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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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1

关键词：政治传播，定义，术语

中图分类号：H083;N04;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6-0051-04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GUO Jian

Abstract：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not clear and without a uniform cognition. Though comparing definitions from wester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relativebest one.

Key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term

引 言

早在1922年，西方著名的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意识到政治家可以利用传媒来构建、制造和引导公共舆论，当时西方政客们游走在政治和传媒之间，利用其权力或者财力控制媒体的报道。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好是坏呢？在这样的疑问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有必要研究政治与传媒的关系，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就是其中之一。他意识到媒体的报道受到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前者包括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偏见、媒体集团资方的干涉等等;后者即政治传播的各项活动^[1]。而“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也随之成为一个新的术语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对“政治传播”这个术语本身的定义如何界定是重要问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西方各大知名媒体纷纷“抢滩”中国，急于让中国媒体“大开眼界”，一窝蜂似的把西方的新理论、新概念搬到中国。而随着中国的业界和学界逐渐成熟，开始反过来冷静地审视西方媒体及其传播理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的呼声高涨。“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那种仅仅翻译和解析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2]另一方面，政治传播研究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都将政治传播提升到战略研究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政治传播”这个术语的定义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一 西方“政治传播”定义的发展

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者很少对“政治传播”定义做出明确的界定。目前，西方对“政治传播”定义的研究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

从政治学本位出发的“政治传播”的定义主要有：

费根（Fagen）在其著作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中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因而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经济、社会决定因素^[3]。

美国的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Dan Nimmo）和凯思・桑德斯（K.R.Sanders）在其著作《政治传播手册》的导论中指出：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环节中的中介或渠道 [3]。

20世纪60年代，卡尔・沃尔夫冈・多伊奇（Karl Wolfgone Deutsch）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等一批政治传播研究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开始[3]。

登顿（Denton）和伍德沃（Woodward）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一种讨论活动，是关于公共资源、政府权威和政府裁决行为的公共讨论与评价 [3]。

美国作家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是包括修辞、肢体语言等辅助语言学符号以及联合抵制与抗议等政治行动。”[3]

这一类定义往往将政治传播活动归类于政治活动的一种，应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政治活动予以分析，显而易见这是不够全面的。

而从传播学本位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定义的代表是查菲（Chaffey），他提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活动在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4]。

再如阿尔蒙（Almon）和波尔（Bohr）认为政治传播是一种可以改变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系统功能 [4]。

美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将政治传播活动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全部有党派人士与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第二，全部无党派人士针对有党派人士的传播活动;第三，关于政治家、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政治行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讨论的集合。[5]麦克奈尔在其著作《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提出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也就是说，实际上麦克奈尔将政治传播看作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

可以说，无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西方学界都是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政治传播”介入合理的本质要素。但是反观这些定义，恰恰缺乏将政治学和传播学二者进行有效“融合”。这也是中国对政治传播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之处。

二 中国“政治传播”定义的发展

认识和了解“政治传播”定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很有必要。一方面，通过其定义演变使我们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阶段和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政治传播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及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看，政治传播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0年开始蓬勃发展，目前能够显示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专著都是在2005年左右出版的。笔者通过阅读国内相关的政治传播研究专著发现，相对而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是较早研究政治传播的;而上海交通大学的谢岳是作为政治学研究者研究政治传播并且产出成果最早的学者，其代表作是《大众媒介与民主政治》和《当代中国政治沟通》;《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是目前较为系统全面的政治传播研究专著;其他还有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张昆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彭芸先后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新闻媒介与政治》《政治广告与选举》等著作。

受到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中国对“政治传播”的定义研究也分为两类[5]：

一类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政治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祝基滢在其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提出：“理想的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符号的共识（共同解释）。”^[5]

2005年李书元在《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6]他认为传播与政治是同时诞生的，并且政治传播与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2009年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4]

百度百科给出的“政治传播”是指：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以达到待定目的和取得特定效果为价值取向的、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7]。

另一类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传播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2004年学者郎劲松和侯月娟在文章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府和其他的政治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符号，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向受众目标传输政治信息，继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与行为的传播过程。”[8]

2007年鞠丽华在其文章《政治传播的三种模式的解读与启示》中提出：“政治传播是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府组织）运用有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传递、接受和反馈的行为与过程。”[9]

1991年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出版了《政治传播学》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0]他认为政治的喉舌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是互动行为、过程与相应规范策略的集合。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政治传播”的定义是：“政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项内容，以宣传、教育、辩论、广告等方式报道国务活动、党政方针、选举与竞选、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等内容。”[11]

通过阅读政治传播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目前中国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概念界定其实并不明晰，缺乏统一的认知，甚至出现将“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学”混淆使用的情况。比如西方使用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中国学界一般将其译为“政治传播研究”，而不是译为“政治传播学”。甚至有人提出“在很多种情况下，使用‘政治传播学’的称谓不过是为了符合国内研究者的习惯，大可不必深究”这样的错误论断。于是才有荆学民和刘胜君撰文《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12]来辨正政治统摄传播、传媒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几个政治传播研究中易混淆不清的概念。

三 结 语

总而言之，“政治”和“传播”二者本身的广义性使得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术语产生困难。从总体上看，政治传播中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 首先需要对政治的研究下足功夫，从传播反推到基础的政治本身[13]。当前的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管理好国家，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由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中提出的“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一定义目前能够比较准确地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术语。原因有三方面：

（1）该定义突破了传统上仅从政治和传播二者关系上出发的局限，而是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其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其政治的要素。“政治信息”限定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与政治相关的;“扩散和被接受”限定传递的政治信息是需要扩散然后被受众所接受的。正如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文章中提到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与“传播”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政治传播”概念[4]。

（2）如果辩证地分析这一定义，也是符合哲学逻辑的。一方面，政治本身需要传播活动作为宣传手段，比如一战和二战都是通过某些战时特殊的传播方式来鼓舞士兵斗志。“战时宣传和施政宣传研究导致了宣传学和传播学的诞生，而政治宣传分析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前身。”[14]另外，中国儒家治国思想之核心理念也是将政治思想与传播活动结合起来，借助各种传播活动实现统治者对百姓潜移默化一般的“洗脑”，从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反之，传播活动也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预。所以在阶级社会，一切阶级都把传播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手段。

（3）从术语学角度来看，定义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或概念的内涵和界限的确切的逻辑规定。任何事物的定义都是由被定义的概念和定义的概念组成的，其中定义的概念是被定义的对象最近的“属”加“种差”（概念=属+种差）。荆学民和施惠玲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符合术语学这个逻辑规定，具体而言，“种差”即为“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而“属”概念即为“过程”。

参考文献

[1] Mcnair B.政治传播学引论[M]. 殷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 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J].现代传播，2012（2）：62-66.

[3] 郑一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J].武汉大学学报，2005（3）：380-384.

[4] 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J].现代传播，2009（4）：18-22.

[5] 孙帅.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重庆社会科学，2011（1）：106-112.

[6] 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7] 百度百科.政治传播学[EB/OL].（ 2009-04-11）[2013-11-18].http：//.

[8] 郎劲松，侯月娟.现代政治传播与新闻制度[J].现代传播，2004（3）：34-37.

[9] 鞠丽华.政治传播三种模式的解读及启示[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3）：92-95.

[10] 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11] 刘建明，王泰玄，谷长岭，等.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12] 荆学民，刘胜君.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J].现代传播，2013（7）：14-18.

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2

以互联网和手机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媒体的出现及对文明的意义，不亚于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意义。新媒体的出现及影响是全面而彻底的，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更是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新媒体发展迅速和它巨大的影响力，新媒体一词也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对于新媒体的定义也层出不穷，笔者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定义。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今天所说的新媒体通常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认为，所谓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于我们平时见到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最常见的就是数字媒体。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执行主席吴征认为，新媒体和旧媒体只是不同的形式表达同样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媒体和旧媒体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科技日报社汤东宁副社长认为。新媒体主要是指以网络为主体的传播平台。上海东方宽频总经理张大钟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美国网络新闻学创始人、“博客”报道形式首创者丹・吉尔默曾提出了“新闻媒体3.0”的概念：1.0是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或说旧媒体；2.0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但新闻传播方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仍是集中控制式的传播模式；而媒体3.0就是以博客为趋势的we media。美国《Online》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学者在界定的内涵及外延上是不统一的，不在一个界定的层面，理解自然各人各异。但综合大家的相同理念，我们倾向于理解新媒体是指20世纪后期，依托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通过数字化交互性的固定或者移动的多媒体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

新媒体的特征

无限的包容性。笔者认为，无限的包容性是新媒体最大的特征。这里的“无限的包容性”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包容性”，从传播形态上看，新媒体的包容性非常强。传统媒体将媒体的形式界限分明，如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传输时代等，而这一切在新媒体时代已没有意义。因为新的传播技术将传统媒体的不同类型综合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新媒体可以进行文字传播，同时也可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用户可以将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随时浏览，也可以用流媒体的形式即时使用。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态的复合体。

第二层意思是“无限”，在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中，包容的形式和内容已经被趋向无限化。有学者说过，新媒体时代创造了无限的生产、无限的需求和无限的消费，正是对这一层意思的解释。数字化的技术革新、全民性的创造和传播以及无边界的传播带来的是无限的生产。创造无止境，欲求也无止境，生产的多样性必然带来需求的无限以及消费的无限。

个性化和精准性。新媒体的另一大特征就是信息传递的个性化和精准性。新媒体的受众已被做了很好的市场细分，例如像聚众传媒和分众传媒这样的新型传媒公司的兴起，就是建立在细分市场、深入了解受众需求基础之上的。

现代营销理论在新媒体迅速扩张的态势上推出了精准营销的概念，意思是建立在精准定位的基础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个性化的顾客沟通服务体系，实现企业可度量的低成本扩张之路。精准营销借助先进的数据库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等手段，坚持与受众长期的个性化沟通，使营销达到一种可测可控的高要求。

新媒体在这种新型营销观念的指引下，也在进行着个性化、精准性的信息传递活动。如新媒体中一大重要内容“广告”信息的传递，其最高境界是让广告不像广告，而是用户需要的有价值信息。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可以精准到某一地区、时段、人群，甚至是对某一个体的独特广告匹配，根据你的IP、COOKIES等来识别。而广告精准匹配的有效途径，包括有与内容相关、访客潜在意向相关、用户主动订阅等。

费用低廉。网易精准广告投放是网易首创的一种网络推广方式。根据网易用户的年龄、性别、职业、地区、爱好等特征，投放精准广告并按实际效果付费。通过精准广告投放，少量投入就可以给企业带来大量的潜在顾客。精准广告按照给企业带来的潜在顾客的实际访问数量计费，用户点击企业的广告才收取费用，不点击不收费，保证企业每一分钱的效果。这是有效提升企业销售额的一条很好途径。

新媒体对于企业广告是费用低廉而且效果显著的。而对于广大的普通使用者来说，信息几乎近于零费用，这种方式对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品制作成本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新媒体环境下的“受众”新特征

针对以上分析的新媒体的概念与特征，在信息传播中，媒体环境发生改变，相对应地在媒体环境中彼此有联系的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的2009年1月份全国通信业运营情况统计报告显示，全国手机用户达到6.4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了3亿。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的用户，使信息的制作、传播、接受变得异常简单。笔者非常赞同美国《Online》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由单纯的“接受者”转变成“传播者+接受者”的双重身份，身份发生巨大改变。

“受”众不“受”。传播学大家拉斯韦尔早在上世纪中期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5W”模式的理论，而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传播模式被改变。

拉斯韦尔的线性传播模式是早期在网络出现之前以广播、电视、报纸这类大众传播媒介为主的传播方式，这种模式下“传播者”是整个传播链的第一环，处于第一中心位置，他决定着传播活动后属四大环节，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处于被动的位置。

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早期的信息传播模式被完全打破，“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被模糊，媒介中心丧失。“去中心化”成为现今信息传播的一大特点，所有人都可以进行传播，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并发挥自己的能量。

这个时代不再会依靠某一个(类)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唯我独尊”，新兴媒体的勃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和个性的表达，每个人都掌握着话语权。新媒体环境中，“受众”已经不是被动的、单纯的“受”众，笔者倾向于将“受众”更名为“用户”。

人人都有“麦壳风”。2008年年底，湖南卫视推出一档新的节目《挑战麦克风》，这档节目中每期邀请108名普通观众，每人手里一支麦克风，随着音乐齐唱一首歌，用机器测出谁在群唱中唱得最好谁就能脱颖而出，类似的节目还有江苏卫视推出的《谁敢来唱歌》。

中国电视发展至今，电视观众的地位类似新媒体发展中受众的地位。最初综艺类节目中，观众只是纯粹的“看客”，被动接受。后来随着《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一类节目的兴起，观众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制作中。再到后来真人秀节目的火爆，普通观众也可以成为节目的中心，决定节目的发展。《挑战麦克风》中选手手中的“麦克风”使普通的观众也成为信息的者。

在新媒体发展下，受众成为用户，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随意地信息，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支“麦克风”，传播和接受的地位平等。

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3

【关键词】报纸 健康传播 综述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现代后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的时代，风险的产生来自政治、经济、伦理、卫生、科技、文化、科技、文化、大众传媒等诸多领域，并且相互重叠、相互交叉，又无法截然分开。在诸多的社会风险领域中，公共健康领域的风险爆发，在现代社会表现得日益突出。从各类传染病的每年递增，到突发性食品安全和食物中毒事件频繁发生，再到环境污染、生化危机、心理问题导致的自杀等等与健康相关的问题层出不穷。健康传播这个议题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将公共健康领域带入了人们的关注视野。在这场危机中，人们反思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中的表现。以张自力为代表的国内诸多学者，纷纷将健康传播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来研究，《健康传播与社会》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专著。张自力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一书中指出，医学专家通过大量研究统计表明，在遗传生物因素、行为生活方式因素、环境因素、医疗卫生条件四类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中，行为生活方式的因素占到60%以上，因此，健康传播有了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跃升和提高。人们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将目光越来越多的聚焦在生活品质上，而健康则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笔者从以下两方面对健康传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

一、健康传播的基本概念综述

什么是健康传播？对于它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学界也一直缺乏一个全面、完善又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参考研究学者的观点，健康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定义：

从传播内容的角度定义。“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Rogers 1994）。”这个定义重点关注向人们传授有关健康的科学知识，通过改变态度和行为来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1996年，Rogers重新对健康传播做出定义：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此定义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为更多人接受。

从传播功能的角度定义。1993年，美国CDC对健康传播的定义是：健康传播史在受众研究基础上，制作和传递健康信息与策略以促进个人和公众健康的行为。1996年出版的《健康传播原理与实践》一书，对健康传播有了更加简洁的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还有的研究者更进一步将健康传播定义为：以“人人健康”为出发点，运用各种传播媒介渠道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获取、制作、传递、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健康传播，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和策略。

从传播层次的角度定义。健康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传播活动，具有多层次传播的特征。“以传播为主轴，借由四个不同的传递层次将健康相关的内容发散出去的行为”。美国学者Burgoon从四个层次之一的人际传播层次出发，认为：健康传播是患者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诊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与此相对应，学者Jackson这样定义健康传播：健康传播应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其中又包括健康营销和健康政策制定。

从传播情境的角度定义。我国学者张自力在其著作《健康传播与社会》一书中是这样定义健康传播的：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以传递健康信息、普及健康知识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

综上所述，虽然各国学者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健康传播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尽管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答案，但是对于拓展健康传播的研究具有极大意义。

二、健康传播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健康传播起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脏病专家杰克·法奎尔（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者内森·迈克比（Dr. Nathan Maccoby）借助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可言力量开展了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被公认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由格雷·克里普斯（Gary Kreps）和索恩坦（Thornton）合著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出版，是第一部有关健康传播的专业书籍；1985年，在美国弗迪尼亚州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召开了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专业学术会议——“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1989年，《健康传播》（季刊）（Health Communication）问世，标志着健康传播从学术上走向成熟，成为当时唯一一份研究健康传播的专业期刊。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健康传播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逐步进入完善阶段。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传播研究专业学术刊物《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

我国的健康传播研究。作为中国研究“健康传播”领域的知名学者，张自力将我国健康传播的研究议题进行了九个具体研究方向的细分，几乎涵盖了目前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所有议题，分别是：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即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议题的研究，健康传播史的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

三、报纸的健康传播研究

国内外关于健康传播的文献比较多，但对于报纸这一传统媒体的健康传播研究却相对较少，国外的报纸健康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研究基本都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出现，其中涵盖了党报、都市报及专业类健康报的健康传播。这样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对象就是宏观的报纸健康报道本身，另一类是报纸健康报道范畴中的某一微观议题报道研究。

梁琪和莫扬在《中国报纸健康传播特点研究——对6家主流报纸健康新闻的内容监测解析》一文中，通过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健康报》、《健康时报》等6家报纸在2005-2006年间的健康信息，对我国报纸的健康传播基本状况和特点做了描述和分析，其中涵盖了党报、都市报、专业类报纸，得出食品安全是我国报纸中最主要的健康话题、我国一贯重视对传染病问题的报道、我国主流报纸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健康情况的关注、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等结论。

梁伶俐在《〈大河健康报〉健康传播研究》中从版面内容、稿件编排、议题设置、报道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报道同质化、受众互动差、软文医疗广告多等问题，并针对问题从传播渠道、外借经验、内练素质三方面给予了建议。

刘瑞英在《江浙沪晚报的健康传播比较研究——以〈扬子晚报〉、〈新民晚报〉、〈钱江晚报〉为例》中对三份报纸在版面设置、传播内容、议程设置、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区别探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扬子晚报》成熟、完善又独具特色，《新民晚报》传统、简短精悍又科学实用，《钱江晚报》相对弱势、却不乏亲民。

李健在《北京都市报健康传播研究——以〈京华时报〉、〈新京报〉为例》一文中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北京都市报的健康传播现状进行了总结梳理，得出健康报道数量偏少、报道版面所集中于本地新闻版面、报道位置占优但篇幅较短、报道内容多集中于公共卫生领域、消息来源以官方为主、报道多以传递知识的中性立场为主等结论，并指出了北京都市报健康传播存在的问题，如知识的传递多于理念的培养、以零散的健康消息为主，缺乏系统的健康传播策略、报道模式陈旧并缺乏组织健康传播等形式的互动、患者个案的报道框架单调等，在相应策略上作者也给予了深入思考，其中综合运用社会营销策略、大众传媒配合组织、人际传播以及注重高品质固定报道版块的打造是比较新的观点。

在国外的报纸研究上，以刘萍、楼旭东的《〈纽约时报〉健康报道现状及启示》为代表。作者分析了《纽约时报》目前的现状，对我国报纸健康传播提出了“四个求”的新启示，分别是在健康报道数量上求多，在报道内容上求广，在报道形式上求变，在报道技术上求新。

以上研究均属于宏观研究范畴，此外，报纸健康还有许多微观的关注点。例如，毛林涛在《健康新闻报道研究》中用一章阐述了我国媒体艾滋病报道的研究；张璇、张立强在《上海市报纸糖尿病健康传播研究——对4家主流报纸糖尿病报道的内容监测分析》中就是以糖尿病这一微观议题为研究对象，另外还有罗元的《健康传播视角下的报纸烟害报道研究》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秦美婷博士曾作过《台湾健康传播之研究：以〈民生报〉1985-2005年肺结核、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议题建构之内容分析为例》一文，给众多研究者提供了借鉴。

健康传播作为大众传媒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方向，有着广阔的前景和研究价值。进入新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传统媒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在时效性、互动性上稍逊于新媒体，但是纸媒必须看到自己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权威性上做文章，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参考文献

①张自力：《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②陈小申：《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基于政府卫生部门的考察与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③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艾琳·伯林·雷、芭芭拉·F.沙夫 著，龚文庠、李利群译：《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张自力：《健康传播与社会——百年中国疫病防治话语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⑤[德]乌克里希·贝克 著、吴英姿、孙淑敏 译：《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⑥阿特休尔 著、黄煜、裘志康 译：《权力的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⑦米光明、王官仁 主编：《健康传播原理与实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4

[关键词]教育技术 研究范畴 研究对象 教学改革

引言

教育技术学科从产生至今，经历了萌芽阶段、初期发展阶段、迅速发展阶段、系统发展阶段等一系列快速的发展，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学科。从1963年教育技术的第一个定义至今，教育技术的定义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本文采用文献搜集法，主要分析从1977年至今的教育技术定义，探讨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对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影响。

一、从77、94和05定义谈教育技术近三十年的变化和发展

1970年以后，教育技术学科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相关技术理论的提高，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所以对比1977年、1994年、2005年这三年的定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1：教育技术定义对比

（一）从研究范畴上来看

1977年的教育技术是以对问题的分析及对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设计、实施、评价和管理为研究内容，而在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之后，教育技术定义的研究范畴更加的细化，将1977年定义中的“实施”，拆分为两个“开发”、“应用”，因为这个时候教育技术领域内出现了计算机辅助教学，这样就要求教育技术的研究者不仅可以按照原来的设计，实施某一种方案，更要求我们可以按照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不同层次去开发，并应用于实践教学之中。

20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虚拟技术、智能技术、数字广播电视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成熟，时代提出了重新思考教育技术的含义的要求。教育技术的范畴从5个（design，development，utilization， management，evaluation）转化为3个（creating，using， managing）：Creating替代了design，development这两个范畴；“利用”（utilization）范畴改成了“使用”（using）；“管理”（management）转化为“管理”（managing）；将evaluation整合在creating， using，managing三个范畴中。在processes and resources前加了限定词appropriate technological，教育技术的五个领域合并为三个领域。设计、开发演化为了创设，评价不再被列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更加强调了教育技术的实践特征[1]。

（二）从研究对象上来看

在20世纪60年代大众传播理论被引入现代教育技术学，出现了教育传播学（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从原来的只把教育媒介作为教育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扩大为研究教师（传者）、学生（受者）和整个教育传播过程。所以77年定义的研究内容是整个人类的学习。70年代以后，计算机又作为实现程序教学思想的最高级的教学机器受到了积极推广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成了70年代以后现代教育技术一个主要研究与实践内容。所以94年定义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资源[2]。在05年的定义中首次提出了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技术过程和资源。更改后的定义了促进公众对该领域的接受度，向外界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为什么这个领域值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在这个新定义中，也表明我们致力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适当的过程”和“更好的”促进学习。

（三）从目的上来看

在77年的定义中，教育技术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94年的定义是以促进学习为目的的，而05年定义的目的则是促进学习和提升绩效的研究和符合职业道德规范实践，体现了对人类绩效的关注。

研究目的发生变化的原因是教育技术研究中期，出现了教育传播（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从原来的只把教育媒介作为教育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扩大为研究教师（传者）、学生（受者）和整个教育传播过程。现代教育技术理论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更加注重对各种媒体的综合利用和对学习过程的研究。随后，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人们不仅仅关注理论的研究，更加注重如何才能提高绩效，才能更好的促进学习者的学习。所以研究目的和重点发生了转移。

二、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规律和趋势

从上文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育技术领域及其专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一）启示

1.教育技术关注焦点的转移

现代教育技术从19世纪末期到今天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转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关注硬件软件建设发展到信息化教学的有效性研究；早期的教育技术只关注硬件设备的建设，并没有考虑到应用到教学当中的实用性，而现在我们所开发的硬件和软件，都是为了促进学习者学习，为了满足教学者的要求，提高绩效是我们著重考虑的问题。（2）从关注教师运用技术做什么，转向关注学习者学什么，学习者学的效果怎么样。现在的关注点更加注重于效果。（3）关注结果（有效性），对结果负责；（4）从学习使用技术，到适合运用技术。也是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

2.加强创新研究

教育技术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专业，要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就必须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学科独特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都必须不断创新。教育技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很注重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础性研究的创新，包括理论研究，吸纳最新的学习方法等。另一方面就是应用性研究，包括多媒体技术的提高，网络的进步发展，如何结合最新的技术去促进绩效的提高。

3.建设中国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

我国的教育现状和英美国家还存在着差距，我们不可以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结合现阶段中国具体的教育国情来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教育技术的定义[4]。并且发挥教育技术协会在教育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加强协会对该学科的促进作用，加强各高校之间，协会与协会之间，高校与协会之间的学术交流。

（二）未来教育技术的发展方向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未来的现代教育技术将会朝着网络化、多媒体化、智能化、理论研究的深入化及应用模式的多样化方向发展。

1.网络化

当今对世界教育最有影响的技术之一，就是迅速发展的计算机通讯网络。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计算机网络的蓬勃兴起，信息传递的形式、速度、距离、范围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利用计算机通讯网开办网上教育。许多大学的教育科研机构，通过计算机网络，向社会提供了多种学科、多种形式的教育课程，以及相应的学位和证书，创办了各种“虚拟大学”。这种模式大大增加了学习者学习的灵活性、自由度，提高了学习效率，并大大增强了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培养出学习能力强、有高度创造性的，能适应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全新人材。

2.多媒体化

多媒体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对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动画、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和管理，使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感官与计算机进行交互式的信息实时交流的一种技术，又称为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具有处理信息的多维性，即能对各种媒体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后，在时空四维空间中，自由展现各种动态图像；多媒体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能对学生形成多种感官的刺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利用多媒体创作工具，可以把各种教学媒体信息融合，创作出图文并茂、声像皆备的教学软件[5]。此外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的结合，既可以用于一般教学，又可以用于个别化教学，还可以用于远程教学。

3.智能化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是研究如何以人造智能机器或智能系统来模拟人类智能活动能力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将构成智能化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ICAI）及智能化教师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智能化教学系统是以认识科学为理论基础，综合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技术、教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对学生实施有效教育的新兴教育技术。

由于该教学系统具有适用面广、教学效果好、方法灵活、便于因材施教、适合于个别教学等优点，发展十分迅速。

4.应用模式的多样化

教育技术的应用模式，可概括为如下四种模式；

（1）基于常规教学媒体（幻灯、投影、视听设备、语言实验室等）的“常规模式”。

（2）基于多媒体计算机的“多媒体模式”

（3）基于Internet 的“网络模式”

（4）基于计算机仿真技术的“虚拟现实模式”

其中，常规模式仍是当前在广大中小学中主要和大量使用的模式，多媒体模式和网络模式是当前中小学教育要追求的发展模式。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应考虑是否适应学习目的，考虑以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教学效果，不能盲目追求高档和先进。

总之，从教育技术诞生至今的近百年中，教育技术的定义，包括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范畴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社会的进步，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等势必还会发生不断地变化。探讨教育技术发展的规律及趋势应是我们教育技术人一直关注的问题！

*基金项目：本研究成果得到咸阳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职前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策略的研究”的支持。项目编号：08XSYK313。

[参考文献]

[1]朱永海.论“信息技术”本质[J].情报杂志，2008（7）；

[2]陈俊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问题的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6（5）；

[3]范兆雄.论课程文化发展的客观标准[J].教育研究，2004（6）；

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5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目前人们对新媒体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就现有的多种定义来看,有两个内涵是确定无疑的,即新媒体是新出现的媒体,是受计算机信息技术影响而产生的媒体。那么,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新媒体以用户为核心,传统媒体以内容为核心。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内容的生产是精英型的、单向的,编辑记者提供什么用户就得看什么,用户没有选择权。因此传统媒体对“用户”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每日的用户增减数量、用户的构成及特点、用户对内容的具体要求。反之,新媒体是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而产生的传媒形式,有着一对一传播的特点,信息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具有同一性,用户能够以多种形式与其他用户进行互动,创造内容。第二,新媒体以快捷致胜,传统媒体以区域为主。地域性的竞争壁垒对传统媒体的影响非常大,而对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则较小。新媒体可在第一时间将内容传递给用户,并被用户接受,比拼的是谁更快、谁更准确。第三,新媒体以技术为支撑,传统媒体以内容为支撑。技术是新媒体发展的原动力,新媒体上的内容依赖于技术平台,所有成功的互联网企业,无一例外都在技术平台的研发和建设上投入巨大。新媒体是一种既超越了电视媒体的广度,又超越了印刷媒体的深度的媒体,而且由于其高度的互动性、个人性和感知方式的多样性,使它对技术的依赖达到了以前任何媒体都不具备的高度。

我们对新媒体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和盲点。一、传播渠道等于传播媒体。新的媒介技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传播渠道,但如果没有内容,那它就不能成为新的传播媒体。例如将数字技术用于电视,它在电视传播中把模拟信号变成了数字信号,从而推出数字电视。但如果它只是让传播的图像更清晰,并没有增加新的传播功能,那它也不能算是新的传播媒体。二、媒介产品等于传播媒体。目前许多传统媒体都开设了自己的网站,但是这些网站大多依托于传统媒体的内容供应,没有形成新的受众需求和自己的价值链,因而不能称之为新媒体。新媒体要甩脱与传统媒体的竞争,开创属于自己的全新市场,就要寻找新的受众并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不看节目只玩游戏的年轻人不是电视的受众,但他们却可以成为网络媒体的受众,是新媒体争夺的宠儿。

(作者单位:景德镇市广播电视局)

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6

关键词 群众文化工作；科学传播；新媒体；互动平台；整合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4-0075-02

在网络问答平台“知乎”上举办的圆桌会“将科学研究进行到底”中，有人提出“中国的科普教育和外国相比存在怎样的差距”，回复评论里有一条非常有趣：“看看父母的微信朋友圈”[ 1 ]。从这一问一答可看出，一方面，国内目前科普工作影响力不够、认知度不广。另一方面，微信等新媒体已经深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一部分，科学传播工作其实可以从这看似不相关的两个事实中寻求突破。

1 以科学传播为例探讨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与困境

1.1 群众文化工作与科学传播的概念

群众文化工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群众文化的有关部门、专门机构和工作者所从事的领导、指导、管理、组织、辅导和研究群众文化活动

的社会化行为[ 2 ]。

2008年，在《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08）》的首发式上，科学传播界的学者以及科技决策部门领导，给出了目前“科学传播”的涵义。科学传播主要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传播渠道和手段，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以提升公共的科学知识水平、技术技能和科学素养，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1.2 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

1.2.1 政府起主导作用

从群众文化工作和科学传播的概念中可看出，在国家层面，政府既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者，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比如，科学技术协会就是科学传播工作的主要提供者。群众文化工作是一对多的，政府作为管理者，承担着绝大部分的推进工作。

1.2.2 面向全社会

群众性是群众文化在其主体方面所固有的显著特征，群众性表明群众文化是群众所应拥有和享受的精神文化，要求社会的群众文化供给、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群众、社会努力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社会的一切群众文化活动必须符合群众的意愿[3]。

1.2.3 需要固定载体

群众文化工作既由政府主导，那就有与之对应的传播单位，比如科学传播主要由科学技术协会承担。传播单位必须具备固定的场所以及必要的传播渠道和手段，比如利用科技馆举办展览、讲座与科普活动等，承载着向大众宣传科学文化的重任。

1.3 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困境

群众文化工作现在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群众文化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因为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是不断发展的，也是多样的，而群众文化产品的新形势、新内容不多，服务设施、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陈旧单一，相关部门主观倾向严重，群众文化的产品供给脱离群众文化需求。

目前科学文化传播主要依托于各级科协及下属科技馆，主要组织形式为讲座、展览，科普进学校、社区，科技下乡等，尽管已经从多角度出发，涵盖多种途径，但仍然存在着受众面太窄、传播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亟需寻求新的突破点与传播手段。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已经逐渐通过手机终端深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普及率也包括了各年龄层，不乏是一种新的科学文化传播手段。

2 新媒体的定义与特点

2.1 新媒体的定义

如何定义新媒体，从法国学者弗兰西斯・巴尔、杰拉尔・埃梅里，到美国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字等等，各国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式答案。究其一点，“新媒体”永远是一个相对的、不断更新的概念，因此无法给出完全不变的定义。正如广播之于印刷媒介是一种新媒体，微信公众号之于广播又是一种新媒体。新媒体在不断地变化和演进，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在于传播技术的革命，即以多媒体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为基础，通过多种传播手段所创造的全新的媒体形态，如博客、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等，并在原有的媒体传播方式基础上产生的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传播风格的媒体，如交互电视、楼宇电视等，这些媒体媒介的特征是网络化、数字化和多媒体[ 4 ]。

2.2 新媒体的特点

2.2.1 网络化与交互性

移动互联网的发明颠覆了传统的纸媒传播，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扁平化。信息的传递不再单向、固定、中心化，而呈现出网络结构，没有单一固定的信源，而是分布式的，主要表现为互动与融合。

2.2.2 数字化与即时性

网络化使得所有信息均可数字化，一条新闻，只要通过编辑上传，就能通过点击、转发等迅速传播与发酵。经过移动终端，很多信息资源能够即时共享，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使信息传递更加快速便捷。

2.2.3 多媒体与超文本

因为信息的数字化，所以图片、声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可以整合在一个文本中进行传播，甚至可以扩展开来，使信息的传递更加多元化、全方位，同时也保证源信息的完整性。

3 新媒体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政府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困境，扩大受众面，通过加强社会影响力来加强传播效果。

3.1 打造正规传播渠道，扩大受众范围

群众文化服务机构可利用新媒体拓展群众文化传播范围：建立群众文化信息传输网络，搭建群众文化信息沟通交流平台；进行群众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建立群众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群众文化服务网站、官方博客（微博），及时和传播群众文化动态信息；拓宽群众文化服务范围，开设网上展览、网上辅导、网上授课等服务。同时，因为新媒体公众认证机制，并有政府公信力背书，可以确保信息的输出渠道的正规性。

以科协的科普工作为例，科技馆作为科普宣传实体，可以利用场馆开设展览、讲座等活动，但是正因为场馆空间的固定性，使得科学传播H限于小范围，如果想要扩大受影响人数，就只能在时间上无限延长并不断重复展览与讲座内容，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倘若建设一个网上平台，将每期展览、讲座内容数字化存放，开设虚拟展览馆、虚拟讲台，并打通各类网络终端，既可以保证展览内容线下线上的一致性，实体展览按时布展撤展，同时也可以保证无法在限定时间内参加活动的群众，能够在第一时间查看科普内容，甚至在活动结束后仍能根据需要追溯回看。这样，科普宣传实体的内容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降低宣传成本并提高宣传力度。

3.2 提供和谐互动平台，实现服务社会化

因为群众文化服务机构通常并不设立一线窗口单位，因而缺少了很多与群众直面交流的机会，但工作的性质又要求群文工作深入群众，依照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迫于人员的匮乏，群文工作无法完全实现社会化。但是新媒体的使用就可以打破这一僵局，利用网络的扁平化特征设立虚拟的一线窗口，通过官方账号、互动平台将服务机构与文化受众对接，真正实现群众文化服务社会化。

科协经常举办科学讲座、科技培训等活动，但如何选题始终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很难在保证活动即时性的同时迎合所有受众的意愿。但是开设官方微博与微信公众账号后，可以通过发起问卷调查、筛选回复数据等手段，罗列出公众倾向的话题，并及时开展相关的系列活动，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受众解决问题，让科学传播、科技推广真正落地。

3.3 整合信息资源碎片，确保传播一致性

不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信息往往都是以多点碎片状态存在的，如果不能尽可能将所有碎片拼接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盲人摸象的后果，这个问题在科学文化传播中尤其明显。新媒体的网络特点使得任何信息都有可追溯，在传播过程中可以将有关的链接、图片、视频、文字都整合在一起，全方位地还原被传播对象，甚至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评论不同介绍都可保留，让公众有对比有选择。

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学奖的中国人。之后杭州科协开展了一系列与青蒿素相关的科学讲座与展览普及，在活动中面对“是否意味着中医获得肯定”“青蒿素的萃取争议”等问题，受邀的科学家都一一作了回答，尽管参与活动的记者作了详尽的报道，但也不能完全把所有内容都放进报纸进行传播，那么在取舍中就会有一部分信息丢失。而在科协网站上共享的活动视频，就能完全重现科学家的讲座与回答。可见，新媒体在保证科学传播的一致性与完整性上，具备更加严谨的特征。

4 结论

在信息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借助新媒体的特征，结合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充分发挥前者的作用，对于打破群文工作的限制、拓展受众面、扩大影响力上都有极大的创新意义，但是同时也必须注意随之产生的问题：1）新媒体是把双刃剑，使用者必须保持客观与中立，不能因为个人倾向制造不实的传播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微信朋友圈的各式谣言；2）不能忽视传统的线下传播，群文工作本质上还是要深入群众传播文化，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产生的作用仍远大于单纯的数据交换，比如送科普下乡、送科技培训等等，都需要现场的指导。将传统与新式的传播手段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开展群众文化工作。

参考文献

[1]知乎.[2016-10-13]http：/// question/27853929.

[2]石振怀.群众文化工作实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