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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的优点范文1
在遵循教学计划和不改变新课程标准理念的情况下，对学科内容的知识进行巧妙设计，努力寻找切入点和渗透点，向学生讲授该课知识的同时，将法律知识融入进去。例如，在讲授五年级下册《品德与社会》学会集体小主人———自主选举班委会这一课的时候，我利用教材和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本班的学生自主选举班委会，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民主选举的方法，在真切的生活体验中体会民主选举的意义，增强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为他们将来参与社会民主生活打下一定的基础。在学习《信任是做人的根本》这一课，利用书本上的案例：广州发生了严重的“假酒中毒”事件，导致50多人中毒，十多人死亡。在向学生讲授诚信是一份社会的责任，也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规则，同时也让学生树立了保护产权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可以解决法制教育与一般教育在课时上的矛盾。渗透教育追求的是与主课内容的自然融合，并非教师在主课上专门设置时间进行法制教育，而是在课堂教学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渗透，不仅丰富了主课的内容，还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其次，可以较好地解决法制教育与教学计划之间的矛盾。课时少、教学容量大是当今义务教育的一大特征。如果法制教育的内容根据主课的内容而确定渗透点，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就没有必要改变原来的教学计划，也无须重新编制专门的法制教材，通过教师对主课的内容进行巧妙的安排就能实现法制教育；第三，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法律知识本来就是抽象乏味的条文，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但是，如果把这些法律条文通过教材的具体内容进行演绎，使抽象的东西形象化、实用化，这样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和理解。
二、在教学案例中渗透法制教育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列举生活中真实的事例，让学生充分讨论，透过实例，掌握法律知识。例如，我利用《法在我们身边》这一课的事例：我们社区有一个叫玉娟的同学，今年11岁，父母下岗后，家庭生活困难，因此，家里的人不打算让她上学，要让她到大伯开的饭店里打工。让学生讨论后说出自己的看法。首先，我问学生：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玉娟的父母让孩子辍学打工这种做法对吗？孩子们都说不对，玉娟应该上学读书，但是，至于为什么不对，孩子们就说不上来了，于是我就相机给孩子出示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玉娟的父母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其次，玉娟的大伯也违反了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规定：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这样一说，孩子们都明白了自己原来享有如此重要的权利。就这样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法律知识深入到每个学生的心里，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结合品德教学游戏对学生进行
法律规则的优点范文2
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他们对新知识的学习依赖于自己的具体经验，接受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教师要尽量使用学生能够理解的浅显语言、理解的情境，让他们明白教师话语的含义。法律知识比较单调乏味，如果对学生照本宣科地讲解抽象的法律条文，或者借助于听一两次法制理论教育讲座，都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为那样的教育会显得枯燥无味，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法制教育，不但不能提高他们的法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甚至还会造成学生用消极的方式去抵触，从而背离了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的初衷。因此，教师有必要将现行各类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的开发，并把开发出来的法制因素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有机地进行渗透，从而真正在课堂教学中唱响法制教育的旋律。《品德与社会》教材安排了相当丰富的法律知识，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和认知特征，充分利用品德课的资源，对学生多形式、多渠道地进行法制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下面我就从以下几方面谈谈我如何在《品德与社会》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一、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在遵循教学计划和不改变新课程标准理念的情况下，对学科内容的知识进行巧妙设计，努力寻找切入点和渗透点，向学生讲授该课知识的同时，将法律知识融入进去。
例如，在讲授五年级下册《品德与社会》学会集体小主人――自主选举班委会这一课的时候，我利用教材和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本班的学生自主选举班委会，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民主选举的方法，在真切的生活体验中体会民主选举的意义，增强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为他们将来参与社会民主生活打下一定的基础。在学习《信任是做人的根本》这一课，利用书本上的案例：广州发生了严重的“假酒中毒”事件，导致50多人中毒，十多人死亡。在向学生讲授诚信是一份社会的责任，也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规则，同时也让学生树立了保护产权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可以解决法制教育与一般教育在课时上的矛盾。渗透教育追求的是与主课内容的自然融合，并非教师在主课上专门设置时间进行法制教育，而是在课堂教学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渗透，不仅丰富了主课的内容，还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其次，可以较好地解决法制教育与教学计划之间的矛盾。课时少、教学容量大是当今义务教育的一大特征。如果法制教育的内容根据主课的内容而确定渗透点，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就没有必要改变原来的教学计划，也无须重新编制专门的法制教材，通过教师对主课的内容进行巧妙的安排就能实现法制教育;第三，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法律知识本来就是抽象乏味的条文，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但是，如果把这些法律条文通过教材的具体内容进行演绎，使抽象的东西形象化、实用化，这样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和理解。
二、在教学案例中渗透法制教育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列举生活中真实的事例，让学生充分讨论，透过实例，掌握法律知识。例如，我利用《法在我们身边》这一课的事例：我们社区有一个叫玉娟的同学，今年11岁，父母下岗后，家庭生活困难，因此，家里的人不打算让她上学，要让她到大伯开的饭店里打工。让学生讨论后说出自己的看法。首先，我问学生：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玉娟的父母让孩子辍学打工这种做法对吗？孩子们都说不对，玉娟应该上学读书，但是，至于为什么不对，孩子们就说不上来了，于是我就相机给孩子出示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玉娟的父母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其次，玉娟的大伯也违反了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规定：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这样一说，孩子们都明白了自己原来享有如此重要的权利。就这样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法律知识深入到每个学生的心里，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结合品德教学游戏对学生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通过游戏的方式习得知识是小学生最喜欢的学习方式。我们在进行游戏教学时，可借助情境教学，结合游戏规则对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教育，使学生知道为什么要守法。
法律规则的优点范文3
同许多含糊不清、令人生厌的概念一样，“法律渊源”（sourcesoflaw，fontesjuris，Rechtsquellen）这一语词让许多国际法学家头痛不已。究其原因，乃在于这个用语的词义并非单一性的，而是如詹宁斯所言，大致包含四种意思：1.历史意义的渊源；2.作为识别法律规则的标准的技术意义的渊源；3.法律的可接受的和被承认的有形证据；4.制定、改变和发展法律的方法和程序。这种多义性导致的后果就是“法律渊源”与其他概念，诸如法律的起因、法律的依据、法律的形成过程等搅和在一起，使人难以看个清楚明白。一些学者为给“法律渊源”一个“名分”并进而厘清上述概念间的关系，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但其观点都不甚让人信服。如奥本海经典的“泉源”之喻受到了帕里（Parry）的批评；萨蒙德（Salmond）关于“形式渊源”（formalsources）和“实质渊源”（materialsources）的区分也遭到了布朗利（Brownli）的质疑。于是有的学者干脆说：“法律的‘渊源’一词的含混不清似乎使这个术语变得不具什么用处。人们应当不用令人误解的形象的措词，而应当采用一种明显地、直接地描述人们心目中的现象的措辞。”这种“一扔了之”的处理办法固然省了不少麻烦，但它同样抹杀了法律渊源作为一个长期被人们所接受和沿用的概念的价值和意义。正如王铁崖先生所言，“尽管如此，国际法的渊源，作为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地方，还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故理智之态度乃是明确一个概念的使用语境，限定其用法而确定其含义，缚其多义之“翅膀”而令其难以自由飞翔.基于此立场，本文所称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效力产生的途径和过程；或者说“国际法效力的依据”。以此为前提，下面来探讨作为国际法渊源的国际习惯法。
二、国际习惯法的当下命运
习惯作为法律规则的渊源由来已久。罗马法将法律分为“成文法”（jusscriptum）和“不成文法”（jusnonscriptum），认为“不成文法是由经惯例检验的规则组成的；因为使用者的同意所核准的长期沿袭的习惯与成文法（statute）并无二至。”早期国际法学家和他们的先驱一样把习惯法描述为长期、不间断的惯例的不成文法。“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深受这个古典传统的影响，认为“万国法的证明与不成文的国内法相似；它可以在未遭毁损的（unbroken）习惯和深谙其中门道的那些人的证言（testimony）中被找到”。瓦泰尔（Vattel）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早期的主要国际法著作中把习惯法定义为“在长期的使用中被尊崇，并为国家在其相互交往中作为法律加以遵守的格言和习惯”。晚近，布莱尔利（Brierly）称之为“一种惯例，为其遵循者感到有义务的”。
对于绝大多数国际法学者而言，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并列为国际法渊源的两个主要形式。事实上，20世纪以前习惯是国际法最重要的渊源。但是今天国际习惯法看上去有些时运不济：它在《国际法院规约》所列举的国际法渊源中仅居次席，而位于国际条约之后。这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条约与习惯相比具有明确性，所包含的规则为国家的明示所同意，对国家有直接的拘束力，并且制定和更改更加灵活；相反，习惯确定的时间、内容和适用范围往往是不清晰的，容易产生争议，而且形成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经过。另一方面，这也是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大量涌现，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些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看来，既有的国际习惯法渗透着传统西方价值观，因此坚决要求进行根本性的修订。国际社会整体规范的改变迫在眉睫，但习惯的不成文性质所隐含的不稳定因素和发展的时间上的拖延使它在与条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此外，与习惯法鼎盛时期相比国际社会成员规模大大增加（在一百年间，从40多个激增到170多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歧很多，这就导致一项一般规则想要取得不同的国家的大多数支持变得“难于上青天”。国际习惯的“失宠”也就在所难免。
但若就此断言国际习惯法“穷途末路，气数将尽”，则为时尚早。首先，习惯同样具有条约所没有的优点。按照1969年《条约法公约》第34条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也就是说，条约的效力仅及于缔约国，而不能逾越此范围对第三国产生拘束力（其同意除外）。而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所有国家普遍参加的条约（《联合国》也不例外），且条约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它适用范围和涉及领域必然存在局限性。相对而言，国际习惯法则具有更加普遍的适用性。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20年所作的判决一样，它通常被认为“（国际）社会的普遍之法”。当然，有些国际习惯可能只是区域性的，或者在一项习惯（即使是一般国际习惯法）形成过程中明白反对的国家被发现不受其拘束，但可以设想一下，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一道构成了一个或多或少完备的法律体系。事实上，一套由条约和习惯法构成的法律规则仍然是不完备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习惯法具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
不但如此，习惯还是国际法以及一般法律的最古老和原始的渊源。因此，“虽然国际法院必须首先考虑对当事各方有拘束力的任何可适用的条约规定，但在发生疑问时，条约要以国际习惯法为背景加以解释，而且国际习惯法在它包含有一项强制法规则而条约与之相抵触的的范围内就将优于条约。”同时，在国际习惯法被收录（embodied）到公约后，它并不因此失去此后独立的有效性而仅仅依赖于相关的公约。也就是说，“当公约被拒绝承认或里边有条款规定听凭保留，拒绝或保留的一方可不再受其拘束”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国际法院明确指出：“法院不能驳回依据习惯的和一般的国际法原则所提出的主张，仅仅是因为这些原则已经被‘铭刻’（enshrined）进了所依据的公约的文本中……公认的，上面提到的原则已被编撰或体现在多边协议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停止存在和作为习惯法原则适用，即使是对公约成员国。”这样的习惯法原则包括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尊重国家独立和，等等。
最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尽然对国际习惯不利。应时代所需，国际习惯法在至少在三个方面仍将扮演重要角色。第一，由于在国家群体之间存在众多的的冲突和考虑所有紧密相关的因素的复杂性，迅速产生的新的经济需求经常不能及时被条约整理和调整。与此相对照，由一个或更多国家提出的有关一定争议的解决办法，最后可能满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并逐渐致使习惯规则出现。关于这点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新近出现的有关大陆架的规范。第二，在一些基本原则（fundamentals）领域，国际社会新显现的需求会导致在国家群体间发生冲突，并致使经由条约规则来加以规范变得极其困难。结果，国家所面临的唯一选择可能是出于给“广泛同意”的范围划定界限而非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目的，致力于复杂的磋商程序。联合国在此领域功绩卓著。各个国家可在这个国际讲坛上相互交换意见，消除隔阂，有可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多数国家间最终消除对立，并在行为的一般标准上达成共识。后一种结果和起草条约一样，制定规范的核心（nucleus），形成此后实践的基础。这种“行为的一般标准”无疑在此前规范的真空和今后通过制定条约产生详细的规则间搭起了一座“桥”。而这恰恰是习惯法重要性的表现。在近几十年所形成的“禁止种族歧视和迫害”等习惯法规则可资为证。第三，新产生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对国际习惯法予以全盘否定。一些习惯法规则如果被新独立的国家认为或多或少具有可接受性，那么它在相关领域就会出现通过修订和细化而“茁壮成长”的态势。有关战争的规则、有关条约法的规则（“条约必须遵守”）等等习惯法都是如此。
三、国际习惯法的构成要素
在西方对习惯法的表述上，特别是在早先国际法学者的著述中，常出现“习惯”（custom）和“惯例”（usage）交混使用的情况。这同样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这两个概念关系的认识，而常常用“惯例”替代“习惯”。严格来讲，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惯例代表了习惯的“混沌”时期，当习惯形成之日，即惯例终止之时。惯例只是一种行为的国际习常（habit），而没有足够法律的证明（attestation）。它可能是相互抵触的，而习惯必须前后一致，统一不悖。custom是《国际法院规约》明文正典记载的国际法渊源之一，“官袍加身”，具有法律拘束力；而usage相比之下只能算是“乡野村夫”了。
问题是，在概念上作内涵和外延的区分并不难，但在实践中如何加以识别就非轻而易举了。这就势必要明确“习惯”的构成因素有哪些，以此来判断特定场合是否存在一项国际习惯法。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见仁见智，但往往殊途同归。如布朗利认为习惯的要素有四个：1.持续时间；2.常例的一致性和一贯性；3.常例的一般性；4.“法律和必要的确念”（Opiniojurisetnecessitotis）。前苏联有学者认为国际习惯具有三个要素：1.长期适用；2.普遍承认；3.确信法律上的拘束力。但事实上，上述观点除了最后一个要素外都是对常例（practice）特征的说明。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学者都直接采用二元概念（dualistconception），认为国际习惯法的构成要素有两个：“通例”（generalpractice）和“法律确念”（opiniojuris）。在“大陆架（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国际习惯法的本质必须“主要的在国家实际实践和法律确念中寻找”。这种理解符合《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b）项的规定，具有成文法律依据，因而更加具有合理性。在这两个因素中，“通例”即国家的实践，是社会学的因素、客观的因素，而“法律确念”是心理学的因素、主观的因素；或者说，前者是数量的因素，后者是质量的因素。下面分别详细来论述一下这两个因素：
第一，国际法学者一般认为“通例”，即国家的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时间性（temporality）、连续性（continuity）、一般性（generality）。只有当惯例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成为国际习惯的基本要素之一。
1.时间性。国际习惯的经典定义是“长期使用的不成文法”，强调的是持续时间的长期性。这是因为先前国际关系简单，国际交往有限，国家实践不足，导致惯例的形成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时间因素也因此显得格外重要。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活跃，形成惯例所需的时间也大为缩短。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1969）中认为：“仅仅一个短时间的过程不一定会妨碍或者其本身不一定会妨碍在原来纯粹为协定规则的基础上形成一项新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在该案中，国际法院承认1958年《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的等距离方法经过短短十年时间已经形成了国际习惯法规则。这意味着国际法院在其有关判定是否存在国际习惯的司法实践中已不再将时间因素当作重点来考虑。有关外太空管理的习惯法规则的迅速出现也是一个例证。这一现象同样得到了学者的认同。童金认为：“时间性，换句话说，时间因素在国际法惯例规范的形成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时间因素本身并不能推定国际法惯例规范的存在。如果从法律上看惯例规则必须是‘古老的’或年代相当久远的，就更缺乏根据了。”布朗利说，“时间的经过当然的构成一般性和一贯性的部分证据，但当一项实践的一贯性和一般性被证明之后，特别的时间经过就没有必要了。”这就是说，他并没有将时间因素和其他因素作同等对待。郑斌提出的“即时的国际习惯法”（instantinternationalcustomarylaw）概念虽然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但它同样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有意义的讯息：时间要素已经不成为国际法习惯形成的主要问题。
2.连续性，即一贯性（consistency）或划一性（uniformity）。“连续性”是一个评价问题，在许多案件中裁判者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完全的划一性是没有必要的，但要求有实质性（substantial）的划一。国际法院在“连续性”上的主导意见出现在“庇护案”中，“依据一项习惯的一方……必须证明这项习惯是以-它对于他方已经形成有拘束力-这种方式确立的；所引据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国家所实施的一项经常和划一的惯例……”接着法院从反面论证道：“法院所获知的事实显示，在行使外交庇护权的实践中和不同场合所表示的官方意见中，存在如此多的混乱和不一致，如此多的不肯定和矛盾；在为某些国家所批准而为其他国家所拒绝的迅速连续的各庇护公约中，存在如此多的不一贯性；以及在各实例中，实践受到政治意愿如此多的影响，故而是不可能从这一切中来辨明任何被接受为法律的经常的和划一的惯例的……”换句话说，在该案中阻止一项国际习惯规则形成不是重复的缺失（absenceofrepetition），而是实践中大量的不一贯性的存在。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并不期望在国家的实践中，对有关规则的施用应该是完美的，即国家应该以完全的一贯性戒绝使用武力和干涉别国内政。法院并不认为，对于一项规则成为习惯法，相应的实践必须完全严格地与该规则保持一致。为了推导出习惯规则的存在，法院认为国家的行为应在大体上与该规则保持一致就足够了。至于与特定规则不一致的国家实践的情况，一般应被视为是对那项规则的违背，而不是承认一项新规则的暗示。”
总而言之，实践中“大量的”不一贯（即相当数量的实践违反有关“规则”）将阻止一项习惯法规则的产生。而像国际法院在“英美渔业纠纷案”中声称的那样，“少量的”不一贯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实践违反声称的习惯法，似乎少量的实践也足以产生一项习惯规则，即使该常例仅涉及到小部分国家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3.一般性。一般性是指国家就一项惯例参加或接受的广泛程度要求，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1）广泛程度；（2）参加或接受的方式。对于问题（1），应该明确“一般性”是个相对的概念，不能进行抽象的定义。它包含在所有国家-主要指有能力参与规则形成过程和有特别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实践中。“一个常例可以成为一般的，即使它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并不存在既定的标准指示一个常例应达到何种广泛的程度，但它必须反映，在相关活动别有关的国家的广泛接受。”因此，对于有关海洋的国际习惯法而言，海洋大国和临海国的实践比内陆国的实践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无疑，“一般的”实践不等于要求“普遍性”（universality），即不要求是所有国家或其他国际主体无异议的实践。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受到其他国家通例的拘束，即使这违背它的意愿，如果它没有在该规则出现之时提出反对并坚持反对（persistentobjector）的话。问题是，按照“坚持反对者学说”（doctrineofpersistentobjector）的理解，“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习惯法的一项规则产生过程中坚持反对，就不受该规则的约束”，这很有可能为强国破坏国际习惯法规则提供可乘之机。国际习惯法本身是一个比较脆弱的规范体系，因此应对其加以“小心呵护”而对阻止或妨碍行为作严格限制。基于此，一个国家坚持反对一项习惯规则，只有当这一行为得到其他国家的默认之后，才能脱离该规则的拘束。反之，如果其反对行为未得到其他国家的默认，则仍然受该规则的拘束。当然，如果多数国家反对一项习惯规则，则该规则无从产生，不发生对有关国家有无拘束力的问题。
对于问题（2），从“一般性”的内涵可知，它的形成要有国家的参加或接受行为。法律上的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方式。关于不作为能否产生习惯法曾构成“荷花号案”（1927）的争论焦点之一。但现在一般已不再视其为问题。正如童金教授指出的那样，“不仅国家的积极作为，还有一定情况下的不作为，都可以导致国际法惯例规范的产生。”国家积极的作为即直接表明了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但国家的不作为，什么情况下可理解为“沉默即默许”，什么情况下仅仅是因为国家对该主题缺乏兴趣还有疑问。在后一种情况中，国家的不作为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意思表示，即既不意味着同意，也不意味着反对。而“如果国家的行为不附有一种意见，认为其行为是义务或权利，那么，所确立的是所谓‘惯例’，而不是造法的习惯。”因此既不能全盘否定不作为对于形成国际习惯法的意义，同时也不能一概认为不作为可以产生习惯法规则。在上述“荷花号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即使在已报告的案例中很少有司法判决足以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法国政府的人所认为的那些情况，这仅仅表明各国在实践中不进行刑事程序，而不表明它们承认它们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只有如果这种不行为是依据它们感到有义务的不行为，才可能说有一项国际习惯法”。法院虽然没有否认不作为可以成为惯例的一部分，但是表明不作为如果没有满足“法律确念”的要求就不能形成国际习惯法。
第二，当从国家实践中推断习惯法规则时，不仅要分析国家做了什么，而且要分析它们为什么那样做。这就引出了形成习惯法的心理学因素：法律确念，或者如《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2款所称的-“经接受为法律者”。
在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要素孰轻孰重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凯尔森认为习惯是一种造法事实，在各国之间的关系上，“习惯，即各国长期确立的实践，创造了法律”。这事实上否定了“法律确念”的意义。卡特则直接说：“法律确念不是习惯的一个必需要素。但当它呈现时，它有助于将习惯和出于礼仪或其他理由采取的行为区别开来。”但如布朗利所言，“惯例是一种通例，只是不反映法律义务”。正是“法律确念”使“国际惯例”转成为“国际习惯”。现代分析哲学将“实在”分为“自然的、物理的实在”和“社会的、制度性的实在”两种形式。用来阐释制度性的实在的一个典型例子货币。为什么当我们捏着这些花花绿绿的纸张的时候会获得拥有财富的满足感？而事实上这些染着某种颜色的纤维素构成物在物力上、化学上，并无神奇之处。为什么当我们设法制造出与它们一模一样的东西时，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假币”，甚至我们因此要受到刑事处罚？类似困惑的唯一答案可能就是：一种现象，当且仅当我们认为是货币它才是货币。类似的，国际习惯法作为一种“制度性实在”，当且仅当国际主体认为它是国际法它才是国际法。这就是心理学因素的意义，即国家承认惯例所形成的规则有法律拘束力，则这种“法律感”使国家受其拘束。不惟如此，就功能而言，“法律确念”可以被视为一种“溶媒”（solvent），将对国家实践实例在历史上的阐释（rendition）转换为一种更加流动的形式：一项国际习惯法可被应用到解决当下问题中。如果缺少了“法律确念”可能仅存在一个或多或少缺乏法律意义的历史经验。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惯例的时间性、连续性和一般性都是相对而言的。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之所以能够跨越“时间的断层”（习惯通常只在争议时才浮出水面，而大部分时间则似有似无）和国家实践的模糊暧昧，而在不同的时空中作为法律规范得到应用，是因为它获得了国际主体的“法律信念”。因此，正是“法律确念”使国际习惯法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在国际习惯法的两个构成因素中，“法律确念”比“通例”更为重要。
“法律确念”常常被定义为“国家感到的，一种特定行为模式乃国际法之要求的确信”。这一定义预示了所有的习惯法规则都是根据义务制定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它同样包含“许可性”规则，即允许国家以特定方式行动。例如，可在本土内对外国人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控诉。所以，对于“义务性”规则而言，传统的定义是正确的；对于“许可性”规则而言，“法律确念”意味着“国家感到的，一种特定行为模式乃国际法所许可的确信”。对二者的区分主要是为了在证明程度上加以区别。如果一些国家以特定方式行为（或者声称他们有权利以那种方式行为），而利益相关的国家没有对该行为（或声称）主张它们是违法的，那么一项许可性规则因此而得证明。但义务性规则就非仅限于此，还需要证明国家把行为看作是一种义务性的举动。
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判断这种心理学或主观的因素是否存在？事实上，它并不是抽象地出现的，而是产生自国家的行为所构成的实践。因此学者们有一点共识，即不是寻找国家心理学确信的直接证据，而是从国家的言行中间接加以推导出“法律确念”的存在，但在具体方法或进路（approach）上有所差异。如阿奎斯特认为，“官方言论并不需要；法律确念可以在行动或遗漏（omissions）中收集到。出于此目的，必须记住在国家间相互关系中支配国家行为的国际法规则；因此不仅需要分析一个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且要分析其他国家如何反应。如果一些国家的行为激起其他国家主张该行为非法的抗议，这些抗议可以剥夺该行为作为习惯法证据的价值。”布朗利从国际法院的实践中总结出两种证明的“进路”：在一些案件中，国际法院乐意根据通例、文献著作中的一致性观点、国际法院先前的判例或其他国际性裁判所提供的证据推定法律确念的存在；但在很少部分案件中，法院采用了一种更加准确的方法，要求提供在国家的实践中承认系争规则效力更为确实的证据。至于选择那种进路，则取决于争论问题的性质。另有学者认为，“一个人怎样才能知道‘法律义务感’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一种办法是询问国家，当它们以一种一贯的方式行为时仅仅是出于便利还是它们承认如此行为是因为它们感到受国际法的强制。但这可能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难题。……国家可能经常以习惯的方式行为，却没有必要宣告它们这样做是因为某程度上感到了法律的拘束。事实上，与习惯法规则很好地被遵循时相比，国家有关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声明更可能在那些规则的冲突和疑惑情况下产生。”他接着说：“法学家和法官而非国家，对国际常例在一定阶段变成国际习惯法观点的表达而言是更有帮助的渊源。……法官们和国际法学家们对国际法作贡献的一种显著的途径是：通过对国家实践的解释和当这样的实践已经达到它可能真正地被认为是国际习惯法时发表意见。经常地，不是国家而是法学家和法官成为那有魔力的一剂（potion）-法律确念-的有效酿造者。”从中不难看出，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可据以判断国家的实践中隐含“法律确念”，但它可以在相关证据中找到“踪迹”。
关于“法律确念”，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由“个别法律确念”（opiniojurisindividuales）形成的特殊习惯（specialorparticularcustom）或区域习惯（regionalorlocalcustom）的效力问题。在“印度领土通行权案”（1960）中，国际法院明确表示这样形成的习惯对有关国家是有法律拘束力的。但作为国际法的渊源的习惯必须是一般性习惯，或者严格地说是普遍性习惯，而特殊习惯或区域习惯不能形成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原则、规则或规章，除非得到其他国家的接受、承认或默认。
注释：
Jennings，inBernhardt，Vol.Ⅱ，p.1165.转引自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7－48页。日本学者广部和也指出“法律渊源”是一个多义词，大体有四种含义：①给予法律以拘束力的事物；②法律的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③法律的存在形式；④认知法规的资料。（参见「日寺泽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朱奇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
参见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第1分册，第17－18页。但詹宁斯、瓦茨修订的第九版《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把该部分内容删去了。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50页。
“语言一旦长上了翅膀，就自由飞翔。”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个体的理解中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
See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Little，Brown&Company.1993.p.164.
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ClarendonPress.Oxford，1986.p.181.
《联合国》对于缔约国没有拘束力，它“仍然是一项多边条约，不过是一项具有某些特殊性质的多边条约而已。”（参见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同前注，第1卷，第1分册，第19页。）
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164.
同上，p.165.
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同前注，第1卷，第1分册，第15页。
L.C.Creen，InternationalLaw：ACanadianPerspective.2ndEd.TheCarswellCompanyLimited，1988.p.60.
SeeAntonioCassese，InternationalLawInADividedWorld.p.181-183.
有关著作有周鲠生的《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台湾学者沈克勤的《国际法》（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增订五版），等。我国外交文件和国内法规用“国际惯例”代替“国际习惯”的例子可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68－69页。
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Little，Brown&Company.1995.p.142.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ClarendonPress.Oxford，1990.p.5-7.
「苏联科热夫尼克夫主编：《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页。
ICJRep.1985，29.See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LondonandNewYork.1997.p.39.
HiramE.Chodosh，“NeitherTreatyNorCustom：TheEmergenceofDeclarativeInternationalLaw”，inTIlJ，Vol.26，No.1，p.99.note1.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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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odolfBernhardt，EncyclopediaofPublicInternationalLaw，1995.p.902.SeealsoG.J.H.vanHoof，RethinkingtheSourcesofInternationalLaw，1987.p.36.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同前注，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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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2.
TheRestatement（Third），Vol.1，para.102，25..Seealso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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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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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塞尔著：《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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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Malanczuk，Akehurst‘s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7threv.Ed.p.45.
Ian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p.
ThomasEhrlichandMarryEllenO‘Connell，InternationalLawandtheUseofForce.p.167.
郑斌认为“法律确念”有“一般法律确念”（opiniojurisgeneralis）和“个别法律确念”（opiniojurisindividuales）之分。参见王铁崖著：《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83页。
王铁崖著：《国际法原理》，同前注，第84－85页。
参考书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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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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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arryE.CarterandPhillipR.Trimble，InternationalLaw.2ndEd.Little，Brown&Company.1995.
法律规则的优点范文4
一、理性的法治与"依法治国"
"法治"这个多义词首先表示一种治国方略，它是指一个国家在多种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为主的手段进行社会控制，而不是选择其他作为主要控制手段，即我们今天重新提倡的"依法治国"。但它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不应被省略的涵义，即必须强调"法治"之法或精神的正义性与合理性。
汉语"法治"一词从被使用时开始，就与"以法治国"、"依法治国"等词相提并论，主要是被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来理解。"以法治国"一词在中国古籍中首先见于《管子》一书，其后的商鞅、韩非等人又对此进行了和实践。[①]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法治总是与"礼治"、"德治"、"人治"等治国方略相并列、相对称、相对立。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一种与"人治"[②]相对应的"法治"，这就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的"依法治国"；也存在并不与"人治"相对应的"法治"。
法治除"治国方略"之外，还具有办事原则、法制模式、法律精神和社会秩序等几层涵义。法治的理性精神也就体现在这些涵义之中：
第一，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在制定法律之后，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性活动均受既定法律规则的约束，即通常所谓"依法办事"。只要法律已经规定，任何人和组织不得以任何正当或不正当的目的（理由）去违背法律规则，而只能遵照执行。无论发生什么具体情况，甚至是法律本身发生不正义的情况，也要严格依法律办事。[③]在既定的法律面前，严格遵循才是正当的。在法律面前只有先考虑形式的合理才能承认实质的合理，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可见，作为办事原则的"法治"与作为治国方略的"人治"不是对称的一对范畴。
第二，法治是一种理性的法制模式。法制历来具有多样性，通常可以划分为专制的法制与民主的法制两大模式。法治就是后一种法制模式。民主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制度、观念，作为民主的法制模式，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制必须以民主为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中国历代法家主张"法治"并直接参与实践，但他们所谓的"法治"不具有民主的精神，他们的法制实践不具有民主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这只是人治之下的法制。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民主为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的法制模式。近代资产阶级在追求自由、渴望民主、反抗封建专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法治这种民主的法制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法律反映广大人民意志；这种代表民意的法律至高无上；保护人权和公民权；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应当得到公正的救济；等等。
第三，法治是一种理性的法律精神。如果说民主是法治的条件和基础，那么法治是法律（法制）的精神。这种精神导源于民主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是民主在法律上的转化形式，与民主一脉相承。法治的这些精神表现为一整套关于法律、权利和权力问题的原则、观念、价值体系，它体现了人对法律的价值需要，成为人们设计法律的价值标准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法治所蕴含的法律精神包括：（1）法律至高无上。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法大于权，正式的法律不因局部政策变化而随意修改。（2）善法之治。[④]善法是经正当程序制定的，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善法需要通过理性来公平地分配各种利益。（3）无差别适用。法律适用不承认个别（特殊）情况，只承认普遍规则的效力，[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因个别情况而改变法律的普遍性，即使这种改变的目的是正当的，目标是正义的。（4）制约权力。国家、政府享有公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必须接受法律、权力和权利的制约，禁止滥用权力，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应当与法律保持一致性，[⑥]滥用权力应当受到追究；国家机关决不是谋利的经济组织，法律应当绝对禁止权钱交易。（5）权利本位。法律必须包含切实保护人民权利的内容，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但是权利是基本的，应占主导地位，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各个环节均应关怀和尊重人权。（6）正当程序。程序是法律实施的关键，正当的程序是实行法治的关键。它不仅具有消极限制权力的功能，还具有积极引导和促进权力行为合乎正义的作用。[⑦]
第四，法治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法治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徐显明在《论"法治"构成要件》一文中把"法治"表述为："在法律规束住了国家权力和政府后而使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⑧]，这也说明法治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常常有"法治社会"的提法。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这样被安排的：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⑨]法治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既然法治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那么，它必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确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的过程，具有由低到高发展的阶段性。
二、法治与形式合理性
实行法治，究竟形式合理性更重要还是实质合理性更重要？这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重大理论问题中的关键性问题。
有学者否定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认为"规则法治观念"（指19-20世纪西方要求法律在形式上合乎理性的观念）"不仅缩小了法治的境界，取消了法治的深层根据，还因为这种法只是在形式上是好的，内容和实质上并不一定好"。[⑩]我认为，法治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在法律创制问题上强调法的目标，或曰实质合理性--体现法观念；在法律执行问题上强调法的自身品质，或曰形式合理性--反映实证法观念。[①①]
已有的法治经验显示，当我们在评价法律和法律执行情况时，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序列的标准，一是法制的自身品质，它是在不联系法的外部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来认识法制的，是法制内在的一种评价标准，比如法官是否严格遵循法律规则进行审判，政府是否有超越法律的行为，法律的程序是否能够保障法定的权利，等等。另一标准是法制的社会目标，它是把法律联系于社会，结合道德、政策、国家的政治目标等来对法制进行评价，比如法制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法官的一项判决是否符合公认的道德原则，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国策等等。问题是当两者存在矛盾和冲突时，哪个更值得考虑，更需要尊重？我主张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实质合理性，即尽可能地把道德、政策、社会目标等等吸收到法律之中，当法律的实质（目的）合理性已溶进立法阶段时，两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如果执行法律规则与社会目标相一致的话，当然不会存在选择谁、偏重谁的问题。法律的目的与法律的规则发生矛盾，往往出现在法律执行阶段，因此我们应当提倡立法阶段以实质合理性为主，执法阶段只服从和执行法律的既定原则。
在中国法律传统中，我们总是把衡量法律制度合理与否的标准放在目标合理方面；在个别案件与一般规则相矛盾的情形下，我们的评价总是倾向于"法本原情"、"舍法取义"；在法律施行的过程中更多地重视执法者的因素、目标的因素，而较少考虑法律自身的因素和法律过程的因素。我们较少考虑目标合理的法律需要有自身品质的合理为前提。而把法律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当作法律的自身品质来追求，在法治的问题上就会带来一系列困惑：在立法方面力求法律规则的实质合理性因而忽略法律规则的"一般性"[①②]；在执法方面力求法律规则符合个别正义，因而轻视正当法律的程序性。这在社会就会带来昂格尔所谓"迅速地扩张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标准"[①③]。据此设计的制度模式必然导致政府权力得不到控制。实质合理性基本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主要是一种手段和程序的可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尽管两种合理性在当代社会处于矛盾冲突状态，但在法治问题上特别是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要比法律的实质合理性更重要。对于法治而言，其首要条件并不是法律外部所追求的合理与正义，而是"形式法律"的合理与健全。韦伯说："一切形式法律至少在形式上是相对合理性的"[①④]。法治的建立首先需要重视法律自身的"合理性"，而不是法律所要追求的"合理性"。
近代法治与现代法治虽有不同，但法治仍有其不变的理念，即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更多地偏重形式合理性。尽管现代法大量出现行政和司法的自由裁量现象，允许政府官员和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具有造法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多考虑道德、公共政策、社会福利等因素，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说自由裁量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具体情况由官员和法官自由裁量更符合正义的话，那么这些官员也应当成为法律的维护者。[①⑤]
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的参照标准可以由这样几个方面组成，一是人的意志，二是伦理道德，三是政治目标，四是一定的社会事实。换言之，相对于这四个因素来讲，法律是一种形式。立法者应当根据这四种因素在遵循客观规律的条件下制定法律，立法者在法律颁布实施前就已经把上述四种因素加以考虑和反映。如果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法治的话，那么在法律颁布之后，即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则不应当过多地考虑这四种因素。近代法治的精义就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即便这个法律存在实质不合理也应该无例外地被尊重。如果不强调依照既定的法律规则办事，而是随意改变既定的法律规则，那么法律就丧失了稳定性，法律就没有了权威，法制也就沦为人治了。
人治之法在法律上的表现有四方面：第一，在法律与人的关系上（这里的"人"既可以表现为君主个人、行政长官、执法者，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公民、阶级、利益阶层等等），法的权威不如君主的权威，行政权力大于法官权力，法律过多受执法者主观意志主宰。第二，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这里的道德包括伦理、人情、舆论等），法律没有独立的自我准则即内部道德，受伦理束缚，受人情支配，受舆论左右。第三，在法律与政治目标的关系上（这里的政治目标既可以是表现为政党纲领的政治目标，也可以是表现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既可以指近期的政治目标，也可以是长远的政治目标），法律绝对服从政治目标，一切不符合政治目标的法律都可以随时被改变或废止。第四，在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上（这里的社会事实是指时势变化中的事实、个案中的事实），法律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因个案中的个别情形或需要而任意解释法律。这样一来，法律成为一种"可变"的、不稳定的因素，过于追求实质合理性，必然使人为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时势因素无限制地膨胀。
三、"舍法取义"模式检讨
执行正式法律和实现社会正义，都是政府负有的义务。但是正式法律与社会正义在某些情况下会存在矛盾，这时候，政府及其官员应该是服从正式法律呢，还是放弃正式法律？中国式的法官面对这样的问题，采取了"舍法取义"的态度。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古代许多复仇案件中。[①⑥]这里的法官似乎可以称之为"道德家法官"[①⑦]。这种类型的法律固然有优点，但是也从这些优点当中产生某些弊端，那就是缺乏法官的职业性特征，职业角色过于伦理化、政治化，不仅承担执法任务，还承担道德家、政治家的任务。
美国学者James E·Bond在其《审判的》一书中提出过"政治家法官"与"艺术家法官"两种类型的法官。前者"注意的是那构成原文基础的原始理解"，而后者则"注重未来"的灵感，同时重视摆在法院面前的特殊案件以维护正义的重要性"。[①⑧]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也同样存在法官"政治家"化的现象。法官履行执法义务时，还得在特殊案件中舍弃法律追求道德伦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正义。严格来讲，法官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兼顾道德、经济和社会正义方面的考虑。
同时，法治问题还涉及"合理性"问题的三对范畴：正式的法律与执法者的关系；正当程序与严格规则的关系；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中国传统法的思想和模式，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往往表现为轻视前者偏重后者，即关心执法者、严格规则、实质正义，而轻视正式法律、正当程序和形式正义，片面追求法的实质合理性。
中国传统"礼法"在法律"正义"或法律"合理性"的理解方面存在偏重实质轻视形式的倾向，强调立法、执法的道德指引或参照作用。注重实质正义势必把治理之道寄希望于"人"，这就同中国的政治理想模式--"仁政"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礼法"与"仁政"轻视形式合理性的缺点表现在：一，重"内圣"轻他律，"仁政"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之上，所谓"内圣外王"的治世之道就是把对官僚的信任建立在一种虚构的非事实的基础上，"'有德的统治者'的想法，与温情主义相结合时不需要任何中介"[①⑨]，追求道德理想而舍弃法制机制。二，重实体，轻程序，他律的法制只被理解为规则对行为目标结果的约束，而对体现行为动态过程的程序则不屑一顾。"民本"毕竟不等于"民主"，所以"仁政"不是官民之间双向式的政治机制。三，重官僚施恩，轻官民交涉，行政者单方面向百姓自觉施恩，作为一种行政者的道德义务存在，而百姓则没有相对的权利。
如果把执法者自觉遵循伦理道德、爱民如子、追求民本主义的"仁政"，视为一种"合理性"，保证这一执法模式的法律则是一种追求"实质合理性"的法律，即追求法的社会目标（即"外在道德"）的法律。中国自汉代以来遵从孔孟儒学，政治与法律制度上处处推行这样一种追求实质合理性的法律。且不说程序不被看作"法治"的必要因素[②⑩]，礼法与仁政传统下的法律，连"严格规则"也是不容易真正实现的。因为法律一旦与道德相混杂，法律的确定性品质也就丧失了。韦伯所批判的亚洲国家的法律与宗教命令、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含混不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在我国"道德劝诫和法律命令没有被形式化地界定清楚，因而导致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非形式的法律"。[②①]
法律的严格规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灵验的。比如在现代行政法上，立法机关所提供的行为标准都不单纯是"合法"问题，即形式合理性问题，还产生了行政"正当"问题，即实质合理性问题。行政的标准与当事人的行为标准都存在模糊化，从本质上说是法律目的性倾向在行政法领域的表现。这种变化恰恰导致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目的性或实质化倾向，导致法律对行政权力的失控。昂格尔在当代（"后自由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和"合作国家"的发展对法治的影响时谈了这样一种趋势：在立法、行政及审判中，迅速地扩张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标准和一般性条款。[②②]这说明寄希望于严格规则已经远远不够了。何况对于偏重实质合理的中国传统文化，严格规则只会导致执行者无所适从。
这样一来也就把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的准确性、一致性，完全寄托于作为执法者的"道德人"。进而，法律的品质也就取决于执法者的品质。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我们也不难发现其追求实质合理性的特点。比如在行政法治方面注重吏治追求清正廉洁的道德教化目标的同时，却忽视了什么样的行政程序才能最大限度地约束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这一法律自身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真正的法治首先不考虑官吏的品德优劣问题，而是考虑规则的一般性和严格性；真正的法治也并不只重视明确的一般实体规则，还重视正当的程序，真正的法治是在优先考虑形式正义的前提下才去考虑实质正义问题的。
四、法治与政治性代价
形式合理性总会有付出和牺牲，因而"法治在西方也并未被始终看作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良策"。[②③]法治的代价基本上都属于政治范畴，都同执政者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权力、政治意志与政治习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称之为政治性代价。
这种政治性代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1）把法律作为治国的主要方式，因而政治目标实现的手段单一化了，其他手段的运用被限制了，如政策、行政手段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从主要依政策和命令办事向主要依法律办事的转变，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其改变的艰难过程本身是一种代价。（2）法治意味着权力受到法律、权力、权利的制约，因而权力在量和质上都有所缩减和割舍，权力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会降低。（3）既然一切服从既定的普遍规则，那么两种需要权衡的利益目标冲突不可避免，这需要权力行使者作出抉择，为了更大利益而放弃较小的利益。因而，也可能"牺牲掉某些个案中的实体正义"。[②④]实行法治会造成某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受法律的调整，或者受调整的时候因形式合理性的必要性而被忽略。这也要求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保持宽容态度，不能任意运用权力来干预，但这不等于说这些行为不存在社会危害性。（5）法治在总体上能够提高社会控制效率，但是它不排除在具体情形下，会导致办事效率的下降。那么，法治为什么具有政治性代价呢？
法治之法无疑是国家与政府自我约束的工具。一个国家或政府在推行一种"良法"之前，权力是随着执政者的意志和习惯而运行的，如果说存在政治权力运用规则的话，它们主要是君主命令、惯例、经验、道德、教义、政策，等等，我们有时又把这种状态称为"人治"。这种状态对于权力运用者而言，简便、自由，有针对性，对个案处理来说具有高效率的优点。相反，当根据一般性的普遍法律规则和程序来行使权力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国家和政府权力在量和质上都必然地作相应的割舍。比如刑事审判方式从职权主义到辩论主义的转变，势必引起国家公诉机关权力的缩减；行政处罚程序的设定，势必导致行政机关处罚权力的限制。这是法治付出代价的原因之一。
再从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抽象性与社会的变革性、多样性角度来看。科恩（Morris Cohen）认为，"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稳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②⑤]在兼顾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复杂过程中，我们势必会权衡最大利益，并且需要牺牲某些利益。由于法律在内容上具有概括性、一般性，表达形式上具有简要性与抽象性，在适用时又必须是相对稳定的。而法律被具体适用的对象总是具体行为或事件，它们是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的，因而，当客观情势发生变化时，它就有不适应情势的可能性。当遇到时过境迁的情况，法律规范就从概括性、一般性、抽象性的特点中派生出僵化的一面，即柏拉图所谓"如同一个顽固而无知的人"。"规范性调整也有一个重大的弱点，就是它不可能充分考虑到每个具体情况的特点，作出符合每个具体情况的处理"。[②⑥]当我们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就不得不在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进行取舍。这是法治付出代价的原因之二。
法律无法穷尽也不必穷尽一切可能发生或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会存在遗漏。因为，第一，立法当时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第二，法律毕竟是通过简明扼要的言词来表述社会现象的，任何语言都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包罗万象去穷尽所有的行为与事件；第三，法律调整的范围只限于那些有必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去干预的社会关系，而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少方面用法律干预是不适宜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而法律也不必去穷尽一切社会现象。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借"异邦人"之口表达了他关于法律或法律规范的弊端的观点，他说："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不动的，这就注定不可能用什么高明的知识，打算颁布一项简单的法规去永远处理每一件事情"，法律"如同一个顽固而又无知的人，他不容许任何人做任何违反他命令的事情，……哪怕别人遇到了新情况也不行，尽管这样做比他自己规定的办法好得多"[②⑦]。法治理论十分注意这样的问题：当公民出现危害社会的行为而又没有法定依据时，法律是否要追究？要么以政府宽容或放任危害为代价，要么以限制或侵害公民自由为代价。所以追究与否，都会引起一定的牺牲和代价。这是法治需要付出代价的原因之三。
法律规范都是通过法律条文的词汇、语言表达的，而词、语无非是一种表达意思的符号，它可能准确地表达一个意思，但也不排除一个词、语被曲解的可能性。尽管法律是统一的行为尺度，但它存在许多不能作具体、确定规定的地方，这主要有：一是需要作主观判断的规定，如涉及"适当"、"必要时"、"正当"、"合理"等词汇之处；一是后果归结中关于罚则幅度的规定，如"有期徒刑3年至7年"这样的规定，就需要进行自由裁量，进行法律推理。这种推理过程离不开适用者的主观意志，因而也就渗透了适用者个人化的非理性因素。"如何在个人行使自由裁量权与机械地适用法律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这一问题继续困扰着法律理论家"[②⑧]。这是法治需要付出代价的原因之四。
法律是通过法定程序经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执行的，这就会引起法律执行的成本问题，即司法与行政资源的投入问题。[②⑨]比如执法过程中程序的复杂程度与严格程度与官员精力的消耗、机关物力的负担一般是成正比的，换言之，行政与审判的工作效率（这里不包括正义的产出问题）往往是随着程序的严密化而降低的。但是必要的程序总是需要的，而必要的程序总是会比没有程序的状况带来更多的工作负担。降低法律实行的成本问题，可以从诸如简化某些程序等方面着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程序的否定或取消。在中国的法律条件下，程序不是要简化，而是要健全，因此实行法治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当代被认为是"法治的关键"[③⑩]的刑事审判程序方面，中国更多需要程序的成本投入。这是法治需要付出代价的原因之五。
由此而不难预料，政府的政治性代价承受力将使法治进程出现某些曲折。但是，只要政府对法治化的代价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保持坚定的法治信念，曲折又是微不足道的。
注：
[①] 但是这里有一个：上主张过"依法治国"的朝代并不都是实行法治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以是否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来认定某朝代是否实行法治。何况许多"依法治国"的提法还不是当时的事实，而只是当时的文人、学者对政治所发表的议论而已。
[②] "人治"实际上可以被等同于"礼治"、"德治"使用，因为它们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德治、礼治只不过是人治的美称罢了。
[③]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谈到："一个的不正义也不是不服从它的充足理由。当基本结构由现状判断是相当正义时，只要不正义的法律不超出某种界限，我们就要承认它们具有约束性。"参见《正义论》，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④]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讲，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7－168页。
[⑤] 富勒认为，法律的一般性是法律区别于更直接和更狭隘的规则和命令的核心。参见L·富勒：《法律的道德性》（），1964年版，第46-48页。
[⑥] 富勒认为："这种一致性可能受到来自下列各种方式的损害和妨害：错误解释，法律不可理解，失察于必要的对法律制度整体性的维持，受贿，偏见，愚蠢自负，以及追逐个人的权力。"见同上书，第81页。
[⑦] 孙笑侠：《论新一代行政法治》，《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2期。
[⑧] 见《法学》1996年第3期，第37页。
[⑨] 这是社会赋予"法治"的新的内涵。如果从近代"法治"来看，它只具有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含义。
[⑩] 严存生：《要确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
[①①] 孙笑侠：《中国法治的现实目标选择》，《法律科学》1996年第3期。
[①②] 即富勒所称之"一般性"。参见张文显：《当代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4页。
[①③]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①④] 〔德〕M·韦伯：《与社会》（英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68年版，第656页。
[①⑤]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还须辩明，即便有时国政仍须依仗某些人的智虑，这总得限制这些人只能在法律上运用其智虑，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的权力。"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①⑥] 如东汉郅郓为友报仇后自投监狱，而法官却劝其离开监狱，否则法官要自杀（《后汉书·郅郓传》）。东汉一位叫桥玄的法官为袒护为父报仇的被告，以违法手段处死依法审判的法官（《后汉书·桥玄传》）。法官的判断逻辑是，为道义而杀人者不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因此法官宁可纵囚、违法或者丢官。
[①⑦] 如果我们古代法官的来源、成分，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古代立法者大多是法家或受法家学派较深，而法官大多是熟读儒家经典而再经取得法官官职的儒家弟子，因而判案中也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
[①⑧] 〔美〕James E.Bond著，郭国汀译：《审判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5页。
[①⑨] 〔日〕石川英昭：《中国法文化的特质与儒学的影响》，载《儒学与法律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②⑩] 中国古代法中虽然也大有程序存在，但是，程序并不是出于保障法律适用的正当考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设计用来确保可预见性和一致性的程序的稳定性，不过是其他更实际考虑的一个附带后果而已"。同上书，第252页。
[②①]〔德〕韦伯：《经济与社会》（英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68年版，第80页。
[②②]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与昂格尔一样，其他一些学者在近几年都提出这个问题。据笔者理解，美国学者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关于法的三种类型（压制型、自治型和回应型）的中所谓"法律的动力加大了目的在法律推理中的权威"与"从关注形式公正向关心程序公正或实质公正转变"是指称同一种现象。参见《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②③][②⑤][②⑧][③⑩] 〔美〕高道蕴：《中国早期的法治思想》，载《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16-217、217、220页。
[②④] 引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术研讨会纪要》（郑成良），参见《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②⑥] 孙国华：《对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几点认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法律规则的优点范文5
(一)缔约双方都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
1989年美国—德国双边税收协定中，原则上合伙企业被包括在“人”这个概念之中。第4条第1款对合伙企业的部分的协定资格进行了规定，根据该规定，如果合伙人是合伙企业坐落国、设立国或者具有经营管理活动国家的居民合伙人，且有关所得由该合伙人纳税，合伙企业就具有协定资格。一个在美国被视为纳税虚体的合伙企业，在来源于德国的有关所得上，协定保护的所得部分仅涉及到美国的居民合伙人。如果在美国没有居民合伙人，协定资格就完全取消。因此在第三国的居民合伙人不能得到协定保护，这时来源税的减轻范围和没有这种特别规定所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
1971年6月18日在德国与瑞士双边税收协定的谈判议定书中写道：“根据缔约国一方的法律设立的合伙企业(OffeneHandesgesellschaft以下称OHG；Kollektivgesellschaft；Kommanditgesellschaft以下称KG)，它们在该国具有经营管理，那么就可以主张协定第10～12条所规定的缔约国另一方的减税待遇，只要在首先提到的国家中的居民至少有权得到合伙企业利润的3／4。”即对被视为纳税虚体的合伙企业也提供协定资格，从财政管理的角度看，在管理上就简单化了。因而瑞士双边税收协定中的这种特别规则可以被称为“简单化规则”，但不能误认为该规则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因为它仅限于单独的分配规则，且并不导致带来完全协定资格的问题。这种规则也仅对被视为虚体的合伙企业的消极所得提供保护，而积极所得则没有协定保护。美国一德国1989年双边税收协定第4条第1款b的特别规则也仅起一个简化作用，协定资格仅转让给在合伙企业坐落国的居民合伙人，没有这种特别规定，合伙人就不能根据自身的权利得到协定优惠。此外，这种特别规则也仅减少在来源国所课的税收，相反对合伙企业坐落国的税收则并不起调整作用。如果合伙人是合伙企业坐落国的居民，则坐落国仅有扣除来源税的义务。尤其要注意的是，仅当至少有3／4的合伙人是合伙企业坐落国的居民时，合伙企业才能得到协定保护。所以这种特别规则仅具有较低的实质法上的意义。而且因其明确将隐名合伙排除在外，这就导致不同形式的合伙企业之间的不同待遇。
1975年3月26日德国联邦财政局(BMF)在瑞士的双边税收协定的引言中解释说，应推行简单化的规则，以便那些没有退税资格的合伙企业有可能在前述条件下对合伙人适用来源税退款。所涉及的简化并不以瑞士双边税收协定中的合伙企业的协定资格为依据。它也适用于根据瑞士双边税收协定没有协定资格的合伙企业。通过简化规则，在瑞士双边税收协定第10～12条范围内的合伙企业可以为合伙人申请来源税减免。
但这种特殊规则并不仅具有简化作用，因为它对非合伙企业坐落国的居民合伙人具有实际的作用。这些合伙人首先因这种规则而有权得到来源税减免，否则的话，他们作为非协定资格人而不能得到瑞士双边税收协定规定的好处。如果合伙企业坐落国的居民合伙人至少承担了75％的利润的税收，则根据瑞士双边税收协定第10～12条规定，该合伙企业就可以根据该特别规则对所得具有部分的协定资格，而并不取决于其余合伙人在哪里居住。在第三国的居民合伙人也从该特别规则中受益，他们被包括在瑞士双边税收协定的适应范围之内。(二)缔约双方分别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和纳税实体
德国一西班牙协定中的特别规则并没有为合伙企业设置虚拟的居民身份，而是规定，德国或者西班牙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应被视为合伙企业在那儿有实际经营管理场所的缔约国的居民。因此，一个德国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也能对来源于西班牙的所得根据西班牙的双边税收协定要求来源税减免，如果他是德国居民的话。所有合伙人都被包括在协定保护之中，而并不依赖于其是哪一国的居民，即也包括第三国的合伙人。西班牙协定第4条第4款仅限于西班牙双边税收协定第5—22条所涉及的所得。也就是说，它在客体方面，仅限于分配规则范围内的所得类型，被视为部分的协定资格。相反，该规则也适用于西班牙的从德国获得所得的合伙企业。但这种情况仅当西班牙的合伙企业在德国不是公司税的纳税主体，而仅是民法上的企业时才有意义。否则，根据西班牙双边税收协定第1条以及第3条第1款和第4条第1款，西班牙的人合公司本来就被视为法人，要承担无限的公司税纳税义务，具有完整的协定资格。西班牙协定第4条第4款的规则实际上将德国的合伙企业和西班牙的合伙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获得的所得同等对待。第4条第4款第2句对部分的协定资格作了限制：仅当所得在合伙企业坐落国也要纳税时，来源国对所得的课税权才受到限制；如果不属于这种情况，则来源国可以不考虑双边税收协定而进行课税。这特别针对第三国的居民合伙人，他们在虚拟的居住国，也就是合伙企业的坐落国从合伙企业获得的所得不可课税或者免税。通过这种处理，最终能防止“协定滥用”。这同样适用于葡萄牙的双边税收协定，但葡萄牙协定规定，部分的协定资格也适用于股息。
另外，德国一利比里亚双边税收协定议定书的第5条规定：“根据德国法成立的合伙企业作为联邦德国的居民被认为符合协定第6～22条的目的。”这说明对德国合伙企业适用的部分协定资格具有广泛的客体，同时，合伙企业的协定保护也局限于分配规则。同样，对来源税而言，德国合伙企业和利比里亚的被视为纳税主体的且本来就具有协定资格的合伙企业同样对待。有关客体的部分协定资格的例子还可以在德国一日本双边税收协定第7条第7款中找到，但相互协商的协定资格仅涉及到合伙企业的企业利润，因而实际上只有较低的适用范围。
二、规定合伙企业具有完全的协定资格
如果合伙企业在两个国家都被视为纳税实体，不需要独特的双边税收协定规则。两个国家都承认合伙企业具有协定主体，原则上和股份公司没有区别。
(一)缔约双方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
因德国国内法并不将合伙企业视为法人，在德国税法上，它们不是公司或居民公司。因此，仅合伙人——如果他是德国居民——有权在缔约国另一方享受协定优惠。但是，德国的协定政策是将合伙企业视为税收协定意义上的居民。在德国的协定实践中，往往与其缔约国制订其他的特别条款。德国—芬兰双边税收协定的第3条第1款将合伙企业归入到人的范畴。因为必须是缔约国一方的居民才具有协定资格。第4条第4款解释说，如果合伙企业是根据缔约国一方现行法律设立的话，那么它就是该国的居民。如果根据该规定合伙企业在两个国家都是居民，那么在合伙企业实际上进行企业管理活动的缔约国也被视为居民。因此，德国一芬兰的双边税收协定给合伙企业提供了完全的协定资格，尽管德国和芬兰并不对合伙企业而是对合伙人课税。在芬兰双边税收协定第6～22条的分配规则中课税权的分配是针对作为居民的合伙企业的，而实际上的课税却是由合伙人承担。这种自身的分类冲突在芬兰双边税收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中通过内容广泛的以个案为导向的规则来消除。例如，如果德国的居民A是芬兰居民合伙企业P的合伙人，该合伙企业P在德国经营储蓄并获得利息，根据芬兰双边税收协定第11条，德国对该利息没有课税权，假如常设机构保留不受到影响的话。从协定的角度看，根据芬兰双边税收协定第11条第1款以及第3条第1款b和第3条第4款，该利息将支付给合伙企业；但芬兰并不对该合伙企业课税。此外对芬兰而言也没有课税的联系点，因为该所得并不位于芬兰，其合伙人也不是芬兰的居民。因而该利息在两个国家都不纳税。但议定书规定，德国对该所得具有完全的课税权。
根据德国一意大利的双边税收协定，合伙企业被归入到第3条第1款d意义上的“人的其他团体”。因而协定保护的给予也必须满足居民标准。这写在该协定议定书的第2条：“合伙企业被视为第4条第1款意义上的缔约国的居民，当它根据该国法律成立或者其主要的事务活动在该国进行时。但是，第6～22条所规定的缔约国另一方课税权的限制仅适用于合伙企业在首先提及的国家具有应课税的所得或财产。”
当合伙企业根据一国法律成立或者其主要的日常事务在该国完成，则合伙企业在缔约国一方被视为居民。意大利双边税收协定议定书第2条第2句试图通过对协定资格提供保留来避免分类冲突，所得在居住国也可以课税。但OECD拒绝在范本中采用此方法，尽管如此，德国还是坚持其观点并对范本第4条进行了相关保留。在德国一中国双边税收协定中，合伙企业也落入第3条第1款第2项的“人的其他团体”之中。所以合伙企业要得到协定保护的话，必须满足居民标准，但在议定书中没有任何相关规定。
(二)缔约双方分别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和纳税实体
一国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比如说德国将隐名合伙视为纳税虚体；而另一国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实体，比如说法国将隐名合伙视为协定法上的居民，则这种隐名合伙本身可以主张协定资格并享受完全的协定保护。从德国角度看，当一个德国的合伙企业在另一国获得所得且合伙企业在该国被视为纳税主体课税时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德国向另一国的合伙企业提供协定资格，相反德国的合伙企业在另一国却不能获得协定资格。这种不平衡在德国的一些双边税收协定中(但还不是所有的国家)通过特别规则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主体来消除。例如在比利时的双边税收协定中的第3条第1款第4项中，将“公司”明确定义为也包括德国法上的OHG和KG，这些合伙企业是协定意义上的第3条第l款的人。德国的OHG和KG要获得协定资格，仍然缺乏比利时双边税收协定第4条第1款所规定的居民标准。如果一个德国的OHG或者KG在德国拥有实际上的经营管理，那么根据比利时双边税收协定第4条第1款，它们是居民，根据第1条，它们也具有协定资格。但在协定的适用范围内并不包括德国的GesellschaftbttrgelichenRechts或者StilleGesellschaft。虽然根据比利时法律合伙企业原则上是纳税主体，但对某些合伙企业形式仍然可以选择纳税虚体来课税。比利时双边税收协定第4条第1款规定这些合伙企业是居民因而也具有协定资格。
在德国一冰岛的双边税收协定中也包含有类似的规定，与德国一比利时的双边税收协定相比，不仅包括德国的OHG和KG，而且扩大到两个国家的所有合伙企业。因此在冰岛的双边税收协定第3条第1款d将合伙企业定义为人，在第4条第4款被解释为其经营管理所在国的居民。但第4条第4款第2句仍然包含一个限制，根据第5～22条的分配规则，仅在合伙企业被视为居民的缔约国对合伙企业的所得和财产的课税适用。因此，要考虑，在缔约国一方没有对全部的所得课税(因为在纳税虚体原则的范围内纳税义务由合伙人承担)，当其是事务管理国以外的居民时，该有限的纳税义务仅由合伙人承担；如果一个德国的合伙企业从冰岛获得所得，但其合伙人不是德国的居民，该所得也不属于合伙企业在德国的常设机构，那么合伙人在德国对该所得就没有纳税义务。根据冰岛双边税收协定第4条第4款第2项对该所得就不会考虑给予协定保护。
三、对合伙企业特别规则的评价
在OECD1999年专门针对合伙企业的报告中，对采用特别规则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认为被视为纳税虚体的合伙企业在特定的前提下可以享受协定保护。也有很多学者赞成以特别规则这个例外来规定合伙企业的协定资格。这种特别规则具有以下优点：首先，避免行政管理上的麻烦。因为每个合伙人要向来源国证明其协定资格或者居民身份，当大量的合伙人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时，就显得特别困难。其次，当一国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而另一国将其视为纳税实体时，避免对协定相反的适用。再次，将合伙企业作为双边税收协定中独立的企业单位，这样对股份公司和合伙企业就能一视同仁。最后，缔约国一方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实体，而其他方将其视为纳税虚体，但坚持互惠待遇时也可以制定这些条款。当所得将有必要在设立国纳税而没有课税时，就会规定，协定优惠不会导致双重不征税或减少来源国的税收。
但这种特别规则也有缺点：
首先，当来源国必须确定一种所得是否实际上属于合伙企业设立国的常设机构时，会产生困难。如果该所得属于第三国，例如避税国的常设机构，那么来源国的税负就没有必要与坐落国相符。
其次，如果来源国对来源税进行减免，而仅部分合伙人能享受协定资格时，就不清楚应如何来计算，这尤其出现在部分的协定资格的情况中，这种部分的协定资格是基于合伙企业仅在来源税减免的范围享有协定资格，如合伙企业坐落国的居民合伙人，因而在第三国的居民合伙人就被排除在协定保护之外。
再次，导致协定的滥用。在第三国居住的合伙人也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合伙企业享受协定保护，尽管根据双边税收协定没有特别规则，他不能主张来源税减免。但在特别规则中也会出现，一个具有完全协定资格的合伙企业并不依赖于其合伙人的居民身份，因而在第三国的居民合伙人也能享受合伙企业的协定资格。
最后，很多学者认为简化规则有害于税收体系，这种简化的特性也值得怀疑。位于瑞士双边税收协定规则之外的规则，是位于真正立法程序之外的规则，是对税收体系的破坏。这种规定将会对居住国造成损害，谈判议定书违背了瑞士双边税收协定第28条第4款。虽然该款规定，为了主张来源税退款，要求一个官方的对在居住国居民身份或者无限纳税义务的证明，但第28条第5款明确规定，对证明和检查程序的详情应根据瑞士双边税收协定第26条报告给主管当局。简化规则并不能代替退款资格的证明，即每个居所主管机构对合伙人的居民身份的证明。因此瑞士双边税收协定第28条第4款的证明以及检查功能要继续予以保证，退款证明必须由合伙人获得。基于该原因，具备简化特征的规则应予以否认。
而且，单个的合伙人的协定保护部分不总是能得以实现，特别是当该种主张是从合伙企业转让过来时。这种规定对隐名合伙的适用仅可以通过解释来决定。首先要区别缔约国另一方对合伙企业是给予合伙还是公司的税收待遇。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种特别规则主要解决因对合伙企业不同税收待遇所致的分类冲突。此时一方面要存在一个可比的法律形式，另一方面要注意缔约国另一方的税收待遇。如果缔约国另一方虽然承认隐名合伙或者存在可比的法律形式，但并不同其他合伙形式一样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而是视为财政上的虚体，那么这种特别规则的适用并无好处。
由于这些困难，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并没有期望发展独特的特别规则或者完全放弃这种规定。但毫无疑问，这种特别规则还是允许的。在德国的协定实践中，个别双边税收协定中的这种特别规则也是可协商的。德国对OECD放弃特别规则的决定进行了明确的保留。有了对合伙企业的特别规则，对在坐落国或第三国的常设机构的所得或者经济财产的归类问题就不会产生。如果协定中没有特别规定，这些问题在常设机构保留范围内也同样要予以解决。仅具有部分协定资格主体的来源税扣除的计算虽然并非总是清楚明白，但不是经常如此，因为在合伙企业坐落国的总所得本来就要纳税。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没有协商一致的特别规则时，恰恰会出现这种计算上的问题。那么来源税的扣除就必须根据每个合伙人的投资额来确定。这表明，特别是当大量的合伙人属于不同国家的居民，所得利润难以明确归属于哪个税务当局时，就会产生困难。德国之所以要协商对合伙企业做出特别规定，其原因是，第三国的居民能够从合伙企业的协定资格中获益，这是正确的，如果他们在坐落国仅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活动，这又是不可能的。但并没有原则表明，合伙企业的所得必须总是要分配给一个第三国的居民，就好像是合伙人直接通过一个常设机构进行活动。Lethaus甚至建议，对受来源税影响最少的合伙企业所得，应给予协定资格。因此在范本第4条第1款第1句应加一句：“以及鉴于第5～22条，一个在该国可以找到经营管理场所的团体的所得应归属于常设机构。”这个建议不仅限于被视为纳税虚体的合伙企业，而且也适用于在协定中采用纳税虚体和纳税实体相结合的混合体系。对那些本来就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实体并承认合伙企业协定资格的国家而言，该附加规则仅是竞合规则(Normenkonkurrenz)。因为如果人们采用该竞合规则的话，法律结果并不会不同。这时所有的合伙人，即每个不是双方缔约国的居民都将获得部分协定资格的好处。
但有一些学者认为，要审查特别规则是否真正能符合协定法的目的。虽然特别规则比国内法律更加注意合伙企业的协定资格。但OECD范本所设计的协定法几乎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该体系的均衡将因双边特别规则受到损害。给予合伙企业完整的协定资格导致协定法中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只能通过其他的特别规则来得以消除。在居住国和来源国对合伙企业给予一致税收待遇的情况下，对合伙企业本身协定资格的确定，会导致协定法和国内法之间的摩擦。偏离协定的规定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并不存在归类冲突需要解决。但在对合伙企业给予不同待遇的情况下，通过对OECD协定范本规则的统一解释可以解决因归类冲突导致的大部分问题。仅当协定目的不能完全达到时才有必要进行调整，不如说应该考虑保护协定规则的均衡为佳。
德国学者Wassermeyer认为合伙企业的特别规则与协定宗旨不相符。一方面当两国都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时，将所得的归属分散到协定法和国内税法之中，这样会导致协定“落空”；另一方面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课税的国家国内法上并没有规定合伙企业申请来源税减免的资格。这样特别规则就会导致协定法和国内法之间新的冲突。谁能主张协定保护就要看谁获得所得而定。但这仅产生于单个国家的国内规则，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并没有固定下来。对被视为纳税虚体的合伙企业就必须适用纳税虚体原则，即所得必须归属于合伙人，从合伙企业获得的股息也是如此。根据德国所得税法第1条第1款仅自然人具有纳税义务，但并没有包括合伙企业。外国合伙企业的退款申请就会遭到拒绝。此外，还会出现双重退款的危险，因为合伙人具有退款资格，而他们的申请肯定是能得到批准的。特别规则充其量在相反的情况下显得必要，即一个德国的合伙企业在外国被视为纳税实体而申请退还来源税。如果来源国对德国的合伙企业的协定资格进行检查，那么它可以根据范本第4条第1款否定与其自身评价相反的观点，因为合伙企业在德国没有无限纳税义务。如果合伙人在外国申请来源税的退款，那么也会遭到拒绝，因为在那里仅合伙企业具有纳税义务因而具有退款资格。如果范本第4条第1款的解释认为，外国将合伙企业视为具有协定资格，此时特别规则也是多余的。特别规则仅排除了来源国的困难，因为居住国必须进一步将所得进行分割。此外，也增加了协定解释的困难以及法律的碎片化。
总之，双边税收协定中的对合伙企业的特别规定虽然原则上有可能缓和来源税减免问题，且通过相应的补充规定可以避免有关副作用如“滥用协定”。例如Manke就认为，所有被包括在部分协定资格中的合伙人将导致协定的滥用，较切实的方法是，运用一种措辞将第三国的合伙人排除在受益人之外。
我国国内法也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虚体，合伙企业的所得由合伙人纳税，因而也可以借鉴德国双边税收协定中所制定的有关特别规则来对合伙企业的协定资格做出规定。但同时不能忽视，被视为纳税虚体的合伙企业在协定保护中可能和国内税法体系不相一致。当合伙企业被赋予完全协定资格时，甚至导致协定法上新的矛盾。因而在制订特别规则时，要慎重考虑，权衡利弊。
法律规则的优点范文6
由于证券市场对成本和收益的更为关注，也使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对证券市场的显得更为重要。基于证券纠纷是证券投资风险和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证券纠纷又具有证据方面难以收集，诉讼成本较高的特点，因此，解纠机制对降低成本和风险有重要意义，证券市场对高效的解纠机制的需要更显突出。针对我国证券纠纷解决的实践，公正、高效的解纠机制必须解决好解纠方式、证据规则和费用负担及法律适用等几个方面的。
一、解纠方式。调解、仲裁和集团诉讼在证券纠纷解决中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调解。调解是高效、低成本解纠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我国证券纠纷的处理上并未有多大发展。调解既有利于讼累，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而且可以加速纠纷解决、降低成本。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在证监会、全国证券业协会、省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比较大的证券公司等设立调解委员会，大力发展非讼调解；另一方面，通过证据制度改革和完善、强化律师参加诉讼的作用，继续完善诉讼调解。诉讼调解作为一种高效的解纠方式，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被大力发展和广泛。
2、仲裁。仲裁把调解和诉讼的优点集于一身，也是需要大力发展的一种解纠方式。仲裁是高效率的，尤其对于证券纠纷中牵涉数额较小的客户申诉，可以帮助申诉的投资者避免成年累月的诉讼以及支付大笔的律师费用。在美国，仲裁在证券法的执行中起着关健的作用。美国证交会鼓励交易所的会员向其客户提出规范化的仲裁协议，以解决争议。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其会员之间的一切争议必须通过仲裁解决，并且允许会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持下对会员提出仲裁。证券业协会中的其他自律组织也提供仲裁服务。在1994年，证券业自律组织共收到6486件，其中5542件得到了解决，成功率达85.4% .我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对股票当行和交易有关的纠纷，当事人对证券争议可以按约定进行仲裁调解；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交易引起的争议，应当由证券委设立或者指定的机构调解或仲裁。但仲裁在我国还没有足够的发展和应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步发展，证券纠纷数量的上升，以及严格责任、强化监管、加强执法的要求，发展证券纠纷仲裁，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3、集团诉讼。相当一部分的证券纠纷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许多投资者同时受到侵害，而且受侵害者往往处境相同，加之证券纠纷中往往就单个投资者而言，数额并不大，且证券诉讼中律师费用的昂贵，使由一群受到相同侵害的投资者共同提出集团诉讼，成为一种有效降低诉讼成本、有效维护弱小投资者权利的解纠，尤其对于证券市场上众多的小额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有重要实践意义。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集团诉讼，但由于实践中这类案件相对较少，集团诉讼的审判经验并不丰富；而且，由于集团诉讼推选诉讼代表人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办法，诉讼代表人推选困难，而人民法院又因在工作量的上存在以案件数量计算方法，使集团诉讼因在通知、发送传票、送达法律文书、审理、书写判决书等方面实际工作量的加大，使法官也极不愿意受理集团诉讼，而宁愿单独立案逐个审理。因此，在证券纠纷的解决中，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能真正得到保护，有必要通过实践进一步强调和完善集团诉讼制度。
二、证据规则
依据我国的证券立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相关的证券服务机构应当承担许多相关信息的告知义务，但是，并没有规定必要的法律责任，因此，使许多告知义务形同虚设，尤其在发生纠纷时，相对方的知情权受到严重限制。而且我国民事诉公立法中没有规定被告方对于原告起诉的必须答辩义务和证据必须在庭审前交换的义务，使证券诉讼中，投资者的利益保护非常艰难。尤其对于中小投资者，作为潜在投资者时是上帝，而真成为投资者时就成了孙子。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责任规则的设置，同时，在证券纠纷审理中，尽快改革证据规则，以确保“私人检察官”作用的充分发挥，为证券法律的有效实施奠定广泛的基础。
在美国，无论是在州法院还是在联邦法院，每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另一方提供与案件有关的文件；每方都可以询问另一方的证人，或不属于任何一方的证人；所有的证词都记录在案，双方都有权要求查看这些记录。在证交会对一个人诉之以行政程序时，此人有权要求证交会工作人员拿出他们收集的全部证据。未经交换的证据将不能使用，而且庭审一旦结束，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机会也就终止。加拿大规定基本与此相似。而且加拿大还要求律师对全部与案件有关的文件进行披露，既是律师的权利也是义务。否则，如果最后发现该披露的不披露，惩罚将是很严厉的。
因此，本人认为，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加的证据制度，严格要求证据交换制度和相关文件的披露制度，这对于保证专业性强、投资者举证难度大的证券纠纷的解决，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证责任有效实现，促进证券法律的实施有重要意义。
三、必要律师费用的负担。
证券业本身的高专业性，使证券纠纷中的参案律师也必须要有较高的素质，而这使证券纠纷中的律师费用也相对较高。律师费用的相对较高，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一旦发生纠纷，即意味着投资的失败。因为在一般的司法实践中，律师费用一般者得不到败诉方的补偿。对于一般的民事和纠纷，律师费用的负担可能还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但对于证券纠纷中的律师费用的负担就不再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了。
为了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在证券纠纷中，胜诉方所负担的“必要”的律师费用，败诉方应当予以承担。否则，民事责任的“补偿原则”，将不利于防止侵害行为的发生。而且，完整的补偿原则，应当包括“因侵害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对于“必要”的解释，应当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解释，没有规定的，应当按照惯例解释。
四、法律适用问题
由于法律存在着不同的效力层次的渊源，法律适用，直接着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承担问题。就我国证券市场实践来看，基于市场的不成熟、管理经验的不足、证券立法的不健全，使得许多规范性文件的层次都很低。对于证券市场规范性管理的文件，大部分属于证监会及相关部委规章和证交所的规则及行业协会的规定。而证券市场本身极强的的专业性和操作性特征，使证券市场上的许多行为，尤其是在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发生纠纷时，由于规章和交易所规则效力层次低的影响，在司法适用上存在很大障碍。例如，规章和交易所规则、规定等，是必然适用，还是参照适用？尤其是交易所的规定或通知，法律上的效力如何？对于同一效力层次的规定可以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而对于规章和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在更高层次法律没有具体规定时，是直接适用规章或交易所的具体规定，还适用高层次的法律相关规定？等等。在证券纠纷的处理中，如何适用法律，直接影响着纠纷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透支交易发生后券商强制平仓的处理，按上交所《关于继续查处信用交易的通知》规定，券商有权也有义务在发现透支交易的当天或最迟下一个交易日实行强制平仓。但实践中对该《通知》的效力的认识不一致，有的认为《通知》无效，强制平仓构成侵权；有的认为应当适用《通知》，券商不应承担强制平仓的责任。而司法实践中，实际采用部分确认，即平仓效力只限于透支买入证券；其他证券作为担保的，未经授权，券商平仓将承担责任；对于在《通知》规定的合法时限范围内，有时间约定的，券商违反约定平仓要承担责任 .而如果直接适用《通知》，则券商不可能承担平仓的法律责任。
基于证券市场的专业性特征和操作复杂性，以及我国证券立法方面的不健全和滞后性等特征，为了有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在法律适用上，本人认为，应当坚持如下原则：其一，充分赋予规范证券市场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等法律适用上的效力，只要低层级规定不与高层次规定相矛盾，司法审判中就应当适用；其二，规则适用及解释上坚持“法原则”，即不能把证券市场上的规则从私法法理上去解释和适用，不能以约定排斥规定，而必须从准公法意义上解释和适用证券规章和证券交易所规定。遵循上述原则，不仅有利于促成监管机构及交易所在监管上的威信，解决在有关规章及交易所规定适用方面的争论，而且有利于促成证券市场主体主动了解、和遵守有关规章和规则的规定，从而促进证券市场交易的有序进行。在《行政诉讼法》2000年3月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将原先对行政规章的“参照适用”改为“直接适用”，也正反映出了这种思想。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