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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1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约束条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与动力，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消耗量增加，能源的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因此，对于能源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受到各界学者的长期关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特别是经过上个世纪的能源危机之后，能源与经济的增长更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于超等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黄玲以福建省为例采用单根检验与格兰杰验证，得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有很重要的双相关关系；国外学者Paul and Bhattacharya通过对印度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Mustafa Balat通过对土耳其能源消费与经济的增长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内能源资源的利用，土耳其的能源产出只能满足27％的能源需求。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确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双向定性关系，对于吉林省能源与经济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吉林省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影响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因子进行了筛选，结合吉林省能源与经济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吉林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关系。利用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分析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率。
二、吉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以往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预测研究中都是以时间序列的预测为主，主要采用线性回归、模糊数学、灰色理论等方法进行预测，缺少对能源消费源和经济增长动力因素的研究。因此，当社会发展较快时，单纯利用时间序列而不考虑机理的预测就很难满足实际要求。本研究从能源消费的根源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出发，利用C-D生产函数，得到吉林省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函数。这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一)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能源消费是促进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吉林省1980-2005年能源消费量和GDP进行拟合可以看出，能源总量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R2=0.845)。经济增长对能源有必然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能源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当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具备时，必须有能源提供动力才能够运转。因此，没有能源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将寸步难行。
但经济增长总量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能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受能源外其他因素影响，如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技术的进步等，这些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无论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能源都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经济增长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对能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从吉林省的实际出发，作为集中考虑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假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且经济增长主要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费利用驱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分别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总量进行衡量；能源消耗定义为单位GDP所需要耗费的标准能源并假定不变；而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资本的关系均满足C-D生产函数(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GDP=AKαBeγ
其中，A为生产技术水平，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E为能源消费总量，A，a，β，γ为未知参数。两边取对数，方程变化如下：
In(GDP)=αln(K)+βln(E)+γ(2)
其中，γ=In(A)+λ是个常量。利用1980-2000年的数据训练方程，得到如下函数关系：
In(GDP)=0.855761n(K)+0.12411n(E)+10.25476
(3)
从图1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86，1980-2000年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的关系拟合程度较好，这说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利用2001-2005年数据进行验证(图1，b)，验证方程的拟合判决系数是0.992，这说明建立的函数关系合理。该方程能够在一定成度上反映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翠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J，计算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实时的贡献率，本研究设计了以下公式：
Pe=(Ker)／GDP
(4)
其中Pe为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AKe为一定时期能源消费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能源产出率(元／kg)，
GDP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量。
利用1980-2005年资料，得到了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实时贡献率。从图2可以看出，吉林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逐年减小的趋势，这说明能源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被其它因素所取代。但是能源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主要推动因素，也是能源需求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能源消费量增加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加大了能源需求，能源使用量的增加，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不够，能源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确定在一定经济发展环境下的能源需求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公式(5)分析预测特定经济增长条件下对能源的需求量。
E=QGW
(5)
其中，E为能源消费总量，G为GDP，Q为其它能源消费来源，如取暖等，就吉林省的取暖能源利用数值来看，多年来变化不大，基本是个定值。两边取对数得如下方程：
In(E)=Win(G)+e
(6)
In(E)=0.231n(G)+6.62223
(7)
利用吉林省1980-2000年数据进行计算，得到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函数方程(7)。从图3中可以看出，方程(7)的拟合判定系数为0.7862，说明拟合效果较好。通过选取2001-2005年进行验证(图3，b)，图中拟合判定系数为0.907，表明该函数关系方程合理，可以用来预测吉林省未来能源消费量，为吉林省能源宏观调控政策服务。
三、结果分析与结论
(一)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能源是促进经济增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但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2
关键词：煤炭经济；经济增长；关系
对于我国目前而言，煤炭资源生产和消费是世界首位，因此我国对于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加值得我们思考。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山西省的经济就是典型的“煤炭经济”，在山西省，原煤的生产占全省的能源生产比例99.5%以上，占全国的原煤产量24.8%。煤炭产量和消费量极大的拉动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煤炭资源耗竭的问题。因此研究我国的煤炭经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煤炭资源发展对策是非常有必要的。
1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特征
1.1煤炭消费特征
在我国的工业消费当中，其中发电和炼焦行业对煤炭的需求量是最大的，这两个行业的煤炭消费每年要占据全国开采煤炭量的一半以上。另外，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对煤炭消费有着极大的需求，但是随着其他新兴的能源的发展，我国在生活上面对煤炭的消费逐年在降低，转由天然气等资源代替煤炭资源。
1.2经济增长特征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5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68亿元，到2016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72万亿元，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率超过9.9%。我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也由1957年的168元增长到现在的49351元，并且在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2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煤炭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煤炭消费的增长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第二，国家经济的增长是煤炭消费发展的前提，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够促进煤炭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和煤炭资源科学合理的开采与利用。虽然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经济的增长不能过于依赖煤炭资源的开采，煤炭资源虽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但是过于依赖于煤炭资源会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因为煤炭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过度的开采会带来煤炭资源的耗竭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
2.1煤炭消费影响经济增长
社会经济的增长需要煤炭资源的投入使用到产出，煤炭资源为我国的工业生产提供了保证，利用煤炭资源能够推动工厂的机器生产。因此，煤炭资源的供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在工业生产中，没有煤炭资源的支持，就不会顺利的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生产产品的产出。在一定的程度上，煤炭资源的消费能够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煤炭资源是国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之一。
2.2经济增长影响煤炭消费
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的煤炭资源的支持，但是煤炭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国家不能够对其随意开采，应该科学合理的进行开发利用。经济的增长能够为煤炭的消费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了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只有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才会对煤炭资源产生更大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也为煤炭的开采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开采的过程中更加的科学化，更加的注重到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束语煤炭资源是我国的工业生产中的必需品，煤炭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促进着煤炭资源更加科学合理的开采。但是我国的经济不能过于依赖煤炭资源的消费，应该向现代化、科学化的行业转型。只有协调好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煤矿开采的质量和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车亮亮,韩雪,赵良仕,等.中国煤炭利用效率评价及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3):104-110.
[2]吕连宏,薛婕,杨占红,等.中国省域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2016,32(11):47-52.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3
关键词 包容性增长；教育；经济、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141-04
长期以来为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以破坏环境、消耗资源为主要特征的非均衡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陷入了经济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境。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的是经济与自然、社会、人的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当期的核心目标就是引导和促成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单向型、数量型、速度型向集约型、全面型、质量型、科学型转变，构建一种新的经济、自然、社会与人包容共进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方式。肩负技术创新和培养人才资源任务的教育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它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互为促进。深化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既是实现两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义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所向。
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实现条件
（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包容性增长是对传统增长理论的反思和批评。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改良与修正，它最先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正式提出。从其演进过程来看，先后经历了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到强调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等阶段。虽然包容性增长已经受到诸多国家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学术界对其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于包容性增长的认识均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素：（1）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经济增长并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2）以人为核心，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地区和人群。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3）包容性增长要“经济包容”与“社会包容”兼顾，即要坚持同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自然和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本文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包容社会各个方面、层次、角度的平衡、协调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共享性、平等性、全面性、广泛性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它在促进并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正义原则（陶蕾幅、路日亮，2012）。
（二）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条件
包容性增长是相对于非包容性增长而言的，其能否实现及达到的效果如何需要必定的条件和基础。（1）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前提。不管是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还是从现实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始终是包容性增长的基础。这是因为，包容性增长旨在追求的所有社会成员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及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等的协同发展都是建立在经济实现持续发展或者由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基础之上的。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不同的是。它更加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的相互兼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途径来增强经济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包容共进。（2）社会成员素质能力的提高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平等发展、参与经济增长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更多地把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引入到包容性增长中来，这是由知识和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属性决定的。第一，从社会成员平等机会的获取来看，在排除不可控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能力的高低是决定人能否获得和把握发展机会的关键条件。因为机会是相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群体而言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群体中，每个人所想要的机会必定各不相同：机会的获得也并非完全没有条件，个人获得机会后能否承担起该机会所赋予的责任、实现相应的目的是机会供给和分配要考量的重要依据之一。换言之，即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首先要提高个人的素质能力，使其有条件去争取和把握相应的发展机会。第二，从经济发展所依托的力量来看，人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没有人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第三，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经济发展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这就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这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而其基础同样是要提高人的素质能力，增强其就业能力。以上所述。其重点就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培养，普遍提高人口素质，促使“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进而形成丰富的“人才资源”，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二、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
（一）有利于增强经济与社会、自然、人的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很显然，包容性增长所倡导和所要实现的就是要构筑出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人口与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经济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兼顾的良性的社会发展形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资源的合理开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而这在知识经济时代，其越来越取决于社会智力的开发和社会人才的培养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是说，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必须解决好教育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事实上，教育与经济本来就是相互依存和互为促进的：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可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科学技术，促进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并直接拉动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其产生巨大的潜在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提供了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社会劳动力与人才结构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求相应提高人才培养层次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且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激发社会成员产生新的教育需求。进而增强教育发展的外部引力。由此可见，推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必然选择。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越高，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和保障力就越强。
（二）有利于丰富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增长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并提高把握机会的能力
以人为本，把人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是包容性增长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最核心的内容，而且包容性增长还强调了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拥有平等的机会权利，要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惠及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惠及社会的大多数人，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经济增长和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共享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有学者认为，社会贫富差距的产生很大程度在于人与人之间机会的不公平性，根源在于既有制度公平性的缺失。不可否认，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机会平等问题，但对于要求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参与经济增长并为之作出贡献的目标而言，仅仅解决由于制度的缺陷导致的机会不平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需要考虑两点：经济发展能够提供足够多的机会和每个社会成员都具备把握机会及参与竞争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就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解决好社会成员的就业问题，为所有人提供参与竞争的机会和条件。而实际上，充分就业应优先于GDP、出口等增长目标的实现早就被众多学者所认同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近代的宏观经济学论著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虽然我国保持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普及，但人才供给与就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因此，只有推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才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合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层次人才，形成全社会的均衡人才结构，促进人才与岗位的无缝匹配，最终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坚强保障。
三、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教育与经济是一个协调统一的共同体，相互制约，互为促进。不管是从教育和经济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包容性增长所期望建立的产业之间，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来审视，教育与经济都应该实现双方的协调互动和高度融合。
（一）构建与经济协同发展相适应的教育发展机制
当前人才结构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经济稳步增长与社会成员就业矛盾突出是教育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和脱节的具体表现之一，要使教育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并实现两者的互动协同，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科学、有序的教育发展体系。第一，要建立全覆盖、多层次、多结构且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兴技术产业是包容性增长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但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来看。高新技术产业绝对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第一、第二产业来发展，甚至很多高新技术产业都是经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发展而来，由此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发展对人才层次的需求不可能是完全的高端化，关键是要与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同匹配。为此，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教育体系应该是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等互为一体的，而并非某个层次教育独自发展的教育结构。为此，政府有关部门要理顺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结合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趋势，推进区域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结构布局，整合资源，形成布局合理、比例适合、发展均衡与区域经济协调、适应区域产业布局的高等教育结构。教育主体特别是高等教育学校要增强教育服务经济的意识。摒弃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纯粹的教育观念，避免为“教育”而“教育”，而应认识到提高人的素质服务经济需要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要紧紧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要求，优化教育结构、教育规模、学科专业设置，提高教育质量，尽可能提供更多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第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在促进更多人享受教育资源中促进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增长并为之作出贡献。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对人接受教育和享受教育资源带来的效益的平等性具有巨大影响。这不难理解，对于社会成员来说，虽然都接受教育，但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如重点学校的资金投入、教育设施、师资力量都强于普通学校，而在现行的招生考试制度下，重点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带有很强的区域性和户籍等因素，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区域、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所能获得的更具优势资源的教育机会差距甚远，在教育机会和享受教育资源不平等因素的影响下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成员素质能力的差异。而用人单位出于成本最小化、用人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必定会优先录用重点学校培养出来的“优质”生源。那么社会成员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的差异也就由此产生。为此，必须对现有的教育资源进行公平合理配置，并对现有的学校招生体制进行改革，在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平等接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尽可能享受公平的教育资源，增强每个社会成员参与就业竞争、经济增长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
（二）建立健全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
在当前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发展适应性即协同性的关注主要是集中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教育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规模、人才结构供给和企业人才结构需求的匹配性等方面。很显然，上述指标用于衡量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效果是不全面的，而且这也主要是体现在学术界的理论探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呼吁的层面上。缺乏一种督促相关部门去纠正这种不协调的机制。可以说，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不适应性与其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的欠缺或者缺失有着内在的关联性。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对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加以完善，并建立与之相关的考核机制，纳入高校或者相关部门的责任考核内容，促使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协同的制约因素得到尽快解决进而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的制定应组织政府、企事业单位、高校及有关专家进行充分调研论证后来确定，但至少应该包括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发展要求相适应；教育的层次、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的产业、行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结构需求相适应；高等教育的质量、成果能基本满足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诉求；人才素质与经济发展的诉求相匹配等方面。在考核机制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应该把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需求的适应性、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与经济发展对人才能力诉求的匹配性等纳入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评价的重要内容；对于地方政府部门而言，上级有关部门应该对所属区域的教育资金投入进行监管，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保持相应比例。为了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得以修正，和督促相关部门切实执行相关政策，建议将此部分职能交由相关部门负责；同时成立相关社会团体，收集、整理、分析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动态信息，为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并监督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能，以为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4
关键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人类生产劳动或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决定着劳动者其他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劳动者,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不健康的劳动者也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一种既非物质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伦理道德等相互渗透的方面｡发展经济学家揭示了思想观念支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
一､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发展｡韦伯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鼓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固定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赢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强烈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厉以宁也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得到证实｡在新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在新教伦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甚至在非宗教伦理观念的某种信念､某种思想､某种理想的推动下,世界上除荷兰､英国这样新教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人们要为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创造事业的精神动力｡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产生了,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思想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交易费用节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和约束,它影响个人行为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一种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就会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和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降低｡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否则,制度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机制｡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源于经济机会｡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
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进思想,就是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等新思想的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显然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利润的新思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利润与国民收入同比例增长,从而就有了储蓄｡随着本国企业家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机会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的体制,他们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他们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而致富｡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也不是下层人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任何一个受传统小农思想偏见束缚的处于贫穷社会类型的小农,绝不会去寻求市场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就处于中间地位｡“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中总是城市人起了决定性作用,认为城市人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所作出的贡献比住在农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人在生物上优异,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刘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来就是“创新精神”,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企业家创新精神指导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认为,“经济机遇”(即刘易斯的“经济机会”)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前提,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即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因此,创新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创新行为包括以下情况:采用了一种新的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来源,实现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他建立了企业,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他就会失去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因为,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业主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并反过来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二､结论与启示
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劳动力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我们可以找出太多的贫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是贫困之总根源｡“减少或消除贫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种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样”｡但思想扶贫或思想反贫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一种扶贫方法｡“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等反贫困,更要通过农民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现代化,重视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这也是建设“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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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5
关键词：股票市场；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负相关性
作者简介：陈 怡(1976－)，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投融资创新与贸易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2；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4-0028-03 收稿日期：2009-02-11
一、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Mayer(1988)对上市公司数量占整个公司的比重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从公司融资角度看，由于企业外源融资的比率和上市公司的比率都很低，企业成长对股票市场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股票市场对企业增长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因而证券市场对整个经济来说是不重要的。Harris(1997)将股票市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证分析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关系并不紧密。Leine和Zervos(1998)利用47个国家17年的跨国数据，通过股票市场流动性、规模以及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整合程度等6个指标论证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生产力改善和储蓄率的关系，发现股票市场流动性积极地影响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以及生产力增长，同时并没有证据证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国际资本市场整合减少了储蓄率和阻碍经济的发展。Dia－mond(1984)研究认为，证券市场对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有力地加强了所有者对管理者的监督与控制，同时有效的股票市场通过将经理报酬与股票业绩联系，缓解了委托问题。有利于强化企业约束，保障经济健康发展。Gavin(1989)研究了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作用，认为股市通过财富效应和托宾的投资q理论两种渠道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关于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很丰富，主要研究思路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数据，对国外的理论或者实证方法进行验证。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证券市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上。郑江淮、袁国良、胡志乾(2000)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而且与经济体制的持续转型有关。他们认为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资本市场吸引的储蓄越来越多，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会逐步提高；调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挥法人股与流通股对上市公司的检查监督功能，可提高资本市场效率。谈儒勇(2004)利用中国近年来的季度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王军(2002)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揭示了资本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机制，进而实证研究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是很微弱的，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杨奇志(2005)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后得出了二者之间相关性不强的结论。本文试图采用协整分析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方法，利用我国1993年～2007年期间的数据，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重新检验，以期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经济增长等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方法：协整理论分析框架
协整关系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重大突破。它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这种协整关系的存在便可以通过其他变量的变化来影响另一变量水平值的变化。若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则不存在通过其他变量来影响另一变量的基础。其基本步骤如下。
(一)单位根检验(Unite Root7est)。若变量r。的一阶差
三、对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选取
本文在股票市场发展指标的度量上，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股票市场收益波动性、筹资率、资本化率、换手率、交易率等指标来分析。具体指标说明如下。由于沪深两市股指的高度相关性，二者股指走势呈现相关性，本文仅以沪市A股指数的季度标准差来代替股票市场的市场收益波动；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仅计算资本利得的标准差，并用MR表示。就资本化率而言，它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与名义季度GDP的比率，它是股票市场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股票市场资本化率的比率越大，股票市场的发展水乎越高；反之，亦然。这里用CR表示资本化率。对表现资本市场流动性的换手率、交易率来说，前者等于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总成交金额与季度名义GDP的比值，后者等于A股季度成交金额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分别用TR、JR表示。至于筹资率，季度上市公司股权筹资占总筹资的比重，可以用ZR表示。本文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月报》(1993～2007)、《中国统计》(2002～2007)、《中国证券市场年报》(1995～2007)。
除了股票市场发展指标，还要建立经济增长指标。本文用实际GDP季度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率，将名义季度GDP换成实际值，再计算其同比增长率，用RGDP表示。上述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瑞思数据及《中国统计》(1993～2007)。
(二)实证检验
为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出现“虚假回归”而造成结论无效和协整检验的无效性，应首先对上述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所以MR、CR、TR、JR、ZR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故此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我们运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进行协整分析，利用Eviews5.1软件计算得出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协整检验结果可知，ZR和RGDP、JR和RGDP、CR和RGDP这三组变量都存在着一定的协整关系，但是它们是否能构成因果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检验。这里我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分别验证，通过Eviews5.1软件
具体计算。该检验的判定准则是：依据平稳性检验的滞后期来选择本检验的滞后期，根据输出结果的P－值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
由上表的检验结果可知，经济增长和股票市场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而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的发展有较明显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经济增长和股票市场发展的相关理论提出相关假设，并通过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结合最新的数据，对我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
(一)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发展有显著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经济增长是影响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能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本化率、提升股票市场收益率，同时能提升股票市场的交易率，这些研究结论也符合相关的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融资，这正是股票市场筹资功能的体现。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增加了居民资本增值的渠道，这为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的交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经济的发展为股票市场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股票市场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预期。
(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
在本文的实证检验中，交易率、筹资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会有明显的作用，加大股票市场的容量，增加了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筹资率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它关系着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以及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此外，股票市场发展的其他选取指标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干扰作用，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发展股票市场，培育股票市场的竞争力，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万正晓等，2008)。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我国多数投资主体投资理念缺乏且股票市场不完善。这样，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弱化，不能提供合适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同时，股票市场不能降低投资者的流动性风险及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分散，也不能通过股价表现市场信息和配置资源，更不要谈对企业的监控职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弱。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6
关键词 金融发展 贸易结构 高级生产要素 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 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