的资本流入地区，导致亚洲多国货币大幅升值。2011年7月至9月初，韩元、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兑美元汇率均出现5%以上的升值，马来西亚货币升值幅度超过4%，印度和印尼等国货币也呈小幅涨势。高盛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在速度和规模上均超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新兴市场不得不承受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开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是新兴市场国家，欧洲央行也同样受到了影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央行曾在2009年将基准利率逐步从4.25%的高位调低到1%的低位，并从2009年5月起一直维持着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利率不变。但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随着欧元区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欧洲央行在2011年4月7日和7月7日分别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5%。
全球经济的衰退预期引发货币金融政策方向变化随着2011年以来欧洲债务危机的卷土重来并愈演愈烈，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明显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个国际金融组织不约而同地发出看空世界经济前景的表态。全球经济又陷入新一轮的“二次探底”的恐慌，那些已经开始紧缩或正打算紧缩的央行行长们不得不采取“急刹车”的措施。近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各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明显分化。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继续加息。如：印度央行，在2011年9月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印度央行自2010年3月以来第12次加息；第二类是止步观望。如：中国央行，从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连续5次加息，但此后，尽管2011年8月CPI的同比增幅仍高达6.2%，中国央行却开始放缓了紧缩的步伐；第三类是转向降息。如：巴西央行，从2011年来已经4次加息，但在2011年8月31日出人意料地宣布降息50个基点。另外，土耳其央行在8月初也曾宣布下调基准利率。此刻，各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推出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全球性通货膨胀态势猛烈。应对来势凶猛的国际通货膨胀，加大了各国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压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受到多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走出危机仍然任重道远。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可能将不得不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货币政策风向已经开始出现改变，其主要目标由原来的抗通胀转向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开始由紧缩逐渐转向宽松。
货币金融政策对我国劳工利益的影响
我国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经济也承受着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压力，针对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政府逐步收紧货币政策，2010年10月以来央行连续三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升息幅度达0.75%；201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2011年3月25日上调该指标的举措，预计大约冻结银行资金3600亿元，大型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也达到了20%的历史高位。国内外货币金融政策变化对我国劳工利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通货膨胀加剧，使劳工利益受损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我国面临很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极大地影响我国治理通货膨胀措施的效果。根据我国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CPI指数长期居高不下，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态势。我国为了应对通货膨胀采取了紧缩型的货币政策，紧缩型的货币政策本质上是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的，但是这种紧缩型的货币政策由于受到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加剧，会导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人民生活成本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就业状况更加严峻。
（二）人民币升值，使劳工利益出现行业分化美国等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劳工利益出现行业分化。2010年6月19日我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态势不减，人民币升值使得人民币在国外的购买力增强，使用人民币在国外购买商品的企业和个人获得了好处。同时，这使得我国出口面临巨大的压力，出口企业和职工收入受损，许多出口企业停产或者倒闭，失业职工的人数增加。总体来看，据有关资料，出口的受损程度要大于进口的受益程度，职工失业人数的增加要大于就业人数的增加。
（三）国际游资涌入使劳工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大我国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走势不明的环境下，投资中国显然能够对国际游资带来汇率上升、相对高利率的附加收益，而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绝佳的“避风港”。虽然我国仍然实施着较为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外资不能随意地出入我国，但是通过多种变通方式，实际上大量的外资已经“潜伏”入境。涌入国内的国际资金，所到之处会产生资产泡沫的风险，例如：近年来我国由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引领的全国范围内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态势和国际游资有关。这些游资就像定时炸弹，在不断加剧我国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的同时，随时可能由于国际时局的变化而引爆我国资本泡沫，导致巨大的潜在风险。一旦风险爆发，会导致这些行业的职工利益受损，甚至会产生连锁反应。当前，受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开始出现放松的态势，国际游资出逃的可能性加大，一旦这些资金在短期内大规模流出，将会使我国劳动利益受到重大损失。#p#分页标题#e#
（四）我国失业率居高不下2005—2007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4.2％下降到4％，但是从2007—2010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4％上升到4.3％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有些机构称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在10%左右。例如：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我国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我国的失业率这么高与货币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关系，高利率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很多民营企业倒闭，高通货膨胀率对居民财富又是一种掠夺。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隐性失业显性化、高校毕业生带来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危机。
关于货币金融政策保障劳工利益的建议
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当前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们往往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对于劳工利益的考虑较少或根本不予考虑，而劳工利益受到损害往往会妨碍货币金融政策的效果。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要考虑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这样才有利于达到政策目标。具体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一）货币金融政策要以保障劳工利益为重要目标不能单纯以GDP的增长作为货币金融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的依据，同时还需要以劳工利益的保障作为货币金融政策制定的重要考虑因素。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简单的以为经济增长就会带动就业的增长，还要看到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劳动者的利益保证不了、劳资关系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这样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我们只有努力平衡经济增长和劳工利益的关系，才能获得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金融政策变化范文3
关键词：金融政策 房地产调控 向量自回归 建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其影响，我国面临通货紧缩，因此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和1999年4次降息和2次调减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2002年的再次降息更有效的推动了商品房的销售。2003年开始，货币政策虽然名义上仍维持“稳健”的基调，但实质上逐步趋紧。2004年10月末首次加息和紧缩信贷、2006年和2007年8次加息和1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由此可见中央利用金融政策调控房价的力度。2007年GDP增长13%，经济过热，CPI不断走高，并在2008年初达到8.7%最高点，房价再度走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2008年起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从紧。2008年9月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中国楼市一片冷清，成交量低迷。为了刺激经济发展，2008年9月起，央行4个月内5次调低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由最初的7.47%降至5.31% ，2009年购房需求重新释放，全面回暖，房价一路上扬，四万亿救市计划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2010年房地产行业畸形繁荣，房价居高不下。为控制持续高企的房价，2010年开始金融政策明显偏向紧缩，2011年房地产市场明显得到有效控制。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对金融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关于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影响程度早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视和讨论，Gerlach（2002）基于多元变量的实证框架分析了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因果关系。梁云芳、高铁梅等（2006）运用1995-2005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得出利率及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价格负相关。王晓芳等（2011）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实证检验我国房价在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通过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所产生影响中有50%以上经由房价这个载体来实现，房价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王来福和郭峰（2007）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有长期的持续正向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利率的调整对房地产景气是有显著影响的。庄岩（2011）利用供求理论得出房价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即银行信贷在短期通过影响房地产需求从而影响房价，在长期将通过影响房地产供给而影响房价。
本文将以房地产行业在2005年至2011年的发展背景为出发点，分析金融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的影响，金融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传导机制主要是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的传导机制，贷款利率相当于资金使用的成本，利率的高低影响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费用和财务成本，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所获得的资金，接而影响房地产的供给和需求市场。因此本论文将建立VAR模型分析一年期贷款利率和银行贷款对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的影响。由此分析金融政策在我国房地产调控中的有效性，并对我国房地产调控中的金融政策提出合理性建议和对策。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本文利用2005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我国房地产价格、成交量、一年期贷款利率和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幅的月度数据，共84组样本数据对金融调控工具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房地产价格采用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来表示，成交量采用每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利率采用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银行贷款采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余额。因此，本文共采取4个变量去模拟金融工具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动态机制，分别为：房屋销售价格指数（PRICE）、利率（RATE）、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幅（CREDIT）、成交量（VOL），为了消除异方差，其中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成交量采用对数值。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央人民银行网站。
（二）平稳性检验
以时间序列数据为依据的实证研究都必须假定有关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由于大多数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使用传统的回归方程会产生虚假回归的现象，以此所做的研究有可能是无效的，所以本文首先进行单位根（ADF）检验，以保证序列的平稳性。我们得出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幅CREDIT为2阶平稳，利率RATE、房屋销售价格指数LPRICE、成交量LVOL为1阶平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质上是利用了VAR模型来进行一组系数显著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用来检验某个变量的所有滞后项是否对另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当期值有影响。如果影响显著，说明该变量对另一个变量或几个变量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果影响不显著，说明该变量对另一个变量或几个变量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从表2的检验结果来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银行信贷余额同比增幅是房价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房价增长不是银行信贷余额同比增幅的Granger原因，而贷款利率和房地产成交量互不成Granger因果关系。
（四）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采用VAR构建月度模型，用于分析2005年以来影响房地产量价的因素。因为本文选取的是月度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分析与检验，构建一个包含三变量滞后10期VAR（10）模型，根据VAR（10）模型，分别得出LPRICE、LVOL对RATE、CREDIT的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准确的说是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模型受到某些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其描绘了特定变量对各种冲击的反应轨迹。如图1所示，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滞后期间数（单位：月度），纵轴代表因变量LPRICE、LVOL对自变量RATE、CREDIT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LPRICE、LVOL对RATE、CREDIT冲击的反应，两侧的虚线表示走势的两倍标准误差。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得到2005年1月至2011年12月各因素对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的冲击：第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的冲击较为明显，银行贷款增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具有一个助推作用，且效果明显，而且对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存在较为持久的正向影响，但正向影响在第9期随时间递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信贷的增长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膨胀起到重要的支撑和助推作用。第二，一年期贷款利率对房地产价格会产生一个冲击力，从脉冲响应图我们可以看出，起初房价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弱，之后渐强，在第3期达到效应最大，之后又开始减弱，在第4期逐渐消失，在第7期又达到最强，第9期之后开始产生正向影响，由此可认为房地产价格对利率冲击具有滞后期，滞后期大概为3-8个月。第三，一年期贷款利率会对房地产销售量的冲击较为明显，利率的变化对销售量产生正向影响，正向影响从第6期开始逐渐消失，在第3期影响最显著。由此可知，利率对房地产销售量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我国2005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我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房屋成交量、一年期贷款利率和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幅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金融工具对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有一定的影响，其中银行信贷对房价的影响比较明显，而利率对房价的影响滞后期比较长。理论上，利率对房价上涨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各国政府经常用利率来作为调节房价的有力金融工具，但我国利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市场机制并不健全，在我国，银行信贷的增减对房价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在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上信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房价不断上涨。通过脉冲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工具对房地产量价的影响，并进一步显示出银行信贷和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程度。但是，政府利用金融工具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并不会立即得到有效的控制，常常会与行政政策相配合调控房地产市场。
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针对目前金融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政府的金融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节必须通过房地产开发公司、投机者、投资者，自主需求者等微观个体共同起作用，但在传导过程中会受到市场微观交易机制的影响而产生变异，并且在传导过程中产生时滞问题，因而影响了金融政策对房地产调控的效果。因此，为了避免金融政策在传导过程中的时滞和变异，我们可以建立房地产检测预警体系，设计一个指标体系对房地产市场做出适宜的提示和判断，比如设立指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与GDP的比值、商品销售价格指数与房屋租赁价格指数的比值等。
第二，中央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制定不同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对于一些地方房地产已经进入供过于求阶段、房屋积压严重、房价开始下跌的地方，中央政府应该实施从宽的金融政策，对于一些房地产需求旺盛、房价持续上升的地区，中央政府应该实施从严的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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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变化范文4
金融市场营销论文
财政金融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下发挥财政与金融政策调控作用中存在的问题
1.对市场调控的滞后性
政府采用财政和金融手段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滞后性的现象。即市场经济变化速度很快，很多问题潜藏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只有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才会爆发出来。此时政府在采用相应的调控手段，付出的代价大，有亡羊补牢之嫌。市场经济发展虽有规律可循，但我们在把我市场运行规律的同时，总会出现失真现象。就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完备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有效克服之中市场调控的滞后性。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2.政府制定财政和金融政策无法协调统一
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是最常采用的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总会出现二者无法协调统一的问题。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一开始提出的主要是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出发，采用了4万亿的赤字刺激财政手段，的确在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年后发现只是凭借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2009年才开始连续十几次的货币信贷降息手段，通过银行整合社会资金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然，在此之前，也采用了降息手段，但是幅度较小，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不管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外政府在采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协调一致的现象。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政府财政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整合效率差、侧重于政府财政手段忽视金融手段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下做好财政与金融有机的整合工作。
二、加强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整合的建议
1.深入考察把握市场运行规律，做出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调控策略
实现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有机整合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对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从宏观和微观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深入探究每一个细微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把握相关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够为政府制定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政策提供现实的依据，进而预见到市场运行可能存在的潜在重大隐患，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有效改变财政与金融手段对市场调节滞后性的现状。
金融政策变化范文5
关键词：经济发展；基本构想；差异化金融政策
作者简介：胡芳（1978－），女 ,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62-03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达国家也大都经历过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区域金融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经济发达国家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的情况
（一）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
发达国家在建立金融组织体系时，都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适时地构建和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首先,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联邦储备制度，对全国金融业实施了分层次的管理。[1]在国家一级设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相当于中央银行总行;而在地方则设有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分行的职能。这种分权性中央银行制度决定了区域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利于本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的设置一般都是适应特定区域开发而建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地区开发提供专项服务。日本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是为开发边远地区――冲绳地区提供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兼办其它政策金融机构在冲绳的业务。这样的金融机构，经营中政策色彩重，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后,区域金融组织的优化。美国的银行注册双轨制度创造了数目庞大的地方性银行。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向联邦政府注册，成为国民银行。也可以向州政府注册，成为州立银行。不仅商业银行如此，其储蓄机构、信用社等也具有双轨的特征。
（二）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
首先,制定有差别的金融管理政策。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调控是以各种间接控制为主，因此，这种差别性主要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美国的贴现率由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根据本区域经济和金融状况制定，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实际通过贴现率和贴现政策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有所区别的金融政策，对缩小地区差异、缓解民族矛盾、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十分有利。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实行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优惠低息贷款政策，如西欧的“公司软贷款”，不仅利率低、期限长，而且可以享受规定期限的归还宽限期。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对在经济落后和萧条地区兴办企业的私营企业，通过经济开发署等机构为其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对固定资本提供的直接贷款可达该项资本总额的65%，流动资本可提供100%直接贷款。
（三）建立区域证券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相对协调发展
美国自1792年5月17日建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共有8家主要证券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分布在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美国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随着通讯设备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创业板市场对新经济和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发挥着强心剂作用，并且创业板市场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传播，但更应该透视到创业板市场是建立在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协调基础上的产物，具体讲是经历了“区域易所――集中易所――创业板交易与主板交易所并存”的发展阶段。
二、对中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效果的回顾
本文以深圳特区为例，来回顾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
我国在某些地区也实施了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深圳特区。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深圳特区实施特区金融政策，赋予特区金融4个特权:一是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即资金方面，各专业银行深圳分行现有信贷资金和以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国库款和向人民银行总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外，全部留给深圳特区，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给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下达信贷规模，并由它统一调配使用，同时允许深圳市各银行向国内外拆借资金。二是利率调控权。在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可以参照全国的利率水平，结合深圳经济发展、资金供求与汇率变化等方面的情况，自行设立利率档次与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即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制定特区内各专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并允许在5％-10%的幅度内自定外资银行各项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四是机构准入审批权。在机构设置方面，下放部分金融机构审批权，并赋予了一系列机构监管的灵活政策。
特区金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特区金融的全面发展。到1996年，特区就已构建了门类最齐全、服务网点最密集、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多种类、多功能、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办理种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提供最新的金融工具，特区金融业成为深圳经济的支柱和第三产业的“龙头”。到1996年止，为深圳提供了占整个基建投资1/3以上的流动资金，累计发行股票筹资300多亿元，金融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1%，自身也形成了3500亿元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超常规的金融政策带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金融对经济第一推动力得到了充分体现。[3]
政府在深圳特区采取的强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在深圳现代都市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对建立区域化金融政策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很好地发挥差异化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应从金融发展的制度层面和货币政策角度来构想区域化金融政策。
（一）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首先,确立统一金融法规下具有优先决策权的区域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区支行的组建，为实行区域金融政策提供了组织体系保证。在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政策之下适当下放区域金融决策权，使九大支行能够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总行只规定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一般水平及浮动幅度，各区域内的具体水平确定浮动区间后下放给主要大区分行，使国家金融宏观政策具有宏观的严肃性，同时，各区分行在区域金融决策上具有一定伸缩性。
其次,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性融资的主要作用领域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产业，其布局原则应该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均衡布局，以保证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权利大体享受均质和等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不论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则要落后许多。但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建立专营政策性开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最后,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不对称，缺乏向中小企业发放信贷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对策之一是促进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鼓励股份制、外资银行等入住急需资金的地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具体实施上，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管理政策。
（二）实行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
首先,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须从货币政策层面解决各地区短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已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因此，我国差异化货币政策也必须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再贷款的利率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瓶颈”，因此，引导信贷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成为必要，坚持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
（三）积极发展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
目前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审批权在中国证监会，正如前述分析，中西部与东南部地区上市申请统一审核标准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现实中不利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家证券交易市场，在上市公司范围、上市审核标准和交易活动监管等方面有别于目前的证券监管规则。在中西部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不仅有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差距，而且有利于为中西部重大工程建设和各项配套工程筹集资金，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新的股份制企业。
（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步推进
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综合功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所有制的调整，不发展非国有经济，仅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动企图完成中西部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西部地区所有制的调整，需要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大力发展和引进，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竞争因子，而这两类企业的资金匾乏的现状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区域化政策，在统一的市场趋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构建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其具体构建需要从培育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实施差别化金融管理政策、构建区域金融市场和制定区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注释：
① 李正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政策［J］，金融研究，1998, （09）：26-33.
② 李成、李国平.区域金融:现实检讨与政策处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6.
③ 殷孟波、王建.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金融的政策选择［J］.西南金融,2001,（05）:46-48.
参考文献：
［1］ 谈儒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财经,2004,（12）.
［2］ 施雪清.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研究[D].东南大学,2006,（07）.
金融政策变化范文6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被社会所认知。全球变暖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其对人类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危害和压力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低碳经济逐渐被社会重视。众所周知，黑龙江省是我国工业化发展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但是由于发展模式以及工业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使得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约束。黑龙江省应当好好利用丰富的地质资源和广阔的地理环境，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低碳经济是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实现低碳经济与财税金融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通过财税金融政策的效力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提高黑龙江省的低碳技术水平及核心技术，助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1．理论基础
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有众多说法，总结起来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采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以及新能源开发等多种形式，尽量减少煤炭及石油等高碳产品能源消耗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2．财税与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框架
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支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需要明晰其职责。政府与市场应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依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政府的职责范围体现在运用财政补贴、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与约束低碳经济的发展；作为金融部门应该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相应的低碳信用交易平台，促进低碳交易等方面的工作。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两者协调配合，产生的合力才能扩大政策的功效，从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三、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财税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财政政策。政府调节经济走势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补贴低碳经济企业，对于调动企业开展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有利于社会资源倾向投资于低碳经济项目。因此，为了鼓励支持企业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对于能够独立实现研发和创新或者能够采用先进的低碳环保设备投入生产和运营的，应该给予相关财政补贴。具体分为：企业价格方面补贴、亏损方面补贴、折扣方面等政策。对于购置了低碳环保设备设施的企业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以尽快提完折旧，加快企业设备的更新进程。（2）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税收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当前税收政策的功效主要集中体现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提供有力支持。用税收的形式优化配置有限资源，使其资源达到合理有效配置。通过征税来处理企业污染外部性的问题，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问题。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在低碳技术领域进行科研创新。①健全资源税的税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有权限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依据税负公平的原则，应将不可再生性的资源与再生性周期较长，以及生产难度较大的资源都应扩大到征税范围之内；对于资源供给较为匮乏的，不宜大量开采的绿色资源产品也应扩充到征税范围之列。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不仅要包括矿产性资源，还要包括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只有把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均纳入征税范围，扩大资源税的税基，合理征收资源税，才能真正实现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实现低碳经济。资源税制中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节能环保型的企业给予适度的鼓励，例如能够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或低耗低排放行为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与采取补偿的措施。同时对于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企业，不仅要课以重税，还要对其进行停业整顿、改进技术，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②完善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应该在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制中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的所得税给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研发低碳技术、环保技术以及新能源开发技术的低碳企业，实施免税政策。对于能够积极主动投资于低碳项目的企业可以采取减税政策。由于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并且具有周期较长、收益较低的特性，低碳经济的发展与企业投资的力度密不可分。因此，应该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的企业给予相关税收政策。对于能够改善设备，使用低碳设备、回收利用再生资源，有效利用资源的企业，根据企业购买的环境保护设备设施，允许多抵扣，实现减税。对于污染较为严重、生产效率低的企业鼓励更新设备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实现由“高碳”向“低碳”的过度。虽然目前相当大一部分中小企业在低碳经济领域的投入和研发达不到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但要看到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力度，可以采取税后补贴或延迟纳税的措施。
2．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形成政策性金融制度。现在是一个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好时机，目前已有国家开发银行制订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金融规定，除此之外还应该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专门的银行机构，致力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建立类似的特殊服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政策倾向金融机构、金融政策，支持特别项目及相关领域，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用金融基金和金融债券筹集的资金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黑龙江省应该成立低碳发展银行，属于地方性政策性银行，银行的资本来源于省市政府、有关企业以及民间资本金，广泛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低碳经济，尤其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环保项目。逐步健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如哈尔滨银行、龙江银行、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对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撑作用。（2）增强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通过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政策，完善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需求。实施绿色信贷资金政策，着重商业性银行对信贷业务进行相关环境风险审查、评估和监测，完善绿色信贷管理系统建设。借此扩大商业性银行的绿色信贷规模效应，新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贷款采取绿色通道快速办理；提供以排污许可证作为绿色信贷额度的界定标准，降低新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风险；加强低碳产业和下游产业的项目和增值。根据实际需要做好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绿色信贷的规模额度，并且有效规定绿色信贷的贷款期限和银行利率。（3）加强资本市场推动作用。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发挥优势资本市场的初始投资和融资。目前，大量的低碳经济相关行业和企业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产业数量和行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他省份。根据实际情况，证监会应该相关政策，对于财务指标正常，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建设项目。以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模式转型，将其资本和技术更多的投放低碳经济领域。（4）提升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根据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特性，金融机构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第一，让低碳项目有大额、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直接设置专属低碳企业的投资基金。第二，为了促进低碳交易，建议建立低碳信用交易平台。第三，采用低碳品牌，促进企业使用低碳经济信用卡。第四，加快低碳金融服务的进程，如金融产品和碳排放交易数量组合，形成与资源相挂钩的金融产品，结合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的金融服务产品。第五，创新的金融中介服务，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并提供低碳项目信用登记、托管和基金为低碳项目结算和清算服务，促进企业发展新能源、节能减排。第六，继续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满足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比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的环保、碳交易信用保险以及绿色汽车保险等等，减少碳排量、减少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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