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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区别范文1
内容摘要：“省直管县”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地方政府辖区最优规模的确定问题，也是一个地方财政体制的集权与分权问题，因而可采用西方财政联邦制理论框架分析。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就是在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下实行财政上的省直管县，它实际上属于基层财政层级问题的范畴，也是一个地方政府层级结构的制度安排问题，因而还可以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分析。
关键词：省直管县 财政联邦制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 理论基础
财政联邦制理论
（一）马斯格雷夫的“最佳配置职能”分权理论
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从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空间维度，提出了“最佳配置职能”的财政分权理论。“最佳配置职能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
马斯格雷夫的回答是后者。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多级财政体制，首先必须解决财政社区的最佳规模问题。最佳社区规模的设置必须综合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个是在既定公共服务水平下分担成本递减的有利条件；二是在既定服务水平下社区居民拥挤程度递增的不利条件。马斯格雷夫分析了两种情形：在既定服务水平下最佳社区规模的选择，以及在既定社区规模下最佳服务水平的选择。在此基础上，他将最佳社区规模和最佳服务水平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提出了财政社区的最佳结构模型。在图1中，横轴N表示社区规模，纵轴Q表示服务水平。当社区规模为N1时，要求服务水平为Q1；当社区规模为N2时，要求服务水平为Q2，依此类推。这一关系由直线QQ和NN加以表示，它表明了在各种社区规模下的最佳服务水平。其中，E是服务水平和社区规模两者都达到最佳的结合点。在E点上，QQ和NN两条直线相交，最佳服务水平为Q7，最佳社区规模为N7。马斯格雷夫的结论是，高效率的财政体制模式要求有多级财政单位，它们在规模和地区范围上都有区别。其中，全国性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
（二）布坎南的最优俱乐部理论
J•布坎南认为一个地方政体是一种俱乐部的形式，使用个人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具有相同趣味的模型，探讨了自愿形成俱乐部的效率性。对地方政府的最佳规模研究是从一个游泳俱乐部开始的。假定游泳池的总成本固定，而且俱乐部成员的收入和偏好也是一样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俱乐部成员的多少问题。在排斥是可能的情况下，一个新成员的增加会降低所有其他成员的成本，也就是存在着规模经济。随着成员的增加，每个成员所负担的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因成员增加带来的拥挤程度的上升。这就是增加的成员带来的边际成本。起初拥挤成本可能很低甚至是负值，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拥挤成本不断上升，最终可能由于拥挤不堪而使俱乐部解散。俱乐部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会交于一点。在这一点上，因人员增加带来的分摊成本下降的收益与因成员增加所带来的拥挤成本正好抵消。按照一般均衡原则，此时的俱乐部人数是最优规模。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指出了确定地方政府最优管辖范围的效率条件。就既定的俱乐部规模而言，新成员的增加一方面会带来人均成本的节约，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俱乐部的拥挤程度，降低原有成员的消费质量。最优的俱乐部规模就位于新成员的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上。布坎南模型强调的是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三）奥茨的分权化定理
由于地方公共产品需要由地方政府提供，且这类产品存在外部性问题，还由于存在地方性自然垄断问题，因此需要地方政府矫正市场失灵，干预地方资源配置。但是，公共经济学的这一原理，还没有就适合于辖区居民数量、服务职责和服务范围方面的最佳地方政府规模进行分析。实际上，政府规模与辖区范围及居民数量之间，是存在匹配关系的，理想的地方政府规模能够使公共部门产出的供给与需求相互匹配。对此，奥茨的《财政联邦主义》中作了开创性的经济学分析，为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确定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他认为，集权化的政府选择将导致供给的同一性，而无法考虑到各个地方的不同偏好。相反，分权在这方面更加具有优势，因为全国范围内同一的服务有可能造成消费者剩余损失。因此，他主张最优的政府规模应该与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空间受益范围相一致。每种公共产品的受益区域内应该有一个单独的政府，每种公共产品应该由最小的政府来提供。没有外部性的政府结构将是最优的政府结构。奥茨模型强调的是公共产品的成本与受益的外部性在政府结构形成中的作用。
（四）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
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公共产品的需求差异、公共产品成本与受益的外部性、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政府自身的管理成本和附属成本在最佳政府结构（包括政府层级、数量及规模）形成中的作用。这四个因素相互之间是不一致的，经常存在冲突。对于每种公共产品而言，最优政府规模将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作为权衡外部性和需求差异两种因素的结果，每种公共产品的最优政府规模将是政府规模扩大因消除外部性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与政府规模扩大因不能满足不同个人对公共产品数量的不同偏好而带来的福利损失之间的差额最大的那一个。如果按照这种程序决定最优的政府规模，可能每种公共产品的最优政府规模都是不同的，有多少种公共产品，就需要多少级次的政府。但是如果考虑到每种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政府自身的决策成本的话，那么，这种政府规模就不再是最优的。总之，按照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最优政府规模的确定需要同时权衡这四种因素。
（五）财政联邦制理论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
从财政联邦制理论可见，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公共产品成本与受益的外部性、政府本身的决策成本（政府管理的规模经济效应）都应该成为现实政府体制结构优化设计的主要参考因素。虽然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也可以通过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联合提供、联合购买协议来获得，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也可以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但是，作为一种额外的制度安排也必然存在额外的运作成本。与其如此，不如将新增制度安排的功能内含于现有的政府体制结构中加以完成更为合算。中国目前的省直管县代替“市管县”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淡化地市政府的财政职能，将地市政府的财政职能合并到省级政府，实行省直管县。从形式上看，将地市政府的职能合并到省级政府，就意味着扩大政府的辖区范围，无疑可获得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解决外部性问题。淡化地市政府的财政职能，减少一级政府级次，就可以减少政府本身的决策成本，获得政府管理的规模经济效应。当然，省直管县同时会增加原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和工作负荷。而且在原省区不变的情况下，管理者离管理的对象越远，管理效率有可能会降低，因而需要增加一些管理者或管理机构，从而又有可能出现规模不经济。但是，原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增加问题可以通过另外的制度安排比如划小省区来解决。所以，这种规模不经济效应不会很大。省直管县所带来的政府管理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仍然为正数。
新公共管理理论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概述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相比，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
二是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更加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因而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三是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它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
1.政府级次与国家组织形式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基于国情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五级政府级次和联邦制国家三级政府为主的政府框架做简单的对比，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政府模式。单一制国家由于上级政府是通过行政控制来完成对下级政府的行政管理的，因而一级政府的有效管理幅度有限，所需层级较多；联邦制国家由于上级政府是通过法律监督来完成对下级政府的管理的，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一级政府的有效管理幅度可以扩大，所需层级较少。特别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承担的职能较多，中国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管理主要依靠行政计划手段来实施，严重制约了一级政府本身的有效管理幅度，因而所需地方政府的层级就会较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将逐步归位走向公共服务型，管理方式也将逐步转变为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行政和计划手段为辅，以间接管理为主、直接管理为辅。同时，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政务的发展也大大增强了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能力，强化了政府管理效能，自然扩大了一级政府的有效管理幅度，客观上使中国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关系构建起来的基层政府有了减少层级的可能。
2.少层级、大幅度的扁平化结构，应该成为现代组织层级结构的主导模式。现代组织管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信息传递链条越长，信息失真率就越高，信息传递速度就越慢；相反，中间环节越少，信息传递速度就越快，信息失真率就越低。在交通通讯便捷、信息技术发达的知识经济时代，少层级、大幅度的扁平化结构应该成为现代组织层级结构的主导模式。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共行政体制都采用了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形式。从世界各国的政府层级来看，采用四级制及以上的国家仅占其中的约1/9，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同时，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意味着权力下移，基层组织的权力增加，有利于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今天，横向经济联合普遍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势必要求更高层次上的范围扩张。事实上，行政区域不可能完全与经济区域相一致，但应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区域的扩张。显然，过渡形态的“市管县”体制只是意味着一种低层次的经济区域的范围扩张，而省直管县则意味着扩张行政区域的范围扩张，从而有利于经济区域更大范围的扩展，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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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国际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其结果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因此，对外开放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市场国际化过程。而市场国际化对决定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这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国际化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业只在国内市场上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1．国内资源可供量的限制。因为一国的资源往往存在相当程度的稀缺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可能因获取资源的代价太高反而使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获得所需的大量资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就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所需的资源，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例如，目前上海“宝钢”所需的铁矿石9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等国，其规模经济的实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
2．国内市场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对任何产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业若一味追求扩大生产规模，往往会造成产品严重供过于求，迫使企业又不得不缩小其生产规模。而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突破了产品需求的制约。
3．国内技术水平的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通常是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总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而一国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中，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这对技术总体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突出。企业通过国际市场引进高效率的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就能较充分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总之，市场国际化突破了国内市场的种种限制，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具有多层次的特点。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许多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并大有继续发展之势，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将进入区域一体化、集团化新阶段。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3年1月就宣布建立在12个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并设想在21世纪中期，把欧洲经济区扩展到东欧和南欧的周边国家，把欧洲建成“全欧洲经济联盟”；1992年1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美加墨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89年11月，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部长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首次会议，组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2年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达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成员国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因此，两者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此外，还有不少新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尚处于酝酿或筹建之中。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成员国之间降低甚至消除相互之间的进入壁垒，加强经济合作，而对非成员国则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如欧洲共同体（欧盟）达成建立西欧统一市场协议后，先后制定了限制纺织品进口、保护西欧电子产品市场、提高进口产品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从70年代末开始，在80年代普遍化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在90年代将继续发展，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为摆脱经济“滞胀”、高失业率和贸易逆差急剧上升的局面，纷纷制定各种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对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设置很高的进入壁垒，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便形成了“大区域进入壁垒小区域进入壁垒特定国家的进入壁垒”这样一种多层次、复杂的进入壁垒体系。
（三）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由于国际市场为企业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多层次的进入壁垒，这就使仅靠对外贸易很难开拓国际市场。因此，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纷纷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利用当地资源组织生产，并实行就地销售，从而使对外直接投资取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就市场集中度而言，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有关资料，早在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跨国工业公司的销售额为5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西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1992年在全球2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占主体，仅占1％的大型跨国公司，其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0％以上。而世界最大的几百家跨国公司分布在各主要产业中，特定产业被少数几家寡头企业所垄断，这就意味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
二、中国市场结构与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分析
市场国际化把我国企业逐渐推向国际市场大舞台，而从国内市场竞争到国际市场竞争的转变，要求相应地调整我国的市场结构。但就企业自身而言，有一个相当时期的适应过程；就国家宏观管理而言，有一个探索、总结、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市场结构存在着与市场国际化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规模经济明显的重化工、电子等产业中，例如，根据目前的国际标准，汽车工业中单个整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为40万辆以上，而目前我国整车生产企业有120多家，超过美国、西欧和日本厂家的总和，但年产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3家。据统计，90年代初我国有钢铁企业1598家，约占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1／3，而我国的钢产量只占世界钢产量的1／10。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企业分散、规模偏小的现实。不仅如此，我国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企业的总体平均规模很小。例如，在1990年我国500家最大的外贸企业中，进出口额在1500万至1亿美元的就有357家，占71．4％。这同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较反差很明显，这些国家为了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视“企业规模效应”，其跨国公司的规模往往比国内其它企业的规模大得多。可见，我国企业的规模本来就较小，而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大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两重因素必然导致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因企业规模小，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
（二）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过高，内部摩擦大，交易费用高。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的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这对加快我国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国内企业之间竞争激烈，造成很大的内部摩擦。这在出口方面表现为，同类产品在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口时，多头对外，为了抢夺生意而对外竞相削价；在进口方面，则多家进口企业竞相抬价，相互争夺货源，其结果是让外商从中渔利。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过度竞争现象十分严重。同时，由于我国许多刚开始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过去同国际市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缺乏国际化经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些企业单枪匹马进入国际市场，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去熟悉市场环境，收集国际市场信息，寻找顾客，签订并执行交易合同。而且，由于单个企业的贸易批量小，单位产品的运输费用和购销费用就高，因而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很高。
三、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中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
基于对市场国际化给市场结构带来的影响和中国市场结构现状与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市场国际化要求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并降低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度，形成协同竞争格局，以实现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却规模偏小，企业间存在过度竞争，内部摩擦大，与有效竞争相差甚远。因此，在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我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思路是：培育一批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企业，作为跨国经营的主力，以充分发挥国际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潜力；适当提高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度，降低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减少内部摩擦与交易费用，以协同竞争力，冲破国际市场上的多重进入壁垒，增强与国际寡头垄断企业的竞争能力。为此，需要研究以下两个具体战略问题：一是我国如何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在特定产业如何确定国际化经营的核心企业，以协调产业内各企业间的关系。
（一）形成我国大型企业的主要战略及其途径。借鉴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成长经验，我国可采取水平一体化、垂直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这三种一体化战略不仅存在各自的经济性，而且具有层次性。作为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水平一体是垂直一体化的基础。通常，企业规模的扩张是从水平一体化开始的，由于企业可利用原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原来的业务范围内扩大其规模，故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但企业通过水平一体化达到一定规模后，要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需要进而实行垂直一体化。如美国，大型企业形成的历史就是把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流通过程结合于单一企业中的历史，到1917年，在资产额为2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企业中，将近90％的企业是经由垂直一体化而形成的。而在经济波动幅度和频率日益增加的今天，企业要保持原有的市场地位并持续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要求企业努力分散经营风险，稳定企业收入流量，这就迫使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同时，当今跨国经营的迅速发展，要求实行跨国产业经营的大型企业作为物质载体，这也刺激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以最终形成经济实力雄厚的国际化大型企业。
就实行各种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的基本途径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可供选择：一是通过企业自身积累以增强经济实力，逐步扩大其生产经营范围，实行各层次的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凭借其经济实力，通过兼并产业内横向、纵向企业以及不同产业的企业，以形成大型企业；三是突破部门、地区界限，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显然，前两种途径（特别是第一种途径）形成大型企业需要较长时期，而通过第三种途径则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大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还受“条条”和“块块”限制，造成分散经营、多头对外的过度竞争局面，而通过组建跨部门、跨地区、经营多个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则有利于消除这种混乱现象。因此，这一途径体现了我国今后形成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向。
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区别范文3
重庆使中国这艘东方巨轮找到了西部支撑点，上海是箭头，重庆是箭尾，京津与广州为弓箭的两端，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大中心城市托起的长江经济带犹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思路决定出路
2007年2月27日，在重庆直辖十周年新闻会上，重庆市长王鸿举格外严肃，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据资料显示，主城区与地区的人口规模比为1∶4.7，高于北京的1∶0.62、天津的1∶0.77、上海的1∶0.96，农业人口占3/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全国平均的3.23∶1。重庆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形象表现为“小马难拉大车”，“大城市带不动大农村”。同时，从主城区道路通达范围看，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主城区到最远边界一般不超过2小时，而重庆是一个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的直辖市，市域通达时间需要8小时，这远远超出了主城的直接辐射范围。产业竞争力不强，工业总量偏小，知名企业和品牌产品较少，增长方式较为粗放，仍然是影响重庆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面对这样的现状，出路何在？重庆市委书记在年前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1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战略。通过历时半年调研，今年4月正式部署，提出要把建设“重庆1小时经济圈”、打造以主城区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打好“直辖牌”、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平台。“1小时经济圈”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
“一圈”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根据重庆的建设规划，“1小时经济圈”将承担构建合理、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功能完善、集聚辐射力强的现代城市群；构建枢纽型、网络化基础设施体系；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4大任务。在西部地区做到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城市核心竞争力、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社会和谐程度领先。
“一圈”是重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预计10至15年后，这一经济圈内将新增1000万城镇人口，城镇化率达75%，全市80%以上的GDP将在该区域产生。据相关部门透露，未来将在“1小时经济圈”内合理布局100个重点镇，发展特色产业和就近吸纳农村人口，使经济圈的工业化城镇化提速。这些重点镇将按“四沿”原则布局：沿大江大河、沿交通线、沿平谷、沿资源富集区。
重庆市长王鸿举指出，“一圈”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一小时经济圈建设首先要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实现城乡户籍管理一体化。
万亿资金打造四大核心产业区
重庆市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处长王青介绍，在产业布局上，“1小时经济圈”拟规划打造核心产业区，发展现代服务业、高附加值产业和都市工业。其中北部产业区，重点发展汽车、电子、生物医药等产业。东部产业区以茶园新区为中心，发展装备制造业、会展业；南部产业区以鱼洞为中心，布局摩托车、零部件、食品、机械产业；西部产业园则以西永、西彭为中心，发展软件及服务外包业，芯片、加工、仪器仪表业。
同时，沿渝武、成渝、遂渝、渝黔四条高速公路打造四大产业带，并最终在“1小时经济圈”内形成六大产业集群，包括汽摩产业、天然气石油化工、综合性装备制造业、材料产业、高技术产业、综合性轻纺食品产业。
“6月份，我市将出台‘1小时经济圈’的详细规划，然后再编制‘两翼’的发展规划。”王青表示，从规划正式出台后到2010年，将有上万亿元资金投向“1小时经济圈”。
15年几百万人口将融入圈内
重庆市委书记称，“对于三峡百万移民这个世界级难题，目前，重庆市已经迁移了102.4万人，完成了任务的90%。”
重庆市开始计划在10年到15年以后，集聚城镇人口超过2000万，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这意味着，未来10到15年该市其他区域将有400万人口转移到“一圈”内。尽管本次人口大转移与三峡库区移民有本质区别，但如何转移比三峡移民多几倍的这几百万人仍令人关注。
“我们现在计划每年大概要转移40万，今后五年我们要转移200万。”重庆市副市长童小平说，这一转移也包括“两翼”里面的县城、城镇实行梯级转移。目前正在就“1小时经济圈”如何吸纳“两翼”(指渝东南地区和渝东北地区17个区县)地区人口，向市民征集意见和建议。重庆市发改委官方网站日前挂出的一则“如何加强‘1小时经济圈’对‘两翼’地区的人口吸纳作用？”显示，该委目前正在向民间征求解决方案或建议。
“一圈”提速 两翼齐飞
两翼指1小时以外的重庆行政区域，即渝东北、渝东南两个经济带。用“大马拉大车”来表达这一构想。试图构建的新格局是，通过“1小时经济圈”的发展，发挥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来解决“两翼”发展问题。
在加快打造“一圈”的同时，要全面落实库区移民开发等政策，促进渝东北地区“提速提档”，努力建成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全国著名黄金旅游带、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要落实好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各项政策，支持渝东南地区“做特做优”，努力建成武陵山区经济高地、民族风情生态旅游带、扶贫开发示范区，力争“两翼”的发展尽快超过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将全市生产力统筹布局在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三大区域上，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战略体现在“一圈”带“两翼”的发展路径上，正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包括渝东南在内的“两翼”发展问题。王鸿举指出，要强化“一圈”对“两翼”的带动作用。要增强“一圈”对“两翼”的反哺能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两翼”发展，提高“两翼”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十一五”：完成5500亿元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加快“1小时经济圈”新型工业化进程,“十一五”期间，重庆“1小时经济圈”将累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5500亿元以上。到2010年，实现工业增加值2200亿元，年均增长21%，销售产值8500亿元,年均增长25%左右。重庆市经委主任吴冰表示，实现重庆工业的“率先”发展、“加快”发展，必须加快“1小时经济圈”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极化效应和发挥扩散效应，并带动两翼地区协调发展。
重庆人们会不会更幸福
重庆的夜色很著名。这个一边是有灯光的、高楼林立的魔幻星球，另一边是没有灯光的、低矮楼房的隐形城市。重庆要规划的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城市群。重庆规划局副局长邱建林说，根据政府的展望，2020年，重庆城市人口会超过2200万，农村人口会下降到1000万，城市化率会达到70%以上――要规划的，是“一个城市群”的城市进化方向。
有个普遍的说法是，要考据这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需要前后各10年的时间。“重庆是10年前的上海”，这是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的话，让人思索重庆会否陷入上海式的发展逻辑中。重庆难以模仿上海――700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400万左右是到沿海打工，300万左右是在重庆各个区县的城市和主城打工。重庆地区广大，“人均”包括更多偏远地区，所有的根据数据分析都变得复杂。
上世纪80年代开发深圳、90年代开发浦东，珠三角、长三角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如今，天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第三极”，重庆和成都的合作成为“第四极”的观点，亦被更多的人迅速认同。三峡库区、第四极，一个国家赋予了这个城市诸多使命，重庆的城市扩张理直气壮。
“1小时经济圈”让时钟被拨快的重庆，城市空间的扩张按独自的规则运行，市民阶层和生活空间的裂变，重庆无疑是最快的成长之城。它是否也是一个乐活之城？一项全国31城市幸福感调查中，上海、北京的文明幸福感进入了前十强，重庆和天津则未进入前二十名。重庆被期待“率先小康”。重庆人会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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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为重庆勾画了“三大定位、一个目标”的宏伟蓝图,其中一个定位是“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重庆市正着手建立健全“1小时经济圈”与长三角、珠三角、西部地区对接的政策，积极争取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重点在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户籍制度、财税政策上进行探索创新，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并将依托“1小时经济圈”发展优势产业，与四川共同打造成渝经济区新的国家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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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经济圈”以重庆市主城为核心、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范围，涵盖重庆23个区县，幅员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00万，接近全市的60%，其中城镇人口接近1000万人，城镇化率接近60%，2006年GDP占全市的78%，经济总量约为2700亿元，占全市3/4以上。是目前重庆区位条件最好、资源环境承载力最强、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最高、最适宜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区域。着重打造一个具有明显集聚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城市群。目前，到2015年，“1小时经济圈”将在重庆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并带动重庆在西部地区提前3年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到2020年，人均GDP突破8000美元，常住人口达到2200万，城镇化率达到80%。主要经济社会发展人均指标达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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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渝经济区
进入21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战略新取向，即由东部一枝独秀非均衡式发展，形成东、中、西部及国家级流域经济的大都市群联动共同发展的格局。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有“上海1小时经济圈”，“珠三角”地区有“广―深―港1小时经济圈”，华北“环渤海湾”有“京―津都市圈”。2007年6月7日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批准重庆和成都作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中国第三个“新特区”。
成渝经济区占西部面积的3％，人口占西部的25％，GDP占西部的26％，实力高于大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资源聚集好、产业基础好、城市基础好、要素功能好、发展潜力比较大，到2020年，GDP总量可占全国GDP的8％，将仅次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将是最有条件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板块，大幅提升成渝经济区在全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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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区别范文4
关键词：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市场定位；竞争力培育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130-02
一、城市群相关的几个关键概念辨析
（一）城市化与城市发展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产物。据专家研究，人类社会的城市发展史已长达九千年左右[1]。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化的发展历史不同于城市发展史，城市化发端于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而城市始于人类世界第一座城市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包括某些相关的自然科学学科都走研究、涉及或关注城市化发展问题。伴随而来的涉及城市的相关热点研究，更是数不胜数。
关于“城市化” 这一概念最早由何时最先突出，目前比较一致的有两种。一种是1859年由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7]另一种是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8]。学术研究中，一般认同马克思的第一种用法，到现在涉及到城市化的研究将近一百五十年。
城市化形态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农村的城镇化；二是大都市圈，比如大上海都市圈等；三是城市群。由于城市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景观、人口等各种问题的综合反映，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之一，就必然会引起各界人士和相关学科领域的极大关注和广泛兴趣。
（二）城市群与城市综合体
法国地理学者戈德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凭借其集聚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成为全国和区域性的经济核心地区和增长极，不仅经济结构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且城市群内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和产业区，发展潜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释放出来[2]。
“城市综合体”就是将城市中的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间的三项以上进行组合，并在各部分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体。
二、城市群竞争力的缘起与评价标准
“黔本无驴”，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也是“舶来品”。 在1990年5―6月的 HBR杂志上，Prahalad和HaMel发表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这一概念。此后，人们对这一概念有多方面的扩展、理解和界定，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力的混用现象。以至出现了国家（国际）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城市群竞争力不同于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但是，他们之间有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见下页图1）。
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它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影响着一个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对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就目前而言，国际上对城市群竞争力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经合组织（OECD）以城市间交流频繁程度和劳动力流动性这两项为标准，在经合组织的27个国家中选取了78个城市群，给出了各个城市群人口、人均GDP、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占国家GDP比重、劳动参与率等指标数据，并根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对其进行竞争力排名。
图1几种主要竞争力的关系
在中国，倪鹏飞等选取十大体系、35个指标；规模指标体系、中心城市指标体系、城际联系指标体系、分工指标体系、产业发展指标体系、质量指标体系、效率指标体系、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首次对中国15个城市群竞争力进行了发展阶段和影响范围的评价[3]。
为了更具有操作性和现实针对性，实际运用中，城市群综合竞争力是由其结构竞争力、功能竞争力、绩效竞争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用公式表述如下：
城市群综合竞争力=F（城市群结构竞争力、城市群功能竞争力、城市群绩效竞争力）
其中，城市群的结构水平、功能水平和绩效水平，分别代表城市群的发育状况、能力大小和运行效率。结构竞争力是城市群的根本性因素，城市群作为一个城市―区域系统，对结构竞争力的充分认识，往往决定了一个城市群竞争力的永久生命线，因此，在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中的权重也最重。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也往往由此展开[4]。
三、当前中原城市群发展中的突出影响因素
（一）发展规划一直在变化之中
方向不对，努力白废。中原城市群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从昔日的中原城市群、郑汴一体化，再到时下的“中原经济区”，政策似乎缺少一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总是希望通过新方案寻找区域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战略出现定位模糊，方向出现偏差。
不过，在2010年5月，焦作新区、新乡平原新区、许昌新区同时获得国家批复，加上去年获批的郑州新区、开封新区、洛阳新区，中原城市群中已经有六大城市新区规划蓝图获得国家批复，这些政策因素又为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和发展提供有利因素。于是，在2010年6月8日至9日，在“中原经济区发展高层论坛”上，又提出把原本由9个城市构成的中原城市群扩容，把18个省辖市全部纳入中原城市群整体规划布局，然后以“中原经济区”的名义申请“国家战略”。
（二）产业群和企业群的竞争力不强
河南省目前是经济大省，但不是经济强省。从目前上市公司来说，包括国内外的上市公司，近3 000家，市值大约是60万亿（高峰值）。虽然，目前的股票市场不景气，而且，在产业上有一流的企业不上市，比如华为等，二流的企业要上市，三流的企业上不了市。但是，上市公司毕竟代表着有潜力和前景的企业和产业方向，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晴雨表，而且，是一个企业，产业甚至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有效助推器。在河南省，截至2009年，境内外的上市公司数为62家，累计募集资金509亿元，资本市场已成为服务河南省经济发展、支持中原崛起的重要力量，但这与河南省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相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三）发展方向和定位模糊，造城“”
日益重视国际形象，是几乎所有中国城市主政者的共识，也是中国城市不可逆的潮流。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5]。就中原城市群来说，远景可以，但是“罗马非一日所建成”，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点滴之功，几代人以上的努力和付出。
四、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思路与建议
（一）准确定位，一以贯之
中原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中的后起之秀。必须起点准、方向对、步子稳、特色鲜明。在这一点上，中原城市群中，无论哪一个城市，也比不上京津冀城市群的首都北京，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也只有北京，可以向世界城市迈进，成为该城市群的首要发展极，何况，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
（二）利用好人口优势，进行高质量的城市群建设
中原河南省，有接近1亿的人口，而全世界人口超过5 000万的国家才26个，庞大的人口资源，为城市群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另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教授的研究也表明，从1996―2007年，也即在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户籍人口） [6]。
（三）链型模式的无缝对接
链型模式是日本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国家在进行工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进行产业的转移和调整。作为工资成本的大幅提升以及在出口方面的种种限制，下一波就是向大陆的内地转移和非洲等地转移，作为内陆省份的中原，更有相对优势，正好迎上了第二波发展的机会，发展中原城市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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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亚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J].财经，2010，(13):5-9.
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区别范文5
【关 键 词】经济空间规划；小城市；空间。
【作者简介】云淑萍，内蒙古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一、经济空间规划的理论阐述
“经济空间”一词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佩鲁把经济空间定义为“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经济空间分为内部经济空间和外部经济空间。根据佩鲁的定义，城市内部经济空间可以理解为城市内部各种经济元素在空间分布上的结构关系。根据赵伟《城市经济里理论与中国城市发展》一书对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的定义，城市外部经济空间可以理解为一个城市及其所在区域内其他城市共同构成的经济元素空间分布的结构关系[1]。
对于内部经济空间来说，虽然目前传统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发展为更多地以科技成果为基础的分工，但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阶段，以资源禀赋和交通区位优势为基础进行城市分工定位仍然是城市经济空间规划的主流。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少，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更是如此。所以，城市经济空间规划一定要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框架内进行。内蒙古的小城市经济空间布局，要以内蒙古的资源、生态环境为前提进行经济空间规划。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勘测发现，内蒙古成为国家重要的资源大省与能源基地。如何处理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城市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税收增长与就业增加等关系成为小城市经济空间规划面临的难题。
对于外部经济空间来说，在所属经济圈的框架内进行城市定位和产业分工定位也是经济空间规划的题中之义，也是本课题组经济空间规划研究的重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是全球一体化的前奏、实现地区协调发展的现实途径，区域规划一直是我国长期战略规划的一个薄弱环节[2]。实际上，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城市经济圈的形成。以核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由若干中心城市为辐射源的城市圈、由众多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带是成熟经济圈形成的标志。打破行政区划，在所属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各类城市尤其是小城市发展的关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圈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强、小城市不特”。“所谓小城市不特”指没有形成特色化的产业体系。
二、内蒙古小城市经济空间规划分析
内蒙古的城市带有自己的特点，是以所属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在公路、铁路的节点上形成的小城市带。所以，内蒙古的小城市带呈以下特征：第一，交通指向明显。第二，城市数量少。第三，资源依赖性强。与东南沿海的小城镇企业多为出口加工型不同，内蒙古小城市的企业多为资源型企业，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强。产业布局小而全。作为能源大省与农牧业大省，许多小城市的产业都烙上这两个特征，造成了产业相似度高，导致内部竞争。
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区别范文6
论文关键词：沪港 服务贸易 比较
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对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贸易结构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增加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服务贸易的发展实质就是一国或者一个城市服务业国际化过程，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以一国或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为基础，其核心是信息、金融、电信等高附加值行业领域。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逐渐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国际发达地区以及城市越来越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以此提升其综合竞争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和香港的服务贸易发展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服务贸易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行业领域不断拓展，经济总量有所提高。面临国际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上海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为指导方针，在加快货物贸易发展的同时，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水平，不断提升上海的竞争力和辐射力。香港作为国际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不仅货物贸易发达，而且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总量较大。CEPA 的实施也将为上海发展服务贸易带来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趋势下，很多人提出要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其实比较分析沪港两地的发展模式之后，上海与香港在服务贸易的延展上各有千秋，产业布局上也是既有梯度，又能互补。本文通过比较沪港两地服务贸易发展的情况，以香港有益的经验为借鉴，提出上海与香港服务贸易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战略构思。 区位经济特征及城市定位比较
(一)港——对外依附，非独立的经济结构 香港土地总面积1098平方公里，总人口接近700万。香港位于太平洋地区海、空交通要冲，北依内地珠江三角洲，是个典型的港口城市。香港是亚太航运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香港交通发达，京九铁路、广九铁路直达九龙车站，将香港和内地直接连通;区内地铁、轻铁贯穿南北，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连成一片。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港构成香港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是我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枢纽。但由于自然资源缺乏，香港一直以来都以服务业作为经济的支柱。而良好的区位优势则使香港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的集聚地。 从近几年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来看，主要是离岸贸易发展增值商贸服务模式。在香港服务输出各主要服务组别当中，“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组别最为重要。2003年，该组别中的89.5%是与离岸贸易(即“商贸服务”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有关。香港这种以离岸买卖货品的形式对外输出服务的方式，将各类商贸支持服务进行整合，促使提供高增值服务的贸易商发展。基于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强大的服务业与低税率自由贸易政策，加上法律制度健全，熟悉内地和海外市场的香港贸易商可以在服务贸易中提供包括授权、、认证、设计、技术支持、融资等一系列商贸活动。这种转变单纯的以货物运输传统的港口服务贸易模式，为基于离岸贸易提供更具增值性商贸服务的服务贸易模式，使香港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采购中心。
(二)沪——对外辐射，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我国最大的经贸中心，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代上海开埠后，凭借其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我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是我国的工业重镇，门类最齐全，工业总产值最高;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研发中心也设在上海，目前，上海正处在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越来越快，对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只处于起步阶段。 但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区位优势仍是明显的，具体体现在：地理位置优越，上海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位于长江入海口、我国海岸线中部，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龙头”，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支撑腹地广阔，上海拥有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广阔支撑腹地，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也可视作其腹地，这为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国际区位优势突出，从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亚太地区正在形成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经济长廊，上海正好位于其中心部位，而且在该经济长廊的诸大城市之中，上海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科技教育，市场容量最大，商业机会最多。 产业结构形成轨迹比较
(一)港——顺势而为 从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香港产业结构的演进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不但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不明确，各个时期各类产业各个行业调整的主线也不清晰，处于自发的变动状态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掀起了发展高科技的浪潮，但香港却显得“漫不经心”或“力不从心”。香港政府仍然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无论对于主导产业或发展产业，还是衰退产业，都一律实行平等的财税政策，对那些急需扶植的高技术行业，也仍然以“量入为出”的原则行事，乃至于1997 年之前，香港政府甚至从没有动用财政拨款去支持科技开发。
(二)沪——政府作用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即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在经济份额中的比重像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样提到70%以上。但在10多年的实践之后，上海发觉自己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于是，上海决定将产业重心向第二产业回归。过去“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已转变为目前的“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发展战略。 2011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公布《2011年上海产业发展报告》，将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战略观点、战略重点、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公布于众，目的为引导投资和企业决策。其中“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以电气行业和船舶行业重组为突破口，形成一批投资主体多元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装备集团”的发展思路赫然列在其中。上海的十一五规划中，社会投资总量为1.5万亿至2万亿，而投资的三个重点之一就是制造业基地。“先进制造业”被定位为上海新经济增长点。
进入2005年以来，上海服务业的发展又呈现出一系列变化：上半年服务业增长率上升到9.6%;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制造业利用外资，说明经济驱动发生变化，服务业迎来发展机遇;上海经济亮点之一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很大一块可归入生产者服务业;从服务业产业结构来看，出现了多个新亮点，如信息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也开始形成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服务业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产业聚集区、聚集带，一些市郊的经济开发区也开始向服务业转变;服务贸易势头不错，上海的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18.2%。这些变化清晰地表明上海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产业架构、新增长点和发展趋势，大力并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选择。 从一系列上海政府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上海在不断调整发展方向，从一开始的“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一度转变为“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发展战略，再转变为目前的“大力并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长期以来政府实施政策导向，而非企业自主、自发的要求推进二、三产业的发展，所以上海在发展了一圈之后，又重新提出了对现代服务业的重视来拉动上海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因此，上海在对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上，还有一个认识、摸索和调整的过程。 服务贸易发展制约因素比较
(一)港——基础薄弱 香港服务业相对膨胀，其它产业相对萎缩，使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了某些失衡状态。1997年金融危机后，香港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的衰退，使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滑，由1998年的综合竞争力排名全球第3位下降为2011年的14位。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陷入衰退和通货紧缩的原因可归结为：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内地南部以降低成本和开拓 国内市场，在香港重点发展服务业，结果使当时在香港的制造业工人，由90万人减少到25万人，而香港企业在内地雇用人员则多达500万。 制造业的北移，虽然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 ，却造成两种负面结果：一是使香港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洞化，不仅损害了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和地产业的经济增长潜力 ，也因香港产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缺乏根基而 危害了服务业本身。二是内地制造业丰厚的经营利润使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同时香港又奉行对经济的“不干涉”政策以及不重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使香港制造业升级和经济调整缓慢，整个经济更加依赖服务业，尤其是地产业和金融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应以第一、二产业为基础和前提，一旦服务业失去了服务对象，就会变成无本之末，表现出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而以提供境外服务为主的服务业更易受到外部的冲击和影响。
(二)沪——体制、人才制约 上海部分服务贸易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虽有一定浮动但基本在国家行政管理控制之下。部分行业的准入限制较多， 通信、铁路和航空运输等，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提升自身竞争力。另外，相对制造业而言，上海服务贸易的开放时间较晚，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不足。但随着我国相继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的实施，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服务贸易部门逐渐开放，将有助于我国的服务贸易企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打破部分行业垄断局面，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潜能，增强国际竞争力。 法律法规不尽完善也制约上海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中国大陆没有制定涉及服务贸易的一般性法律，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规章和文件来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规范。这些规章和文件立法层次低，而且缺乏协调，影响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制约了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在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有所改观，但总体来看仍有待完善，需做进一步的努力。 专业人才缺乏是上海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近年来，沪上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较快，但会计师、精算师、律师等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仍然比较缺乏，这也直接导致上海在金融、保险、咨询、计算机信息服务、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行业发展相对滞后，而这些行业是当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领域。上海要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首先要加快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 服务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比较 对于一个城市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比较优势都具有相当的外部性，而产业驱动机制则具有内生性，这其实也是沪港两个城市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动力。研究表明，如果要寻求上海和香港服务贸易发展最根本的不同点，研究驱动机制的不同点是最主要的。
(一)港——知识驱动 知识型服务业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知识型服务业是指主要依赖于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公司和组织，为社会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主要由生产型知识服务业和消费型知识服务业所构成。其中生产型知识服务业主要包括会计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法律服务、咨询服务、研发服务、通信服务、建筑设计服务、技术工程服务、物流服务等;消费型知识服务业主要包括房地产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出版和媒体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环境服务等。 香港近期以来走的就是知识经济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体系。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兴起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几年，香港的主要功能已开始转到“知识引进”和“知识传播”上来，而知识型服务业正是实现这些功能的载体。香港早就明确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建立“知识型城市”城市发展战略。截止2002年，香港服务业已占GDP的86%，并同时提出了要把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的构想。可以说，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是当前衡量香港经济活力和竞争力高低的主要指标。
(二)沪——生产驱动 上海具备生产业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体系。上海城市定位和发展目标中，本身就蕴含着对发展生产业的要求。上海确立的建设国际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其中金融、贸易、航运三个中心均属于生产业的领域，主体是为生产发展服务的。与香港相比，上海发展生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以生产业为主的驱动模式，是由上海特有的产业基础所决定的，国际产业的全球转移又为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些优势和机遇在前文所述整合效应的作用下，共同形成了上海区别于香港服务贸易战略发展模式。 沪港服务贸易合作的动力和意义 通过对沪港各自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地在服务贸易发展上各具特点、优劣并存。总体而言，香港服 务贸易更发达、服务水平更高、市场制度更健全、更符合国际标准，在金融、银行、保险、法律、会展、影视、广告、物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但是香港目前却面临着服务市场窄小、发展空间有限、且营运成本高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较大的经济规模。上海经济已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具有区域性金融、贸易、制造中心的功能，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而这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乘数效应将带动现代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为香港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可带动香港经济发展。上海服务业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已达到50.95%，但其服务层次、服务范围以及服务品种都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上海可借助香港在现代金融、商业、物流以及服务中心的优势，加快整体软件建设，以促进发展。
由此可见，沪港合作的动力和意义很大。由于两地经济特征具有互补性，可通过合作达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作用;两地在某些优势领域的合作(如金融、贸易)，有助于两地优势领域总体水平的提高，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巩固和提高其作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龙头城市的核心地位，成为两大三角洲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引擎。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开放程度的加深，上海与香港要想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摒弃传统的“零和”竞争模式，吸收新的“双赢”模式，通过加强合作，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通常，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地区的服务贸易都不可能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都有优势，也不可能都处于劣势。服务贸易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权衡考虑价值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保留和控制自己处于优势的环节，对处于劣势的环节则可以通过联合、合作等形式发散出去，这样有利于利润最大化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按照上述观点来看，沪港两地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价值链不同环节中具有的优势，并通过合作取长补短，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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