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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新闻学的认识范文1
一、认清新课改下的教学目标
教师只有充分认识高中语文教学目标，才能保证在强调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的时候，也注重文本经典性、恒久性和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等，才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教师要认清新课改后的语文教学目标，倡导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学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新课程标准的提出，语文课程的主要任务被认定为发展学生的审美、探究和应用能力。学生在懂得基础语言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会运用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陶冶自己的情操，学会审美，学会探究性学习，更要学会应用语言知识到生活实践中去，这才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要想让学生在短短的课堂时间里学会学习，教师要积极发挥文本和外延的关系，在扩宽知识广度的同时，为学生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促进学生能在课外学习文化知识。如果教师在课堂中只顾知识的广度，忽视了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学生只能在有限的知识里继续学习，在遇到新知识的时候只能用没学过来敷衍，这是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的。对于广度和深度的把握，教师要从教学目标出发，利用同一类型的知识的延伸性来追求知识广度和深度的扩充，也可以利用教材中的知识和延伸的课外知识来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等。
二、设置合理的课堂问题
教师要设置合理的课堂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会思考，学会探究和合作。
（1）设置能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方面。教师提出的问题要能充分调动学生兴趣，要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欲望和动机。一般来说，学生对于旧的知识比较熟悉，但是已经不再感兴趣，教师如果在旧知识上设置问题，学生的探究欲望很难被调起；对于新的知识虽然比较感兴趣，但是不太了解，教师在新知识上设置问题，学生想探究也有些困难，在困难之下难免失去探究兴趣。因此，教师要学会在新旧知识的连接处设置问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既感兴趣又轻松地学习新知识。
（2）设置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教师设置切近学生生活实际的问题，不仅让学生感到问题离自己比较近，对问题中的情境和材料容易理解，也调动了学生的探究热情。因此，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对于问题的设置环节，要从学生的广泛交往中去发现问题，将各种显性及隐性的问题带到课堂中来，并从当前学生的知识基础出发，设置学生能够理解的问题。
（3）设置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教师要设置在当前学生知识基础上有一定难度的问题，让学生在问题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通过合作探究等方式解决有些困难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智力水平，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跨越。教师要从当前教学目标出发，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在对教材内容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提炼出适合学生自身发展需要的“有水平问题”，让这种有水平的问题在学案中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
当今社会是一个计算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社会，高中语文教师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促进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发挥。高中学生的语言知识基础经过了小学和初中的积累，已经变得相对坚实，此时是发展其文化修养和人文精神的时候了。积极利用多媒体的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丰富资料的作用，将学生带入多媒体技术营造的特殊意境中，有利于学生对语言文化的感知和领悟。例如，在描写自然美景的文章中，配上与之相似的诗情画意、宁静和谐的优美环境，有利于促进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文中环境气息，或者配上一首优美动听的音乐，让学生闭上眼睛发挥想象，让学生不知不觉沉浸在美妙的环境中，培养了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修养。
总之，语文学科是高中阶段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对学生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高中语文教师在新课改提出背景下，要积极认清课改教学目标，不断完善教学手段和方式，促进学生提高探究学习、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掌握语文知识的同时，真正领悟语文教学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翁昌德.基于新课程的高中语文教学新理念[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1 （12）.
谈谈对新闻学的认识范文2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为原杭州大学新闻系，是浙江省最早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部门。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新闻人才的培养、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媒体人才。就此，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请他来谈谈浙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对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界的一些看法。
人才培养――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
记者：我们知道浙江大学新增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新闻传播院校之一。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历史与发展？
吴飞：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系1958年创办的杭州大学新闻系，是国内较早建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在管理体制上采取系所并行，目前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一系三所一中心：新闻与传播学系、传播研究所、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以及视观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其中系下辖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广告学三个专业，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各研究所负责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培养。
记者：据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专业，与其他学校相比，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吴飞：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新闻学教育重在为新闻单位培养新闻职业人才，但我们近几年已经将这一培养目标转向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方面。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追求的是“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的方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要求学生具有相应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基本技能；自2000年起，我们本科生一二年级就需要学量的其他学科的课程，如物理、高等数学、生物学、化学与人类文明、军事基础、法学概论、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等等都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其二，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提高科研水准，充分体现研究型特征；其三，追踪学科前沿，把专业学习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根据以上发展思路，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对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正是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趋势的要求。
二是与业界的联系方面，我们起步比较早。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1997年就与浙江日报、新华社浙江分社以及浙江省广播电视厅等单位一起，确立了社会联合办学模式，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从历年就业情况来看，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除了传统新闻专业仍旧以去各大媒体就业为主之外，其他专业尤其是具有市场化特色的专业则已经完全摆脱了单一媒体去向，而即便是在传统媒介就业的学生，也超越了以往单纯的采编写工作职岗，介入到了媒介经营管理、媒体策划等工作领域。研究生毕业则主要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少数著名企业和跨国公司。
三是从传播学这一学科讲，我们在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文化产业、动漫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整合营销传播方面都有显著的特色。在这几个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说处于国内前沿水平。近几年，我们学院的老师，每年都有一到两项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质和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记者：教育部把传播学同新闻学一样列入博士和硕士专业目录，这会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您如何看待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
吴飞：这对于提升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培养相关的研究人才，当然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与大多数学者的观念相同，即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律的学科。不过相比较而言，传播学的范围似乎更宽更广一些，因此诸如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都是其研究对象。但新闻学侧重研究的是大众传播活动中的新闻与宣传传播活动。
新闻涉及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
记者： 您曾经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据我了解，您之前并不是新闻系出身，是后来才转向对新闻业务的研究，现在在传播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成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专业方面有这样的转变？
吴飞：从事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既偶然又必然。必然是我从小就喜欢新闻职业，希望自己也能从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工作。偶然的是我当年报考杭州大学的研究生时，新闻专业正式从中文系中独立出来，这使我有机会成为杭州大学新闻学方向第一批研究生。
应该说，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虽然有一些成绩，但远非我自己的期望，也远不如许多同行们的成绩。我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传播与社会变迁”以及“传播法”。之所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自己喜欢，另外也觉得是社会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我谈不上什么成就，只不过学校刚好需要人上这方面的课而已，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了，因为我们学院有比我更合适的老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反之有很多搞经济、学政治的到最后更能在新闻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新闻无学、新闻博学，您对此怎么看？
吴飞：在我看来，要做好新闻工作一要有新闻敏感力、二要能吃苦、三要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四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无论你是学新闻的，还是学经济、政治或者理工科方面的什么专业，只要你具有这些能力，你就有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潜力。“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就像学经济的不一定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学管理的不一定是管理企业的能手、甚至学法学的不一定是能干好律师或者法官工作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新闻敏感、没有悟性，而且甚至可能根本不喜欢他自己的专业，那做不好新闻工作是很正常的。
我从来不认为新闻无学，因为新闻涉及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这一现象至今还有许多规律未被发现。如果我们读几本新闻学方面的教科书或者文章，但感觉从中没有多少“学”的感觉，那是现有的研究氛围、研究能力和研究积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早年我们不能因为炼金术没有什么“学”的感觉，而不承认有“化学”和“物理学”一样。
关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
记者：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或趋势，现今的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这是否是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种误区？对于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学术化倾向，您是怎么看待的？
吴飞：我不认为“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应该说，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在学界还是有不少人在追寻，反倒是业界因为屈从于意识形态与商业利润的双重压力，而表现得多少有点无所适从。虽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因为各种的利益之诱而显得目光短浅、迷失方向甚至忘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但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清醒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畅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罢了。
记者：国内高校的新闻院系，对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重视似乎有所欠缺，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开展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高校并不多。而浙江大学的新闻学科在这个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对新闻学子职业理想教育向来是非常重视的。
谈谈对新闻学的认识范文3
贾教授在最后的讨论环节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可作为具有普世性传播理论的资源?
这个问题勾起了我长期以来的一种感触,那就是:每当我与外国人接触、交流(其实很少,也不深入),或者我看到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功地实现了有效交流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浮现出一句最初源自《论语》,后来被编入《三字经》的话:“性相近,习相远”。这算不算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传播理论资源呢?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论语・阳货》篇中,就这么孤零零地搁着的一句话,没有上下文。后人一般是从教育、教化的语境对它的解释。而在《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紧接着开头的两句“人之初,性本善”,则纳入了对人性的全称判断。但是,我觉得,以孔子对人性的透彻认识和他宽容的文化观来看,它是指向“跨文化传播”的。比如,《论语・子罕》中就曾记载有孔子有“欲居九夷”的想法。
“性相近”,指的正是人类的共同属性――北京人,外地人,中国人,外国人,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习相远”,则指的是文化差异:语言、社会习俗、文化心理,以及美感、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其中“性相近”是基本的条件,它是人类得以相互交流、理解的基础;而“习相远”,则往往构成人类交流理解的障碍。正是因为“性相近”,所以,人类无论有什么文化的、语言的、种族的隔膜,在本质上是可以相互交流并相互理解的。就如,“面子”,本来是反映中国人际交往的特殊概念。但是,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够为西方人接受,作为他们解释人际交往的理论模型,这本身就说明――“性相近也”。
在我这个跨文化传播学术的外行看来,人类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取决于人类的“性”和“习”这两个因素到底谁的影响力更大。其中“性”,虽然看起来是一种稳定的东西,但却可能是超验的(超验,康德哲学中的概念,其意为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非人的认识能力可以达到),难以实证,容易越说越虚,就如“性本善”和“性本恶”一样从古到今莫衷一是。但“习”――人类不同的文化、语言、习俗和观点,却是历史的、动态的,也是变化之中的。人类各个民族在相互隔绝的历史中形成并且沿袭的差异性,正在人类文化相互交流的当代历史中得以改变。这是可以证实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充分交流、理解的可能性问题,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证明或证否;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即意愿和信念问题:我们是否愿意实现这样的目标?是否相信这样的目标可以实现?这一点直接影响文化交流的信心和效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思考,曾经给我这样一种认识:文化和文化的差异是很坚硬、很沉重的。就如著名学者朱勤所说的“文化既然被说成无所不大,无所不能,张嘴就能呼吸,那就是第二个大气层了。大气层怎么能改造呢?”??――这不免令人对跨文化的交流失去信心,但是,贾文山老师的跨文化传播观则似乎更为轻松、有信心。就以他介绍的四种跨文化传播视角(perspectives)来说,其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的理论,看起来是他很喜欢的。这也是我喜欢的。因为这个理论不承认有不变的文化本质。它突出的是“传播”,而不是“文化”。而“传播”的功能,就在于改变“文化”。“传播”是一种创新变革的力量。而且,我觉得它使人对异于自己的文化更为宽容。
如果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思考给我们这一代人内心印上的“文化决定论”的沉重印记,那么,这种“建构主义”的文化观,之所以带给我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我也怀疑它低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尽管如此,我喜欢这种理论。这是我的一种价值态度。
概言之,人类不同的文化,或者说人类中的所有不同,从消极的方面看,只是人们各自独立的历史生活的遗存;而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们就是人类的丰富性本身。
因此,我觉得,“性相近,习相远”,作为一种对人类的普遍认识,作为一种对人类不同文化之间有效交流的信心,它可以作为具有普世性传播理论的资源。
注释:
①学者汀・图梅的情况,参见“萱萱”的博客,
谈谈对新闻学的认识范文4
新闻摄影作为一种新闻手段，是通过可视形象来报道新闻的。在宣传工作中，新闻摄影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兼有政治鼓动、事实说服和艺术感染的作用，是一种独特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只有尊重规律，我们的宣传工作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是新闻摄影的一条基本原则。1
但是在新闻摄影界，不时发生一些报道失实的照片，影响严重，引起国际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在今年4月4日《广州日报》刊登的《美记者伪造照片遭解雇》和《BBC平衡报道遭以色列封杀》都是有关新闻报道失实的事例。其中《美记者伪造照片遭解雇》的报道原文和图片如下：
美国《洛杉矶时报》2日说，一名该报摄影记者因为伪造伊拉克战争照片被解雇。报道说，1日发行的《洛杉矶时报》头版出现的一张伊拉克战争照片属于伪造照片，是由该报摄影记者布赖恩・沃尔斯基用计算机将两张照片合并而成。沃尔斯基将一张英国士兵的照片和一张伊拉克巴士拉市外平民人群的照片合并后进行处理，伪造出一张英国士兵用步枪指向平民的照片。沃尔斯基本人于1日承认自己伪造了该照片，目的是"使照片更为生动"。沃尔斯基自1998年成为《洛杉矶时报》摄影记者以来，多次获新闻摄影奖。他曾于2001年获得"加利福尼亚新闻摄影师协会"年度"金印"大赛的3个奖项，并多次在"密苏里新闻学院"举办的国际摄影竞赛中获得好评。
从报道的内容和图片看，这是一起严重违反新闻传播规律，违反真实是新闻摄影的生命的原则的事件。为了捍卫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以引起新闻摄影记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本文以新闻摄影的概念为切入点，从真实性的意义、真与美的统一谈起，分析失实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以维护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生命线。
真实是新闻摄影的生命
徐忠民在《新闻摄影学》一文中对新闻摄影的定义作了详细科学的分析，我认为是较为中肯的。首先，新闻摄影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其职能是按照新闻传播的规律传播新闻信息。新闻传播规律要求新闻报道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社会公众提供真实的可信的新闻信息。其次，新闻摄影是以摄影技术为手段的。特别是当今时代，照相技术发生较大的变化，数码影像、电子计算机已经普及。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这样看，新闻摄影是新闻报道和摄影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而且必须是以真人真事为拍摄对象；必须拍摄具有报道价值的事物；必须充分尊重被拍摄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必须抓取特定瞬间形象等。美记者伪造照片就是利用电脑影像软件进行加工的，这必然违反新闻摄影的传播规律。由此可见，新闻摄影是以摄影技术为手段，对正在发生的、具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事实，通过现场选择抓拍的手段、摄取特定的瞬间形象，并结合必要的文字因素来进行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既然有了新闻摄影的界定性，我们谈谈新闻摄影中的真实性问题。
俗语云："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新闻摄影作品源于生活，又作用于生活，离开了真实的生活，新闻摄影的真实性也就不存在了。真实性是新闻报道反映客观事实的准确度，它是新闻摄影的本质规定，是新闻摄影赖以生存的根基。新闻报道的原则是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生动而又形象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自从新闻摄影诞生以来，世界上也包括我们中国的新闻摄影记者们，拍摄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诺曼底登陆》等，都是真实、生动、震撼人心的。从新闻产生的进程表明，没有事实，就没有传播，也就没有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传播是第二性的，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论。新闻摄影所拍摄的，首先必须是事实，2如果摄影记者用种种手段捏造事实或歪曲事实，就是对新闻摄影真实性原则的肆意违背。据蒋齐生主编的《摄影史话》称，美国第一张假照片，也是世界上第一张假照片，是1929年纽约《傍晚画报》上登的一个白人富翁以自己的妻子是半个黑人为由提出离婚，由于法庭不让拍照，画报编者则设法请演员表演制成假照片，3时至今日，美国记者仍然在伪造照片，完全没有遵从各国制定的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我国新闻界一直以来为反对不真实的新闻报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新闻摄影学会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在新闻摄影报道中反对造假，既反对现场摆布，又反对在技巧上做手脚，而是现场抓拍，一旦发现假照片就坚决批评。这种维护新闻摄影真实性的行动，在新闻摄影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闻摄影所反映的一切自然形象和社会形象，没有也不应有丝毫的虚假成分，全是真实的形象，这种逼真形象的美，是与其他艺术形象的美根本不同的。这一不同点，带有根本性质，是新闻摄影美的根本特征。4
我们再从真与美的统一性的角度分析伪造照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自1839年8月摄影技术诞生以来，摄影已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一种必备工具，5新闻摄影的真实性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与被摄影对象处于同一时空，面对表现对象直接进行拍摄，以及摄影的科学属性--纪实性所产生的记录效果，使新闻摄影的真与美达到统一。正是真与美的统一性，才使新闻摄影具有了逼真、可信的特点并使其独具写实魅力。作品《十月的螃蟹》的美，体现新闻摄影工作者巧妙的构思，用螃蟹来表达讽刺""这一主题思想，将逼真的静物写实与深刻的寓意做到了完美的统一。6用"形神兼备"来评价新闻摄影作品，是对新闻摄影真与美的统一性的最好说明，作品《丘吉尔》发行量100万张，被7个国家印成邮票，是因为该作品具有典型意义的"真"，"真"在画面上被摄影者丘吉尔满脸怒气，双眉紧锁，好像怒吼的雄狮，表现出英国人面对法西斯的威胁而横眉冷对的气势和充满必胜信心的神态，体现了战时英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此，新闻摄影作品的美包含于真之中，统一于真之中，以其具体形象的艺术真实感染着读者。
综上所述，真是新闻摄影的生命，美是新闻摄影的追求。新闻摄影作品表现的真，具体体现在作品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及本质真实的统一。
保持新闻摄影真实性，提高摄影记者综合素质
坚持新闻摄影真实性，是摄影记者的一项经常性的责任，在每个新闻工作者头脑里，必须时刻警惕、提醒自己。我们应从沃尔斯基伪造照片的负面影响中吸取教训，结合我国摄影记者的实际，只有全面提高摄影记者综合素质，对其进行新闻摄影真实性的教育，才能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新闻摄影的真实性。
新闻工作是神圣的职业，有人把新闻记者比作是"无冕之王"，这桂冠不是谁都可以戴的，它不是一种荣耀和特权，7而是一份约束和道德责任。沃尔斯基在致歉书中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道德的约束一直是首要的，我至今也不能给自己的这次行为一个解释。记者的天职是忠实地报道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并用自己的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作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面对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着手进行新闻报道时，要从诸多可能成为新闻摄影报道题材的事实中选择最符合自己的道德意志、最能体现报道的道德价值、最能达到自己道德目的理想事实和目标来加以报道。8曾经有人拿电影《细细的红线》形容当今数字影像技术对新闻摄影记者的道德境遇，对新闻摄影记者的约束与从前相比，这条底线变得非常脆弱，然而这条红线又是任何人都不能扯断的，打破了这条底线，新闻摄影就岌岌可危了。
同志曾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新闻上力求"从事情的总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把握新闻的真实性"。在今天，新闻摄影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新闻摄影将以自己的"四个境界"，即真实记录、生动表现、深刻提示、形象存留，为记录21世纪光辉历程的真实面貌作出独特贡献。有"时代眼睛"之称的我国新闻摄影记者，要发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扬长避短，以高度的责任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为新闻摄影事业多作贡献。
参考资料：
1于天为、王庆祥《新闻摄影的基本特性》，中原摄影技校编，1988年版第126页。
2徐忠民《新闻摄影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3许必华《新闻摄影纵横谈》，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4洪克《报纸对图片的运用》，中原摄影技校编，1988年版第46页。
5陈红英、毛昭胜《新闻界・新闻摄影的真实性探讨》，2000年第3期第60页。
6夏放《摄影艺术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谈谈对新闻学的认识范文5
【关键词】媒介组织；组织传播；新闻生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新闻媒介组织内部发生的一些变化令人关注：一个是媒介组织为应对竞争和环境变化而进行的结构重组与流程再造，改变了组织内部沟通的方式与机制。这种竞争不仅发生在同一种媒介内部之间（比如报纸和报纸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媒介之间（比如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许多传统媒介组织在内部结构与流程的重组与改造方面，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与试验，这种探索与试验必然对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沟通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对传统媒介组织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媒介组织大量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在，积极跟踪或创新传播技术，而以数字化、及时性、互动性为特征的新媒体技术，不仅为媒介组织的新闻采集和的形式、载体与手段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介组织内部的沟通流程和机制，进而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
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与常规是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舒德森，2006），欧美学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即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采取社会学的视角，很少聚焦于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问题。近几年来有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媒介组织，但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也鲜有涉及。组织传播学的研究表明，传播不仅仅是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而且传播本身也是一种组织过程：在传播互动中，组织成员演示、定型组织结构；同时，这种组织结构又对组织传播形态和模式予以规定。因此，研究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现象，将是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口。同时，在组织传播研究中，专门针对媒介组织的研究非常少见。因此，媒介组织传播的研究亦将丰富组织传播的理论探索。
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专业人员对于自主性的要求和新闻产品本身的文本性质，使得新闻媒介组织的传播具有独特的性质。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针对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调查，旨在探索媒介组织的组织传播与新闻生产的关系。因为缺乏直接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借鉴、比较或验证，甚至关于媒介组织内部传播模式的完整描述都比较少见，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小范围、探索性的研究，大致描绘出报纸内部的传播现状，并尝试分析这种内部传播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锁定在报纸，因为相对而言，报纸的生产技术较广播电视和网络更为简单，从业者的沟通将较少受到技术手段的影响，便于观察。同时，本文也是一项比较性研究，比较中国上海和新加坡的各三家报纸。具体而言，上海的报纸选择的是《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和《上海日报》，新加坡选择的是《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我报》。跨国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于各自国家媒介的理解，也有利于检验研究结果的效度和普遍性。这6家报纸不能代表两国报纸的全貌，但是都具有各自国家媒体的典型特色，作为探索性研究的对象，能够提供研究便利并获得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文献检索
直接研究媒介组织传播问题的文献很少，Jeffers和Lewis（1989）对美国一家中等规模报纸的组织传播研究，是我们能够找到的直接研究媒介组织传播研究的极少数成果之一。他们发现，基层新闻工作者认为自己与直接领导和发行人的沟通很少，因此建议增加组织各个层次的交流频率和数量，以促进组织信任和沟通氛围。该研究的范围和结论都十分有限，需要更大范围的深入研究。
在缺乏直接参考文献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媒介组织和组织传播的相关研究来建立研究问题和框架，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所揭示的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生产常规，有助于理解在其间进行的沟通模式、方向和影响。组织传播有关传播与组织过程、组织沟通媒介的研究等，对于研究媒介组织传播具有参考意义。
西方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
媒介组织研究是有关新闻生产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把关人研究。在60-70年代，以英美学者为主的研究人员从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对媒介组织进行了现场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Gitlin, 1980；Gans, 1979）。他们把新闻生产视为社会性的建构，其中组织的条线、常规等，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Tuchman, 1978)。由于常规的存在，新闻编辑室内部的互动相对较少，除非特殊事件或反常情况，因此，专业记者在组织内部享有较高自（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新闻生产研究更重视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之间的互动，较少关注媒介组织内部编辑记者的关系（舒德森，2006）。
有关编辑记者关系对新闻生产影响的研究，主要从组织规范与专业规范入手，探讨记者的专业自主性，而编辑往往代表组织，成为记者的对立面。Breed（1955）认为编辑室通过社会化手段来贯彻新闻政策，而编辑室的“自己人”气氛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Gitlin（1980）发现，对于学生民主运动报道的歪曲也主要来自编辑部的控制和常规、文化。Gassaway（1984）则认为，编辑和记者都力图控制信息，因为他们对于告诉公众什么新闻持有不同看法。编辑的权威来自于组织科层系统，但是记者可以通过控制采访到的信息来抵抗编辑的权威。编辑记者协商控制以避免对撞和诉诸权力。
对德国与英美国家新闻生产的比较研究发现，德国报纸编辑部的专业化程度没有英美媒介高，编辑记者的分工没有那么明确、清晰，往往一个人承担新闻生产过程中采访、编辑、评论、拼版等多项工作，因而具有较大的自，也更少需要相互沟通（Kepplinger & Kocher, 1990;Esser , 1998）。不过，Esser特别指出，在一个编辑更自由、记者更自主的媒介，个人的偏见可能更容易出现在媒介内容中，如果编辑控制严格，这种偏见就会少得多。但是，组织偏见在这种程序中很容易体现。德国的报纸也有组织偏见，但没有那么明显。
有的研究则否定了编辑部内直接、明显冲突的存在。原本被认为是保证新闻从业者专业自
主重要依据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媒介组织环境中，其作用有限，有时反而与组织科层系统一起成为控制记者的工具（Birkhead, 1986）。由于新闻工作的高度不确定性，媒介组织采用一般的科层控制比较困难，效率不高。因此，专业主义成为更有效的管理手段（Soloski, 1989）。Soloski把编辑视为组织中位于管理层和从业者之间的一个管理角色，编辑使用各种手段保证记者遵循报纸的新闻政策，包括编辑会议、分配任务、批评责罚、监控报纸生产等。
90年代以后，美国不少报社实行内部改革，将传统的条线分工结构改为“团队”合作模式，有学者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估（Hansen, Neuzil & Ward, 1998; Gade & Perry, 2003; Gade,2004）。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对于新闻生产的负面作用明显，记者队伍士气低落，而报纸质量未见明显改善。调查还发现，团队内部沟通大量增加，但是效率不高；上下级沟通不够，团队目标和任务阐释不明确，导致新闻从业者满意度下降。
媒介融合、重视报纸的视觉效果等一些新的新闻生产现象也导致新的组织问题。Lovrrey,(2003)考查了视觉设计专业人员作为一个小群体，在新闻设计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Singer(2004)发现，在报纸与广播电视合并以后，印刷媒体记者面临重新社会化的问题。固有习惯、与新闻编辑室结构相关的技巧和讲故事方式更难以改变。不过，这些研究没有直接涉及组织内部沟通问题。
中国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中国关于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相对较少也较晚。两项关于报社的个案研究（洪兵，2005；张志安，2006）探讨了各种社会力量在编辑部内部的博弈与影响过程。他们所关注的报纸（《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都有着在报社内部探讨新闻专业问题的传统，这些沟通对话对于形成有利于新闻生产的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些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调查发现，新闻专业理念在中国并没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常规化程度不高，编辑记者的自较低。陆晔和潘忠党（2002）认为，中国新闻专业意识的呈现表现出“碎片化”、“局域化”的特点，受到传统文化、新闻体制、受众市场、组织科层管理等多方面的影响。陆晔和俞卫东（2003）的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工作自主程度的自我评价与工作满意度的自我评价没有相关性，相反，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社会地位评价，对从事新闻工作的满意程度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潘忠党和陈韬文（2005）的调查则显示，新闻从业者衡量工作满意度时并不完全遵循专业主义的逻辑，也不能正确评估作为专业主义模式原则的工作自主性。
与西方一些学者批评新闻组织生产常规和专业主义的负面影响不同，中国的个案研究和抽样调查大多表达了对于专业主义及其在组织场域实践中的积极看法。用潘忠党和陈韬文（2005）的话来说就是：新闻的专业主义理念是目前“唯一能使新闻传媒成就其独立性，成为具有开放、理性、信息真实而且充分等特征的‘公共领域’的制度框架”，因此与西方对于专业主义控制的批评不能简单类比。潘忠党（Pan, 2000）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中国新闻改革引进市场力量而不改变政治体制，作为实践行动者的新闻从业者将现存新闻制度内部冲突转变为进行临场发挥和创造性实践的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重构了政党-新闻系统的制度空间，并创造了独特的中国政党新闻的中心与边缘、前台与后台地带。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编辑部看作是控制的场所。
在中国新闻业界，人们更多地从媒介管理和组织结构角度切入编辑部的关系。李晓林、白子超（2000）认为，中国报社传统的“记者中心”模式不能满足新闻生产的高效率和专业化的要求，需要进行“编辑中心制”的改革。《人民日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进行了“编采分离”的改革（王晨，2007）。
组织传播相关研究
组织传播研究关注传播行为对于组织目标实现的影响，以及传播过程对于建构组织本身的作用。Taylor & Van Every（2000）将传播区分为互动（对话）和文本两个层面，互动指的是行动者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沟通行为，而文本则是相对固化的传播实体，可视为互动行为的结果，同时又影响着当下的互动行为。考查一个组织的传播现象，可以从文本和互动两个层面展开。
与本课题相关的还有组织沟通中的媒介选择问题，信息丰裕度理论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解释框架。Daft和Lengel（1986）指出，组织成员的媒介选择与其信息需求相关，即降低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据可获得信息丰裕度（richness）的高低，组织沟通媒介依次为：1）面对面沟通；2）电话；3）个人化材料，如信件和备忘录；4）非个人化的书面材料；5）统计材料。不过，这一理论也遭到一些质疑，Lee（1994）认为，丰裕度不应当仅仅是传播媒介的功能，而是传播媒介与组织环境互动的结果。在分析性别与E-mail使用研究中，Panteli & Seeley (2006)认为E-mail具有独特的文本特征，被信息丰裕度理论所忽视。因为根据这个标准，E-mail是书面的、异步的沟通媒介，不能提供丰裕的信息，因此是丰裕度低的媒介，但事实上，E-mail的特性是使用者组织环境的社会性建构。
新媒介在组织环境中的使用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Shaw, Scheufele & Catalano（2005）有关即时通讯（Instant Messaging, IM）在企业组织中运用的实验研究表明，员工使用IM的比例和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与此同时传统的言语沟通并没有减少，文本沟通形式则大幅度减少。不过，E-mail的减幅不明显，可能是因为E-mail已经是组织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研究认为，IM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生产力。
研究问题、假设与方法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集中探讨报纸编辑部的沟通模式及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具体问题包括：
1、上海和新加坡6家报纸的管理者如何设计和控制沟通模式？内部实际沟通模式如何？有何共性与差异？相关问题有：1）采用哪些沟通手段或媒介？2）沟通的频率、方向和主动性如何？3）编辑记者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内外之间的沟通有无差别？
2、报纸内部沟通模式体现了它与新闻生产的何种关系？相关问题有：1）与新闻生产过程的关系；2）与新闻生产效率的关系；3）与新闻从业者专业自的关系。
根据文献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1、新闻生产作为一项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再加上特殊的时间要求，需要密切而高效的合作，因此，媒介组织内部沟通频繁，并贯穿于各个生产过程。
2、组织常规研究表明，为了确保组织的稳定性和生产效率，组织运作需要遵循一定常规，而不是随时随地的高度互动。西方媒介组织常规的形成也基于如此原因。因此，当新闻生产趋于常规化，从业者之间的互动沟通将适当减少。
3、为确保新闻生产的高效率低成本，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往往遵循特定的方向、路线，并以一定的权威角色为核心。
4、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形成专业共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从业者的专业自。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之间，我们对6家报纸主要负责人共计8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了解组织概况、基本结构、生产流程和组织传播基本情况，及其对于沟通模式的设计和控制。
选择6家报纸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是：6家报纸分属两地的两家报业集团，且在报纸类型和定位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然，由于历史、环境等各方面原因，无法一一对应。
《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和《上海日报》隶属于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新民晚报》1929年创刊，在上海乃至中国具有较大影响；作为晚报，定位于普通市民阶层，但新闻报道内容比较齐全，副刊也深受读者喜爱。《东方早报》2003年创刊，侧重于财经和综合新闻，追求“影响力至上”，重视时政报道。《上海日报》是英文报纸，1999年创刊，主要针对在沪外国人和英好者，新闻内容比较齐全。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我报》同属于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联合早报》由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创刊的《星洲日报》合并而成，“被公认是一份素质高、负责任、报道客观、言论公正、可信度高的报纸，对中国的发展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华人世界中享有崇高的信誉”（该报网站内容）。《联合晚报》1983年创刊，定位一般市民，侧重娱乐和社会新闻，2006年10月改版以后开始适量增加硬新闻。《我报》2006年创刊，最初是一份免费华文报纸，2008年开始改为英华双语出版，内容比较全面，但相对简单。
第二步：2008年1-2月，我们对于上述6家报纸的编辑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这些从业者的组织沟通媒介、内容等基本情况，及其对于新闻生产影响的初步评价。作为探索性研究，问卷调查没有严格抽样，而是有目的地在编辑部发放（purposive survey），但在发放过程中注意了编辑记者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多样性。调查结果不具代表性，仅作为深度访谈的补充，反映较为广泛的从业者的沟通情况和态度。
6报共回收问卷95份，其中上海49份，新加坡46份。具体地说，两地报纸新闻从业者中女性比例，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59.2%和78.3%。从年龄结构来看，30岁以下者，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75.5%和47.8%，31－40岁分别为18.4和30.4%，41－50岁分别为4.1%和10.9%。受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95.9%和63.1%；受过新闻传播教育的分别为42.9%和28.3%。新闻从业时间，3年以下者，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30.6%和28.3%，3－5年分别为34.7%和15.2%，6－8年分别为16.3%和8.7%，9－11年分别为6.1%和4.3%，12年以上分别为10.2%和39.1%。工作性质，上海和新加坡的记者分别为79.6%和76.1%，编辑分别为6.1%和15.2%，既采又编者分别为4.1%和4.3%，其他分别为6.1%和2.2%。
本文主要反映这两步调查的结果，依据这些结果，我们还将进行后续访谈和更大范围的调查。
主要发现
根据对各报主要负责人的深度访谈，以及编辑记者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两地报纸内部沟通状况呈现比较多的一致之处，不过，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沟通对象和具体沟通媒介的选择等方面有所差别，体现了两地报纸所面临问题、遵循常规的不同。具体内容如下：
1、两地报纸都有明确而相对固定的沟通程序和机制，记者编辑之间保持着较高的沟通频率。
根据访谈资料，两报都有比较明确而固定的纵向流程和横向协调的沟通机制。这与英美报纸的传统组织程序和机制比较相似，反映了新闻生产专业化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系统组织的特征。对于记者编辑的调查也显示，在采访、写作的不同阶段，记者与编辑都保持着较高的沟通频率（见表一）。
2、两地报纸的编辑记者在各层次的沟通均比较主动。
从各新闻组织设置的正式沟通机制来看，横向协调沟通以中层（部主任）和上层（主编、副主编）为主；纵向流程沟通过程中，编辑记者、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则是双向互动，体现了新闻生产作为一个组织而非个人的过程。因此，记者个人并不能完全控制新闻生产过程。这与英美报纸相似，不同于德国报纸，也与中国过去的情形有所变化。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与不同对象沟通时，两地编辑记者的主动程度相差不大，都在3至4分之间（1为很被动，5为很主动）。相对而言，上海编辑记者主动性得分最高的是“与本单位同事沟通”，最低的是“与外单位同行沟通”；新加坡最高的是“与采访对象或其他新闻源沟通”，最低的是“与下级沟通”（见表二）。
3、两地报纸的部主任在新闻生产沟通过程中承担枢纽。
为进一步了解两地报纸的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沟通对象与方式，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如果所报选题不被部主任认可、采用时，另一个是如果对稿件被修改不满意时，记者如何反应（见表三）。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选题不被认可、采用，两地记者所选择的应对方式比较接近，排序也基本一致，但部分选项比例有一定的差别。选项最大的是“跟部主任讨论”，而且新加坡记者比上海记者还高出6.7%，选择“跟本单位其他同事讨论”的比例也比较高，且两地基本相当；选择“跟编辑讨论”的上海记者多于新加坡记者，高出6.2%。上海记者选择“跟外单位同行讨论”的比例也高于新加坡6.6%。另外，选择“无所谓”的记者在两地都比较高，仅次于“跟部主任讨论”，而且新加坡记者比上海记者高出9.6%。选择“不满但不说”的新加坡记者也高出上海记者1.9%。
当记者对于编辑修改的稿件不满意时，选择讨论的比例都有所增加，而“无所谓”和“不满但不说”的比例总体下降了。不过，新加坡同行“跟部主任讨论”的比例总体高于上海，加上“跟编辑讨论”的比例略有上升外，其他选项比例都有下降。相比之下，上海记者对改稿不满时，还增加了与编辑、本单位同事和外单位同行的沟通。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上海记者“不满但不说”的比例，不仅比选题不被认可时增加了很多，从9.5%上升到26.2%，而且也远高于新加坡同行的2.8%。
“无所谓”反应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可能是常规化的结果。也许暂时无损于组织的士气或者工作效率，但长此以往则不利于创新与发展。“不满但不说”可能表明从业者对于某种生产方式或者理念并未真正认同，但由于组织氛围、习惯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或不愿进行讨论，这对于士气与发展都是潜在的威胁。当然，过多的讨论也可能影响工作的效率。
另外，无论是针对选题还是改稿，约有一成左右上海的记者会选择跟外单位同行交流，这在新加坡很少见。这反映了上海记者跨组织的交流习惯，对于形成超越组织的专业认同与同行支持
有所助益，但可能不利于组织认同的建构。
4、两地报纸在新闻生产沟通过程中大多采用直接互动方式（包括面对面交流和媒介化的沟通），而较少成文规范的支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记者与编辑之间所采用的沟通手段，在新闻采写的不同阶段基本相似，而在两地之间差异比较明显。上海记者在上报选题、采访和写作过程中，选择的沟通方式首先是面谈，其次是电话，占第三位的是手机短信（报题）或即时通讯（写作），E-mail、会议与书面方式都很少。新加坡记者的首选方式也是面谈，但是电话的使用明显低于上海同行，E-mail的使用则远高于上海。另外，会议沟通在申报选题和采访阶段也高于上海，手机短信和即时通讯则比上海低得多（见表四）。
与记者的选择略有不同，编辑在布置选题以后与记者的沟通方式中，面谈与电话都很重要，尤其是新加坡编辑对于电话的重视远高于新加坡记者。新加坡编辑对于E-mail的青睐同记者一样，也远高于上海编辑，而上海编辑对于即时通讯和手机短信的选择则明显高于新加坡编辑（见表五）。
两地记者偏爱的沟通方式具有一些共同特征：1）都是人际沟通，群体沟通和正式沟通较少；2）从媒介特点来看，丰裕度(richness)较高，更符合新闻生产的特性。上海的记者编辑更偏爱沟通的即时性，这一特点有利亦有弊：1）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正规化程度不高；2）着眼于处理具体事务，群体性、一般性的探讨不足。
另外，访谈资料还表明，无论是采访报道原则，还是新闻伦理道德，两地几乎都没有成文规定，这与英美报纸有所不同。只有在情况变化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有相关书面规定出台，比如新加坡《联合晚报》改版以后强调视觉效果，为统一编辑工作，减少大量的直接互动而对色彩、字体等进行了规定。
在6家报纸中比较例外的是上海的《东方早报》。从创刊伊始即订立了比较完善的成文规范――《采编手册》，内容涉及条线分工、版面定位、采编流程、基本规范、基本问题、基本要求、麻烦解决、突发新闻报道等等。当新闻生产过程中出现矛盾问题时，还会及时补充修订相关规定，比如有关国际报道的流程与规范。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早年也有过一些《新闻处理注意事项》、《新闻报道法律须知》等书面规定，但久未更新，在今天的新闻生产中几乎不再参考。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两地报纸更倾向于采用口口相传的沟通方式，演绎和传承组织文化。
5、两地报纸的沟通设计体现了不同的组织目标。
第一、上海的3家报纸在组织沟通上强调生产效率，对于记者向编辑报题的时间规定严格。相对而言，新加坡3家报纸的报题时间灵活宽松一些。当然，这并非表明新加坡报纸不重视效率，相反，其效率体现在流程的相对简化上。
比如《东方早报》规定记者一般上午10点以前要报题，《上海日报》记者要求前一日5点以前在内网的daily plan上填写次日采访安排，编辑主任在早上9点左右要整理稿单。《新民晚报》由于下午出报，所以在前一天下午还会召开选题策划会，商讨次日重点稿件。《上海日报》为了提高记者编辑沟通效率，还启用了短信平台系统，要求记者用手机短信从现场报告新闻的核心内容。即使如此规定，仍然有少量记者在采写之前并不向编辑报告。
新加坡记者也必须向编辑报题，但在时间规定上相对较为宽松，除非特别紧急，一般是采访回来向编辑报告。这不能理解为新加坡报纸不重视新闻生产效率，而是由于这些生产程序已经常规化，无需强调。
问卷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上海记者采访之前向编辑或部主任上报选题的比例（93%）明显高于新加坡记者（77.8%，见表一）。这是上海编辑流程再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加强新闻的整体性和编辑对于前方记者的控制。相对而言，在采访过程中，上海记者与主任的沟通明显低于新加坡记者。这表明，上海的编辑或部主任比新加坡同行更早地介入了采编过程。另外，上述沟通媒介的选择也体现了效率追求。
第二、上海3报的横向沟通机制重在解决条线、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而新加坡报纸更强调同一集团内不同报纸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
《东方早报》和《新民晚报》的一些部门都要负责部分版面的采访、写作和编辑。《新民晚》报部门分类较细，版面采编分配也较分散。前几年《新民晚报》曾经改革内部机制，采用大编辑部制度（上海新闻部），但由于人事等各方面原因，沟通成本并未降低；原来合并的部门现又独立出来。《东方早报》在创刊之初就采用大编辑部制度，比如大都会部，负责上海本地新闻，有自己固定版面。这种机制避免了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的障碍，但部主任就需要相对较大的权力。《东方早报》把评估记者每篇稿件的质量打分与奖金挂钩，而打分的权力即赋予了部主任。
上海报纸的合作沟通主要仍然在报纸内部，而非报纸之间，即使是同一集团不直接竞争的这3家报纸。比如，《东方早报》在部门内部推行“小分队”，强调对于重大新闻的协作。《上海日报》的短信平台机制，除了迅速报题，另一个功能就是便于网站采用和及时更新。
新加坡《联合早报》过去也曾经碰到“无人地带”或者重复报道现象，但主要通过总编辑或高级编辑主持的编前会、编辑策划会等来协调。同时，组长之间的沟通也比较便利，因为版面都是由编辑统一制作，部门利益冲突较小。而为了让subeditor能够更全面了解各组来稿和所有版面的新闻处理意图，所有subeditor都要出席5点的编前会。
对于现在的新加坡报纸而言，更为关心的是各报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比如《联合晚报》改版后，与原来竞争对手《新明日报》错开定位，加强联合，各抽调一些人马，成立新的“联合新闻部”。在新闻生产的流程中，两报和联合新闻部首先要保持相互沟通，避免撞车。因此，每天上午10：30，三个部门的负责人会定时召开统筹会议。《我报》改双语版，中英文分开编辑，在总编层面沟通协调；同时，又接受《联合早报》的稿件支持。
6、两地报纸对于组织传播效果评价基本正面，但并不太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沟通影响的评价，两地记者编辑的差别不大，总体而言，基本都在中位线上，只有新加坡编辑对于“在新闻编辑过程中，与采访主任或部主任沟通对记者影响”评价值低于3分（1分最小，5分最大）。不过，总体评价并不太高，都没有高于4分（见表六）。这种评价是具体效果的体现，还是从业者对专业自的保留，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就影响的具体方面来看，总体得分比较接近，都比较正面，但也不是太高。相对而言，上海编辑记者给分最高的是“与上级或下级的关系更融洽”，其次是“对新闻的理解更积极”，新加坡最高是“对新闻的理解更积极”，其次是“与上级或下级的关系更融洽”（见表七）。
讨论
两地报纸的上述组织传播状况，体现了组织性质、媒介定位、传统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生产性质与流程对组织传播媒介、方向、内容、机制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同时，媒介组织传播又从组织氛围、专业共识、具体
操作等方面影响了新闻生产。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从上海与新加坡媒介组织传播的差异，我们也能够发现两地媒介组织在新闻生产常规化程度、记者专业自主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别，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新闻生产的性质、评估其社会效果。相对而言，上海报纸组织传播的频度和范围都比新加坡报纸略大，这可以理解为上海报纸面对市场压力的主动反应。虽然新加坡报纸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但竞争却没有上海激烈，尤其是在华文报刊市场，几乎为本文所调查的3家报纸所垄断。市场竞争对于新闻专业建设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促进专业主义的发育、发展，也可抑制其生长、健全。对于上海的报纸而言，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在保持高效互动的基础上，加强常规化建设，以促进专业规范与从业者的专业自主，为中国新闻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毋庸讳言，由于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的限制，本研究所发现的一些现象可能无法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加以验证，也没有获得行动者本人的解释，因此还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注释：
[ 1 ]洪兵（2005）：《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 ]李晓林、白子超（2000）：“编辑中心制刍议作”。《新闻记者》2000年第12期。
[ 3 ]陆晔、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4期
[ 4 ]陆晔、俞卫东（2003）：“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 三”。《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
[ 5 ]潘忠党、陈韬文（2005）：“中国改革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评价和工作满意度――两个城市的新闻从业者问卷调查”。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5年第1期。
［6］舒德森，M.（2006）：“新闻生产社会学”。詹姆士.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7 ]王晨（2007）：“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谈谈十六大以来人民日报的新闻宣传工作”。《新闻战线》2007年第10期。
[ 8 ]张志安（2006）：《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9 ]Birkhead, D. (1986), News media ethics and the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Vol. 1, No. 2,Spring/Summer 1986, pp. 37-46.
[10]C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Daft, R. L. & Lengel, R. H. (1986):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media richness, and structuraldesign. Management Science, 32 (5): 554-571.
[12]Esser, F. (1998): Editorial Structures and Work Principles in British and German Newsrooms. European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Vol. 13 (3): 375-405.
[13]Ettema, James S., Whitney, D. Charles & Wackman, Daniel B. (1987): Professional Mass Communicators. In Berger,Charles R. & Chaffee, Steven H. (Ed.):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14]Gade, P. J. (2004): Newspaper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Journalist Perceptions of Newsroom CulturalChange.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
[15]Gade, P.J. & Perry, E.L. (2003): Changing the Newsroom Culture: a Four-Year Cas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Development at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89, No.2, 327-347
[16]Gans, Herbert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17]Gassaway, R. (1984): Gad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tic real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18]Hansen, K. A., Neuzil, M. & Ward, J. (1998): Newsroom Topic Teams: Journalists' Assessments of Effects on NewsRoutines and Newspaper Qualit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75. No.4, 803-821 Paper presented at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72nd, Washington, DC,August 10-13, 1989).
[19]Hollifield, C. A., Kosicki, G. M. & Becker, L. B. (2001): Organizational vs. Professional Culture in the Newsroom:
Television News Directors' and Newspaper Editors' Hir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45(1), pp. 92-117
[20]Jeffers, D. W.;& Lewis, Nancy. L. (1989): A Case Study of Newspaper Employee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sVariables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mmediate Supervisor and Top Manag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72nd, Washington, DC, August10-13, 1989).
[21]Kepplinger, H. M. and Kocher, R. (1990)：Professionalism in the Media World?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5, 285-311
[22]Lovrrey, W. (2003): Explaining Variability in Newspaper Desig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Newsroom Subgroup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80, No. 2 348-367.
[23]Pan, Z. (2000). Spatial configuration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A case of China’s journalism reforms. Journalism, 1,253-281.
[24]Panteli, N. & Seeley, M. (2006): The Email Gender Gap. In Barrett, M. & Davidson, M. J. (Eds): Gender andCommunication at Work.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5]Shaw, B., Scheufele, D., Catalano, S. (2005): The Role of Instant Messaging As a Tool For OrganizationalCommunication: an Exploratory Field Experiment. 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05 Annual Meeting, New York, NY
[26]Singer, J. B. (2004): More Than Ink-Stained Wretches: The Resocialization Of Print Journalists In ConvergedNewsroom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81, Iss. 4; pg. 838-856.
[27]Soloski, John (1989): News Reporting and Professionalism：Some Constraints on the Reporting of the News. Media,Culture & Society, Vol. 11, pp. 207-228.
谈谈对新闻学的认识范文6
关键词：小学生;语言表达;调查;培训;分析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又是人类文化生活的载体，人们运用同一种语言来交流感情、交流思想，才能互相了解和相互沟通。语言文字的运用程度是否规范标准往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随着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语言文字的不断改革，对我们语言表达的能力要求也越凸显出来。众所周知要提高国民的语言表达水平需要从小抓起，而现实中为什么当下的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普遍不好，甚至深入交流都成障碍，这一问题值得深思，值得探索。
本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实地调研、抽样培训等方式，以达到了解当代小学生的语言表达主要问题的目标。调研及抽样培训结果可以为相关部门以后的工作政策制订等提供参考。项目的意义旨在通过调查培训，提高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孩子克服表达、表现、表演和沟通障碍，提高孩子与人沟通、与人交往的能力，为孩子以后各方面的学习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也可以配合我国的语言文字教育工作把语言表达推广的更加深入。
一、小学生语言表达情况调查结果综述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有另方面的本领要学习;一方面是接受的本领，听别人说的话，读别人写的东西;另一反面是表达的本领，说给别人听，写给别人看。口头语言的说和听，书面语言的读和写，四种本领都要学好。忽略口头语言，忽略听和说的训练似乎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希望大家重视起来，在小学尤其应该重视。”①
基于这一点，为了了解当前小学生的语言表达情况，我们通过调查问卷和测试等形式对哈尔滨等地区的小学生群体做了抽样调查，发出问卷500份，收回问卷500份，有效问卷480份。而且我们还在哈尔滨及周边的两所小学（分别为市中心小学及一所乡镇小学）对其200名学生进行抽样测试。其中男女比例各一半，逐一测了他们的语言表达水平，并分别提取了20名学生进行培训。
测试时我们为学生准备了字词及文章，并在最后有3分钟的随机语言表达。所做的测试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表情情感、声音响亮度、语言清晰度、语言连贯性、语句的正确性、发音标准程度，每个部分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优、中、差。等级标准如表（一）。并对测试结果进行总结，如表（二）
表（一）：五个部分评定标准
等级
部分优中差
表情情感大方拘谨紧张
声音响亮度响亮中响几乎听不清
语言清晰程度清楚尚可模糊
语言连贯性通顺、几乎没有停顿有脱节、几处停顿有多处脱节、停顿
语句正确性语病极少几处语病多处语病
发音标准程度发音标准、
几乎没有方音发音有少许错误、
有较少的方音发音有多处错误、
有明显的方音
表（二）：200名小学生测试结果统计
部分等级
市区
男女小计
乡镇
女男小计合计
表情
情感
优121527891744
中312859282654113
差771414152943
声音
响亮度
优323062841274
中15163126245081
差34716223845
语言清
晰程度
优363975282755130
中1282013162949
差235971621
语言
连贯性
优1214261081844
中28265424275178
差10102016153146
语句
正确性
优15163113102344
中282755222547102
差771415153044
发音标
准程度
优201737571249
中13142716193562
差17193629245389
通过我们的专业测试发现，目前小学生的语言表达存在很多问题。通过上表可以发现在表情情感这一栏中，只有22%的学生达到优秀，有接近80%的学生在语言表达中不能做到神情自然，体态端正。而在声音响亮度这一项中只有37%的学生可以做到声音响亮，而大部分的学生在说话时还是听不清楚。在语言清晰度这一项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可以做到在语言表达时较为清晰的，只有少部分学生在说话时较为含糊不清。在语言连贯性这一项中只有20%的学生可以做到说话时语言连贯没有间断，而大部分的学生在语言表达时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间断，有的甚至会达到说不下去的程度。在语句正确性和发音标准程度这一项中只有24%的人达到优秀，还有大部分学生在语言表达中会出现多出明显病句并且带有较为严重的方言音。综上，小学生在语言表达中都存在情感不够充分，声音普遍偏小，说话吐字不够清晰，语言连贯性较差，还会出现多出病句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小学生语言表达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内在因素
根据调查发现，由于小学生的年龄较小，对语言表达的意识不够强，所以我们认为小学生语言表达的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小学生自身的因素，也就是内在因素，针对内在因素这个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问题来分析。
1.心理因素
在学习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心理因素对小学生来讲也尤为重要，同时也能反映小学生的语言表达情况。在说话时的外部身体表现是表达思想的重要辅助手段。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些学生讲述时的表情自然，但也有不少神情紧张;有的面红而赤，有的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眼睛东张西望或是盯住一处不敢看。甚至有的手舞足蹈，不停的踮脚，身体也跟着不停的摇晃。还有比较多的学生声音都偏低，说话声音发不出来，都含在嗓子里，个别的在一公尺以外根本听不见声音，又有的学生或是语速偏快，或是语调及其平淡，几乎像是在背书。这些表现都是因为学生在说话时很胆怯，心理对与人沟通或者是对上台表达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在我们设计的问卷调查也加入了这一项。详见表（三）
表（三）：小学生语言表达时心理惧怕程度比例（%）
惧怕程度不怕有些害怕非常害怕
人数（总480）132177171
概率27.5%36.88%35.62%
通过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27.5%的小学生在语言表达中是不惧害怕的，36.88%的小学生在语言表达中有一些惧怕，而还有35.62%的小学生在语言表达中是非常害怕的。在调查的过程中通过采访也了解到，还有相当一部分小学生认为与人说话很难。自己不会组织语言，不能正确、流利地说出想表达的意思。而且他们在长期缺乏正确的引导以及鼓励的条件下，就形成了不想与人交流的不良习惯，同时也影响了很大一部份人。但这种情况出现在市区小学较少，更多的是出在乡镇地域的小学生身上，这确实影响了一些想学好语言表达的小学生。
2.语言基础知识问题
（1）内容简单，词语贫乏
测试前，由于没有给学生时间进行准备，而且测试内容均未透漏，所以学生讲的东西几乎没有雷同。不过有些学生，尤其是来自乡镇的学生讲述的内容极其单调，而且少数的没有逻辑性，他们大多都把精力放到学习课本和家庭劳作上，与市中心的学生相比，远远没有他们讲的生动具体。在他们的讲述过程中，还有学生讲述几句话就没有内容了。比如，在测试中有一位学生讲到“我很喜欢玩，和很多小朋友一起玩，我们玩跳绳，玩的很开心”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学生对自己玩的内容和过程都没有具体分析和描述。而另一个学生他描述的是自己喜欢玩纸飞机，在他的描述中，他把自己如何折纸飞机，折过几种纸飞机以及和同学一起参加的纸飞机比赛都描述的绘声绘色。这就明显的看出很多学生在语言表达中是存在语言过于简单，内容空洞的现象。
（2）词语重复，间歇大，语病较多
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出200名测试的学生中语言表达不连贯、说话语病较多的居然超过了四分之一，有的表述根本不能表情达意，并且表达过程中会多次出现“嗯…啊…然后…”等等这类词汇，更有甚者在一句话中出现多处语病。比如“我今天吃了饭，又洗了澡”，“我既喜欢吃东西，又喜欢玩手机”，“早上我起来了，太阳也升了起来，于是我就很高兴的去上学”。在语句正确这一部分，仅仅有四分之一的同学能基本上表达正确，而剩下的同学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语病。
（3）发音不准，方音较重
说话时语音的发音是否准确会影响到人们之间的正常沟通，甚至会妨碍到我们的语言表达。普通话是现在小学课堂上授课的唯一标准语言，平时在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都要求用普通话。但是通过我们的测试结果发现，现在许多小学生的普通话依旧不达标准，甚至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语言表达。
通过表二我们可以看出有44.5%的学生在发音标准这一部分达到“差”的水平，也就是意味着有接近一半的小学生达不到日常说话的发音要求，而这一现象在乡镇地区则更为明显。通过我们调查后的采访发现，许多小学生在声母上基本没有问题，而大部分存在的问题是声调的问题。
3.对语言表达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小学生对语言表达存在自我意识误区，也就是认为语言表达并不重要，只要掌握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基本课文知识即可，对自己的语言表达没有过多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他们在语言表达上存在许多问题。详见表（二）。
（二）外在因素
1.家庭问题
无论是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家庭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在设计问卷之初，我们也考虑到了家庭因素对小学生语言表达的影响，通过对问卷的数据分析得出表格（四）如下：
表（四）：家庭里父母教孩子讲话比例（%）
教孩子语言表达频率经常偶尔从不
人数（共480）86108286
比例17.92%22.5%59.58%
通过表格当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在参与问卷的小学生当中大约有17.92%的在家里曾受到父母教授语言表达，从数据上看是不容乐观的。然而，有22.5%的小学生在家里偶尔受到父母教授语言表达，在采访的过程中，有部分小学生还说父母只是有一两次曾在自己读课文时稍稍的提点，而自己在家里朗诵的机会也很少。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小学生是从未受到过父母的任何一次提点，这类学生占总人数的59.58%，数据还是相当庞大的。在采访中发现受到过父母教授语言表达的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明显高于从未受到教授的学生，详见表格（二）。因此也可以得出结论，在小学生语言表达的情况，家长在其中的帮助也是占一些比重的。
2.学校语言学习环境问题
学习语言表达的主要阵地就是学校，而在实际中，小学生学习语言表达也只有学校这唯一的平台。因此我们在问卷中也加上了学校是否开设了语言表达课的教学。详见表格（五）。
表（五）：小学生开设语言表达课比例（%）
开设未开设
人数（总480）186294
比例38.75%61.25%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在学校的教学中，学校开设语言表达学习的只占调查中的38.75%。对大部分小学生而言，学习语言表达的时间也仅限于在学校上课的几节语文课。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学习的场所和学习的时间。仅仅靠每节课的几十分钟，既要学习基本知识理论，又要训练语言表达的技巧和能力，时间几乎是不够用的。并且在此方面学校也很少举行一些能提高语言表达的活动，调查中有68%的学生没有参加过学校或班级的相关活动，偶尔有一次班级诗歌朗诵，但也只是涉及到部分人员。如此的语言表达学习方法，小学生的语言表达存在困难和障碍也就见怪不怪了。
3.社会环境问题
社会环境也是对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起到影响的因素之一，因为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哈尔滨市中区的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通常会比乡镇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强一些。许多小学生及小学生的老师对语言表达能力形成了一个误区，普遍认为只要会与人沟通，能正常的读书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周围人的认同及推广就导致了小学生语言表达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特意采访了部分的市民，看他们对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认同程度。在调查中，我们将分为三类，认同（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要通顺流畅，能做到与陌生人说话不紧张，没有语病，间歇，停顿），一般（能做到正常交流即可），不认同（无所谓的态度）。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32.3%的人持认同态度，67.4%的人持一般的态度，0.3%的人持不认同的态度，而在乡镇地区持一般态度的更多。由此可见，人们的意识依旧停留在只要能正常与人交流即可，对小学生没有过高的要求，但是从表（二）中，我们专业的角度看，现在大部分的小学生存在语言表达障碍问题，特别是一些乡镇地区，小学生语言表达障碍问题更为严重。
三、针对小学生语言表达困难分类培训内容
通过以上我们的调查，我们在两所小学（市中区小学及乡镇小学）分别抽取了20名小学生进行了培训，并进行了分析。在培训前，我们分别对这40名小学生进行培训前语言表达测试，并在培训结束后又再次对抽样学生们进行了测试和比对分析。培训主要是针对小学生语言表达存在的内在因素进行分类培训，从而找到提高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方法。
（一）心理问题的辅导
一般来讲，人们对那些未知的、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容易产生紧张和焦虑，其实这是人们面对未知的、不确定的事物时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身心反应，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心理表现。对小学生来说就更为严重。
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在培训时会先对学生们进行心理辅导，并根据不同人的不同喜好来拓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例如其中的一位学生在培训前的考试中，说话时总是低着头，还会不停的踮脚，身体也跟着前倾，说话的声音也是非常小，几乎听不清。了解到这一问题，我们在培训的第一节课找他聊了天，主要是以朋友的身份问他的姓名、年龄及喜好。在与他谈话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是出于对自己没有自信，不知道自己说的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认同，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他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了解到他十分喜欢养乌龟。了解到了问题的根源我们就从最基础的来解决，首先我们从他的喜好入手，了解到他喜欢养乌龟，于是我们就安排他每节课的结尾都上台给大家讲乌龟的养成故事。一开始，他还是很扭捏，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继续讲下去，而且大家都表现的很想听。渐渐的，他就有了自信，认为自己讲的大家都很喜欢，于是就越来越大胆，说话时的声音也放出来了，讲话时也不会一直低着头。但是踮脚还是会有，于是我们就在他每次讲话时都会用手来压住他的肩膀，并指导他让手自然的垂放在两侧。在最后的培训结束的测试上，他抽到的文章是“假如我是一只小鸟”，在整片文章朗诵的过程中，他的声音洪亮，抬头挺胸，手自然的拿着稿件，朗诵的很不错。已经基本改掉了心理紧张的问题。
对于小学生而言，上台说话紧张，手脚发抖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类问题，我们对孩子进行语言表达培训时，应该先与孩子沟通，让他对你产生信任感，并从他的兴趣点出发进行教学，再在他进行语言表达的时候多鼓励，并纠正他们的站姿以及动作。在这种培训后我们又对学生进行语言表达测试。详见表（七）
表（七）培训前后声音响亮程度对比
响亮程度响亮中响听不清
培训前17185
培训后3820
通过表（七）可以看出，在培训中与孩子多沟通多鼓励，在鼓励教学中再纠正站姿等问题的教学方法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培训后，大多数学生在语言表达时会注意自己的音量及姿态，在上台的发言或是与人正常沟通几乎都不会再有紧张的状态了。
（二）词语贫乏问题的解决
在语言表达中，词汇量的多少会决定一个人语言表达的清晰程度。在小学中，很多小学生都会存在说话时内容简单，词语贫乏的现象，在一些乡镇地区则更为严重。
针对这类问题，我们在给学生培训中，更加的注重开发他们对一些事物的观察，并在每堂课给学生们讲述一个名人的故事，让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可以添加一些名人名言等。并且在每节课的最后，我们都会统一的给学生一个问题，比如“你最喜欢的动物”或者是“你第一次做的事”等等，让他们回家后进行查找资料及准备，第二节上课前进行讲述，并会评出一名最优秀的。这个方法很有效，让学生之间形成竞争心理，而且通过课下的查找资料也可以拓展他们的知识，让他们语言表达更畅通。
例如在培训前的测试中我们发现了一名来自乡镇小学的学生，在自我讲话的环节中给他三分钟，让他进行自我表述，他说道“我很喜欢玩，和很多小朋友一起玩，我们玩跳绳，玩的很开心。”他仅仅只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站着。在我们上前几节培训课时，每次让他进行自我表述时，他都是仅仅的几句话就结束了。在某一次下课后，我们把他单独留下，与他进行了朋友式的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平时几乎都没怎么读过课外书，而且在学校，老师让他讲话的机会不多，虽然他在与人讲话时并不害怕，但是总是觉得没有内容可以讲。于是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每节课的结尾都给学生们留下一个问题。比如请你们回家给妈妈洗一次脚，并细心感受，下次上课时请来给大家描述。在一开始的几天，这位同学表述的还是很简单，就是基本简单的描述了一下给妈妈洗了脚。在他讲完后，我们老师让大家对他的表述进行提问，而且每一个都要回答。同学们就会提出“你是怎么给妈妈洗的脚啊”，“你打水的时候有没有撒出来呢”，“你给妈妈洗脚，妈妈什么反映”，“你觉得你妈妈的脚是什么样子的呀”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他也都勉强的答出来了。然后我们老师就告诉他，在以后的表述中要把这些问题都加进去，你可以说的就多了。经过几次这样的练习，他的表述渐渐的就丰满起来，不再是几句话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引用到老师们所讲的名人名言。在最后培训后的测试中，在自我表述这一项，他抽到的是“谈谈自己的理想”限时3分钟。在表述中，他说的很细致，从自己幼时的梦想谈到了现在，再到以后该如何努力。他的表述已经超出了3分钟。而且不仅仅是测试中，就在平时与同学的聊天中他也可以说上一会。同时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也把学生们在培训前及培训后的语言表达情况进行对比，结果见表（八）
表（八）：培训前后语言清晰度及流畅程度对比
语言清晰度及流畅程度较好一般较差
培训前61519
培训后3280
由（八）可见，大部分学生在培训后语言的清晰度及流畅程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表，而且讲话的逻辑性也比之前有了较大的好转，同学之间交流不会再用简单的几句话就结束，而是会很清晰的表述自己的要求和目的。
（三）词语连贯及病句问题的解决
语言表达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语句表达要正确连贯，不能有病句和语句间歇的问题出现。而病句的问题在小学生中是很常见的，在测试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病句，没有表述完全正确的。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给学生培训时，专门请了正规学校的语文老师来给大家讲解了语言表达的语法结构，并且监督学生做了笔记，回家复习，在第二次上课会进行提问。在我们汉语中语法的讲解是枯燥的，我们和老师商量，让老师进行趣味教学，把语法于生活相结合，让学生们更好的理解。
例如一位同学在培训前的语言表达测试中，在语言连贯性及词语正确性这一项中测试结果是“差”，原因是他在语句的表述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间歇和病句。比如他用词不当和出现“嗯…啊…”等。针对他的这个问题，我们在每节课结束后都会单独留下他，给他多补充一些词语的知识，比如成语的意思及用法，讲解后让他用成语造句，并在下节课上课前对他进行单独提问。针对他在语言表述中出现多次“嗯…啊…”的情况，我们在课堂上让他有单独语言表述的时间，并让他在表述中慢慢说，用语速的缓慢来代替“嗯…啊…”这些词语。在培训结束后的测试中，他在自我表述时的用词方面明显有了提高，而且“嗯…啊…”这些词的使用也明显减少了。同时在培训后我们也对其它的同学进行了测试前后的对比。详见表（九）
表九：培训前后语言连贯性及词语正确性对比
语言连贯性及词语正确性较好一般较差
培训前51619
培训后3190
通过表（九），我们可以发现在注重语病及语言的连贯性培训后，大部分学生在语言表达上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我们最后做的测试上，大部分同学都不会出现“嗯…啊…”等语言不连贯的现象，也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病句，并且在平时与同学的交流中还会互相纠正对方的病句结构，这对小学生而言是个明显的提高。
（四）发音不准问题
语言表达中语音的准确性是决定能否正确表情达意的重要因素，但在小学生中，发音不准，方音较重是比较常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则存在于声调的把控。
汉语属于声调语言。在现代汉语语音学中，声调指的是：汉语音节所固有的，可以区别意义的声音的高低和升降。声调是依附在音节上能区别意义的音高变化格式。②如果在汉语中音调不准那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异议，不能让别人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和内容。而普通话的声调分为四类，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根据调查发现，这些抽样的小学生普遍都存在阴平调值不满，阳平尾音有些拐，上声中间下不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小学生对音调基本知识的缺乏所引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纠正他们音调的同时必须要给他们讲授一些专业知识，但是根据小孩子的理解程度，我们不能采用五度标记法来教授，我们选择采用化抽象为形象的方法来教学。
例如，我们会把先采用画图的方法，在黑板上画一辆小汽车分别走平地，上坡路，下坡上坡路，下坡路.它们分别代表着声调的四声。然后再采用手势的方法，一声平，右手胳膊伸直在空中平着划一下;二声扬，右手胳膊伸直在空中自下往上划一下;三声拐弯，右手胳膊伸直在空中先从上再往下再拐弯往上划一下;四声降，右手胳膊伸直在空中自上往下划一下。并在学生读字音时进行手势的比量，肢体的走势会影响他们的发音，从而让学生们能够更准确的读出各个声调。
在学生们能够准确的理解声调的基础知识后，我们会在培训时多领学生们读一些声调很明显的词汇，例如“中国伟大”“山河美丽”“波澜壮阔”等。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会选择纠正模仿式的方法，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的模仿能力很强，只要老师多带他们读几次，他们基本上都能很准确的读出来，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存在先天性发音缺陷的，所以在练习中我们老师会多为学生们做示范，从而让学生更好地接受。
在我们结合了化抽象为形象以及纠正模仿式的两种教学方法后，我们对学生们又做了一次测验，测验中我们发现，学生们在语音语调的发音中有了明显的变化，祥见表（十）
表（十）：培训前后发音标准程度对比
发音标准程度较好一般较差
培训前91912
培训后13234
通过表（十），我们可以发现在经过了字音纠正的培训后，大部分学生在发音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我们培训后的测试中，大部分学生在声调上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错误，而且以前存在的阴平调值不满，阳平尾音有些拐，上声中间下不去的问题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且在平时与人交流时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发音情况。
（五）外在因素问题
除去以上几个方面，小学生在语言表达上还存在一些外在问题，比如一些乡镇的学生由于家长的文化程度不高，而导致孩子在语言表达上存在障碍，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与家长进行了沟通，让一些有条件的家长来这里与孩子一同培训。有一少部分同学的家长还是能够来与学生一同上课，我们选了两个进行了比对分析。这两个学生的母亲几乎是每节课都会与孩子一同来上课，坐在教室后面进行旁听，通过我们的课后采访，发现这两位家长每次回家都会主动询问孩子对这节课内容的理解程度，对于孩子不懂的会进行辅导，并会督促孩子完成当节课老师布置的任务。通过最后的测试结果发现，这两名孩子的提高程度远远的大于其它同程度孩子的水平。
由此可以发现，家庭环境的教育对孩子还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往往家长语言表达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在孩子身上。
四、对有关部门建议
本次调查及时间历时将近12个月，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调查结果仅能较为明确的反映出我国东北部分地区小学生语言表达的障碍及其中的问题，同时也对日后有关部门对小学生语言表达的重视程度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小学生语言表达情况调查及培训结果分析”项目组针对调查及实践结果给出如下建议：
1.针对小学生自我意识问题，有关部门可以建议当地学校开设语言表达的课程，并聘请专业从事播音的主持人及老师来授课，从而提高小学生在语言表达中的语病、语言不连贯及语言贫乏，内容简单，普通话不标准等问题。
2.由于有部分小学生由于心理问题而导致与陌生人说话紧张，与同学沟通成问题，从而引起的语言表达问题。起因是平时缺少当众讲话的锻炼的机会，一遇到新的场合就会更加的严重。有关部门可以建议当地学校多增加一些活动。例如：“小学生演讲比赛”、“班级朗诵比赛”、“小主持人比赛”等等。也可以扩大比赛范围，延伸到市级、省级乃至国家。从而增加给学生多上台演出的机会。
3.针对部分学生的家庭问题，是因为学生的父母文化程度的匮乏以及对孩子语言表达重要性的意识不到位。根据这一特点，有关部门可以建议相关学校开展家长进课堂的特色教学。让家长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并能在提高家长文化的同时也可以由家长来辅导孩子，从而提高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4.还有部分学校的问题，首先老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就不过关，从而影响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针对这一现象，有关部门可以加大老师的语言表达的培训。在省内多开展语言表达交流大会，从而提高老师的教育水平，继而提高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解：
①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41-42页
②吴宏毅：《实用播音教程1》[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72页
参考文献：
[1]吴宏毅：《实用播音教程1》[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3]李晓东：《小学生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林c、王理嘉：《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2版
[5]自由的风：普通话学习园第九期基础班3.1第一讲[EB/OL]http：//.（2009-04-12）
[6]兰州艺华传媒中心：播音主持专业考生必知的基础知识[EB/OL]http：//.（2010-02-13）
[7]杨勇龙：如何克服人前讲话紧张恐惧[EB/OL]http：//.（2012-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