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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1
论文摘要：分析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效应、新途径，归纳出在新经济时代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特点，提出了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六个新概念，即“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规模经济的虚拟性、规模经济的动态性、规模经济的开放性、规模经济的效率性、规模经济的模糊性，为指导高科技企业的规模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中对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途径也产生了如下重要变化：
1．新技术装备之“柔性”淡化了规模经济效应。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之最大区别在于：新技术之“新”主要体现在大量取代和大幅度扩充了人脑的功能，形成了具有人工智能和自适应能力的柔性生产系统。基于刚性的、固化的技术系统而得出的影响规模经济的原因，如生产规模的大导致组织协调成本上升，品种的频繁更换导致生产准备、结束费用提高等，在柔性生产系统中已变得微不足道。由于现代技术中“软技术”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技术含量的高低、技术贡献的大小不能简单地与技术装备的数量、价格挂钩；新技术革命使企业平均规模变小、使许多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成本差异变小已呈明显趋势。
2．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直接影响成本的作用强化。技术影响成本的渠道，分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两类，其直接渠道通常是指由于采用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而导致的成本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重点领域就包括新材料、新能源，这些领域每次产生的新成果都会导致一次“成本革命”，即大幅度、迅速地降低成本，不断涌现的新成果导致生产成本呈现“阶梯状跌落”现象频繁发生。相比之下，技术影响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这种间接渠道对成本的影响幅度和影响速度远远小于直接渠道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新技术革命的环境下考虑“技术一一成本”关系时应将直接的“跌落成本”放在首位。
3．人际交流手段和管理技术的空前进步导致交易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大幅度下降。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在讨论规模经济问题时都基于一个假设，就是信息不完全，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导致企业发生大量的外部交易费用和内部组织协调费用，当这两部分费用在总成本中占到一定比重时，就会对企业的“规模——成本”特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假设在工业经济时代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这是因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获取信息的手段空前进步，每个人都有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得足够完备的信息，并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和利用非常便捷的工具与他人交流，使交易费用无论距离多么遥远、交易内容多么复杂都能降到极低水平，使内部管理费用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大幅度降低。信息经济的这种“零成本、低物耗、高收益”特征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用以分析企业规模经济现象的基础。
4．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观念，使孤立的讨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变得毫无意义。新技术革命最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成果就是智能化的信息网络技术，它使得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网络经济”。这种网络经济既是一种全天候运作的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它把地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制约降低到最小程度；网络经济又是一种“虚拟经济”，它把一部分经济活动转移到以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行；网络经济还是一种“直接经济”，它使得处于网络两个端点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联系，使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由于上述“网络经济效应”越来越强烈，故处于网络时代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将自己孤立于网络之外，必须把自己看作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将企业规模经济问题放在网络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5．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使讨论静态经济规模变得毫无意义。由新技术支撑的新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它的经济节奏大大加快，其典型表现是技术创新和开发周期缩短、技术淘汰率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且每一次较大的技术更迭都会迅速打破原有的竞争格局，对经济形成一定的“技术冲击效应”。因此，我们再也无法孤立、静止地去研究某种技术关系或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经济现象，只能将技术看作一种时间效应，将技术在一定时段内变化趋势的预测结果作为研究规模经济的基础。
二、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
新技术革命催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我国也称“高新技术企业”)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新技术革命的时代特点，上述关于新技术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导致在高科技企业里的规模经济现象与采用传统技术的企业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笔者将关于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 1．“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在工业经济时代，大型企业是最高效的企业组织模式，企业规模大就能使产品成本低、产品质量好，使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强，于是，“大就是好”成为了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规模价值观。然而，当社会跨人知识经济时代后，大型企业易患的“大企业病”将变得更加突出且危害更大，如反应迟钝和决策效率低使企业不能适应多变快变的市场环境，多层次金字塔型组织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扼杀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高科技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却越来越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如市场适应能力强、生产经营惯性小、内部机制有利于创新，特别是技术进步缩小了规模对成本的影响，由先进的小型设备组成的柔性制造系统同样能以极低的生产成本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企业规模价值观应由“大就是好”向“小就是好”转变，企业的组织规模“为了强大而变小”可能成为一种流行的工作思路。
2．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当企业组织规模缩小以后，如果遇到超出自身规模实力的市场机会时，企业是否需要通过扩充组织规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呢?答案是：大可不必。在网络经济时代，小型企业照样可以经营大项目，其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国际互联网来放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同时“变小”又“变大”——组织实体变小为适度规模，同时通过网络整合外部资源以形成较大的经营规模，于是出现了诸如“网络企业”“电子空间企业”“虚拟企业”等新名词。这种跳出物质实体空间到网络虚拟空间来放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思路和做法，笔者将其称之为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其实质是给规模经济现象赋予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
3．规模经济的动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规模经济分析模型中，假定技术因素和其它经济变量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不考虑它们的时间效应和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在技术变动速度不快的环境下，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活动的差距是不大的。但是，这种静态假设用在高科技企业就行不通了，其原因在于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变化速度很快，很难分清技术的边界。因此，必须以一种动态性概念来理解高科技企业的规模经济问题：高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不能保证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处于静态或“线状”变化特征，企业最佳规模或适度规模的选择范围不是一条“线”，而是具有一定“弹性带宽”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规模——成本”特性既可能产生“阶梯状突变”，也可能产生“连续状渐变”。按照此种动态性概念，高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系统必须具备较高的“柔性”和“自适应”能力，应尽量采用“软手段”来调整规模，而不是依赖新建、改建、扩建等“硬手段”来调整规模。
4．规模经济的开放性。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中，是将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个本来紧密联系的复杂问题按封闭性假设作一个简化处理，割裂两者的联系并将它们分别放在相对封闭的空间来讨论各自的特点。此种做法用在开放程度较低的市场环境中是可行的。然而，高科技企业目前所处的市场环境，不但其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十分复杂，而且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这种开放性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开放性相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是开放的空间范围更大，是一种全球化的开放；二是开放的深度和关联度更大，是一种涉及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高关联度的开放。当经济空间的开放程度达到这种高度时，任何一个企业想要割裂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去讨论内部规模经济问题是毫无价值的，必须跳出企业这个小圈子来认识规模经济现象，用“聚集经济”“企业集群规模经济”等新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规模决策。
5．规模经济的效率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已不是单纯的利润目标，而是综合的、可兼顾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广义效益目标，高科技企业就更是如此。因为企业目标体系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相应地改变关于规模经济的评价标准，用一种关于规模经济的“效率性”标准来取代传统的“赢利性”或“成本性”标准。这种“效率性”标准，是成本降低率、市场占有率及其增长率、企业知名度、企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2
关键字：跨国银行 并购
一、银行并购理论比较
(一)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指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当企业能以低成本得到高产出的时候，企业就拥有规模经济。从本质上说，规模经济理论是描述企业规模变动与企业平均成本变动之间关系的理论。规模经济的核心是适度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达到最低点时的企业规模。如果企业规模小于适度规模，表明规模继续扩大仍然可以使平均成本下降，收益率上升；反之则表明企业的现有规模不利于企业，此时只有缩小规模，才能使平均成本下降。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的单位营运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银行规模经济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单个银行由于通过银行并购和跨国并购，提高银行规模，增加新金融品种，扩大金融服务领域，获得更多的利润，在银行内部引起收益的增加。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整个银行产业规模扩大而使得单个银行得到了良好的人才、信息、资金融通、联行清算等服务而引起的收益递增现象。银行规模经济的目的是通过控制经营规模，达到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平衡，最终达到赢利的目的。
(二)范围经济理论
范围经济主要研究经济组织的经营范围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
银行范围经济与一般厂商的范围经济在基本概念上是一致的，是指银行经营品种的增减或业务领域的扩张或收缩所引起的边际收益提高或者边际费用降低的现象。如果银行业务范围扩大或收缩后，边际收益增加或者边际成本下降，则表明银行实现了范围经济；反之，边际收益下降或边际成本上升。则表明银行范围不经济。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银行可以通过经营不同领域的业务以取得范围经济。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商业银行业务，而且可以经营证券和保险等投资银行业务，甚至还可以经营房地产和贸易服务等非金融业务。同时，随着银行国际化发展，银行实施范围经济的地域也得到了扩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银行已经认识到范围经济在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通过并购和跨国并购等方式来追求范围经济。
(三)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银行并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增强对银行经营环境的控制，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份额，并取得长期获利的机会。企业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可以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既能带来垄断利润，又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市场势力理论的核心是：增大公司规模将会增强公司实力。市场势力理论近年来已成为国际银行并购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一般银行而言，以下三种情况下通过并购活动可以增强市场势力：首先，在需求下降、服务供给过剩的削价竞争的情况下，几家银行合并，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其次，在国际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资银行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银行通过大规模联合，对抗外来竞争；最后，由于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使银行间包括合谋等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的情况下，通过合并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虽然作用机理不同，但都能达到扩大市场势力的目的。横向并购通过行业集中，减少了银行数量，使并购后的银行对市场控制力得以增强，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垄断；纵向并购使银行业务范围扩大，利润来源增加，市场影响增强；混合并购则扩大了银行的绝对规模，使其拥有相对充足的财力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达到独占或垄断基本业务领域的目的。
(四)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又称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企业的重要特征是通过企业家而不是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和组织经济活动。并购是银行这种企业组织以企业机制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过程。也就是说，当交易费用很高时，就可以通过企业家将交易内部化――将原来较小规模的银行与外部市场的交易转变为合并后的大银行的内部交易来节约成本。因此，节约交易费用是银行并购的动因之一，银行内部的协调管理费用越低，银行并购的规模就越大，并购的最佳点应在降低交易费用与由于扩大规模而增加内部监督管理成本相等之处。
由于人的因素和不确定性等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市场机制失灵，企业只有用内部机制来代替市场机制，即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企业组织中较强的合作意识加上有效的内部控制与决策，使得并购比市场机制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交易费用理论用于解释银行纵向并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业务相近的银行合并往往伴随着大量分支机构和人员的裁减，银行组织机构更精干合理，既减少了硬件设施的耗费，又降低了各项管理费用，使合并后的银行在成本较低的条件下扩大业务范围，提高盈利水平。
二、银行跨国并购因素分析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银行跨国并购的在动力
银行通过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从而使得单位营运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银行首先在内部由单个银行通过银行本土并购和跨国并购，扩大银行规模，增加新金融品种，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其次在银行外部招收良好的人才、收集相关经济信息、进行资金融通等服务而引起的收益递增现象。在范围经济理论下，银行通过业务范围扩大或收缩寻求边际收益增加或者边际成本下降，在这个动态的模型下，保持银行利润持续增长。
(二)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是银行并购的外在动力
从目前现状来看，那些高效的、常处于竞争环境中、富有经验、已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拥有经常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内用户的银行更容易成为并购者。研究通过衡量效率和利润水平，发现大银行并购中小银行的优势在于前者的资本更有效率、利润更多、资本金更充足。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可以使一个银行更富有经验(从而效率更高)，这些经验将促使银行把产品、技术创新和管理技巧运用到新的市场，而并购是迅速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一方面，在新市场的经济结构的脆弱对比下能体现跨国银行的成熟、高效；另一方面，若新市场的竞争程度远高于此跨国银行的本国竞争程度，那么此跨国银行可以在激烈竞争中得到充分完善，并更高效地运作。
(三)主营业务的吸引力下降是银行并购的直接驱动力
在招商引资的大环境以及建造开放、一体、便利的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各国通过放松银行金融管理政策，使得传统的银行信用中介业务受到极大的挑战。融资手段的多样化、金融信息快捷的传达速度，使得银行作为传统的信用中介地位发生了动摇。银行通过并购相关金融衍生公司，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些不熟悉的领域，扩大自己的新利润增长点。
(四)东道国的社会构成是银行进行跨国并购时必需考
虑的因素
目前，发展中国家主要呈现的特点是人口多而集中、消费能力低、主要业务还集中在传统的储蓄与贷款的业务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并购已经在国内各地区建立分支机构的东道国银行。这样的银行已经拥有完善的经营渠道，缺少的是先进的管理技术、更适合市场的金融产品，所以收购这样的本土银行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实现跨国银行的规模效益。
(五)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银行跨国并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快，并形成了对当代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欧盟以及NA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于扩大区域性市场容量，促进贸易发展，解决区域性贸易纠纷，加快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对银行跨国并购有一定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区域经济的政治稳定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各个国家对银行的并购监管法律规定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或重新立法。
三、国际银行跨国并购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一)明确发展战略，走特色国际化路径
走出去是好的，但不是每一个走出去的银行都能成功地盈利。其本质区别就是银行如果选择自己的跨国之路。路线选择错误，做出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工夫。选择相应的风险运行模式、金融服务工具、金融衍生下具、银行企业本土策略是成败的关键。
(二)走海外新建与跨国并购相结合的道路
单单依靠海外新建不足以使银行业真正迈入国际银行业的行列。海外新建纵然设立方便，但若是真正融入当地经济，在当地经济建立品牌效应、快速适应当地的市场，还是需要通过并购这一手段实现本土化。海外新建事实上就是规模经济中的内部扩张经济，它通过在海外复制国内银行的运营模式来扩大规模经济效益；跨国并购则是规模经济的外部扩张经济，它不通过自身复制而是通过直接将外国银行业转变为本国经营模式扩张效益。
(三)跨国并购以提升银行管理与风险操控水平，实现金融 手段创新为目的
对收购对象的网点分布、业务能力、风险操控等因素的综合考察是跨国并购考虑的核心因素。并购还需要考虑收购对象的市场地位、品牌价值、产品优势以及服务经验等内容。事实上，对于那些业务能力低、品牌价值不高的银行进行收购也具有很大的利润提升潜力。以我国银行独有的管理经验和金融服务手段对当地银行业进行改造，会产生跨区域效应。
(四)尽快出台银行跨国并购法
目前我国的银行业对外并购还没有可依据的具体法规，这就使得当我国银行对外进行投资并购时，一旦受到当地政府不合理或非法的征收、与当地银行在并购过程中发生纠纷，就会让我方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没有可依据的准据法，使得我方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当地政府的法律管辖，因而，尽快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关跨国银行并购法规势在必行。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1－0074－03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知识、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更加密切，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智力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技术、知识的比较优势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资源比较优势，使得传统的以资源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知识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对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用包括规模经济、递增回报、垄断竞争和技术动态变化等因素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理论
对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首先始于林德的差异产品的偏好相似理论。他认为消费者对垂直差异产品的不同偏好是引起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用水平差性产品和消费者的偏好需求特征解释产业内贸易。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通过进一步研究,将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引入产业内贸易理论,提出了包含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至此,以产品差异理论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基本成熟。该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贸易产生的动力。同时,规模经济理论和产品差异理论暗含即使在不存在技术水平差异和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贸易，解释了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继续迅猛发展,不仅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发展迅猛,而且发达国家同新兴工业国间的产业内贸易也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以创新、开放和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和经济规模扩大。首先，从产品差异理论角度考虑，商品的水平和垂直差异――即商品品种和质量高低主要受生产技术、知识、设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也就是说产品差异是由各国生产商品的知识、技术差别决定。因此，表面上表现为品种差异或质量差异的产业内贸易的核心是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的差异。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到来，各国普遍增加R&D投入，创新成果不断出现，各国知识、技术含量越来越不同，导致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加。一方面，知识的外溢和技术转移、国家之间类似的相当水平的R&D开支和技术模仿过程，使产品水平差异不断扩大，水平差异性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商品的差异化创新很容易引起产品质量上的区别，而导致垂直性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其次，以开放性、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来临打破了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间的矛盾，为各国进行差异产品的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①。相似产品种类越多，其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小，产品成本和价格越高，二者中任何一种效益的增加必然以牺牲另一种效益为代价。在国内市场和有限的国外市场范围内，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必然加深了经济全球化程度，为各国的规模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二、知识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克鲁格曼在分析贸易理论时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1]内部规模经济是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而不是其所在行业规模；外部规模经济则是外部经济性，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划分对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1.规模收益递增与国际贸易理论
规模收益递增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基础，替代古典贸易理论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条件，更现实地解释了发生在资源、技术、禀赋相似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指出国际贸易的动力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规模收益递增的基础核心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知识经济时期，一方面知识、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极大地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商品，虽然不具有规模经济性，但是知识自身的低成本可复制性，使其较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利润垄断能力。
2.外部性与国际贸易理论
外部性包括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同内部规模效应一样，外部规模效应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外部性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企业的贸易优势不在于绝对要素优势差异，而在于某行业某时点的发展规模。当存在外部经济且其他条件相同时，大规模从事某一行业产品生产的国家往往具有形成行业规模的优势。这种行业优势有利于技术、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经济利益。知识经济时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在国际贸易中的溢出效应及其对各国贸易的影响。知识溢出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通过知识积累和干中学缩小了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同发达国家间开展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外溢成为推动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竞争、创新的重要力量，大大促进了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三、知识经济与垄断竞争理论
垄断竞争是不完全竞争的一种，在目前国际贸易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垄断竞争主要用来说明贸易是如何解决各国面临的规模与种类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垄断竞争理论认为在垄断竞争行业中厂商数目和它们的定价受市场规模的影响，在较大的市场中通常有较多的厂商，且每个厂商有更大的销售量，消费者还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丰富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任何国内市场都要大的世界市场。
垄断竞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结合的产物。首先，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相互作用。产品差异使一个厂商在确定它的产品价格时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但它不可能完全垄断，因为总是存在其它功能相同的替代品同它竞争，产品差异化造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同时，一国消费者因收入水平和偏好对差异产品有不同需要，垄断竞争恰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化和多样化；其次，产品差异化又和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厂商为获得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优势只能生产差异化产品。而垄断厂商在进行差异生产时，总是尽量使其产品差异化更多的反映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生活方式和特征，以便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创造贸易优势。
垄断竞争理论实质上还是利用规模经济而引致价格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这同传统经济理论是一致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成本的决定作用，认为低成本是扩大国际贸易的有力手段，即成本高就缺乏竞争优势，成本低就具有竞争优势。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再满足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引致的低成本所形成的暂时性垄断竞争,而是依靠长期知识领先而表现在商品质量、品种上对消费者形成的持续购买欲望和声誉的垄断。这种声誉优势并非短期内形成，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垄断作用。因此，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不仅仅是根据成本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丰缺形成，而是越来越靠知识、技术的结合而产生的“明星效应”对消费者形成吸引力而形成的。
四、知识经济与产品周期学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雷蒙德•弗农第一次提出产品具有诞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的生命周期。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新产品阶段是指创新国发明制造了该产品，并且垄断了这个产品的世界市场；产品成熟阶段指新产品的样型和性能都已经稳定，竞争优势由技术密集型国家向资本密集型国家转移；产品标准化阶段是指产品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生产技术广为扩散，变得普遍、简单，竞争优势由资本密集国家向劳动密集国家转移，因而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生产，最后这些国家成为这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接着，美国学者威尔斯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周期学说。他把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三阶段细分为两个阶段：模仿国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创新国产品进行竞争的时期和在创新国开始了进口竞争时期。这样就形成了目前的产品周期论。这个理论包括：第一阶段是创新国对某一新产品的出口垄断时期；第二阶段是其他发达国家生产者开始生产这种新产品时期；第三阶段是外国商品在出口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时期；第四阶段是再创新国开始进口竞争时期。
不难看出，产品周期学说是从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的角度分析国际分工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演变。这一理论是对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的一大贡献。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周期理论日益显得陈旧。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全球传播，使产品的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甚至消失。大量资料证明，在20世纪头十年，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约为40年，到30年代降为25年，50年代约为15年，70年代又缩减到8～9年，80年代是3～5年，而到2000年仅不到12个月，特别是IT产业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寿命周期仅仅3～6个月，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这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莱斯特•瑟罗所说：“所谓‘产品周期’已不复存在。” 他认为“反推制作工艺的发展，和那些只要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就有兴趣运用他们技术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导致新产品技术的流动几乎和资本及自然资源的流动一样快。拥有专利的新产品技术未必在它的产地被使用，也未必是资助该技术的人在使用”[2]；其次，国际贸易的载体――跨国公司逐渐形成“双层网”结构，大大减少了技术的转移。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认为母公司是中枢神经，是技术创新的发生地。母公司同国外子公司之间是具有向心力的“网”，即国外子公司以母公司为核心，接受母公司的产品创新和技术转移。这就是弗农产品周期论的雏形和理论来源。但是二战后，特别是受知识经济的影响，传统的由“向心力”形成的内部网的作用逐渐削弱，而由“离心力”构成的外部网却不断得到加强。所谓外部网是相对于内部网而言，指子公司不再完全依赖母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和创新产品，同东道国其他企业合作，形成外部“局域网”。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外部“局域网”的集中地。当前，IBM、SUN、宝洁、杜邦、联合利华、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日立、松下、诺和诺得、罗克威尔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百余所研究机构或实验室。这种内部网和外部网并存、共生就形成了典型“双层网”现象。很明显，“双层网”必将大大减少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技术和创新产品的转移。“双层网”是跨国公司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以加速利用全球技术资源、建立全球的新网络、进行全球技术开发的策略的结果。
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解释
伴随知识经济的临近和产业内贸易继续蓬勃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大，新的贸易问题不断被提出。美国和日本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上是相似的，但为什么美国出口反映了个人智慧的产品和服务，例如软件产品和金融服务，而日本在生产精密制造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汽车和高质量的电子产品；在具有同样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的德国和意大利，为什么意大利的国际竞争力在于家具、服务设计等依靠少数杰出人物智慧的部门，而德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方面，出口客车、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国际贸易新理论只解释了技术水平相近，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并没有解释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历史和偶然因素决定，没有深刻探讨其背后的经济规律。
格罗斯曼和麦吉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建立在技术的不同性质上[3]。他们认为技术的不同性质导致了各个国家不同的人力资源分工以及不同等级人力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各国不同的生产优势。技术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Super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这种技术符合“O――圆圈生产函数”，即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是连续的，任何一道工序的失败或质量差异，都会导致整个工程的失败，这就决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必须是互补的②。精密机械多要求此种类型的人力资源配置。另一类是符合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指一部门的出色完成，会减少其他部门出色完成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是“高―低”模式，否则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高―低”模式有利于创新或技术难题的解决。因此尽管美国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的比率上相同，但由于美国和意大利在其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属于“高―低”模式，更有利于表现个人创新，这两个国家分别在软件产业、金融服务业和设计服务业具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和德国采取互补的人力资源配置，更有利于精密机械设备的生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
[注 释]
①尤其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产品差异的扩大，必然减弱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的扩大，也必然影响产品差异化程度。
②“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是指较好地完成两个任务中的一个，将增加较好完成另一件任务的边际产品。详见 Gene M. 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 pp1255-1272.版，第26页年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1][美]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 [M].海闻,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39.
[2][美]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7.
[3]Gene M.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1255-1273.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n Knowledge Economy Age
He Xiaoyin
（Zhengzhou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学理论；发展
相较于传统的金融活动，互联网金融的服务方式主要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与电子通讯技术。电子金融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眼球，而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直到2000年，电子金融几乎遍布了全球。在2012年，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才正式被学者提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内部结构造成极大的冲击，它不仅动摇了金融产业稳定的产业结构，而且互联网金融优胜劣汰的作用也使金融产业不断流入新鲜的血液。
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子金融即是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在全球范围来散播开来，如同所有的新兴行业一般，互联网金融在一开始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质疑，但互联网金融在诸多的争议声中生存了下来，到如今，互联网金融已席卷全球。互联网金融在最初的时候针对传统金融未曾涉足的空白领域，以此来吸引客户的眼球，由于一开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是全新的领域，因此，互联网金融吸引了第一批客户，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站稳了脚步，在此之后，互联网金融以免费策略以及技术优势等商业手段大量地占取市场份额，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金融行业。在此期间，一些盲目跟风的人涉足互联网金融领域意图分一杯羹，但由于他们并不了解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而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因此研究互联网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掌握了最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才可以将它运用在企业的日常运转中。
二、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导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经济学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相对较为成熟的一门学科，甚至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学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大都是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做判断的“科学性”。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产业经济学遵循着经济学的一些规律，产业经济学在互联网金融中的主要应用是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这两大重要理论。“供方规模经济”与“需方规模经济”是规模经济学的主要组成。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对于经济学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也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的不断增加，最初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能使生产产量不断增加；但当该要素投入量超过的增加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增加一单位该要素所带来的总产量是递减的。但当产业经济学中的供方规模经济运用到互联网金融中时，由于在互联网金融中技术、知识等要素已经取代资本、劳动力，因此，随着技术、知识等新要素的投入的不断增加，它的成本呈现递减的趋势而收益却呈递增的趋势。这是因为信息这些新要素几乎能够零成本地复杂，并且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因此，供方规模经济得以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使得互联网金融的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而需方规模经济则是在减少边际成本的同时，加大了效益示范的能力，让更多的顾客认为它值得购买，使价值呈爆炸性增长。以此，可以看出规模经济的运用使互联网金融的的边际成本不断递减而受益却递增。范围经济在互联网金融中就更为明显，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成本很低，因此，互联网金融涉及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业务，以此吸引更多的客户，这将大大地提高互联网金融的收益。
（二）互联网金融的长尾经济
长尾经济主要是通过利用自身的成本优势来增加品种以打开利基市场，这一点与范围经济十分相似，但与范围经济不同的是，长尾经济并不仅关注于热门的产品，它还致力于增加大量的冷门产品。因此，长尾经济主要是用来解释互联网金融中一些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互联网金融因位于金融行业的长尾而出现了一系列“普惠金融”的产品与服务，并因此吸引了一批对手续简便度以及额度较为敏感的尾部顾客。例如，互联网微贷公司就凭借着可快速处理信息、效率高以及手续费低等优势吸引了大量贷款金额数较少的顾客。互联网金融的长尾经济理论是作为“二八定律”的补充出现的，所谓的“二八定律”，指的是按事情的重要程度编排行事优先顺序的准则是建立在“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的原理上的，这个原理是在十九世纪末有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的维弗利度.帕累托提出，大致的意思是指在任何特定的群体中，重要的因子占据的比例十分少，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控制住重要的少数因子就可以控制全局，长尾经济理论借此得以解释需求曲线中的短头与长尾现象。相较于传统的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的成本优势在于将长尾的基础不断地延伸。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等要素可以零成本地复制使用，因此，无限地复制可用信息来处理事务在很大地程度上将降低成本，而节约下的成本可以用来推广一些优惠的活动以招揽更多的顾客，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导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5
关键词:自然垄断 规模经济成本劣加性 效用最大化
一、自然垄断产业的界定
自然垄断理论发展到现在经历了萌芽阶段、早期阶段、现代阶段和当代最新进展4个阶段，其理论基础依次是自然条件决定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劣加性。
最早提出自然垄断理论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他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特性上来理解自然垄断的，这和我们今天的说法有了很大的区别，穆勒以后德国学者基本也持该观点。在该阶段，经济学家们主要是从自然因素或自然条件的角度来阐述自然垄断的，把自然垄断的原因归结为制度的垄断和自然要素的稀缺性，因此，在自然垄断理论的萌芽阶段，自然条件决定论居于主流地位。
后来经济学家对垄断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主要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说明自然垄断的经济特征。如斯蒂格利茨(1997)在其《经济学》有关进入障碍一节中认为，当一个厂商的平均成本在市场可能容纳的产量范围内不断下降时，自然垄断就会出现；而当平均成本随产出的增大而下降时，亦即当产出处于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的阶段时，存在着规模经济效益。这些观点都认为引起自然垄断的原因在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因而当总产量对应于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段时，由一个企业单独生产比由多个企业共同生产更有效率。
另一种对自然垄断的表述则是建立在范围经济和成本劣加性的基础上，植草益在《微观规制经济学》一书中对自然垄断所下的定义是，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性和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所形成的，从而使提供单一物品和服务的企业或联合起来提供多数物品和服务的企业形成一家公司(垄断)或极少数企业(寡头垄断)，可以把这种由于技术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形成的垄断或寡头垄断称为“自然垄断”或“自然寡头垄断”。这与鲍莫尔、沃特森、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观点一致。
这些关于自然垄断的理论都是一种静态的表述，都假定了技术不变、市场需求不变、时间跨度为长期、投入要素等比例增长等若干前提条件。但是实践和理论都已经证明，在长期内，技术进步和需求扩大(市场容量和规模扩大)都可能使原来的自然垄断产业变为竞争性产业。近几年来，技术的飞速变革已经使原来的自然垄断产业内形成了新企业进入和多家企业共同竞争的基础，自然垄断程度被大大弱化了；需求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市场容量和规模的扩大，如果原来自然垄断企业的产量只占全部市场容量的很小部分，即使其平均成本是最低的，该产业也可能具备了多家企业共同竞争的基础。我国目前判断一个产业是否自然垄断，主要还是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采取行政手段来界定的。所以，在后面谈到的自然垄断产业也就是指的目前在我国只有一个企业经营的产业。
二、我国现阶段自然垄断管制的现状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管制主要表现在价格和进入限制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不能有效地激励企业，造成效率低下。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价格还是采取传统的企业上报成本加上政府许可的利率决定的，成本上涨，在利率不变的前提下价格随之上涨。因此，政府管制价格实质上是只管利润率，并未管住成本，这是垄断产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能够有效地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有的企业为了提高价格曲意地增加成本，一方面导致企业内部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导致企业资源大量的浪费。在审核调价方案时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利润率的确定，至今没有明确规定任何产业的合理利润标准，更不用对不同来源的资本规定不同的报酬率了。
其次，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由于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带有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内容的歧视性价格或收费政策搞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严重损害了竞争，更没有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消费的需求与福利，无法达到社会效用最大化。另外，垄断行业的厂家利用垄断地位，擅自延伸经营范围或附加各种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进行强买强卖，赚取由垄断带来的不正当收费，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在政府行政壁垒的保护下，自然垄断企业的垄断弊端往往比一般垄断企业更加明显和严重。现实生活中的自然垄断企业成本在呈现越来越高趋势的同时，各种垄断的弊端也日益明显和严重，在产量、质量、服务、产品多样性等各方面的状况令人很不满意。
最后，管理者也是经营者。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大多数还是属于国有，国家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那么在进行管制时的客观性就值得怀疑了。最重要的是企业和消费者在价格上是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是两个对立面，那么，在指定价格管制时，是以消费者利益为重，还是以企业利益为重也是政府必须考虑的事情。
总之，我国对垄断产业的价格管制，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而且还由于过渡时期管制环境的巨变而使管制体系处于混沌状态。
三、政府进行管制的标准
从自然垄断理论来看，不管是建立规模经济基础之上，还是后来说的范围经济、成本劣加性，自然垄断强调的重点还是成本的最小。对于企业来说，成本最小当然是好。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最小的成本并未能够产生最大的福利。除了成本最低外，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多样性及差异程度、企业的服务态度等各方面因素都会对社会福利有着重大影响。产出成本最低只是可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因之一，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福利水平。虽然在自然垄断情况下，单独一家企业能比多个企业更有效率(成本更低)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但成本最低未必保证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因此，只要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更有效率(成本更低)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就必将导致自然垄断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在进行管制时，就不能只考虑成本而采取行政手段过分的保护垄断产业。至于自然垄断到底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是否达到最优，现有的自然垄断理论都使用“成本最小化”作为达到最优标准；肖兴志用“效用最大化”作为达到最优的标准；在没有更准确、更理想的概念提出之前，这里采用姜春海提出的“社会福利最大
化”作为达到最优为标准。
四、管制的建议
针对自然垄断产业效率低下的现象，有人提出引入竞争、私有化的观点，既“自然垄断消失论”。当然，现实中的确有一些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需要放开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但是，我国在放开管制时不能对所有的自然垄断产业都放开。
首先，所有制的改革。在决定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是否也应该进行所有制改革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①效率来自民营化还是来自竞争? 因为如果效率仅仅来自于竞争，而与民营化无关，则提高自然垄断行业效率的主要途径是引入竞争，没有必要进行所有制改革。即便进行改革，也完全可以在国有经济的框架之内进行适当调整。②自然垄断产业是否需要进行民营化改革? 关键在于成本―――收益的分析。不能先入为主地设定自然垄断行业，应该是国有企业控制还是实行民营化，可以将国有企业看作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或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同样道理，也不能将民营化作为改革的目的，为民营化而民营化。自然垄断行业所有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这一点应该是检验所有制改革的最终标准。
第二，遵从市场经济规律。自然垄断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人为的，而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其产生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在没有经过市场竞争检验之前，谁事先都不能准确判定某个产业、环节或业务是否是自然垄断的。现实经济中广泛存在着人为垄断，例如“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都属于人为垄断。但是，这些人为垄断与自然垄断关联甚少或根本不相关。“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的产业、环节或业务可能是自然垄断的，也可能根本不是，只是出于部门利益或其他原因，打着自然垄断的幌子而已。对于这些可能是自然垄断的产业、环节或业务，在未能准确判定之前，首先应该采取竞争方式，如果市场竞争证明了自然垄断性，才考虑采用自然垄断治理方式；应克服首先采取国有化或规制方式，迫于无奈时才引入竞争机制的做法。
第三，政府管制的重点发生转移，对原来的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纵向分解，打破原来的垂直一体化市场结构，将自然垄断环节或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环节或竞争业务分离开来，采取治理措施。现实中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垄断产业是十分罕见的，但在某些产业和企业中，却明显存在着“自然垄断业务”或“自然垄断环节”，整个产业并不是自然垄断产业，但却有自然垄断环节或业务。例如，电力产业原来被作为典型自然垄断产业，而现在却被看作是竞争性很强的产业，但其中的输、配电业务或环节却仍然具有自然垄断性。这样，“自然垄断设施”未必只能由一个企业拥有和运营，完全可以由多个企业共同拥有和运营，也可以由多个企业分别部分拥有和运营，只要能够顺利实现不同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并且由此带来的成本(或社会福利)小于(或大于)其他两种情况即可。这时仍然需要在政府的管制下进行竞争，但是政府管制的重点应该由进入和价格管制转移到互通互连的接入机制了。
最后，需要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不同于以往传统管制的再管制。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也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损害社会福利。例如，由于竞争激化可能导致一些企业倒闭，从而会影响供给稳定，因此，必须进行普遍服务、保证供给规制；另外必须继续对可能出现的垄断企业进行行为管制，迫于竞争的压力，某些企业可能采取降低生产标准、以次充好等手段危害消费者利益。因此，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主要指的是放松经济性规制，而对涉及安全、卫生、环保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反而应该大力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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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评论,2004年第2 期.
[3]林木西,和军.自然垄断行业所有制改革研究.
[4]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旅游产业集群；证伪主义；网络集群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6-0063-07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Michael Porter首先提出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对集群现象进行分析[1]。新世纪初，“产业集群”这个词语走进了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无论是在政府经济部门，还是在企业的决策部门和行业协会，关注的人数与日俱增[2]。国内学者对旅游产业集群的研究与此同步，截至2010年12月31日，在中国知网（http：//）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分别以“旅游产业集群”为关键词、题名进行检索，共获得281条相关记录，其中包括中国报纸文献全文数据库的29篇文献。从时间上来看，2007—2010年底，相关文献数量占检索文献总量的87%左右。这说明随着产业集群理论的深化，“旅游产业集群”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在由王缉慈等学者发起的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网（http：//）的论坛上，众多旅游学者、经济学者、地理学者针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有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包括旅游产业集群是否存在、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形成条件、特征、产业关系、创新等，焦点问题仍是旅游产业能否用集群理论进行研究[3]。
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产业集群的定义与内涵，结构，类型与竞争优势，形成条件与集聚机理，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和研究方法等方面[3]。研究视角集中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集聚区，认为这种经济现象即是“旅游产业集群”，脱离旅游产业空间分布的特点，在经验主义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框架下，生硬的套用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解释旅游经济现象。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和案例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以应用研究为主，基础性、思辨性的理论探索不足。
在旅游经济的实践中，我国某些省、市、地区也提出了建设“旅游产业集群”的设想与规划方案。而目前学界与业界提出的“旅游产业集群”概念，实质上是目的地的旅游业集聚区，并没有考虑旅游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错把空间外部性带来的好处归因于一种集群效应。旅游产业运行以旅游流在客源地与目的地的空间流动为纽带，而旅游产业要形成集群又必须要求大量的旅游企业克服空间的阻力集聚在一起，两者之间是矛盾的，那么“旅游产业集群”是否能够形成？这种“集群”将以何种形式存在？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试图打破旧的研究范式，在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对旅游产业的“集群”理论进行基础性的探讨，以真正厘清旅游产业与产业集群理论之间的关系及旅游产业的集群效应的特点，并为旅游经济活动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这也正是文章的意义所在。
（二）研究方法
1934年，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中首次提出“证伪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判断理论（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是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证伪主义来源于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的批判，证伪主义认为，经验科学应该服从一种证伪主义，可证伪性才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4]。
发展旅游科学，必须要坚持科学的原则，将证伪方法引入旅游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笔者希望通过新方法的探索，找到旅游业“集群”理论的本质特征，以期为旅游集群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假设“旅游产业集群”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它必须符合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从而得出若干推论，然后运用证伪的方法来检验得出的推论，并修正先前的推论，得出正确的结论。具体来说，是在证伪主义的框架下，通过举证和推理完成对理论假设条件下得到的若干结论的检验。
二、命题推理过程
若产业集群理论适用于旅游产业，那么“旅游产业集群”必须符合产业集群的定义，具备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旅游产业集群”这个命题才有可能成立。
（一）产业集群的定义
在一些英文文献中，产业集群往往具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指具有垂直和水平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支持机构的地理集聚[5]。王缉慈认为，尽管产业集群与产业的地理集聚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并不是说“具有垂直和水平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支持机构的地理集聚”就是产业集群[4]。产业集群是在制造业集聚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指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协会）[6]。产业集群的规模，可以从单一城市、整个州到一个国家，甚至到一些邻国联系成的网络[6]。
（二）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
符合以下几个必要条件才可能形成产业集群：
1. 与最终产品生产相关的某一个或几个产业的大量企业必须在地理上集聚。产业集聚不一定能形成产业集群，但产业集群内的相关产业及企业必须形成地理集聚。
2. 集聚的众多企业之间必须以价值链为基础形成纵向的产业链关系。这是由产业集群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3. 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具有可拆分性[7]，并且在集聚地区完成中间产品的生产，因此，要求在价值创造链中，不同活动分工需要专业化。
4. 最终产品可运输[7]。产业集群是企业在某个特定区域内高密度的聚集，它所产生的供给必然会远大于当地的需求，这自然要求其产品销往其他的地区，否则，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内由于市场规模的限制，必然没法形成大量同类、相关企业集聚的现象。最终产品可运输才可能形成产业集群。
（三）“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假设与推论
假设“旅游产业集群”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旅游产业集群”必须符合产业集群形成的四个必要条件，因此，可以得到四个推论：
命题1：生产最终旅游产品的各相关行业（食、住、行、游、购、娱）及企业可以形成旅游产业集聚区。
命题2：旅游产业集聚区内，（包括并不局限于）旅行社、餐饮、饭店、交通、景区、购物、娱乐等旅游相关企业存在紧密的纵向产业链关系。
命题3：最终旅游产品具有可拆分性，并且组成最终旅游产品的各项中间旅游产品都可以在旅游产业集聚区完成生产过程。
命题4：最终旅游产品可运输。
三、证伪检验过程
用证伪的方法对得出的4个命题进行检验。
（一）命题1与旅游空间移动消费理论
旅游是一种人们的空间移动的现象，旅游活动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与旅游媒介体三者构成。作为旅游主体的旅游者是空间移动的主体，来自于旅游客源地；旅游客体主要包括旅游景区景点、各种旅游饭店，主要由旅游目的地提供；旅游媒介体主要包括各种旅行社以及实现旅游者移动的交通设施，在旅游活动中成为联结旅游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的联结体。旅游消费的实质是一种空间移动消费，离开了空间移动这个条件，旅游消费无法完成[8]。
旅游空间移动消费决定了最终旅游产品的形态，即从旅游者通过旅游联结体离开旅游客源地到达旅游目的地，完成各项游览活动，再从旅游目的地返回旅游客源地的过程中，各类旅游企业对旅游者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总和，如图1。这里涉及了空间位移的问题，因此生产旅游最终产品的各相关行业（食、住、行、游、购、娱等）及企业无法形成旅游产业集聚区。以往旅游学者研究的“旅游产业集群”，考虑了旅游产业及相关旅游企业在旅游目的地的集聚，却忽略了旅游活动的空间移动性赋予旅游产业与制造业不同的特点，即旅游产品的生产从旅游者离开常住地赶往旅游目的地时，就已经开始了。学者们观察到的实际上仅仅是目的地旅游产业集聚区。在这个目的地集聚区内，旅游企业生产的是旅游中间产品，而非旅游最终产品。分析说明，命题1与旅游空间移动消费理论相悖。
（二）命题2与空间外部性理论
按照旅游活动的组织方式来划分，旅游活动可以分为团队旅游和散客旅游两种形式[8]。这里以团队旅游产品为例，阐释旅游集聚区内旅游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产业链关系如图2。
在目的地旅游产业集聚区内，旅游企业集聚大多是出于对空间外部经济的要求，获得重要的企业联系、互补和技术、技能、信息、市场和跨企业的顾客需求的外溢（Julie Jackson，Peter Murphy，2002）[9]。以团队旅游产品为例。组团社将某个旅游目的地的地接社组合生产的一条旅游线路，或多个旅游目的地的地接社组合生产的数条旅游线路，进一步组合生产，得到旅游最终产品，然后组织客源、销售旅游最终产品。地接社为组团社提供目的地旅游线路，负责外联、接待前来目的地游览的团队旅游者。地接社对饭店、景区、购物商店、娱乐、餐饮及市内旅游交通等相关旅游企业提供的单项旅游产品组合生产，形成旅游线路产品，这些旅游企业相互之间不提供原料、半成品，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纵向产业链关系，而是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共同组合成了团队旅游产品的一部分，这种组合通过旅行社的创新设计、组合劳动来实现。所以命题2并不成立，或者说，若要命题2成立，那需要许多假设条件来支撑，这里不再详述。
（三）命题3、命题4与旅游产品的特性
最终旅游产品由多项中间旅游产品构成，因此它具有可拆分性。但旅游产品的实质是无形的服务，其生产活动是一种与旅游者活动空间结合的经营活动，并且服务产品不具有移动性和可储存性[8]。产品消费通过旅游者跨空间活动实现，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步进行。因而，组成最终旅游产品的各项中间旅游产品不可能在旅游产业集聚区完成，旅游最终产品不可运输。所以，命题3、4与旅游产品的特性相背离。
（四）小结
假设“旅游产业集群”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它符合产业集群理论的要求，于是得到4个推论，但经过检验发现，得出的四个推论均不成立。因此，假设本身不成立，旅游产业不能满足形成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理论的验证表明，“旅游产业集群”是一个伪命题，所以，旅游产业的经济现象也不能生硬的套用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来解释。近年来，部分省市不管省情、市情一拥而上大搞“旅游产业集群”或“泛旅游产业集群”，违背了旅游经济的客观规律，导致同一区域内基础设施与旅游设施重复建设、设施利用率低等不经济现象。旅游经济实践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同时反映了旅游产业的集群现象研究存在不足。
在旅游产业经济运行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了典型的旅游产业集聚现象。如集主题公园、度假村（分时度假）、旅游饭店、购物中心、高尔夫俱乐部等于一体的迪斯尼旅游度假区；东部华侨城的主题酒店产业集聚盈利模式；以迪斯尼乐园为核心、培育旅游会展、文化创意、商业零售、体育休闲等产业集聚平台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集聚区等。显然，这些旅游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是相关产业在某一区域集聚产生了共通性或互补性的外部效应，对消费者、企业都产生了增量效益。但是如果产业集群理论不能解释这些旅游经济现象，那么旅游产业存在集群现象吗？旅游产业的集群特点与组织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四、旅游产业的集群特点与组织方式分析
（一）旅游产业的集群特点分析
旅游产业的“集群”现象与全球化力量驱动下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
制造业的产业集群的核心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产业的高集中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换成本），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首先，制造业产业集群形成了范围经济，它集聚了最终产品或服务厂商，专业元件、零部件、机器设备以及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互补性产品制造商，专业化基础设施的供应商，政府与其他提供专业化训练、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机构（如大学），以及行业协会和相关政府管理机关；而且这些企业与组织之间具有紧密的产业关联。同时，制造业产业集群也是规模经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920）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发现：产业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致，他认为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专门人才、专门机构、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这种高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促成了产业集群[10]。
理论上讲的旅游产业的“集群”，应该既是范围经济同时又形成了外部规模经济。旅游传统业态与旅游新业态在某一地域上集聚，形成了旅游产业集聚区，例如上文中提到的迪斯尼旅游度假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等，都属于范围经济，但是这些集聚区内的旅游企业之间的产业链关系非常微弱，是外部经济效应使得消费者与旅游企业都获得了增量的收益。但是，这与制造业集群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有本质的区别。制造业产品是先生产后销售，而旅游服务业的产品生产与消费具有同步性，一般情况下都是边生产边销售。因此，总体上讲，旅游集聚区一旦形成，其旅游容量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旅游服务总量是有限的，难以在短期内增加供给量，超过了一定水平的旅游容量，旅游者满意度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形成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对于旅行社企业来说，由于旅游需求的区域分散性，旅行社只有实现客源组织的空间扩散及销售门市的网络化，通过网络经济来实现规模经济。而且从实际的观察中来看，市场定位不同，旅行社的区位选择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以组团为主的旅行社，大多喜欢在人流量大、城市交通便利的地方设立门市；而有些以地接、一日游业务为主的旅行社才可能选择在上文中提到的旅游业集聚区内设立门市；旅行社的集聚也是利用外部经济性，但这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区域内的竞争水平。
由于饭店企业在短期内受到刚性接待能力的约束，在长期内受到饭店所在区域市场范围与需求季节性波动的约束，因此很难通过内部规模的扩大实现规模经济，通过连锁经营在不同的空间点上追求规模经济，是饭店企业的必然选择[8]。这似乎难以解释“东部华侨城主题酒店集聚现象”，却说明了为什么华侨城集团将旗下44家酒店、7 200余间（套） 客房分别布局在深圳、北京、天津、广州、成都、昆明等全国20多个城市。饭店业的鼻祖斯塔特勒曾经提到，任何饭店成功的关键是“地点、地点还是地点”，可见区位选择对饭店经营的重要性。为了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饭店企业主往往都想选择好的区位，从而造成饭店在某一区位空间集聚的现象，多家饭店集聚又增强了这一区位对旅客的整体吸引力，同时随着集聚带来的地价攀升还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带来规模不经济。东部华侨城8家借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主题酒店集聚，客源充足时，部分受欢迎的主题酒店客满，集聚区内其他的主题酒店雨露均沾，各有收益，起到了补充作用；客源不足时，这些主题酒店之间对客源的竞争就超越了外部经济带来的好处而成为规模不经济。
对于一些新兴旅游业态，如主题公园等也在通过“多地点经营”的方式实现内部规模经济，迪斯尼旅游度假区和欢乐谷则是利用外部经济性来获得增量收益。许多旅游企业集团跨越空间实施横向一体化经营，目的就在于追求内部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从而形成了“多地点经济性”。随着旅游企业经营地点的扩大、市场空间范围的延伸，企业单位经营成本下降，全程利润的增加[8]。集聚与扩散相结合的网络化经营模式是旅游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在实现规模经济上最根本的区别。
（二）旅游产业的“集群”组织方式
既然旅游产业集聚区与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根本的区别，那么，如果旅游产业也有“集群”的形式，它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形式，或许可以说，目前所谓的这些“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能解释旅游产业实践中的各种现象，亟须建立适当的理论来指导旅游产业空间组织的发展。
关于制造业集群中的企业取得元件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延伸的垂直整合（如内部自行生产零件、提供服务等）能够带来高效率和高效益。但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集群内部达成各类互补性的优势远胜过纵向一体化或正式的战略联盟形式。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对全球经济开放，原料供应也正在扩张；国家与国际间的生产要素市场，运作得越来越有效率；竞争中，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渐减轻。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相关机构的紧密联结，不仅带来了效率和效益，也加快了改善和创新的速度[6]。
1. 散客化趋势下旅游产品信息的“网络”集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旅游市场呈现出“散客化”的趋势，欧美各主要旅游接待国的散客市场份额达到了70%～80%。经营和接待散客旅游的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成熟度的主要标准。近年来，游客消费模式的变化、旅行经验的成熟，将不断推动散客旅游的发展。随着我国休闲、旅游市场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发展的散客化、自助化、信息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旅游者的预订行为将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在线旅游预订将成为中国游客的主流出行方式。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空间距离对旅游企业组织形式的局限，为“散客化”趋势下旅游产业组织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见图3）。海量的单项旅游产品信息与旅游线路产品信息通过互联网集聚，为旅行者的在线旅游预订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提品的旅游企业，遍布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却以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和跨空间的旅游活动为主线，串联成一个大服务（生产）网络。网络中的旅游企业在地理区位上虽然相距甚远，旅游服务产品信息却可以通过互联网集聚，旅游者通过海量信息的比对，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合适的旅游产品信息，有利于促成旅游产品购买决策。
2. 企业纵向一体化及战略联盟是旅游产业重要的“集群”组织方式。在我国，旅游产业链的纵向外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11]，旅游行业中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零负团费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此。要解决这些问题，使旅游企业集团产生增量效益，主要经济手段则是让外部效应内部化：第一，形成纵向一体化经营；第二，建立松散型的旅游企业战略联盟。
旅游企业纵向一体化经营的实现途径有两个：一是内部成长，即旅游企业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与资本，投资筹建新的经营单位，并与其主业形成一定的上链或下链关系，如春秋国旅与春秋航空的运作模式；二是外部成长，即通过并购处于旅游产业链不同层次的其他旅游企业获得成长，如中青旅收购广西桂林的帝苑饭店（五星级）[8]。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且旅游活动具有空间移动性特征，旅游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经营，必须适应旅游者的空间流动。旅游企业实现跨地区（国家）纵向一体化经营是旅游组织发展的趋势，途易集团（旅游部）的跨国纵向一体化经营正体现了这一趋势（见图4）。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为旅游企业实现跨越地理空间的“集群”效应创造了条件。
松散型旅游纵向一体化战略联盟，是指旅游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为了纵向一体化收益最大化目的而进行的契约安排，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企业获得了对另一个企业实体的控制权，从而避免了产权的冲突，同时又能实现低成本并获得资源互补。“松散”，意味着这种联盟更具弹性，联盟各主体就必须遵守协议约定的目标、组织形式、利益分配方式等。它既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它可以是为市场渗透而定，也可以为获得更高利润而定；它的主体可以是区域性的，也可以是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11]。途易集团（旅游部）纵向一体化战略运作即体现了这种灵活的形式（参见表1）。
不止途易集团，美国运通公司、英国托马斯·库克集团、日本交通公社（JTB）的成长史都是一部企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这些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同时说明，跨越地理空间、聚散结合的旅游企业纵向一体化及旅游企业战略联盟都是旅游企业获取增量效益的重要方式。这里并没有否认旅游集聚区在产业空间组织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旅游产业集聚区仅仅是旅游“集群”组织的一部分，因为它不能完整的为旅游消费者提供最终产品。这同时说明，迈克尔·波特关于“产业集群内部达成各类互补性的优势远胜过纵向一体化或正式的战略联盟形式”这个论断并不适用于旅游业。
综上所述，旅游者的空间流动性特征，决定了旅游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旅游产业的组织形式。旅游产品（服务）分散生产、分散消费、集中销售，同时，虚拟的互联网环境为客源地与目的地的旅游企业打破地域限制，实现“集群”效应提供了依托。只是，此时讨论的“集群”已经区别于依赖地理空间集聚的产业集群。通常，制造业通过地理集聚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实现增量效益，旅游“集群”规模经济的建立却是以旅游企业的空间分散、网络扩张为前提的。
五、结语
（一）启示与结论
“旅游产业集群”是一个伪命题，所以，旅游产业的经济现象也不能生硬的套用传统的产业集群理论来解释。这一结论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011年4月，我国第一座旅游产业园区落户天津，之后，各地政府纷纷上马旅游产业园区项目，意图打造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地产、商贸服务业、食品加工、旅游装备等为一体的旅游产业集聚区甚至旅游产业集群。不可否认，在旅游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旅游产业集聚效应，但是旅游要素的流动与聚集不是靠政府的规划和政策所能决定的。要形成旅游集聚区必须考虑交通、资源、区位、旅游者意愿和潜在旅游市场的容量等多种因素。在旅游需求多样化的今天，将各种需求的旅游要素、旅游项目集中在一起非常困难。以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为例，观光旅游以旅行社为龙头、以景区开发为导向、以团队旅游形式组织旅游线路产品，形成了点线旅游运行方式，是旅游产业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方式；度假旅游依赖于完善齐备的各类服务设施、支撑服务项目等散客服务体系，形成了板块旅游运行方式，是旅游产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上述二者的旅游要素与资源配置形式、产业运行方式截然不同，将两类旅游要素与资源聚集到一个微观的产业园区内，难度非常大。
有人认为，发展旅游产业集聚区是旅游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一个实体的旅游产业集聚区不可能囊括既面向旅游者、旅游经营商，又面向旅游用品、装备制造等生产类企业等多个主体[12]。如果旅游产业转型的抓手是一种不科学、不可行的方式，那么，转型如何实现？自我国第一座旅游产业园开园以来，还没有旅游产业园运营成功的例证。各地前赴后继大搞旅游产业园区与旅游产业集群的做法，确实值得商榷。
从宏观层面来看，旅游产业综合性的特点决定了旅游业内部各行业（食、住、行、游、购、娱、会展、商务等）之间存在紧密的集成关系，各行业一起构成了旅游产业的整个外延。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在线旅游业态兴起，向世人展现了超越地理空间的另外一种旅游集群的形态，可以称为旅游网络集群。这里的“网络”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依托的互联网，二是旅游企业经营的纵横网络。旅游集群以生产经营地理分散、产品销售（互联）网络集中为特征，主要表现为：旅游企业的空间网络化扩张；不同经营模式下各类在线旅游预订网站的新业态的发展；松散型旅游纵向一体化战略联盟；区域旅游合作。
（二）余论
在高速交通网络崛起的新时代，出现了旅游空间极化与旅游飞地现象，区域内的旅游资源与经济要素产生的收益向极核区转移，部分地区边缘化成为极核区的飞地。虽然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流量未发生大的变动，但一个突破行政区划、以旅游集散地为极核的新空间结构已经骤然形成。在这种结构下，区域内各行政地区的旅游区位关系与旅游功能关系将发生本质性变革，旅游要素配置方向将发生转移，旅游开发与布局将有所调整，这些都会影响我国旅游空间结构的转型。在新旅游空间格局下，“旅游产业集群”未必是城市或地区旅游发展的良方妙药。区域旅游合作具有地域分布松散、经济联系密切的一般特点，不同性质的行政单元应正确认识自己在旅游区域内的地位与比较优势、与其他行政单元之间的关系等关键问题，找准城市的旅游功能定位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做到有得有舍、优势互补，使松散区域中的每个利益主体都能享受到合作带来的旅游经济溢出效应。
注释：
①图片来源：旅游社资讯网，文稿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提供。
参考文献：
[1]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0：77.
[2]王缉慈，谭文柱，林涛，梅丽霞. 产业集群概念理解的若干误区评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25（2）：1-6.
[3]冯卫红，苗长虹.国内外关于旅游产业集群的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9，105（1）：16-21.
[4]【英】波普尔·查汝强.科学发现的逻辑[M].邱仁宗，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6，14-15.
[5]Andersson T，et al. The cluster policies whitebook[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Knowledge Econom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2004，11-15. 转引自：王缉慈，谭文柱，林涛，梅丽霞.产业集群概念理解的若干误区评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25（2）：1-6.
[6]【美】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刘宁，高登第，李明轩，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11.
[7]宁钟，张英.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J].科技导报，2005，23（7）：76-79.
[8]张辉. 旅游经济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13.
[9]Julie Jackson，Peter Murphy. Tourism destination as clusters：Analyt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New World[J].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2002，4（1）：36-52.
[10]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London：Macmillan， 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