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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研究范文1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有关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掀起了对该领域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本文对此进行了综述。
一、关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
王国平等（2007）针对“早期收获”计划，具体分析了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他们从研究“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产品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业造成的影响，进而研究云南农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标、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陈俊伟（2006）主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进行了研究并着重讨论了广西的应对策略。他指出：“东盟是热带农业、林业资源丰富的地方，橡胶、棕榈油、椰子等都可成为各种工业原料。中南半岛几条大河：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质肥沃的三角洲，是东南亚的“粮仓”。在进行农业合作与农产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机。泰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国。在木薯生产上泰国与中国广西开展技术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国可以对泰国开展技术输出型合作。缅甸的各种林产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经济林产品有松脂、桂皮、八角，这些与我国广西的林产品恰好雷同。对此可进行技术交流合作。”郑一省(2002)提出：“农业方面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相互之间互补性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但是没有做更加具体的分析研究。孙林(2003)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在一部分农产品上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两者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为主。朱允卫（2005）对中泰两国1996—2003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表明，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 构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 Market Share 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 Z. Chen，Lian Xu和Yufeng Duan（Kevin Z. Chen，Lian Xu and Yufeng 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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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国平，李见明，马腾飞.“早期收获”计划与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东南亚，2007，（1）.
[2]陈俊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策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郑一省.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当代亚太，2002，（1）.
[4]孙林，李岳云.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关系分折.世界经济研究，2003，（8）.
[5]朱允卫.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7）.
[6]李欣广等著.中国——东盟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7]孙笑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03，（3）.
[8]彭茵.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9]周建明，俸克昭，朱汉文.21世纪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趋势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7，（4）.
[10]卢肖平.中国——东盟农业合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11]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吴士存，朱华友.五国经济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3]刘仁伍.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农产品贸易研究范文2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我国在加入WTO后便启动了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在内的自贸区进程，目前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2015年6月17日中澳正式签署FTA(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降低中澳双方的市场准入度，澳对中所有产品的关税最终降为零，中对澳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最终降为零，这将有利于中澳两国开展更加深度的经贸合作。根据UN Comtrade 数据，2013年中澳农产品贸易总额为87.96亿美元，较1996年的16.29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我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而澳大利亚是我国农产品第16大出口国和第6大进口来源国，两国农产品贸易方兴未艾，因此对中澳农产品贸易发展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中澳FTA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效应、贸易结构以及FTA对双方的经济影响等方面展开。刘(Liu，2004)应用引力模型对中澳FTA引起的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FTA能明显增加两国的经济福利;杨军等(2005)运用GTAP模型对中澳FTA进行模拟分析，结论是建立FTA将增进两国和世界总福利，澳方农业部门受益大于工业部门;邱晓丹(2008)、张婧(2009)相继分析了中澳FTA的贸易效应，测算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的大小;徐进亮等(2012)定量验证原产地规则对中澳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影响;何昱(2007)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关税削减对我国纺织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李慧燕(2011)等通过引力模型分析了关税降低对我国乳品进口的影响以及中澳FTA的贸易转移效应;郝瑞玲(2010)利用 CMS模型，从结构效应、需求效应和竞争力效应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的因素;王莉等(2012)运用 GTAP模型对中澳自贸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估;刘李峰等(2006)利用相关贸易指数分析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和特征，结果表明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低、产品集中度高、具有明显互补性;黄照影(2007)、王春玉(2008)、王仕勤(2011)也相继研究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王贝贝(2014)运用CMS模型，对1996—2012年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对澳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方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和澳方进口需求增加，澳对中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增加。综上，对于FTA条件下中澳农产品贸易发展问题的综合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从贸易关系(竞争性和互补性)、贸易非均衡性和贸易增长潜力三方面综合分析FTA背景下中澳农产品的贸易发展。
二、研究思路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思路
中澳两国农业生产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国际分工方面存在差异性，这将导致两国农产品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是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考量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时，如果两国之间出口产品结构和类别相似，说明两国贸易竞争性强，反之互补性强，因此可以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贸易的互补性。在考量两国农产品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关系时，如果两国产品存在较大差异，说明互补性较强，反之竞争性强，因此用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
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时，要关注两国农产品贸易的顺逆差，即贸易的均衡性问题。从数据上看，自1996年以来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都是逆差，逆差数额从1996年的 14.39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67.7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0%，逆差有持续扩大趋势。贸易非均衡性反映了一国面临的贸易压力。现实中，由于多数国家偏好贸易顺差，这里仅将贸易逆差作为贸易压力，文中将用贸易特化指数分析两国农产品的非均衡贸易压力。
对于中澳农产品的贸易增长问题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增长原因和增长潜力两方面。鉴于目前很多学者借助CMS等模型利用多年的贸易数据对贸易增长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因此，本文仅分析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的潜力。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为UN Comtrade数据库中HS96编码下农产品贸易数据，样本选择期限为1996—2013年，具体包括五大类26章(01章—24章、51和52章)。其中，第一大类是活动物和动物产品(01—05章);第二大类是植物产品(06—14章);第三大类是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15章);第四大类是食品、饮料、酒类及蜡、烟草及其制品(16—24章);第五大类为其他农产品，包括棉花等(51和52章)。
三、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系的测度
(一)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
1. 贸易结构。考量贸易结构，这里主要分析中澳农产品双边的出口结构变化。从农产品大类别上看， 1996—2013年我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第四大类的增长幅度最大，尤其是在2005年中澳自贸区谈判启动之后，2013年的出口额是1996年的20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9.33%;第二和第一大类增长幅度相对小一些;第三和第五大类基本持平。1996—2013年澳大利亚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第五大类增长最快，特别是2009年之后，出口额由1996年的6.02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36.62亿美元，2009—2013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1.59%;第二和第一大类增长次之;第三和第四大类增长最慢。由此看出，中对澳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四大类，第四大类恰恰是澳对中出口增长最慢的;澳对中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五大类，而中对澳增长最慢的正好是第五大类，这说明了中澳农产品出口具有互补性特征
从农产品细分类别上看，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往来前十位的农产品在不同年份排序不同。从表1可看出，中对澳出口排名前五位的农产品在2010年之前不断变化，但是在2010—2013年没有变化。1996年，中对澳农产品出口排名前五位分别为HS52(棉花)，占到当年出口总额的27.94%;HS20(水果类)，占比为16.15%;HS51(羊毛等动物毛)，占比为10%;HS12(油籽等)占比为7.76%;HS19(谷物粉、淀粉及乳制品)，占比为6.7%。到了2000年，HS52(棉花)占比下降到24.35%，HS51(羊毛等动物毛)和HS12(种子等)则被HS24(烟草及其制品)和HS07(食用蔬菜等)替代。2005年HS20(蔬菜、水果等)占据第一位、占比为18.62%，HS03(鱼、甲壳动物等)和HS16(肉、鱼类及海鲜等)挤掉HS52(棉花)和HS24(烟草及其制品)进入前五名。2010年之后，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HS20(蔬菜、水果等)、HS16(肉、鱼类及海鲜等)、HS03(鱼、甲壳动物等)、HS19(谷物粉、淀粉及乳制品)和HS21(杂项食品)，这些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1996—2013年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农产品排名前五位的变化相对小些;在2005年之后排名前十位的农产品中有8种相同， 分别是HS51(羊毛等动物毛)、HS52(棉花)、HS10(谷物)、HS15(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HS12(种子等)、HS04(乳制品、蛋、蜂蜜及食用动物产品)、HS02(肉及食用杂碎)、HS01(活动物)，这些产品大都是土地密集型产品。从中可以看出，中澳两国间农产品出口前几位的产品类别并不相同，说明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2. 产业内贸易指数。业内通常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 (Intra-Industrial Trade ，IIT)来衡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的强弱。产业内贸易指数是测度贸易伙伴关系的重要指标，虽然IIT常用来分析工业制成品贸易，但近年来也被用于分析农产品贸易。测度产业内贸易的指标很多，较常用的是格鲁贝尔—劳埃(G-L)指数形式，其表达式是：
式(1)中，表示a国与b国在k产业(或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和分别是a国对b国在k产品上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取值范围在[0，1]。该值越接近0，表示a、b两国在k产品双边贸易上越接近产业间贸易，其互补性越大、竞争性越小，意味着资源禀赋的差异越大。该值越接近1，则两国间k产品贸易越接近产业内贸易，其互补性越小、竞争性越大，意味着资源禀赋越接近。
表2显示了1996—2013年中澳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情况。总体来看，中澳农产品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因为各年度总体G-L指数最大值为0.42，最小值为0.12，平均值(0.26)小于0.3，产业间贸易特征说明中澳农产品互补性强。分类产品来看，中澳双边贸易的26类农产品的各年度G-L指数绝大多数小于0.5，平均个数为20;G-L指数小于0.3的平均个数为17;如果从1996—2013年各类农产品平均G-L指数来看，大于0.5的仅有HS03(鱼、甲壳动物等，0.677)、HS08(食用瓜果、坚果等，0.594)、HS22(饮料、酒等，0.533)三类，但其数值都没有超过0.7，说明这三类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差、竞争性强一些。从最近的2013年来看，G-L指数大于0.5的有HS03、HS08、HS17、HS18、HS19、HS23六类农产品，该六种农产品没有出现在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排名前十位的农产品中，说明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以互补性为主。
(二)中澳农产品贸易竞争性
为了能更好地衡量中澳两国农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情况，以下引入出口相似性指数来进行分析。出口相似性指数分为产品相似性指数和市场相似性指数，但这里采用修正的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格利克和罗斯，1999)来分析两国农产品的出口相似度。其公式表示为：
式(2)中，表示a国和b国出口产品在w市场上的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和分别表示a国和b国在w市场上k产品的出口额;和分别表示a国和b国在w市场上所有产品的出口额。一般地，当时，认为a、b两国的出口产品在w市场上分布结构完全相同，意味着竞争性强;当时，认为a、b两国的出口产品在w市场上分布结构完全不同，意味着竞争性差。
表3列出了中澳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相似性指数的大小。可以看出，总体而言，1998—2000年，中澳农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数值都小于50，说明此期间中澳两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差异性较大，相似性较弱，两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互相竞争性不强;2003年之前的值较大，均大于40，2003年之后的值变小(小于40)且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今后中澳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将会继续减弱，互补性逐步增强。这昭示着中澳自贸区背景下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前景。
四、中澳农产品贸易非均衡性分析
在分析过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之后，还要考虑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即贸易的非均衡性问题。从1996—2003年间数据来看，我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一直是逆差且差距在持续拉大，面临着较大的贸易压力。为了全面考量两国各类农产品的贸易非均衡性，本文用贸易特化指数(TSI)分析中澳农产品的非均衡贸易压力，贸易特化指数(TSI)公式为：
式(3)中，表示a国和b国关于k产品的贸易特化指数，表示a国对b国在k产品上的出口和进口额，当然与的值相反。的取值区间为。一般认为，当时，表示a国在ab两国间k产品贸易上处于逆差地位，b国则处于顺差地位;当时，表示a国在k产品双边贸易上处于顺差地位，b国则处于逆差地位。越接近于-1，表明a国逆差越大，面临的贸易压力越大，贸易非均衡性越强。
表4显示了1996—2013年我国对澳大利亚各类农产品贸易特化指数的平均值。可见，我国对澳大利亚各类农产品贸易中有14个指数小于0，表明我国在1996—2013年间平均有14种农产品处于贸易逆差地位，12种农产品处于贸易顺差地位。我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产品至少有8种是澳大利亚对我国出口排名前十位的产品，它们分别是HS01(活动物)、HS02(肉及食用杂碎)、HS04(乳制品、蛋、蜂蜜及食用动物产品)、HS10(谷物)、HS12(种子等)、HS15(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HS51(羊毛等动物毛)和HS52(棉花)。这恰恰说明了澳大利亚在这几种产品上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的优势。此外，我国处于较大贸易逆差程度()的农产品有9个，其中的农产品有3个;我国处于较大顺差的农产品()有8个，只有1个农产品的，这8种产品基本上是我国出口到澳大利亚排名前十位的产品，这说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顺差主要是由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造成的。由此可知，中澳两国都是在自己各具优势的农产品出口上给对方造成逆差压力，这也显示了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的合理性。另外，我国的逆差压力大于澳大利亚的逆差压力，这可从我国的贸易逆差和顺差的农产品种类和值的大小上看出来。
表5显示了1996—2013年我国对澳大利亚农产品总体贸易特化指数，可以看出，中对澳农产品总体贸易特化指数()的值都小于0()，
说明我国在中澳农产品的总体贸易中一直处于显著的逆差地位，澳大利亚则处于有利的顺差地位。从时序上看， 1996—2002年我国农产品的总体贸易逆差较大，2003年逆差有所下降，2004年逆差却增加了，之后逆差逐渐下降，在2009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又开始上升直到2013年，这说明我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波动有扩大之势。
五、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潜力分析
以下采用贸易强度指数(儿岛，1964)分析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长潜力，贸易强度指数的表达式为：
式(4)中，表示a、b两国在k产品上的贸易强度指数;和分别表示a国k产品在b国和世界(world)上的出口总额;和分别表示a国和b国从世界进口的k产品总额;表示世界k产品的进口总额;如果，表示a国对b国在k产品上的出口水平()大于b国在世界市场上k产品的进口水平()，意味着两国k产品的贸易强度高、贸易关系紧密，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强，因此两国k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一般而言，越大意味着a、b两国在k产品贸易上的互补性越强。
由表6可知，近几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在HS04、HS06、HS08、HS14、HS15、HS17、HS18、HS19、HS20、HS21这几种农产品的相互贸易强度指数都大于1，说明中澳两国向对方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对方向世界其他市场进口水平。我国在HS03、HS07、HS11、HS12、HS24上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强度指数大于1，说明我国在这几种农产品上对澳大利亚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澳大利亚从世界其他市场上的进口水平。澳大利亚在HS01、HS02、HS05、HS09、HS10、HS13、HS22、HS51、HS52上对我国的贸易强度指数大于1，表明澳大利亚在这些农产品上与我国具有密切的贸易关系。综合来看，近几年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中除HS16和HS23外，其他的农产品均具有单项或双向的密切贸易关系，说明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中澳自贸区将极大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
六、结论
本文利用1996—2013年UN Comtrade数据库中的HS96编码下的农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出我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结构和相关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出口相似性指数、贸易特化指数、贸易强度指数)，从贸易关系、贸易非均衡性和贸易增长潜力三个方面分析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结论如下：
(一)中澳两国农产品的互补性强
首先，从农产品双边贸易结构看，中对澳农产品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四大类，第四大类恰恰是澳对中出口增长最慢的;澳对中出口增长最快的是第五大类，而中对澳增长最慢的正好是第五大类，这说明中澳农产品出口具有互补性特征。其次，从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1996—2013年)，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因为各年度总体G-L指数最大值为0.42，最小值为0.12，平均值(0.26)小于0.3，产业间贸易特征说明中澳农产品互补性强。因此，两国实际上都在出口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农产品，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澳大利亚出口产品表现为土地密集型，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二)中澳两国农产品在双边贸易和世界市场上不存在激烈的相互竞争
一方面，中澳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互补性较强即意味着相互竞争性较差。另一方面，中澳两国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也不存在激烈的相互竞争。从两国农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大小来看，1998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两国农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数值都小于50，说明中澳两国农产品的出口相似性较弱、结构差异较大。2003年之后两国农产品出口相似性指数值变小(小于40)且有下降的趋势，说明未来中澳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将会继续减弱，也意味着中澳自贸区建设将为两国农产品贸易带来美好的前景。
(三)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不均衡性
从分类贸易特化指数来看，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在1996—2013年间平均有14种农产品处于贸易逆差地位、12种农产品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中澳两国都是在自己各具优势的农产品出口上给对方造成逆差压力，且我国的逆差压力大于澳大利亚的逆差压力。从总体贸易特化指数来看，中对澳农产品总体贸易特化指数的值都是小于0的，说明我国在总体贸易中一直处于显著的贸易逆差地位;从时序上看，1996—2002年我国农产品的总体贸易逆差较大，2005—2009年逆差逐渐下降，2010—2013年又开始上升，说明我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波动有扩大之势。
(四)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较好的增长潜力
从贸易强度指数看，近几年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中除HS16和HS23外，其他农产品均具有单项或双向的密切贸易关系，说明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具有良好的增长和发展潜力，中澳FTA的建立会大大促进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农产品贸易研究范文3
关键词：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农产品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4-0000-0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伟大的运动，它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部署，解决中国上亿人口日常生活所需，所以国家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就一定要重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运作。电子商务的优越性也会被企业和农户所认可，农产品电子商务是一项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与传统农业的结合，只有利用科学技术指导农产品进行生产、组织和贸易，才能真正提高农业的现代化、信息、标准化和现代化。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农产品的产品都是居于全国的前列。因此，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实现农产品贸易的电子化运作，不仅可以解决农村地区农产品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而且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立，真正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
一、农产品电子商务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信息化体系并不健全
从全国农产品的生产发展趋势来看，各省市在建站、购机和入网都设立了相应的程序，农业信息化体系的建设，国家在行政上条块分割了网络发展，甚至还出现重复建设的现象。国家对于农产品的信息不够重视，导致农业信息化系统与规范化水平低，农业信息的收集和的格局也没有在市场上形成。尤其是农产品信息的加工、利用和农业信息的开通方面更加欠缺，农业信息市场的培育发展非常地缓慢，农业信息服务市场、农产品加工市场和农产品设计市场也会非常地滞后。农产品的电子商务运作也无法形成农业信息化体系。农业信息服务缺乏针对性，使目前农业信息建设还局限于农业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传播，导致对于农业市场的信息传播的力度不够。
（二）政府没有起到建设电子商务的主导作用
从国外的发展来看，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弱质的产业，政府在信息化建设所起到的是主导的作用。国外为了发展农业，制订了更加详细的规划和政策，同时加强立法和增加投入，因此从国内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家在政策方面发挥得并不是很够。尤其是在1996年制定了《“九五”期间农村经济信息体系的建设规划》，整个过程只重视纸质的信息，并没有对信息网互联及信息共享上花功夫。在项目的投资上，农业部也没有进行过多投入，虽然在前几年就提出了“金农工程”，但国家并没有针对农产品贸易提供专项资金，加强信息体系的建设。
（三）农业信息的渠道不顺畅
由于农产品的信息并不顺畅，信息接收的方式过于落后，农民的信息意识也会无法紧跟时展的步伐。过去农产品信息，都是由于农村的基层主要是通过开展办班、发资料和有线电视等方式进行传播农业信息，这种方式显然是跟不上市场变化。农民过于被动地接受基层干部和农业信息机构的传播，导致农业信息的传播效率出现了问题。农村信息的单向性和被动性，极容易导致农业生产与市场的需求不相匹配，农业生产大起大落，引起价格波动，无法真正体现农产品的价值。过去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已经使农民习惯了种什么和养什么，在整个过程都需要经验，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他们没有及时直接地从事市场所需要农产品的生产，因此农业信息的渠道不顺畅，直接导致电子商务在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受阻。
（四）电子商务管理资源分散
由于国内大部分的企业还是依靠传统的管理模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农产品企业进行电子商务化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企业的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满足目前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组织构架过度老化，在组织架构中，缺乏电子商务的管理人才，导致企业的电子商务运作只是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电子商务管理资源的分散，更加不利于农产品的贸易。
二、农产品电子商务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的相关对策
（一）充分利用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
只有加强农业信息服务的建设，才能够构建农业信息中介机制。农产品企业要有选择性地开发利用农业信息资源，并通过规范农业信息标准，提供更多农业、农村和农民所需要市场供求信息和科技信息，加强各类农业信息数据库方面的建设，直接扩大信息采集的覆盖面。
农业企业还需要构建农业信息中介传递方面的机制，保证农业信息能够进村，然后传递到每一个农业企业。乡镇农业信息服务站是联结互联网和农民的纽带，农民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推销哪一类产品，都需要通过农业信息服务站在互联网上进行。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建设和功能的实现，离不开企业的电子商务化的建设，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化工程，将信息化纳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强化管理层对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责任感，建立信息的责任制和企业信息主管为核心的信息组织体系，为制定企业信息化规划和技术方案，做好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建设，从技术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和管理配套设施，都能够实现加强企业信息化的建设，真正培养一支强大的信息化的队伍。
（二）政府推动现有的基础设施资源
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资源，需要通过政府推动并整合信息基础的构建，建立一个完善的乡村多级农产品贸易的信息网络，农业信息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有非常强的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进行提供，在网络经济时代，农村基础建设概念过于广泛，而不应该局限于水利和中低产田方面的改造。还需要将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作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由各级政府共同组建一个庞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针对当前农业的需要，提供农业信息基础资源，节约投资，缓解农业信息化建设方面的不足。
要积极从上到下构建信息平台，形成综合信息高速公路，实现全国区域内信息的连通。同时，在农业电子商务机构内部组建农业专家咨询机构和技术配货服务公司，对存在的技术问题进行指导、咨询。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建立农业电子商务公司，并在公司内部设立信息化专家坐席，专职负责整体策划，建立信息采集、处理、系统，整合人力、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类资源。建立适合各农业生产单位自身的计算机网络，可以分行业或分地区建立网页，便于农户和顾客及时方便了解信息，按照市场需求选择生产和合理销售自己的产品，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另外，农业信息也是政府制定政策和决策的依据，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出发应对农业信息基础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三）抓好农产品电子商务方面的试点
我国的农业企业应用电子商务一定要建立企业的电子商务平台，在内部建立互联网系统，利用网络进行企业内部信息的交流，同时在企业内部实现电子化管理，降低管理的费用，提高企业动作的效率，农业企业还需要通过电子商务系统，将产品的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农产品的贸易调查，签订合同，履行电子商务契约，全国有部分企业已经建立综合性强的电子商务系统，将贸易活动尽可能地转移到网络系统中进行完成。
为了着力提高农产品的效率，农产品电子商务总体上还是处于一个网上传信息的初级发展阶段，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所需要配套条件和市场发展机制并没有形成。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并没有实现，农产品电子商务是全球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最终趋势，只有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顺应网络经济时代农产品的电子商务，通过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真正促进农产品的产供销，提高农业产品的流通，真正推进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发展电子商务的最为关键的部分就是需要推动农产品的认证，健全法规和完善农产品贸易的信用制度，为农产品电子商务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还需要改革传统的物流方式，开展大范围的限时送货，设立专职人员通过电话营销和互联网进行业务沟通。
（四）重新整合电子商务管理资源
农业企业应用电子商务，不能只是停留过去只是利用网络进行信息，而是需要更深层次地进行利用，利用电子商务庞大的资源网络，形成更强大的竞争优势。农民、企业、顾客也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模式下信息的沟通，它与传统的商务模式截然不同，农业企业也需要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系统，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合理的改造，从而实现企业组织扁平化管理，扫除电子商务管理的障碍，真正提高企业和效率，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要将电子商务系统与企业资源的ERP和业务流程紧密结合，打破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组织进行重新组建，建立一个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新企业。
三、结束语
近几年来，中国的企业在互联网交易上进行了不断实践和探索，要想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平台和交易业务平台，就需要解决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问，为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实施积累更多的经验，从而引导企业进行重新整合资源和商务流，真正改变传统的交易，形成更多高效的产业链。由于中国农产品流通面临着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同时也面临着企业激烈的商务模式和产业链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进行重新评价和继承原有的业务方面的流程，真正整合产业链，电子商务技术应用于企业的商务运作，可以说给企业带来更多新的价值，包含了观念和管理意识的创新，加强信息技术的改进和渠道的拓展，起到品牌提升，标准统一改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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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研究范文4
作者简介：马超，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水利经济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许长新，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水利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应对极端水旱灾害的虚拟水期权契约设计研究”( 编号：CXZZ11_045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经济系统虚拟水（VW）测算的可计算非线性动态水资源I-O模型研究”（编号：410013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我国发展虚拟水贸易的对策研究”（编号：09YJC790067）。
摘要经济发展中的虚拟水贸易实施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与制约。在回顾当前虚拟水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自然、经济、社会、生态、技术和政策六个维度系统分析了以农产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水贸易实施的影响因素，进而收集32个典型的虚拟水贸易实施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利用多元逐步回归的方法，以虚拟水对外依赖程度为因变量，对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根据实证结果从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贡献的角度解释了国内学者研究得出的我国区际间农产品虚拟水的流动格局。研究表明：耕地资源及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调适能力是虚拟水进口的正向驱动因素，而农业用水效率则是虚拟水进口的逆向驱动因素。
关键词农产品；虚拟水贸易；虚拟水流；驱动因素
中图分类号TV2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1-0155-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25
虚拟水贸易理论的提出结合了农业科学与经济学的思想，基于需求管理的视角，为缓解国内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创新思路。虚拟水贸易是指缺水国家（地区）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富水国家（地区）购买水密集产品来缓解本国或本地区的水资源压力，以实现当地的水资源安全及食品安全。本文以虚拟水贸易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在回顾国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影响虚拟水贸易实施的因素作进一步的系统梳理，进而收集32个典型的虚拟水贸易实施国家的横截面数据，选取部分典型的影响指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根据结果对我国区际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流动格局进行阐释。
1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国内外学者对虚拟水贸易的研究主要基于虚拟水的理论研究、虚拟水的量化、虚拟水贸易的实施影响及水足迹四个角度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虚拟水战略的经济学分析方面，诸多学者将其与比较优势理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国际贸易使虚拟水从水资源量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流向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1]。事实上，经济发展中虚拟水战略的实施显然受到多种要素的约束与影响，对虚拟水贸易理论的传统解释往往过分强调了水资源禀赋的作用。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社会条件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不同，会导致虚拟水战略的实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影响也互有差异。因此，在具体制定虚拟水贸易政策时，应根据不同国家（区域）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区别对待。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传统理论的局限性，并着手对虚拟水贸易实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刘红梅以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为研究对象，国内首次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四方面对虚拟水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2]。田贵良建立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基于数理角度论证了虚拟水战略的实施环境，指出虚拟水战略的实施应综合考虑水资源、其他限制性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水平以及生产的机会成本等因素[3]。邹君创新提出了虚拟水战略优势度的概念，并据此探讨了实施虚拟水战略对区域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的影响程度[4]。黎东升通过分析影响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主要因素，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产品虚拟水贸易实施条件评价模型[5]。孙才志分析了我国虚拟水贸易流动格局，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广义虚拟水战略，从定性的角度对其驱动因子进行初步分析[6]。以上文献丰富了虚拟水贸易的理论体系，并修正了传统研究中过分强调水资源禀赋的片面观点，为合理制定虚拟水贸易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本文接下来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不足之处在于，前有学者对虚拟水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尽管部分研究对虚拟水贸易的适宜性建立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及评价模型，但所用方法模型稍显简单，并带有较大主观性，缺乏客观角度对于虚拟水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严格来讲，虚拟水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应基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开展，既包括单一国家或地区实施虚拟水贸易的时间序列分析，又兼顾基于横截面数据的多个国家或地区虚拟水贸易的空间格局对比。由于我国虚拟水的研究起步较晚，在虚拟水贸易时间序列数据的收集上存在一定困难，故本文将首先从空间横截面维度入手研究。
2.1自然维因素
2.1.1水资源丰欠程度
区域水资源的丰欠程度是影响虚拟水贸易实施的基础性因素。对于水资源贫乏的地区而言，出于水资源机会成本的考虑，往往更趋向于缩减水资源密集型农产品的种植规模，实施虚拟水进口策略，将节约的农业水资源用于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而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则可将更多的水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中，通过虚拟水出口为本区域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区域水资源丰欠程度与区域虚拟水贸易实施的适宜性是一个U型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于水资源丰缺程度的衡量指标并未达成一致，尽管传统粮食安全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 000 m3，则该地区为缺水地区，显然这种方法过于绝对与片面。由此，本文采用Falkenmark提出“水阻碍”（Water Barrier）的概念（一个流量单位1×106 m3，以2 000人的承载力为标准）来定量评价一国（区域）的水资源丰欠状况，如果一个流量单位容纳人口超过2 000人，将会严重限制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如表1所示[7]。
2.1.2土地资源禀赋状况
以粮食贸易为代表的农产品是虚拟水贸易实施的主要载体，而耕地资源与水资源一样，是粮食生产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因此耕地资源的禀赋状况同样是影响虚拟水贸易实施的重要资源条件。Dinesh[8]通过研究发现，驱动虚拟水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耕地面积，根据其研究结论，虚拟水总是从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流入到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或地区。通常使用一国（地区）的实际耕地面积来体现土地资源的禀赋。
2.2经济维因素
2.2.1经济实力
Turton[9]把一个国家的水需要量、经济实力、农业用水效率和工业用水效率作为该国水政治学(Hydro political)的关键变量。这些变量中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它们的不同组合决定一个国家实施虚拟水战略的潜力。对于国家间的虚拟水贸易，为了通过进口粮食来实现国内水资源账户的平衡，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并有能力取得足够的外汇储备；而在区域虚拟水贸易的实施进程中，农产品的购买能力则主要由当地的人均GDP决定。
2.2.2机会成本
水资源以及其他限制性资源的机会成本成为虚拟水贸易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的，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要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即工业用水产生的经济价值大于农业部门，因此如果不考虑其他资源约束，将自然资源等量的投入两个部门，此时工业部门的产出会高于农业部门。对于自然资源相同的两个地区，如果某一地区其农业规模较另一地区发达，则其经济发达程度则相对较低，即农业虚拟水的机会成本与工业部门相对较高。
2.2.3贸易环境
国际贸易环境良好与否将成为国家间虚拟水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国家间的虚拟水贸易来说，虚拟水战略的实施更大程度上要受到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将增加国内农产品供应的不确定性，不仅不利于国家水资源平衡，更将威胁当地的粮食安全；汇率的状况也是影响虚拟水贸易实施的重要因子，汇率决定了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价格，其变动趋势不仅会作用于虚拟水进口国的本币购买能力，同时关系到虚拟水出口国商品相对价格的高低。对虚拟水进口国而言，汇率升高（直接标价法），意味着本币贬值外币升值，对国际农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不利于农产品的进口。反之，汇率降低，意味着本币购买力的上升，可以增加国际农产品的进口，有利于农产品虚拟水的输入。
2.3社会维因素
社会调适能力是虚拟水贸易实施的一种重要指数，LIEHR对社会调适能力曾给出下述定义：“一个社会（或社会-生态系统）为应对压力，自我、动态地调整其自身结构，以维持系统的可持续性”。Turton和Ohlsson将社会适应自然资源短缺的能力称之为社会调适能力[10]。不论对于缺水地区或者丰水地区而言，虚拟水贸易的实施都将带来旧产业的淘汰及新产业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或区域内部的经济格局的调整。而能否避免虚拟水战略框架下调整分工所带来的社会就业等负面影响，主要是根据国家（区域）调整经济结构的能力和当时经济发展多样化水平来决定的。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发展指数（HDI）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社会调适能力的大小[11]。
2.4生态维因素
我国水资源的短缺问题导致了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的矛盾，也成为生态系统逆向演替的根本原因。许多学者利用虚拟水理论，指出了虚拟水贸易在减轻生态用水短缺压力，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巨大作用[12]。主要的应用思路是：从国内粮食生产富足的省份进口粮食实现区际粮食的供给平衡，相对地减少本区的水资源消耗，以释放被挤占的生态用水，满足生态环境建设和恢复的水资源需求，如目前西部大开发中实施的退耕还林（草）。
不利方面在于，虚拟水贸易的实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从而不利于一个地区的粮食安全、生态健康以及农业经济发展。这就要求缺水地区在实施虚拟水贸易中，减少高水耗农业生产的同时要相应的以低水耗农业生产替代。
2.5技术纬因素
由于农产品是虚拟水贸易的重要载体，因此反映技术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虚拟水贸易的节水机理基于虚拟水进出口国家（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不同，而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差别体现的最为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很低，加上由于气候、耕地状况等原因导致其提升的空间较小，那么该国家（地区）通过国际或区际虚拟水贸易节水远比投资节水工程或节水技术更为经济、高效。一般来说，农业部门用水较多，而对GDP的贡献较小，工业部门用水较少，却对GDP的贡献较大。因而通过虚拟水贸易，将节省下来的农业用水重新配置到当地工业部门会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严格来讲，农业用水效率是指农业部门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例和该部门的GDP占总GDP的比例之比。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本研究使用单位面积耕地的用水量体现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差别。
此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也会影响虚拟水贸易的实施，交通发达的地区可以为虚拟水贸易提供便利的运输条件，而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其交通基础设施则会成为虚拟水贸易的制动因素。
2.6政策维因素
2.6.1粮食国际贸易政策
针对国际间的粮食贸易，出于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多个角度的综合考虑，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将对虚拟水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产生间接影响，这既包括为了保障国内农业生产和农民就业而制定的关税等贸易壁垒，又涉及以贸易和生产全球化为目的的各种贸易协定。
2.6.2农业用水保障体系
农业初始水权合理分配是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进而实施水权交易的基本前提。而对虚拟水进口地区而言，虚拟水战略实施的本质是实现水资源在产业间的有效转移及优化配置。Rose Grant和Ringler分析得出，在农业灌溉用水与其他非农业家庭和工业用水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将农业用水转移给城市和工业用水，将不利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由此对当地农业经济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涉及一系列的利益补偿问题[13-14]，进而影响该地区的虚拟水贸易状况。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完善水权分配及转让中的保障机制并建立虚拟水贸易相应的补偿体系，对促进水资源节约以及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理论创新与实践贡献的双重价值。这一意义与虚拟水理论的初衷不谋而合，因此也是虚拟水贸易实施的重要补充。
3虚拟水贸易驱动因素的实证检验
3.1指标选取
根据Hoekstra A.Y. 等人的研究思路[15]，这里首先给出区域水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概念，用公式表述如下： （1）
其中，NVWI代表一个国家每年的虚拟水净进口量，WU代表国家一年用水总量。WD为水资进口依存度，源介于0到100之间，当WD为零时，表明该国虚拟水进口总量与虚拟水出口总量持平，或者表明该国为虚拟水净出口国。不难看出，该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依靠外国水资源（通过进口虚拟水的方式）程度大小。接下来，本文将选用该指标作为唯一的因变量，体现一个国家虚拟水贸易的实施程度。
此外，选取人均耕地面积（RJGDMJ）和水资源短缺程度（SZYDQCD）体现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代表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选取单位耕地面积用水（DWMJYS）代表一个国家的农业用水效率，即单位面积用水越多，农业用水效率越低。
3.2数据来源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世界上主要的虚拟水出口国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泰国，最大的虚拟水净进口国分别为日本、斯里兰卡、意大利、中国和德国[16]。本文在将这些国家纳入实证样本的同时，根据Chapagain A.K.和Hoekstra A.Y.的相关研究报告，从100多个国家当中按照水资源稀缺程度的大小选取了22个水资源稀缺国家，进而整理得到32个国家人口、水资源利用、耕地资源及经济发展方面的情况，汇总如表2所示[17-18]。尽管由于世界各国近年来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但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对虚拟水进行量化分析，因此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3.3实证过程及结果
为了能够准确分析影响虚拟水对外依赖程度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中的逐步回归的方法。其基本思想：首先根据变量的显著性要求，给定一个显著性水平（本文选择变量保留在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为0.05），然后根据这一标准逐个地将显著的自变量引入模型中，或将不显著的自变量从模型中一一剔除，最终达到模型中只包含显著的自变量，而且变量间成为一个最优组合，即总体模型的F检验值极大化。
3.3.1Person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之前，首先对选取的数据做Pe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分析得出的Pearson积距相关系数，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故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变量的筛选。
3.3.2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SPSS软件17.0中文版对上述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最后有四个指标入选，如表4所示。
在显著性水平为0.05进行的检验中，调整后的R方为0.886，对于截面数据的回归来说较为理想，Sig值都小于0.05，说明该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及模型整体可靠程度较高，F统计量为44.356，查表可得模型总体有效。各回归参数所对应的t的绝对值都大于t分布相应的分位点，可以拒绝回归系数为零的原假设。
另外，考虑到本研究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因此使用White检验进行异方差检验，分析结果如下：P值为0.339，
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至此，我们得到虚拟水贸易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4.1研究结论
实证表明，水资源短缺程度、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以及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用水量都与虚拟水进口的依赖程度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人均耕地面积与虚拟水进口的依赖程度呈负相关的关系。将上述指标与前面给出的驱动因素对应可知，耕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对虚拟水的进口起促进作用，而农业用水效率则对虚拟水进口起制动作用。由此得出，耕地资源及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调适能力是虚拟水进口的正向驱动因素，而农业用水效率则是虚拟水进口的负向驱动因素。
4.2结论阐释
这一结果可以为国内学者的分析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撑[6]，并可用来解释目前中国区际间粮食贸易中虚拟水的流动格局。从资源的分布及利用来看，相对于北方地区丰富的耕地资源，较少的人均耕地面积限制了南方的农业规模，加上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当地土地利用“非农化”的加速，促使南方地区通过虚拟水贸易的形式从北方进口粮食，由此形成我国虚拟水“北粮南运”的流动格局；基于水资源的角度，北部地区尤其西北地区其农业生产受到水资源的约束，随着国家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及西部生态建设战略的实施，农业用水受到进一步的挤占，粮食面积与总产量逐年减少，导致当地也成为虚拟水的净调入区域，进而形成“中粮西送”的流动格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进一步提高了北方地区的资源利用效率，带来了当地粮食产量的大幅增加，促进了虚拟水的南北流动。
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生产选择，从而决定了区域间的虚拟水流向。以我国东南地区为例，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最高水平，产业结构以二、三产业为主，农业生产较高的机会成本导致了自然资源被更多的用于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农业生产成本则相对较低，更多的水、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被用于农业生产。因此，尽管南方的水资源非常丰富，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选择从北方进口粮食而不是大规模的进行农业生产，也由此加剧了我国水资源逆向配置的格局。通过虚拟水贸易可以缓解经济发达区域由于资源的“农转非”现象而产生的粮食安全等问题，实现资源在不同地区和产业间的优化配置，为虚拟水进口地区提供更大的经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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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Virtual Water Flow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MA Chao1,2XU Changxin1,2TIAN Guiliang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njing Jiangsu 210098,China;
2.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China)
农产品贸易研究范文5
关键词：国际贸易；农产品产业链；整合模式
随着各国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国际间的贸易总量、频率在逐年提升，我国2015年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4.59万亿元，出口达到14.14万亿元，占比为57.5%。虽然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出口的产品多为机电类，农产品占比非常低，但是进出口总额也达到了1875.6亿美元，出口为706.8亿美元，以谷物、棉花、食糖、植物油、蔬菜、水果、畜产品为主，当然也从其他国家进口农产品。伴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规模化效应的显现，未来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总值都将扩大，为优化配置我国的农业资源发挥作用。在开展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如何发挥最大的贸易优势，获得贸易收益，是贸易的根本。获得农产品贸易的成功，除了要整合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农业贸易管理之外，还需要进行农产品贸易产业链的整合，延伸产业链条，获得更大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产业链利益。
一、农产品贸易的经典产业链模式探究
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国际贸易规模扩大、领域变多、收效提升，我国传统的优势农业顺势而上，形成了3类经典的贸易产业链模式。
（一）物流共同配送模式
物流共同配送模式是农产品贸易的经典产业链模式之一，详情如图一展示。在农产品完成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主要经过了4个关键点的3次输送过程。一是我国的农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输送到物流中心，然后从物流中心共同配送到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农业企业以及第三方物流公司，最后再输送到市场、超市，在传递到消费者手中。这个模式虽然能够实现多个物流配送的协作联合，极大程度的利用物流资源，但是却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中，配送效率大打折扣。
（二）订单模式
随着交易市场模式的改变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农产品产业链的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自主生产转变为订单生产加工（图2所示）。在农产品贸易的产业链中，形成了订单模式，农户、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在接到国际农产品的订单之后，再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经由国际物流配送销售给对应的国际买家。
（三）全产业链模式
为了在贸易中占据最佳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农产品交易者们探索出了农产品贸易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将涉及到农产品流通的所有产业链进行整合，实现农产品的产品链、组织链、技术链和价值链的融合。加以借用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优势，开发出农产品贸易的P2B2C模式、P2G2B2C模式，极大的为农产品国际贸易提供了帮助。
二、产业链整合对农产品贸易的作用
在农产品贸易的过程中，产业链的推动作用很大，尤其是在进行产业链延伸之后，将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研发、产品营销等引入，加倍提升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成效。
（一）有利于整合农业资源，加速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形成农业产业链的过程中，融合了农业产业链前段的农机、种植技术研发资源，整合了农产品销售中的企业、人力、品牌资源，达到了农产品资源的整合的目的。同时还将涉及到的农业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如农产品精深加工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在产业链融合的过程中，就会完成从金融机构向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配置，极大的保障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供给。
（二）有利于加速中国农产品品牌的形成
我国的农产品产业链整合，是通过对特色农产品生产区域、农业企业、农业品牌进行整合实现的，有利于加速形成中国的农产品品牌，扩大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一方面有利于农产品相关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完成农产品升级，打造农产品品牌，开展品牌营销；另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农产品国际贸易收益。
三、国际贸易中农产品产业链存在的局限
为进一步发挥农产品产业链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必须对当前存在于农产品国际贸易产业链中存在的局限进行梳理和总结。总的来看，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产业链主要面临2大局限：
（一）局限一——产业链环节衔接紧密性弱
在目前实行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从农产品的种植到加工，从加工到精深加工，从精深加工到销售，各产业链环节的衔接紧密性很弱，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所限制的，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以生产养殖为主，弱化了技术研发、产品营销环节，以至于后来引入的这些产业链环节与生产种植环节脱节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是在产业链环节中，利润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了各环节间的壁垒出现，联系难度加大。严重的产业链环节脱节，将有害于融合产业链的模式构建，也会给农产品国际贸易产生危害。
（二）局限二——产业链发展平衡度低
在我国农业发展的推进过程中，农业面临很多的问题，亟需实现转型升级，并且正处于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农产品贸易产业链的又一障碍——产业链发展不平衡。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产业链不平衡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地区的产业链发展不均衡，由于我国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环境，造成了东部农产品贸易产业链延伸长、竞争力强，西部相对较弱的不均衡局面；二是面临严峻的市场、产业差异，产生了产业链发展的不均衡，比如在华北地区，由于农产品产业链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视棉花的种植和贸易，农业企业不断的涌入其中，然而在其他养殖业上却跟不上，造成了严重的产业链不均衡，不利于整个地区的农产品贸易。
四、构建国际贸易中农产品产业链整合新模式
探索国际贸易中我国农产品产业链的整合新模式，是当前农产品贸易模式局限的突破口，是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能力和水平、提升农产品交易额的新引擎。
（一）构建思路
构建国际贸易中农产品贸易产业链整合新模式的思路，一是要坚持优化农业资源的基本原则，从服务农产品贸易出发；二是要立足各特色农产品产区的区域特色，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需求，构建农产品产业链新模式；三是要符合国家农业发展的相关规定。
（二）构建路径
构建国际贸易中我国农产品产业链整合模式的路径主要有这样3条：一是提供充足的保障支援，依托政府等部门的力量，提供农产品产业链构建充足的金融、人才、政策等支持；二是要形成构建合力，即要通过农业行业协会、农业企业商会的力量，带动形成支持农产品贸易产业链构建的组织架构，保障该项工作的推进力量；三是要有人才支持，即要有农业相关领域的专家投入研究，就需要在人才培养上进行重点强调，再加以配套的项目资金支持，才能实现国际贸易中农产品产业链整合模式的构建工作。
（三）构建新模式
结合构建思路和方法路径，将构建起4条国际贸易中农产品产业链的新模式：一是相对独立的产业链模式，这是依托单独的农产品企业搭建起来的，将对这个企业所涉及到的资源实现整合；二是合作的产业链整合模式，通过农产品产业链条上，多企业的合作，搭建起农产品产业链的共同开发、维护的机制，从而实现产业链的整合构建；三是在产业间形成的产业链联盟整合模式，即以农业为基础，联合其他产业，搭建起产业链整合联盟，通过借鉴其他产业链的力量，实现农产品贸易产业链的整合模式构建；四是在区域间的产业链整合，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农产品产业链融合的方式，降低在产业链构建过程中资源的浪费。
五、反思与展望
15年的国际贸易，带来的不仅仅是货物贸易总额的数额扩大，更多是改变了我国多产业的生产、组织、流通贸易模式，对于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而言，除了简单的将特色农产品销往全世界以外，还可以通过延伸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为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贸易顺差助力。在本文的分析中发现，当前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产业链的经典模式中，物流共同配送模式、订单模式、全产业链模式都各有优缺点，对农业资源的整合、优化配置发挥各自的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中，要整合农产品产业模式，就是要正视当前存在的局限，构建起国际贸易农产品产业链新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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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研究范文6
[关键词] 农产品 出口贸易 绿色壁垒
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传统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手段受到了WTO相关协议的有效限制和弱化。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门虽然敞开了,但绿色贸易壁垒的强化,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何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寻求有效的发展途径,是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关于绿色壁垒的基本理论概述
1.绿色壁垒的概念
绿色壁垒是“绿色贸易壁垒”的简称。狭义的绿色壁垒是指一个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对外国商品进口专门设置的带有歧视性或对正常环保并无必要的贸易障碍。广义的绿色壁垒是商品进口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为名,通过颁布、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和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绿色壁垒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
2.绿色壁垒产生的原因
(1)本国贸易保护政策的产物
农产品国际贸易中限制他国农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是各国一贯坚持的政策。各国在WTO协议中纷纷要求成员国之间在国际贸易中削减关税,使得关税壁垒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受到限制,而绿色壁垒由于其外在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可操作性成为在WTO框架下进行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常用手段。
(2)国际社会关注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人类逐渐意识到环境的恶化将最终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保护意识在农产品贸易中表现为农产品的卫生标准及生产环境标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环保意识的强弱不等,因而制定出的标准的高低也不同。出口国的标准低于进口国的标准,就会产生农产品的绿色贸易壁垒。
(3)消费观念的转变
随着医学等相关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并且对食品的消费观念正在从温饱型―营养型―保健型―环保型转变。全世界形成一股“绿色消费浪潮”,各国纷纷制定严格的标准来争取市场份额,在客观上对不符合标准的农产品出口造成障碍,形成绿色壁垒。
二、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遭遇绿色壁垒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我国出口产品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
1.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遭遇绿色壁垒的现状
(1)国外苛刻的动植物卫生检疫制度
日本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中仅“暂定标准”一项就涉及到734种农业化学品、51392个限量标准、264种食品。如番茄、甘蓝、蘑菇中的抑芽丹残留标准比以前提高了125倍。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冻肉类产品的卫生检疫要求越来越严,主要表现为提高了农药残留的限量和数量的检测标准。农药残留的数量由原来的10种增加为59种。同时还增加了生物毒素检测、抗生素检测、激素类药物检测、亚硝基胺的检测和微生物指标。除了上述卫生要求外,对动物的健康要求、冻肉的加工质量和贮藏时间、包装材料及相关标识等也有明确规定。可见,我国的农产品所受的绿色壁垒限制日益增多。
(2)国外苛刻的进口要求
欧盟不断出台的各种新法规,进一步抬高了食品进口门槛。水产品、动物产品、加工食品、蔬菜、水果等各类动物源性食品农产品都在新法规的监控范围,不但要求对食品供应链(即从农场到餐桌)实行综合管理,还特别加入了善待动物条款,并建立了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目前俄罗斯政府不但要求中国所有生产厂商均须经俄方兽医实地逐个检查,对出口产品进行复检,并对中国出具的猪肉、牛肉《兽医卫生证书》背书,而且对其他畜肉、禽肉、肠衣等产品的检验证书也要求进行背书。因此,绿色壁垒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对外贸易开了绿灯。
(3)国外苛刻的质量标准
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产品和传统出口农产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声誉和竞争优势,与美国、阿根廷并称为3大花生出口国,但近年来出口形势并不乐观,由于质量问题,花生出口额持续下滑。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出口花生在安全卫生检疫中的关键性指标――黄曲霉毒素和丁酰肼的含量达不到国外标准的要求。欧盟和日本长期以来对我国出口的花生仁执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检测标准。由于质量不符合国外环保技术标准要求,必然出口数量受到限制,产品价格下滑,与美国相比,我国出口花生价格平均约低10%。
2.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遭遇绿色壁垒的原因
(1)国际方面的原因
①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由于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获得了价格优势,如农产品中的蔬菜、水果、禽肉、水产品已经得到了国外消费者的认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对进口国来讲,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势必会对国内同种行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基于这个层面的考虑,进口国难免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我国农产品的进入设置障碍,对国内同类行业进行保护。
②国际社会上各种更高更严的安全卫生标准层出不穷
近年来,由于过度开发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所引起的自然灾害给了人类足够多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对食品的安全卫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对转基因产品,对农产品的化学成分含量要求,对产品加工的技术标准等都有了新的认识。
③GATT中的“环保例外权”
GATT第20条授予的“环保例外权”引发的类似案例将越来越多。WTO附件所列协议均强调了成员方具有的“环保例外权”,但对这项权利的行使又都缺乏明确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和其他贸易规范抵触时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些规范都没有涉及到,这就比较容易诱发新的贸易壁垒的产生。
(2)国内方面的原因
①农产品方面
一是农产品生产缺乏协调和统一。在我国广大农村,农业生产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形式进行的。这种以小户家庭为主体的分散生产经营方式在时间上会存在不同步性,特别是在病虫害防治上的不同步性,往往会造成防治的不彻底,从而增加农药喷洒的次数和数量,使得我国农产品的农药残存量超标。二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和加工者知识水平低,素质差,技术和设备落后。由于自身素质的制约,农业生产人员难以进行科学地生产和经营。
②生态环境方面
森林的过度砍伐,植被的大面积破坏,水资源的污染,可耕地面积的迅速减少,气候的恶化等等,都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和出口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既与国内诸多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短视行为有关,又与外国投资企业的“转移污染策略”分不开。这种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转嫁污染场所的做法,无疑进一步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
③农产品外贸体制方面
我国农产品出口方面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体制,农产品外贸体制缺陷的滞后效应仍然存在。现行的“订单农业”虽然可以对交易双方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约束作用,但是由于与此相配套的法规的不健全,交易双方文化层次上的差距,使得双方在签订订单之初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遭受损失的往往是农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农民寻求短期利益,隐藏信息。
三、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应对绿色壁垒的对策研究
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是绿色经济,因此必须使国民树立绿色意识,增强绿色观念,自觉维护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绿色壁垒。
1.政府积极发挥宏观调控和指引职能
政府部门制定政策,调整外贸商品结构,走科技兴贸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政策导向可把开发绿色产业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制定相应鼓励政策,从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扶持。如把绿色产品出口纳入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的范围;出口发展基金应首先考虑绿色产品开发;建立绿色产品出口发展基金,专门为开发绿色产品出口建立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等。
2.实施ISO14000和环境标志认证,与国际环境标准接轨
ISO14000是一个系列环境管理标准,是将环境管理贯穿于企业的原材料、能源、工艺设备、生产、安全和审计等各项目管理之中的自愿性标准。它是当前最有权威,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环保标准之一。实施环境标志是对一种产品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环保控制,从而使产品从原料生产到回收利用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最小,是企业突破绿色壁垒,走向国际市场的有效手段。
3.运用外交手段抵制绿色壁垒中贸易保护主义
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是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不受到侵害, 所以在国际贸易中政府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对于在具体的协调过程中,一方面, 我们要利用WTO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如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要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贸易合作伙伴运用不同的协调方式。欧美等国喜欢制度化、法制化的仲裁程序,东亚等国却倾向于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贸易纠纷。
4.树立品牌意识,打造品牌产品
培育农产品出口型龙头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打造品牌产品。龙头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直接面对着市场的各种问题,当然也首先受到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因此,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应注重完善自身、有效应付、打出品牌、跳过壁垒。一要强化意识,深度把握WTO的相关知识和要求。二要狠抓质量,进行一条龙生产。三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积极取得国际认证。四是要走产品深加工、市场多元化之路。
5.优化贸易产品结构,发展绿色产品出口
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出口,扩大农业外向度,提高环保科技水平,努力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卫生标准和环保标准,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农产品市场由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转变,把农产品生产由数量效益型为主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让农业资本构成由以国内融资为主向国内外融资转变,使农业科技由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转变,从而建立合理的出口农产品结构,加快农业的外向型和绿色农产品的竞争力。
6.实施“走出去”战略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消费国推广应用我国农业技术和产品,到消费国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去消费国提高加工水平,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竞争力,避开绿色贸易壁垒。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既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利用外地的农业资源,取长补短,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增加了农民就业岗位,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促进了农民收入。
总结
我国是农业大国,要发展成为农业强国,必须推动农业引进来、走出去,在更宽领域、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与国际接轨步伐。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促进农产品提高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也可以抑制农产品的正常贸易结构和规模。我们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冲破绿色壁垒对我国的障碍,保护我国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提升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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