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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金融政策范文1
自贸区账户细则尚未出台
尽管接近春节假期，但外资行上海自贸区支行的客户经理仍在忙碌之中。昨日，记者从多家外资自贸区支行了解到，银行客户经理多在忙于拜访客户。其中一家外资支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客户经理都在外拜访客户了，这几天比较忙。”
一位外资银行人士也告诉记者，“目前外资行都发力上海自贸区业务，利用自贸区金融创新试点的机会联动外汇母行帮助企业走出，从而带来银行利润的增加。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据了解，目前有10多家中外资银行在上海自贸区相继获批建立分支行网点，但目前开业的只有三家外资支行。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细则尚未出台，上述已经开业的上海自贸区支行目前也不能办理自贸区账户，业内预计最快在春节后相关细则可能会出台。
“目前只能办理企业离岸账户和区外账户，自贸区账户还不能办理，需要等细则出来才行。”一位外资自贸区支行客户经理称。
昨日，恒生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获得开业批准；而1月以来，分别有星展、东亚和汇丰三家外资上海自贸区支行先后开业，初期业务偏重公司业务。
海外联动是趋势
汇丰中国表示，开业初期侧重面向有跨境金融需求的企业客户，在政策指引框架下陆续提供包括账户服务、本外币及境内外资金结算等广泛的银行服务。随着区内金融政策的逐步实施，预计新支行的业务范围和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展。
此前开业的星展银行也表示，初期主要服务自贸区内的企业客户。
汇丰中国副董事长、行长兼行政总裁黄碧娟表示：“将致力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领域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利用汇丰作为国际银行的跨境优势，将海外经验因地制宜地运用到上海自贸区。”
恒生中国副董事长兼行长林伟中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将依托与母行恒生银行的联动优势，发挥恒生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等方面的专长。”
东亚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关达昌表示：“未来随着新支行业务丰富并逐渐发展成熟，将拓展更多海内外新客户。”
在未来的业务重点方面，星展银行向记者表示，已经成立专门项目小组，研究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新产品、新服务，将首先在自贸区推出。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2
效益仍是企业首要考量
一家公司在国内市场受限之时，想到国际化，这容易让人理解。但难点在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动用同样的资源，使国际业务创造的收益高于国内传统市场。即便是有战略考虑，这种资源投入产出平衡和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任何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是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对业务布局的平衡常常会面临来自股东的关注。
根据公开资料，很多公司无时无刻不把国际化作为战略重点，历年的工作报告和每五年一次的战略规划，者隈给国际化战略留下较大篇幅的文字，但十几年过去了，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更适宜的国际市场。当时刻面对国内优于国际的现实，当企业内部行政指令与市场导向发生矛盾之时，市场就决定了资源配置，结果自然是国内业务增幅较高，国际业务增幅较低，国际收入占比要么下滑，要么持平，增速很难见到超越国内业务的情景。
业务模式复制是成功关键
很多企业在开拓国内市场时所向披靡，一般是当年启动，当年有订单，当年有收入，甚至当年有效益贡献。业务特点是投入少、把握大、可靠性强。国际业务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但凡开拓一个国际市场，投入资源多、把握性小、风险高成为普遍现象。中国打法在海外屡屡失灵，如据资料统计，2013年之前我国矿业海外投资的失败率约80%；有央企雄心勃勃进入波兰市场，却没料到小小的青蛙也会成为影响工期和成本的大挑战等。
在国内，各家公司以其自身业绩和能力，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商业模式，在一个新地区开拓业务类似于模式复制。特别是近几年很多公司全力推进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模式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为什么不能将在国内的商业逻辑推演到国际市场上呢？当然有公司自身能力不足和商业环境差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境内境外不通畅，也就是公司赖以生存的生产要素不能跨境自由流动。公司在国内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不能输出到国际市场，特别是不能输出到那些与国内市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不通畅的国家和地区。
地缘因素永远是国际化的决定性因素。比如，有企业参与中南美洲当地工程的竞标，当时仅从国内货运建材到当地就需要几个月时间，使得竞标能力大打折扣。而属地化公司在美洲内部的状况要好得多，工程总承包商走到哪里，与之合作的金融机构、保险机构、众多的分包商、分供商就跟到哪里。
“一带一路”就是要解决“不通”问题，变为互联互通。只有资源可跨境流动了，才有资源的国际化配置，才能获得地区资源禀赋差异效益。以中亚为例，一些公司尽管在当地已经营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当地也做了一些有影响力的项目，但就是不能做大做强。伴随“一带一路”情况才有所改变，业务规模开始有起色了。将来中巴之间各种资源互通了，沿新疆喀什贯穿巴基斯坦全境也不过几个小时的陆路车程，企业在国内的商业优势，就可以转化为在当地的竞争优势，就能像做国内市场―样做好巴基斯坦市场。如果一家企业成熟的商业模式，可以复制到“一带一路”沿线六十几个国家，那么公司国际化业务的规模就相当可观了。
金融支持是模式复制重要一环
商业模式能否复制，主要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能否复制，其中，金融资本要素能否像国内业务一样，便捷畅通地对业务进行支持，是境内商业模式能否复制到境外的重要一h。
围绕“一带一路”业务提供金融支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外部的金融机构的支持；二是企业自身为走出去所做的努力。
就外部而言。目前来看，政府已经推出了很多扶持性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与香港设点的境内金融机构的交流过程中，比如中国太保、中国人寿等，他们表示，香港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配合境内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应的保险服务。
国家还专门设立了投资公司，支持走出去的企业发展。作为一家新设立的中央企业，其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利用其国有资本的雄厚实力来帮助走出去的企业进行兼并收购增添一臂之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家对企业践行“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五矿收购境外矿藏、招商局收购澳洲的码头都得到了其资金支持。
但众多企业感到仍有不少政策的缺失，或者无法落实。实践中，由于我国金融政策条件严苛，融资成本显著偏高，面对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走出去的企业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在竞争力方面处于下风。境外融资成本还是相对来讲要低廉很多，这种融资成本的明显反差，使很多企业无法感受到政府在金融政策扶持方面的实惠。同时，我国金融机构布局仍集中在国内，在国外的点面还不够宽。很多境外项目每次都需要国内金融机构派员到项目现场核验后，才能放款。这种合作方式耗时耗力，严重影响了海外业务金融服务的效率。
就内部而言，随着企业“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境外融资需求成为摆在企业前面的头等大事。很多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债端基本在国内，且境内融资基本以短期为主，而公司经营是全球化的，这就造成了资金供应和需求的不匹配。很多央企纷纷寻求国际机构的评级，发行外币债券，以支持走出去业务的发展。据公开资料，央企中国建筑于2015年10月30日由三大著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致授予行业内全球最高信用评级，即标普穆迪、惠誉，评级展望均为稳定，充分体现了公司在工程建筑与地产业的领导地位。随后公司发行了美元债券，受到市场的欢迎，融资成本较低。美元债券的发行为公司“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其他建筑央企，铁工、铁建以及中交等，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在获得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后，也纷纷发行了美元债券，以支持境外业务的发展。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3
关键词：托宾税；外汇管理；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4）04-0016-03
随着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资本市场不断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持续加快，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压力相应增加，加快外汇管理方式和手段创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安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易纲局长提出“深入研究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出入”，为我国创新外汇管理手段提供了建设性思路。本文从我国实施托宾税的方式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实施托宾税的现实意义
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到了“托宾税”，建议对所有与货币兑换有关的国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征收税率统一的国际税。托宾税有狭义托宾税和广义托宾税之分。狭义托宾税仅指对资产交易直接课税的税收形式，即对所有外汇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外汇交易税。广义托宾税包括其它提高短期资本流动成本的相关措施，常见的形式有无息准备金、预扣税、所得税等。托宾税的实施旨在增加短期资本频繁交易的成本，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抑制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波动，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实施、深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成冲击，跨境资金流动波动加剧。如2012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整体呈现出“资金净流入-净流出-流出放缓-净流入”态势；2013年，资金流入压力加大，呈现出“资金大量净流入-净流入放缓-净流入反弹”的态势。为防范异常资金流动风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我国采取了一揽子综合性政策措施，如2013年开展应对和打击“热钱”专项活动，启动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急预案，强化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加大对违规银行和企业的处罚力度等等。这些措施在抑制异常跨境资金流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套利资本热钱不断涌入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加速。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1%，较2012年上升了2.07个百分点。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达到3.7%，2015年增长将达到3.9%，同时，我国在推进改革中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将吸引国际资本继续向我国流入。而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以及美国、欧洲、瑞士等6个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签订长期、无限、多边货币互换协议，都将可能会造成国际资本从我国向外流出。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过程，可能引发国际资金加速流动。虽然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外汇储备充裕，对于资金的流动冲击有较强的承受能力，但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双向波动的特征将会延续。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加快推进，国际套利资本进出我国的渠道和方式会更加便捷，资本流动的变动方向和规模对我国的影响将日益增强。在此形势下，创新管理方式和手段，研究运用国际上已开始实施的“托宾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迫在眉睫。
二、实施托宾税的国际做法
上世纪90年代，托宾税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巴西、智利、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都曾实施过以市场为基础的间接性管制，主要采取征税、缴纳无息准备金、流入资本最短停留期限限制，设立非对称性敞口头寸限制、报告限制等措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西对国外资本征收2%的金融交易税，泰国和韩国对外资投资债券收益进行征税。欧盟宣布从2014年1月1日起，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11个国家对所有金融工具的买卖进行征税。托宾税在政策实施初期都可能取得一些效果，但因各国对外开放程度、政策环境以及实施方式不同，效果也各有差异。
（一）征收所得税
征收所得税的基础是投资收益，是对居民持有外国资产和非居民持有本国资产获得的收益征税。1994年，马来西亚为稳定金融形势实施资本管制，其中包括对外国投资收益的汇出征收所得税，及时制止了资本大量外流，对于保持低利率、稳定国内金融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具体实施来看，征收所得税适合在资本流出环节征收，政府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制定差别税率，或者改变资本流动的期限结构，而且需要对外国投资者收益进行评估。
（二）征收金融交易税
金融交易税的计税基础是国际资本交易额，是在居民资本流出时和非居民资本流入时征收，属于预扣税。为遏制短期资本套利，1993年11月，巴西对外国资本征收进入税，对外借款的税率为3%，外国资本投资巴西国内固定收益证券的税率为5%，到1994年6月，进入税最高达到25%。从实施效果看，巴西进入税并没有成功遏制短期套利资本流入。主要原因是巴西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市场上有活跃的货币期货和其他衍生交易，使得市场投资者能够通过货币期货和衍生品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将在巴西投资的外币收益锁定，成功地逃避了资本管制。
（三）无息准备金制度
无息准备金制度要求跨境投资按照投资额的一定比率，向资本流入国中央银行缴纳本币或外币存款，在存期内存款没有利息。无息准备金制度主要用于资本流入，是对国际资本流动间接征税。实施中，政府可以根据国内外利差，通过调整无息准备金率和存款期限来改变隐含的税率，从而使短期资本流动失去套利的机会。智利于1991年6月引入无息准备金制度。最初的适用范围是除贸易信贷以外的所有国外借款，比率是20%，并根据借款期限确定不同的存期。此后，智利根据市场反应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适用范围和比率。智利运用无息准备金制度使国际资本流入结构改善，资本流入的期限变长。
三、我国实施托宾税的方式选择
实施托宾税，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动，维护金融市场和汇率稳定，必须选择与我国对外开放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以及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相适应的方式。从各国实施托宾税的经验看，征收所得税对我国来说，在税收制度和实施技术上存在困难；金融交易税适合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较高、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采用。当前，我国货币没有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且金融市场还不是很发达，引入无息准备金制度比较合适。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实施范围渐次扩大
我国实施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应采用渐进的方式，逐步扩大。现阶段，没有必要对所有的短期资本流入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可以暂时考虑除贸易信贷外，对所有债务性资本流入，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对外借款，要求境内借款人或境外投资者按流入资本的一定比例按规定的币种、规定的期限以无息形式存放。根据政策实施效果，针对可能存在的避税行为，可以将监管范围扩大到贸易信贷和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相关的配套资金。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加快，商业信贷、债券类、股票类证券交易改革措施出台，外汇市场扩大开放程度，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衍生品等金融工具，对所有流入资金均执行无息准备金制度。
（二）准备金率因势而定
有分析称，我国目前境内外利差水平已经在3%以上，由此引发跨境资本的套利交易。要消除套利机会，可以统一设定为25%-30%的无息准备金率；也可以针对资金在境内停留期限执行不同的无息准备金率。比如，期限在90天内的资金，执行30%的准备金率；期限在一年内的资金，执行20%的准备金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执行10%的准备金率。当然，也要根据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形势变化对准备金率进行调整，如果国际资本流入压力不断加大，可以将准备金率提高到30%以上；如果国际资本流出趋势明显，可以将准备金率下调到10%以下。
（三）合理确定准备金期限
一般来说，针对不同期限的资金应设定不同的存期。比如，期限90天的资金，存期为90天；期限在90天以上一年以内的资金，存期等同于期限；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存期为一年。为便于管理，可以将所有资金设定为统一的存期，最低存期可设定为半年，并根据形势变化和资金流动状况适当延长或缩短。
四、我国实施托宾税的配套措施
（一）制定政策法规、完善技术支撑
一方面，以法规形式引入无息准备金制度，对我国热钱流入规模及境内外利差进行测算，根据跨境资金流入形式和特点对无息准备金率、监管资金范围、征税的币种、存期、到期投资的再投资等方面予以明确，并根据国际资本流动变化情况适时进行调整，以应对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和发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分析系统作用，准确监测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变化，及时预警发现潜在风险，为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做好支撑。
（二）丰富监管措施，形成监管合力
无息准备金制度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过渡性过程和辅助工具，要充分发挥其作用，还需要采取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配合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辅助于征税、设立非对称性敞口头寸限制、报告限制等间接监管措施，进一步加强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等工作机制，完善国内经济金融体系。比如，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提升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高资本流动监测能力、加强部门间协作等，紧跟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监管协调的合作形式和机制，着力形成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监管合力，应对短期资本流动冲击，引导长期资本流向生产性实体经济，维护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安全。
（三）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监管效果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长期资本无论流入或者流出对输出国与输入国都有好处，也有利于保证汇率的稳定，而短期资本不仅会导致汇率的频繁波动，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如果一国实施托宾税，可能会导致国际资本从有税国向无税国流动，加大无税国的资本流入压力，对无税国造成冲击。因此，我国应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广泛沟通，加强多边合作，促使托宾税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施，形成各国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协同监管，抑制套利资金对各个市场进行冲击，稳定汇率和金融市场，从而达到最佳监管效果。
课题组组长：张林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4
作为朝鲜近邻的中国，农业市场具有市场需求多样化和国际市场弹性大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拥有13亿多人口的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花卉、种子种苗等有优势的农产品需求提高，导致国内消费市场发展较快，已形成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自身气候与资源条件较为丰富，短期内大量进出口某种产品对经济总量影响不大，抗市场干扰能力较强。此外，极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中朝农业合作奠定了又一良好基础。
因此，具有地缘优势与经济互补性的中朝两国现代农业合作在生态农业、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方面合作的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农业属于弱质性产业，在经营资金上容易出现信贷配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中朝现代农业合作的瓶颈问题。可见，探析中朝农业合作的融资困境，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已成当务之急。
一、中朝现代农业合作的融资晴雨表
中朝现代农业合作的融资需求特征明显，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合作领域的多样性导致资金需求量较大；发展的阶段性导致资金依赖性较强；当前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
一是随着农业转型升级，现代农业经营领域逐渐由农业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深度延伸转变；此外，部分农业经营部门也已开始兴办加工企业与转变营销方式，提升了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因此，在现代农业从简单服务到更为综合的演化，即从事产加销一体化类型的现代农业合作时，中朝现代农业合作的资金需求数量较大。
二是在中朝双方跨境经济合作初创期，由于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因此较多的资金需求就倾向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期与成熟期，现代农业合作由原来的初加工到精加工综合服务等，因此需要更多资金进行扶持。由此可见，现代农业合作发展的阶段性导致资金依赖性较强。
三是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在新义州-丹东市地区合作来看，这一地区经济不发达，导致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亟待解决，如果做初步估计来看，整个地区发展需要大量资金。
上述种种特征显示中朝农业合作的资金需求量较大，但无论从合作双方权益融资不足角度、从政府金融支持不足角度，还是从政府制度保证角度来看，融资困境处处可见：
从合作双方权益融资不足角度分析融资困境。所谓权益融资不足，主要是指成员投资动力不足。究其原因，造成成员投资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朝现代农业合作的政策制度不规范、前景预期不乐观以及投资组合问题。首先，政策制度不规范主要是可供查询与遵守且可以被明确执行的政策缺失与不规范。其次，前景预期不乐观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认为未来收益不稳定与不确定。最后，投资组合问题是导致融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
从政府金融支持不足角度分析融资困境。中朝两国政府对现代农业合作的融资支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进行，一方面，给予直接的融资支持，如直接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实现间接融资支持，如通过法律法规，对支持合作社的金融机构的政策倾斜等。但是，就目前情况分析，通过前者进行中朝现代农业合作的支持方式是非常有限的，重点则在于通过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促进现代农业合作。从理论上来看，法律和制度的弱化将阻止跨国整合，防止投资与贸易并抑制贸易融资。在以往较长的中朝跨境经济合作中，由于缺少财产保护与缔结契约的政府保护，许多中朝跨国投资企业试图建立组织机构以支持跨国投资与跨国贸易。传统意义上看，当两国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企业的经营业务额度与领域均受行政指令指导，但当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必须要解决法律和制度弱化问题，否则就会像当初苏联解体时那样使朝鲜陷入粮食危机的情况出现。
从政府制度保证角度分析融资困境。首先，中朝现代农业合作相关法律滞后对其融资有制约作用。一方面，造成金融支持无法可依或者有法但难落实局面；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农业法等相关法律具有鼓励农业现代化的信贷支持，但这些规定较多停留在形式层面，可操作性差。其次，政府尚未形成对现代农业合作融资的有效政策体系。一方面，国际跨国经济合作可能涉及到关于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保险类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即使在政策制定并加以落实时覆盖面较窄，有些合作项目不能实际享受到该政策。最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干预也成为导致难以摆脱行政的、非经济因素的束缚，从而渐失独立性与自甚至偏离了合作方向。上述表明，政府制度缺失难以保证现代农业合作资金短缺问题得以实质性解决。
二、多重举措合力拓展融资方式
在上述情况下，通过优化融资结构，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是解决当前中朝农业合作融资困境的有效途径。
第一，争取政府投入以拓宽现代农业合作的资金渠道。
根据参与中朝现代农业合作成员国与投资主体的具体经济情况，有针对性的设计拓宽现代农业合作的资金渠道。中朝现代农业合作区实行以政府投资为导向、以招商引资为主体、银行贷款与社会各类资金为依托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其中，招商引资包括国内外投资，主要以农村集体经济投资与民营经济投资为主。
资料来源：历年《丹东统计年鉴》整由表2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按总人口计算，丹东市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从2006年的1126元提高到2010年的3322元，年均递增31.1%，超过省平均递增速度7个百分点。因此，丹东市的财政收入与人均GDP具备为中朝现代农业合作提供财政资金帮助的可能性。
第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外商投资。在现代农业合作中，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外商投资可以相互促进。
首先，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在铁路口岸建设、公路口岸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大改善力度，允许持有效护照及签证的第三国公民、货物和运输工具通过。此外，连接中朝两国的鸭绿江公路新大桥建设项目顺利推进，目前也已进入主体工程施工建设阶段。
其次，改善投资的软环境。伴随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运输的不断完善，政府部门也应该进行软环境建设。为吸引国内外企业在新义州-丹东交界处进行现代农业合作，应该制定优惠政策、营造宽松投资环境。
第三，完善金融政策与税收政策。中朝现代农业合作需要大量资金，在金融政策与税收政策方面应逐渐完善。
首先，完善金融政策。在积极支持中朝现代农业合作区的产业化、科技化与现代化直接与间接金融政策时，不断完善金融配套服务，增加金融服务品种，加大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合作、中朝民营经济力度，促进中朝现代农业合作区建设上新水平。
其次，完善财税政策。在积极争取中央与省级政策对现代农业合作的政策优惠与倾斜支持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扩大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缩小出口退税征退税率的差别，并完善增值税优惠政策，提高中朝现代农业合作的农产品出口价格竞争力。同时，中朝两国政府应构建合理的税收体制，各国可借鉴先进经验，使中朝现代农业合作切实享受到税收政策的优惠。
最后，政府对为现代农业合作提供信贷支持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扶持。政府可以给予以利润为导向的、为现代农业合作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具体可以通过财政贴息、差别税率、再贷款方面予以支持。
第四，建立现代农业担保信用体系。
首先，成立现代农业担保公司。在确保正规金融对中朝现代农业合作融资外，力争成立“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稳健经营、增创效益”为经营理念的现代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投资农业产业为主体，业务范围包括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以及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通过财政以奖代补与风险补助方式，实行政府注资、金融资本注入、整合国有资产、民间资本投入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
其次，实行反担保与完善内部控制。在加强担保公司自身建设方面，加大反担保力度，共同分担风险，逐步构建以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提取风险准备金为主、以财政风险补助金为补充的担保风险金补偿机制；在内部控制上，建立完善担保责任余额最高控制、大额担保风险保证入股金、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保证与风险准备金等制度。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5
然而，与成熟经济体相比，我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需要我们以人民币加入SDR为契机，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不断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不断提高金融政策研究水平和决策效率。
对我国而言，人民币加入SDR是新的开始而不是结局。未来，我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一、人民币加入SDR后的金融框架
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制度提出更高要求。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我国会像对待美国、英国等其他储备货币发行国一样有同等期待。同时，随着人民币被广泛使用，我国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将不可避免产生“外溢效应”，对其他国家及使用人民币的企业和个人造成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希望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制度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政策透明度更高、政策沟通更有效。
（一）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将更加稳定、更具弹性、效率会进一步提高
人民币加入SDR，说明IMF和国际社会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认可，我国的货币政策将按照既有政策框架进行。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贸易、投资、人流、物流、信息上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货币政策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宏观经济格局和一个复杂的金融市场环境。人民币加入SDR后，我国所做的适合SDR的操作和改进将与现在既定的、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改革方向完全一致，金融改革的步伐还会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向前推进，不会放慢。例如，继续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继续重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加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强化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逐步减少对行政手段的依赖，更多运用市场的、法律的手段，以及汇率、利率、税率等价格工具形成的法律规制调节经济活动，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透明度和公信力。今后的货币政策框架将更加稳定、更具弹性，效率会进一步提高。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中央银行沟通、货币政策意图的传播以及对预期的管理将更加与国际接轨。
（二）在保持基本的汇率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对外贸易还将保持较大的顺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持续增长，外汇储备非常充裕，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增加汇率双向弹性，渐进、稳健地实现汇率清洁浮动的前提。人民币加入SDR后，我国现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会改变。在这个基本汇率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改革和机制完善的过程将不断向前推进，市场在汇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最终的目标是要稳步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清洁浮动。
二、人民币加入SDR后的金融改革
人民币加入SDR对我国资本项目和资本市场开放提出更高要求。尽管人民币已经加入SDR，但我国在跨境交易便利程度、资本账户可兑换、金融市场开放等领域与美国、英国等其他储备货币发行国仍有一定差距，这都是阻碍人民币被更广泛使用、更好发挥储备货币功能的障碍。未来，我国应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同时，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拓展人民币资产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人民币加入SDR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民币跨境流动愈加频繁，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也日益复杂，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的发挥需要我国稳健的金融体系做支撑，这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特别是宏观审慎管理，包括进一步提高监管标准、完善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等，从而在开放的宏观经济格局和更趋复杂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增强我国金融管理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2015年10月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取消，利率市场化的“面子工程”基本完成，但是，国内仍然缺乏基准利率，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同业拆借利率仍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利率和基准利率，国债收益率由于其收益率曲线不合理亦难以成为基准利率。人民币加入SDR后，由于SDR利率定值的需要，人民币市场化基准利率的形成就更加重要，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要素价格改革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对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而言是第一支柱，对金融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
（二）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加入SDR，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既增强了各央行、各储备管理者、私人部门、养老金的管理者等增持人民币资产的意愿（IMF的调查显示，截至2014年末，已经有38个国家在其储备中持有人民币资产，约占其总储备的1.1%，位列第七。也就是说，人民币要到达目前英镑、日元在全球储备的位置，需要将全球储备量增至5%，即相当于增加大概4500亿美元左右的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也便利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居民开展境外投资，由此引起的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将更加频繁，创造良好的国际货币环境对维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加入SDR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起点，我国将在国际货币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
一是合理增加国际流动性供给，为世界各国提供使用人民币的便利与安全。二是深度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治理，与其他国际货币发行国进行宏观政策协调，确保不发生大规模的国际流动性泛滥和通货膨胀。三是积极开展多层级的合作与交流，全面参与国际反洗钱合作，避免有害税收竞争。
跨境金融政策范文6
一国货币国际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中，是指某国货币跨越该国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和流通，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使用逐步广泛，人民币已经走出国门，迈入国际化的周边阶段。历史经验表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日元的国际化既没有使日本拥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经济地位，也没有使日本获取货币国际化的预期收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日元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较为广泛，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最近几年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国外学者大多从一国货币国际化的传统经验及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基础来对比看待日元与人民币国际化。Kawai和Takagi（2011）认为中国资本账户不开放，人民币就绝不可能成为据有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Kawai，M.and Takagi，S.，The Renminbi as a Key International Currency？：Lessons from the Japanese Experience，Notes Prepared for the Asia―Europe Economic Forum，10―11 January 2011，Paris.。Kroebel（2011）则指出人民币最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储备货币Kroeber，A.，The Renminb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Currency，Brookings，No.9，2011， p.7.。国内学者从多因素视角和单因素视角两种角度研究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尹栾玉（2010）认为日元国际化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实体基础薄弱、国内资本市场不健全、汇率调控能力缺失，提醒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注意这些问题尹栾玉：《日元国际化道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载《学术交流》，2010年第6期。。多数研究主要聚焦某一重要因素，如徐奇渊（2010）、刘瑞（2012）、傅缨捷等（2014）、李平（2015）、谢四美（2015）、魏群（2015）和乔慧超（2015）等，分别从贸易结算障碍、汇率风险、双边贸易视角、货币币值背离现象、巨额外汇、日本金融体制症结、日元境外流通等视角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及要注意的问题。现有文献对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独特时代机遇及中国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少有涉及。本文尝试进一步研究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日元国际化进程面临困境的相似性，聚焦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独特机遇，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具体思路。
二、人民币与日元国际化进程中的相似困境
依据屈宏斌（2015）的分析，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满足以下四项条件：（1）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2）金融市场发达并深度开放；（3）政府政策大力扶植；（4）宏观经济稳定。屈宏斌：《人民币离储备货币有多远》，资料来源：http：//.cn/index.php/cms/item-view-id-37278.shtml.但从日元国际化的实践看，以上条件的实现面临诸多因素的阻碍，需要加以克服。
（一）对外贸易结构及收付比制约货币国际化
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日元则是在80年代中期跻身国际储备货币，彼时日本GDP约占全球GDP总量的10%。尽管其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规模巨大，但日本独特的贸易结构无助于日元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日本作为岛国，每年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来保持出口大国的地位。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石油、铁矿石、铜等生产资料多以美元计价，进口中原材料所占比重较大导致日本国际贸易中以美元计价的比重偏高。表1给出了1980―2014年间主要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中以本国货币结算的比例。可以看出，在出口贸易中，日元结算比例从1980年的29%上升到2014年的40%，提高了11百分点；在进口贸易中，日元结算比例从1980年的2%上升到2014年的24%，增长了12倍。但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英、德相比较，日元在本国进出口贸易结算中使用的比例仍然较低。
表1主要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本币结算所占比例（%）
进口贸易出口贸易19801996 200620141980199620062014美国8585888597969895德国4353535382797661英国3840523376576251日本213212429343640数据来源：Wind资讯
2010年以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年度GDP占全球GDP总额12%左右，人民币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日益广泛。截止到2014年底，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已占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2%，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9大交易货币，第5大支付货币和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此外，官方统计显示30家央行与货币当局已把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
从对外贸易结构看，进口商品结构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阻碍作用在减弱，但出口结构仍有待改善。依据海关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进口产品总额中，33.0%为初级产品。其中，矿物燃料、油及其相关原料占比16.2%。数据来源：http：///news/data/2015/05/07/11335d0wh.shtml.从出口商品结构看， 2014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已经达95.2%数据来源：http：///news/data/2015/05/07/113148s20u.shtml.，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只占出口总额的31.2%。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仍需进行深度转型与升级。
对人民币国际化构成阻碍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收付比率。2010―2014年人民币实际收付比例差距虽有明显缩小，但始终处于实际支付明显大于收款状态，2014年第一季度收付比为1∶2。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收付差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对人民币结算的接受程度不同，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市场地位不强以及跨境套利操作等董琴论：《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选择》，载《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面对巨额外贸顺差，日本20世纪80年代曾经实施“黑字环流计划”，扩大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日元资本输出，提升了日元的国际地位。但日元回流机制的缺陷不能使海外日元在离岸市场沉淀下来并且流向其他国家，而是大量流回国内，阻碍日元国际化的正常发展。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开始升值，1995年曾经出现1美元兑换79.75日元的历史记录。日元的持续升值，使国际市场日元的供给量急剧升高，而日本出口和经常项目顺差并没有相应减少，进而促使大量日元外流。而离岸市场的日元并没有在离岸市场发挥其投资功能，反而通过日本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以信贷的形式向日本国内企业贷款，出现日元迂回回到日本的情况。货币国际化的目的在于扩大该币种在国外非居民中的使用，日元的回流机制严重阻碍了其国际化的进程。
人民币回流机制目前尚处于初始建设阶段。人民币进口贸易结算和出口贸易结算共同构成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形成了经常性贸易项下人民币的收和支，只有收支大体平衡，人民币才能够顺利回流。近年来，由于我国不仅进口结算远远大于出口结算，导致我国跨境贸易结算收支差异巨大，而且贸易结算也存在严重的地域失衡，人民币跨境结算主要集中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对与中国贸易规模巨大的欧美国家辐射极为有限，进而极大地阻碍了人民币贸易回流。另外，离岸市场仅有香港较为活跃，伦敦尚处于起始阶段，其他地方还没有涉足，可见人民币国际循环中转站的建设还不完备。同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够健全，没有办法吸纳和监管大量回流货币。国际回流路径的不畅严重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下的情况略乐观。2014年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投资额达到3280亿人民币，中国对外投资金额1160亿美元，与吸引外资规模相当，其中多数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外国投资者通过RQFII项目投资于中国资本市场等均以人民币作为跨境投资工具。
（二）国际和地区金融领域话语主导权缺失
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政府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联储积极鼓励进出口商使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支持美国银行全球布局并为其提供优惠利率，力邀他国央行在美投资，并积极为战后欧洲提供美元贷款。通过上述方式，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得以建立并不断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这一时期实现美国战略意图的主要工具。二十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地位并未削弱，美国仍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控制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国际金融活动的协调仍然在按照美国的利益来组织和运行，美元通过与石油定价的捆绑维持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主体地位。
与之相比，日本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则有明显缺失，日元汇率的不稳定间接体现了这一点。特e是二十世纪80年代，日元国际化的关键时期，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骤然升值40.5%，1995后又持续下行，不到3年的时间里贬值达到100%。如果从1973年2月14日日本实行浮动汇率起计算，40多年来日元汇率超过30年年均汇率波动超过10%，波动幅度超过20%的年份有近三分之一。如果以更严苛的稳定性标准，即3个月汇率平均波幅在10%以内衡量，则日元的不稳定性会更加明显。一国货币币值的不稳定无疑会降低一国货币作为贸易和投资清算货币的吸引力。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区域金融领域的话语权有所增强，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人民币纳入SDR一篮子货币，中国银行直接参与洲际交易所（ICE）伦敦黄金（LBMA Gold Price）定价，亚洲投资开发银行的成立等。但实事求是地看，人民币仍然面临国际和区域金融领域斗争的巨大压力：（1）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中，美国和欧洲都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的投票权都位于美国和日本之后。在SDR中，2010年美元占比41.9%，欧元占比37.5%，2016年美元占比41.73%，欧元占比30.93%，人民币占比仅10.92%。（2）民族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国际话语权。主要的国际信用评级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手中。（3）缺乏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虽然建立起在一系列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机构，但其作用目前仍然有限。（4）设置定国际金融议题和国际金融规则的能力有限。王晓秋：《后危机时期提升我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对策研究》，载《改革与战略》，2012年第3期。
（三）国内金融体制存在缺陷
金融市场发达并深度开放，从而使该国货币在跨境交易中可被广泛使用，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又一重要因素。日本政府在1988年后，才先后开放了外汇市场和日本商业票据市场，对东京离岸市场废除了出超管制、放松了入超管制；随后，又向日本境内的居民开放了中长期欧洲日元贷款，解除了对居民海外存款及欧洲日元债券的限制，使日本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深化，为日元的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然而，日本国内金融体制的各种结构性缺陷使日元国际化没有达到理想的经济效果。由于日本当局主观上对传统金融体制的保护，早期的金融体制改革仅集中在利率自由化和放宽金融机构业种限制两个方面，导致了日本在市场开放以及运行方面与国际化标准相去甚远。一是表现在配套措施不健全，特别是金融业过度保护现象严重。日本尽管实现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但实际上在证券交易市场准入、金融商品开发等方面保留着许多排外性规制，内外资本交易仍然要实行认可制度。对国内金融机构“护卫舰”式的保护政策，造成了日本金融市场的相对封闭性，造就了银行体系缺乏不良资产处理能力和应对国际市场能力。二是日本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在失去其优势后仍在起主导作用。这种内外分断的金融体制改革措施致使日元国际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相比日本，我国的金融体制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在逐步完善。到2015年5月底，中国已经同世界上32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或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约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时又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为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货币奠定了基础；2015年7月14日，中国允许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央行可以运用人民币进行境内银行间市场投资业务；2015年9月30日，中国银行宣布，境外央行类机构可以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同时向三类境外机构――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开放包括即期、远期、掉期和期权在内的各品种外汇交易，且无额度限制；2015年10月8日，中国正式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期）成功上线运行；2015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中国以外地区――伦敦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50亿元人民币；2015年11月2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已批准八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成为衍生品会员；同年10月30日，中国央行《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的通知；同年11月25日，首批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成备案的境外央行类机构，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等，已正式进入到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这些逐渐开放金融市场的改革举措，说明，我们正在真诚努力地解决金融市场开放度不足问题。
中国金融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具体表现在金融体制的计划特征明显和国内金融市场深度不够：一是市场主体和服务对象多元化程度不足，部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负债率畸高，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抬升了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二是金融监管过度与不足同时存在，“一行三会”金融监管行业分割严重，缺乏统筹而高效的全局监管信息和力度；三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利率等价格体系由市场力量主导机制仍有待完善。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的独特机遇
（一）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旧有的国际和地区金融主导权产生冲击
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开始加快步伐的重要原因是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使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溢出效应突现，国际社会对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定货币及危机应对机制等国际公共品的需求随之上升；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美元外汇储备短缺的困境，而中国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美元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在跟中国贸易的时候就主动提出以美元或者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让大部分国家认识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向一个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应该有更多的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国家一直在探索复苏经济的机会，中国经济作为世界市场的一枝独秀，自然受到欧盟青睐。从图1可以看出，相比于中美，中国和欧盟的贸易不断加强，2008年后中欧双方进出口贸易额在不断上升。
图1中欧与中美进出口贸易额比较（2008―2015年）（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 处于经济长期低迷、通货紧缩严重、日元国际信用降低的状态。同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贸易体系、国内低迷的需求市场、日益严峻的财政问题也更加突出。2008年经济危机使正在恢复的日本经济再遭重创，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政治环境动荡、再加上自然灾害（地震、海啸、核辐射等）的危害，使国际市场对日元的信心M一步降低，严重影响了日元国际化的进展。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作为二战战败国，战后日本在政治和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均受制于美国，日本银行在国际范围内业务的开展、日元的国际化在触动美方利益时均受到明显的打压。巴塞尔协议Ⅰ的出台、广场协议的签署都是明证。对外战略和政策受制于人，严重制约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定层面能够依据自身利益做出合理判断和决策。2013年9月以来，主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是一个开放的地域合作机制，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需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和促进。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人民币区域化进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黄卫平从四个方面概括了这种影响：（1）基础设施建设将引领人民币进一步“走出去”。（2）贸易畅通化将加深人民币国际化进程。（3）金融平台建设将保障人民币较顺利的“走出去”。（4）人文交流纽带的加强将巩固人民币在周边的地位。黄卫平、黄剑：《“一带一路”战略下人民币如何“走出去”》，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5期。
从实际效果看，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人民币区域化取得实质进展。中国人民银行和中亚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在1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推动人民币定价和支付进入本地市场。另外，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人民币得以在更多的区域中心推广使用，有利于上海和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发展。截止到2015年5月，中国对外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经由2009年的0.02%上升到25%。
（三）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及时介入以及积极推动
政策层面上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力度超越市场预期。一是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2009年7月中国政府即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在试点城市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人民币跨境使用相关的管理制度和金融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二是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改革不算取得进展。2013年8月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如今已拓展到五个省市，自贸区已经逐步成功实现利率自由化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等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等内容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被明确列入改革纲领中。人民币自从开始跨境使用之后，央行先后推出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业务和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业务，在2014年启动“沪港通”项目，2016年启动“深港通”项目，这些举措打开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大门。2015年3月央行开始着手推进个人跨境投资便利化，推动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并依据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框架修改外汇管理条例。2015年11月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20年将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使其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清晰、推进有序。
四、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借鉴别国经验吸取别国教训，更要立足本国独有的国情，正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困难，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和国力，明晰现阶段的主要发展目标、及时制定可行、稳定和连贯的政策，脚踏实地、适时有效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一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健全金融政策的决策机制，控制好金融政策出台的力度和节奏；建立健全重大金融决策终身问责机制；确保金融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二要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同时强化金融创新监管。三要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同时加强国际协调，建立有效风险预警机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风险底线，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2.构建均衡的货币回流机制，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我国要坚持继续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在双方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指导下，有效协调人民币与东亚主要货币之间的关系；第二，要继续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我国本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增强我国货币在东亚区域内的流动性，提高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计价结算频率，最终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
3.完善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通过增加汇率弹性，使汇率能在安全区间内浮动，从而避免人民币在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我们在坚持汇率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可控性和主动性的前提下，逐渐稳步向市场起主导作用的汇率制度转化。相对汇率变动，利率的调整比较容易控制，对市场的影响也更宽更深。因此，当金融市场开放相对滞后时，我们可以率先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会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选择。
4.以“工匠精神”提升对外贸易品质，增强外贸企业市场地位。我国是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要想由大变强，必须提升对外贸易品质。中国对外贸易品质的提升最重要的是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政府不仅要把“工匠精神”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更应该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来引领这种精神在国民心中生根、开花、结果，使我们的产品从粗糙变为精雕细琢，从低端走向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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