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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1
关键词：产业集群；低成本战略；竞争优势
一、企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学含义与本质
1. 产品价值的分解和竞争优势的含义。任何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在购买一项产品时， 他实际支付的价格一定是不大于产品的可觉察价值， 即该项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真正的价值， 二者的差额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消费者者剩余。产品的可觉察价值(V)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企业经营成本(C) ; 第二部分是企业利润(π ; 第三部分是消费者剩余( Sc) 。其中， 经营成本与企业利润之和构成产品价格( P) ， 而企业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构成新创造价值。我们知道，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永远不变的最高法则，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指导准则是效用最大化。结合对产品可察觉价值的分解， 我们可以断定， 企业之间的竞争情形基本上是基于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保持消费者剩余和产品价格不变， 压缩企业经营成本进而提高企业利润; 二是保持产品价格不变， 通过种种措施提高可觉察价值进而增加消费者剩余。总之， 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在两方面进行较量， 一是产品成本， 二是新创造的价值。这样， 企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就取决于可察觉价值与生产成本之比， 即价值/成本(V/C) 。我们认为， 所谓企业竞争优势， 就是企业在产业中所处的地位使其在参与竞争和吸引顾客等方面具有的一种超越竞争对手的优越态势， 这种优越态势主要来源于更低的企业产品成本或者更高的产品新创造价值。
2. 企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学本质。下面我们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决策行为理论来分析企业竞争优势， 阐明企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学本质。图1 是垄断竞争厂商的供求决策行为分析。图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交点E 决定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产量Q* 与价格P*， 此时企业的利润为ABCP*， 此时企业创造的总价值是OQ*CD， 消费者剩余是P*CD， 新创造的价值是ABCD， 总成本是OQ*BA， 企业的竞争优势( SCA) 决定于总价值OQ*CD 与总成本OQ*BA 之比，也可表示为新价值ABCD 与总成本OQ*BA 之比。其数学表达式为: SCA=∫oQ*D(Q) dQ/OQ*×OA。也就是说， 企业之间的竞争的焦点在于可察觉价值与经营成本之比即价值/成本(V/C) 。进而， 企业间竞争的焦点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经营成本的较量; 二是通过诸如差异化等方法来提高消费者剩余。也就是说， 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两种方式的竞争: 一是经营成本的较量; 二是寻求产品差异化。在此， 本文只分析第一种方式的竞争以及企业如何取得竞争优势这一问题。
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低成本战略优势分析
低成本战略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规模经济， 即是说， 规模经济是企业取得经营低成本进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下面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的主要结论并运用微观经济学当中的垄断竞争厂商模型对此进行说明。上文中图1 是一家垄断竞争企业的供求曲线图， 该企业是否拥有竞争优势是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的。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企业产品价值的多寡取决于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是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和由其决定的边际收益曲线， 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成本曲线组合。面临不同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的企业， 其产品的价值量和价值中成本、利润、剩余的构成也会不同。下面我们以两家不同的垄断竞争企业来说明。
图2 中厂商1 与厂商2 面临相同的市场需求曲线， 但成本曲线不同。由于厂商1 的经营成本低于厂商2， 因此在各自的均衡产量点上， 厂商1 将获得更多的利润， 并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如果厂商1 想抢占更多的市场， 它就可以降价竞争， 吸引更多的顾客。当然， 厂商2 也可降价保卫自己的客户群， 但是由于厂商2 的成本高于厂商1， 其降价的空间就小于厂商1。此外， 如果该行业具有明显的经验曲线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 那么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厂商1 就可能从厂商2 手中抢得更多的市场和利润。两家厂商之间的价值成本之比的关系为:
V1/C1=SCA1>V1/C1=SCA2
也就是说， 由于厂商1 比厂商2 的经营成本更低， 因而更具有竞争优势。因此， 企业采取低成本战略也就是成本领先战略是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成本领先战略是指企业通过有效途径降低成本， 使企业的全部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 甚至是同行业中最低的成本，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这样， 一则企业即使向消费者索取相同的产品价格、
消费者剩余( Sc) 不变， 企业也能够获取更高的企业利润(π) ; 二则由于经营成本(C) 更低， 进而企业即使保持利润(π) 不变， 但由于可以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者剩余( Sc)更多， 因此必然会吸引更多的顾客、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赢得更强大的竞争优势。
结合波特(M.E .Porter， 1997) 提出的五力量竞争模型，低成本战略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当企业以低价格占领或进入市场的时候， 其竞争对手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地降低价格来抵抗企业的冲击， 而该企业仍能在低价的情况下获得利润; 第二， 任何一个行业随时都会有新的企业进入， 但是， 它们会发现在行业中已有的企业里， 那些靠低成本占领市场的企业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规模和成本优势， 所以， 除非有很强的实力或在技术上绝对领先， 否则这些潜在入侵者很难在行业中站稳脚跟; 第三， 成本领先企业由于生产规模大， 从供应商采购材料的数量也会很多， 所以大批量订货利于降低价格， 从而使企业获得很强的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第四， 作为购买者， 都希望产品价格越低越好， 但是， 成本领先企业的产品价格在同行业中已经是最低的了， 而且其他企业在成本上不具备明显
优势， 降价空间不如成本领先企业， 所以， 在与购买者讨价还价的时候， 成本领先企业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 第五， 在面对替代品的竞争冲击的时候， 成本领先企业可以在保证盈利的前提下降价， 维持产品在市场的吸引力， 在这点上，低成本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具竞争优势。
三、产业集群: 企业实现规模经济获取低成本战略优势的空间载体
1. 规模经济的层次与内涵。规模经济按其来源和形式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 一是众多企业在空间上聚而成群共谋发展而产生的聚集经济。其中， 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密切相关的企业内部规模又可以分为纵向规模和横向规模。纵向规模是指企业内部包含的生产环节的数量， 即内部一体化程度的高低; 横向规模是指企业重复生产同种产品的数量大小。纵向规模和横向规模这两种规模属性相互正交， 共同决定着一家企业的规模特征。一家横向规模大的企业有可能在纵向规模上较小。企业的纵向规模与交易费用有关。按照科斯的观点， 企业的性质是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考虑。企业边界大小， 即某一生产环节是否应保留在企业内部， 取决于交易费用的算计。如果扩张边界所降低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增加的企业内部组织成本相当， 企业的边界就稳定下来了。张五常( 2001) 认为， 企业的性质不是管理对市场的替代， 而是在使用投入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选择， 不同市场交易费用的差异， 不仅决定了企业的存在， 同时也决定了企业边界的扩张与收缩。如果劳动等要素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于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 就会出现以产品市场合约代替劳动要素市场合约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趋势。这时的企业边界趋于缩小， 一体化程度降低; 反之， 企业就会扩张边界， 提高一体化程度。企业的横向规模， 即一家企业重复生产同一产品的数量大小， 简单地看， 似乎仅仅是由一个厂商的投资决策来决定， 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深刻的产业分工的原因。由于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整个产业对某一环节的需求数量与整个产业分工的深度相关。如果市场需求数量增大， 就会有厂商在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上运用专门技术， 使用专用生产工具来实现大规模专门化生产， 以降低成本， 反过来， 分工深化， 又会增加市场对这一生产环节的需求量， 这时， 企业的横向规模就会自然地扩张。
聚集经济即外部规模经济概念的提出， 是基于人们对下列经济现象的观察， 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的， 而是呈现局部集中的特征， 例如: 在同一区位点上同类销售企业聚集在一起( 建材、服装、家具等专业市场) ; 生产同类产品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 如电机城、鞋城、汽车城之类) ; 存在着产业纵向关联的上、中、下游工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人口聚集以及与第三产业分布之间的高度正相关， 如此等等。这种空间上的局部集中现象往往伴随着在分散状态下所没有的经济效率， 亦即导致了由企业聚集而造成的整体系统功能大于分散状态下各企业所能实现的功能之和。换言之， 众多企业在局部空间上的聚集表现为一种规模报酬递增的额外好处， 我们称为聚集经济(Economies ofAgglomeration) 。聚集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空间上的外部规模经济。
2. 产业集群是企业获取规模经济进而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 它有效地解决了“马歇尔冲突”( 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竞争活力二者之间的矛盾) 。我们首先来看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在产业集群内部， 企业的纵向规模一般要比那些离群寡居的企业的纵向规模小。那些位于集群之外的企业， 它在投入品供应市场及产品销售市场上的交易效率相当低， 企业不得不花费大的交易费用以获取必要的市场信息、耗费更多的成本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原材料。为了有效降低交易费用， 厂商就有动机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所需的某些半成品， 企业内部的一体化程度就因此上升。产业集群有效降低了投入品市场的交易费用， 降低了企业内部纵向一体化程度。同行业企业在一个地区的聚集， 同时驱动了这一行业相关投入品市场的形成， 企业为取得所需的各种投入品所耗费的取得成本大大降低; 集群所在地往往就是行业的信息中心， 企业能够很容易地从当地获取行业的最新市场动态， 搜寻成本大为降低。此外， 同居一地， 频繁的交往建立起了“快速信任”; 频繁的商业往来也容易产生本行业约定俗成的商业惯例; 长期的协作关系，在市场细分过程中专用的资产服务于众多的厂家， 大大降低了因资产专用性而产生的要挟成本等内生交易费用。集群企业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将更多地利用产品市场组织分工， 企业内部一体化程度也就自然降低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产业集群的成长， 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会进一步降低。因为随着产业集群的逐步形成和成长， 投入品市场越来越发达， 企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零配件、技术工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专门服务， 都可以在当地取得， 这就为企业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效率带来了可能。同时， 由于当地分工经济下市场规模与分工之间的互动作用， 原本属于一家企业内部的许多生产环节， 服务环节就可以从企业内部分离出去， 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企业。分离的结果是集群企业的内部一体化程度进一步降低， 在横向规模上却迅速扩张。
产业集群为企业在纵向规模和横向规模上进行灵活而经济地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和产业环境。在产业集群内部， 企业在纵向规模上缩小， 往往是为了获取横向规模上的更大经济效应。那么， 企业究竟是在纵向规模上还是横向规模上更易取得规模经济。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专门的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但与之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经济实践对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可能有所启示。第一， 关于企业多元化经营。企业多样化经营以及相应的跨行业兼并行为意味着企业内部生产环节增多， 纵向规模增大。从长期来看， 多样化经营企业的业绩很差， 这是前人研究多样化经营业绩得出的基本结论。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 企业购并已由单一地通过购并实现企业资产规模扩张转向企业并购与分拆并存， 表现出了企业重组的一些特点也说明， 企业在多样化经营战略上正在收缩而更加集中于自己的核心专长领域。第二， 企业业务外包。业务外包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经营中的一种普遍趋势和现象， 外包导致了企业内部所完成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减少了， 企业边界由此而缩小。第三， 管理者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很难应付企业纵向边界扩张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诸如: ( 1) 企业内部生产复杂性程度增加， 管理领域增大， 决策和控制的数量以及复杂性随之上升， 超过一定限度， 一个管理者能够做出正确决策及控制的比例就会随之降低; ( 2) 激励及业绩评价问题。相对而言， 纵向边界较长的企业对企业内部人员的激励以及业绩评价更难。一是因为企业内各个
部门很难将自己的努力程度与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联系起来; 二是由于内部缺乏像市场上同行竞争那样的压力，内部的业绩评价就不如外部市场评价具有客观可比性。三是企业内部生产环节越多，“被俘获的市场”的现象越普遍， 针对各个环节去面对市场提供更有效率的生产活动的创新激励也就更为稀缺。由此， 我们得出一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命题， 即， 企业纵向规模具有规模不经济的特性， 它与经济效率负相关。
相比而言， 企业在横向规模上更容易取得规模经济。企业的横向规模经济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 ( 1) 资本设备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固定成本的分摊。资本设备的不可分割性意味着某一投入不能按比例缩小到某一最小的水平， 比如， 机器设备， 某些研究开发的投入等， 不能再拆分成一个更小的投入单位。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 就取决于生产数量的大小。( 2) 专业化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照亚当·斯密定理， 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 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促进劳动的不断分工，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其实， 劳动分工这一内生的过程既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 导致企业内部新工种， 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也可以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 导致某一新的生产环节会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化的企业。( 3) 由于集中存货而降低成本。相比而言， 纵向边界小的企业， 由于存货品种较少、存货也更为集中， 因此存货成本要比纵向规模大的企业小的多。( 4) 学习曲线效应。由于在实际生产中存在着学习曲线效应， 工人操作的熟练程度与累积的生产数量有关。生产效率随着累积的生产规模的增大而提高， 这是规模经济的一种特殊的表现， 这种效应与企业的横向规模的关系更为密切。
纵向一体化程度低是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一般特征。如果将集群企业与那些离群寡居的企业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集群企业在横向规模上扩张了， 但在纵向规模上却收缩了。由上文论述我们知道， 企业扩张横向规模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 收缩纵向规模的目的在于避免规模不经济， 正是这种规模特征为集群企业赢得了竞争优势。
四、小结
在市场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获取更高的利润保持企业生命之树常青是企业追求的目标。本文的分析表明， 从企业内部来看， 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一是实施低成本战略， 二是进行产品差异化。本文着重分析了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在纵向规模和横向规模上进行灵活调整以获取规模经济进而实施低成本战略， 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本文分析得出的启示是， 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 是企业组织结构尤其是规模结构优化的有效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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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2
1.平台，不仅仅是产品。
2.服务，不仅仅是产品（或平台）。
3.能力，不仅仅是战略。
4.拉动，而不仅仅是推动。
5.范围，不仅仅是规模 。
6.柔性，不仅仅是效率。
如何理解这六大法则
迭代或者敏捷产品开发对经理人而言更为复杂，相对于传统的“瀑布式”过程将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完善：如果我们管理妥善就能够不需要质量和成本间的权衡。此外，迭代或敏捷开发能够支持新产品和新特性的实验研究，并能够通过结合客户的早期反馈，抓住早期缺陷并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其他的调整来大幅度降低返工量。
当涉及战略和企业家精神时，绝大多数的经理人和企业家想要变得足够的柔性来适应市场的变化或变幻莫测的竞争环境。但是组织和个人通常需要一些稳定性来把事情做好，可能会在响应变化或负面信息方面有些迟缓。另一个极端则是胸怀太多战略柔性的经理人会创造出一致性和持久性的紧张氛围。（正如亨利・明兹柏格曾经写道：“组织持续不断地重新评估其战略，就像个人持续不断地重新评估他们的工作或者婚姻―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变得疯狂或者减少自身的无所作为。”）。在为时过晚之前知道何时改变战略，或者组织的行为对于保持耐力制胜能力显然是重要和必要的。
六大法则对期望企业耐力制胜的经理人具有永恒的价值。这些观念不是暂时的管理时尚而是过去数十年管理战略和实践的持续以及与日俱增的影响。案例阐明了六大法则帮助不同行业的企业即使是在变幻莫测和恶劣经济情况下应对变化和保持竞争力。再次重申，这六大法则出现在我三十年来研究过的企业诸如微软、丰田、英特尔、谷歌及其他企业之中。六大法则也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丰富而坚实的支撑。但是，仅仅对六大法则一知半解是远远不够的。经理人还需要理解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应用这些基本观念，并且比竞争对手做得更为出色。
扼要重述，前面两大法则（平台和服务）是对交付最标准化服务产品公司或者服务公司的战略和商业模式，也包括通常创新更一般的思考。后面四大法则（能力、拉动、服务和柔性）都与敏捷相关的：任何在运营和战略应变既柔性又迅速。诸如动态能力、准时生产、迭代或者原型驱动产品开发，柔性制造，模块构架，组件重用等与敏捷相关的实践已经是创新和工程管理领域基本的最佳实践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经理人需要意识到敏捷的战略价值。敏捷很大程度上能够使组织不仅能够应对变化，还能够创造有意或无意的多样性。有意或无意的多样性事实上也就是产品、生产过程，战略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
我们发现平台和服务如何涉及新型能力和更广的企业范围，例如经理人扩展拉动和范围概念到供应商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合作伙伴。此外，产业范围的平台和服务赋予战略和技术柔性新的要求，尤其是目前世界上信息和数字技术已经无所不在了。平台和服务也影响着敏捷性：并对经理人就其市场是否商品化和技术突变做好了准备发挥巨大的影响。
六大法则的关键管理应用
我们下面就六大法则的关键管理应用进行总结：
经理人只要可能就应该采用平台战略（或者是其他平台的补充战略），并为此构建专门的技术和市场能力。目的就是要利用网络的外部性和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创新将供应商甚至竞争对手变成补充者或者合作伙伴。平台思维就是鼓励利用其他企业的能力和资源来产生补充者的创新的新型范围经济。强大的网络外部性也限制了竞争的敏捷性：顾客和补充者不能或者不容易转移到另一个平台。
产品公司经理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追求服务来帮助销售产品，创造新产品，抛弃旧产品，与顾客建立密切联系并形成新的利润和收入之源，尤其是在成熟的市场和经济困难之际。诸如技术支持，咨询，系统集成和培训等专业服务领域也表现出了直接的市场拉动效应，还需要具有与一般的某些产品公司差异化的能力。掌握服务的产品公司同时应该发现这是其差异化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经理人应该根据企业与众不同的能力并与时俱进，而不是过度的短期战略或者详细的战略规划。当然，所有的经理人都需要创造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给顾客出色的价值。但是，特别的能力需要特别的努力以获得产业动向、技术和顾客需求等精深的知识，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变化的。因此，经理人切忌不要故步自封并要将所有能力视为不断变化的；能力培育是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技术领域和变幻莫测的市场，世事难料。此时，创新和新型商业模式最重要的威胁和机会往往是个未知数。
经理人不仅应该将拉动方式概念和体系尽可能地与其生产和服务运作相联系，还需要尽可能地将其产品开发与市场直接对接。企业有时准确地知道生产什么及其数量，如何恰到好处地运营以及进行产品市场运作。但是，缺乏准确性的拉动式体系能够比依赖严格、顺序处理的推动式体系产生实时信息和更为快速地响应，而后者因为结合反馈或者新信息慢得多，甚至完全做不到而难以应变。
再次重复一下，经理人只要设计恰当的反馈机制并且关注新信息，拉动式体系制造不需要改正产品设计就能够为非制造运营提供有用的输入。
经理人应该时刻注意商机使得范围经济最大化并涉及不同部门，项目和活动共享公共的知识。经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应该追求运营、决策和组织演变的柔性。相反，灵活的思维、过程和技术往往对创新力是必不可少，能够提高质量和生产率，使得企业利用突如其来的创新和新型商业模式的机会。尤其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制造，产品开发，服务，研究和技能开发的柔性，而且战略和企业家精神也能够帮助企业在市场和竞争快速应对逆境和与时俱进。
我已经强调这六大法则将超越具体的企业案例并且是永恒的，甚至最好可以将其理解为“如果这样，那么执行那个”类的权变框架。例如，能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并且与战略密切相关，常常对竞争优势举足轻重。但是，拉动体系，范围经济，柔性还有平台和服务由于情况的不同其重要性也可能或多或少。此外，所有企业商务及其生命周期都有所差异。我们思考其耐力制胜或者昙花一现时就不仅仅需要根据其跌宕起伏，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还不能被暂时的趋势，异乎寻常的优秀绩效或者糟糕绩效，甚至是偶然的企业灾难所误导。我阐明六大法则所依赖的若干企业案例绩效因时而变。但是，我与以前作者的最佳实践不同之处就在于坚信只有通过观察这些企业如何应对不同情况，我们才能理解耐力制胜。据此，当我们观察任何特定的企业之际，就比其竞争对手或者其从前更好或者更差。但是，这些过度的自然变化和人为错误的影响使得六大法则的价值大打折扣。
例如，众所周知微软已经不可能维持其以前的高增长率。尽管如此，微软财务情况非常良好。微软依然是强大的平台领导者，有时对技术变革小步慢跑，但是有能力应对变化：从字符计算到图形用户界面，从程序语言到操作系统再到应用，从个人应用到企业应用以及从桌面应用到互联网和移动系统。但是，微软同时在战略上和技术上对超越桌面视窗和办公软件平台却踯躅不前，使得其在快速发展的移动计算领域非常弱势。微软深层次的创新能力不如苹果，尽管“新世界”不是微软已经具有的创新。
不出，我们发现六大法则对目前的微软不同程度上依然有效：坚持拓展视频游戏，手机和数字媒体市场战略；逐步准备世界范围内在线服务增加，扩展甚至取代传统的软件产品；在个人计算机市场培育与众不同技术和市场能力；拉动方式产品开发有利于源源不断地产生产品和特色，所有均是渐进式的，战略和工程管理不仅是范围经济，也要柔性。微软至少需要定期地重塑其技术平台和竞争战略来成为未来之星。
本书中讨论的其他企业也经历了兴衰起伏。日本胜利（JVC）历经多年的财务困难，最终脱离松下电器公司与另一家日本消费电子厂商联合。索尼多年来在利润下降，销售滑坡中举步维艰，其品牌价值已经位居韩国三星公司之后，有时似乎过分依赖视频游戏市场的兴衰成败。IBM尽管成功地实现了从硬件到软件和服务的华丽转身，但是从主机系统转型到更小的计算机系统也不是一帆风顺。英特尔的利润和销售随个人计算机和半导体需求的波动起伏而时好时坏。英特尔也已经逐步超越了个人计算机市场多元化经营，但是举步维艰。思科公司尽管增加了更加丰富的消费产品，诸如翻盖照相机，但是其销售和利润依赖于电讯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商的投资周期。甚至谷歌和高通（最新的垄断者）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消费者需求减少和广告收入缩水等原因而无法维持其早期的高速增长率和赢利率了。相比之下，苹果目前采用广泛的平台战略将其不同产品和自动服务化融为一体，最终修成正果而财源滚滚。
尽管高度发达经济体系具有最佳实践的企业比比皆是，我们能够期待卓越企业绩效波动的底线。但是理解了六大法则的经理人（所有法则不仅经得起时间和地域的检验，而且也进行了严格的学术审查）应该在竞争中创建百年老店并能够迅速适应突如其来的变迁和逆境。
敏捷性和耐力制胜
随后就是敏捷性法则（包括所有与之关联的法则和实践）对企业在顺境和逆境中的生存和兴旺至关重要。当今世界技术，消费者偏好以及市场需求的全球战略的变化司空见惯，常常在经理人的意料之外。例如，20世纪，电话，收音机，电视，汽车，飞机，半导体和计算机以及互联网和手机等多多少少有些意外地相继出现。对社会，个人，商业和经济发展产了革命性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知道包括前述的所有技术的主要创新，甚至是革命通常其预兆和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有些类似X-射线意外的发明迅速地进入实用。不过大多数技术的商业应用需要经过长期的逐步创新和实验。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实验（非常像托马斯・爱迪生发明方式和互联网的逐步发展）。尽管不可能事先准确地知道何时出现了成功的商业产品。但是，大多数技术和商业革命都有蛛丝马迹并且能够温故而知新。有人意外地或者幸运地捷足先登了。其余人将继续为未来的某个愿景而努力。亨利・福特实现了汽车的大众市场。比尔・盖茨和斯蒂芬・乔布斯实现了个人计算机。马克・安德森及其网景同事实现了互联网。
革命既可以轰轰烈烈开始，细水长流地发展，也可以润物无声地开始，轰轰烈烈地发展。两者皆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者一鸣惊人的发明那样没有先兆，科技革命通常具有早期的蛛丝马迹和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到达其全面影响。因为“黏性”的信息，巨大的沉没成本和顾客高昂的转换成本，所以通常市场和社会变化不会太快。但是，即使有足够敏捷和准备，这不太迅速的变化提供给企业家、工程师和经理人及其企业行动的时间往往也是不够。已知和未知的灾难将会发生， 但是，活下来的大多数企业是敏捷和有能力的。
计算机和互联网有许多说明技术革命的重大案例―正如互联网时代比我们想象得缓慢。电子计算机发明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始于真空电子管，历经数十年的机电计算器，电话中继开关设备，电子线路变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计算机（现在的个人计算机）开始以革命的方式真正地不仅仅改变大企业，而且也改变了社会和个人生活。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国防部20世纪60年代创造的阿帕网（Arpanet）。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明了超级链接和万维网相结合能够访问服务器上的万维网内容的安装在个人计算机上的图形浏览器）互联网开始以革命性的方式改变商业，社会和个人生活。诸如内燃机汽车，收音机和电视机，以及似乎简单的磁带录像机，现代存储和记录设备的前身，以及智能手机等技术都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才成为改变个人和商业生活的大众产品或者服务。
企业真正地要耐力制胜，实现产品、技术、顾客和竞争对手的跨代变革，几乎都必须敏捷并且迅速地在机会之窗关闭前抓住之。阿尔佛雷德・钱德勒在《规模和范围》一书中的发现对耐力制胜有所贡献。
对企业战略和理论的其他影响
敏捷性对管理实践是有用的，尤其是应对变化以及逆境生存。但是敏捷性的影响是什么？即有关六大法则对企业家和经理人如何组织企业的深入看法是什么？ 例如，企业家和经理人需要确定企业自己做什么？合作伙伴，供应商，甚至客户做什么？这些边界问题是专业学者称之为“企业理论”的核心。这个古老的话题主要与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思（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伊迪丝・潘罗斯相关的。但这是正在探索理解战略和执行以及思考最佳实践如何与时俱进的根本性的大问题。
例如，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通常需要知道企业是否在松散契约联系的开放市场具有优势（正像通过万维网市场组织起来的网络）。为了证明创建企业的合理性，即企业执行的尤其是内部活动应该是市场（或者政府）所不能够做的。否则，企业就不能够有效果和有效率地运作以减少科思所说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已经长时间成为MBA和现实经理人的日常用语。也以额外成本，风险，雇佣个别的工人或者其他独立单位从事配件生产和产品组装，或者通过生产和其他运营过程中需要的服务方式出现。招聘和培训工人很困难，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增长之际。签订包括所有不同工作环境和意外事件的雇佣合同非常困难。这甚至比开发关键知识员工并保留他们更具有挑战性。此外，企业通常投资于奥利弗・威廉姆森（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称之为“专项资产”―设备，知识，技术等诸如仅仅用于股东或者经理人或者企业生产而没有其他的用途。
因此，一种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专用资产或者知识的场所和机制避免了市场力量和外部契约做同样事情所需的交易成本。我们现在知道了威廉姆森将解释通用如何决定在企业内部进行大部分采购，经济学家，咨询专家，战略学教授称之为高度地纵向集成。
我期望未来企业聚焦于平台和服务，而不仅仅是产品。企业将会明白与众不同的能力将比规划体系和短期战略更加实用。但是他们也应该全神贯注于小团队组织的开发，采用更多的原型，更好地利用客户直接拉动方式。服务经济和柔性将成为普遍常识，就像过去的交易成本，规模经济和效率一样。
我还认为未来成功的企业不仅在战略管理而且在其动机上也经验老到。我甚至没有涉及环境问题或者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消除贫困和种族冲突的挑战，或者弘扬西方企业家精神和世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过，经理们显然必须通盘考虑而不仅仅是想着耐力制胜。
平心而论，关心组织理论的经济学家和组织研究者早就提出了企业通常远比简单地追求效率更为复杂。潘罗斯认为企业为了增长而将独一无二资源和能力集合起来，虽然缺乏管理人才同样地会制约其发展。不仅约瑟夫・熊彼特还有伊斯瑞尔・柯兹纳，柯兹纳认为企业家为开拓经济环境或者冒险机会而创建企业，于是将创新带入到经济中。我们知道有些企业家创建企业是为了改变命运或者改变世界，尽管许多人只是简单地需要拥有市场或者自食其力。经理人并不总是主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者”， 经理人决策常常反映不完全信息，标准运营规程以及诸如财务补偿，工作稳定性，甚至工作满意度等相互冲突的动机。
但是六大法则提供了思考任何市场上企业的未来。同时也通过了产业结构（诸如迈克尔・波特的五力竞争模型―买方砍价实力和供方砍价实力，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进入威胁和替代威胁）和通用竞争战略（波特的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定位战略）如何与耐力制胜相联系。如果我们将波特的观点与平台领导者的概念相结合，就能够明白经理人能够使企业为其目标而影响和利用市场结构以及产业发展。那么企业家及其经理人就能够更高概率地认为未来将会向特定的走向，诸如强调成本领先，或者差异化或者聚焦利基市场或者投资新技术平台将有利可图等。戴比尔斯在其生产的国家影响减弱和摆脱其控制之前，曾经垄断全球钻石市场达百年之久（钻石是永恒的，但是垄断尽管不易被取代但是更为脆弱）。我们能够像微软和英特尔在个人计算机市场那样，日本胜利和松下电器/松下显著地影响了录像机市场吗？那么谷歌之于互联网搜索，电子港湾之于互联网拍卖，高通之于无线技术，苹果之于数字媒体，Adobe之于编辑工具，沃尔玛之于大众零售呢？是的，这些企业和许多其他企业利用平台战略重塑其市场或者供应链，这就是他们在竞争中兴衰成败的原因之所在。
（本文摘自《耐力制胜 ： 管理战略与创新的六大永恒法则》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
链接・财富箴言
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3
【关键词】甘肃；地理标志；商标；类型；分布
地理标志商标是注册商标中的一种，是区别相关产品来源地，表明相关产品特定品质与其来源地独特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有直接关系的商业性价值标志。这种商业性价值标志所标示的产品一般均是同类商品中的名、优、特、精产品。甘肃是一个人口和农业大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经过历史的传承，蕴藏着丰富的地理标志产品资源。目前甘肃的地理标志商标申请及保护工作已有一定的起色，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已见成效，为推动甘肃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甘肃如何利用地理标志商标加快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步伐，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
一、甘肃已注册+初步审定的地理标志商标的数量及类型分析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地形狭长，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等类型齐全并交错分布。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为甘肃的畜牧业，粮食、中药材、果品蔬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下生长的马、牛、羊，种植的中草药、果品蔬菜也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独特品质，这为甘肃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提供了充足的源泉。截止2011年12月31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已注册和初步审定的1381件地理标志商标名录中甘肃占有39件，包括兰州百合；苦水玫瑰；平凉金果；平凉红牛（肉；肉冻；肉片）；平凉红牛（活动物）；华亭独活；华亭大黄；华亭核桃；静宁苹果；秦安蜜桃；秦安花椒；临泽小枣；张掖玉米种子；岷县当归；定西马铃薯；陇西白条党参；陇西黄芪；临洮马铃薯；渭源白条党参；岷县黑裘皮羊；岷县蕨麻猪；靖远羊羔肉；东乡手抓羊肉；刘家峡红枣；刘家峡西红柿；和政啤特果；康县黑木耳；武都橄榄油；武都花椒；民勤甘草；天祝白牦牛（牛肉）；天祝白牦牛（活牛）岔口驿马；玛曲河曲马；甘加羊；早胜牛；陇东黑山羊；庆阳苹果；酒泉洋葱。
表1 甘肃“已注册+初步审定”的地理标志商标的类别与数量
产品类别 数量（件） 所占比例（%）
家禽牲畜及其肉制品 13 33.33
中药材 7 17.95
蔬菜 6 15.39
水果 6 15.39
调料 2 5.12
干果 2 5.12
粮油 1 2.56
种业 1 2.56
其他 1 2.56
总计 39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提供的资料整理 数据截止2011年12月31日 ）
由表1看到， 从产品类别上分析，甘肃已注册+初步审定的地理标志商标所涉及的产品100%的属于广义的农产品。39件商标中，家禽牲畜及其肉制品商标有13件，占到33.33%；蔬菜、水果商标合计12件，占到30.78%；中药材商标7件，占到17.95%；其余商标合计7件，占到17.95%。这种产品类别状态与甘肃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甘肃主要畜牧业基地的甘南高原区草滩宽广，水草丰美，为甘肃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为甘肃的畜牧产品地理标志商标申请提供了源泉。而且据资料显示，甘肃符合地理标志商标申请的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如嘉峪关洋葱、瓜州蜜瓜、敦煌李广杏、临泽小枣、民乐大蒜、甘南蕨麻猪、什社小米、陇西黄芪、景泰沙漠洋芋、会宁谷子、天祝白牦牛、靖远滩羊、河西白绒山羊、甘肃金鳟等80多个农产品。这种情况进一步表明，甘肃的地理标志产品资源主要是农产品，甘肃应在农产品上做足文章，充分发挥特色农产品的优势。
二、甘肃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的区域分布
甘肃已注册+初步审定的地理标志商标除了在产品类别上全部是农产品外，这种资源在甘肃本省的区域分布上表现出非常不均衡的特点。甘肃各市州拥有的地理标志商标在数量上差异明显。定西有8件、平凉有7件、武威、临夏各4件，庆阳、陇南各3件，兰州、天水、张掖、甘南各2件。白银、酒泉、金昌、嘉峪关的拥有量偏少。一方面这与甘肃各地天然的自然生态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各地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有关。
另据统计，甘肃达到条件而未注册为地理标志商标的农产品在各市州都有一定的数量，如兰州市的高原夏菜、金昌市的啤酒大麦、武威市的人参果、张掖市的红提、酒泉市的番茄、庆阳市的黄花菜等都是当地特色农产品，因多种原因至今未注册。
三、甘肃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的利用简况
甘肃地理标志商标利用总体上说参差不齐，各有特点，市场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挥。下面以3件地理标志商标为例对甘肃省地理标志商标的利用状况做简要说明，以一斑窥全豹。目前甘肃省地理标志商标利用效果较好的当属“平凉金果”和“定西马铃薯”。“平凉金果”产于甘肃平凉市即崆峒区、泾川县、灵台县、崇信县、庄浪县和静宁县的34个乡镇。“平凉金果”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后，身价从注册前的每公斤1.1元上升到注册后的每公斤2.1元，增长91%；农民人均收入由注册前的558元上升到注册后的730元，增长30.8%，占农民总收入的30.2%；年销量53万吨，其中出口6000吨，销售额11亿元；占当地农业产值的39.5%；从业人员25万，占总人口总数的12.63%。“定西马铃薯”的地域范围包括 台子、五峰、威远、西山、蔡家堡、东沟、东和 。截止2010年，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32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2%，总产达到418万吨。2012年“定西马铃薯”地理标志商标还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在现有的39件地理标志商标中“兰州百合”地理标志商标的利用情况可谓道路曲折，几起几落。百合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种植，人们曾经把“兰州百合”作为一种商品通用名称，在所有的百合都贴上“兰州百合”的标识进行销售，加之对百合质量缺乏监管，兰州百合信誉大受损失。“兰州百合” 由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百合质量监督管理站申请成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只有产于特定区域的百合，经授权认可才能使用“兰州百合” 地理标志商标，兰州百合的信誉度有所恢复。当然在此期间也有反复。
四、建议
1、加强地理标志的宣传工作
首先，应加强对地理标志基本知识的宣传，使农户、涉农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利益主体了解地理标志是一种知识产权，通过注册可以获得法律保护。其次以经典案例加强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重要意义的宣传，让相关利益主体充分认识到地理标志在农业产业化、农产品质量保障，发挥传统农业优势，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以及农民增收方面的重要意义。
2、强化政府职能，促进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功能的实现
首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地理标志资源的普查工作。我省符合地理标志条件的农产品资源比较丰富，但我省究竟有多少这样的资源，存量多少，有无增量，分布如何，以及这类产品的工艺特色，产品成份、含量等影响其价值形成的基本信息需要展开调查。在了解基本情况，掌握相应信息的基础上，制定甘肃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的发展规划以及保障措施。
其次、我省应设立专项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开发保护的相关工作。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属于农业知识产权和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农兴农的重要工具，是带动我省农业经济发展的标杆。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是保障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发挥其作用的基础条件。
再次，我省应培育农产品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发展。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有着其他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开发、标准制定、申请、授权使用、市场开拓、质量监管、保护等方面，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处于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
最后，我省相关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多方面提供政策扶持，为我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促进农业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3、借助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农户等运作方式，促使我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市场价值的实现。
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功能的发挥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运作方式，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农业产业化格局，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相关地理标志商标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实践证明，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就没有产业化的经营，产品的质量也难以得到控制，地理标志产品的优势也不能转变为产品核心竞争力。 因此，甘肃省应注重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的作用，广泛建立和推广地理标志商标+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农户等运作方式，提高农特产品的市场化组织能力，促使我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市场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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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伟，王芳《河北省地理标志保护现状分析与建议》，《安徽农业科学》，20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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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信仰；产业集群；集聚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96-03
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因其规模小、实力弱而成为经济主体中的劣势群体,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为了规避风险,提高竞争力,许多中小企业聚集而生,以实现规模经济,但企业“经济人”的存在和文化的差异,使得集群内部摩擦不断,许多中小企业因此而倒闭。因此,如何跨越中小企业文化,提高产业集群的凝聚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信仰入手,深入分析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问题,为管理层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参考。
1企业信仰的本质
企业信仰是信仰理论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所以要想定义企业信仰,首先必须明确信仰的来源和概念。杜以芬认为信仰的根源在于人存在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是人们渴望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努力,表现为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冯天策则把人类需要信仰归于人的本性,其来源包括三个方面：信仰的宇宙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信仰的宇宙学揭示人具有回归自然的愿望；信仰的社会学揭示人具有追求确定、有序、合理的社会生活的愿望；信仰的人类学揭示人具有战胜死亡和自我超越的愿望。由此可见,信仰的出发点是个人自己满足形而上的需要,是人对自身现实价值有限性的精神超越,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与向往。
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每个企业都想长久不衰,永远无风险地经营下去,但现实中,企业由于受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经常表现为短命现象。任何企业均不会满足于这种短暂的有限寿命,而要超越它,从而引发企业对无限的、永恒的寿命问题的思考、探索和追求,这是企业需要信仰的最根本的原因。由于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企业最核心的资源,所以企业信仰离不开企业员工的个人信仰。人为什么要加入企业,对其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和技能？原因不外乎想从企业中得到某种仅靠自己努力而无法得到的利益,以满足个人需要,既包括当前和终极需要,也包括物质、社交和精神需要,这体现的是企业价值。企业为什么愿意对个人投入成本花费？原因是希望个人能因此对企业有所贡献,以实现企业预定的目标,这体现的是员工价值。企业的存在是这两种价值合成的结果,建立在一种相辅相成、平等交换的基础之上,形成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关系。企业信仰是企业员工对这种关系的坚信和敬仰,其中必然包含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意识,对自己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所以,从本质上讲,企业信仰是企业员工个人信仰的共同化。
2企业信仰的特点
企业信仰的思维基础是企业员工的内在目的性,它建立在员工理性的要求之上。企业信仰虽然也涉及企业精神、价值、信念等方面的内容,但它与社会责任、社会道德、企业信念、企业文化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有自己独特的构建和培育方式。
(1)企业信仰不同于社会责任。按照罗宾斯的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两种：一是古典观点,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二是社会经济学观点,既包括创造利润,也包括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差异仅仅是时间上的,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它们遵循的都是功利主义标准,鼓励效率和生产力。因企业完全按照结果或后果制定决策,所以缺乏情感因素。而企业信仰则不同,它不仅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成分,而且还具有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情感成分,是企业理性和企业情感的统一。另外,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的一种义务,表现为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一种肯定。而企业信仰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现实之间则是一种否定性的关系,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
(2)企业信仰不同于企业道德。企业道德是调整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不仅意味着企业员工的行为应该符合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而且还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理念、宗旨、政策等也应该符合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和是非原则。企业道德是社会道德在企业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其建设目标是根据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水平、按照民族和国家的道德标准,依据企业行为特征,以确定企业的是非观念、善恶尺度来规范企业行为和职工行为,使企业和职工朝着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所以,企业通过道德调整所形成的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关系。这种关系恰恰成为企业信仰“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前提,因为对于企业信仰来说,它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并非孤立的,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价值关系之中。企业信仰从自己出发其实就是从它自己在价值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出发。
(3)企业信仰不同于企业信念。企业信念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经过深思熟虑而逐渐形成的对某种现实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它是建立在认识和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意识,是对现实和观念所作的价值判断和推论。企业信念虽然以事实为根据,以知识为条件,以“情”和“意”为要素,但相对于信仰来说,它具有即时性、对象性和易变性等特点。企业信念是确立企业某种信仰的内在要求,是企业信仰主体对信仰对象所采取的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
(4)企业信仰不同于企业文化。文化大师霍夫斯坦德教授曾指出：组织文化对其成员的影响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深层次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如果从静态来看,企业信仰和企业文化非常相似,都涉及企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方面。如果从动态来看,企业信仰和企业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企业文化起源于创业者的经营动机、经营风格、价值观、管理思想和行为准则等,是企业成员共有的价值和信念体系。它的产生是自上而下、由企业到员工进行的,并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每一代人都留下了自己特有的痕迹。而企业信仰起源于企业员工的个人信仰,蕴涵着他们对未来的寄托、憧憬和向往。只有具有相同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完成企业功能,方能产生企业信仰,所以企业信仰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由员工到企业进行的,它一经产生就具有长期稳定性。另外,企业文化即企业的“个性”,不会因为企业集聚而消失,但企业信仰则不同,不同的企业可以有共同的信仰。
3企业信仰对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产业集群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企业群体。不同个性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按照耗散结构理论,较理想的产业集群应该是其内部的合作性略大于竞争性。要想实现这种状态,离不开企业信仰的引导、动力和凝聚作用,因为信仰是超越物质需要的精神境界。
31企业信仰对产业集群的引导效应
一方面,企业信仰的引导效应在于它能够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指出一个奋斗目标,把产业集群活动从现实引向未来,从一个目标引向更高的目标。按照黑格尔的信仰观,企业信仰也是一种精神与精神的交契,它的目标就是使企业与信仰目标“合而为一”。一个产业集群必须有确定的方向,否则就会分散自身的努力和力量,不易取得最终成果,而且甚至会使自身的各种追求的力量相互抵消,“一事无成”。产业集群只有有了共同的方向,各个主体企业才能形成合力。共同的企业信仰是产业集群的定向机制,为其指明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企业信仰对产业集群的引导效应还在于它作为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有衡量、评价、鉴别现实的作用。产业集群有明确的追求目标,仅仅意味着有了既定的方向,并不等于能顺利达到目标。目标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不断抉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信仰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将为集群提供可靠的参考系数,对各种利与弊、得与失等关系加以全面的衡量,看它是否有利于对信仰目标的追求。
32企业信仰对产业集群的动力效应
经营大师松下幸之助曾说过：真正激励人们百分百投入的动力,不是金钱等组织提供的外部条件,使人们忘记痛苦不断前行的,是其内在的组织信仰。企业信仰赋予产业集群以“使命感”。集群内所有企业都是“家”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员,那么集群的生死攸关则紧紧维系着每一企业的生命线,当企业在“家”中有一种“归属感”时,其内部员工必然会萌生出对企业和集群的巨大使命感。正如罗曼・罗兰所言：“整个人生是一幕信仰之剧。没有信仰,生命顿时就毁灭了”。企业也是如此,没有信仰的企业及其集群就像湖面上漂流的石头一样,因缺乏动力而很快下沉。企业集群之所以能从企业信仰中取得动力,是因为企业信仰能为产业集群的行为提供双重动力。一是,企业信仰能为产业集群提供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从事了一项正义的事业。二是,企业信仰能为产业集群的行为提供历史的合法性――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33企业信仰对产业集群的凝聚效应
企业信仰对于组织坚强的产业集群,完成集群的目标,具有巨大的凝聚作用。企业信仰对产业集群的凝聚效应在于它的“亲切感”。它使得整个产业集群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正是家中的所有成员齐心协力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个家才能够长盛不衰。当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致使企业很难独立存活。任何企业都必须依赖于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实现企业的目标。因此,集群的规范、价值、目标等都反映在企业员工的意识之中,便会形成一种认同感,从而奠定了共同信仰产生的心理基础,成为企业信仰产生集群凝聚力的动因和源泉,成为真正维系整个集群稳定的纽带。产业集群的共同信仰一旦确立并得到主体企业的认可,就会使集群内所有员工保持基本一致的心态,使他们变得更容易接近,成为通向共同目标的向心力,成为克服产业集群内部的冲突和摩擦的动力。一般来说,产业集群的吸引力越大,主体企业及其成员的“归属感”越强,也就越不想离开该集群,所以一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不在于其中主体企业的多少,而在于共同信仰的凝聚力。
4结论
当今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似乎普遍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当代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产业集群作为企业和人的集合体也在所难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信仰作为支撑的话,很难形成合力,更无整体涌现性可言。因为信仰“不和”,带来的是人际关系冲突。它是一种功能失调性冲突,妨碍产业集群目标的实现。所以,从企业信仰角度探讨产业集群的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理论意义。企业信仰的本质是企业的自我超越,它来源于企业员工的自我超越。当人们超越物质需求,从精神和心理需求上获得依托时,便走上了一条自我克制、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道德之路。企业并非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企业就是企业的世界,就是产业集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均是对产业集群来说的。企业信仰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在产业集群中所反映的是一种动态的、能动的关系,所以企业信仰既是构成员工的精神支柱也是构成产业集群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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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及其来源范文5
商誉是现代企业中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会计理论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大体来说，商誉是由于企业地理位置优越，管理水平高，拥有名牌产品、先进技术、公众形象良好等因素形成的，它能使企业获取超额利润，不能离开企业整体而单独存在，可由外部购入，也可从内部产生。笔者认为，商誉是企业客观环境与主观努力的结果，其形成因素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的特点是作用单独可辨，如商标、地理位置、专有技术等，其中有的未能在报表中予以确认。第二类指经营管理水平，它涵盖相当多的内容，是通过作用于第一类因素而发挥效能，总的来说，它代表组织、配置的力量，是形成商誉的主要因素。
二、 商誉的性质特性
关于商誉的性质，学术界有许多论述，最权威的观点当属美国当代著名会计理论学家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的看法。他在其专著《会计理论》中介绍了三个论点：
1.商誉是对企业好感的价值
对于这一论点的解释是："人们通常认为商誉是产生于融洽的商业关系，企业与雇员的良好关系以及顾客对企业的好感。这种好感可能起源于企业所拥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口碑，独占特权和管理有方等。"
2.商誉是企业超额盈利的现值
这里所说的"企业超额盈利"应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能获取较同业平均盈利水平更高的利润。因为短期超额盈利只能被认为是偶然利得，不能因此而确认企业有商誉。对这一观点的解释是：人们之所以认为一个企业有商誉，是因为这个企业能够较为长久地获得比其他同行更高的利润，这种将于未来实现的超额收益的现值，即构成企业的商誉。这是仅从会计计量角度而言。
3.商誉是一个企业的总计价帐户
中南财经大学的阎德玉教授认为："'总计价帐户论'是继续经营价值概念和未入帐资产概念的产物。继续经营价值概念认为商誉本身不是一项单独的会生息资产，而只是特殊的计价帐户，它表明该实体各项资产合计的价值（整体价值），超过了它们个别价值的总和即'整体大于其各组成部分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从会计帐户处理角度看，未入帐资产概念认为商誉是计量了未入帐资产的结果。其实企业拥有许多的未入帐资产，如优秀的管理人才，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制度、忠实的客户和有利的地点等等。
对商誉的性质，目前，会计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①商誉代表被收购企业净资产的“收购价格与其公平价值之差额。”②商誉代表企业所具有的超额盈利能力，也就是说，商誉是能为企业带来的预期超额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这也是商誉被认为是一种无形资产的原因。
三、现行会计计量方法对外购商誉的曲解
现行会计将外购商誉等同于被购企业净资产的收购价格与公允价值之差额，并以这一差额来计量外购商誉。我们通过对并购动机、收购价值、超额盈利能力不确定的剖析，可以看出，对外购商誉的这种理解和计量方法，不仅没有反映商誉的本质特征，而且是对外购商誉的曲解。
1． 并购动机。目前人们已经提出许多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并购活动会发生，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效率理论。它认为，通过并购可获得财务协同、经营协同、规模经济效应等，并能实现多样化经营战略，分散风险。因此，并购的发生很少是因为被收购企业具有较高的商誉。但是在并购中收购价格超过被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现象却极为普遍，这样，我们就不能说，收购企业所支付的超过被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款，必然是用于支付被企业的商誉。事实上，在实务中有很多经营不善甚至恶化的企业，在并购中也能以高于其净资产公允的价值出售，而这些企业根本不存在商誉。因此，我们认为，外购商誉的间接计量方法，即将收购价值中超过被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中超过被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款确认为商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2． 收购价格。从理论上讲，收购价格应是被收购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量的现值。但在实务中，收购价格受到市场供应关系、交易双方的谈判技巧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偏离被收购企业的内在价值而通过收购价格“倒轧”出的商誉，这样，必然包含了大量的非商誉因素。现行会计确认外购商誉，而不确认自创商誉的主要原因在于，外购商誉经过特定时点的产权交易，使它的确认具有可靠性。事实上，产权交易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外购商誉与自创商誉同样缺乏确认、计量的可靠性。
3．超额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据统计，并购后的收购企业能从商誉中获取超额盈利能力的，只有一小部分。将这种“未必可能”的超额盈利给予确认，有悖于谨慎原则，同时高额的并购溢价不但给未来超额盈利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收购成本过高，还会对收购带来负面影响。
4．并购后超额盈利能力并非为外购商誉的真实体现。成功的并购无一不是大刀阔斧地重新调整的过 程，是并购双方各自拥有的自创商誉融为一体的过程。事实上，在并购后，被收购企业的资本性支出计划的管理职能一般转移到总部行使，而且应同时向两个企业的管理层实行潜心构思的激励和奖惩制度，以使得并购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说明，并购后出现超额盈利能力，是并购双方整合的结果，而并不是来自于外购商誉。
四、对商誉会计处理的思考
大多数国家的会计理论和实务界采取间接法（即并购溢价）确认和计量外购商誉，并在一定期限内给予摊销，而对自创商誉则不予确定。这种商誉会计理论存在诸多弊端。
1．对商誉确认计量的不恰当。商誉就其来源说，确有自创与外购之分，但现行的商誉会计理论以此为切入点，来解决商誉的确认和计量问题则不妥当，况且，外购商誉进入收购企业后，与收购企业自创商誉融为一体，转化为收购企业整体盈利能力的组成部分，即转化为自创商誉。所以，外购商誉仅是商誉在产权交易时点的一个短暂状态，商誉则更多地是以自创商誉的状态而存在的。现行会计对短暂的外购商誉给予确认，而对自创商誉则不予确认，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有悖于一致性原则。
2．对外购商誉的会计处理缺乏合理性。现行会计对外购商誉的会计处理不能反映商誉的本质，而且包含许多非商誉的因素，无论在未来盈利能力还是在计量方面，都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现行会计要求外购商誉在规定期限内（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规定在不多于40年的期限内）合理摊销，但由于商誉不像固定资产和一般无形资产那样，它与未来收益的关系无章可循，未来受益期限更是难以确定，因而不论采取何种摊销方法，也不论在多少年内摊销完毕，都是极其武断的，缺乏应有的合理性。
五、对商誉会计理论的重构
商誉之所以是无形资产，因为它能为企业未来带来超额盈利；但商誉又是最“无形”的无形资产，它蕴含于企业整体之中，不可单独分割，而且与之相关的未来超额盈利能力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商誉会计处理方法理应反映商誉的这些特征。而现行商誉会计处理方法尤其是对外购商誉的特征，我们认为：企业商誉不论是外购还是自创都不予确认。商誉只在盈利预测报告中进行反映，企业并购中，净资产的“收购价格与其公允价值之差”计入递延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