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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安排意见范文1
随着高校办学越来越融入国际化和社会化，大学的任务早已不止单纯地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当前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渗透、多种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织交锋、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内改革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网络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张力与合力。为此，高校可构建“防、管、控、导”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确保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话语权、知情权和主导权，以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防――争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高校的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阶段，对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好奇心的驱使会让他们极易受到各种诱惑的影响。特别是大学校园的开放特征，会让学生接触到形形的各类人员。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传播极其迅速的信息时代，网络和新媒体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广泛，学生接收到的各类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因此，大学生所接触的环境，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虚拟环境，都需要进行过滤和净化，就像保护未成年人的“净网”行动一样，要尽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护屏障，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来解决，必须争取主动，预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识培养
当前，部分高校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安全防范认识还不到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重视只停留在表面和口头上，没有层层落实在行动上。学校要加强全校师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针对学生，要把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纳入新生始业教育，让学生刚进校门就树立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对西方错误思潮、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和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等提高警惕；结合时事形势，经常开展专题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知识讲座，使学生对传播错误观点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强判断力和鉴别力；通过课堂、网络、移动通信等多种途径进行提醒，通过互加微信朋友圈转发警示案例，防止学生卷入社会矛盾或被错误思想利诱参与非法活动；建立与家长互动沟通的渠道，了解学生的思想，对倾向性、苗头性的不良思想问题及时采取措施。针对教职工，要加强新教师入职培训，将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培训内容，使新教师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将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教研活动的一项研讨内容，针对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对策；将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纳入工作职责或考核内容，增强教职工主动承担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来人员
大学校园中，外来人员进出校门的情况往往较多，意图不轨人员混入其中往往带有隐蔽性，难以识别，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虽然高校一般都设有门卫，一些高校也实行外来车辆、外来人员入校登记制度，但仍有漏洞。学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强保卫人员的培训，强化校园进出物品的检查，并邀请国安、公安人员传授经验和技巧，提高对不法分子的辨别能力，对高校中曾发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组织活动等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案例进行梳理，摸清其特点和规律，使保卫人员和学生安全员对类似情况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根据本校实际安装多功能门禁系统和识别系统，减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时加强校园巡逻，及时发现和制止不法活动，增强防卫针对性。
（三）注重讲学内容审核
高校崇尚学术自由，一些人认为学术报告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不大，往往对报告、讲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审核，对报告人的讲课内容未进行严格把关。学校可组织各类报告、讲座，请在学生当中威信较高的主讲人作为学术知名专家，其言行将直接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不经意的几句话可能就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学术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对一些所谓的“学术专家”打着学术研究旗号极不负责的言行必须遏制，对于这些情形，教师也要正确引导学生，以免被这些思想影响。为此，要拉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一方面，要对校内举行的各类论坛、讲座、报告等进行严格把关，建立政治审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场坚定的师生参与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间可建立联盟，建立讲座、报告“白名单”和“黑名单”信息库，建立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防止因讲座、报告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四）注重网络信息防护
网络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给高校的电子办公、管理服务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种有害信息的泛滥，也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园网，网络端口是校内网与校外网互联的大门，高校要通过技术防护手段，严把网络传播信息的入口关。如可加强校园网信息的安全监控，对于以互联网为主要途径且必须经过校园网络端口传播的一些明显带有抨击、肢解、遮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息，学校可通过设置关键字、链接举报和自动记录等方式，对此类不良信息开启自动过滤功能，并定期通过一定的关键字扫描网络信息，及时发现和消除不良信息，净化学生所接触到的校园网络，尽可能保护学生的思想，使其远离不良信息的侵蚀和蛊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话语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动。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听之任之，不仅需要引导，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高校教师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不仅承担着为全社会培养专门人才的职责，更要为学生启迪智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人格的影响者，更是思想的启迪者和示范者。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有为师者应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国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师的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发展目标是一名教师最基本的素质。为此，高校应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情况作为衡量师德师风的首要条件，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形成规矩写入大学章程和师德规范，对教师中出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加强学术规范管理
高校倡导学术自由，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借学术研究的途径传播错误思想。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观点或是明显带有误读、曲解观点的研究，应慎重对待，防止大面积传播，在批判基础上加以引导，并尽可能减少其影响。要遵循“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将尚未定论、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学术课题作为教学内容，防止学生参与政治敏感问题的课题研究，保护学生不受偏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严厉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引导学生在良好的学风下成长。
（三）加强重点人群跟踪
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想观点，往往是从少数人开始发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任其传播不及时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高校应在苗头信息刚出现在少数人身上时就要给予特别关注，要在平时工作中多途径了解教职工中有无偏激思想和言论，发现问题时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对师生当中经常出现不良情绪、心理健康呈现不良趋势、负面思想和表现突出的人员进行重点关注和跟踪，通过多种形式给予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出现苗头性问题及时介入；对学习困难、生活困难的学生，采取结对帮扶等措施助其进步，避免引发其他负面的思想问题、心理问题和情绪；对思维活跃、思想成熟度处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师，特别是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较大的教师给予更多关心，多提供针对青年教师成长的平台和空间，使青年教师引导学生感受更多正能量，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氛围。
（四）加强媒体阵地建设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媒体的作用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和新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当前大学生已成为一支数量庞大的“网络力量”，他们更乐于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表意见，大学里处处可见“低头族”。于是新媒体必然会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过多种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体为我所用。[3] 当前高校已经开始重视网站、微博、微信等媒体建设，并将新媒体平台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但吸引力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高校对传统媒体阵地要继续坚守，继续抓好校刊、校报、宣传栏、广播、电视台和其他校园自媒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向互联网和新媒体等舆论阵地延伸。如加强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统筹管理，进行网站建设整体规划，建立统一管理的校内网站群系统和微博、微信官方平台；加强网站和新媒体的内容审核和建站审批，丰富正面引导的传播内容，通过网站、QQ群等传递正能量；积极开发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和中国梦教育的新媒体应用，开发在线微课教育，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在网络信息时代努力提升互联网和新媒体阵地的话语权。
三、控――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知情权
及时掌握校园动态，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时掌握动态信息或是问题处理不及时，某些事态极可能扩大影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须主动及时掌握各类信息，把控意识形态的动态和变化，监控和及时处理不良事态的发展，保持校园的稳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动态
全面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可以让高校领导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学校一方面要加强与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寝室和其他学生学习生活场所调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门与师生面谈的接待日活动，也可召开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师生座谈会，通过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师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师生真正关心的事，在哪些问题上存在不满，及时处理一些矛盾和问题，避免不良情绪积聚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进行层层发动，逐级落实责任，在各个层面经常性开展思想动态研判活动，通过讨论会等方式多方听取意见，多渠道了解师生思想实际，以前瞻性的角度对当前的状况和下一步的趋势进行科学预判，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二）全面监控舆情动态
在当前互联网和新媒体信息传递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特别是一些虚假信息真假难辨，广泛传播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网络和媒体舆情进行监控，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减少信息传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可通过校园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发言人及时师生所关心事件的权威信息，杜绝影响稳定的各种猜测流言的传播和蔓延；可广泛发动党员和学生干部，留意校园网、外部互联网和新媒体当中的舆论动态，织密舆情监控网，及时在各个层面沟通汇报，掌握最新情况；可组建网络评论员队伍，邀请专家对他们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针对性培训，在突发舆情危机时参与讨论，发表评论，进行正面引导，尽可能消减负面信息的影响，避免事态扩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员队伍
意识形态工作除了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外，也要关注发生在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其他情况，这类信息往往需要通过各个层面的信息员来收集。一些不稳定因素往往从小事开始发生，小问题不引起重视，往往会由小变大，扩大影响。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获取的覆盖面，可在各个专业、各个班级、各个寝室、各个学生组织和社团组织当中，广布“眼线”，建立纵横交错的信息员队伍，协助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通过信息员及时掌握和了解师生当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有效发现和处置隐患问题和突发事件。
四、导――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权
（一）增强思政课改革的灵活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仍然是当前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两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育的主力军。在课堂上传递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引导大学生确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最直接的途径。但理论教学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创新，没有将理论结合实际，也没有从身边的事物切入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对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不够重视，不能启发学生思考，“满堂灌”式的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政课改革，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政课教师的业务培训，提升教学能力，推行课堂教学创新，将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网上自学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方法，借助新媒体平台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开设一些结合时势的讲座、专题报告，帮助大学生及时了解和解读当今热点时事，引导大学生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对形势发展和焦点问题进行审视和判断；改革思政课考评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优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构建以行为养成为核心的学习生涯考评体系；将中国梦教育纳入思政课内容，组织多形式、接地气、符合学生接受特点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根据不同专业（群）特点定制思政课学习辅导书，结合专业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的针对性。
（二）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大学生认识现实社会、培养优秀品格、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结合社会实践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体验感，相比理论教育更贴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形式往往较为单一，对经费的支持也比较有限，常常会让人觉得“为实践而实践”，而没有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开展社会实践的真正意义。同时，实践活动的安排有较大的随意性，实践过程也缺乏监督考核机制，社会实践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为此，高校应积极拓展普适性的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将课堂实践与校内外实践相结合，根据目的意义设置学生社会实践体验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标，增强社会实践考核的针对性。鼓励学生参与社会体验，感悟生活，通过社区服务、社团活动、创业活动、企业调研、职业规划、热点讨论、体会分享、演讲赛、辩论赛等多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教育途径，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三）增强自我教育的生动性
在校大学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应当充分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目前高校学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树典型的正面教育为主，形式单一，激励作用和影响范围有限。此外，高校通过学生组织进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学生自我教育的载体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创新形式载体，使学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开展。如可组建“学生讲师团”，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学生骨干，组建宣讲队伍，通过思政课教师的引导和省市讲师团专家的培训，使学生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国梦教育的主人翁和践行者，扩大“学生讲师团”巡回宣讲的覆盖面，用学生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感想体会等来教育同龄人，增强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产生自我教育的共鸣效果。
意识形态安排意见范文2
关键词 上海文广 制播分离 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10月21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正式分拆成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标志着全国广电系统制播分离的大幕正式拉开。随后，湖南广电的改制方案也于同年12月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批。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启动和实施了制播分离改革，中央电视台和北京、江苏、上海、天津、湖南、浙江、辽宁等部分省级电台、电视台成立了由台控股的节目制作公司，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改革。。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重拳出击，改革的重点是将广电行业内“政策允许的制作业务和经营业务分离出来。打造市场主体，推动广电产业做大做强。
从制播合一到制播分离的转变，是广电体制的变迁和创新。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发生乃至最终实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笔者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这轮整体制播分离的特点做如下分析。
一、制度变迁中的国家行为
2009年下半年，国家广电总局密集出台关于制播分离的政策部署。7月7日至8日，2009年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讨论了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7月16日。广电总局向各地广电局下发文件《广电总局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修改稿)》，《修改稿》规定，除影视剧外，电视台从市场购买节目的比例，原则上每年不低于播出总量的30％。8月26日，广电总局颁布《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意见》要求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级、副省级电台、电视台为重点，着力在影视剧、影视动画、体育、科技、娱乐类节目领域，积极稳妥地推进制播分离改革。0这是广电总局第一次专门针对制播分离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9日，广电总局正式批复了上海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方案。可以看出，这轮制播分离由国家主导，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于以往自下而上的制播分离探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广播电台、电视台已经自发性地开展制播分离，探索节目外包、购买或委托制作等多种分离形式，由于没有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探索多以失败告终。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具有对国家行为的依赖性。因为某种制度创新需要付出巨大的费用。往往个人或团体都难以承担“第一行动集团”的职责。而“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具有一般社会组织所没有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这轮整体制播分离改革由国家来主导，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特点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能够借助政府力量，推动制播分离深入发展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制播分离改革了旧有制播合一的格局和秩序，必然会遭遇利益冲突，各种利益摩擦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将成为改革障碍。这需要国家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扶持力度，根据改革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妥善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推动制播分离改革的深入。
这轮制播分离改革最引人关注之处。是把除新闻以外的节目制作和广告经营剥离出去，按市场化和公司化运作。随着改革的发展，电台、电视台所属节目制作公司可以吸纳社会资本，条件成熟的可融资上市，广电传媒集团可以兼并、重组，实现跨区域、规模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方面应把持制播分离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力度，防止改革脱离轨道；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广电传媒集团的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和良性环境。
二、制度变迁中的组织和活动家行为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推动者。次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实施者。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他们共同推动制度变迁的发展。
政府是这一轮制播分离改革的策划者、设计者以及推动者，担负着初级行动团体的职能。而具体实施制播分离改革的广电传媒组织，是这轮改革的次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推动乃至实施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中。需要数量巨大、分布广泛的次级行动团体合力推动制度变迁。此外，次级行动团体的质量以及行动积极性，都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成效。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部署，这轮整体制播分离改革的主体，重点是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级、副省级电台、电视台。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启动和实施了制播分离改革，这有利于推动制播分离改革的全面发展。但是，在改革中要注意防止“一刀切”，各地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广电传媒组织的情况差异很大，广电组织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推行符合自身特点的改革路径。如上海文广、湖南广电等试点单位，制播分离改革是其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达到相当水平基础上的必然选择。而对于那些企业化管理和内部改革还未到位的广电传媒组织，应“以制播分离改革带动内部管理改革和机制创新，推动劳动用工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深入推进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台内事业产业分开运行管理的新模式。”“在坚持改革的大方向下，改革的具体思路、方法和步骤是没有固定模式的。”只有各个广电组织推行符合自身的制播分离，使资源和效能得到最大发挥，制播分离改革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广电组织的制播分离，必然会引起内部机构的剥离与重组，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人事、财务等机制调整以及各种利益冲突，这些会牵绊甚至阻碍制播分离改革的进展。要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有远见和魄力的行业领军人物与组织活动家，带领广电组织大刀阔斧、破旧立新，把握住大方向的同时灵活变通，大胆创新，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旨在使人们相信现存的规则与正义是共存的，相应地，要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这些规则，那么，成功的反意识形态的目标就是不仅要使人们确信他们众目暌睽的不公正是现行体制
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要使人们确信只有通过人们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一个公正的体制才能到来。”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会影响到制度执行的成本。在制度变迁中，当社会成员确信制度变迁是合理和公平的时候，制度变迁的实施和执行费用就会大量降低；否则，“制度变迁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社会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
在这一轮制播分离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对制播分离改革的合理性一致表现出积极肯定的态度，作为先行者的上海文广，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广电行业对制播分离普遍持欢迎态度，这种积极接纳改革的意识形态为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有利于降低改革的实施和执行费用。但是可以预想，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复杂情况和问题有可能凸显，也必然会有人出现畏难情绪和退缩思想，届时，改革将会遇到重重阻力，执行费用将增加。要避免这种情况，应在改革中提供激励机制，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式，对改革参与者给予足够的扶持，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让他们能够放下思想包袱；而对制播分离持不同意见的组织与个人，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宣传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从而节省制播分离改革的组织成本和信息费用。
四、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法则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例如，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产生了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推动现有制度的变迁，只会加强现有制度。因此，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
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须警惕路径依赖现象。这轮制播分离改革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将会打乱现有各种内外部关系，引起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如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同时会面临诸多需要突破的难题，如节日交易和产权保护不够完善，节目交易市场尚未形成，配套政策薄弱等。如果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不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将会使改革锁定在无效率的路径下而导致停滞。
意识形态安排意见范文3
关键词： CDA 语言 权力
《实习医生格蕾》是一部以医学为主题的获得艾美奖、金球奖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剧中通过描述实习生及住院医师之间的工作、生活状态，深刻地反映了7年外科实习的高强度训练，以及人性之间的关怀与情感。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指出语言源于社会，同时由社会调控。本文通过对台词的分析，旨在揭示剧中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变化。
1.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概述
辛彬（2006）指出，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主要的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来自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即通过语言的使用体现出三种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王洪颖（2010）认为CDA是一种分析形式，通过分析语篇的形式，进而研究语篇、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探究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下话语的产生，以及该话语反映的权力、控制权及不平等现象，并将之合理化。
“批评话语分析”（CDA）一词由福柯在《语言与权力》一书中最早提出。Durst（1999）提出：“最初基于社会学理论的批评理论旨在揭示社会阶层及各方不平等权力关系。同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如修辞与写作均有所交叉。”很明显，批评话语分析是建立在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上的。因此，通过话语分析，能够反映深刻的社会意义及不同身份和不同权力阶层人物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
George Yule（1996）陈述道：“话语分析涉及之面非常广泛，如在教育或政治实践层面，可始于对日常对话中诸如‘oh’和‘well’的研究，又或于文化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研究。”
CDA的研究基础源于社会理论，因此权力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话题。权力与语言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权力趋于与等级阶层、身份相关。不难推断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的行为表现均有显著的不同。再者，语言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语言交际，因而基于社会、职业关系的相关权力上建立起来的层次等级便产生了语言差异。徐品晶（1996）提及，话语分析更多的关于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语境中的对话：电话中朋友的通话内容、餐桌上朋友之间的对话，诸如此类。
至于权力，Caja Thimm，Ute Rademacher和Lenelis Kruse（1995）认为在权力情境下，对于话语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常言语互动中权力的“强势”与“弱势”风格的不同。事实上，日常对话中的语言使用最能明显反映出说话者的身份、权力和地位。正如福柯（1992）提出，权力隐含于广泛分布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阶层的日常实践中。权力并不是否定那些受支配者，而是起到配合支配者的作用，为了迎合支配者的需要，帮助其进行语言权力导势。权力是福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当“权力”一词被用于分析人类的社会行为时，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行为的能力”，二是“支配他人的能力”。前者指的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利益或实现某种目标而诉诸行动的能力。后者则指因一方的地位高于他人，处于一个制衡地位，而他人必须表示服从。
2.《实习医生格蕾》中对话的批评话语分析
韩礼德的概念功能是指语言用于表达说话者的内部经验世界及其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功能，通过及物性系统来实现。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因而对话对象不同，过程也截然不同。
“Nurses will page you， you answer every page at a run ... Your first shift starts now and lasts forty-eight hours... you run labs， write orders，work every second night till you drop and don’t complain.” Dr.Bailey对实习生们的开场白，多为物质过程，主要用以表示命令、安排，如Nurses（Actor）will page （Process） you （Goal），详述作为实习生的职责及任务所在，在众人面前时刻保持作风严谨、精益求精的导师风范。
“You're interns， grunts， nobodies， bottom of the surgical food chain”，此处句子精短，为关系过程，认定值为“interns”，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实习生们的现实生活与地位。“grunts，nobodies”让这些实习生们认识到自己在这所医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没有地位而言，处于外科食物链的最底端的他们是不能有任何优越感的。
如上所述，Dr.Bailey在对实习生们宣布五条规则的时候，各小句多使用的是物质过程，这些都是表示命令的下发。同时，此类话语中多以“you”为动作的承受者，表明了实习生的被支配地位。如“you answer every page at a run... Rule number five. When I move， you move. Bailey：You are the first person they see in the morning. You say please. You say thank you.You apologize for waking them up.”。
人际功能的实现与情态是相互联系的。通过对话中情态词量词的区分，能很好地分析出会话中两人的权力关系。如“should/will”为中量词情态词，表示较强烈的意见。作为院长的Richard在回答关于器官移植的问题时，表达了强烈的专业意见，而作为权力阶梯下段的Bailey只能是无条件地服从与认同。
Richard：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the patient.If， medically， he'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then he should get the heart. Hypothetically.
Bailey： Thank you， sir.
Richard： But practically？ Whoever removed the patient from the LVAD， I expect to be given names and there will be severe， severe consequences.
Bailey： Yes， sir.
3.结语
我们可以看出权力并不源于语言，但是语言能够用来体现权力，甚至挑战权力，权力可以用于限制语言的使用。权力与语言是密切相关的，支配者与受支配者均能选择适合的词句，在字里行间，让观众们深刻感受到社会阶层及权力地位的显著性。正如彭丽（2004）指出的，权力关系能够产生、存在并再生于语篇之中。
参考文献：
[1]Caja Thimm， Ute Rademacher and Lenelis Kruse， Power-Related Talk： Control in Verb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14 No.4， December 1995 382-407 Sage Publications，Inc.
[2]Durst， R. K. Collision Course： Conflict， Negotiation，and Learning in College Composition.Urbana，IL：NCTE，1999.
[3]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London：Longman，1995.
[4]Yule G， Pragma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彭丽.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媒体语篇的批评性研究[D].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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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安排意见范文4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公民身份、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教育等概念进行分析，是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前提。何谓公民?尽管从古希腊城邦到近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但究其根本，公民(citizen)就是拥有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人。“公民身份”包含三个共同的基本要素:国家、平等、权利义务。就国家要素而言，公民身份意味着作为国家正式成员的资格，即公民是国家的公民，国家是公民的国家。就平等要素而言，公民之间在身份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内在地要求国家政体应该是民主的，而从历史上看，公民与民主制事实上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权利义务而言，公民依法享有市民权利(civilrights，也译作“公民权利”、“民事权利”)、政治权利(politicalrights)和社会权利(socialrights)，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如服从法律的公民义务、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责任等;不过，政治权利是其他基本权利的前提与保障，公民概念始终以政治权利为核心，公民是“具有某个国家国籍并有权参与该国公共权力行使与监督的人”。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凡具有我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总之，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民主，国民依宪法取得公民身份，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公民身份及其民主实践必然形成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又反作用于民主制度与实践。何谓公民意识?马长山(1999)认为，公民意识就是公民自身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朱学勤(1999)认为，公民意识就是民众对于公共权力的主体意识与监督意识，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意识。周胜蛟和倪洪涛(2008)认为，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其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知，体现为公民对其权利和义务的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以公民的民主法治观念和理性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为核心。郑杭生(2008)认为，公民意识主要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的自觉意识。许耀桐(2009)认为，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公民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依据，以自身作为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感受与理性认识。综合上述界定，可以提出公民意识的简明定义:公民意识就是公民自身对其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以及相应的行为倾向。公民意识既包括对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权利义务的理性认识(即公民知识)，也包括对公民身份所包含的价值理想的理念与情感认同(即公民品格或公民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民参与态度与公民行为倾向(即公民实践意向)。根据公民身份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国家、平等、权利义务)，可推演出公民意识的基本内涵。基于国家要素，公民与国家相对待，国家是公民的国家，可导出民主意识、国家意识等;基于公民平等的要素，可导出平等意识、公正意识等;基于权利义务要素，可导出法治意识(权利义务由法定)、公共参与意识(既是权利也是责任)、公民美德(公共参与必需的道德)等。何谓公民意识教育?郑杭生(2008)认为，公民意识教育就是一种通过学校的、社会的和家庭的各种教育渠道，培育、培养社会成员具有公民意识的过程。简言之，公民意识教育就是培养公民意识的教育活动。严格说来，公民意识教育是公民教育(citizenshipeducation)的子范畴。据《教育大辞典》，公民教育一般指国家或社会根据有关的法律和要求，培养其所属成员具有忠诚地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品格与能力等的教育。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必要的公民知识(civicknowledge)、公民品格(civicvirtue)和公民技能(civicskill)，进而能积极并负责任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合格公民。公民知识、公民品格(公民价值)属公民意识范畴，是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公民技能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涉及批判思考能力、领导能力、沟通与说服能力、谈判与妥协能力等。鉴于公民知识、公民品格和公民技能彼此渗透、相互支撑，且某种教育途径通常对三方面素质均有影响，因而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公民意识教育”与“公民教育”大致相当，二者可以通用。何谓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教育活动，以使公民获得对社会主义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并形成相应的行为倾向。社会主义公民身份及其意识以社会主义制度与实践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
二、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有个别学者主张“取代论”，即用所谓“中性的公民教育”替代“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背离了的立场和观点，没有洞悉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而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行为等问题，还必须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有“泛指”与“特指”之别:在“泛指”意义上，是指人类所有阶级社会共有的从思想政治品德上培养教育人的活动;在“特指”意义上，就是指、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上是在特指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究其实质，其他国家尽管无“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行“思想政治教育”之实，因为任何国家的统治集团都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来影响全体国民，以巩固其统治。在任何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西方的公民(意识)教育作为对其国民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育活动，就是“泛指”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所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同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公民教育亦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公民教育”泛指一切民主政体的国家对其国民实施的公民教育，其目标是使其国民获得同该国基本社会制度、主导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技能。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培育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因而构成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针对本国公民实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意识教育即属广义的公民教育。此前，我国或许无“公民教育”之名，但有或者应该有“公民教育”之实。“狭义的公民教育”特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其国民实施的公民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形态属性是各国公民教育的基本属性。正如武东生(2013)所论，“由以阶级性为根本属性的、具体的历史的‘国家’开展的公民教育活动，无疑会打上深刻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在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并无不同，公民教育究其实质而言，同为‘非中性的’意识形态教育”。仔细对照前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界定可知，就内涵而论，泛指的“思想政治教育”同广义的“公民教育”大致相当，因而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中国的公民教育”，而“西方的公民教育就是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外延而论，“思想政治教育”似乎比“公民教育”还要大一些，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了对国民的思想观念(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教育，公民教育侧重于培养“民主公民”;另外，公民意识教育严格而言是公民教育的子范畴。由此可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充实，公民意识教育不应也不能取代思想政治教育;推进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和宪法法律层面上都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三、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内容
郑杭生(2008)基于其对公民意识内涵的分析，认为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国家主人意识与祖国民族意识，核心任务是培养权利与责任意识，基础内容是培养民主与法治意识，延伸内容是培养道德与文明意识。许耀桐(2009)认为，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应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与义务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此外还要培养公民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意识。两位学者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并存在如下共识: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应培养主人(主体)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道德意识。不过，主人(主体)意识其实质就是民主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可归入民主与法治意识;“道德意识”的外延则过于宽泛，“道德”既有“公德”与“私德”之分，又包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范畴，因此广义的道德同狭义的、公民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公民品格”虽有关联，但不严格对应。总之，学者们当前广泛认可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民主法制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时，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表明，第一，“公民意识教育”与“民主制度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方略，二者相辅相成;第二，民主法治理念、自由平等理念、公平正义理念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党的十在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时，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倡导”的十二个基本范畴中，“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这五个范畴是对十七大倡导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再次重申和确认，并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的高度。侯惠勤(2012)认为，核心价值观应该反映“制度精神”，应是国家制度、国家运作模式的灵魂，应奠定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和合法性依据，为国家制度的构建提供基本思路和基本方向。韩震(2013)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反映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紧密联系当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在“三个倡导”的十二个基本范畴中，“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这五个范畴无疑最能反映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精神，因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结论:培育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的理念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公民品格核心的“公共理性”应成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落脚点。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公民的理性，是秩序良好的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其目标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一方面，在思辨层面上，公共理性可从“公民身份”概念中演绎出来，即“公民身份”内在地意味着公民在社会合作体系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每个公民的诉求和权益应得到同等的尊重和考虑，因而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时应当超越私人立场而秉持一种公共立场，诉诸并追求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上，有序的民主也要求公民具备并运用公共理性，其原因在于，如果公民只关心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只运用个人理性而非公共理性，那么民主过程势必难以就公共争议达成共识，会导致民主的失序甚至自我否定。公共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既是一种理智能力，更是一种道德能力即公民美德。作为理智能力，意味着能够准确分辨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能正确判断各方诉求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安排可得何种程度的满足。作为公民美德，意味着尊重他人的诉求与权益，关心公共利益;在面对分歧时，能秉持公正的态度和达成共识的真诚愿望，提出基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同时愿意倾听并采纳各方的合理意见而非固执己见;愿意遵循已达成的共识，等等。公共理性是贯穿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公民意识的红线，健全的公共理性与有序的民主实践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公共理性的养成应贯穿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全过程。另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是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的扬弃。一方面，我们要有智慧和勇气来倡导这些代表目前人类价值共识和历史进步方向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正。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不能止步于倡导、宣传这些抽象的价值词汇，更加重要和紧迫的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深入梳理并正确阐释上述理念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的内涵。
四、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
意识形态安排意见范文5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制度变迁理论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见高度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经济理论的特定共识集合”,其中以华盛顿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多种评论和争议。本文认为,通过了解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将它与其它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一理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
“开放性”一词涵义可以作多种解释。在本文中,“开放性”指制度变迁理论倾向于不断将更多的因素特别是制度等社会因素纳入经济思考范畴这种“扩大”的范式特征。
二、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
诺思有关制度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早在1973年,诺思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合著著作的核心观点就是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而相对价格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根源。其中,诺思主要围绕效率展开讨论,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制度变迁,是因为它产生了构建更有效率的激励制度。在这部书中,诺思提出,历史上无效率制度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统治者目光短浅,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福利发生了背离,但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在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North,1981)中,诺思抛弃了以效率考查制度的角度,认为大量产权的设计来源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需要,而交易费用则使得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诺思在本书中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史框架,以人类经济从原始社会到现今上万年的发展,印证了他的观点。诺思认为,“制度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以及资本存量、商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知识存量的积累、意识形态,特别是产权的明晰是其中关键的因素。然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竞争不能淘汰无效率的制度?如何解释长期经济绩效之间的显著差异?
1990年,诺思完成了又一部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这本书中,诺思首先对“制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接下来,诺思探讨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和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并着重分析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思关注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是想以此来回答“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或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性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诺思还给出了大量的经济史事实和论述来印证这样的观点,即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比人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基础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长期绩效的根本因素”。更进一步地,制度是联系两对关系的核心: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二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对经济变动(包括经济的增长和停滞、倒退)的作用关系。这部著作用不大的篇幅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方面和制度的变迁过程作出了系统性的分析,并且有大量的、可靠的经济史资料作为印证,因此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然而,诺思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止,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给予了自己的回答。这些问题主要着眼于社会中制度的形成缘由。首先,诺思在研究中提出,是什么导致了交易费用水平的变动呢?答案是“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市场制度、政府保护和实施产权的信念以及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收益增长。诺思还对欧洲历史上近代市场秩序的自发性构成过程做了研究,致力于解释在没有国家干预时,一些有利于现代竞争市场运行的规则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基于此项研究,诺思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入21世纪,诺思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于2005年出版了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民主制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必须有效约束政府,才能确保市场的良好运行。在2007年,诺思与学者沃里斯、温加斯特合作了《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在这篇文章中,诺思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治学的理论必须有效地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中,才能够对历史作出有效的解释。他们还创造了“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两个概念,认为作为有限准入秩序社会代表的自然政府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它通过操纵经济产生租金,并用这些租金获得政治上的稳定;而开放准入秩序则激发了竞争,竞争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进程则正是由有限准入秩序走向开放的准入秩序,而这个过程是没有内在必然性的,诺思等人对于这个“转型过程”也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而是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始终是一个探索性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是不断开放的,不断对制度的形成、变化、作用做出新的探讨。因此,我们在理解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时,不应将其当作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来看待,而应当将其当作一种开放性的理解社会进程的思路。
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之前理论的比较
1、诺思与新古典理论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对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人拥有必要的信息并且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忽视了这个假设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市场制度为前提,而新古典理论往往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忽视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
本文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是对新古典理论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也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并体现出了比新古典理论更强的开放性。新古典理论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模型,通过用“理性人假设”和“边际效用理论”将社会经济现象囊括在一个抽象的框架之中,而诺思所引入的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不仅是对新古典模型的一种补充,更是对新古典模型试图以单一因素解释经济活动的挑战。
2、诺思与传统经济史学家
传统的经济史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技术的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但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却从多个方面质疑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对技术的强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技术本身无法解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未能实现技术潜在收益的现实,也无法解释“在大部分技术人皆可得的情况下,富国与穷国之间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诺思对传统经济史观点的反驳,体现出更强的开放性特征。首先,诺思否定以单一因素诠释历史的看法,认为虽然技术起着不可否认的关键作用,但是不能将其作为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本文认为,技术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因素,一种技术如果要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发生作用,就必须作用于人的因素或者被人格的因素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不可能是一种充分条件。诺思正是以此说明一个合理的框架绝不能用技术说明一切,应该探讨技术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四、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开放性的进一步探讨
很多学者认为诺思使得对经济史的分析变成了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无限循环。诺思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同时认为技术等因素不可忽视,在90年代的著作中,他还特别注意研究制度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更是将“心智”和“理解力”等概念引入研究,因此被认为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国内学者还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在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观点解释问题遇到困难时,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们因认识的约束而从事道德的、纪律的、利他的行为活动;二是他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制度未受挑战和为什么一些变迁按旧体制固有的方式进行时,提出了“保守原理”――现存制度所起的保守影响。路径依赖的“保守原理”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特地安排的补充。以上两个问题都在于将不同的理论前提纳入了同一个框架中,而它们之间是无法相容的(蒋雅文,2000)。
下面,本文将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几点进行切入,探讨其开放性的特征和意义。
1、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所体现的开放性
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谁先谁后”的因果关系来考量诺思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虽然诺斯多次对“制度的来源”进行探索,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何者为先、何者为其他一切的原因这类问题。
诺思概括道,“特定的制度约束格局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模型”,这里着重指出这类模型通常对制度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性。同时还认为,“政治与经济之间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经济绩效时都要考虑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经济模型都应当纳入制度的因素。诺思在几部著作中,都通过分析荷兰与英国两个国家的成功经历,证明了制度以及与制度紧密联系的政治活动对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近期的研究中,诺思更进一步扩大了“制度”概念的范畴,并且更加鲜明地将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将政治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的框架,不能再坚持那种“将政治视为完全外生的经济理论”或者“将经济视为完全外生的政治理论”。诺思所要建立的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开放的。
应当说,诺思对制度的定义是包括科斯、杨、哈耶克在内的众多对制度、社会秩序等概念有研究的经济学家中最宽泛并具有开放性的。他所指的“institutions”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定义,而是较为开放地包括了社会习俗等非正式约束。在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往往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很强的影响,甚至对于政治等“显性”制度的实施效能起着十分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是不可忽视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一些经济学流派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造成体系的封闭性,而使得其经济理论机械化,在一些问题上失去解释力。
2、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意识形态观念所体现的开放性
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对于解决白搭车问题必不可少,并且对于说明那些非市场资源配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必须的。另外,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他借用的新古典理性人前提之间有补充的关系,却并没有本质的对立性。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人的理性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因此是“社会中”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追求一定社会习惯、传统中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认为这是诺思对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开放性解读。
3、开放性是否减弱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力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基于新古典的一些理论,又纳入了制度这一核心要素,还包括意识形态、个人的心智构建等因素,并且从发展趋势看,诺思的理论仍然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么,这种开放性是否会削弱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能力呢?本文认为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对各种因素开放会减弱一种理论的解释力,是因为我们希望将社会发展归于某一种或几种确定的原因。这种希望使我们总是倾向于建立一个简单的、封闭的框架来解释问题,而诺思的理论恰恰纠正了这个错误。现今社会中,不仅左右经济活动的因素十分多样,人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也比过去更加多元化。显然,那种希望用一个因素或者单一理论框架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尝试,必然面临失败。这种必然趋势,启示我们放弃这种单一的、封闭的理论范式,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框架。诺思的理论将政治、社会和文化习俗融为一体,虽然在“给出确切答案和简化的分析”方面能力有限,但是却为历史研究、社会研究和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其进步之处正在于这个开放性的框架――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能够不断容纳更多的新问题,从而不断增强解释力并强化这一范式本身。
五、结论
道格拉斯・诺思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其制度变迁理论备受争议,但是本文认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不是弱点,而恰恰是进步之处。它从制度、意识形态等角度为我们分析历史、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和思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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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安排意见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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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背景
二战使得本来就已经在一战中成为经济大国的美国，又变成了政治大国。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又对欧洲的文化生活进行了空前的侵袭，在这种影响下，英国社会科学的优势并没有被反映出来[1]。就文章所总结，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马歇尔计划（进行经济支援而不是采取武力或对其遭遇进行旁观[2]）;其次，是随之而来的单向的文化传递;最后，是英国主张恢复战前传统、现象学和新的思维体系[1]。而在传播研究的方面，也存在着与社会科学一样的境遇，它们都被贴上美国的标签然后给予关注。而事实上欧洲在此方面发展所取得的进步则是被人误解、忽视或者曲解[3]，此种问题被James W.Carey称为“imbalance”。所以，虽然美国作为学术先锋存在很多的学术成绩，但就本文讨论的文化研究和传播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笔者将主要采取理论和学者观点汇总的形式，在下文中对它们进行解答。
二、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的共通点
第一，两者的定义。传播，即意义的构建，以及共享维持的过程[4]。而“文化研究”（俗称为“文化”）被Graham Murdock解构为了两个部分：1.它是“普遍的”，是所有群体在创造、重建意义系统和具体表达所述意义时的保障;2.它是忽视和怀疑其他文化的战略选择的产品，即对确定的东西进行判断和选择。而这两部分又在结构过程中产生了两个主要体系，分别是论证在环境形成的文化的复杂性和合理性，意义是如何通过传播来得到传递的[5]。综上，可以看出两者都存在着“意义构建”和“意义传递”的过程。
第二，符号的使用。这在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解释。伯明翰学派在CCCS进行文化研究时主要是对于三种理论进行了组合的使用，它们分别是巴特（RolandBarthes）的符号学，阿尔堵塞（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与希洛夫（V.N.Volosinov）的与语言哲学[6]。使用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阐明文化符号和文本的多义性，但由于在文化形成中符号最基本的含义，确保了人们对于相同符号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解释。有了这个基础的保证，就能把它带入之前传播学编码/解码的理论范畴中考虑，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说编码时的意义，会在被人接收后都会被再次附加意义，但是这种理解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故意为之或含政治目的的解读不在讨论范围）[7]。在确定了传播学与文化研究拥有共通之处后，我们便确定拥有了一个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平台，那就是符号传递。
三、取得的成就
当学者开始对符号的多义性给予极大重视的时候，作为20世纪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亚文化研究出现了[6]。亚文化起着解决母体文化（parent culture）未能解决或遗留的问题的作用，在出现的一刻就一直追求属于自己的风格（style）――打破符号的一般用法，将其重新安排成不同的符号学语境。就如任何客观存在都有着与他相配的亚文化一样[8]，人们意识形态开始变得多样化，直到民族志被引入文化研究，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肯定[8]。而在这之后，对意识形态的批评理论衍生出来马克思的“支配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主张，随着创造性的消费，支配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源于外部影响消极的主体，而是用同种观点附加在人们身上，并把他们变成文化。”（Hall，1989，p 51）的论调开始普及。至此，文化领域就是变现权力和差异之间关系的领域。
所以，为了明确各种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是否被这种支配所取代，文化研究开始步入了对于霸权的研究。Williams认为，霸权是强加给社会思想与行动一个边界。它通过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占用社会其他下属文化、政治要素，对它们进行多方的渗透。这也就是说没有一种霸权力量是纯粹的，它们或多或少都吸收了别的文化[10]。那么，霸权是否会使用其强大的影响力去除符号的多义性，使得它们变得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就如文化工业特征中齐一化、同质化与标准化的综合。所以，我们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讨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符号的多义性是符号的固有属性，它不可能被集中的文化工业所根除，商品化只能决定文化的生产和分布，但却不能对这些文化所产生的意义产生任何影响，这种情况（符号的多义性被清除）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存在[9]。
四、缺失的部分
英美学者认为，文化研究不像科学研究，它既不需要一个中心论题，也不需要一个精确的目标，而是在具体研究时对于不同问题的区别对待。Alan O’Conner认为对于文化的研究应该要包括实际情况，习俗和文化形式这三个部分。就这一点而言，英国的文化研究有着较为优秀的传承（即，有习俗组成，并伴随着特殊的文化形式，去指导实践），而美国的文化研究则多是借鉴了Grossberg的理论[10]。
美国的文化研究较为年轻，和主流传播研究中的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范式相对应的文化研究传统只存在了10到15年[11]。主要研究传播的传递和运输，James W.Carey把美国的这种传播观称为传递观（欧洲的称为仪式观）[11]，并把传播形容成创造和分享文化的一部分。Newcomb也提出从文本角度理解电视或大众媒体提供的大多数意见。两人都把美国媒介理解成美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Grossberg则认为在敌对的社会群体中，传播是一种符号的斗争。学者们想要链接文化和社会进行研究，但是无论是Willian的“情感结构”、编码/解码理论、Hebdige关于青少年文化的研究都以失败告终，包括Grossberg自己想要将流行和娱乐的编码和亚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也由于亚文化中“风格”（style）这一概念的完成，宣告破产。他提出没什么能和文化、社会一样。为了替代文化研究，Grossberg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于是在美国，文化研究成为了后现论的同义词。促成这种发展趋势的有两点：第一，美国所接受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多是以英国社会为例的。（在美国获得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和书籍也是有一定困难的）;第二，美国在文化研究上的相对独立性，左派传统相对缺乏。所以，在后现代主义开始以后，本只是被忽视的，文化研究中应该包含实践、习俗和文化等形式被美国自己遗失掉了[11]。同样的，Graham Murdock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文化研究并不能建立传播理论和现代性的双向联系。他认为，文化研究的传统是多“意义建构”的研究，和意义如何通过特殊的表达形式产生，并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得到解构。缺陷在于，对于二元性关注不足，同时，也因为这种传统只提供了对文化工业的分析，但是其作为工业到底是如何工作和制造意义的却没有提及。在这个过程中，霸权要求不断通过社会活动建立权威，媒介则在组织和论述公共消费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Graham Murdock还总结到：支配意识形态把媒介视为传递系统，从观点的出发到接收这一过程中，论述被重组了。能区分这一进程的两个基础是，第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在支配论述中不论是作为附属、或是相反的论调、或是一个被组织的角色，都可以加入支配论述的过程中;第二，通过文本提供观众有可信性的指导或平等却具有开放性的选择权。媒体应该把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作为自己的中心，努力去维护和发展其论述[12]。
五、总 结
就如笔者之前一直表达的那样，传播更像是一种手段，在承载着文化的同时，也在被文化所改变和影响着。现今的传播学已经过了以往那种“皮下注射”的时代，人们不再会被媒介直接影响，而是开始因为个人境遇的不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就这个而言，对于具体问题给予不同的解决办法是绝对有必要也是必须的，前面的文章中我写到了关于美国文化研究步入后现代主义原因，其中很重的一点，就是没有把目光放在自己所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上。这并不代表着我相信这文化相对主义，即，坚信只有文化主义才能理解本族的文化。美国的问题在于以社会为例子，然后去解决自己的文化问题。美国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走不出自我，这主要与美国的国家历史有关，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文化的历史积淀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因为这样的研究其本身就有缺陷，所以其研究成果也同样不具有普遍意义。就如James Carey所说的，美国的传播学主要是研究传播的传递和运输，这种相对微观的研究[13]虽然对于传播的关注更为精准，但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在文化研究领域连接传播理论和现代性，就必须关注和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一个阶段的文化思潮。每一种文化，或者说一个阶段的文化思潮都有它产生的根源，它最好的体现就在于表现在媒体上，也就是符号的传递上。每个个体的人组成了这个社会，每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相连。个人既是符号的制造者，也是符号的研究者。
关于符号传递问题，笔者个人的理解是，符号和传播一样，是一种“工具”。两者的区别在于，传播是意义的构建，以及共享维持的过程[4]，而符号就负责承载这个意义。符号的具有多义性，且这种多义性不会被任何的霸权力量所清除，所以，人们可以使用自己想要的符号去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加大了原本就复杂的传播学的研究，因为想要研究传播学就必须去注重受众的改变，媒介强势或受众强势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越发复杂的技术手段和社会关系，使得传播学的研究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变迁，也就是研究不断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409.
[2]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History and Theories， p.9.
[3]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 ，410.
[4]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I ，412.
[5] Graham Murdock ，Cultural Studies：Missing Links， 436.
[6]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189―197.
[7]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202.
[8] Graham Hurdock ，Cultural Studies：Missing Links，438.
[9]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204.
[10] Alan O’Connor，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p.405.
[11]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I.p 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