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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范文1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范文2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范文3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三是C.R.Nelson与Charlesl.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成为催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後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後来通过Kv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真实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具体地分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2.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3.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4.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後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6.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
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近年来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主要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之一。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流派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就方法论而言，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v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真实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後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
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范文4
【关键词】总供给；总需求；经济波动
一、前言
总供给理论体系随着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越来越引发国内外者的关注。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为总供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的研究素材。总供给理论也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需要中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观察、更深地研究、更多地创新。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含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出。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其余留给居民自由使用的部分便是纯收入。国民真实财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我国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测算方案中，总供给等于国内供给（国民生产总值减去不可分配部分）加上国外供给。这个测算公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亚当・斯密说法的合理性，同时说明了总供给和生产总值的基本关系。在总供给与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关系方面，本人提出了三个看法。
（一）总供给确定了总需求的现实边界
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我看到，只有生产这些手段。”由此可见，需求和消费的前提基础应该是供给，说到底就是生产。生产产生了不同的供给，供给通过不同分配方式来满足需求。宏观经济学家在做了经济人的假设之后，给出了关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简单模型。
总需求：Y=C+I+G+X-M
其中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X代表出口值，M代表进口值。
总供给：Y=F（L，K，T）
其中L代表劳动力，K代表资本，T代表技术。
稍加关注就可以发现总需求的变量弹性都很大，如果孤立地看，很多变量的范围受限条件很少。而总供给中的劳动力一定是有限的，并且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有限的劳动力使总供给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变化，总供给的变化是有界限的。虽然总需求的变化范围有很大的弹性，变量影响因素很多，但根据相关关系，个人认为在现实中它是总供给的范围内变化，不可能超出总供给的边界。
（二）总供给的变动导致了经济波动
当下很多人认为，总需求的变动导致了经济的波动。其解释大体如下，总需求减少使得生产减少，失业率上升，导致经济向下波动；总需求增加使得生产增加，失业率下降，导致经济向上波动。事实证明，总需求的调整无法准确快速地影响经济波动，因为它的变动在一系列的模型假设之后，已经严重的失真。比如假定一个人的住房需求是一套住房还是两套住房，通过“蝴蝶效应”会对模型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错误的结果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2008年开始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很多政府缩减财政赤字，减少投资，减少消费，改变了总需求的很多变量，可是带来的是更大的波动，很多政府濒临破产。回到《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这样论述“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要增加其价值，没有别的方法。其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其二是提高已雇佣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指标都是总供给的变量，属于总供给的范畴。不管让经济如何波动，调整总供给远比调整总需求是更有效果，总供给增大，生产才会增大，失业才会减少，经济才会向上波动；总供给减少，生产就会减少，失业会上升，经济才会向下波动。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所作所为却正是在使总供给减少，所有导致了经济更快地向下波动，迟迟不能复苏。个人认为，在影响经济波动的各类因素中，总供给是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其变动对于经济波动是至关重要的。
（三）总供给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大
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应该是货币超发，如果严格按照货币增长+货币流速增长=通货膨胀+实际GDP增长这个等式去控制货币发行，可能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全球的经济数据表明，有较高货币增长的国家，通货膨胀也较高。有些观点认为是总供给发生变化，影响了总需求，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里完全忽略了货币的重要性，在供给和需求的关联中货币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供给影响需求还是需求影响供给，主要都是通过货币和货币政策来完成的。总共给变化或者是总需求变化，在具体数量上的体现主要靠货币数量。货币数量真正地影响着通货膨胀，尤其当恶性通胀开始时，每个人都不想要手中的货币，从而加速了货币流速的增长，加速了通胀的进程。举一个现实的例子：1923年的德国通货膨胀严重，由于一战的赔偿问题，导致通胀率每周超过100%的幅度。物价飞涨，工人不愿意领取货币工资，工厂没有办法只好发给工人实物，用消费品直接换取劳动力。请注意当时总供给并没有多少变化，因为德国当时是社会主义体制，工人的数量没有变化。关键是总需求改变了，而这个改变不是由总供给造成的，是由赔款造成的。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总供给曲线基本是垂直的，在发生通胀时，主要是在改变货币的供应量。形成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但是总供给的影响不大。
二、结论
总供给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涉及参数和变量较多，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总供给和其它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摸索，在现实的经济问题出现后，是改变总供给还是改变总需求，值得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和谨慎地运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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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范文5
中国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差距
一个国家有着特定的经济体制。一国的经济体制受其本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其特定的经济风格。不同的经济体制与经济风格影响着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其经济绩效。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与其助理王宁教授认为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也可以从其著名书作的英文题目中看出：《中国如何成为资本主义》（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但无法从其中文版的书名中明确看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而且，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认定中国经过30年改革，已经建成“一个令人炫目的市场经济”。
此外，一些儒家主义者认为，时代已经是市场经济，因为那时已经推行私有制和契约自由。
严格而言，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介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经过了3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的遗留因素仍在。不过，中国总体上距离计划经济较远，距离市场经济较近。
从经济与技术层面来看，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可谓同义词。根据英国当代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的看法，现代资本主义需要体现如下特征：一是存在广泛的个人自主、私人产权和商品交换；二是很多私人经营和生产与家庭分离；三是存在一个货币和金融体系，其中财产可以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四是存在发达的市场（有组织的交换），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五是存在广泛的工薪阶层；六是私人公司法人广泛存在。
很明显，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全符合上述特征。中国个人的自主性仍然不够，个人面对行政力量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法治体系还在建设过程中；国有产权和国有企业在基础性和关键性行业占据行政垄断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私人产权和私有企业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宪法地位；金融体系也是国家主导，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都是国有机构主导。也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句话也意指了中国还不是一个地道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仍然是个转型经济国家。
干预主义经济治理风格的问题
中国当下的经济治理风格表现为干预主义（dirigisme）的经济治理风格、“类凯恩斯主义”操作与作为转型经济的经济体制两者的结合。根据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席勒教授的定义，干预主义是各种特定市场过程干预的总称，国家通过这种干预部分或全部地消灭掉分散的价格、生产、消费和投资选择自由，以达到特定的典型目标和并以此为干预的根据。
这种干预最常见的形式有直接的价格控制、外汇管制等等。价格管制包括：价格监视，对利润空间、最高和最低价格的规定和固定价格，普遍的禁止价格波动，不同形式的投资指导、数量上的生产和贸易限制（配额以及相应的自愿出口限制协定）。价格管制在中国很普遍，包括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基准利率、银行存贷款利率、公用事业服务定价、最低工资等等。外汇管制也大量存在。中国对个人和企业的外汇兑换仍然有着较大的管制，还没有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目前每人每年兑换外汇的上限为5万美元，就属于过度管制。
中国干预主义的经济治理“做派”还体现在政府在基础性和关键行业总体上实行行政垄断，比如铁路、石油、航空、电信、自来水、电力、烟草等。金融部门也不乐观。国有金融机构的总体市场集中度高，民营机构的准入门槛很高，准入通道很窄，受制于国家审批制度的束缚。
上述干预主义的做法严重扭曲经济过程，限制和破坏私人产权、市场开放、契约自由，必然影响经济绩效。
类凯恩斯主义做派影响私人产权
经济治理问题也体现在凯恩斯主义或者“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操作。自从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而兴起一场“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成为一种“主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需求管理”。
当前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教材被称为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最典型的教科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所谓“新古典综合”，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综合在一起。其核心思想是在采取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提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宏观政策工具来调节和影响各种“经济总量”、如“总物价水平”、“总需求”、“总供给”、“总投资”、“总就业量”、“国民收入”、“资本总量”等等，以求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外贸平衡四大目标。这四大目标被德国人称为所谓“魔幻四角”。它们往往相互“打架”，难以同时实现，突显其“魔幻”特点。
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经济总量概念其实是一些虚构的概念，比如“资本总量”的概念就是如此。资本其实有着很大的异质性。既然如此，就不能把资本简单加总为“资本总量”。更有甚者，很多未用于实际生产的生产设施等，其实不构成资本。只有用于实际生产的才构成资本。与“资本总量”概念类似，上述所有总量概念都是虚构概念，缺乏真实世界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是用一套在真实世界中找不到的东西来讨论、分析和影响经济政策。
此外，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用自然科学中工程师管理工程的思路来管理国民经济，倾向于搞“整体社会工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想大师哈耶克称“整体社会工程”的做法为“整体建构”，是一种“理性的僭妄”。他还指出，即便很多政府政策的目标是好的，但是政府政策往往带来非意图的后果。恰似F.荷尔德林所曾指出：“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凯恩斯革命以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信条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为西方各国政府和众多经济学家所膜拜和信奉。在70年代初，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胀问题，即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供给学派革命。供给学派强调减税，减少政府管制，减少市场扭曲与市场障碍，为经济主体提供一套正向激励机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过去几年的克强经济学主要体现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特点。80年生的著名的里根革命和撒切尔革命，都是属于供给学派革命。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既由行政部门决策，又由行政部门实施。这容易滋生和保护部门利益，导致这些部门的政府官员以部门利益替代公共利益。与此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的出台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这里尤其包括上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但是中国的这些短期政策操作不能与凯恩斯主义等同。现代市场经济体中的凯恩斯主义短期操作也需要基于法治和限政。两者均属于这些政策操作的隐含前提，内置于这些国家的总体基本制度框架当中。中国则是行政和部门主导，充其量只是“准凯恩斯主义”短期政策操作。
即便如此，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凯恩斯主义”短期操作，还往往受到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只重视让经济这辆马车跑得快，但并不重视马车上掉下多少人，马车前撞死多少人。也就是说，由于不断进行短期操作，经济主体对经济失去稳定的预期，从而扰乱了其投资和消费决策，改变很多经济主体的经济成功机会。由此看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往往导致大肆侵犯个人的产权。中国的行政和部门主导所推行的“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则问题更甚，由于立法部门代表性差而且权力悬置，它更是与之“没得商量”。很多民营企业死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就是明证。
此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色彩的“宏观经济管理”和“类凯恩斯主义”短期操作，难以利用哈耶克所言的分散在无数个体当中的、涉及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局部知识”，难以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分工”。只有市场的充分发展，才能充分利用这些局部知识，实现知识分工，而凯恩斯主义者或者类凯恩斯主义者，往往把这些局部知识作为“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非市场机会来对待，然后通过宏观调控的“粉碎机”对之加以克服和弃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权利的广泛破坏就不可避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绩效的解释
根据哈耶克的观点，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会产生进一步干预的必要性，从而导致干预程度和干预范围不断上升，形成一种“干预螺旋”。这种干预螺旋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也最终影响经济效率。
比如，作为计划经济的行政干预遗产和类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结果，中国的国有经济仍然规模巨大，但其绩效很差。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实际利润为负。2001年-2009年，尽管国有工业企业的账面利润很高，但是这些企业所支付的土地和其他资源费用较少或者根本不支付任何费用，其获得的银行贷款利率也较低，税收水平也较低，还获得大量政府补贴。国企的业绩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实现。
既然国有经济不是经济绩效的真正来源，就需要在国有部门之外来寻找。其实，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奇迹”的实现，归因于中国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地接近和遵循了一种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意义上的竞争秩序，这一步路也导致了中国民营经济部门的兴起。欧肯意义上的竞争秩序由七大核心原则构成：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恒定性。其中经济政策的恒定性，指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些原则，而不是宏观调控。欧肯强调，由国家来建立和维持这样一种竞争秩序，而且国家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运作。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是：这些国家以较为普适主义的进路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政府在法治框架内行事；中国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性地推行这些原则。其要点在于：遵循这些原则既为资源朝着回报率更高的方向配置，也为推动创新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既有利于实现静态配置效率，又有利于实现动态效率。越是更为普适性地遵循这些原则，越是可以提高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
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归因于接受欧肯的竞争秩序思想作为其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基本体制的最主要经济哲学基础。欧肯认为，除了强调由国家推行建立和维持上述竞争秩序这种“秩序政策”之外，也强调国家推行一种“过程政策”。过程政策包括反垄断、劳动保护措施、收入政策等。但是，在这些政策领域，秩序政策的地位要高于过程政策。过程政策是为秩序政策服务的，要奉行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过程政策是一种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目的在于纠正竞争扭曲，重新为竞争打通道路。
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在欧肯的政策框架里成为多余。很多人以为全世界人均GDP的提升是因为宏观调控的结果，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很多时候，政府宏观调控越多，经济周期越不平稳。纵观世界各国，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运作授能环境，并且维护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根据欧肯的观点，在政策设计上，除了要注意秩序政策相对于过程政策的优先性之外，还要考虑“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要求不仅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应受制于相似的竞争自由，而且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和法律政策之间也应相互兼容。
这些构想就是最初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和一些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经济政策，没有上述弗莱堡学派的影响是不能想象的。
上述竞争秩序观强调推行秩序政策为主，过程政策为辅，而且后者的推行要与市场兼容。其用意就在于形成一种面向绩效竞争的秩序，按照欧肯的观点，这也是一种“有运作能力的、维护人的尊严的秩序”。这样一种秩序下，每一个公民都获得有尊严，每个民企也一样尊严。而且这样一种竞争秩序既能有效保护私人产权，也最能创造财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因而符合最大的国民利益。
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范文6
关键词：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9月28日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是指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新模式创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我国的许多独立学院开设的课程都是为适应新经济形势而发展起来的，诸多学院开设了经济学课程。经济学课程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高等院校开设该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经济学整体框架和基本理论的认识，并锻炼学生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不仅如此，经济学还是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等多门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的基础。经济学课程的特殊性在于提供给学生与实际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大量的概念和理论模型，通过这些概念与模型可以让学生对基本经济现象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如何学好本课程，对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未来教学任务的正常进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现状
由于我国独立学院起步较晚，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实践教学经验积累不足，教学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师资力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工具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
1、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独立学院是一种新型的办学模式，虽然在理论上来说，教学可以依托母校的资源，但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大多数独立学院的教学环节都是独立的，各个学院基本都有自己独立的教学团队，加之在人才招聘时由于诸多现实的原因导致独立学院的教师基本比较年轻，在教学与科研环节中力量比较薄弱。许多教师自身与社会交流、沟通不够，对现实产业发展缺乏了解，无法给学生传递现实经济生活和产业发展的真实映像。因此，难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2、教学目的与考核手段差距较大。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理论的梳理，让学生初步掌握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并且能够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经济现象，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独立学院甚至包括我国很多高校在检验教学目标是否达到时都是采取对教学效果进行考核的手段，最为常见的是考试。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中，对于学生的最终考试成绩一般采取加权方式获得，经济学课程是必修课程，往往采取平时成绩占30%与期末考试成绩占70%的方式加权求和。对于平时成绩，主要是通过考勤、作业与测验的方式获得，有的教师会结合课堂提问或者课堂作业给成绩。这就导致更多的学生是为了应付考试、获得学分才学习，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结果是理论知识掌握不到位，理解问题不深入，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是没有多大提高。结果是，教学目标难以实现，教学效果不强。
3、教学方法比较单一，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目前，我国许多独立学院的经济学课程主要采取课堂“填鸭式”教学方式，只注重教而忽视学，缺少老师、学生与社会的交流沟通，学生理解有难度；从另一个方面讲，教学内容应用性较弱就忽视了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学应偏重课堂理论教学，不提倡经济学实验和社会调查，对实验教学和社会实习的重要性有所忽视。
4、缺少案例教学手段。目前，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手段和工具相对落后。虽然多媒体手段在经济学教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但是针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手段与工具并不多见，缺乏教学实验设备与实践基地，这不利于提高案例教学质量，从经济学的应用性来说，经济学的实验室应该是有狭义的实验室和广义的社会大实验室，社会这个大实验室尤其能给学生提供广阔的舞台。经济学课程缺少实验教学课时，尤其是学生参与社会产业发展调查与实践的时间安排较少。
二、我国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改革建议
根据上述总结的问题，我们需要对经济学教学作出改革，而且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深入，尤其是独立学院经过多年的经济学教学的实践，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条件越来越成熟，我们应该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
1、经济学教学改革应该体现出创新。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独立学院的经济学教学改革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教材体系创新。教材在对知识点归纳总结性方面较强，但缺乏与现实问题的联系，学生感觉西方经济学枯燥无味，难以理解。目前，很多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到经济现象、案例、数据方面的扩展，仍存在一些问题。案例、数据多是从国外教材上拿过来，不能反映我国经济状况；有些教材加入我国的新闻资料，但缺乏经济理论分析，只能起到扩展知识面的作用，对理论运用、思维培养、创新能力作用不大。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创新最合适的方式是在任课教师根据教学课时予以调整的基础上，通过教师自身对某个经济学知识的应用专题的跟踪所编写的教学讲义来形成授课教材，可以解决教材内容与时俱进的问题，同时可以让学生形成经济学某个专题的系统的知识结构，为学生日后的学业与实践工作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
第二，考核方式创新。独立学院现有的经济学课程考核形式单一，难以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理解与运用能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将课堂考核与课外考核相结合，给予学生更多地走入社会、融入社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他们周边的经济事实。在应用中，可以让学生利用周末实践进行社会调查，发掘具有特色的经济学案例也是一种方式，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企业、学校和学生及其家庭三方的共同作用，让学生通过专题学术报告、案例分析、小论文、参与课题研究等方式，重点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三，教学模式创新。在师生互动上，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特点，鼓励自由发言和小组讨论，引导学生关注经济现象并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训练学生运用经济学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建立网上答疑、网上师生交流群等制度，拓展课堂的时间、空间范围。在教学资源的拓展上应结合我国实际将西方宏微观经济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资料补充到教学中去开拓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提高课时有效利用率。我国多数独立学院在课程设置时由于各种资源有限性的问题导致课时相对于传统院校要少，经济学教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使得有些经济理论虽然比较重要，但因为课时的限制而无法在课堂中一一讲授。教学中应注意的是，要在有限的课时中适当增加有益的内容。这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既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教学计划内容，还要额外增加一些对学生有益的实践内容。
3、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经济学课程一般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遵循“紧密结合理论内容，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的教学模式构建原则，微观和宏观的实践教学内容与理论内容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利用每种教学方法的优点和长处，提高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例如，可以采取启发式和讨论式的互动性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就是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要求，事先提出要学生思考的问题，由学生回答，教师进行引导和点评，以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讨论式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以小组形式，围绕某一问题各抒己见、相互争论以弄清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授，而是带着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每个学生都可以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疑问。还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法，就是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的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教给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道理，进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情景教学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情绪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获取技能，并使学生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方法。
总之，应在教学方法中不拘泥于一种教学方法，要采取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运用性，加强对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研究，从而为理论教学提供鲜活的案例资料。
4、丰富案例教学手段和工具。独立学院的经济学在改革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的同时，也应十分重视教学手段的改革，努力将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建立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平台上。应重视对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研究与在教学中的运用，全面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学水平，提升教学效果。除此之外，还应该不断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建立网络课堂，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借助多媒体网络课堂，方便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形成了立体化的学习环境，扩展了学生知识视野，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了教学效果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使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弄清如何获取知识、如何有效地利用与本课程有关的信息资源。
三、结语
我国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改革之路比较漫长，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在发展中探索出一条适合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的改革之路。
主要参考文献：
[1]黄乐.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析[J].探索研究，20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