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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政策范文1
国际上关于家庭金融的调查已展开多年，并建立了完善的微观数据库。如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旨在研究美国家庭收入、资产、负债情况；欧盟的家庭金融与消费网络调查，用于收集欧盟区代表性家庭的消费与金融数据。欧盟内部，还有西班牙的家庭金融调查，意大利的家庭收入与资产调查等。美国及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家庭金融调查已较为成熟，并对中央银行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国内相关研究几年前基本是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是数据的缺乏。
2009年我们组织发起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事实上，调查的前期开展道阻且艰。西南财大几千名学生历经拒访、守候、跋涉，酷暑、台风、暴雨、地震等，访冷暖，问寒暄，尽管困难重重，学生们还是坚持用双脚丈量大地，用执著续写理想，让人为之感动。迄今历时7年，收集到全国29个省40000余户家庭的金融信息，目前数据具有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这是我国首个在全国范围对家庭金融问题进行调查的项目。从微观层面，全面了解中国家庭金融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加快金融机构服务创新和金融产品设计提供支持；从宏观层面，为城镇化、房地产发展、经济增长和转型、收入分配等政策制定提供方案和参考依据。
随着经济腾飞，中国正在并将越来越重视数据库的构建使用。构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既响应了国际上对中国微观数据的渴求，也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潮流。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是风雨的见证，是历史的浓缩。由调查梳理出的数据展现了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趋势。以国民收入为例，在政策引导下，中国家庭收入年年稳步增长。
而透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现，贫困家庭愿意消费却因收入不足而不能消费，高收入家庭则储蓄了高比例的收入。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扶贫政策已不仅仅是收入分配政策，更是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政策。
金融数据政策范文2
关键词：信贷政策；效果评估；基层央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9-0039-03
一、对信贷政策导向实施效果评估的基本认识
(一)开展信贷政策导向实施效果评估的必要性
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已出台的信贷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别。一是扶助弱势群体、薄弱环节的信贷政策，包括支持“三农”、助学和支持就业等方面：二是配合宏观调控的信贷政策，目前主要是房地产贷款：三是配合产业政策的信贷政策，包括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等方面；四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信贷政策。信贷政策导向实施效果评估是指人民银行通过建立包括评估主体、对象、范围、方法、步骤及运用的机制，对银行类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信贷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判断。
信贷政策着眼于解决结构问题，引导信贷投向，促进地区、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防止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信贷政策执行中，往往遇到市场机制失灵问题。一是与商业银行追求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不完全一致，与其内生性的需求存在冲突，导致弱势群体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不足：二是与区域利益不完全一致，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信贷政策的执行中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三是市场经济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对实现信贷政策目标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金融机构对信贷政策指向领域的信贷投放和信贷产品的主动性不强。
上述问题的解决，仅靠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等约束力明显不足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信贷政策中的限制性和禁止性内容，需要有必要的约束激励机制才能确保其有效执行。因此，为了提高基层人民银行贯彻实施信贷政策的效果，需要采取合理的手段、方法，分析信贷政策落实效果在不同地区、不同金融机构的差异性，针对性地解决各种制约因素，形成长效机制。
(二)评估的主体和对象
信贷政策是金融政策，主体除人民银行外，还需要与其他部门共同制定和执行。如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共同制定行文、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共同制定行文、以国务院名义行文等。信贷政策的执行客体主要是金融机构，但也需要相关部门的密切支持和配合。因此，在确定评估的主体和对象时，需要把握两点。一是信贷政策评估主体以人民银行为主，其他部门作为外部评估因素。二是信贷政策的执行客体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是评估的对象，与信贷政策相关的其他政策执行部门不是评估对象。
(三)评估方法
评估是对信贷政策实施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差异性的判断分析。信贷政策的目标有其独特性，包括直接目标和最终目标。在信贷政策的实施阶段，银行类金融机构调整信贷投放结构，是信贷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政策效应阶段，通过信贷投放配合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扶助弱势群体政策的目标，是信贷政策的最终目标。目前信贷政策导向实施效果评估主要针对信贷政策直接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与货币政策不同的是，信贷政策的直接目标一般不以具体的数值来衡量，而不同的信贷政策，其目标的差异性也非常大。
因此，评估的方法应当采用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客观评估与主观评估、自我评估与人行评估、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综合评估方法。
1.定量评估。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正向引导的信贷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的信贷投放。因此，评估的核心指标是信贷投放的增加程度。各地计算的方法有多种，但是比较合理的指标应该是各金融机构增量所占地区比例变化指数，或者是各金融机构信贷增量对地区信贷增量的贡献率指数。
在核心指标的基础上，再结合各地不同特点加上具体信贷种类指标、利率优惠指标、贷款单户指标和贷款质量指标，构成了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其中贷款单户指标很重要，因为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往往数量大、贷款需求数额小，既要看贷款的户数，也要看贷款单户额度。通过这项指标引导金融机构扩大贷款的受益面和贷款单户额度来增加信贷的投放。
第二类是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消费信贷政策。主要包括住房信贷政策。这类信贷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目前住房信贷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兼具了“有保有压”的性质。对投资性的资金需求，根据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贷款条件上的宽松度调整，属于限制的、“压”的范围。提高弱势人群住房机会的金融支持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资金需求，则属于正向鼓励的、“保”的范围。
在进行定量指标评估时，对被调控部分应采取时间划段分界的方法。即按照调控政策出台实施的时间，对已发生的贷款余额(存量部分)反向评估，持续减少加分。增加则不加分：对调控政策出台实施后的贷款累放数(增量部分)以是否为零作为加分的标准，是则加，否则不加。对鼓励类的消费信贷政策则采取和支持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相同的评估方法。
第三类是与产业政策相配合的信贷政策，主要包括绿色环保信贷政策和节能减排信贷政策。国家产业政策淘汰和限制高耗能、高污染、技术落后的企业和项目，信贷上相应采取禁止和退出的政策；国家产业政策积极鼓励低耗能、绿色环保、技术先进的企业和项目。信贷政策相应予以支持。在进行定量评估时，对信贷禁止和退出的企业和项目，以国务院公布实施《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的时间为准，之前已发放的被列入到淘汰限制目录的企业和项目，贷款存量只收不贷，余额持续下降则加分，余额不变或增加则不加分，贷款增量即贷款累放数为零则加分，发生新增贷款应扣分。
2.自我评估。自我评估就是由金融机构通过自查，对落实各项信贷政策的工作制度、工作措施和工作成果进行自评，使其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贯彻落实各项信贷政策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手段。
金融机构自我评估适合采取问卷评价的方法。将金融机构落实信贷政策需要具备的工作制度、措施和条件，逐一列出由金融机构对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勾选，必要的话可以要求其提供补充材料。最后汇总问卷的结果进行打分评估。
3.人民银行评估。人民银行从信贷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政策意图的角度，衡量各家金融机构对信贷政策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并对金融机构落实人民银行的相关要求，诸如参加人民银行组织的会议活动、相关报表报告的报送情况、各种培训的参加效果以及开展政策宣传的情况进行评估。
4.外部评估。外部评估是由各项信贷政策涉及的政府部门、企业、农户等对信贷政策和金融机构落
实信贷政策情况进行主观评价。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然后对问卷进行汇总打分评估。
(四)评估计分方法
为了便于将不同金融机构的不同评估指标进行综合比较，得到合理直观的评估结果，在取得各项评估指标的分值后，需要对各项指标的数值进行科学的数学方法处理，将不同类型的数值转换为同质的数值。根据我们工作的实际操作情况，对单项指标适合采用熵权法中的“极差”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确定单项指标加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W为转换后的评估分值。j为被评估金融机构，y为评估指标值，f为该项指标的权重系数。这个公式是对正向评估指标的计算公式。数值越大越好。对于反向评估的指标，则调整“Y*-最小的(Y)”为“最大的(Y)-Y”即可，数值越小越好。
二、评估效果
开展评估工作对推动信贷政策的有效执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9年包头各金融机构各项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除助学贷款因受第一批国家助学贷款中标承办银行合同到期暂未进行新的招标导致效果一般以外，其他信贷政策均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9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速超出各项贷款增速4.24个百分点：中小企业贷款增幅大于各项贷款增幅1.77个百分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高于各项贷款增速69.11个百分点：房地产信贷政策得到各家金融机构的严格执行，未发生评估办法中“一票否决”条款的贷款，也未发生符合扣分条款的贷款，房地产信贷资产质量正常，不良贷款率仅为0.2％：节能减排信贷政策得到各金融机构的严格执行，未发生考核办法中扣减分条款的贷款业务。对国家和地方财税等政策性支持的企业和项目、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并得到国家主管部门表彰、推荐、鼓励的企业和项目加强了授信，为包头市顺利完成全年节能减排目标做出了贡献。
三、信贷政策导向实施效果评估机制的路径分析
(一)按照公共政策逐步完善评估体系的全面性
信贷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按照公共政策评估的理论，公共政策评估是对某一现行的公共政策在达成目的的效果所进行的评估。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包括公共政策执行评估、公共政策影响评估和公共政策经济效益评估。
公共政策执行评估是对政策的执行者贯彻落实政策的态度、能动、手段、措施等情况的评估。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开展信贷政策导向实施效果评估，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信贷政策。例如，《包头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办法(暂行)》中，就将评估的目的定位于“为全面评估信贷政策导向在包头市的实施效果，推动银行类金融机构更好地贯彻落实各项信贷政策，大力发展民生金融、普惠金融”。基层人民银行信贷政策评估更注重信贷政策执行过程和直接效果，主要针对信贷政策实施阶段进行评估。因而目前所开展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是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公共政策执行评估，信贷政策经济效益评估和影响评估依然是空白。
公共政策经济效益评估是对公共政策进行成本与收益、成本与效能的评估。公共政策影响评估是对政策的发散程度、辐射范围和作用效果进行衡量的过程，是将政策本身作为评估对象。这两项评估十分重要，前者体现了信贷政策的市场效益，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后者体现了信贷政策最终目的的实现。因此，在充分做好公共政策执行评估的基础上，再先开展经济效益评估，其后进行对信贷政策影响评估，使信贷政策导向实施效果评估更科学、更准确、更权威。
(二)评估数据的真实性需以制度来确保
数据的真实性，直接关系到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目前，评估数据主要来源于各金融机构。出于对评估结果的考虑，金融机构难免采取趋利避害的态度，尽可能地在不违反现有规定的前提下少填或不填报负面类的数据。
对此建议：一是每一表格的数据要有全面的平衡校验关系，防止数据错误、漏数。二是加强与人民银行相关统计数据的核对校验。三是合理行使《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的监督检查权利，开展评估数据的检查核对，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四是总行尽快明确规范如绿色信贷等未列入金融常规统计的指标的统计口径，从制度建设上促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三)评估的规范性需进一步加强
规范性往往影响数据的准确和工作的效率。信贷政策导向实施效果评估中存在的不规范，首先是信贷政策归类的不一致。比如住房信贷政策。有的归于消费类信贷，有的归类于产业信贷政策。归类方法不合理，就会使评估的角度产生偏差，影响评估的结果。其次评估指标不一致，特别是核心的评估指标，各地有很大的不同。这就需要多组织开展相互观摩学习、研究探讨的活动，各取所长，相互促进。最终形成总分行评估核心指标，基层行在核心评估体系基础上增加地域辅助修正评估指标的评估体系。
金融数据政策范文3
在当前阶段，国内对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形势下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鲜有研究，因此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着重分析在不同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否一致。
关键词：货币政策 股票市场 影响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i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银行问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cibr、广义货币供应M2、金融机构各项贷款loan、上证综合指数sh等变量，以便对不同经济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长期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方法说明
首先，本文建立变量的VAR模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居民消费指数、银行问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或广义货币供应量M2、银行贷款和上证综合指数。
其次，本文参考国内经验选取两个时问段进行研究：2002年2月至2009年12月，2000年7月至2008年5月。一方面，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我国于2008年逐渐受到影响，央行于当年6月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而预示从紧货币政策时期的结束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开始。另一方面，2008年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都经历了大幅下降，说明投资者正逐渐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通过比较此二个时段下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效果，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长期影响的差异。
三、数据处理
由于月度数据通常包含了年度周期性变化，这对实证分解结果的精准性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季节因素的存在，同一年中不同月份的数据往往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使用月度或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前，需进行“季节调整”，使得不同月份之问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及时准确反映经济变化。
1、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时，要求数据是平稳的，如果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但是，真实经济中的时问变量往往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伪回归，传统做法是对时问序列数据进行差分以消除非平稳性，再对差分以后的数据进行回归。但是这样做会丢失原数据序列中的有效信息，所以对数据的容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协整方法却能够较好地解决信息丢失的问题。协整分析的第一步是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
根据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水平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均不能拒绝单位根的假设，ADF值均大于各自的临界值，不是平稳序列；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之下拒绝单位根的假设，均为平稳数列，及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性检验
由上述对各变量的ADF佥验可以看到，所有变量在不同时间段都是一阶单整，故可以继续检验所选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表明：各个变量在2000．07―2008．05样本区问和2002．02―2009．12样本区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即各变量问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四、实证分析
协整性检验
通过协整性检验证明各个变量之问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以后，我们再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由研究得知，对2000．07―2008．05期间(非金融危机时期)的数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首先，银行间市场加权利率(Incibr_sa)发生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后，上证综合指数(Insh_sa)在较长时问内保持正向反应，第1期为0．01，第2期接近0．03，在第3期有所下降，此后有所上升，但最终在0．03的正向反应处保持稳定；其次，广义货币供给量(Inm2_sa)发生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后，上证综合指数在第1期就有正的的反应达到0．008，第2期达到峰值0．01，后逐渐减小，脉冲响应逐渐收敛，从第5期开始由正转负，此后基本上保持0．005的负向反应；最后，与广义货币供给量类似，当贷款余额(Inloan_sa)发生一个标准差正冲击后，上证指数在第1期有接近0．01的正向反应，从第3期开始由正转负并趋于稳定，长期影响约为0．025的负向反应。
同时，对2002．02―2009．12期间(金融危机时期)的数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首先，上证综合指数(Insh_sa)对银行问市场加权利率(Incibr_sa)的反应仅仅在第1期和第2期有微弱的正向反应，此后则保持了较长时期的负向反应，长期在负0．02处保持稳定；其次，上证综合指数对广义货币供给量(Inm2_sa)的反应在第1期为0．01，第2期为0．02，以后各期逐渐下降和收敛；最后，上证综合指数对贷款余额(Inloan_sa)的反应仅在第1期和第2期有微弱的正向反应，其余时间都为负向反应，并且逐渐增大。
脉冲响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在非金融危机时期，股指对利率保持了长期的正向反应，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反应微弱，这些结论均与经济理论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经济形势向好期问，投资者情绪高涨，资金面并不能主导股市的方向，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的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较弱。而在金融危机时期，股指对利率短期内保持微弱的正向反应，而长期内保持负向反应；股指对广义货币供应量长期保持正向反应，且广义货币供应量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比非金融危机时期的影响大。在金融危机时期，股票市场对利率和M2的反应与经济理论是一致的，即货币政策调整能够有效地对股票市场产生长期影响。
金融数据政策范文4
一、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涉农贷款统计与财政审核认定标准不一，重复统计。涉农贷款统计制度将注册地在县域的所有企事业单位、经济组织（不管是否涉农）全部纳入统计范畴，而《办法》虽遵从涉农贷款统计制度的具体统计口径，但又明确涉农贷款为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即真实的“三农”贷款。双方统计口径不一，导致人行统计数据只能作为计算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的参考，需银行业机构重新申报数据，加大了工作量和财政部门审核认定的难度。如某市2011年的涉农贷款平均余额数据，抽查16个银行业分支机构报人行统计数比财政审核数高出1265亿元；2011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减数据，人行统计数较财政审核数高出987亿元。
（二）金融机构申报数据欠准确，存在虚报多报问题。部分金融机构为获取较多的奖励资金，或申报工作不细致，导致虚报多报涉农贷款数据。财政部门在审核认定时须把城市建设、工业等典型非农贷款逐笔剔除。2011年某市财政部门审核涉农贷款增量奖励中，将8个银行业分支机构申报的非农贷款平均余额共73亿元、同比增长额共482亿元予以剔除。如某行的高铁、高速建设等非农贷款余额21亿元，同比增长额117亿元被核查剔除，审定后仅增长027亿元，达不到奖励标准。
（三）地方财政奖励资金未安排，奖励欠及时到位。《办法》规定，中部地区奖励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承担50%。湖南省自2008年试点以来，省级财政一直没有安排奖励资金，市县财政也未安排，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只能靠中央财政下拨资金折半奖励。同时，上年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一般要到次年末才能到位，调查某县3个金融机构2012年只获得4571万元的折半奖励。
（四）涉农贷款增幅制定偏高，奖励比例无差别化。《办法》规定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幅必须达到15%以上，才能获得奖励。随着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向稳健调整转向，2010年以来银行业机构贷款增幅逐步放缓，少数银行业机构因达不到要求而放弃努力。如某县一银行2011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幅降为127%，失去了获奖资格（上年获折半奖励54万元）；某县农信社近三年来涉农贷款均未达到15%的增量（2010年最高119%），一直以来未获奖励。同时，奖励政策作为弥补涉农贷款成本高、风险大的重要手段，没有区分不同贷款对象、贷款额度，统一按增长额的2%实行奖励，加之财政审核欠专业全面，难以有效遏制银行信贷投放“垒大弃小、嫌贫爱富、恋城去农”的偏好。
二、政策建议
（一）改进涉农贷款统计制度，完善奖励依据。建议按行业对象规范涉农贷款专项统计，明确只有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才计入涉农贷款，反映真实的金融支农数据，与财政审核认定标准一致，并直接作为奖励依据，减轻银行业机构重新申报和财政部门审核的负担。同时，加强银行业机构统计工作指导检查，真实准确上报涉农贷款统计数据，严厉查处虚报多报等违规行为。
金融数据政策范文5
尽管理论界对于绩效的界定一直在争论中，但是对于绩效的特征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绩效是与工作目标相关的行为、结果和过程的多维体。早在1935年K.Lewin对场地论、团体动力学的研究发现，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动力场”中发生的，动力场包括人和环境两个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行为公式，即b=f（pe），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由此得出，环境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因素。
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绩效理论与环境经济学共同研究的焦点。以往研究认为，影响个体工作绩效的因素主要有员工个体特质和心理定向两个方面，而对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较少。1990年Campbell[1]等人提出绩效影响因素理论，绩效受到决定因素和前件因素影响。决定因素代表产生绩效行为所必需的人的因素和组织因素，它是绩效的直接原因。而前件因素是导致每一种能力之不同的因素，它是通过对决定因素产生作用而间接影响绩效。受Campbell [2]理论启发，一些学者探索把对绩效结构与对绩效影响因素结合研究，提出绩效影响因素构想，并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3]。因为绩效的实现不能脱离所处环境，不同的环境导致差别的绩效。不论是组织的内环境（组织机制、组织结构、文化氛围等）还是组织的外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市场竞争状况等），都会通过影响员工的行为、过程和结果[4]，进而影响员工和组织的最终绩效。
近年来，学界将生态系统理论和观念运用于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概念，它强调金融体系的重构不仅着眼于金融系统内部在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完善，还要加强外部环境的健全和建设。目前，学界尚未对金融环境作全面、详细的界分与实证。本文认为，金融环境随着金融主体与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微贷客户经理的行为活动与工作绩效是受组织、环境影响的，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的因素具多样性。如果将微观金融作为金融内环境，那么金融外环境就是宏观金融，它包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制度。小微企业贷款所处的金融环境必须紧扣小微贷款特点和机理，突出现实来展开分析。近年来小微贷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商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渠道，国家宏观的经济金融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愈加明显。商业银行同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经济政策取向、政府对小微企业的重视程度、区域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影响因素构成了商业银行的外部金融环境。外部金融环境在影响商业银行整体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对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带来影响。[5]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拓展了金融环境的传统理论，探讨了小微企业贷款涉及的金融外环境。其次，本文探讨了金融外环境因素影响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产生作用传导途径。本文在研究小微贷款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和金融外环境之间多种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中的中间机制及其中介效应。最后，本文为决策层培育小微企业发展、改良金融外环境提供了建议。图 1 描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微型金融离不开金融体系和经营外环境的支持，金融外环境包括微贷外部影响因素和外部支持因素。
1. 对单路径效应分析的假设
金融外环境中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经济发展与信用环境两因素可能通过小微企业活力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这种影响效应是单路径发挥作用的。
（1）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反应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否健康的标志。宏观经济对金融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重要的影响，因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主要的三架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对经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可以使经济和谐发展，对小微企业能够起到利好作用。
假设1：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本文中的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是指区域经济中的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原因，造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较大差距，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已成为客观现实。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社会心理和民众价值观念中，由于经济条件的综合性和多元性的影响，小微企业也深深带有了特定的区域性特质，这些特质造就了小微企业不同的发展状况和诚信理念。
假设2：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 双路径、部分中介变量分析的假设
金融外环境中的经济政策取向和政府认同度能够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模型，同时这些影响因素也对小微企业正常经营产生有利或不利作用，这些利好或者负面因素会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1）经济政策取向。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取向就是国家针对经济增长的态势，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因素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当然，经济政策取向采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都是经济政策，都属于宏观调空的重要方式。政策的制定者不同、内容不同，效果的即时性和持久性也不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的，它们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假设3：经济政策取向直接正向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是显著的；
假设4：经济政策取向对微贷客户经理的间接正向作用是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2）政府认同度。政府认同度是政府和监管当局对小微企业的重视程度。大量小微企业是有活力的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发展具有公共性、社会性，它们不仅对经济总量、就业有贡献，而且由于其机制灵活，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有贡献。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就会逐渐成长为具有规模的中型或大型企业，将来对国家的税收和就业就会具有更大贡献。正是由于小微企业发展的正外部性，政府和监管当局高度才重视和关注，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国家的政策支持表现在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建立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以及法规创新方面，这些政策同样直接或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
假设5：政府认同度直接正向显著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
假设6：政府认同度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间接正向作用是通过“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3. 中介变量分析
发挥小微企业的活力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也是微贷实现商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小微企业的经营活动离不开金融外环境，而其经营状况又会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产生利好或负面影响。所以，小微企业的活力也就决定了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小微企业的活力决定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其内生动力。
（1）市场竞争。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体现在集群发展、市场潜力和应对市场能力三个方面。产品和服务转向产业集群，小微企业通过集群化的发展，实现小企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小微企业天生具有挖掘市场的潜力，从事的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科技含量，属于节能环保、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民生工程。小微企业能够积极开拓新市场，并且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具有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
（2）自主创新。小微企业的自主创新表现为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小微企业围绕战略改进内部管理，增强品牌意识，培育和壮大名牌产品和驰名商标。通过自主创新，小微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力度，就会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
（3）发展战略。科学的发展战略包括市场定位、竞争战略和组织制度。小微企业应该适应新形势，以市场为中心，以客户为导向，走 “小而专”、“小而特” 的特色化道路，开发有自己特点的特色产品，在细分的市场找准位置。小微企业应发挥自身优势，制定差异化发展目标和战略愿景。小微企业选择的组织制度应因时因地而异，因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过程和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有适合于自己情况的企业制度，适合的组织制度够降低总成本，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
（4）现金流。良好的现金流包括正常的销售现金流、持续盈利以及预测良好未来的现金流。如果小微企业销售正常，现金流能够支持正常流转，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比合理，盈利能力就较强，未来的现金流向好。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为了达到研究目的，2012年第一季度选择一家全国性的中小银行为研究对象，该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全国分布有14家分行104个基层支行，其中东部3家分行，中部10家分行，西部1家分行。从其全国的分支机构选取500个从事专业小微贷款的客户经理为研究对象，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次研究共发出530份，共收回500份，回收率94.34%。在500份问卷中有470份来自专业小微贷款的客户经理，有20份来自小微企业贷款的主管，有10份来自分管小微企业贷款的高级管理人员。被试男性29%，女性71%。23岁以下和28岁以上23.2%，24岁至27岁76.8%。97%没有职称，工龄在1年以下和3年以上占16.4，2年至3年之间占73%，学历大学本科占94.1%，未婚64.2。
2. 变量的测量
（1）问卷的编制。由于国内、外很少见到金融外环境的实证研究成果，可供参考的文献又几乎没有，所以在编制量表时，条目收集过程非常重要。本文在访谈和半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关键事件法，借鉴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结合微贷工作绩效模型和传统金融环境的特点，收集尽可能详尽、全面的条目。邀请了3位长期从事金融工作的高管对开放式问卷的结果进行汇总，并在项目中重复进行合并。根据这些条目，结合文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有心理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组成5人项目组对项目内容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估，经过多次试测修改，形成了正式的量表问卷。
（2）变量的选取。①国民经济状况。国民经济状况包含3个子维度，共有9个项目，其同质信度是0.754。数据显示，“国民经济状况”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国民经济包括3个因素，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本文从宏观经济出发，从经济运行角度测量国民经济状况。②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包含3个子维度，共有9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872。数据显示，“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包括区域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量表根据区域小微企业分布与发展水平和区域信用环境编制。③经济政策取向。经济政策取向包含2个子维度，共有6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801。自变量经济政策取向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运用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运用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量表根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出发，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度测量经济政策取向。④政府认同度。政府认同度包含4个子维度，共有12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699。数据显示，“政府认同度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政府认同度包括4个因素，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融资环境、税收支持和创新法规。⑤小微企业活力。小微企业活力包括4个子维度，共有12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791。数据显示，“小微企业活力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中介变量“小微企业活力”包括市场竞争，发展战略、自主创新和现金流四个维度。从小微企业内在因素出发，本文主要挖掘小微企业具有的活力首要条件来测量小微企业活力。⑥工作绩效。工作绩效包含5个子维度，共有15个项目，其同质信度0.699。数据显示，“工作绩效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变量工作绩效包括5个因素，胜任绩效、促进绩效、可持续绩效、安全性绩效和尽职绩效。[6]
（3）研究工具与统计方法。本研究使用的工具Spss15、EXCEL2000、AMOS16.0和Lisrel 8.7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测量，并使用 16.0 版本的 AMOS 软件进行统计测量。分两步对假设进行测量。首先，使用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使用结构模型对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的拟合优度，然后以此模型为基准模型，与其它的非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进行比较，并判断假设模型是否最优。
采用回归分析对假设的中介作用做进一步测量。首先，以金融外环境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小微企业活力”为因变量，分析中介变量关系中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探讨中介变量关系中的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研究当控制“小微企业活力”后，金融外环境对工作绩效模型影响的强弱变化。
四、统计与计量分析
1. 测量问卷质量分析
对样本质量和相关分析用于验证变量之间相关关系，为后续模型验证性分析做好铺垫。表1显示变量之间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与本研究的理论构想相一致。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表明，问卷是可靠且有效的，结果为假设的证明提供了初步证据。
上述采用主成份法对金融外环境的4个自变量、小微企业活力和工作绩效进行探索性分析，并对量表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为了证明模型存在中介变量，本文使用结构方程进行验证。首先，将金融外环境的4个因子和小微企业活力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次，把小微企业活力的4个子因子视为一项指标，4个子因子作为问卷的条目，与其它因子作为所验证的观测变量。最后，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对提出的构想模型验证，并比较竞争模型，确定最佳的匹配模型。见表2，结果表明6因子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2. 结构模型分析
由于金融外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 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 不是互为嵌套模型，因此不能放在一起直接比较，必须分别验证。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结构方程式模型对“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对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684.40，df=290，x2/df=2.36，CFI=0.92，RMSEA=0.06，NNPI=0.92；“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的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751.10，df=290，x2/df=2.59，CFI=0.98，RMSEA=0.07，NNPI=0.95。接着，以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为基准模型，比较了另一个竞争模型，也就是部分完全中介双路径模型，该竞争选模型与基准模型互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较优劣。此模型是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作为第一竞争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工作绩效的直接路径。将这两对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完全中介此模型明显优于部分中介模型，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972.95，df=305，x2/df=3.19，CFI=0.80，RMSEA=0.11，NNPI=0.76；“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997.35，df=305，x2/df=3.27，CFI=0.74，RMSEA=0.23，NNPI=0.83。根据模型最简化原理，结构模型的结果显示：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与数据拟合优于部分中介竞争模型。本文把非中介模型作为第二竞争模型，这种模型与完全中介模型不是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较。但是，通过检验其对数据的拟合优度，可以判定是否为非中介模型。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工作绩效的直接路径，并删除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到“小微企业活力”的中介路径。结果显示：此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度较差，“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1466.57，df=287，x2/df=5.11，CFI=0.55，RMSEA=0.37，NNPI=0.65。“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443.61，df=287，x2/df=5.03，CFI=0.43，RMSEA=0.29，NNPI=0.59。从三个模型拟合度指标来看，如表3所示，完全中介模型有较好拟合优度，因此是最佳模型。“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通过“小微企业活力”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验证了单路径完全中介模型，假设1和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
笔者采用同样的方法，对“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假设的部分中介模型对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度，“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863.58，df=222，x2/df=3.89，CFI=0.90，RMSEA=0.41，NNPI=0.76；“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456.99，df=367，x2/df=3.97，CFI=0.94，RMSEA=0.08，NNPI=0.74。本文继续以假设的完全中介模型为基准模型，比较了另一个竞争模型，也就是单路径模型，该竞争选模型与基准模型互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较优劣。此模型是部分中介模型，作为第一竞争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工作绩效直接路径。将这两对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部分中介此模型明显优于完全中介模型，也就是双路径模型优于单路径模型。在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中，“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625.40，df=212，x2/df=2.95，CFI=0.92，RMSEA=0.07，NNPI=0.95；“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037.53，df =347，x2/df=2.99，CFI=0.98，RMSEA=0.08，NNPI=0.93。根据模型最简化原理，结构模型的结果表明，假设的部分中介模型与数据拟合优于完全中介竞争模型。本文依然把非中介模型作为第二竞争模型，这模型与完全中介模型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较。但是，通过检验其对数据的拟合优度，可以判定非中介模型是否合理。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工作绩效的的直接路径，并删除从“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到“小微企业活力”中介路径。结果显示：该竞争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度较差，“经济政策取向”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度为：x2=1，102.20，df=220，x2/df=5.01，CFI= 0.75，RMSEA=0.17，NNPI=0.56.“政府认同度”构想模型观测数据拟合指标为：x2=1，862.19，df=363，x2/df=5.13，CFI=0.83，RMSEA=0.19，NNPI=0.63。从三个模型拟合度指标来看，如表4所示，双路径部分中介模型有较好拟合优度，因此是最佳模型。“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工作绩效模型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路径，金融外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工作绩效；一是间接路径，金融外环境因素通过“小微企业活力”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双路径部分中介作用模型，初步验证了假设3、假设4、假设5和假设6。
3. 回归分析
本文在结构方程建模中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仅对提出多个假设模型的优劣进行初步比较，根据初始构想模型与观测数据的拟合情况确定最佳模型。下面本文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对于模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进一步研究，采用回归分析进行检验。
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对金融外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相关效应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首先，在回归1中，“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发展状况与信用环境”对“小微企业活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β=0.273，p
“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相关效应同样采用回归分析进行验证。首先，在回归1中，“经济政策取向—政府认同度”对“小微企业活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回归系数为（β=0.221，p
图2展示了最终模型中所有显著的回归系数，结构方程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了金融外环境各个因素与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模型正向相关。影响效应呈现出复杂的路径，有单路径完全中介作用效应，也有双路径部分中介作用效应。
五、讨 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通常，商业银行经营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支撑，而小微企业活跃程度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本文探讨了金融外环境如何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并对中间机制进行研究，对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民经济发展状况
扩大再生产可以促进经济加快发展，而投资是再生产的主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这样大范围内的投资，在产业链上必将产生大批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也是大中型企业的补充，弥补市场空缺。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货币的流动性，给大中型企业带来生机，同时给小微企业带来活力，从而激发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
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则形成了消费，消费需求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三家马车中，消费是最主要的马车，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商业零售业、饮食业零售业和工业零售业中，分布着大批小微企业，有效消费不会使工业产品大量过剩，使大中型企业上、下游的小微企业维持合理的商品库存，促进其经营发展，保持社会再生产正常循环。在一定程度，消费是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维护零售市场的合理规模状况，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出口贸易是生产或加工的商品输出国外市场销售。出口贸易一旦形成，国内的资本会发生流动，资金会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生产更加专业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出口贸易进军国际市场，企业的单位成本不断下降，提高利润率，获得规模经济利益。围绕国内出口产业的小微企业很多，因为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大中型企业和与之相关小微企业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有利于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从而促进小微企业在国内产业中的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状况直接表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并相互促进。经济增长会带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加，国民经济的良好状况对最终居民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显著影响，而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协调发展可以提高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带来更多的现金流，增强小微企业活力，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工作绩效。
2. 区域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
中国的疆土幅员辽阔，区域小微企业分布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民众创新创业意识比较强烈，小微企业所占地方经济总量的比重很高，而且大多形成了一定产业集群。行业分布较为明显，在企业规模上，东部小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大于中部和西部。同时，当地小微企业的有关协会组织数量较多，而且企业能够进入一个有序的、活跃宽松、自由竞争的经营氛围当中。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优质状态，这决定它们具有活力，具有活力的小微企业的融资行为也是健康的。区域经济的不同，区域信用体系运行的文化环境、体制环境、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也反映差异。良好的信用环境能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效率。因此，区域信用环境培育小微企业的活力和层次。
区域经济小微企业发展状况和信用环境成就小微企业在市场竞争、发展战略、自主创新和现金流不同的表现，由于区域性特质，增添小微企业不同的动力，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而且正向的显著影响。
3. 经济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一般运用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它是刺激或减缓经济发展的最直接方式，不论采取积极或紧缩的财政政策取向，政府都要动用有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对实体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减，以及市场不同程度产生影响，同时也要影响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加大采购，需求旺盛，市场繁荣，小微企业快速发展；若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市场萧条，小微企业经营步履艰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总量的中介，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间接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手段有两种即紧缩货币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动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信贷规模。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社会融资总量，信贷资金得到的容易程度和融资渠道的畅通也决定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如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小微企业容易得到融资，现金流充裕，企业欣欣向荣；如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稀缺，融资门槛提高，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资金，发展缓慢。
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实施双管齐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实施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运行中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在变化，企业稳定发展向好或向坏的势头也在变换，必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时，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这一传导直接，效果明显，决定小微企业的活力。通过“小微企业活力”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间接正向显著影响工作绩效。实施货币政策后，货币的供给取向发生变化，也就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发生变化，那么客户经理发放贷款的笔数和金额发生变化。客户经理执行政策客观存在一定的惯性，政策取向发生改变，执行政策也会带来偏差。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调控，必将给客户经理的执行效率带来不利因素，货币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这是直接正向显著影响工作绩效。因此，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取向直接和间接对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产生影响。
4. 政府认同度
政府切实加大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降低和规范小微企业市场准入门槛，引导小微企业联合参与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开采领域。允许小微企业、社会资金以资本形式进入国企改革；推进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办好资本市场中小企业创业板块；逐步建立中小企业监测体系等。无疑，政府放宽小微企业的准入门槛，可以延伸小微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大资产规模，增强抗风险能力，给小微企业带来活力。优化融资环境着力解决外部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对微贷的抵押质押登记、评估、公证、担保等中介收费标准给予优惠，切实降低小企业贷款的外部成本。结合小微企业在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特点和融资风险，政府培育风险投资基金、互助基金、担保公司等多种市场主体，逐步建立完善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政府优化融资环境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增强小微企业活力，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政府完善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体系。设立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落实和安排微贷贴息资金到位，实现政策向培育市场竞争力转移。放宽商业银行给予小微企业呆坏账核销政策，能够促进微小企业的发展。微贷是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但金融的创新必须符合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微贷创新设立的组织架构、独特技术、和授权机制都要得到监管当局的认同，因此决策层要创新法规，建立符合微贷的法规制度，从法规上认同这种小微金融产品的创新，有利于推动微贷可持续发展。
政府和监管当局重视和关注小微企业，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融资环境和建立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都能增强小微企业活力，推动小微企业的健康经营，这些影响因素通过“小微企业的活力”间接正向影响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而监管当局创新法规传导过程比较复杂，金融外环境通过金融内环境影响组织架构、独特技术、和授权机制，再经金融内环境影响工作绩效。所以，政府认同度可以使金融内环境和金融外环境共同导致工作绩效发生变化，这是双路径部分中介影响途径。政府认同度与微贷客户经理的工作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呈现较复杂的传导路径。
金融数据政策范文6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创新加速。过度的金融创新，又脱离监管视野之外，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因素。
中国银行业改革上市之后，金融领域的发展、创新也不断加快，2009年银行表外业务增长迅速，股票、债券、股权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新增信贷规模已无法准确体现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围绕通货膨胀的起落，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已历经数个周期，由于利率传导机制不畅，采用的调控工具较为复杂多样。因投资推动型的经济模式，信贷规模作为货币供应量的变量，成为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主要手段。但随着金融创新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这一方式已显过时。
社会融资总规模（社会融资总量）今年被决策层屡次提及，并被央行官员认为是“更为合适的统计监测指标和宏观调控的中间目标”。
作为中间目标，其可测性、可控性、传导性及其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要求就随之而生。当前，这四点都需要时间检验。因此，这一调控体系的建立及其有效性，在一定时间内仍属探索阶段。
在中国现有金融格局下，推行更系统性的金融调控和风险防范体系，部门鸿沟无法回避，只有建立更合理、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这一目标方能实现。目前，金融领域的诸多发展障碍，均指向这一根源，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亟需进行。
――编者
4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宣布，自4月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此前不久，央行还实施今年第三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抑制通胀，央行同时动用了数量和价格工具调节货币供给，而这一从紧政策取向，自去年10月便已开始。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融资市场格局亦随之发生变化。
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原本占融资市场八成份额的银行贷款，虽然连续两年创下“天量”，但占比却直线下降。
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人民币新增贷款4.91万亿元，在整个融资规模中占比为72％。2009年和2010年，银行新增贷款激增至9.59万亿元和7.95万亿元，同期占比反降为68％和56％。
如此反差，单以银行新增贷款为指标，已不能完全反映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今年初，央行一改近几年惯例，并未设定银行新增贷款目标。而一个新的概念――社会融资总量（亦称社会融资规模）屡被提及。
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此后，这一表述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出现。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最近除了观察贷款总量，还要注意观察社会融资总规模，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中间变量都会反映整个经济情况对货币政策的需求。”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这一全新概念出于央行高层的最新考量，并被决策层接受，意在面对复杂的金融市场新格局，以新的监测指标，衡量金融宏观调控创造的货币量及货币流量，从而更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此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就社会融资总量问题连续发文，阐释其内涵和涵盖的范畴。
尽管如此，社会融资总量仍引起热议：现有统计涵盖的范畴能否反映整个社会融资总量？这一监测量与经济运行相关性如何？在中国现有金融发展框架下，如何实现“监测”与“调控”的有效结合？
诸多讨论与争议表明，这一新的货币政策的监测量，成为实际政策的调控指标，仍需时日。
无可否认，社会融资总量概念的提出，预示着中国货币决策者正以一种新的思路考量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尽管货币调控的重要变革仍有待时日，但变化已然开始。
金融统计变革
央行上下随即紧张工作，反复寻找最适当的范围。一则使之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关，二则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调控性
4月中旬，社会融资总量的季度数据将首次披露。
“我们将先试行公布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量数据，未来条件成熟，可按月公布总量数据和各组成部分。”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4月1日在央行办公室接受《财经》杂志专访，详解社会融资总量的形成过程，并透露了该项工作的最新进展。
目前，央行已经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数据沟通机制。同时，央行也在逐步规范对信托等综合领域的统计，部分数据已经可以实时编制。
盛松成表示，未来将及时监测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构成变化，分析其变化特点以及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关系。
由于直接融资市场和商业银行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结构，货币政策仅仅调控贷款显得力度有限。央行从去年11月起，开始在内部讨论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
201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由央行牵头编制社会融资总量。至此，这一新的指标被决策层认可。
央行上下随即紧张工作，反复寻找最适当的范围。一则使之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相关，二则在条块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调控性。
为此，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半个月内两次主持召开行长办公会，专题研究社会融资规模；分管调查统计工作的副行长杜金富，也主持召开社会融资规模专家论证会。
一位人民银行太原中支的人士透露，央行分支机构的相关人员也在紧张筹备、探讨、论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范畴与具体指标，一边统计、一边研究和修正。
今年2月17日，盛松成首次撰文阐释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即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度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
他在文中表示，央行当前执行的统计口径为：社会融资总量等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等各项之和。
3月17日、18日，央行调查统计系统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定义社会融资总量、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统计量的范畴。
外界有所质疑的是，当前披露的社会融资统计口径中，将规模巨大的外汇占款、国债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剔除在外，可能令统计数据缺乏足够代表性。
央行数据显示，2010年新增外汇占款3.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8％，国债净融资9753亿元，同比增长19％，当年FDI折合人民币7416亿元，同比增长15.4％。三者之和相当于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的六成。因此，央行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被一些专业人士看做意义不大。
盛松成表示，从地域上看，社会融资规模是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FDI和外债是从国外部门获取的资金；外汇占款是金融性公司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占用的本国货币，其发行主体本质是国外部门，而在我国“双顺差”贸易结构下，其增长是被动的。他认为，FDI和外汇占款都不具备可调控性，不属于金融调控的范畴。
国债的发行主体为政府，筹集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政府的各项日常开支，以及弥补财政赤字，并不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盛松成进一步解释，国债发行、兑付政策属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补充，不应该将国债作为货币政策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组成部分。
一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则认为：这三个领域的资金量足够大，应该纳入调控范围，但国债是财政资金调控的手段，属于财政政策范畴，货币政策难以插手；而其他两项统计是外部资金流，央行又缺乏调控能力。
私募股权、民间融资、对冲基金以及一些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由于目前没有权威的统计，暂未纳入。接近央行人士表示，央行内部仍在讨论统计监测这些指标，“一些当前未入选的指标，不代表未来不会纳入。”
面对这场牵涉面颇广的货币统计变革，一位人民银行分行人士透露，由于中国金融统计一直比较薄弱，缺乏科学规划，指标界定和分类不一，往往相同名称表示不同内容，中央各部门乃至央行内部的各种指标都存在口径不一的问题，梳理一套可得、可测、可比的数据并非易事。
收编“影子银行”
央行提出管理社会融资总量，与监管部门提出的影子银行监管，是殊途同归，两把利刃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
不过，大范围统计并公布社会融资总量，却是当下央行不得不为之策。
金融危机之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据中国融资市场总量的80％至90％，构成货币供应的绝对主力。比如，2002年人民币贷款占比为92％。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也可以简略概括为：根据GDP增速确定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大致增速，并将之折算为当年新增贷款规模。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名义瞄准M2，实质只须控制住信贷规模，则不会偏离目标。
前述人民银行太原支行人士表示，这种 调控模式下，常常银行通过理财产品、银信合作等表外创新业务，来规避信贷规模管制。但近几年这些业务规模增长非常快，都游离在监管之外，按照老路子控制信贷规模就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况，“这种市场环境倒逼货币当局扩大监测范围。”而此前央行调查统计司内部对部分数据已有统计，因此应景而出。
来自央行的数据显示了融资新渠道的加速扩张。在货币政策逐步企稳回收的2010年，委托贷款规模达到1.1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约六成。2010年，包含了银行信用的表外业务银行承兑汇票，规模为2.33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约4倍。
此外，Wind统计显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和公司债规模也翻了一倍，2008年发行总规模为8730亿元，2009年和2010年均达到1.6万亿元。规模超过股市融资。通过发债筹资并偿还贷款，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优选之策。同时，债市正在酝酿进一步扩容，并引进更多中小型企业发债。
保险资金近年来亦不断松绑，投向实体经济资金，仅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2010年的规模为143亿元，是2007年的两倍余。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分析，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发育与监管主动放松，表外业务、结构化产品，及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直接融资领域的创新，加速了中国的金融脱媒。另一方面，通胀预期下，负利率把钱从银行往外赶，“2009年开始，社会融资总量发生结构性变化，资金不断脱离银行体系，央行通过数量工具是管不了的。”
面对不断活跃的金融创新与规避信贷规模管制的冲动，央行调查统计司前任司长张涛曾于2010年10月表示，央行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统计存在不足。目前的统计框架着重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对衍生产品表外业务、结构化产品、或有资产负债等缺乏关注；缺乏监测跨境、跨市场风险传染的经验；各项金融统计标准制定缺乏协调性；中央银行获取高频度及交易关联数据的手段有待加强。
数项问题，均指向央行的调控视野与监测工具不足。因此，央行第一步是将便于统计、监测的金融机构资金纳入监管范畴，并逐步考虑扩展范围，减少盲区。
“央行提出管理社会融资总量，与监管部门提出的影子银行监管，是殊途同归，两把利刃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一名央行人士一语中的。
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对各种“影子银行”的监管，范围涉及对冲基金、私募股权、货币市场基金等，而中国也存在大量具有放款、接受抵质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仅受较少的监管。
银监会亦动作频频，规范银行理财合作业务，推出信托、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新的管理办法，类比银行监管指标约束其融资性业务，以市场化方式约束其业务扩张规模。
2010年推出的《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要求信托公司根据不同业务属性计算风险资本，明确资本约束。同时，银监会还要求各银行限期将万亿元银信合作表外业务资产转入表内，压缩业务规模。
今年1月，银监会修订《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分层市场准入机制，新设了资本补偿计提以及风险暴露的限制等指标，为创新业务设立管控标准。
此外，由于中国特有的分业监管格局，不少具有融资功能的机构尚未被划入金融机构范畴，其融资行为也游离于宏观调控之外，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产业投资基金等。
刘煜辉认为：“金融脱媒后，央行要关注总的社会信用，就必须靠价格工具影响信用的需求，才能管得住。而且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资产价格，因为银行和市场提供的信用都是以各种资产为抵押品，资产价格变化，也能约束信用供给的能力。”
调控思路变调
央行有意在下阶段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以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
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无疑给了央行一个更全面的监测指标，但其用意绝不止于观测。上述接近央行高层人士坦言，“一个指标如果最终成不了调控指标就没有意义。”
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中国从1992年开始研究货币供应量M1和M2；到1994年央行开始按季度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以此作为监测目标；在试运行了大约两年后，货币供应量于1996年正式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
上述接近央行高层人士表示，央行有意在下阶段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以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货币政策目标。
只是，从监测目标到宏观调控中间目标，社会融资总量的运用仍要经历不短的过渡期。
前述人民银行分行人士分析，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的具体步骤，至少有三：首先要把指标口径确定下来，然后是根据指标统计数据，再用数据来实证。如果数据指标实证的效果比原来好，那这个指标可实际使用；如果实证效果跟原来没有多大差别，就意义有限。
目前尚处于第一阶段，后续实施须经基层相关建设与人才培训。数位央行人士认为，统计最终实证并投入使用，尚待时日。
而早期参与央行编制社会融资总量征求意见会议的人士，对此亦持观察态度。
刘煜辉参会后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还处于金融市场结构转型期，尚未摸清楚各种信用供给方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稳定关系，因此社会融资总量就只具备参考意义，而不是一个可量化的调控目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当前用贷款指标不太准确，单纯控制货币供应量又缺乏市场机制，准确把握社会中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必须找到切合的指标。
因此，把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一个临时性的监测目标，配合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这两个指标共同分析，具短期合理性。
“但应该看到社会融资总量的局限性，我们的导向还是建立市场化方向的体系，完善金融市场，完善利率、汇率体系，最终目标是通过利率来调控货币供应量。”
夏斌向《财经》记者强调，“不能将社会融资总量分解为信贷、债券、股权等规模调控指标，否则就是大倒退。”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认为，如果把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则只能把社会融资总量界定为各阶段社会融资余额的增量指标，而不可能是一定时期各种融资渠道的累计发生额，也就很难用来“反映金融对经济的总体支持力度”。
盛松成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央行绝对不会搞具体指标的分割调控，而且未来一定是通过数量和价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场化调控。”
央行的研究表明，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有密切的相关性，利率调控对直接融资的效果比间接融资更有效。盛松成说，“这意味着社会融资总量的调控，会反过来促使宏观调控进一步使用价格和数量手段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方向。”
“接下来，央行将主要采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从成本上来控制货币供应。”一名接近央行高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
现实中，计划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监测量的央行已经作出了选择。4月5日，央行年内第二次宣布加息――自4月6日起提高一年期基准存款和贷款利率各25个基点。
来自农业银行战略管理部的分析报告认为，利率上调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快速上涨，但另一个原因则是，实际负利率使得银行资金脱媒严重，已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因银行资金脱媒趋势越来越明显，2月M2增速已降至16％以内，M1降至14.5％。但由于直接融资的发展，上述两项指标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市场流动性的下降，因而不构成政策调控放缓的理由。
今年以来，市场化利率，如银行间拆借回购利率升幅明显高于存款基准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可以部分弥补市场利率高于基准利率的现状，抑制资金需求，减少社会融资总量。
资金脱媒对信贷投放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可自由运用资金比率下降；二是脱媒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加，信贷扩张速度放缓。上述分析报告据此认为，这种变化，可能导致货币政策调控重点从信贷转向兼顾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更加依靠价格工具调节社会融资总量。
一位接近央行的业界人士的表态，则印证了上述观点。他表示，现在的操作方法，已经体现出央行对利率价格工具运用更加频繁，更具有倾向性，这也是货币政策调控不以规模来论的一个倾向。
刘煜辉认为，随着货币政策目标从银行信贷转向社会融资总量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货币政策取向将发生实质变化，从数量调控转向利率担纲，用价格调控社会资金供求。
下一步攻坚
社会融资总量难以逃脱M2调控所面临的老问题――利率不改革，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所以，问题关键是货币调控手段要从数量工具为主逐步走向价格工具为主
显然，央行希望通过社会融资总量来搭建更翔实的货币监测、调控体系，既如实反映金融体系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情况，又可以找到适当的市场化中间变量，便于灵活调控。
但业界人士认为，此法道路曲折。
建设银行独立董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系教授宋逢明对《财经》记者强调，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调控观测变量时，要深入研究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比如存贷业务是直接创造货币而形成货币乘数的，非信贷业务与货币创造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这样，中间目标如社会融资总量才可与最终目标厘清关系。
刘煜辉也认为，中国处于金融市场结构转型期，信用供给的结构不一样，社会融资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还不稳定，需要一段时间磨合才能形成，即多大规模的社会融资总量对应M2。
一位央行内部人士认为，“社会融资总量是个新概念，我们不能完全用老套的思维来对它，也不能用以前调控人民币贷款规模指标方法套用。推出一个新的指标，大家都希望马上得到怎么调控的答案，但这一时是做不到的，需要经过一个阶段的研究和摸索。”
而在目前金融机构分业监管情况下，央行如何实现各方协调，则更是艰巨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锋对《财经》记者表示，要有效调控社会融资总量，就需要首先建立有效运转的“一行三会”协调机制，甚至是建立一个架构于之上的超级部门。但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工程。
目前，“一行三会”是平行治理，国务院高层组织四部委和重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召开旬会，沟通事宜。而随着社会融资总量数据进一步编制公布，以及央行对整个金融体系风险传导管理的深入，需要“一行三会”等部门间建立更协调、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
然而，各监管部门所推行的监管策略恰恰是各自“以我为主”。
当前，央行推出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动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银行杠杆率，社会融资总量也列为与之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
银监会则依照新巴塞尔协议Ⅲ推出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四大监管新工具，对商业银行实施新的审慎监管框架。
夏斌提醒，当前阶段，宏观调控需要注意的是，防止不同监管政策各自为政所产生的过度叠加。据其观察，数政齐出，实体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资金紧张的情况。
盛松成则认为，社会融资总量基本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有利于宏观调控部门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监测分析和评估。通过社会融资总量，不仅从总量上了解金融系统性风险，还能反映金融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
但一名接近银行监管高层的不同意见者表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很难计算清楚社会融资总量；而且，不同时期资金的流动性差别很大，这个指标的参考意义有限。
他认为，社会融资总量也难以逃脱M2调控所面临的老问题――利率不改革，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调控社会融资总量还是调控M2，而是要从数量工具逐步走向价格工具。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尽管央行调控的最终目标是社会融资总量，但是影响社会融资总量的核心中介目标是价格工具。“只要价格一变，总量也就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