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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范文1
2013年9月27日印发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第三条第二项对与试验区相配套的税收政策做出了相应规定，具体规定如下：
（一）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
第一，注册在试验区内的企业或个人股东，因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缴纳所得税。
第二，对试验区内企业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企业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奖励，实行已在中关村等地区试点的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纳税政策。
（二）促进贸易的税收政策
第一，融资租赁项目税收优惠政策。总体方案规定，将试验区内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或金融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纳入融资租赁出口退税试点范围。对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租赁公司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享受相关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
第二，原保税区延伸税收优惠政策。在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洋山保税港区管理办法》以及《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对保税（港）区内的进口货物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区内企业在区内加工、生产的货物所涉及的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税收以及退税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总体方案在这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则在保留了原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做出了相应的延伸。其税收政策延伸如下：一是根据企业申请，试行对内销货物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的政策。二是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对试验区内生产企业和生产业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但生活业等企业进口的货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明确不予免税的货物除外。
另外，总体方案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规定，将要完善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适时研究扩大启运地、承运企业和运输工具等试点范围。并在符合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以及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二、当前上海自贸区税收政策的作用分析
第一，促进上海自贸区投资发展。
在企业和股东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产生资产评估增值的涉税问题上，按照现行规定，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如果是个人出资，则要求按照个人财产转让所得一次性计税；如果是企业出资，则一律要求企业视同销售所得或者视同财产转让所得一次性计税。
而总体方案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对于注册在上海自贸区的企业和个人股东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给予了递延纳税的税收优惠，这一优惠政策充分考虑了纳税人在投资初期的资金紧张问题，相当于税务机关给予纳税人一笔无息贷款，为纳税人带来了货币时间价值，从而鼓励、促进纳税人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投资，从而推动了上海自贸区的投资发展。
第二，促进我国跨境融资租赁业发展。
总体方案的税收政策规定中，对金融服务领域的融资租赁业制定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该政策对于该行业的出口退税以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低税率的做出了相应规定。这一政策有利于减轻试验区内融资租赁行业的税收负担，促进跨境融资租赁业务发展，它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能够推动我国上海自贸区高新技术设备的引进，提高我国生产企业生产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空运服务业引进更先进的运输设备，提高我国空运服务水平。因此，该税收优惠政策既能促进我国跨境融资租赁业发展，又能推动跨境资源流动及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三，促进上海自贸区生产、出口企业发展。
对于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的生产企业以及生产型服务企业，其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鼓励生产企业从境外引进技术更先进的设备，从而提高自身生产力。并且，总体方案制定的税收政策对于从外国进口原材料，再制成产成品销往境外的出口导向性企业来说，进口和出口环节都是免税的，因此该政策对其优惠力度较大，极大促进了上海自贸区生产以及出口企业的发展。
三、思考与建议
虽然上海自贸区现有的配套税收政策已经给自贸区的很多企业带来了优惠与利好，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融资租赁、投资以及贸易等领域的发展，但目前来讲其税收政策仍是不完善的。笔者认为，税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应注意以下几点：
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范文2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4.6亿元。到2007年底,全国保险公司达到110家,总资产2.9万亿元,实现保费收入7000多亿元,市场规模增长1500多倍。保险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步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从1980年恢复保险业以来,国家对保险业采取了免税扶植的政策。但从1983年开始,国家对保险业实行高税负的政策。1983年财税体制改革后,逐步确立了国家对保险业主要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两大主体税种的保险税制。同时,征收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总体看,我国保险业税收政策的调整整体上延续了逐步规范、合理化的演化路径,税种、税目不断得到优化,总体税负有所下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保险业税收政策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主要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保险业进一步发展。
2我国保险业税收政策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保险业税负偏重
(1)从计税依据来看,作为保险业两大主体税种的营业税,是以营业额全额为计税依据进行征税,而不是按照净额(即价差)征税,更不是像增值税那样只对增值额征税,即保险业务所消耗的购进货物所承担的增值税税额不能得到扣除。所以,保险业承担了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双重税收负担。此外,营业税的营业额包括金融机构收取的各种价外费用,因此,一些实际并不构成企业收入的代收费用,也被计入营业额征收营业税。
(2)从税率来看,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一般税率在4%以下,我国营业税率虽然为5%,但仍然属于较高水平。同样,印花税率也较高。财产保险合同与仓储保管合同、财产租赁合同适用千分之一的印花税率,比其他合同所适用的万分之
五、万分之三等税率要高。在这种情况下,税负过高,一方面不利于保险公司进行有效保险产品的供给和产品创新;另一方面,税负过高,保险公司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导致保险产品价格上升,减少产品需求,降低社会福利。
(3)城市维护建设税具有附加税性质。对金融企业来说,它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税率按纳税人所在地的不同而分为三档:在市区的,税率为7%,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在其他区域的,税率为1%。由于金融机构一般都坐落在城市或者县城、镇内,所以实际适用税率多为7%或者5%。
2.2现行保险业税收政策不完善
(1)税收政策不适应新会计准则的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按不超过当年实际赔款支出额的4%提取,超出部分应做纳税调整。而按照新会计准则,保险公司应当采用精算方法谨慎提取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以真实反映盈利情况,实际提取金额大大超过4%比例限制。继续按4%的比例做纳税调整将大幅增加保险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另外,在新会计准则中,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内容扩大到了理赔费用准备金,而现行税收法规对理赔费用准备金的税前扣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
(2)税收政策不适应新所得税法的要求。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七章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当前在实际纳税过程中,各地税务机关按照《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规定,按年末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的1%,对保险公司各分支机构允许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金额进行控制,且不允许总公司进行汇总纳税调整。由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没有投资业务,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主要是应收保费,其计提坏账的比例大大高于1%,因此,这一政策实际上加重了保险企业整体税负。
(3)部分税收政策不适应保险行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现行政策规定保险企业支付的手续费在实收保费8%范围内可在税前扣除。由于保险市场快速发展变化,目前保险行业手续费实际支付比例普遍在8%以上,均需对超比例部分进行纳税调整,税收负担较重。实际上,对超额手续费进行纳税,是对机构(人)和保险公司施行了重复征税,不符合税收的一般原则。同时,为了应对超额手续费所带来的税收成本,一些保险分支机构可能出现不规范的列支行为,这也不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4)重复征税。
保险营销员收入水平一般较低,需要同时缴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双重征税导致税负负担过重。这样,导致保险营销员激励不足,更容易发生机会主义和高交易成本,从而造成保险质量下降,扭曲保险资源优化配置。
3完善我国保险业税收政策的建议措施
3.1降低保险业税负水平
(1)根据保险市场竞争状况与市场结构的变化,适当调低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率,或通过改变营业税纳税基数的方式,调低保险业实际缴纳的营业税额。
(2)在税前扣除方面:①取消或放宽对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的纳税比例限制,对于按精算方法提取的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可税前据实扣除,不做额外的纳税调整。明确保险公司按精算方法提取的理赔费用准备金也可在税前扣除。⑦不再针对保险公司各分支机构对允许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金比例进行控制。尽快出台具体办法,对于税法规定有扣除标准的扣除项目,允许保险公司进行统一的纳税调整。③取消或放宽对手续费8%税前扣除比例的限制。
3.2完善保险业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
(1)调整相关税收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一方成要立足于国家整个税收制度,在保持税收制度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调整我国保险业的税收政策;另一方面要考虑保险业的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兼顾税收政策取向和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公平税负、合理扣除和适当优惠的原则,调整现行的保险业税收政策,细化税制设计,完善和充实税收政策内容,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保险资源配置和保险业运行的宏观调控功能。
(2)适当扩大免税范围。
目前,我国对农业税和返还性人身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实行免税。除现行免税规定外,也可对非盈利性保险和社会保障乃至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保险,例如地震险、洪水险等实行适当减免,以充分体现国家政策导向,发挥保险税收政策的社会保障和自动稳定器作用。
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范文3
关键词：税收政策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效率税收优惠政策
一、税收政策在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R&D)效率中的作用分析
(一)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存在困难 技术创新作为我国高科技企业创建竞争优势、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主要依托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但目前我国的现状是企业的R&D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2001年我国的R&D支出为152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3％，而近十年，日、美、德、法国家的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2．25％以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研发费用一般占销售收入的3％左右，我国企业不到0．3％(柯象中，2005)。造成我国高科技企业R&D投入严重不足的原因主要有：高科技企业R&D项目自身技术上的不确定、风险大、成功率低；高科技企业的信用风险过高，缺乏良好的信誉；金融企业的谨慎原则。基于此，高科技企业融资的难度要比传统企业大。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导致高科技企业失败率高，众多企业难以做大做强。融资困难已成为制约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税收政策在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效率提高中的作用 首先，税收政策有利于降低投资R&D活动的企业整体的融资成本。降低投资R&D活动的企业整体融资成本是税收政策对研发融资产生的最直接的效果。根据我们对广东省27家具有专门研发机构的大、中、小型企业的调查表明：高科技小型企业负债较少，或几乎没有，但大、中型企业都有负债，负债比率在50％以上的企业达52％。这表明尽管研发项目本身的资金来源是以“内源融资”为主，但投资研发活动的企业是有负债的，合理的税收政策可促使投资R&D活动的企业在非研发领域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源，获得“节税效应”，降低企业整体的融资成本，从而抽出更多的资金投资R&D活动。其次，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利用自有资金进行R&D活动融资。税收优惠政策是政府为了加快企业发展，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而制定的，实际上是政府以部分税收收入用以减轻企业税负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收优惠的主要方式有降低税率、税额减免与返还等，企业只要达到税法规定的相应条件，就可以获取税收优惠，节省纳税开支，从而增加企业自有的可支配的现金流，降低了对外融资的需求。因此，税收优惠政策就相当于无偿地给企业留下了的资金，增加了企业R&D活动的资金来源。再次，税收政策有利于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影响融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融资渠道。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限于单一的融资方式，它需要多种渠道来进行筹资以降低财务风险和融资成本满足对资金的需求。另外，投资者或金融机构等投资方由于考虑到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可能过高，而不愿意向一些高风险、高投入的企业(如高科技企业)投入资金。从而使得高风险企业只能通过自筹资金和政府资助融资。而利用税收政策却可以从降低投资方的投资成本着手，使其加大对高风险企业的投入。如果国家制定了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政策将会减轻风险投资企业的税负，降低其投资成本和风险，从而提高了风险资本向高风险企业投入资金的积极性，使高风险企业可以通过风险投资企业利用民间闲散的资本。
二、现行税收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研发融资效率影响分析
(一)现行税收政策对高科技企业融资的促进作用 为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对高科技企业融资实行税收减免及其他优惠政策，为高科技企业解决融资困难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增值税方面高科技企业研发享有多项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减轻了企业研发融资负担。如现行税收政策规定，自2001年到2010年底，对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和集成电路，其实际税负超过3％的实行即征即退，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和扩大再生产。该政策对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对处于创业初期和正在成长期的高科技企业，利用内部融资进行研发非常重要。因为，处于创业初期和正在成长期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尚未成熟，盈利水平不高，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仍然较大，难以通过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获取外部融资。增值税的返还无疑于使企业免费获得了融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对研发融资的需求。其次，在所得税方面，高科技企业同样享受到更多减免税优惠政策的支持，使企业的融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高科技企业可以享受提高研究开发费用扣除比例、机器设备购置的加速折旧、提高高科技企业计税工资的扣除标准、所得税减免和亏损抵补、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的盈利企业享有150％免抵税优惠等不同方式的税收优惠，这些优惠政策不同程度地降低了企业的税负，同时使企业融资成本因税负的降低而有所降低。最后，在营业税方面。技术转让的免税优惠促进了高科技企业通过转让其无形资产来为其研发项目筹集资金。主要是由于营业税对于技术转让的税收减免，降低了技术转让的费用，从而增加了转让方的收益，使其有更多的资金用回到新技术的研发，为高科技型中小企业依靠自身力量筹措R&D资金提供有效的扶助。
(二)现行税收政策存在不适应高科技企业融资主要表现在：(1)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较狭窄。税收优惠仅限于部分企业享有，如软件业的税收优惠就较多，而其他同样有融资需求的风险很高的生物医药及医药企业却没有获得税收优惠。税收优惠的区域性太强，一般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只限于高科技企业开发区享有，不利于“税负公平”原则和部分产业融资的税收支持。(2)税收政策支持未考虑企业发展和R&D活动的特点。首先，对内资高科技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的规定，由于一般高科技企业发展初期都是亏损的，这就致使企业没有享受到该项税收优惠。其次，R&D活动的资金投入很大，再加上较高的融资成本，在现行的税法规定研发费用只能据实列支的情况下，企业在进行R&D活动期间是很难盈利的，就导致许多高科技企业因未能盈利而不能享受“允许盈利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按比例扣除”的税收优惠，不能起到减轻企业进行R&D活动负担的作用。(3)税收政策限制了部分企业利用政策性资金融资。税法规定企业除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不计人损益外，其他取得国家财政性补贴和其他补贴收入，应一律并人实际收到该补贴收入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显然限制了部分企业利用政策性资金融资。(4)税收政策限制了企业向非金融机构融资。国有投资公司、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因其对投资谨慎性的要求弱于金融机构，成了高科技企业融资的一个可行的渠道。但是，由于高科技企业R&D活动风险比较高，这就使得作为贷款方非金融机构要求的融资利率比上规模的资金融资利率要高(陈海声，2003)。但现行税法的规定却高于金融机构同期同类借款利息的部分不能在税前扣除，这就增加了高科技企业向非金融机构融资的成本，抑制了高科技企业利用该渠道筹资的积极性。(5)生产型增值税增加了企业的融资负
担。高科技企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等特点，也有一定的固定资产投入。但生产型增值税使企业采购先进设备的进项税得不到抵扣，实际上加重了企业融资的成本。由于高科技企业科研投入的增量大，“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技术开发费”中直接材料的投入、损耗占了相当的比重，而按照增值税法的规定，这部分的税额不能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企业融资成本。(6)固定资产可加速折旧范围的限定不利于高科技企业的R&D融资。折旧是企业内源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阶段加速折旧的适用范围较窄，而且针对性不强。没有覆盖到整个的高科技产业，只限于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技术进步快的生产企业，软件业等高科技企业并不能享受到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7)所得税上的相关费用据实抵扣的适用范围窄。最明显的体现是工资费用的限额扣除。按现行税法规定，在高科技企业中只有软件业才允许据实列支，其他高科技行业就只能扣除规定的口径，超过口径的部分交纳所得税，这与发展中的高科技产业的不相符合，因为许多高科技企业人员的工资都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研发人员的工资，一般维持在科技活动的20％以上(国家统计局等，《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3年)，比仪器设备的投入还要高。不能据实列支相关费用会加重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不利于高科技企业加大R&D投入。(8)知识产权转让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转让获取发展资金。目前，税法是在营业税方面对于知识产权转让有了免税的规定，但在所得税方面免税优惠则存在一定的限制条件，即只对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技术成果转让暂免所得税，而其他企事业单位的转让收入，超过部分却要依法缴纳所得税。(9)风险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不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对风险投资企业的立法(重视)力度不够。到目前为止包括1999年国务院《转发科技部门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在内的各项法律法规均未明确给予风险投资机构或风险投资者以任何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风险投资企业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往往是股权投资。但在现行股权投资的税务处理上，也只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才享有定期的减免税优惠。这不但阻碍了国内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也限制了部分风险资本向高科技企业投资的积极性。(10)税收政策对国内民间资本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缺乏引导性和吸引力，阻碍了国内民间资本的发展和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腾飞，社会上已出现了大量“闲置”的资金，若税收政策不能很好地引导国内企业利用这些资金投资于高科技企业，将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成长。
三、制定适合高科技型企业R&D融资税收政策的建议
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对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前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对中小企业减税，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减税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
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
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2）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务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5期。
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范文5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135-2
一、融资租赁税收歧视相关政策证据
（一）营业税时代的税收政策
“营改增”之前，流转税是融资租赁的主体税种。国税函[2000]514号文是营业税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是相对成熟的融资租赁行业税收政策，笔者主要通过对该文的解读来寻找营业税时代的税收歧视证据。
国税函[2000]514号文按照是否取得资质及是否全额偿付区分融资租赁和租赁。对有资质的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无论是否全额偿付都按金融保险业差额计税。其他单位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按照货物所有权是否转让区分税种：货物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的征收增值税；未转让给承租方的，征收营业税。经批准与未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的单位之间，存在着税种、税目以及计税依据的差别。对于没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企业按照全额征税营业税是流转税中的重复征税，加大了没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企业的负担，增加了未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单位的经营成本，不利于融资租赁业的发展。
（二）增值税时代的税收政策
“营改增”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财税[2011]111号文标志着上海地区融资租赁增值税扩围的开始，为了更好地支持融资租赁行业的税制改革，该文的附件3规定了营改增的过渡政策，即“对经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另外，在去年年底颁布的财税[2013]106号文对销售额进行了明确，其中规定采用余额为销售额的主体为“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财税[2011]111号文否定了“其他单位”从事融资租赁，在营改增税制改革中享受优惠政策的可能性，而财税[2013]106号文否定了未经审批从事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服务以余额计算销售额的可能性。可以说，“营改增”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融资租赁业公平竞争的瓶颈，反而使其愈演愈烈。
二、融资租赁税收歧视的原因探析
（一）计划经济下的严格市场准入监管
税收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宏观经济来看，融资租赁产生的时代，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融资租赁在我国的发展，必然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融资租赁业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融资租赁出租人类型的计划性。出租人的性质、特点，结合我国的计划经济，决定了金融机构类出租人成为我国融资租赁业出租人的主体组成部分。由于出租人需要根据承租人要求从供货人处购买租赁物，这就要求出租人必然拥有巨大的财团。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背后拥有巨大的、稳定的资金支持的财团莫过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他们无疑成为融资租赁市场的宠儿。从行业发展来看，由于该时期的融资租赁初被引入中国，发展极其不完善，而该时期我国对融资租赁的认识相对不足，导致了该行业成为严格监管的对象，高准入门槛使其他类型的出租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在于融资租赁出租人承做的项目的计划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着外汇资金短缺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以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这一突出矛盾。融资租赁不失为解决这一矛盾的良好解决方案。融资租赁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引进外资，解决国企资金不足与设备改造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进口直接融资租赁为主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外贸进出口权是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必要条件，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无疑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融资租赁，对交易安全的过分强调，对融资租赁的片面认识，决定了对出租人资格条件的过于严格的规定，金融机构类出租人天然地成为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利好获得者。1986年对融资租赁业的税收政策，是融资租赁市场发育不完全的产物，同时也昭示着不平等税收政策的开始。
（二）对融资租赁行业“金融业务”的错误认定
90年代是融资租赁曲折前进时期。由于内控机制缺乏，外部监管错位，配套措施不足，融资租赁行业出现发展困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影响，使得国内商业银行被迫退出租赁领域，更令金融租赁业发展受到重创。为了更好地规范融资租赁市场，1994年，融资租赁业的税目明确为“金融保险业。”1995年国税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对“融资租赁”界定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才被认定为“融资租赁”，才能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事实上，在业界，对于融资租赁活动的性质仍存争议。融资租赁到底是金融业务，还是商贸活动？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定位直接关系到融资租赁的发展和融资租赁税收制度的取向。
笔者以为，融资租赁不属于我国定义的“金融业务”，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监管制否定了融资租赁的金融性；第二，融资租赁企业金融监管的非必要性；第三，现有的税收政策法条与融资租赁金融业务属性相悖。
第一，我国融资租赁存在着两大监管部门。我国金融监管行业的监管现状是，金融业务只能由金融机构来经营，没有经过中央银行许可的任何其他社会个体，都不能开展任何一项金融业务。然而在中国存在着融资租赁的两大监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具有审批和监管金融租赁公司的职能，非主管金融的商务部也一直审批和监管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监管制事实上否定了融资租赁的金融业务属性。第二，笔者希望通过对融资租赁金融监管的非必要性，来论断融资租赁非金融业务的属性。金融业务之所以被纳入到金融监管的体系中，是考虑到金融业务对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对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纵观各国的金融监管的立法实践，尽管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与法律传统不同，金融监管立法相异，但其宗旨无外乎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以及维持金融秩序的安全与稳定。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的；维持金融秩序的安全与稳定，是从系统风险防范出发的。我们对融资租赁出租人的融资来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资金来源不同于一般的金融机构，其不依赖吸收公众存款，更典型的是来源于企业内部资金，虽然在业务活动中具有融资功能或涉及融资问题，但并不涉及公众及公共信用问题，也不涉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融资租赁公司不同于银行及证券业，其业务不具有明显的风险传染性，难以形成或积聚系统性风险。从国内外融资租赁公司发展实际情况看，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因融资租赁公司引发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先例。第三，现存的税收政策也与金融业务的垄断属性相悖。国税函[2000]514号文虽然证明了在融资租赁行业的税收歧视政策，但也证明了其他主体参与融资租赁业务的合法性。这就表明，审批程序并非从事融资租赁的必要条件。未经审批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其他单位”的融资租赁行为合法有效，融资租赁行为并不具有金融行业的垄断属性。
三、融资租赁行业税负公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存在的税收差别待遇，是由于特殊时代对融资租赁的片面认识所导致的。应当承认，曾经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在融资租赁发展之初不仅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利于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建立，对于推进我国融资租赁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融资租赁市场的深入发展，差别税收政策作为税收调控经济的特殊手段，已经日渐背离于融资租赁市场的发展，甚至成为建立公平竞争秩序的障碍。
（一）融资租赁行业税负公平的必要性分析
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及其法律体系，应当保证公平的竞争秩序。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是市场主体的平等待遇。“如果市场主体享受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不平等，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公平竞争的统一基础”。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却常常由于差别税率和各种各样合理或不合理的税收优惠，使市场主体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条件和基础。也就是说，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竞争秩序。这种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不同地区、不同资本来源、不同行业的经营主体或大或小的区别对待，使得原本处于平等法律地位的经营主体往往处于不公平的税负（竞争）环境之中，站在一种“不平等”的竞争起点之上。融资租赁的差别税收待遇，是由于政策惯性造成的。形成融资租赁差别税收待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同一行业的经营主体做出了区别对待，错误地定位“融资租赁”，使得“融资租赁”在中国市场被打上特殊行政许可的烙印，这就导致了在税收政策制定时，对于不同经营主体的差别税收待遇。无论在“营改增”之前还是“营改增之”后，我们发现，融资租赁的从业资格始终成为税收政策的制定依据。税负不平等直接造成了不同经营主体（主要是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主体与没有资质的融资租赁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进而使得受惠和未受惠企业的机会不均等。不合理的差别税收政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经营者的经济决策，在投资决定上，部分企业或许由于较高的税负压力选择不进入融资租赁领域，在经营过程中，没有资质的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他们会因为不平等的税收政策而承担更高的成本，导致其在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这也就削弱了融资租赁市场的竞争，降低了融资租赁行业的经济效率水平，直接扭曲和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融资租赁行业的可行性分析
从融资租赁市场发达国家的实践看，根据出租人交易目的的不同，出租人可分为金融机构类、制造厂商类、独立出租人类和新近出现的机构投资人类共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出租人，通过参与融资租赁而实现不同的目的，发挥其独有的优势，成为一国宏观经济有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作为租赁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厂商类出租人，约从1997年起，已开始在我国出现，即附属于国内设备生产厂家的厂商类租赁公司。尽管这些生产厂家已经充分认识到租赁方式对其产品促销的优越性，并设立了租赁公司，但由于这些租赁公司并未取得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合法主体资格，使得他们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时，必须承担更高的税负，因此他们在融资租赁市场中往往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厂商类融资租赁租赁出租人的队伍并没有得到充分扩张。如果能够在融资租赁市场实现统一的税收政策，放宽对融资租赁业务参与主体的限制，那么融资租赁的公平竞争环境将得以纠正，我国的融资租赁市场将会重现活力。
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范文6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和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国家,受到受到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无可避免,其影响已殃及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国内部分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库存积压严重、运营资金趋紧、盈利水平下降等多种新情况新问题。当前,政府实施了包括行使增值税、进出口税改革方案,对中小型企业进行财政补助在内的多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些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为了进一步保证在金融风暴下企业发展更加稳健,更好地促进经济复苏,采取一些组合拳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而这些组合拳中,政府财政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是最明显也是最直接的。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和促进是提供给企业的最好的发展契机。因此,基于金融危机环境,对政府财政税收改革和管理进行多角度地探讨和深思是不可忽视的命题,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经济意义。
二、改革现有财政税收政策的现实依据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必然要求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由“过热”向稳定运行“软着陆”产生了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一些加工企业特别是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遇到了明显的困境,中国以“出口”这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越来越不好走,扩大内需是提振经济的关键。而无论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还是兼顾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关键都在于财政预算投资向公共民生领域倾斜,以及适度推进税制改革,来撬动长期以来启而不动的消费内需增长,以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更进一步的冲击。
（二）改善企业与公众预期的迫切需要
据相关分析,我国目前并非流动性不足,只是在内外部经济都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对消费和投资缺乏信心。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能向外界表明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有助于提升公众的信心。并且政府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推动民间投资,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进而调节经济周期的波动。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税收改革的探索
（一）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税收征管是税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机关根据有关税法的规定,对税收工作实施管理、征收、检查等活动的总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税收征管更需要掌握税源变化,加强税源管理;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促进生产与组织收入相结合;开展纳税检查,以合理有效的税收征管组织来稳定市场经济。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可以从理顺政府管理职能、建立扁平的组织管理结构等方面入手。
（二）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国税是国家税务系统,与“地税”对称,是一个国家实行分税制的产物。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机构的继续分设,已经显得不大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了。虽然整合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具备,但是因为地方税制改革滞后等因素,机构整合的难度仍然显得比较大。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税与地税机关应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加强工作的联系协调。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试点国税与地税合署办公。而不能及时展开税务整合的地区,应该利用信息资源将国税与地税的协调工作处理好,通过制定体制沟通来实现双方的互利互惠,为企业的税收合理化做出贡献。
（三）建立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是税收政策的核心,是直接或间接纳税主体经济负担的最有力体现。在政府支出与税收收入的关系中,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政府支出是自变量,而税收收入是因变量。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政府规模,还是政府支出总量,以及相应的税收收入总量的最终确定,都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税负结构的公平合理,有赖于健全完善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税负结构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经验,将所得税与增值税作为中央财政税收的主体税种,将营业税作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将尚未开征的物业税作为市、县、乡等政府的主体税种,建立起科学合理、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四）建立资金来源可靠的科学支付体系
一要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二要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稳定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三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法,建立公开、合理、科学的资金分配制度。四要完善监督支付系统的运行,并制定公共政策,指导中央银行以外的支付系统的运行。在政策方面,还包括规划并运行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总体结构、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特别是跟支付系统风险管理和保障系统安全相关的政策。
（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在就业方面,为完善扶持措施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在住房保障政策中,实施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等实施相关减免政策,落实对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性、改善性住房。在社会保障领域,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方面,加大科技方面的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制度,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增加节能减排投入,稳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