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传统金融体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传统金融体系范文1
但是，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中最具活力的要素，要充分发挥其核心的作用，从而推动金融体系的升级和金融竞争力的提升，需要金融体系内部的合作、融合和沟通。同时，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隐藏的重大发展危机也对银证合作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
因此，银证合作是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竞争力、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顺应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自身发展需要的必然趋势。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金融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资本市场的不断成长。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推动金融结构变革的同时，也为整个金融体系创造了新的业务平台和利润增长点。
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在近几年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微观基础，体制环境和运行模式等原因，其潜在危机日益严重。创新，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生命要素。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传统的规则范围内，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唯一的出路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与资本市场对接。
没有银行体系的业务转型和资产结构的调整，资本市场不可能深化，因而也难以有持续性发展：工具设计和业务创新如果不与资本市场对接，银行体系就会失去竞争力而日渐衰弱。所以，在中国，银证合作既是中国资本市场克服发展性危机的必然选择，又是中国商业银行提升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银证合作，绝非简单的混业经营，更不是单纯的主张银行仅为资本市场提供融资服务，而是倡导一种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的合作，其最终的目的和结果是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推进金融的市场化进程。
加速推进金融的市场化进程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系核心的中国金融业也将逐步融入到全球的金融体系中。但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滞后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突出表现在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在推进金融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即应当如何构建一个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现代金融体系。从金融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沿袭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占主导地位的目前的这种金融体系，并进一步加强银行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另一种选择是，在深化银行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来彻底变革原有的金融架构，以逐步形成一个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并通过银证合作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竞争力。
资本市场的成长推动金融体系的变革
由于金融对经济活动渗透力的不断增强，导致了经济资源的载体和资源配置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金融商品交易量在全球经济活动交易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在金融商品交易中，证券化的金融商品交易又占极其重要的位置。这种市场交易形式实际上预示着金融的作用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将更多地通过证券化的形式来实现。
金融的内部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资本市场的不断成长正在从根本上推动金融体系的变革，换言之，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资本市场的成长。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将改变整个金融结构，而且也为整个金融业创造了新的业务平台和增长点。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要素，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途径；资本市场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引导资本在产业间的合理流动，以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资本市场中资产交易量的迅速增加，意味着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资本市场的不断成长，正在从根本上推动金融体系的演进和变革。资本市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形成。
对资本市场“核心地位”不能仅从融资比例的角度加以简单理解。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其涵义是指，它是激活整个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的力量，金融体系大部分的活力来自于资本市场。
虽然银行体系的改革，中央银行职能的健全、货币政策目标的调整等也都是推动金融体系演进的重要原因，但只有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调整和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可以认为，资本市场的规范与成熟是一国金融体系由传统架构走向现代架构的基本标志。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应是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在中国，构建以发达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逻辑的基础，是一种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创造了金融市场化的基本前提。金融的市场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资金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市场，居民的资产选择越来越多地选择金融资产，特别是证券化资产。
第二，中国国民收入总量的迅速增加，收入分配结构和储蓄份额向居民部门的倾斜，为金融的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源泉。
第三，居民收入的资本化趋势即证券化资产在整个居民资产中比重的上升，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无疑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市场化改革可以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这对提高银行资金运行效率，降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为中国商业银行创造一个新的业务平台，从而在客观上将不断推进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和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又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的分散化和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是否拥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将是衡量中国金融体系是否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特征性标志。
建立中国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之间融通渠道的必要性
就中国金融体系内部而言，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当数资本市场。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资本市场的竞争时代已经来临，创新，正在成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生命要素。资本市场的重大的潜在危机除了有其内在的制度性根源外，也存在外部的原因，即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相对稳定的融通渠道，形成时而分立、时而融通的不规则的局面。这种合作渠道的不稳定性，导致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之间缺乏良性的资金互动，造成市场工具的功能过于单一。资本市场发展所隐藏的潜在危机是推动银证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危机就没有合作的需求，合作的初衷是弥补
各自的缺陷，共同提升金融体系的竞争力。
同时，作为现代金融的核心和新的运行平台，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本身也需要金融体系内部的合作、融合和沟通。惟有如此，现代金融体系中最具活力的要素才能发挥其核心的作用，从而实现金融体系的升级和金融竞争力的提升。
商业银行的改革和业务创新必须以资本市场为平台
从商业银行来看，银证合作的需求更加迫切。中国的商业银行无论从体制，运行机制，还是业务模式、金融工具上看仍然是比较传统的，相对于证券，保险而言，银行的市场化的程度较低，创新能力明显不足。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93％左右来自传统业务。作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主体的商业银行，其规则，架构，理念已满足不了这种不断升级的金融性需求。这是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不断下降的个深层次的原因。
商业银行存在某些天然缺陷，例如，资产，负债在收益与风险上的不匹配性等，决定了商业银行的改革和业务创新必须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必须在与资本市场的对接上找出路。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只是试图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来改革银行体制，进行银行业务创新，那将是很困难的，整个金融体系难以有质的变化。
商业银行工具和业务创新的核心要点不在于其自身体系的完善，而在于这种创新的工具和业务是否真正实现了跨市场性：一头源自于银行体系内部，另一头则必须嫁接在资本市场上。
银证合作的微观层面
银证合作是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竞争力，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顺应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自身发展需要的必然趋势。未来中国的银证合作应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第一，建立适当的资金管道，实现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资金互动。首先，在建立风险防火墙的前提下，在二者之间建立多种管道，促进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资金互动。其次，要在理论上对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之间不同的资金互动管道加以定性。允许进入的资金，需高度关注的资金和禁止进入的资金应加以区分。
第二，工具的复合性或跨市场性以及业务的交叉。现代金融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建立一种促进风险流动的机制。只有处于流动状态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金融体系才是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在资金层面的互动必然导致跨市场工具的产生，这种复合性的工具反过来又将作为载体促进两个市场资金的良性互动，业务的交叉也就随之产生了。
商业银行在建造必要的制度性防火墙基础上，其业务应逐步向资本市场的边缘业务，部分核心业务甚至衍生业务拓展。这些新的领域将为商业银行的纵深金融服务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三，通过资本市场的平台，推进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商业银行通过上市能迅速地补充银行核心资本，从而提高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提供契机。而证券化的另一种形式――银行优质资产证券化将极大地改善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以未来收益权的转移为代价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即市场风险转移到银行体系之外。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为中国的投资银行创造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投资银行业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必须完善和深化传统业务外，一个新的增长点就在于银行资产的证券化。
第四，金融机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的改变。战略决定结构，不同的业务特点与发展战略需要有不同的组织架构相对应。金融集团化的模式将是改革的方向，当然其具体运作模式可以进一步研究。以资本为纽带的控股模式可能是一个更为恰当的模式，因为它一方面说能充分利用资本的杠杆原理，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同时又可以避免风险在集团内部的传递并将风险降到最低。
银证合作对金融体系变革的影响
银证合作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商业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本身，还将对包括金融技术、金融信息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法律体系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要成功地推进银证合作，必须消除金融技术上的障碍。必须建立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的技术平台。
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银证合作，将导致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发生变化。在没有资本市场或资本市场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只是银行政策。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银证合作的展开，货币政策目标函数要做适时的调整，既要盯住实质经济的成长，也要关注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虚拟经济的发展或变化。
在资本市场日渐发达或较为发达的经济体系中，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动与实质经济物价的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有明显差别的。不能把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简单地等同于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有责任营造一个双赢的金融环境，以提高市场的资本吸引力。
银证合作将引起金融体系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重大变化，因而也要求对整个金融法律规范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革。
银证合作决非简单的混业经营
对银证合作这个概念，要避免绝对化的理解。就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趋势而言，其相互融合可能是一个基本趋势，完全分立、互不往来的局面只是暂时现象。但是，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架构下谈混业经营为时尚早，因为从分业经营到目前成熟市场国家采取的综合金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金融的市场化过程，就是一个由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的演进过程，是一个收益与风险的市场均衡过程。
金融能力是经济发展的要素
传统金融体系范文2
关键词：农村 金融体系 组织与完善 创新路径
一、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国情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的增长水平密切相关，现阶段的我国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对农村金融体系的组织与完善工作也越来越重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金融机构组成，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这三个金融机构主要面向“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进行金融活动，分别代表了政策金融、商业金融与合作金融三个金融类型的特点。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新格局。
（二）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弊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这样三足鼎立并且互相辅助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使得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能力与金融状况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与改善，但是从根本上看，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发展成熟。我国经济正处于改革转型的新时期，农村经济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农村金融体系需要继续改革、发展与创新，才能够继续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益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其次，我国地大物博，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常常带有地域性强的特点，不同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层次之间都可能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这种特点使得农村金融体系也必须是灵活可变、适应性强的，而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过于单一，不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的多样化需求。
再次，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的金融供给机制不够完善，使得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农村常规的需要。这种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也不够健全，使得国有商业金融在农村金融领域中的影响力越来越低进而让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三大机构中处于主要地位。但农村信用社的金融能力远远不敌国有商业金融，信用社占农村金融主要地位的现象大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最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组织效率低，金融服务能力落后。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很多现代银行的服务功能并未普及，比如我国农村金融实际中仍存在着连接网络的大额支付业务并不能良好地开展以及除了存贷款业务，其他国债基金项目也尚未普及等金融服务空白区域。
二、农村金融体系完善与创新路径探究
要想完善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并加强创新能力使其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科学分析下的总体规划
首先，农业金融管理者应该牢牢把握住农村金融经济的地域性、层次性等特点，从农村金融的这些特点出发，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管理与调控进行适宜的总体规划并以此宏观指导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基于这种总体规划，农业金融管理者应制定和完善普及相应的农村金融体系，比如目前获得很多学者认同的“双重四元体系”说等等，一旦确定，便需要加强管理，把其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组织固定的结构形态。
（二）政策与制度
另外，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与制度支持，只有国家进行政策上的支持与制度上的规定，才能够真正提高农业金融改革的效率。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调控措施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是重要手段之一，农业是我国的弱势产业之一，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金融政策，即政策性金融。中国农村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由于此农业政策性银行力量薄弱，因此就其发展与改革，我国相关学者关于要不要撤销其职能、彻底改革其现有体制，或使其与其他金融机构合并等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各种不同言论都是为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都是为了壮大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力量。因此，我国应重视政策性金融及其相关机构并强化有关制度规定，对这些金融支农力量予以最大的支持与保护。
（三）模式多元化
从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的模式构成上来说，我国需要在国家指导下进行金融体系结构的重组和改进以促进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模式的多元化与丰富化发展。从金融种类上来说，应允许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并存，如国有机构和非国有机构的并存，商业金融机构与政策性机构的并存等等。对于其他在农村经济发展中随着现实产生的非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加以规范和管理，作为一种正式编排固定下来以丰富农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如现阶段有些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组织等等。从金融服务上来说，应注重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多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四）方法与手段
最后，农村金融管理者应当从农村金融服务出发，进行农村金融服务方法与手段上的创新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应当紧跟我国农村经济飞速发展的脚步，适应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阶段要求，不断根据农村实情创新，力求推出最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经济的金融服务新品种。比如，在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今天，金融机构管理者可抓住网络社会的机遇，在农村经济中普及电子付账、网上转账等服务，促进金融系统支付结算的多元化，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军昌.三门峡市农村金融管理与创新研究工商管理[D].河南大学，2013
传统金融体系范文3
“十二五”时期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重点
体系健全、体制改革和产品创新是现阶段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几大任务。 “十二五”时期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应该着力推动“体系完善”。要在进一步完善微观体制、加快产品创新的基础上，推动金融发展转型、体系重构与功能完善。“十二五”时期要不失时机地将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工作的重心从微观层次的金融“改革”转向宏观层次的金融“发展”，即从健全国有金融机构的微观体制、创新金融产品等转移到健全国家整体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等方面来，要以金融发展为中心，统筹安排金融改革、发展、开放和监管等各项工作，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
“十二五”时期推动金融体系转型重构的主要任务
一要加快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推动从以大银行为主向大中小银行共生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银行体系转变，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二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从传统金融体系向创新金融体系的转变，促进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减，对创新红利的需求将逐步得到重视，对创业投资等创新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创业投资发展将迎来真正的历史机遇。
三要探索发展地方公共机构债券，推动从工业化金融体系向工业化、城市化金融体系相结合的转变，为城市化进程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必将产生越来越多的融资需求。如果不能在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方面有所突破，不仅将严重影响城市化进程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各种难以监管的非规范融资，从而埋下各种风险隐患。
传统金融体系范文4
关键词：金融体系效率；涵义；影响因素；提高途径
Abstract: To some extent, the structural reas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is the differentia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The US subprime crisis fosters the important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first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terminates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systematically. Secondly, the improving channels of Chines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re put forward. Finally, som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are pointed in the paper. The thesis gives new cl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in theory.
Key Words：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definition，determinate，improving channels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11-04
一、文献综述
资源配置与帕累托有效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命题，但却被传统理论所回避与忽视。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及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金融体系效率。中国学者在金融效率研究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分层次的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王广谦，1997）、引入帕累托有效的金融效率研究（王振山，2000），但未能将金融效率研究置于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之下，且偏重于理论分析。沈军（2006）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中国实证分析体系，但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祝丹涛（2008）从金融体系的国别效率差异的新视角来解释全球经济失衡，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中国为此付出了不少成本。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M2/GDP持续偏高、外汇储备持续攀升等金融失衡问题。对于中国高M2／GDP等问题，已有文献分析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M2／GDP比率的合理性（，2007），忽视对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的M2／GDP偏高可能是效率与风险问题的研究。2007年3月以来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形成了负面冲击，外部环境的恶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金融体系的失衡。中国改善金融体系失衡与抵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加强金融体系效率研究势在必行。
二、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
近年来，“金融是一种资源”的认识在理论界已形成共识。金融资源与经济资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特性表现为历史性、战略性、功能性、层次性、结构性、中介性、复杂性、渗透性、脆弱性、契约性、虚拟性与生态性等特性，这是金融效率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作为上述两种资源的延伸，金融效率与经济效率是两个紧密相连而又不能截然分开的重要经济金融范畴。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金融资源与效率分别是经济资源与效率的延伸，是经济资源与效率在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金融效率包括两个层次：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宏观金融效率）。所谓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微观主体的金融资源运用效率，侧重盈利性与静态性，从纯理论意义上讲，微观金融效率即为金融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是：微观金融效率构成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微观金融效率不能通过简单相加得到金融体系效率，只有通过系统综合才能形成金融体系效率。
金融体系效率的目标是金融发展，及以此促进的经济增长（包括宏观经济的其它三个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由于金融体系效率强调动态性和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与单一关注盈利性与静态性的微观金融效率相比更为重要，因此，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效率中的应予以重点研究的对象。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金融体系效率以微观金融效率为基础。②金融体系效率由金融框架结构、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环境共同决定（即金融体系效率的约束条件），是金融功能的演进与实现程度（即长期为金融功能的演进；短期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因此可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界定为金融功能的实现程度。③基于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关系，金融体系效率即为（主动）适应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适应（协调）程度。
不可否认，金融体系效率的定义具有动态性。随着金融与经济由跟随型关系向主动和先导型关系的转变，以及所带来的金融功能的拓展与提升，将给金融体系效率赋予新的内涵。
三、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
王振山（2000）在没有严格区分微观金融效率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前提下系统考察了金融效率的约束条件，即影响与决定金融效率的内生与外生因素，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各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内外影响因素是存在逻辑因果关系且影响权重不一的，因此，对影响与决定金融体系效率的多种因素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近年来兴起的金融生态研究将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互动关系作为金融生态系统，这对研究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大的启示。为此，本文进一步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与界定。
（一）金融（框架）结构
所谓金融框架结构是指当金融系统尚未运行或停止运行状态时金融系统内各组分之间的基本联接方式，但静态的金融框架结构是不存在的，实际中只能近似地用运行金融结构来代替，而这种金融结构已经反映了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较多信息。
（二）金融运行机制
金融运行机制除财政机制与（金融）市场机制外，政策性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是两种重要的金融运行机制。此外，虚拟金融与金融中心这两种金融运行机制不容忽视。
（三）金融生态（或称为金融生态环境）
影响金融效率的环境因素包括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其中金融内部环境主要包括微观金融的宏观金融结构环境、信用条件、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监管等方面；金融外部环境由经济、社会、政治、法律、自然环境以及外部开放环境等构成。
（四）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一般是指包括法律、会计程序、交易组织及结算设施，以及治理金融系统参与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管制结构。一方面，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改善有赖于金融变革、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的推动；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涉及到金融内部环境与金融外部环境的各个层面，从广义角度可将其归于金融生态环境。
（五）金融推力
金融结构与金融内部环境受制于三种推力：一是外推力（金融自由化，即金融变革）；二是内推力（金融创新，含技术创新推力）；三是规则推力（金融开放）。三种推力形成的合力带来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内部环境的变化，与金融外部环境一起决定与影响了金融系统的效率；换句话讲，上述合力带来了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导致了金融效率的变化。
（六）金融发展政策目标体系
从金融发展的政策目标体系（图1）可见，有效的金融三种推力构成的政策手段将通过优化金融结构、健全金融运行机制、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实现金融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七）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
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详见示意图（图2）。微观金融主体处在金融系统的内核，宏观金融结构、金融的内外部环境构成了微观金融主体的金融生态环境，而金融基础设施构成了金融系统运行的基础，金融系统在三种推力的作用下，遵循相关的运行机制，由此形成了金融系统的大循环。
四、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途径
既然金融体系效率是金融发展理论的精髓，金融体系效率是联系金融改革（及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中介与核心目标，没有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的任一举措是绝对不能与金融发展划等号的。那么，如何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呢？
我们认为，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充要条件）可归结为实现金融体系效率的协调（与统一）。以中国实践为案例，阐述如下：
（一）实现金融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协调
金融效率是质性发展与量性增长的统一，这是金融效率的首要协调。金融快速的量性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经济起飞与金融成长初期的普遍特征，较高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往往被当成金融“发展”的成果，但随着金融成长的深入，其中已隐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对中国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是不可或缺的，但提高金融的质性发展是保持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二）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的协调
金融资源论将金融资源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整体功能性金融资源、实体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货币或资金，金融资源的层次性决定了金融效率也应划分为相对应的三个层次。
近年来，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因此，在实现各层次金融资源协调的同时，提高高层金融资源（包括金融制度、金融信息及金融信用等）的配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金融改革的现实表明，高层金融资源建设的缺失是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的主因。
（三）实现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微观效率的协调
金融微观效率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但金融微观效率的提高只是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只有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才有可能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也只有实现金融宏微观效率的协调与统一，才能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中国金融效率均相对较为低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从系统与战略的高度认识金融问题，在努力提高金融微观效率的同时，重点关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
（四）实现正规金融效率与非正规金融效率的协调
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金融压抑是普遍现象，这也是金融深化论研究与拟改造的对象。从正规金融资源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实际部门贡献存在严重的偏离，非正规金融是对金融压抑的“灰黑色”金融创新，为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提供急需的金融给养。对非正规金融，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因势利导是合理的选择。
（五）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为具有虚拟经济特征的产业，但一般虚拟经济主要讨论金融业的虚拟因素。虚拟经济产生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及一定程度的金融工程化的全球经济金融大背景下，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加深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主因。虚拟经济在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累积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后的恶果，因此，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势在必行。由于中国金融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在原生金融尚未发育完全的情况下，盲目引进金融衍生工具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六）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
二十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曾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金融系统比较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并无优劣之分，因此，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协调，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统一，是提高金融系统效率的保障。中国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观点已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七）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
政策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的对称，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性与公共产品性、财政性与金融性、克服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的巧妙结合，优化了一国的经济与金融调控体系。鉴于此，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协调有助于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中国从1994年以来的政策性金融实践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立政策性金融、使其作用更加显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八）实现金融改革、创新与金融开放的协调
金融改革创新对内，金融开放对外，借鉴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可将金融改革、创新与开放看作操作目标，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发展看作最终目标，金融效率则是联系两者的中介目标。一方面，中国金融效率相对低下，金融改革与创新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对服务业开放有承诺，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金融业能否尽快提高效率已成为事关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性问题，实现金融对内改革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刻不容缓。
五、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
本文在阐释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上，对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提高中国金融系统效率的途径，在理论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毋庸置疑，金融体系效率的研究仍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本文给出了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1）金融体系效率与国际金融危机研究；（2）金融体系效率的微观基础研究；（3）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开放、金融安全、金融稳定、金融生态、全球经济失衡等命题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4）金融体系效率的测算与国际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沈军.金融生态与金融效率――一个二元视角下的理论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08，（1）.
[2]沈军，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_一个系统科学的新视角[J].财贸经济，2006，（1）.
[3]王振山.金融效率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4]祝丹涛.金融体系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J].金融研究，2008（8）.
[5].中国M2／GDP比率问题研究综述[J].管理世界，2007，（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评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Ross Levine，“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1997， pp.688-726.
传统金融体系范文5
关键词：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商业银行
一、金融体系的功能与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模式
中国金融改革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重要的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如果我们的改革事先没有一个模式的勾画，那么改革的方向将会不清晰，政策也会出现摇摆。我们现在有责任也有能力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应当追求的战略目标。中国的金融改革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之后开始进行了20多年，这20多年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达到我们追求的战略目标。在这20多年改革中，对于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有多种表述，比如教科书上说，金融体系应当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但问题是，这样一种模式是不是中国金融改革未来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做一些修改，甚至是重大的修改。
金融体系的分类标准非常多，有一种分类得到全球金融学家的认可，即从功能的角度分类。我们把金融体系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另一类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我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今天传统的商业银行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未发生质的变化。我国当前的这种金融体系能不能持续存在下去？能不能保证中国金融的安全而有效率？能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能不能使居民、投资者以及市场主体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我国当前的这个金融体系恐怕难以实现这些功能。
金融功能决定金融体系。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功能分为两大类：一是提供支付清算。贸易活动发达之后，支付清算非常重要，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必须提供支付清算的功能以提高全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实质上，商业银行形成之后这个功能已经具备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第二功能是媒介资源配置，这是因为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风险无法分散等原因，所以市场需要一个中介来完成从储蓄到投资的转化。早期金融体系受技术的限制，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地域发展，工业社会后原来的金融制度满足不了要求，所以现代股份制银行开始出现。上述两个功能是金融体系必须具备的。今天，金融功能升级了，上述两个功能仍然存在，但它们不是最核心的功能。最核心的功能应当是成长性最好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功能。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活动不但要具有支付清算及资源配置的简单媒介功能，而且更需要分散风险、对冲风险、管理风险的功能，以使整个经济体系能够安全运转。这是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具有的一个新功能。第二个新功能是将经济增长的财富通过金融体系表达出来。只有经过证券化处理的金融市场才有可能与整个经济增长保持动态的联动关系。
简言之，金融体系必须增加分散风险与管理财富这两个新功能，但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具备这两种功能，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非常微弱，因此，我们所要选择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即建立以充分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与未来金融体系三元素
自2004年起，中国的商业银行真正进入市场化改革。在此之前的20年中，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具有自我
循环的特征，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显然，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在资本市场平台上的，离开这个平台，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不会成功。从2005年起，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在境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必须的，同时，商业银行需要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商业银行改制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它的股权通过证券化的处理与资本市场相对接，进而成为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投资产品。
商业银行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之问存在着挑战、竞争、合作的关系。就挑战而言，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可以发行短期融资债券，这对传统的银行的资产结构会产生直接的挑战。从发行者来看，短期融资券的融资成本很低，与贷款相比利息下降了1％～2％。
如果一公司发行30亿元短债，那么就会节省3 000～6 000万元的财务成本，而且这种产品还是投资者喜欢的，因为会有3.5％～3.9％的利息收入。货币市场很多资金就会进行这种投资。老百姓在银行存款，一年期的利率是2.25％，还要交税。但进行这种投资不用交税，并且利率比较高。这实际上会对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带来全面的挑战。
商业银行还面临另一个更严重的挑战是公司债券市场。短期融资券是一年期以内的，公司债券是一年期以上的。它对商业银行传统的主体业务会产生正面的冲击。按照1983年企业债券发行有关条例，企业债券的发行当时是由现在的国务院发改委来审批的，所以在中国，发行公司债需要很高级别的领导来审批，比发行股票难得多。从目前看，政府主要是让国有大型企业发行公司债，这显然是极其落后的管理办法，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不仅仅是一个股票市场，它还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有厚度的债券市场，这个债券市场主要品种应是公司债券。没有一个公司债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残缺不全的，它就无法进行企业内部的资本结构调整，也很难使资本结构达到最优。所以公司债市场一旦放开，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带来的挑战就更加巨大。如果所有优质的企业都能够发行公司债，5年就能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5万亿元公司债加1万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就将“穷途末路”了，没有客户了，没有利润来源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商业银行从中问拿走的那部分利差太多，投资成本太高，所以投资者更愿意供需双方直接见面，把商业银行截留的利差交给投资者。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能做到这些，其中有很多理由。有人说，股票市场发展了15年，问题层出不穷，如果再把公司债市场发展起来，问题将会更多，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市场，风险控制的主体是投资者，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提供信息披露的标准，制定提供虚假信息披露的惩罚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来具体过滤市场风险，谁来过滤风险呢？谁把真正的信息给投资者呢？不是政府，而是专业性中介机构。政府
的出发点很好，致力于使投资者、老百姓不受损失，所以基本对每家上市公司都要进行审查，但实际上，这不是政府的职能。应该把过滤虚假信息的功能交给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位，社会中介也缺乏应有的诚信。我们很多中介的理念是为客户服务，实质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介的天职是为社会服务，为投资者服务，代表全体的投资者，审查投资对象的信息是否真实。如果是虚假的，中介就要提示。而我国的中介机构往往参与作假，把一个明明能看出来的虚假，通过专业技术做成很难看出来的虚假。所以，如何发展客观、公正、尽责的中介机构，包括会计事务所、资信评估机构等显得非常重要。没有合格的资信评估机构，公司债市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公司债市场的价格与信用高度相关。公司和公司之间的资产价格和筹资成本应有根本差别。
商业银行的确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一个没有商业银行体系支持的资本市场一定是弱小的。
其弱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这并不是说要商业银行通过提供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而是通过商业银行的转型，把原来储蓄客户变成代客理财的客户，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中国商业银行有很好的信用，并且愿意通过其信用帮助顾客理财。通过这样的过程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虽然瓶子还是那个瓶子，但是里边已经不是醋了，而是酒了，你不能再说它是一个醋瓶子。同样的道理，虽然名称可以是商业银行，但业务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原来的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了，其业务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未来的商业银行将成为社会的资产管理公司，在锁定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投资者的收益。金融服务是分等级的，资产管理是金融服务链条中最高端的服务。未来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应该是资产管理。到那时，我们的市场有足够的宽度和足够的厚度，市场上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可供组合，它可以有效地为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我有一个极端的想法，未来的金融体系大致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又宽又厚又大的资本市场，或许还包括货币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资产市场或资产池，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个市场进行资产组合。进行组合就需要资产管理公司，所以，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金融机构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是保险市场。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保险不属于金融，只不过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阶段把它归到了金融体系中。有人认为，还需
要有中央银行来发行货币，我甚至认为，未来货币不见得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实质上是一种可交易的信用。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大企业，只要发行了可交易的信用，就可以视为货币了。未来的金融业可能就是这样的框架。
如果金融体系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金融就是安全的了。虽然市场每天在波动，但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市场。中国需要一个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而不是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虽然由于资产负债的证券化，而使市场每天都在波动，但其貌似风险，实质安全，因为它在波动中释放风险。金融不能消灭风险，但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市场结构的安排来分散风险、降低风险。金融是永远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只要从事金融就不可能没有风险，只不过风险大小不同而已。风险大，其收益预期就大；风险小，其收益预期就小。我们永远不可能有收益很高但风险很低的产品，也不可能有收益很低但风险很高的产品。如果有，就说明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市场波动。很多投资人不愿投资股票，依我看，股票是目前最好的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因为股票的收益明显高于债券。可是在中国，我的这个理论有时得不到验证。我认为，我的理论逻辑没有错，可现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思考的是，到底应该修正我的理论，还是改革现实。
三、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与股权分置改革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会出现很多问题。资本市场要发挥功能，必须要有规范的制度安排。中国的资本市场难以发挥基本功能，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有制度层面的，有文化层面的，有政策层面的，等等。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翻过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的信用文化严重缺失了，甚至到处存在作假。在这种文化下，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很困难的。因为没信誉，从而不可能建立起发达的委托-制度。没有发达的委托-制度，资本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另外，我们有点钱就存进银行，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当然我不相信“文化决定论”。我确信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文化会逐渐发展起来。第二座大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法律体系属大陆法系，一般而论，大陆法系更强调公权力，对市场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不过，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们法律制度的架构虽然还是大陆法系，但在微观之处也在逐渐吸收英美法系的某些内容，这将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第三座大山就是我们强大的商业银行。我国资本市场只是一只小猫，旁边站着却是商业银行这只老虎。资本市场受到了强大的商业银行的压抑。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我本人是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推动者。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开始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们终于发现存在缺陷的制度设计，即股权分置。从理论上说，股份公司的股东是有共同的利益取向的，是平等的，都是按自己的股份取得权利。但是股权分置却把股东之间的利益取向变成股东之间的利益对抗。在这种制度下，大股东的利益来源于对
中小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剥夺。在股权分置的条件下，大股东有巨大的收益却没有相应的风险，而中小股东有巨大的风险却只有较小的收益，违背了收益与风险匹配性原则，从而使上市公司以及整个资本市场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我们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原因。
传统金融体系范文6
一、金融体系转型重构――“十二五”时期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重点
体系健全、体制改革和产品创新是现阶段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几大任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加速以来，我国加快金融改革步伐，着力于改革和完善国有金融机构体制及金融监管体制，解决了我国金融体系中的突出问题。“十五”时期围绕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挑战，我国金融业主要致力于国有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外竞争力，解决了微观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可以说“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国有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问题。“十一五”时期，主要致力于提高金融结构的对内服务能力，围绕改进金融服务，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可以说“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产品创新”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现有金融体系范围内进行了比较快的金融产品创新，但金融体系创新与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制改革不平衡、不协调。因此，我们认为，“十二五”时期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应该着力推动“体系完善”。要在进一步完善微观体制、加快产品创新的基础上，推动金融发展转型、体系重构与功能完善。据此，“十二五”时期要不失时机地将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工作的重心从微观层次的金融“改革”转向宏观层次的金融“发展”，即从健全国有金融机构的微观体制、创新金融产品等转移到健全国家整体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服务功能等方面来，要以金融发展为中心，统筹安排金融改革、发展、开放和监管等各项工作，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对金融改革与发展思路的方案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要结合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反思，对前一阶段的一些金融改革与发展思路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调整。必须充分意识到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地位虽然在逐步上升，但仍处于配套和从属的“服务”性质而不是先导或独立的支柱产业。从金融服务需求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需求仍然是融资等基本功能，尚不是衍生的附加功能。从金融供给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能够做的也主要是在本土市场上为国内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等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是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金融机构竞争，更不是为了金融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循环。必须毅然决然地告别金融、洋媚主义与华尔街拜物教，勇敢地放弃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客观需要、压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本土化探索与创新、生搬硬套外国尤其是美国经验的为学习而学习的理念和做法，让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首先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只是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微观需要或金融业自我循环、自我发展的行业需要。
因此，“十二五”时期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不仅要考虑金融机构自身的需要，也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综合权衡金融服务需求方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利益与需要。要把对国内企业和公众的基本金融服务放到更加优先的地位，着力增强金融体系的服务功能，要以服务金融为重点，稳步发展衍生金融，加强和保障基本金融服务，全面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设计金融改革方案和发展思路，要在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和金融监管体制“两大改革”的同时，重点推动金融体系“四大转型发展”和不发达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等“两个重构”，加快形成结构健全、功能完善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体系，逐步实现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向银行、证券市场和创业资本等并重、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相结合的金融体系转变，以及从主要服务国内生产制造活动的封闭金融服务体系向支持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开放金融服务体系转变。
二、“十二五”时期推动金融体系转型重构的主要任务
一要加快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推动从以大银行为主向大中小银行共生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银行体系转变，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外经验表明，银行体系尤其是大银行体系能够比较好地支持风险比较低且分布均衡的传统制造业的规模生产，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可以为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初中级阶段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目前我们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推进阶段，银行业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十分必要。作为具有“大一统”传统的国家，我国对大银行具有天然的偏好。虽然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观点主张对四大专业银行进行适当分拆，但在90年代以来的流行思潮和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马不死”理论支持了四大银行的大一统改革方案，巨无霸式的银行业产业组织结构得以保留。从我国现阶段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来看，除了不利于改进对中小企业、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之外，还存在以下不能忽视的主要问题。
一是大银行体制具有风险纵向集中作用，不利于风险分散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大银行体制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放大作用。大银行体制存在贷款收放的同步效应，一收俱收，一放俱放，容易出现一收就紧一放就松的现象，且只能对大企业进行批发业务，而不能从事更多企业真正需要的零售业务，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三是大银行体制对区域不平衡具有放大作用。大银行通过非市场性的资金纵向调拨将不发达地区资金向发达地区进行调拨，造成了不发达地区资源的非市场性流出，不仅不利于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构成了对不发达地区的剥夺。为了改变大银行体系的弊端，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地方性中小型银行和其他信贷服务机构，逐步形成大中小银行共生并存、多层次多元化的银行业组织结构。
二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从传统金融体系向创新金融体系的转变，促进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国外经验表明，创业投资、证券市场等新兴资本市场比较适合风险较高且分布不均衡的新兴产业的柔性生产，有利于推动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也表明，现阶段的金融体系对大规模基础设施和一般性产业发展项目支持比较有效，但对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利，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减，对创新红利的需求将逐步得到重视，对创业投资等创新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创业投资发展将迎来真正的历史机遇。
三要探索发展地方公共机构债券，推动从工业化金融体系向工业化、城市化金融体系相结合的转变，为城市化进程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如果说银行和股票市场是推动工业化的重要金融支持平台的话，那么债券市场尤其是地方债券市场将是支持城市化的重要平台。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基础设施具有一次性投入、多代人使用的特征，通过长期债券融资既可以解决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资金需求，也有助于将多代人使用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在几代人之间进行均衡分担，实现代际公平。“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必将产生越来越多的融资需求。如果不能在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方面有所突破，不仅将严重影响城市化进程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各种难以监管的非规范融资，从而埋下各种风险隐患。为此，我们建议，必须正视并正面回应地方城市化的正常融资需求，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公共机构债券融资制度，为地方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提供规范的融资渠道，在有力支持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化，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