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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现象范文1
关键词 教育公平 社会阶层固化 破解
党的十报告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对待弱者的态度考验一个社会的良心，能否使资源惠及弱势地区和弱势人群，考验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良心。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是实现阶层向上流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根血脉。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确保公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同质的教育资源，维护教育公平，维持其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功能，是保持社会稳定、健康、和谐的重要路径。教育的优先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更能起到基础性的推动作用。为此，笔者在教育化解阶层固化现象中的作用作了以下思考。
一、教育公平成为社会底层上升流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教育公平能够促使社会分层更加充分，并且推动底层阶层群体进行上升流动。教育要能够使社会群体成员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享有平等权利获得教育资源，最后能够使受教育者得到学业上的成就。因此，教育公平就包括了社会个体接受教育整个过程的公平。教育公平对社会分层流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这种社会分层流动包括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教育公平对社会分层流动更多地体现在垂直流动或称为上下流动，就是使不同阶层群体实现阶层之间的流动。教育公平能够促使社会底层改变社会地位，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分层流动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称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个体成员的教育成就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的质量，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的教育知识和培养的技能比例处于上升态势，这样具备了知识和技能的社会成员，同时具有良好的素养和道德水准，才能获得社会阶层的上升，教育公平实现了构建社会阶层结构的功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公平成为社会阶层实现其自身利益的一条途径。教育公平促使社会阶层的流动，较低阶层的成员通过优异的学业通向了社会上层阶层。
二、教育公平强化社会阶层的流动
通过教育公平能够强化社会阶层的流动，也有利于社会的平衡发展。社会底层群体成员评价良好的教育获得了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机会，将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得常态化，缓解了社会底层对社会制度的压力。此外，通过教育公平获得上升的群体成员，也获得了社会优质资源，对未来发展具有很大帮助。因此，教育公平能够加快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成为社会群体成员的愿望。
当前，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更加重视知识和教育，以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分层流动功能，成为时展的主流，社会阶层的划分倾向于社会群体成员的教育水平，知识素养以及科技技能，以此为标志引领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分层。通过最近些年我国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来看，呈现逐步上升态势，这说明更多的青年人积极学习，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希望获得公平的社会教育资源。青年人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以往有大幅度提升，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突显，教育成为改变青年人的人生轨迹的重要支点。因此，这说明了教育公平能够更加充分地促进社会分层流动，这种功能正在得到强化。通过公平的教育，社会底层群体成员才能获得教育机会和实现学业成就，推动社会分层流动的实现。教育公平能够使这些底层群体成员获得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都公平对待，提高下层阶层的成员通往上层阶层的信心。
对于我国的教育公平方面来说，通过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实现了教育起点的公平。这样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我国教育的资源配置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在教育过程上面，国家的教育政策照顾到各地区的教育资源，如教师、教学设备和教育经费，使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员都能够正常地进行学习，充分利用好教学资源。而在教育结果方面，社会和企事业单位都重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给予就业和升值的机会和空间，为这些底层社会成员的事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三、教育公平使社会阶层固化转向社会阶层的合理分层流动
我国各阶段的教育，虽然还存在着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但是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都能够可持续地培养低阶层家庭子女，为广大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得到了志愿者教师的支持发展，使优质师资的资源尽量合理配置。教育结果公平促进社会分层流动，不同学习能力和智力水平的学生都能够实现与其天资和潜力相应的教育成就，这种教育结果公平合理成为社会分层合理流动的前提，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各地政府和用人单位应对大学生就业制度方面，放在关注大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等学业成就层面，以在求职就业中发挥学业的分量，有助于下层阶层的群体成员凭借优异的学业成就向社会上层流动，努力实现教育结果公平，以消除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转向为社会阶层的合理分层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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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现象范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生态; 完善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4-0058-05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本身的问题,仅在教育系统内是无法求解的。现实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很难用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解释清楚,单一的因果或矛盾关系的原则也无法解决。但生态学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却对上述问题现象的解释、解决,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这就意味着“生态”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理念、研究方法和文明观,成为一种观照人、自然、社会的观点的学说,并为相关学科提供理论指导”。[1]
用生态论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把人的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发展中的一次突破与进步。建构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促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的构建、逐步完善与成熟。
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现状述评
生态(Ecology)一词来自于希腊语Oikos(即房子、住所)和Logos(即学科或讨论),生态的原始含义即指生物(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学也即研究生物与其所存在的环境关系的科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生态”这一概念时,它只是一个生物学的范畴,是研究生物与其所存在环境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生态论突破了自然环境的范围,被运用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在生态概念发展中实现了从生物学的概念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次飞跃。可以说,当生态发展到人和自然的普遍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已经有了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当生态作为一种新的方法逐渐从自然科学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生态概念实现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与理念到向整个文明的渗透与提升的第二次飞跃。并成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文明价值与文化价值,以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曾预言,后现代文明时代应是“生态时代”。
1.国外教育生态研究现状
20世纪初,生态论已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独立科学。教育生态最初以“教育环境”的研究出现,例如1932年美国学者沃勒(Waller,W)在《教育社会》中提出的课堂生态学生态论概念。“生态学”一词在教育研究中的正式使用,始于英国学者阿什比(Ashby,E)在1966年提出的“高等教育生态学”(Ecologyof higher education)的概念。随着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在《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渗透到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Eggleeston,J)的《学校生态论》(Theecologyof theschool)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为主旨。
20世纪下半叶,教育生态研究的重点是将教育放在日益被重视的环境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中来考察。这时期最杰出的生态学家当属鲍尔斯(Bowers,A.C.),他主张建立一个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强调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培育学生的生态意识。微观学校生态学研究的代表约翰・I・古德莱德(John I・Goodlad)从管理入手,统筹各生态因子,将学校看成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尽管西方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一词,但其在道德教育中注重后现代思潮对道德教育的影响,致力于引导学生接受道德的差异性。如鲍尔斯(Bowers,C.A.)强调文化与社会环境和谐相处,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则主张建立各种社会责任感。现代西方女性教育学的杰出代表马丁(Martin,JR)在《未来内部平和的教育》一文中,提出道德教育目标不是从自我发展出发,而是从社会从发,在于整个社会充满和谐。这意味着西方道德研究集中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社会因素上。[2]
2.国内教育生态研究综述
教育生态学的胚芽早就根植于古代的教育之中,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话语,说明他当时已经意识到环境因素对教育的作用与影响。“孟母三迁”更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教育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生态研究始于台湾师范大学的方炳林。方炳林在《生态环境与教育》(1975)中试图通过社会、文化、家庭等各种生态因子与教育的关系及对教育的影响的考察来建构教育生态体系。李聪则在《教育生态学导论》中则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对台湾教育的诸现实关系进行反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教育学界的主体性理论则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肯定师生都是主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90年吴鼎福与诸文蔚合编的大陆第一本《教育生态学》,其生态色彩比较浓,借用了很多生态理论概念和术语。1992年,任凯和白燕的《教育生态》两部专著,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深入地分析了教育的现象。2000年,范国睿的《教育生态》着墨于文化、人口、教育资源等因素对教育的影响。这三部专著多从理论层面研究教育生态,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背景。但就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和德育生态的研究进程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形成集中、系统的规模。国内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研究。易连云、张敏德在《德育生态环境研究》(1996年)把德育生态分为物理、生物、社会和主体环境,旨在建构德育大环境。高正荣的《论道德教育生态环境》(2002年),把从属于文化生态环境的道德教育生态划分为道德理念生态环境、道德教育生态环境、道德行为生态环境。邱柏生在《充分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关系》、《高校政治理论课建设要有生态观点》等文中,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方法,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问题,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依社会活动形态来分可分为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和文化――心理生态环境;依政治文化结构来分,可分为主流意识形态生态环境和亚文化生态环境;依意识形态的运作状况分,又分为导向生态环境和取向生态环境;依教育过程的生态环境来分,可分为社会方面的生态环境、心理方面的生态环境和控制方面的生态环境,等等”[3]。
第二,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生态”差异,提出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化。邱柏生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研究,既不是指现今人们通常所指‘生态文明’中的自然生态,也不是指这一学科原先对社会环境组成要素的一般研究,而是突出全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协调整合关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作用之分析”[4]。正如戴锐所说:“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相比,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考察更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5]。这种对思维方式转换的关注,触及了生态问题的核心。因此,“如果能够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将会对环境有一种新的理解”[6]。即“以生态论而不是环境观点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转换”[5]。思维方式的转换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
第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和德育生态自身系统,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间的耦合。戴锐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分为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宏观圈层和组织内部生态微观圈层来研究其内在逻辑关系及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 [5]宣仕钱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互动与耦合》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它既是诸要素互动的过程,又是诸要素相互耦合的过程。
在德育生态系统中注重对思想道德教育、教育内容、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生态规律进行研究,从道德理念与教育模式的生态视域来研究德育社会生态规律。如,樊浩的《‘德’――‘育’生态论》将德育生态分解为‘德’的生态和‘育’的生态以及德育生态,他将现代德育环境的无力感的根源看作是德育生态危机所致,即现代德育理念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矛盾是导致“德的无奈,育的无力”的根源。德育模式必须与德育理念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个别要素的适应,而是生态的适应。华中师范大学朱家安的博士论文《德育生态论》以德育主体的主体性演变历程为切入点,对德育生态性进行探索,论述了德育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过程和功能,建立德育生态理论体系及德育生态实践模式。
第四,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基本局限于国家“原生态”的逻辑框架内构建的,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仍然无法改变“上下脱节”、理论与实践“断裂”的现象。为了让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深入到“草根”――这个厚重的基层,增强其实效性。学术界拓宽了研究视域,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拓展到社会生态。
首先,重新厘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概念,以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涵容量。笔者曾在《反思与重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界定与价值》、《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社会生态环境优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等文中,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观点,论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可通过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彼此消长之中,来改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垄断的“原生态”的以政府、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重构一种新型的、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衍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体系,以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单一现状。它坚持以人为本、解放思想、重视民生、持续发展的原则,走国家与草根上下勾连的路径,有目的地加强草根建设,达到社会稳定和谐。使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成为民族强盛的无形资产,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
其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草根性建设,丰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内涵。马克思指出,“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7],“由于理解是主体的一种创造性活动”[8]。所以,从不同的视阈出发研究同一命题,就会形成新的理解,发现不同的问题,获得多种的解释,使原理论得到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草根性研究就是基于上述原理而进行的尝试。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草根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变化,更要求注入新的内容,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化、具体化、生活化。通过正视现实,体察人的灵魂结构,找寻真理,发现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草根化的过程就是对主流文化的收集、增值、传播、再生产的自组织演化过程。
笔者曾在《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草根性》、《论思想政治教育草根性的学理基础》、《草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等文中认为,草根性的提出,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在《风险社会与草根建设》等文中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草根之间和谐共荣的理想生态模式。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改变了传统思维方式,寻找到新的理论突破口,使思想政治教育从上层转到下层,渗透到社会最基层,渗透到群众生活中,使两者成为有机结合体,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和智慧。对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建设现代化国家铺平道路。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使命。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存在的问题
透过目前的研究现象不难发现,教育生态研究还未切入生态的本质,简单套用“生态”之名者较多。所以,国内外这些研究成果中也明显存在以下缺陷:
1.概念界定不精确、不规范、不系统
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概念界定的科学内涵概括还不够精确、规范、系统。尽管在其外延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加以区分,但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还局限在国家“原生态”范畴内,没有充分的理论支撑,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原生态”与草根世界断裂的原因分析,大都陷于经验层面,缺乏本体论证明与哲学阐释。这势必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悬浮于上,不能深入到社会最基层,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上下脱节、无的放矢、流于形式的低质低效的问题。
其次,教育主体不仅仅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简化关系,它包含着各级政府组织部门以其行政职能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组织以其教育职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还包含着社会以其服务功能和文化建设功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即“草根教育”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有使前后两者达到上领下随、上行下效、互动互补、浑然一体的完美结合,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形成以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主的共同关心、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国家与“草根”之间任意穿行、协调发展的“光缆”。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应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中人的思想、道德、信仰、价值、传统风俗习惯、风气等相互关系的总和。它强调了“环境系统各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功能上的统一,含有系统、整体、联系、和谐、共生和动态平衡之意”[9]。
2.研究方法单一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存在方法单一问题,未能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划分,使得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网络简单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研究,缺乏从静态横切角度与动态纵剖角度两个方面进行整体思维方式来阐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笔者曾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结构的研究及划分,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与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但缺乏对这两者之间的全面联系认识,也就没有能够对生态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如何协同进化进行科学论述。当然也就无法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动态发展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系统,其生存与发展是和整体性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但却很难同时对各种社会生态现象进行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无法穷尽所有影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各种生态因素。只能从特定的视角进行概括和把握。但这并不等于孤立或静止地看待社会生态现象。因此,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整体价值,即强调静态横切和动态总剖的多种方法进行剖析。强调各部分的地位、价值的平衡,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
3.理论创新不够
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如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单一走向复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建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充实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立体多维的,人们可以沿着各种思路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在一种和谐、互动的理论争鸣氛围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繁荣与发展,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新的突破。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的意义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诱发出的一种新思路、新策略,是当代信息革命以及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因此,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也是一个创新性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实践意义。
1.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
如果说从环境到生态是思维方式的现代跃迁,那么从生态到社会生态则是新的研究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不是零散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存在的,它是一个关系网络、活动网络,存在于其中的是多主体、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互动,是一个复杂系统。必须建构整体综合、动态生成、富有自主品质的复杂性思维方式,才能正确、全面地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才在国家――社会的基本分析框架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进行扩展和具体化,即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理论创新,并将其更进一步具体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一个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空间的开发。它通过解放思想、转变思维和不断创新、构建理论新范式;通过关注基层,关注“草根”,做到真正面向人和现实社会。从诠释历史的合理性到关注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与立场,借助社会各方面力量,努力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氛围,来确保草根阶层的正常发展与尊严,开拓个人思想意识领域的和谐局面,弘扬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绘制真实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图景,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2.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社会秩序不是终极的道德价值诉求,其合理性需要人来确证,即人的尊严、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性潜能的全面挖掘和充分发挥,而且是人性整体的自由发展,就是人性对自然整体本质的占有,并且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关系基础上对人自身本质的充分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旨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中国的“草根”的问题,中国的事情有了“草根”的参与,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很好解决,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注重“草根”与社会生态的关系研究。草根阶层既是人才的来源,又是监督政府的最有效的保证。刘易斯认为,人们的思想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力资源的重要一环。木桶(短板)原理告诉我们,劣势决定优势。因此,将基层民众(草根阶层)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整个国家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相联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民众、社区组织、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社会、精英与草根之间的断裂现状,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穿越底层社会屏障的内在机制,是保证草根正常发展的有效方法、措施。“草根”这个底层的最短板没有被补齐,经济再高速发展也不能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相反只会进一步撕裂、扭曲这个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草根”建设,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穿越底层道德,打通影响广泛的民间生活常识的屏障,沟通说服、宣传引导人们。只有“草根”得到健康发展,才能保证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才能有效地、高质量地监督政府,促进社会进步。
其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厘清了“草根”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任何一种革命都是由现有关系与需要决定的。”[10]同时,这种需求永远不会停止。现实社会中,个体化进程实际上导致了社会性问题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而对于个体问题形式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不再到社会领域中去寻找他们的根源,而是到个体心理中去寻找解释。这就把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人问题。“只有把人对人的关系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我对你的关系加以考察,才能谈得上道德,只有他对自己的义务认为是对他人的直接义务,只有承认我对自己有义务是因为我对他人(对我的家庭、对我的乡村、对我的民族、对我的祖国)有义务时,对自己的义务才具有道德的价值。”[11]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笼统的关注人,而具体到一个人的利益与发展时又不关心他,这种宏观承认而具体上不作为,是虚伪的。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价值就在于,跳出主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道德伦理和精神视野关注社会和生活,扎根于民众生活中。将现实的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正确处理草根阶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草根”与精英发展的不可缺的相互关系。发挥草根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为他们搭建平台,创造机会,放低门坎,积极鼓励他们参与文化建设,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开放式的讨论,释放心扉。民众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参与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以实践自身创造性的精神需求,克服人们心理偏差和模糊认识,使利益矛盾得到缓和乃至最终解决。这是和谐社会建构的理想路径。
有人说, “生态”在“生”字,而不在“态”字。这“生”字使我们感悟到了教育生态圈中滚滚流动的血液。什么样的生态,养育什么样的生命。在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环境中,受教育者接受的不应是知识的堆砌,而是心灵相互沟通,是真诚与真诚、实话与实话互动。这种生态的营造更是思想者的责任。人类之所以不断地寻求构建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的路径,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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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现象范文3
近年来，各地中小学生陪读现象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之势，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陪读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时代产物和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产生有着多种复杂因素。正确认识陪读现象，深入分析陪读产生的原因，深刻剖析陪读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对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为更加直观、公正地了解陪读现象，本文通过对本地部分中小学学生家长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结合对话访谈、数理统计、文献查阅等方法对中小学陪读的形式、结构、时段及原因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陪读对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的影响。经调查研究发现：随着知识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中小学陪读现象呈上升扩大趋势，并逐步由农村向乡镇、由乡镇到县城、由县城到大中城市发展;陪读的原因错综复杂，陪读对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最后建议有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及全社会都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措施，研究制定具体对策，消除陪读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快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
陪读 利弊 社会学角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及家长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城乡中小学生陪读现象呈现出升温加速之势。据国家权威教育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有约五分之二的家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陪读现象。有的家长甚至不惜辞掉现有工作，全身心、全天候投入到对子女的陪读中，用心之良苦、用情之专一可见一斑。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大都市，举家迁移、择校而居，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加入到陪读的浩荡大军中。陪读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特殊现象，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尚无明确的定义。顾名思义，陪读主要是指家长为使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放弃现有事业，从生活起居各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根据陪读形式的不同，主要有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四种形式。临时性陪读，主要是指家长利用工作之余陪同、辅导孩子进行课业知识学习或对书法、美术、绘画、音乐等专业知识的学习给予陪同和帮助。阶段性陪读，主要是指在孩子学习的关键时期，比如在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等阶段，家长从学习、生活各方面给予照顾，晚上在家一起陪同孩子学习、接送孩子上下学，孩子住校期间经常性到学校看望等等。隐匿性陪读，主要是指家长表面上看似在工作，实际上以工作的名义进行陪读。全程性陪读，主要是指家长为了照顾远离家乡的孩子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放弃手头工作，在学校周边租房居住，全程陪伴的一种方式。通过对本地的150名中小学学生家长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56.2%的人认为家长在孩子高中阶段陪读最普遍，33.9%的人选择“初中”，仅有9.9%的人选择“小学”。关于家长陪读的原因，调查显示，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家长“望子成龙”（58.6%）、害怕孩子吃苦（55.7%）、便于孩子上学（46.2%）。受访者中认为陪读负面影响大的人员占据多数：其中排在前面的原因主要有：影响孩子个性独立（69.2%）、造成家庭负担重（46.8%）、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43.1%）、影响家长事业（39.6%）。
一、陪读现象的成因分析
陪读在我国有着较为长远的发展历史，它的产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来看，可从个人、家长、学校、社会四个方面来分析。
1.从个人方面看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国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压力过大，学生因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用于休息、娱乐、体育锻炼的时间被无形挤占，导致身体素质下降，生活自理能力缺失，对日常生活不能很好地安排和规划，客观上需要有人对其学习、生活进行照顾。此外，由于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生理、心理各方面机能发育还不成熟，自律意识、学习意识较差，在抵御不良诱惑、处理与其他同学的关系上能力相对不足，尤其对于那些远离父母在校住宿的小学生来说，如果没有家长的照顾和监督，很容易因为外界的诱惑或交友不善而误入歧途，耽误学业、影响健康成长，基于以上原因，有些家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陪读。
2.从家长方面看
一方面，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值太高，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成为父母和家庭的骄傲[1]。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家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不约而同地把读书学习作为子女成长成才的唯一出路。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什么都不重要，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左右下，陪读自然而然成为当下中国中小学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现象。
3.从学校方面看
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陪读现象的发展。很多中小学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办学的唯一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以成绩论输赢，重点班、实验班、尖子班等应试现象层出不穷。在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教师课堂教学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学生作业多、练习多，休息时间少、娱乐时间少，很多学生不堪重负，精神压力过大，家长看到这种现象深感无奈，为了帮助孩子很好地面对现实，缓解学习压力，只好走上陪读的道路。
4.从社会方面看
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是陪读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完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每年毕业生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就业压力。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只注重学历、毕业学校，只有在中小学打好基础、把学习成绩提上去，将来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学校，因此，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会选择陪读。此外，当今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小学生由于生理、心理、性格各方面发育还不成熟，自制能力不强，面对方方面面的诱惑时，缺乏判断识别，很容易被一些不良现象所迷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家长选择陪读，既可以监督孩子的日常学习，又可以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健康成长。
二、陪读的利弊审视
陪读作为我国教育体制催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和产物，牵涉家庭、人员众多，影响面积广、范围大，只有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陪读现象，既要看到陪读的积极作用，又要深入思考陪读的不利影响，才能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化提供有益借鉴。
1.积极意义
（1）陪读为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今中小学学生压力大、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部分孩子因天赋、性格、心理、身体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深感学习吃力，久而久之对学习产生了厌烦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甚至有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而产生逃学、旷课等现象，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家长选择陪读，不仅可以对孩子在学习上进行课后指导和帮助，对课上学习情况进行及时回顾总结，及时帮助孩子消除学习上存在的困难和疑惑，巩固学习效果，而且课余时间多陪同孩子，可以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及时纠正一些不良行为和嗜好，从而对孩子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另外，家长陪读，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保证孩子的饮食规律和生活规律，促进孩子的健康发育成长。
（2）陪读有利于深化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和交流
陪读为家长提供了更多的和孩子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家长可以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孩子的共同学习进步中。通过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读书，可以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增进相互间的感情，消除代沟，更好地取得孩子的信任，更深入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全方位了解孩子的性格、认知、爱好、兴趣，深入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变化，因势利导，克服逆反心理，消除不良影响，鼓励孩子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孩子健全的性格，养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同时，通过陪读，家长也可以在指导孩子的同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人生的体悟，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共同进步。
2.消极影响
陪读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陪读的弊端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陪读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陪读包含着家长对孩子的一种亲情。从道德伦理角度讲，这是一种真挚无私的爱。但陪读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的偏袒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孩子处在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的安逸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对父母、对他人产生依赖心理，这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是十分不利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孩子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不会勇敢去面对、去解决，而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甚至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不利于形成吃苦耐劳、独立思考、遇事果敢的良好人格，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
（2）陪读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中小学生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独立生活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存能力，是在后天的培养锻炼中形成的，而陪读会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家长对孩子生活、学习的一切都加以包办，孩子的依赖心理、等靠心理严重，缺少自己动手、动脑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2]，将来即使走向社会，由于缺少困难挫折的考验历练，缺少逆境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独立性的养成上严重缺失，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
（3）陪读对孩子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更好地适应社会、拓展发展空间、把握人生机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小学生学习之余，开拓自己交往空间，培养与人交往的能力，掌握与人交往的技巧十分重要。而陪读会对中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陪读环境下，孩子学习之余的交往空间缩小，家长往往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了孩子与人交往的心理需要。同时，家长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刻意把孩子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此以往，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孤僻怪异，不愿、不会甚至不敢与其他同学相处和交流，在集体生活、大局观念、团队意识、适应环境等方面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将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埋下严重隐患。
（4）陪读对孩子良好心态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自主性逐步增强。在陪读中，如果家长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以致超出孩子的能力承受范围，甚至不惜牺牲现有事业坚持陪读，无形之中就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长期下去，就会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一旦孩子学习成绩出现下滑，或者达不到家长的目标要求，孩子就会觉得对不住父母付出的心血而深感愧疚，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内心焦躁，影响到学习和身心健康。据有关权威机构调查显示，每年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患抑郁甚至自杀的学生已成逐年增加的趋势[3]。如何缓解孩子压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已成为教育学界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
（5）陪读对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学习品格是学生获取新知、提高学习效率、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品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孩子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塑造。陪读不利于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形成，陪读过程中，孩子一旦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去开动脑筋认真思考，积极求索，而是走捷径，去求助身边的家长。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在学习上产生依赖心理，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成为孩子学习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
（6）陪读在一定程度上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
陪读的过程实际上是家长做出自我牺牲的过程，这不仅需要家长付出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放弃自我休息和工作，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比如，在学校周边租房的费用，为陪读放弃现有工作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无形中都会给陪读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
陪读作为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催生的一种特殊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陪读弊大于利，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及全社会都要对陪读现象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均衡化发展步伐，实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为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和我国素质教育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迎来我国素质教育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 魏俊杰.可怜父母心，城镇“陪读族”扫描[J].家教博览，2010（9）.
[2] 唐春燕.孩子需要“陪读”这根拐杖吗[J].广西教育，2012（7）.
社会教育现象范文4
关键词：语码；语体；话语分析；合作原则；礼貌原则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165-03
一、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码转换现象日益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试图揭示语码转换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社会动机。但以往的研究多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的，面对的是各个年龄阶段、各个阶层的人。而对于大学校园内语码转换现象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大学校园这一“言语社团”入手，通过分析校园语码转换的具体实例，来解析校园内语码转换现象的原因、社会意义。
二、语码转换和话语分析的定义
语码指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广义上讲，语码转换是“指两种或者多种方言或方言的成分并置”Gumperz将其定义为“同一个会话语篇中交替实用的两种语言或者语言变体”，Valdes Fallis认为简单说来语码转换就是“两种语言的交替”。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特别是在法语领域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这个新领域与语言学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经济被重新定义的。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活动，正如它的内涵一样，它存在的前提是：特殊对象的生成、观念系统的状态、新颖恰当的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的框架系统的状态。
三、校园交际中语码转换的分类
校园交际群体有别于整个社会群体。这一群体，从构成元素上来说，学生和老师是它的代表；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年轻”是它的标签。所有这些自然属性决定了校园语码转换有其自身的类别和特点。
（一）普通话与方言间的语码转换
普通话是校园交际的第一“通行证”，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包括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都会讲普通话。而他们来自祖国各地，又都有自己的方言。因此，在日常言语交际中，必然会出现普通话与方言间的语码转换。实际上，这也是在校园这一言语社团中最广泛存在的一种语码转换，几乎可以发生在任何人之间。
小张：你认为我们老师的课啷个样？ （重庆话）
小雪：不啷个。（重庆话）。
小李：你呢？你觉得怎么样？ （普通话）
小明：还可以吧。（普通话）
（二）汉语和英语间的语码转换
首先，英语几乎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也加速了英语的传播，而这种传播也深深撞击着校园文化。因此，校园内的汉语和英语间的语码转换也比较常见。这种语码转换既包括普通话同英语间的转换，也包括方言与英语间的转换。它多发生在师生间和同学间。
S1：Hello
S2：What’s the matter？
S1：今天周末，去happy一下吧！
S2：不去了，没有money啊，怎么happy啊…
（三）日常话语与校园流行语间的语码转换
社会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变异时，总会提到年龄因素，可见年龄是语言变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新派方言（即年轻一辈的方言）的特点是有较多的方言成分，特别是新的词汇。而高校学生大多在20-30岁之间，他们年轻，具有创造力和模仿力。他们在自己共有的言语社团中，形成了自己某种独特的语言并广泛流传，这便是校园流行语。它的应用范围一般比较小，多局限在校园内或同学之间。
四、校园交际中“语码转换”的原因
（一）“语码转换”自身所具备的特殊言语交际功能
校园言语交际的许多现象表明，人们之所以“语码转换”，一个基本的原因便是由于“语码转换”可以实现一些特殊的言语交际功能，或者说，是“语码转换”自身的特殊言语交际功能所决定的。
首先，“语码转换”表现为一种交际策略，通过它，可以方便言语的表达。例如，老师之间评论一位同学如何聪明时，都喜欢说“他很cute”；当同学们互相评论对方的言行举止时，也喜欢说“噢，这真cool！”当篮球场上运动员连投不中或裁判误判时，观众不时地冒出“Shit”这个词，以发泄不满的心情。这里的原因大概是，“cute”、“cool”和“shit”都是英语人士常挂嘴边的词，由于经常接触（课堂上老师说，电视、电影里的人物对白中也大量使用），而且最能直接表达大家的心理感受，因而就自然而然地被从英语里借过来表达汉语语言环境里的同样意思。这样做，不仅方便了意思的表达，而且体现了年轻人崇尚新生事物的心理。
其次，使用“语码转换”还有助于强调或解释说话人的意思。我们通常碰到，课堂内外师生交谈时大量使用这种策略来帮助达到交际的预期效果。例如：甲同学从教学楼打电话回宿舍让他的同桌乙帮带本字典到教室，可是乙同学把答应过的事给忘了，惹得甲非常不高兴。他夹带着埋怨的语气提醒乙说：“You often forget something（你的忘性太大了）！”先用英语表达说话人的意思，而后又用汉语重述一遍，同时用两种语言先后表达同一种信息，这样做不仅起到“提醒”听话人的作用，还可以加强语气，强化交际的效果。
有时候，同一信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陈述，还可以起到解释和说明的作用。因为，词汇的表面意思是死的，是没有多少人用的，只有结合上下文学习词汇，才会学到真正的意思，交际里使用的意思。”由于语言思维习惯的差异，英汉两种语言中表达类似概念的词往往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种情况下，“语码转换”确实能够起到帮助说话人准确解释和说明话语意思，也有助于听话人准确理解和把握话语的意义。
此外，使用“语码转换”还可以帮助交际双方精确、形象、准确、逼真地传递信息。
最后，使用“语码转换”还具有弥补某种语言空缺的功能。如果某个思想或概念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中，而不存在于另一种语言当中，那么当两种语言互相接触，就会出现“语码转换”现象。因为其中一种语言弥补了另一种语言在这方面的空缺，这种现象是“语码转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例如“hippy”这个英语单词，指的是美国国内对社会现实抱有某中不满情绪的消极颓废派一员，其特点为蓄长发、穿奇装异服、吸毒、主张非暴力。在汉语里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它的意思，所以交际中不如通过“语码转换”直接说“hippy”，以弥补汉语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
（二）言语交际环境的需要
Wardhaugh分析“语码转换”时指出，制约“语码转换”的因素很多，很复杂，但是其中有三大基本的因素，它们是：交际的参与者（person）、交际场合（place）和交际的话题（topic）。在交际的参与者身上，体现着他的种族信仰和精神、性别特征、社会地位、角色心理、年龄心态、生活经历、同别的参与者的关系、语言态度和语言观等方方面面的特征。交际场合具体包括交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场合（正式，非正式）。交际话题则指交际过程中所涉及的题目和内容。必须指出的是，Wardhaugh这里所说的三大因素都是构成言语交际的环境因素，而且这三大因素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语码转换”的发生。
（三）社交的需要
每个语言使用者都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群体中，都是活生生的社会人（social man），他们的行为，包括言语行为，时刻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和制约，包括Grice所说的“合作原则”和Leech（1983）所说的“礼貌原则”等。为了顺应社会规约，交际者往往通过“语码转换”避免社交场合的尴尬。
“语码转换”还可以表明交际者的社会地位，这是社交中人们“转换”“语码”的另一个原因。例如，有些交际场合，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喜欢说上几句生硬的广东话或上海话，以表明自己有钱（会广东话和上海话，在一些人看来就是“阔老”的象征）或见识广（广东和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有一阵时间，在内地许多人眼力，能到广东和上海，简直就像出了国一样）。当然，说普通话时夹带几句生硬的广东话和上海话，也可能是讽刺广东人和上海人普通话不标准。
此外，我们发现，在考察“语码转换”的原因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双语者或多语者的心理状态，因为语言是一种能动的产物，不同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是人们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由于交际双方所处环境（语言的、社会的、文化的、地理的，等等）、职业、年龄、知识结构等不同，他们相互之间自然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而这种心理距离可借助“语码转换”或扩大或缩小。Giles&Smith曾经用“言语顺应理论”（accommodation theory）来解释这种心理现象，并指出了这种鉴于心理需要而实施的“语码转换”实际上有两种表现：语言靠拢（conver-gence）和语言偏离（divergence）。所谓靠拢，是指说话人调整自己的语言和语体，以便更接近谈话对象的语言或语体。所谓偏离，是指使自己的语言和语体变得与谈话对象的语言和语体不同。因为两个人交谈时，双方都希望自己的语言与对方相似，这样能增强双方之间的吸引力和理解程度，使谈话顺利进行下去。例如，四川的一位学生高考分数刚过国家规定的本科线。为了确保自己被录取，她去找一位老师帮忙。起初她用普通话与老师交谈。但是，当她在谈话过程中发现老师说话带有四川口音时，立即改用四川话与之交谈，结果谈话不仅更自然，老师也很爽快地答应帮助她这个老乡的忙。这个例子表明，通过调整自己的“语码”，与交谈对象在“语码”上保持一致，可以缩短相互之间的社会距离，也说明语言靠拢技巧的运用的确能够对言语交际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社会意义和结论：
（一）反映社交情景
语域是指一系列共同的行为规则（包括语言规则）制约的一组组典型的社会情景。在某种社会情景下，人们必定选择某一种语言、方言或语体。Fishman认为语域包括身份关系、地点和话题三个部分。Wardhaugh也指出制约语码转换的三大基本因素：交际参与者、交际场合和交际话题。
（二）折射社交心理
贾尔斯（H・Giles）和史密斯（Smith）提出的语言适应理论（The Accommodation Theory：语言趋同（convergence）和语言趋异（divergence）。
（三）结论
综上所述，校园中语码转换的出现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说话者面对语码转换的时候需要认清自己的社会身份，并做出合理的应答。不论是课堂上的还是校园交际汇总的语码转换都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对语码转换的合理使用可以更清楚地表达说话者的意愿，增加交际生活的乐趣，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学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Bhatt，R.M Code-switching：Structural model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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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语言教学中的语码转换研究和实验分析[J].外语教学，200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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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德春，孙汝建，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社会教育现象范文5
【论文摘要】 语码转换既是一种普遍而又复杂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交际策略。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适当、适时地运用语码转化，可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效率。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大学英语课堂中的语码转化现象进行了透析。
语码（code）是指人们用于交际的符号系统，既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语体或语域。语码转化（code-switching，简称CS）则是指人们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根据具体的交际情境进行的语码调整或转换。即从一种语言变换为另一种语言，例如从英语专用汉语；或从一种语言的变体变换为同种语言的另一种变体，例如从汉语的普通话到方言，英语的正式语言到俚语等。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语码转化是人们在双语或多语环境下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目的进行语码选择而发生的语言行为，是非常复杂的语言现象。在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大多数是本国教师，母语是汉语，外语是英语，是熟练的双语操纵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当运用英语所讲内容不能被学生理解或消化时，为了教学的顺利进行，教师会转而运用和学生同为母语的汉语进行简单、易懂地讲解，方便学生理解和掌握。同样，学生在运用英语进行思想表述或回答问题遇到困难时，也会很自然地向母语求助，自动地停止运用英语进行交流。总之，在母语为汉语的大语言环境下进行英语教学和习得，作为同时具备英汉两种语言能力的教学双方，在进行相互交流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语码转化需求，出现语码转化现象。所以，研究和探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码转化现象，有助于课堂教学和师生交际的顺利进行，对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效率和效果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1 语码转化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优点
1.1 对应译词
英汉分属不同的语言体系，汉语为汉藏语系，英语为印欧语系，因此，英汉两种语言不但在语言文化背景上有很大差异，而且也存在着很多文化局限词和部分对等词。在英汉互译时，这些词汇在目标语言中没有对应概念的词汇，只能利用语码转化进行音译。例如，英语中的flash（原指闪光灯，现多指利用计算机制作的动画短片）、fans（热情支持某人、某事或某项运动的人）在汉语中被译为“粉丝”，hacker（专门利用电脑网络搞破坏或恶作剧的人）汉语译为“骇客”或“黑客”；汉语中的“功夫”、“豆腐”、“乌龙茶”在英语中分别被音译为kungfu、tofu、oolong等。 美国语言学家维多利亚·弗罗姆金（Victoria Fromkin）提出的简约原则（the theory of least effort）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减少麻烦。语码转化的目的正是为了达到“省时、省事、简练、快捷”的方便简约目的，其中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是影响语码转换的三个重要因素。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中语码转化的分布情况和转化数量并不是恒定和均匀的，可以是在课堂中的任意时段，也可以是一两个单词、一两句话语或者大量的语段。但是，转化的目的皆指向简约原则，即服务于课堂教学，力图加强师生沟通，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效果。
2 大学英语课堂中的语码转化现象社会语言学分析
2.1 交际目的
课堂教学是一种有目的的、特定的社会语言交际行为，在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上，教师需要运用英语向学生讲解词汇、语法、文化背景等语言知识，但是，对作为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用英语吸收知识信息的能力远不及母语思维能力，因此，在遇到一些复杂的语法、词汇或难懂的背景文化知识时，教师会进行语码转化，以提高教学效率。例如，在学习四级高频词汇pose时，可以这样讲解：“‘pose’is an important word，you can use it in many situations，for example，pose a question，pose a threat，pose sb./sth. etc. Actually，pose is not strange for us，in Chinese，when people are taking photos，we usually say‘来，摆个pose’。这个pose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单词pose。”通过语码转化，既可以让学生直观理解，节约课堂时间，也可以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2.2 顺应心理
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的语码转化是顺应心理的产物，使用语码转换或语言变体是人们社会心理的反映。在大学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语言行为不但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和制约，同时也受到教师角色的制约和约束。比如，教师课堂教学中具有以下职能：授业解惑答疑、维持课堂秩序、活跃课堂气氛、增进师生情感等等。因此，教师在强调重点知识时除了会用英语详细讲解外，还会用汉语进行重复，加强强调，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另外，在课堂上进行语码转化还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拉近师生距离。例如，在联系英汉互译时，当一位学生完成翻译后，教师可以这样发问：Who want to pk with him？any volunteers？怎么样，我没有out吧，我还知道pk呢，谁来说一下自己的翻译？这对你们来说应该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啊。由此可见，诙谐的话语不但让沉寂的课堂氛围荡然无存，而且激发了学生们的竞争和参与意识，也为学生们营造一个出轻松愉悦、重在参与的英语学习环境。
社会教育现象范文6
摘要：社会考试是一种以技能考核、水平测试和资格认定为主要标志的非学历考试，近年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比较社会考试和学校考试在内容和方法上的脱节现象，分析了造成两者脱节的原因是由于所从属的考试目标和功能的差异造成的。
关键词：社会考试 学校考试 学校教育
近年来我国非学历教育发展迅猛，社会考试因其周期短、见效快，考试形式灵活、开放，已日渐成为与学校考试并行的重要考试类型。但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在内容、方法上存在某种脱节现象，对学校教育的教育教学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如何协调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之间的关系，发挥社会考试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作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的脱节现象
(一)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内容的脱节。
社会考试内容具有高度的应用性和时效性，它根据社会发展不断调整考试内容，推出新的有针对性的认证考试。如计算机等级考试、2004年教育部考试中心推出的“调查分析师证书考试”、“劳动与社会保障职业资格考试”等，都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考试项目。
(二)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方法的脱节
社会考试方法多样，学校考试方法较为单一。社会考试采用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法，其中笔试针对应试者的知识层面进行，着重考察应试者掌握知识的广度、深度和实际运用的能力；面试是考察应试者的职业胜任能力和个性特征。学校考试通常采用单一的笔试形式，并且多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学校考试注重理论知识检验多于实践类知识，卷面考试尤其是闭卷考试难以完全准确地反映学生的表现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脱节现象原因分析
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在考试的行政功能、经济功能以及调节功能上存在差异。首先，考试的行政功能是指考试在提高国家行政治国效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学者亚尔保德·兰认为，考试在现代管理中的行政职能是多方面的，它是“一种推进各种社会事业的良好法则”。1、“每种考试都包含一种以上的功用。”2、社会考试的行政功能作用明显。社会鉴定个体是否具有新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是通过社会考试。此外，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各种职业的专业性日益加强，尤其是具有很好发展前途的职业，其职业标准更高，社会考试鉴定个体是否符合职业标准的作用更为明显。其次，社会性考试一方面引导人们把投资取向由生活消费向人力投资倾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加快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相比，国家投入资金低，既降低了社会性专门投资，减少了考生的自我投资，同时社会各部门通过社会考试按需选材，实现人事相配、职能相称，获得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最后，“考试是作为一种有系统的社会活动参与社会整体运行的，它必须按社会母系统的运行规律调控自身的运行，同时又以其特殊结构所固有的功能作用于相关系统，从而构成社会母系统正常运行的一种协调机制，即考试的调节功能。同时，考试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具有调节与控制的作用。”3、社会考试调节功能体现在使学校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规格和质量上切合社会需要，平衡社会人才供求标准，反映社会人才需求和检验人才评价质量
三、由二者脱节现象反观学校教育
(一)学校考试内容应由“死记”走向“活用”
学校考试内容受到教学内容、评分标准的限制，通常是“死”的成分多于“活”的成分。学校为适应高考所作的大小考试皆针对学生注意力、记忆力的训练，而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相对被弱化了。学生在工作岗位上需要灵活掌握专业知识并能够实际应用，学校教育如果不能和社会接轨，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就会导致学校培养的人才不能迅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学校考试方法应由“单一”变为“多样”
任何一种单一的考试方法只能针对某一特定考试的需要。其功能的发挥有局限性。随着学生的评价机制由单一走向多元之后，单一的考试方法就需要被改革。学校考试应根据目的、内容的不同需要采取结构化的方法进行测试。可以将口试、笔试、操作、表演、调查、情景模拟、实验、设计、成果鉴定等方法进行有机结合，使各种考试方法优化组合，发挥彼此的最大作用，以促进学生的身心素质全面发展。
(三)学校教育应以教学目标为主导、社会考试为引导
编辑整理本文。
首先，学校教育应以教学目标为主导。学校教育是一个整体，教学、考试、学习都是学校教育的结构要素，学校教育应正确体现学校考试的教育性、目的性、竞争性，围绕学校教育目标作好学校考试的工作。其次，正确处理好学校教育与学校考试以及学校教育与社会考试两大关系。社会考试反映的是社会需求，它的导向作用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学校教育必然受制于社会考试的导向作用。同时，学校考试不能完全受制于社会考试的制约，更不能成为制约学校教育发展的因素。
(四)加强学校考试的反馈作用，优化考试环境
首先，学校考试是对学校教育教学效果的检验，具有反馈作用。提高充分开发和科学利用学校考试信息的能力。对于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优化学校考试环境。学校考试环境分为内、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指学校教育中的人认识、理解和利用学校考试反馈信息的环境：外部环境是指学校教育外部的社会各界人士，主要包括家长、用人单位认识、理解和利用学校考试反馈信息的环境。优化学校考试的环境，也就是为学校考试提供一个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同时，学校教育也应该负起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学校考试，科学设计、实施学校考试以及有效利用学校考试信息的责任，并将这方面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现阶段，学校教育应该结合社会考试的特点来改进自身存在的不足，正确处理好学校考试与社会考试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以考促学，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廖平胜，《考试是一门科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1
[2][英]罗伯特·蒙哥玛利，《考试的新探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