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工作感悟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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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工作感悟

妇联工作感悟范文1

这位有着“中共首任女保卫部长”、“一大幕后功臣”美誉的传奇人物与陈独秀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交往呢?

1920年春,有着“中国通”之称的维经斯基赴华进行调研。到达中国后,他拜访了,后又由引荐赴上海拜见陈独秀,一起讨论中国的建党问题。

此后,陈独秀开始秘密“招兵买马”。求贤若渴的他,一开始便想到了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秘书的王会悟。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平民家庭,其父王彦臣是一位晚清秀才,靠教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王父思想开明,王会悟从小没有缠过脚,并被允许进入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

当时,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是王会悟最喜欢的报刊之一。王会悟曾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豪情。接到王会悟的来信后,陈独秀异常欣喜,曾自豪地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回信赞扬王会悟“胆子大”,鼓励她“多读点儿书”。

“五四”后,从湖郡女塾毕业的王会悟奔赴上海,后经上海学联介绍参加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理事。王会悟工作热情、负责,思想进步,深得会长徐宗汉(辛亥革命元老黄兴的夫人)的器重,被其委以文秘工作之重任。同时,也因工作机缘,她还有幸在法租界渔阳里二号找到了《新青年》社址,向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当面请教。

此次见面,陈独秀那乐观大度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让王会悟深为叹服。而英姿飒爽、思想进步、富有文才、充满活力的王会悟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千金易得,良友难求”,此次见面,陈独秀、王会悟两人均慨叹相见恨晚,自此联系密切。王会悟更是在陈独秀影响下第二年便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正是基于对王会悟的赏识和信任,陈独秀托妻子高君曼邀请王会悟参与建党工作。而接到陈独秀的邀请,王会悟丝毫没有迟疑,她当即便搬到陈独秀的家里,参与他们“开天辟地”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期间,日后与王会悟、陈独秀都有莫大关系的李达由日本回国。回国后,李达获悉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组织成立共产党,亦欣然接受陈的邀请加入其中,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八位(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发起人之一。为了工作方便,李达也住进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社。

随着王会悟和李达接触的增多,两人渐渐在工作交往中迸出了爱的火花。“一个才华横溢、高瞻远瞩,一个娥眉宛转、胸有文墨”,两人频频约会,情语切切,身影相随。这一切陈独秀都看在眼里,他决心撮合他们,遂于1921年下半年请徐宗汉做媒,由妻子高君曼具体操办,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为王会悟和李达举行了朴素简单的婚礼。

出于对陈独秀的感激,婚后第二天,王会悟即投入工作,帮丈夫李达发送文件、通知,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他们相约,把革命事业的每一个胜利作为报答陈独秀夫妇照顾之恩的厚礼。也就是从这时起,王会悟、李达与陈独秀三人开始携手共度他们的革命征程。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共同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根据以前的酝酿和马林的建议,李达通过王会悟与在外地的陈独秀联系后,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李达便受陈独秀委托,分别写信由王会悟邮寄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

对于陈独秀特别强调的中共一大会场问题,李达则将其交由王会悟办理。接受任务后,王会悟斟酌许久,将开会地点定在了位于“法租界”望志路一六号(现为兴业路七十六号)的李书城公馆。李书城早年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身世显赫,当时,他带着警卫赴湖南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老夫人也回了老家湖北,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李书城胞弟)、薛文淑(李书城的续弦)、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女儿)及一名四十多岁的厨师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安徽籍保姆,加之李公馆位置偏僻,附近行人稀少,实为召开中共一大的绝佳环境。

接下来是陈独秀关心的参会代表住宿问题,王会悟将其定在了与李公馆紧邻的私立博文女校。该校校长黄绍兰曾聘请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且李达与黄绍兰也认识,李汉俊与黄绍兰及其丈夫黄侃皆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当时还是博文女校学生。有了这几层关系,黄绍兰便同意王会悟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租借了三间教室。这三间教室日后便成了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

7月23日夜晚,中共一大隆重开幕。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两个国际代表作报告,李汉俊、刘仁静轮流担任翻译,、周佛海记录。整个开会期间,王会悟都担任保卫工作。

至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不顾王会悟的阻拦,从虚掩的后门闯入窥探。他四处窥视后,谎称找错了地方而退出门外。机敏的王会悟对这一情况感到怀疑,想起陈独秀的嘱咐,她立即告诉坐在靠门口的杨明斋,杨明斋当即翻译给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马林正在发言,听到杨明斋的翻译后,凭着长期积累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击桌连称此人可疑,可能是敌人的侦探,建议会议立即中断。随后,代表们便在王会悟的带领下分别从前后门迅速撤出李公馆。

果不其然,仅仅过了十多分钟,法国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房子,把李公馆搜了个遍。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多少证据,把李汉俊等人威胁警告一番后扬长而去。得益于王会悟的细心和马林的果断,代表们及时疏散,未受到任何损失。脱险后的代表们纷纷向王会悟表示感谢。

当晚,转移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不惧危险,又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继续开会的地点。当时,大家意见不一,争论激烈。看到这种情况,王会悟便向代表们提议:“到我的家乡嘉兴去开会怎么样?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船可以租。那里环境清幽,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当天可来回。在那里以游湖作掩护,既安全又方便……我在嘉兴读过书,南湖的环境熟悉,城里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可以分散到同学家里,比较安全。”王会悟的提议令代表们豁然开朗,借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无疑是“万无一失”的选择,便纷纷投了赞成票。

8月2日,会议在南湖游船上开始了。为了确保会议安全,王会悟还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她让船夫将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她自己也装扮成船家歌女模样,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做到万无一失,王会悟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并与代表们约定:王会悟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麻将。

曾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当时开会的时候,原本湖上只有雾,后来变成下小雨,最后下起大雨”,“游客并不多,湖面上只有几条游船”,会议遂开得较为顺利。但“到下午3点以后,游船逐渐增多,大约5点左右,湖面上出现一艘小汽艇,且发出刺耳的汽笛声,似为政府巡逻,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赶紧将早就准备好的麻将取出,以麻将声为掩护。王会悟则乘小船出去打探消息,才知道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鸣笛庆贺,虚惊一场” 。

一直到下午6点多钟,会议才完成了所有议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在“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中,中共一大完满闭幕,代表们也怀着愉快的心情,在“中共首任女保卫部长”王会悟的陪同下,告别了风景怡人的美丽南湖,全部顺利返回。后来,陈独秀在获悉一大会议过程及内容后,也连叹自己没有选错人,直赞王会悟细心、机警。

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党的宣传主任,是党中央三位领导人之一。当时,由于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任职于广州,各地与中央联系多找李达,再由李达转告陈独秀。其与王会悟的寓所也成为中央秘密办公地点和通信联络站。这段时间里,王会悟协助李达做了大量党务工作,陈独秀曾多次在信中赞扬王会悟。

中共一大闭幕后,鉴于党的活动经费筹集困难,中央局书记周佛海与宣传主任李达及组织主任,联名将一大的情形及党的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写成书信,并由王会悟寄给陈独秀。同时,因暑假即将结束,周佛海要回日本继续学业,他们也催促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收到王会悟寄来的信件后,陈独秀尤为重视,他随即于1921年8月中旬辞去民国政府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书记。从此,中央局就在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李达寓所办公,陈独秀与王会悟开始在一起为革命工作而携手奋斗,两人友情日笃。

陈独秀一生重视办报刊,在其耳濡目染下,王会悟随即协助李达于这年12月13日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我党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当时,这一“专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主旨”的杂志创办后,陈独秀甚为欣喜,他连连夸赞王会悟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并先后数次为杂志撰稿。

随着与陈独秀接触的增多,王会悟惊喜地发现他的那些关于教育的思想和观点,竟与自己非常相似。还在辛亥革命结束不久时,王会悟因父亲病故,就曾于嘉兴师范学校辍学回家,独自办起了桐乡第一所女子小学。后来,由于王会悟的言行遭到一些守旧乡绅的反对,学校也被强行停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甚为关心妇女解放运动的王会悟和李达又萌发了办女子学校的想法,其后李达将此建议向陈独秀做了汇报,旋即得其大力支持。

经过王会悟与李达等人的积极筹备,1922年2月,被陈独秀寄予莫大希望的上海平民女学终于如期开课。学校规模不大,只是一栋二层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教学设备也较为简陋。招生分为高级、初级两个班,在当时大约三十人的学生当中,就有蒋冰之(丁玲)、王一知(施存统夫人)、王剑虹(瞿秋白夫人)、张琴秋(沈泽民夫人)、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锐等一大批后来声名显赫的妇女革命者。王会悟与高君曼也是该校高级班的旁听生兼初级班教员。王会悟还协助李达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平民女学创办后,以其合法身份为掩护,一些党内会议也多于此处召开,校园里经常可以见到陈独秀与王会悟的身影,平民女学遂成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平民女学为时只有一年,但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该校在陈独秀、李达和王会悟等人的苦心经营下,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高君曼、丁玲等第一批妇女干部。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王会悟家里――上海成都北路七弄三十号召开,十二人出席会议,代表全国党员一百九十五人。代表们开会时,王会悟则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当时,这一幕曾感动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每一位二大参会代表,受到他们的一致赞扬。

然而1923年暑期,王会悟却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其丈夫李达与陈独秀发生矛盾,两人竟至绝交。原来,当初李达到上海见到陈独秀后,对国共合作事宜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全体加入,全心全意做国民革命,等到将来条件和时机成熟以后,再做社会革命。但李达却坚持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本身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团体形式加入。

众所周知,陈独秀虽然是著名的民主斗士,但他自己并不那么民主;相反,他那时反而是主张共产党集权的。见李达毫不客气地对自己提出诸多意见,陈独秀就以家长制作风来对待李达。 “相对于陈独秀的性格,李达也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他既有学者秉性直率的气质,也有湖南人身上常见的傲劲”,遂一气之下拂袖而去,脱离了他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段史实,王会悟后来曾回忆说:“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常拍桌子骂人,对各省支部来信所提的建议很少采纳。如两人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李达主张实行‘党外合作’,为了这问题,陈独秀和李达争吵起来,陈大发雷霆,摔茶碗,拍桌子,骂李达说:‘你违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也倔犟地说:‘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从此李达就不和中央往来了,他也未参加不久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王会悟还称: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发展到极点时,“独断专行竟演变到有意避开不见第三国际的人”,而“这时李达已不能忍受陈独秀的恶劣作风,曾多次对我说,‘这草莽英雄怎可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

当时,王会悟因怀第二胎已身体患病,看到李达与陈独秀争吵乃至绝交,她更是心如刀绞。一个是自己崇拜和仰慕的人生导师,一个是自己相亲相爱的丈夫,王会悟甚感无助。她拖着病重的身子,不辞劳苦地在陈独秀与李达两边进行劝说,然而无济于事。无奈,心灰意冷的王会悟遂于1927年年底辞别陈独秀,追随李达转至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偏僻弄堂里,继续其革命工作。当时上海正白色恐怖笼罩,王会悟不惧危险,还与李达在1933年以王会悟的笔名“王啸鸥”为登记人组建了笔耕堂书店,得到了的高度赞扬。在给李达和王会悟的复信中,甚至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具有戏剧性的是,稍后陈独秀因“托派”问题亦被开除出党,跌入了其人生低谷。在落寞的日子里,他曾对自己先前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反省。

几十年后,客观上因为自己而导致王会悟与陈独秀分离的李达在重新入党时,曾在自传中检查了自己当年“脱离组织的动机”,“是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风”,以及陈独秀“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水准。甚至于1959年3月27日在写《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时,李达还说:“……陈独秀也是我的死对头……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他的领袖欲很强,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陈独秀对社会主义认识并不清楚,有一次他跟我说:咱们上四川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算了。”直至 “”中,李达被造反派以“叛党”之“罪名”批斗时,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的党!”这都足可以看出李达对陈独秀的态度。

妇联工作感悟范文2

带着疑问和好奇,我走进纪念馆。答案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被称为“一大”幕后“会务总管”的王会悟就是乌镇人。1898年7月8目,王会悟出生在这秀美水乡。

纪念馆坐落于乌镇西栅的观后街,原来是她的故居,后辟为纪念场所。这是一座极具晚清特色的院落,古色古香,门栏上方悬挂着“王会悟纪念馆”六个隶书金字的匾额。走进馆内,首先看到的是王会悟蜡像:身着灰白色老式大襟上衣,配着黑色短裙、乳白短袜及黑色布鞋,身旁是一艘象征着承载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南湖红船模型,脚下湖光荡漾,荷花绽放。在馆内展品中,王会悟亲笔写下的回忆文章《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在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展品,就是根据她的回忆复制的。

此前,对这位传奇女性,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她参与了“一大”的筹备工作。浏览展版,一段段历史大背景中显现的王会悟身影,使我对她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她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女性,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晚清秀才,家中开有私塾。父亲王彦臣的文化启蒙从她6岁开始,她的私塾同学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茅盾先生。1916年,王会悟考入湖州湘郡女校攻读英语。期间,她阅读了《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大量进步书刊,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她曾大胆地给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写信,赞成思想文化革新。陈独秀对这位思想解放的女学生非常赞赏,回信称赞她“胆子大”,并鼓励她要“多读点书”。

1919年,新文化运动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湖州的天地太窄小了,志向高远的王会悟不愿囿于此地,毅然奔向了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大上海。经上海学联介绍,她被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遇到了终生伴侣――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活动方便,他寄居在陈独秀家的亭子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主编《共产党》月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筹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王会悟是第一批团员。她与李达都借住在陈独秀家里,平时经常帮李达誊抄文稿,由衷崇敬其坚定的信仰与渊博的学识。李达则经常向她讲述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并赞赏她对新思想的追求。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爱,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在上海陈独秀家的客厅,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是操办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著名文学家茅盾和其弟沈泽民以及几名友人,见证了他们的结合。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共11人陆续抵达上海,他们是: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这11人和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共13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中共“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王会晤虽然不是代表,但参加了大会筹备工作,负责代表们的食宿、开会地点安排等后勤事务。当时,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为了安排好食宿和开会地点,王会悟费尽了心思。首先是开会地点。她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开这样重要的会议,选在旅馆和其它比较公开的场合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在和李达商量时,突然想到了上海代表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一处上海最具特色的石库门建筑。这处寓所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元老,曾任武昌首义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过“讨袁”、“护法”运动,身份显赫。选择此处开会,官府、军警是不敢贸然打扰的。李达在征得李汉俊同意后,采纳了王会悟的建议。中共“一大”的会址就这样确定了。

“一大”代表住宿问题也同样费了一番思量。找一幢独立的,又与李汉俊住处比较近的地方是最佳选择。王会晤自然想到了她十分熟悉的博文女校。原因有两个:一是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上海组建女子军事团并任团长,后来定居上海,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等创办博文女校,徐宗汉为董事长。王会悟与黄绍兰因徐宗汉的关系熟识,又志同道合,借用女校不是问题。于是,王会晤登门珲访了黄绍兰,以北京大学教师暑期旅行团来上海为借口租借校舍。当时,博文女校正放暑假,房子空着,黄绍兰爽快地答应了。二是博文女校距离李汉俊住处很近,代表开会来回非常方便。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外,其余代表均借住在这里。

1921年7月23日,代表们走进兴业路76号这处并不起眼的建筑。他们怀揣着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围着一张长方型餐桌,开始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会议召开时,寓所内,代表们热情高涨地筹划着中国革命的蓝图;会场外,王会悟沉着机警地在楼下后门门口处望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中共“一大”有详细的记载:会议的第一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同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目、28日和29目,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7月30日晚8点多钟,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虚掩着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他朝屋里环视了一周后,以找错地方为由匆匆告退。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马林当即察觉此人是侦探,建议会议停止,大家迅速离开,只留下了李汉俊和陈公博。陈公博在当年写下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记述了代表们走后的情景:

……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结果没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已无法在此继续举行了,必须另选地点。当时,代表们提出了几个意见,都不是特别合适。最后,王会悟提议说:“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不像杭州那样惹人注目,且风景秀丽,我们可以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而王会悟就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先行到嘉兴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随后,其他“一大”代表乘早班火车前往嘉兴,暂住在了鸳湖旅社。王会悟又托旅社代雇了一艘中等画舫,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并约定,她一敲舱板,他们就得打麻将。随后,代表们在她带领下,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到预先雇好的游船。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亨起嘉兴小调,再用纸扇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便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有人还“七条”、“八万”地喊着。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连夜分散离开嘉兴。从此,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到神州各地,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

其实不止“一大”,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二大”,王会悟也是重要的会务参与者。那时,她和李达住在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里既是他们的寓所,也是中共第一个出版社一人民出版社社址。“二大”的会场就设在他们家里,王会悟再次承担起会务服务和站岗放哨的重要使命。她的儿子李心天曾回忆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会议的第一天就是在我父母亲上海的家里召开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姐姐在门口放哨,做警卫工作。”

“一大”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和李达感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妇女干部,所以决定出版一个刊物,定名为《妇女声》。该刊1921年12月13日创刊,为半月刊,由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主办。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等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专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主旨”。大量报道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情况和国内各地女工的罢工斗争,着重讨论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在提高妇女觉悟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会悟是该刊物的主要编审人员,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出了10期,但作为第一本妇女刊物,它在传播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王会悟还参与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平民学校的学生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工人运动。1922年底,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平民学校停办。

此后,王会悟随李达应之邀赴长沙。当时,王会悟带着出世才几个月的大女儿李心田,在清水塘和夫妇的住所暂住。听李介绍,王会悟的英文很好,就建议她到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教英文。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王会悟与李达回到上海,李达到商务印书馆做文字翻译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先是隐蔽在上海,后迁居北平,王会悟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参与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1931年,李达到暨南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青年学生们的欢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曾想到延安去,为党做些工作。他在重庆找到组织部长博古,但没得到同意。此后,李达先后在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王会悟均伴随同行。由于李达坚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引起当局的不满,唯恐其搞“赤化”。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解除李达的教授职务,并通令全国各高等学府均不准聘用李达。在这种情况下,李达不得不回到湖南老家隐居。1937年5月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王会悟通过关系将书送至延安,十分高兴地阅读了10遍,作了详细的眉批,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本这样的书是十分难得的。这本书里,也凝聚着王会悟不少心血,所以在写给李达的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重庆妇女界开会欢迎。当时,王会悟和二女儿李心怡正好在重庆参加进步活动,因此也参加了欢迎大会。会议中间,得知王会悟在渝,连忙说:“请她不要走,留在这里。”散会后,王会悟被请到住处。她紧紧握住厚实温暖的手,激动不已。她提醒不要上的当,笑着说:“会悟还是老样子,说话直来直去,请放心吧!”还亲切地询问了李达夫妇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王会悟和二女儿在重庆期间,和邓颖超对她们母女也非常关心。曾派工作人员将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送给她们。1946年春节,还派人接她们母女到红岩新华日报社一起吃年饭。节后,由于身体原因,王会悟自重庆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养病。

1949年夏,邀请“我公司发起人之一”李达到北平共商开国大计,并对李达说:“解放啦,快把会他们接来吧。”王会悟于是得以与丈夫团聚。新中国成立后,想将李达留在北京任职,但李达因为喜欢教学研究而婉言谢绝。1950年2月,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校长,并兼中国哲学会会长;王会悟则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工作。

1958年底,中央批准浙江嘉兴县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者带着模型船前往北京找到王会悟。王会悟回忆描述了当年那条画舫的大概长度、船面布局、开会舱房里的陈设及装饰,乃至桌椅的颜色等。筹建者用心记录,回去后重新设计制作,然后再送北京审定。董必武答复:“就是这种船。”于是据以放大仿制。1959年7月1日,红船如愿制造成功,国庆10周年时正式对外展出,南湖红船从此声名远播,至今已在南湖碧波上停泊了50多个春秋。

妇联工作感悟范文3

一、在政治思想上坚持经常学习,提高代表履职意识。作为一名女性,我觉得只有不断学习充实自己,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我想只有学好理论知识才能更好地去实践,为群众服务,为选民代言。为此,我注重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又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以及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做好联系选民、接待选民工作

我固定联系选民4人,我与选区选民保持了紧密的挂钩关系,经常登门入户,及时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意见和反映,获取第一手资料。我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将联系选民工作融于其中,每进一户,都得着重询问生产、生活情况,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关心群众的困难、疾苦,及时向镇党委、政府提出建议。

妇联工作感悟范文4

[关键词] 《告白》;《入殓师》;主妇;翻拍;不可复制

一、难以被模仿的主妇形象

在翻拍盛行的国内外电影市场上,模仿与被模仿都不足为奇。在日本电影被翻拍的历史上,灾难片鼻祖《哥斯拉》、最成功的恐怖片系列《午夜凶铃》以及生活《导盲犬小Q》《谈谈情跳跳舞》的美版翻拍,都获得了不俗的票房和口碑。然而,日本电影当中的主妇形象,却独树一帜,无论出现在何种类型的影片当中,都打上了鲜明独特的烙印。即使是在翻拍大行其道的世界电影市场上,仍然很难被模仿。

《告白》与《入殓师》,这两部电影近期在国内国际享誉盛名,获奖无数。虽然其叙事角度与拍摄风格都极其不同,然而对日本主妇形象的描写,却有着或远或近、或明或暗的关联。

二、《告白》与《入殓师》

《告白》于2010年上映,创下了超过37亿日元的票房成绩,并获得了第8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剧中几位主妇形象都颇具典型性。

影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木村佳乃饰演的犯人B直树的母亲:下村伏子。她没有固定的工作,而直树的父亲,在电影中从未露过面。从伏子的日记看出,他非常忙,甚至儿子出现这样的状况都无法出面。这样的剧情设计虽然夸张,却不无代表性。在日本,主要的家庭结构仍是由丈夫工作养家,而丈夫一个人远赴外地甚至国外“单身赴任”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此外,核家族(夫妻或者是夫妻与未婚的子女所构成的家庭)化,使女性在家务和育儿上很难再借助老人的力量,从而形成了日本主妇一力承担家庭和孩子所有问题的局面。《告白》中直树父亲存在的意义,仅在于提供这个家庭所需的经济来源,也强化了伏子的专业家庭主妇形象。

影片主人公森口悠子,虽然在电影的前十几分钟是作为一个职业女性——中学女教师的形象出现的,然而当属于森口的“告白”结束之后,她便辞去了学校的工作,之后对她的工作也再无交代。在以森口为叙述者的“告白”段落中,无论是对女儿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是对丈夫崇拜、无条件支持,都可以看出森口的生活重心仍然以家庭为主,她的形象特征,仍与日本主妇有着吻合的地方。

影片的另一位女性,是犯人A修哉的母亲,她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科研人员,因为修哉的出生阻碍了她成为一个学者的追求,从而抛弃了家庭,也直接导致了修哉人格缺陷的形成。修哉母亲的形象与日本传统主妇背道而驰,但也恰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在日本,家务和育儿负担之重,导致大多数妇女事业家庭不能两全。这在发达国家中也属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告白》的作者凑佳苗,就是一位典型的日本主妇,而其作为兴趣的写作,也是在家务、育儿之余的一种パート(日语,专指主妇业余时间的工作,下同)。在日本,有很多这样以管理家庭为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并大有作为的主妇作家。

《入殓师》于2008年上映,在囊括了日本电影金像奖、蓝丝带奖等国内外无数大奖之后,更一举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

《入殓师》讲的是一个被迫踏入送葬行业的年轻人大悟,在这项备受世人诟病的职业中,体会到“生”与“死”背后所蕴涵的哲理的故事。影片中为死者送行的片段穿插在人对生之美好本能向往的描写之中,更体现了人物对生命的认知和彻悟。

大悟的妻子美香,是影片中一个亮点。虽然她的职业是网页设计师,但影片从头到尾对她的工作没有任何描写。她仍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主妇,贤淑温柔、对生活充满希望、对家庭全心支持。不但广受日本民众喜爱,更获得了许多中国观众的青睐。

三、隐忍的主妇

无论是《告白》还是《入殓师》,电影中的日本主妇都有一个极其相似的共通点:极富忍耐力。面对家庭巨变、世人的羞辱,甚至痛失至亲,她们没有大吵大闹、悲痛欲绝或呼天抢地,而是往往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平静。

电影《告白》的开头,孩子们坐在教室中,有的已渐入梦乡,有的拿出镜子顾影自怜,有的无聊地嬉笑打闹。若不是讲台上站着女老师森口,谁也不会想到这会是在课堂上。而面对躁动不安、对课堂毫无尊重可言的学生们,森口却始终保持着优雅的声调、娓娓道来。森口与丈夫樱宫老师生下了爱美,而樱宫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无法接近女儿,在对女儿的无限思念和对家人的无限愧疚中离世。森口将爱全部倾注到女儿身上,但女儿却因为两名学生简单而愚蠢的恶作剧惨死于学校泳池中。“爱美已经不在了,我已经再也不能握住她的小手。那柔软的小手和发丝,我永远也摸不到了。”即使说出如此痛彻心扉的话语,即使面对安然稳坐于人群的杀人凶手,森口依然保持着平静的语调,只有轻轻一秒的停顿。

下村伏子的形象可以说是更为极端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直树杀害了爱美,以为自己受到报复、喝下了添加有病毒的牛奶,感染上艾滋病。整个人陷入疯狂的状态,将自己关在家中,甚至对母亲大打出手。面对儿子的激变,伏子暗地里虽不免失声痛哭,然而面对家访的老师和同学,却始终保持温婉的形象。影片特写了伏子在接待家访老师时倒茶的一个镜头,她轻柔地将茶倒入精致的茶杯之中,为客人双手奉上茶饮之时,还不忘尽量将两只茶杯摆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之上。在这样一部剪辑风格凌厉的作品当中,任何一个特写镜头绝对都不是毫无意义的,这看似无心的画面,恰恰反映出伏子这一主妇形象的特点:无论面对如何残酷的现实,无论内心如何挣扎,都不能轻而易举露于言表。

《入殓师》中的美香,更是一位性格温顺、有涵养的主妇形象。在大悟乐团突然被解散,又为了购买大提琴欠下一笔巨债时,美香没有因为丈夫的不成熟而大吵大闹,只是说:“没关系,再找下一个乐团!”在大悟因为事业和经济上的挫折不得不决定回到冷清的乡下时,美香虽然内心有所不甘,然而只是淡淡微笑,默默跟随。虽然也有评论认为这个角色过于符号化,过于完美。但无可否认的是,面对挫折和丈夫武断甚至错误的决定,日本主妇大多是选择默默跟从而不是出言反对。类似的形象还出现于2010年大热日剧《打工仔买房记》,片中的母亲因为邻居的霸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而造成这一后果与丈夫的自以为是不无关系。然而面对丈夫和家庭,母亲没有一句怨言,反反复复说的一句却是“对不起”和“给您添麻烦了”。

纵观日本电影作品,无论文化程度高低、无论遭遇多么大的人生坎坷,大吵大闹或是泼妇骂街的主妇形象几乎不存在,这在世界电影作品当中都极为少见。有作家说过,真正凶猛的动物都具有平静的外表。同样,真正激荡的感情总是压抑在波澜不惊的表情之下。日本电影中主妇所表现出的是一种逆向的美,她们这种面对变故超乎寻常的自持、隐忍,具有不可言说的魅力。

四、爱子如命的主妇

爱,在电影表现手法当中往往具有双重作用。爱子如命,既能让一位母亲为了孩子无私奉献,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也能导致过度的保护,扭曲事实,将自己和孩子推向毁灭的深渊。

在《入殓师》中,当美香得知大悟的真实工作后,产生了极大的排斥并选择离开了大悟,但最终又回到了大悟身边。理由看似简单,“我怀孕了”。然而正是这平淡若水的理由,给了美香一个试图接受“入殓师”这项职业的机会。对于主妇来说,有了孩子就等于有了生命的意义,可以促使她去改变几乎不可能改变的自己。

而在《告白》中,伏子与森口,却将爱子如命演绎出了另一层令人胆战心寒的深意。直树的母亲伏子,便是这一典型,她对孩子的溺爱,到达了盲目偏袒和畸形的程度。直树杀害了一个无辜的4岁女童。而在伏子的口中,孩子“只是被坏朋友骗去帮忙而已,真可怜”。她甚至把原因归咎到被害人的母亲森口身上,“单亲妈妈,把孩子带到上班的地方。她只顾着关心自己的孩子,没有看好班上的学生。”在她的心目当中,直树永远是很乖的,都是别人的错。袒护杀人犯的儿子到这种程度,可见伏子的爱有多么扭曲,多么盲目。

同样,森口悠子对女儿的爱,表现在为了替女儿报仇不惜践踏法律,对杀人犯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让修哉间接炸死自己的母亲,让伏子死于儿子的乱刀之下,利用毫不知情的寺田老师去害人,以及操纵无辜的北原美月作为自己的牺牲品。

由此看来,对孩子的挚爱在这两部电影中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既为《入殓师》提供了新的契机,又导致了《告白》中儿子与家庭的毁灭。日本主妇对孩子的爱,犹如一把双刃剑,能促成质的转变,也能带来毁灭性的能量。

五、结 语

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可以放眼真实社会,去探究日本电影中的主妇形象为何如此典型,如此与众不同。主妇本指已婚女性,而在日本,主妇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此。比如上文提到的パート一词,就是为专职主妇外出打工而发明。日本主妇阶层规模之大,形象之典型,在世界各国仍然比较罕见。

据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2008年调查结果显示,赞成“丈夫工作,妻子做专业主妇”的已婚妇女比例达到了45%。日本家庭主妇每天的家务时间比男性多出250分钟,比中国和美国分别高出3.6倍和0.87倍。这种男女差异在国际上也极其少见。特别是,对主妇的向往并没有因为女性学历提高而改变。甚至,上名牌大学也只是为了提高修养,为了将来更好地相夫教子。而学历所带来的涵养,也解释了她们面对变故所表现出的巨大忍耐力。

日本是终身契约制,与欧美自由契约制下形成的家庭结构可谓正好相反。所以日本企业比欧美企业更注重对职工家庭的人文关怀。而且,日本的主妇获得的社会保险以及家属补贴、儿童津贴更多,所以主妇阶层更稳固,也造就了电影当中的这些“典型”。由此可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电影中的主妇的这些特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是难以被复制的。

[参考文献]

[1] 赵立.浅论中岛哲也电影追求及其电影《告白》[J].青年文学家,2011(24).

[2] 汪献平,王平.对亚洲电影的翻拍与好莱坞的全球战略[J].电影艺术,2007(04).

[3] 吴德利,林华.电影《入殓师》主角人物分析[J].电影文学,2011(04).

[4] 王立波.日本家庭主妇阶层的形成[J].社会,2004(10).

妇联工作感悟范文5

大家节日好!

在这春光明媚、万象更新的大好时节,我们迎来XX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今天,全所所有妇女欢聚一堂,举行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座谈会。在此,向为我所三个文明建设和环卫事业作出贡献的全体女职工表示感谢和祝贺、向全体女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19XX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市的女工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歧视,争取自由平等,举行了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这一斗争得到了美国广大劳动妇女的支持和热烈响应。19XX年,一些国家的先进妇女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主持会议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蔡特金的建议,为了加强世界劳动妇女的团结和支持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从此"三八"节就成为全世界劳动妇女为争取和平、争取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的伟大节日。

我国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始于1924年。当年,我国劳动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广州举行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通令全国,定3月8日为妇女节。

翻看一下这两天关于世界各地庆祝“三八”节的报道,还真有一点意思。我国庆祝“三八”节的方式五花八门:某市举办首届月嫂、育儿嫂专业技能大赛;某直辖市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抱夫人”大赛;某公汽线路推出“女性免费乘车活动”;超市举行三八购物优惠活动……再来看看国外的妇女:在印度,参加庆祝纪念大会的妇女要求拥有50%的议会议席和政府机构工作机会,同时反对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在埃及、意大利等很多国家的妇女都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和反对战争为主题,举行了纪念大会。

从这些也许并不全面的报道可以看出,在国内的许多地方,“三八”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节日,甚至成为商家搞促销的一个喙头。而在国外,纪念“三八”节似乎始终没有脱离妇女权益、和平等严肃的主题。这个差别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妇女权益得到了较充分的保护,据联合国的一份统计,中国的妇女在获取同工同酬、选举权、受教育权等方面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几个国家之一,这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我们思想上的一些偏差,毕竟,我们的妇女权益保护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农村辍学的大都是女孩子,女性,包括高学历女性在就业上受到歧视,女性是家庭暴力、性骚扰的主要受害者……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关注的。

姐妹们:母系氏族社会,是依靠妇女团结的力量,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妇女的地位也在不足的领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一名普通女性的我们,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和满足,因为人世间无私的爱在这个三个角色中体现的最深刻。作为女儿,我们得到父母的爱,只因为他们的爱使我们从什么不懂到现在那样成熟,我们没有那些伟大人物的重大举措,但我们都是合格的女儿,因为我们象爱我们的孩子一样爱着双亲,尽心尽力地讨他们高兴,让他们开心;作为妻子,我们以贤妻为标准,时刻在家庭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不为生活琐事所累,不为家庭关系所左右,尽心尽意地为这个家而努力;作为母亲,我们为我们有一个乖女儿或乖儿子,他们健康,活泼,认真,知道体贴亲人而骄傲。而尊老、爱幼、贤淑这一切都表明了作个女人真好。

多年来,因为经济市场的开拓、改革、生存实力的考验、竞争与压力的升级等等的挑战和冲击。我们环卫所从弱小到不断壮大经历了无数的考验、无数变迁。工作中有我们女职工的敬业和勤恳,各项活动中有我们女职工的活力和热情,在女黄所长的带领下我们妇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如“巾帼文明示范岗”、“三八红旗集体”、我们女黄所长还是“市十佳女性”、“优秀共产党员”等等……我们真的有了太多的变化,也就有了太多的反思和领悟:!

没有谁不喜欢安稳和轻松自在,没有谁不喜欢有个稳稳的依靠,被多多的给予,但在这个靠实力说话,靠能力生存的时代,在这个付出与获得越来愈趋于公平的时代,我们不得不绷紧神经,战胜惰性,逼迫自己多思考,多学习,多务实,多创新。回首来时路,我们应该领悟到:为了企业和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继续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努力下去,拼搏下去。

在这个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应份的时代,我们不得不重新洗脑,反思我们的依赖和我们的习惯被给予。我们要学会站在企业的立场看问题,不能一味的索取,我们知道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手。环卫行业是城市环境的专业部门,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我镇环境卫生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精神,不怕苦、脏、累、风风雨雨、年复一年地奋斗在环卫战线。我们要用“高质量、上水平、创一流”的观念来做好环卫工作,同时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树立环卫妇女新形象。

我们还应该用感恩的心情来看待一切事物。对一切所得,一切拥有的东西心存感激,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心境。这一点,从我们女职工身上能够明显体会到。同样,我们也要继续用这种感恩的心情对待生活和家庭。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己已经是最幸福的女人了。真诚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女职工都能够家庭事业两全其美。

姐妹们,一年365天,我们都活在紧张忙碌之中,为工作,为家庭,为孩子。我们总是幸福着家人的幸福,辛苦着自己的辛苦。今天,就让我们还给自己一份轻松的心境,完全放松的为自己活一天,因为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为此送给我们全体女职工一副对联:

在家里人妻人母人女一肩挑不容易

在所里清扫清运清掏样样行不示弱

横批:女同胞辛苦

妇联工作感悟范文6

尊敬的各位女士,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阳春三月,万象更新。值此“三八”妇女节XXX周年来临之际,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关心支持妇女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柔肩扛重任,巾帼显担当。“十三五”时期,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勇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全面进步,这其中也凝聚着广大妇女的辛劳和智慧,饱含着广大妇女的创造和奉献。五年来,全县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大力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在各条战线上锐意进取、奋勇争先,获取了可喜的业绩。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妇联组织的团结带领下,全县广大妇女积极作为、勇挑重担、逆行而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你们之中,有舍小家为大家的最美逆行者,有连日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慷慨捐赠的女企业家,有参与防控的巾帼志愿者……在最紧急的关头全县人民看到了你们的义无反顾和挺身而出。在此,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去年县委谋篇布局、描绘发展新蓝图的基础上,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县人大政协“两会”对今年工作作出进一步安排部署,全县上下呈现出大干快上、加快发展的生动局面。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每一名妇女都有发挥作用、施展才华的舞台,都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希望全县广大妇女携手同行、砥砺奋进,自尊自信展示巾帼风采,自立自强谱写精彩华章,积极争做新时代XX改革发展的“最美女性”。

希望广大妇女做到“思想美”,一心向党永跟随。中国百年妇女运动实践证明,妇女的解放、发展和进步始终与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新时代女性,希望大家不忘初心,始终高举党的旗帜,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定理想信念,把报效祖国作为最高理想追求、把奉献社会作为最大价值体现,矢志不渝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要弘扬家国情怀,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宏伟事业,与伟大的祖国同成长、共进步。要积极参与“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不断增强对党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形成强大向心效应,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

希望广大妇女做到“文明美”,传承美德树新风。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广大妇女一头连着家庭,一头连着社会,在传承社会文明、弘扬时代新风、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希望广大妇女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弘扬主旋律、展现真善美、树立新风尚。要塑造良好道德情操,把品德作为最高的“颜值”,把文明作为最好的“妆容”,以良好道德形象传递好风气、凝聚正能量。要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创建,踊跃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和巾帼志愿行动,推动形成扶贫济困、尊老爱幼、互爱互助的社会新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社会风气才会好。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慈母、孝女、贤妻的社会角色,是树立良好家风的坚强后盾。希望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最美家庭”“美丽庭院”建设,培育健康向上的和美家风,以幸福“小家”带动和谐“大家”。

希望广大妇女做到“内涵美”,希望广大妇女自强不息展风采,在塑造新形象中展现巾帼风貌。新时代的女性之美,不仅在于颜值,更在于才华、内涵和气质。全县广大妇女要持续在提升素养上下功夫,热爱学习、终身学习,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自觉以学习开启心智、升华自我、闪亮人生,努力成为光芒四射的气质女性。

妇女事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把全面推进妇女事业和妇女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支持妇联组织依照法律和章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妇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为妇联组织履行职能提供更好条件。全县各级妇联组织要凝聚强大巾帼力量,既要当好一线医务工作者及家属的“娘家人”,又要关心关爱贫困妇女、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更要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提升妇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广大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娘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