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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差别范文1
关键词:市场经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差别范文2
一、政治资源及其配置
尽管中西方学者对政治资源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⑤]但就其内涵和外延而言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即都认为政治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行为主体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道理很简单，由于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中借助一定的工具才能实现。政治资源的手段性和“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潜力，使政治资源天然地成为人们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也成为政治系统维持的基础。
政治资源作为一种工具，本身没有价值倾向。但是政治资源存在一定的目的指向，当它被政治行为主体运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时，就具备了不同的价值倾向。政治资源的价值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需求的内容和性质不同，政治资源所涵盖的内容不同，政治行为主体的目的指向也不同。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政治资源的主导价值必须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相契合，其前提和基础是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而政治资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取决于政治资源配置的机制，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配置体系。
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2]
政府配置体系[⑥]的核心结构是权力结构，其主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宪法确定两个原则，一是确保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坚持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这两个原则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存在着差异，决定了政治资源配置的内容和方式也存在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政治资源配置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将全国的资源集中于中央，由中央制定全国统一的计划以决定资源的配置，然后以指标的形式按部门、按地区加以分解，用指令方式层层下达到基层，由基层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没有政治资源配置权，掌握的政治资源也十分有限，仅仅满足于实现中央政府的指令。同时，由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一是在政治资源的获取方面，政府从农村汲取资源用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资源由农村不断流向城市；二是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实行城市和乡村两种体制。比如，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城镇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三位一体”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仍很薄弱甚至是空白。体制的障碍使政治资源的配置更加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差距，这是政治资源不公平配置的第一个方面。由于发展的锁定效应，[⑦]这一差距不但没有弥合而且日益扩大。
****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强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分权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仅仅是行政性分权，而且更是经济性分权。”[4]地方政府获得极大的经济管理权，也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相对独立的自。由此，地方政府掌握的政治资源不断增加，政治资源的配置权限也日益扩张，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逐渐由中央集聚统一分配式向地方自主裁量扩散式转变。而且由于政治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欲望日趋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不断加剧，地方政府拥有的政治资源及配置权限远远超过了与其权责配置相一致的限度。中央政府的财力下降，宏观调控职能无法发挥，而且又缺乏对地方政府有效监管机制，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逐步失衡，影响了政治资源配置的公平。
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之后，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出现了新的格局。分税制逐步提高了中央级财政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明确了稳定的事权范围和税收体系，中央重新集聚政治资源。这一次政治资源的集聚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因为80年代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的做法以惯性在延续。由于改革理念[⑧]和政策倾斜[⑨]的影响，政治资源、发展机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政治资源配置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造成了其在追求社会公平时制度创新动力不足，这引起了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政府目标而为本地企业争利。”[5]这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利联盟，市场体制中的政治资源更多的流向地方政府和受地方政府庇护的企业。在政府配置体系的主导下，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又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资源配置的区域差距日益扩大；二是财富向政府及其庇护的企业集中，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增长和弱势群体的不断扩大，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英国经济学家博兰尼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镶嵌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权力结构中的。[⑩]因此，市场经济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协调作用受政府、政策、体制的约束。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个人产权的确立，培育了独立的经济主体，增强了人民的权利意识；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律，完善了市场竞争程序，使竞争意识深入人心，市场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协调作用逐渐显现。
“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6]社会配置体系可以约束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这要求将权力逐步下放给社会[11]，把权利真正赋予给人民。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直接受害者是公民，公民有强烈的公平诉求，因此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需要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约束。但是，目前公民权利无法有效保障，群众缺乏控制政府的有效手段；公民社会刚刚兴起，民间组织的力量弱小分散、发展很不平衡，无力对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产生有效的约束。
上述可见，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资源配置体系，缺乏市场体系的协调和社会体系的约束，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日益强烈，主要呈现三种趋势：农村日益贫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资本向东部地区集聚，区域差距不断扩大；财富逐渐向少部分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二、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社会的断裂
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造成了社会中的三大差距。这三大差距同时存在，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破坏力导致了社会的断裂。[12]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断裂
我国正在有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够顺利的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社会。”[7]城市与乡村的断裂主要表现在生产与价值两个方面。
1、从生产角度而言，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断降低，城市对农村的依赖程度日益减弱。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农业小规模经营无法适应产业化生产，低下的生产力和落后的家庭经营只能维持简单的生产循环，农民无法从农业生产中获利。如果计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付出的机会成本，再考虑农业物资（比如化肥、农药）价格的影响，农民投入的生产成本大于甚至远远大于其生产收益。于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大量土地抛荒。在城市，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开发、厂区建设等不断蚕食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主要是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需要农村的粮食和资本用于工业建设和和城市发展，农业承担着工业发展资本积累的任务，农业生产及农业社会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时期，城市只需要农业有限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大量耕地变成了工业用地、大量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遭到破坏，农民日益边缘化。
（2）就价值而言，进城务工的农民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不被城市社会所接纳。工业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往往带有很多规定性的限制，比如须持有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迁证明、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等。改革开放后，允许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或经商，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只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在弱化城乡间壁垒的同时，也强化了城市与农村户口之间的隔离。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些城市和地区（比如云南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差别，统称“居民户”，但这只是从形式上试图缓解城乡之间的断裂。就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方面来看，城乡断裂不断加剧。从称谓来看，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工”。“农民”代表的不是一种职业的差别，而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但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外。他们的权利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身份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价值得不到城市的承认。他们虽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始终游离在城市之外。
（二）区域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的断裂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但同时区域发展差距却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化加大，二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较大，三是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8]这种不平衡的区域发展趋势在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中表现出经济发展特性的分离。由于经济发展的锁定效应，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乘数式扩张，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格局中却处于被动和依附状态，很难摆脱落后局面。如果这一状况始终得不到改观，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会出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断裂[13]。
在经济发展层面，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出现削弱的倾向。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理念和政策倾斜，政治资源配置倾向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当时开放程度的限制，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需要集中资本和资源用于区位环境和基础条件更好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积极支持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资本和资源集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中西部的支持，就没有东部的优先发展。但是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场化的推进，而且由于出口导向性战略和东部巨大的市场潜能的影响，东部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投资流入量逐年提高，在资金、生产、流通等各环节东部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愈加密切。“由于西部地区市场落后，投入要素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收缩机制粘合在一起，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乘数式收缩。”[9]不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逐渐减弱，出现了断裂的倾向。
就社会发展层面来讲，这是经济发展区域差距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2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中西部地区高30%；到2004年，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40%。[10]可支配收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满意度和社会认同感。区域差距过于悬殊影响中西部地区人们的满意度，同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却由于居住地不同而无法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的社会认同感会逐渐减弱，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四）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断裂
社会学上通常采用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指标来进行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11]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可以用来谋求政治利益，因此，它们本质上可以看作是政治资源的不同形态。也就是说政治资源的拥有量是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依据这一标准，划分出了我国社会的十大阶层[12]。这十大阶层在劳动分工、权力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隔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影响了他们政治资源的拥有情况。
政治资源的拥有量决定了人们获取政治利益（权力和权利）的能力，获取政治利益的能力又影响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水平，获取经济利益的水平造成了人们个人收入的差别，个人收入的差别不断扩大出现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各阶层政治权利的失衡，也就是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平等。
政治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一般分为累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根据罗伯特·达尔的论述：累积性不平等更多的出现在农业社会，但是“随着收入和大众消费的持续提高，技术、识字、教育、富裕和大众传播也进一步扩散”，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过渡，“它们成了较少累积性、更为弥散性的了”。[14]而我国的情况却与此不符。改革开放初，我国政治资源配置呈现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进入90年代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逐渐减弱，累积性不平等却日益强化，呈现“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的特征。
改革开放初，在体制转型的推动下政治资源不断扩散，农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公民有了自由经商的权利、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和可供支配的资源。社会的各部分虽然拥有的政治资源的性质不同，但是都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谋求相应的利益，政治资源配置呈现出弥散性不平等。进入90年代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弥散性不平等的趋势逐渐减弱，累积性不平等却日益强化。阶层的分化造成了贫富差距，权利的失衡加剧了政治资源配置中的累积性不平等。如农民虽然拥有相应的法定政治资源（权利），但是由于自身的贫困和保障制度的缺失或执行中的梗阻，他们无能力或无机会享有法定的政治资源（权利）。这更加剧了他们的贫困。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使政治资源配置更趋向不公平，农民更无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导致恶性循环。
我国政治资源配置呈现“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特征。“更为累积性”使得社会上拥有重要政治资源的个人或阶层，拥有更多的其他资源，即“强者愈强”。比如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个人或阶层比其他个人或阶层更容易获得社会荣誉和社会尊重。“较少弥散性”使得拥有其他资源的个人或阶层，依赖自己拥有的资源获取社会上重要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即“弱者愈弱”。比如现代的大学生虽然拥有知识资源，利用这一资源获取工作机会的难度却越来越大。据社科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报道：去年500多万大学毕业生，约有100万未顺利实现就业。[15]我国政治资源配置的“较少弥散性，更为累积性”特征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紧张度不断提高，社会各阶层间断裂趋势不断加剧。
当代中国社会的断裂已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成为现实。这不仅体现在客观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同时也逐步显现在价值文化态度方面。这种内化于心的社会不公平意识，会造成社会的疏离感加强、社会预期值下降、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减弱，这会激化各阶层的冲突倾向和冲突意识。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多数中国人（大约2/3）都具有阶层利益冲突意识。”[13]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变迁，整个社会出现了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表现为社会异质性的增加、社会不平等程度扩大和不和谐因素的增长。”[14]社会的断裂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表现。
三、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导致了社会的断裂，社会断裂的倾向和由此产生的不断增强的社会冲突意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从这一个因果链条中，可以发现：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是引起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如何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政治资源如何配置又取决于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构成的政治资源配置体系。因此应在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由“市场体制、服务政府和公民社会”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
（一）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市场体制
所谓市场体制，就是“不通过中央指令而凭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对人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协调的一种制度。”[15]市场体制是约束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协调的一种方法，也是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体制具有保持稳定和实现合作的重要作用。
1、保持社会稳定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政治资源公平配置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环境。（1）经济发展为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推动了经济的建设，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政治资源的根本。”[16]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人民的收入不断增长，一方面为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减少了社会摩擦、缓解了社会冲突，维护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2）市场体制的交易规则限制了人们需求的限度。资源是稀缺的，但人的需求却是不断增长的。任何阶层，任何组织，只要有机会，都有垄断政治资源的倾向。因为资源是稀缺的，一个阶层想垄断政治资源，都必须损害其它阶层的利益。如果损害的程度超过了其承受限度，必然会引起矛盾，导致社会不和谐。市场体制通过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商品而能获得的货币总和，限制个人或阶层的需求限度。也就是说市场体制实行的等价交换规则限定：一旦达到了货币拥有量的上限，每个人只好确定自己具体的需要。即每个人的货币支付水平决定了其需求的层次。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们依靠冲突、暴力等手段来满足需求。
2、实现社会合作
为了认识市场体制的社会合作功能，需要考察人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是为了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们生产能力和生产工具的制约，人不能单独进行生产，而必须与他人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在这种联系与关系中实现合作生产。市场体制就是“这种联系与关系”的一种形式。市场体制中每一个参与者通过合作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发生联系，“市场体制将合作的细枝末节都组织起来了，将成千上万的任务准确的传达到每一个具体角色”。[17]
市场体制组织了合作，但它不是为了实现合作而存在的。市场体制服务于每一个参与者的各种各样的目的，每一个参与者之间的合作都带有自我满足的动力基因和目的指向。单靠市场体制无法实现合作中的公平，“所有被提到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来自政府的帮助。”[18]政府不但在实现社会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在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中也居于主导地位。
（二）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服务政府
1、服务政府
服务政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型或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19]服务政府需要市场的协调和社会的合作，以公民为中心，建设职能有限的责任政府。
服务政府是公民政府。服务政府以公民为中心，向公民负责。这就要求服务政府成为公共利益的鲜明代表，不分阶层团体、身份地位，为市场体制和公民社会的全体参与者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关怀弱势群体；努力实现依法行政、科学决策，通过合法的程序和科学的手段，为全社会提供公平性、制度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
服务政府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包含个体、集体和制度三个层次。[16]个体意义上的责任，就是要求领导者必须有行为准则，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集体意义上的责任，就是在明确角色的基础上，让政府官员和（或）政府组织权责一致；同时，政府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受制度安排的影响。
服务政府是职能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职能的范围取决于市场体制和公民社会的需要。在我国，市场体制的需要是指弥补市场自身固有缺陷和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缺陷；公民社会的需要是指人们对社会的渴求和建设公民社会良好制度环境的需要。同时，政府能力也是制约服务政府职能的范围的重要因素。
2、服务政府是实现政治资源公平配置的主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服务政府在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服务政府要求以公共服务为主旨重构中央和地方关系，实现政治资源配置格局的公平化。服务政府要求以公共产品提供为重点完善财政体制，合理划分财权、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与公共服务职责相对称、财力与公共支出相对称。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的方法、方式上进行改革，通过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2）服务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服务政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政府职能决定的。政府职能是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及其所应起的作用。”政府的职能不仅仅包括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还包括社会职能，即文化教育职能、社会服务和保障职能。[20]政府在维护政治统治、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社会的建设与管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政府既是政治资源配置的主体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有利于政府协调政治资源的配置与和谐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完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政治资源公平配置体系之公民社会
市场体制和服务政府都是政治资源配置体系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立于个人需求的满足和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它无法避免市场的垄断、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无法有效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出现市场失灵；服务政府拥有公共权力，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如果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会出现不合理增长及一定程度的失控，导致政府失效。为了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政治资源的公平配置体系还需要公民社会的有效约束。
公民社会的有效约束途径是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为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而进行的各种有秩序的活动”。[21]但是由于分散的公民与有组织的政府之间政治资源拥有严重不对称，公民的政治参与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这要求把分散的公民在基于一定利益共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建立代表各种不同利益需求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和主体，民间组织的发展代表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有了更多的参与渠道、更多的政治资源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决策趋于民主，政治资源的配置也趋于公平。市场体制、服务政府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完善导致了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权力的不断扩展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限制了政治资源的不公平配置。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差别范文3
1、第一产业的产值在各个产业中最低，但就业人数最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河南省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渐降低。2010年，河南省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4.1%，产业贡献率为4.5%，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44.9%。由此可见，河南省将近一半的劳动力都投入到了农业部门，而且其劳动生产率和产业贡献率都较低，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得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能够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中的话，那么我省的经济将得到极大的发展。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基本上处于均衡的状态，即如果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处于20%以下，相对应，其就业比重也应该处于20%以下。
2、第二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吸纳就业的能力有待提高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人口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就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尤其是承接了一批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当多的第二产业从业者都集中于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对从业者的素质和技术要求都不高，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报酬，劳动生产率也较低，人力资源存在一定的浪费现象。劳动者的低素质和产业的低技术水平也阻碍了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均较低。从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遵均处于30%左右，并且结构偏离度很低。2010年，河南省第二产业的产徂比重为57.3%，就业比为29%，结构偏离度为0.97，这说明和第二产业的产值相比，其就业然不足，第二产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省第二产业就业的拉动能力低主要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未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在承接东部沿海地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仅注重就业带动能力大的企业，而忽视那高技术性和高成长性企业，尤其是战略型新兴产业。
3、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较低，促进就业的作用有待提升
2010年，河南省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远远低于发达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同。美国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占全国全部就业者的七成以上，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者也占到全国就业者的多。以我国的金融屮心上海市为例，2010年，上海市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是54.5%，比河南省的这一数值高。即使是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平均值也达到30%以上。
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的原因
总结河南省产业结构影响就业结构的特征，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偏离。即第一产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小，第三产业能够提供就业的能力没有完体现出来。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体分析河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出现偏离的因素。
1、我国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1958年，中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定城乡二元户籍制。这一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劳动力的地限制使得迁移的成本高，从而致迁移困难重重，二是使劳动力具有严格的农业户口或城市户口，这导致各种利益的差e化分配，农业户口待遇低于城市户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给河南省带来的消极影响有：一是阻碍了劳动力的迁移，妨碍了建立全省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和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用工荒。这使得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用工荒而致使工资上升，从而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导致企业偏好资本，并最终替代了劳动力。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导致河南省经济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2、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严重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依靠行政指令的手段来配置劳动力，劳动力的供求双方都很少有自，他们基本上都得服从上级的安排。这种政策导致我国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
作为中部重要省份的河南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构成的新二元社会代替传统的城乡二元体系，这使得河南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新的情况。整个劳动力市场被分成三种情况：一是人才型劳动力市场，指的是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现代化公司、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等机构中的就业岗位，这些工作相对稳定、收入较高、工作环境好、晋升空间大。二是服务型劳动力市场，指的是社会中处于较低层次的服务业，如收银员、仓管员、服务员、保姆等。这些工作相对不稳定、收入低、没有保障。三是体力型劳动力场，指的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如搬运工、建筑工等，这些工作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没有保障。这三种市场在待遇和晋升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区别。这些严重限制了全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从而制约了就业结构的合理转换。
3、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
新时期河南省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我省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
（1）费率不统一，给企业投资和人员流动造成不便
以失业保险为例，按照相关规定，河南各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别。如郑州市的失业保险费率为1.5%，平顶山的失业保险费率为2%。对企业而言，在进行投资活动时，必须把这些费用考虑在内。而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时候，企业必然会选择相关费率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
（2）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之间的不公平
在河南省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的困难依然很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缺乏稳定的工作岗位与劳动关系，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很难适应其收入低和不稳定的特点。另外，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基金积累也缺乏明确规定，企业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不会主动缴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河南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覆盖正规部门，而非正规部门则难以被其覆盖，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是：第一，使得灵活就业人员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养老、医疗等问题构成当地政府的沉重负担；第二，灵活就业人员考虑到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存在很多后顾之忧，所以不愿意选择非正规部门。正规部门的就业者一旦转入非正规部门，就失去了享有的社会保障，增加了就业者劳动的机会成本，导致就业者宁愿在正规部门中继续工作，从而使正规部门中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4、教育和培训制度不合理
河南省劳动力素质结构不合理也在一程上造成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产业结构的度化和新兴部门涌现，都对劳动者的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因为教育体系的不合理，随河南省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劳动力的素质并没有相应提{。因此，河南的就业结构转换不能与产业结构优化保持同步。
（1）职业教育空间分布不均
2005年以来，河南省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空间分布不均的现象也极为突出。一是河南省职业教育院校少，二是在地域分布上极其不均衡，并且大部分院校分布在郑州市，这种省会集中、其他地稀少的分布状态严重影响河南省职业教育的发展。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差别范文4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农业局 梁成效 大专高级畜牧师 邮编553600 E一mail：LCXZASD @163.COMQQ1554740053）
提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深入分析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积极探索解决之道，对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繁荣农村经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从剖析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入手，通过对我县在发展农业产业化中的大胆尝试面临的问题等方面的深度分析，总结其在创新土地流转模式、转移农村劳动力、破解投资融资难题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而提出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理念、思路及对策。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
对策建议
一、发展农业产业化造福水城人民
农业产业化给人民带来巨大效益，经济的发展给全县各方面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曾经落后的乡村如今已经踏上了繁荣的开阔之路。回首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水城县的前途充满光明。现代农业的建设农村经济繁荣，农村生产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农民的消费结构得到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步入了新的新层次。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在形成,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逐步适应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人居环境得到优化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道路、饮水、垃圾、污水、粪便处理等五个方面的建设，以及实施新能源利用、信息化、农村防灾体系建设等惠农工程。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村民自治机制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不断增强，拥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真正当家作主，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产业化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成功的经验是,依托本地资源，开发特色产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一条适合本县发展的道路。产业结构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争取低投入高产出。要提高村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要培养专业人才。只有懂科学会技术，才能真正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方针，才能走上新农村道路。总体看来，经济文化发展都在沿着正确的轨道在慢慢寻找为人民谋求幸福之路，由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深入，经济急速上升，农民的生活也丰富多彩，越来越多的涉及到了精神层次的追求，逐步发展步入小康。
二、发展农业产业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农村实行以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现行农村经营体制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凸显五大矛盾。一是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二是农户经营规模狭小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矛盾；三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四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就业门路狭小之间的矛盾；五是农业部门分割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的矛盾。由此，如何积极改革农村经营体制，大力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成为农村综合改革中最为迫切和主要的问题。农业产业化，作为水城等地区在农村综合改革实践中的大胆探索和创造，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和逐步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实质上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以利益为联结纽带，发挥资源产业优势，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造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思路是：确定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实行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动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它的基本类型主要有：市场连接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农科教结合型、专业协会带动型。八是企业化。即生产经营管理企业化。不仅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应是规范的企业化运作，而且其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为了适应龙头企业的工商业运行的计划性、规范性和标准化的要求，应由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的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发展，要求加强企业化经营与管理。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革命，关键是发展龙头企业。
（一）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布局结构趋同、农产品品种结构失衡、标准化生产水平低是制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必然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
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动，农业资源配置逐步向优势产区和重点产业聚集，农业生产质量显著提高，农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有力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发展农业产业化是积极转移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富余数量会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增长不仅严重影响农民增收,而且还会形成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开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改革道路上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生产向产前和产向后延伸,整合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诸多环节,可就地直接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同时，农业产业化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可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从而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增加农民收入。
（三）发展农业产业化是推进农业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发展现代农业的实质就是用先进技术发展农业、用现代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管理农业、用科学理念指导农业，全面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既能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潜力，又能充分借用外部的资源，扩大农业的总体规模，突破产业、区域和所有制的界限，改变农业单纯从事原料生产的弱势地位，提高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效益。农业经济形态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变，农民生产模式由单家独户经营向有组织的合作经营和依托龙头闯市场转变，农业发展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四）发展农业产业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其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业。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必然要求破除就农业抓农业、就农村抓农村的思维定势,用工业化的思路、理念、机制和办法，不断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使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农产品等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使城市的技术、资本、人才优势转化为农村的现实生产力，带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正是有效整合城乡生产要素，促进城市资源下乡，农业经营进城的重要纽带。其产业链条涵盖三次产业，可通过发展第一产业，拉动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实现三次产业互动发展，从而为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开拓一条有效路径。
三、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土地流转问题
农业产业化要求通过一定的利益连接机制，把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土地流转就是推动土地适度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仍然然存在四大制约因素。
1、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尽管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对于转让的范围、形式、程序、价格、管理等等，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尤其对于如何在土地流转中保护农民的利益缺乏明确、有效措施。
2、农地的保障功能仍较明显。一方面，人口压力的长期性及城市化的滞后性，使得农村土地实际上承担着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难以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流动。另一方面，离土进城的农民绝大多数从事临时雇佣工作，被排除在城市社会保障之外，仍将土地作为最后保障，加之几千年来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部分农民恋土情结较深，即使无力耕种也不愿转让。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形成土地流转的重要制约因素。
3、市场中介组织匮乏。一方面，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匮乏，土地流转的自发性、随意性、盲目性大；另一方面，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营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益，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4、土地交易成本过高。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时明显具备专用性投资：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生产时，必须要进行相关的前期投资，如进行土地整治、水利配套等；不确定性：农户土地权益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具有不确定性；交易频率高：分散经营的农户为进行土地流转，必须进行一对多或是多对多的谈判，交易频率高。因此，交易成本较高，导致农户对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受到抑制，从而制约了农业产业化深入发展。
（二）体制机制问题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农业管理服务体制却依然存在，制约农业产业化深入发展。
1、小规模分散生产制约规模效益。现行按人口与土地级差平均分配地块，“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土地。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往往采取多种经营以分散风险，家庭经营兼业化、多样化，呈“小而全”的生产格局。这势必导致土地集中利用率低，生产规模难以扩大，阻碍规模生产，制约规模效益。
2、现行土地经营体制和户籍制度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生产资源优化配置。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但现行的过于分散的农村土地经营体制增加了实现规模经营的成本，加之受行政区划的影响，难以形成跨乡镇、跨区县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产业带，难以形成联片开发的规模优势。同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成本，使大量农民离土不离乡，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影响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
3、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制约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相互协作，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然而现实情况是，农业产业的一、二、三产业，产、供、销各环节分别由政府的不同部门管理，且相互之间缺乏协调机制，致使农业产业链条被人为分解。主管部门往往以抓生产保产量为主，追求产量的最大化，而不是按市场规律追求效益最大化。同时，受利益驱动，各地争上项目，造成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影响农业产业的比较效益。
4、农村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劳动力是经济活动中最能动、最积极的因素, 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使产出量增加，品质提高，相应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比。与此同时，高素质农村劳动力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均衡地向社会二、三产业转移, 从而实现社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城乡教育发展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因素导致农村办学规模、教学设备、师资配备等方面均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影响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同时，农业人才流失现象突出。一方面，农业技术人才大量集中在县乡镇，却往往由于部门交流、竞争上岗等原因进入行政岗位，“好钢用在刀背上”，发挥不了自身特长。另一方面，二、三产业凭借比较优势，吸引农技人才流入城市，使人才大量流失。人才缺乏已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突出制约因素。
（三）发展模式问题
按照参与主体和内在连接机制，可以将现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概括为“龙头带动型”、“主导产业带动型”等模式。在实践中，各种模式共同发展，均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但是，几种通行模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亟待发展创新。
1、龙头带动型。以龙头企业为主, 围绕一项或多项产品, 形成“公司 + 农户”的产销一体化经营组织,通过龙头企业作支撑, 带动农民实现规模经营，达到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目的。这种类型是目前最广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但该模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公司、农户双方实力悬殊，主体地位不对称，农户的合理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充分表达，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二是双方以产销合同为联结纽带，容易因为市场价格波动引发产销的相互违约行为，组织形式缺少稳定的长效机制。
2、主导产业带动型。以“名、优、新、特”产品开发为目的，从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名优产品入手, 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 对那些资源优势最突出、经济优势最明显、生产优势较稳定的项目，进行重点培育，加快发展，形成支柱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发展产销一体化经营。这种模式适用于资源独特, 能大量生产各种名特优农产品的地区。其缺陷在于，对资源禀赋要求较高，在广大农村不具普适性。
3、示范农户带动型。通过发展典型示范大户的方式，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具有辐射影响力的产业，通过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农户自愿参与到该产业开发上来，不断扩大产业开发的规模。示范农户作为农村家庭经济发展的示范样板，在很大程度上对产业开发规模化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辐射与引导作用。该模式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产品生产仍然分户进行，难以产生规模效益。二是示范农户缺乏技术开发、经营规模和市场推广方面的实力，很难树立和维护自己的产业品牌，参与的农户也因为单家独户缺少产前、产中、产品的服务体系，最终也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农业模式的限制。
4、现代农业示范区带动型。选择农业高新技术密集的优势地区为平台，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区，具有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科技、高效益的特点及生产、示范、带动和服务四个功能，对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起到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该模式在项目建设、争取国家财力与政策支持以及高科技示范辐射等方面极具优势。其缺陷在于：一是需由政府行政推动，增加了管理成本。二是对科技、人才等要素有很高要求，对后发地区无明显推广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需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各种模式的优势，并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模式。
（四）投融资问题
完善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机制，既是拓展农业投入渠道的必然要求，又是农业产业化深入发展的现实需要。实践表明，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已成为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政府投资不足，结构不合理。据统计，发达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平均值为15％左右，而直到“十一五”期间，我国投入支出比例不足15%，水城仅为0.7％左右；同时，农业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问题比较突出。各项农业事业费用支出比重大，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比重小；用于水利设施、生态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多，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中小型公益项目投资少；在扶贫赈灾方面投入多，农业基础性设施建设投入少；利用现有资源的项目投入多，后备资源开发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投入少。
2、信贷资金投入总量不足，投入比例不协调。一是贷款总量不足。农业政策性贷款投向种粮等流通领域的总量较大，投向农业生产经营和开发的比重较小；在贷款期限上，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中、长期大额贷款少。三是贷款难。部分农业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抵押资产有限，加之农村金融网点日渐萎缩，导致农业产业化经营融资困难。
3、农户资金投入积极性不高，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传统农业生产经营高投入，低产出，比较效益低，严重影响农户对农业的资金投入积极性和投入强度，农村资金外流严重。
四、在探索试验中建立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农业产业化要深入发展，必须在优化土地流转方式，突破体制体制障碍，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破解投融资难题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创新，开拓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效新途径。为此，我县在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中探索建立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水城县在符合中央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前提下组建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公司或合作社，是一个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资金为纽带、以发展种养植业为目标而建立的农业经济组织，这种经营方式既实现了土地使用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又创新了农业经营体制，既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与现代农业顺利对接，又促进了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改变了传统的“分户”经营形式，破解了农村土地流转难题，推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发展现代农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当前，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经营权属于农民，实行“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经营模式，土地流转难，生产效率低、集约化程度低、农产品商品率低。采取大户租赁、公司独资经营等模式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能解决农民持续增收问题；采取契约合作模式（公司+农户）容易导致违约风险，影响合作的稳定性，并且由于合作双方（公司、农户）实力悬殊，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公司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变农民为股民，在农民和公司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固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从根本上克服了其他组织模式的缺陷，探索出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路径，得到了农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同时，通过集中土地实行公司化经营，突破了“小农”经济的桎梏，解决了农村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农产品标准化、无公害化生产扫清了障碍，有利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拓宽了农业融资渠道，为统筹城乡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子。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使农村土地、劳动力、农产品等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城市工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转化为农业生产的现实生产力。公司对农民土地集中管理，实现规模经营，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但青壮年农民怀揣“股权证”安心外出创业，不少留守妇女、老人也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城务工。具备融资资格，为城市工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拓宽了渠道。公司充分保护农民利益，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新农村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农民土地入股经营，使农民的长远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农民的股权不会因土地的流转而流失，股东的收益与公司效益始终呈“水涨船高”的正比关系。公司建立了农民和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促使农户把公司的发展壮大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公司有我一份”。同时，公司用共同的事业吸引股东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公司经营和管理中去，接受现代企业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诚实守信、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有力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
五、关于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对策建议
（一）更新农业产业化发展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抓农业产业化的重中之重是更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拓宽发展思路，更新发展理念，以发展理念的更新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1.坚持用现代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产业化。破除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的束缚，把工业化理念落实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用现代工业的发展思路来指导农业产业化，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来经营农业产业化，用现代工业的管理模式来组织农业产业化，着力培育优势农业产业，着力培植支柱产业基地，着力发展规模经营，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
2.坚持用市场化理念发展农业产业化。牢固树立市场观念，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围绕市场抓生产，抓好生产促市场。一方面，抓好“有形市场”。大力建设农产品交易市场，为农产品的顺利流通提供有效平台。另一方面，抓好“无形市场”。积极培育发展农产品流通大户和流通组织，不断提高经营能力和经营责任，鼓励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在各大中城市设立营销窗口，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
3.坚持用信息化理念发展农业产业化。以信息化为载体，把现代信息技术、方法和智能工具充分运用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全过程，实现农业产业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深度发展。
4.坚持用城镇化理念发展农业产业化。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做大城镇规模，做强城镇实力，繁荣农产品流通市场，承接农村人口转移，变农民为市民，减少农民，转移农民。
（二）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制度
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的重要作用是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培育和规范市场，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运用宏观调节手段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完善土地流转政策。明确农民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主体地位。规范土地流转合同，规范合同格式，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对土地流转的调控。采取转让许可证的办法，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和流转，并尽快完善产权登记制度，逐步形成城乡地政一体化管理。建立农地资产评估体系，科学评价农用土地价值，确保农业土地合理流转，科学流转。
2.完善风险规避政策。一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科学选取风险指标。如衡量自然风险的气象指标, 衡量市场风险的经营安全率、市场占有率, 衡量技术风险的投资回收率、资金利润率等指标, 确立全面准确的指标体系和运算风险的数学模型，将各种风险量化综合, 掌握其变化规律, 便于经营者在风险来临之前做出准确预测, 提前采取措施。二是完善合理的农业风险保障制度。认真总结经验，大胆探索，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经营原则、保险责任、保险利率、理赔办法、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做到有法可依, 并以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
3.完善财政支持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充实农业产业化项目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有规模效益、有市场竞争力、有辐射带动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健全地方配套农业产业化基金制度，完善农业产业化基金稽核制度，确保农业产业化专项基金及时足额用于产业化项目建设。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科技三项经费、中小企业科技发展基金等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培植精品名牌，凡获得国家级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的品牌，由财政给予奖励。
4. 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申请贷款，视项目用途与实际需要，适当放宽担保抵押条件，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加大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适当放宽龙头企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使用扶贫贷款的条件。农村信用社对于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开展评级授信，给予贷款支持，在贷款利率上实行优惠。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资金来源保证体系，确定各级政府合理的负担比例，建立稳定而逐步增长的农村最低保障补助基金，完善农村最低保障投入机制；建立科学的低保标准增长机制。在确定的最低标准之上，允许各地根据自身条件确定相应的农村低保标准，逐步缩小与城市低保的差距。二是探索建立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按照“尽同样义务，享受同样权利”的原则，将进城务工农民纳入城镇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体系。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行土地换社保的新型保障方式。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制定城乡统一的用工登记、用工推荐、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制度，取消用工上的城乡差异，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三）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通行的龙头带动型等发展模式均存在相应缺陷。因此，必须进一步积极创新。
1 .创新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建立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引进、扶持机制，加速培育一批产业关联度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在数量和总量上突破,努力实现三大转变即由小规模向大规模转变、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由国内型向国际型转变。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监督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农业龙头企业产权制度发展，广泛吸取中介组织带动型、主导产业带动型经营模式的优点，促进松散型、半紧密型利益连接向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转变，使原来在产权上与农民没有关系的龙头加工企业逐步演变成由农民合作组织创办的加工实体，从而使公司与农户成为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2.创新股份合作制经营模式。股份合作模式以利益联结为纽带，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农户土地经营权折价入股或现金入股，农民真正成为公司的股东，在农民与公司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确保农户收益与公司效益始终呈“水涨船高”的正比关系，形成入股农民近期受益、长远得利的长效机制，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对于此种经营模式，重点在于完善公司章程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充分保障股东权利，积极防范经营风险。
3.创新专业市场带动模式。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实行加工及销售环节对农户的利润返还，实现利益连接松散型连接向“契约+部分利润返还+服务”的密切型转变。同时，改进专业市场带动模式缺乏深加工能力的问题，适时发展深加工，形成“培育一个支柱产业，带动千家万户，促进专业化区域经济发展”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格局。
（四）完善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
从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内外贸、经科研等部门和环节，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化运行机制，保障农业产业化深入发展。
1.完善农产品品牌机制。高度重视品牌效应，培育一批品牌，拉动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一是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树立品牌形象；二是加大品牌扶持力度，要集中力量抓好品牌基地建设，通过良种扩繁，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满足龙头企业对优质原料和市场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三是加大品牌延伸力度。严格执行质量标准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实施品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引导龙头企业树立质量意识，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企业产品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以及出口目标国的标准组织生产加工农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档次。注重实行标准化生产，通过标准化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四是加大品牌开发力度。在品牌开发上要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加、销一体化，做大做强农产品品牌。
2.完善科技创新机制。狠抓科技创新上档升级，培育壮大科技核心竞争力。一是完善农业产业化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机制，提高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素质。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继续发挥农广校、农函大、成人学校、文化技校等教育网络的作用，全面实施“绿色证书工程”、“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的培训计划，不断提高农民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成果的能力，提高农民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科技意识、质量意识，造就一大批适应农业产业化要求的有知识、有技术、懂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技术队伍的高新技术教育，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造就一支熟悉现代农业企业生产技术的工人队伍；造就一批善经营、懂管理、高素质的现代农业企业管理人才。二是完善引进高新先进科技机制。坚持走产学研、农科教相结合的发展路子，加速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运用，大力开发优质高效技术、农业减耗减本增效技术，研究开发一批市场潜力大、产品附加值高、特色明显的农产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建立健全科研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引进、研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把农业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三是引进竞争机制。建立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对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培植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给予奖励，鼓励企业创一流技术、树知名品牌，提高龙头企业的科技含量和产品的技术水平。四是引进有效载体。引导和引入龙头企业参与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园建设，使企业成为农业先进科技的开发中心和推广基地，成为科技创新的有效载体和主体。
3.完善农业产业化利益连接机制。在利益连接和分配方式上下功夫，不断理顺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分享机制，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一是完善价格保护型利益连接机制，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以订单和契约形式规范产销双方的权利义务，农户按合同和契约要求进行生产，龙头企业对合同内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使销售前移，产销衔接。二是完善利润分享型利益连接机制，鼓励龙头企业或中介组织将农户产品加工、运销等增值的一部分利润按一定的方式（如按交易量）返还给农户，用于农户扩大再生产。三是完善参股合作型利益连接机制，鼓励龙头企业通过资金投放与农户土地经营权、劳力、技术入股等方式，组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紧密型原料生产基地。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逐步建立龙头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行业协会）+农户的利润连接机制，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连接基地，基地带动农户”的新格局。
4.完善农业产业化投融资机制。一是改进政府投融资方式。改变以往政府直接投入方式，重点坚持增加农业投入和为其他有投资能力的投资主体如金融机构和外资创造有利的投资条件并重，引导资金流向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项目。一方面合理利用有限的财力；另一方面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总结国内好的做法，制定切合实际的投融资政策，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发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众多金融机构当中，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指合作金融）在投资农业产业化当中具有先天优势，同时农村又面临种种约束，如资本实力、风险管理能力等，因此，必须大力扶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机制，由政府主导建立担保基金，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加快试点推广农村村镇银行，扩大农村合作金融规模，繁荣农村金融。鼓励资本具有实力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兼并重组，扩大农村金融的资本实力。扩大和丰富农村合作金融的业务范围，增强业务能力，在这些金融机构开展适应农业企业发展需要的各种贴现、汇兑、信用证等业务。三是提高利用外资的能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利用外资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制定政策优惠，突出产业特色，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招商引资效果。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继续争取间接利用外资，重点加大直接利用外资的规模，丰富利用外资的方式。完善金融市场，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发行股票上市直接融资。四是合理控制资金的投向。资金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是最稀缺的资源，所以，对资金投向的控制也十分重要。在资金投向方面，应当首先考虑龙头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因为龙头企业在产业化发展中作用特殊，龙头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将对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强大的组织依托力量，将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最终实现企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民增加投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良性循环；其次，应当增加对农业和农业企业科技进步的资金投入，只有科技含量高，品质优良的农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对农业和农业企业科技的投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整体效益，必须以战略的眼光加大对农业企业科技开发和技术引进的资金投入。
（五）、发展农业产业化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
农业产业化按照“重点抓龙头、抓重点龙头”的总体思路，紧紧围绕十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产品培植工程，以完善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关系为核心，以培植一批骨干重点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重点，继续强化政策扶持，着力提升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档次和水平，争取在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1、加快培植优势特色产业，打牢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础。
规划建设一批规模大、档次高、效益好的种养殖基地，力争每一个种植品种都能形成集中连片规模发展，每一个主导产业都能形成较大规模，推进农业产业不断优化和升级。突出抓好畜牧水产养殖、优质果品、肉蛋鸡鸭饲养、肉牛肉羊饲养、精细瓜菜种植等特色农业发展。
2、加强农业龙头企业建设，提高农业产业化带动能力。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调整优化农业投入结构，整合农业投入资源，集中更多的财政、金融和社会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二是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的监测、管理和指导。四是加快农民企业家队伍建设。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采取培训考察、专题讲座、举办论坛等多种有效形式，提高农业龙头企业家队伍整体素质。
3、加快农业标准化建设，提升农业产业化档次水平。突出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管用足用好中央省市对农业标准化建设的扶持政策，进一步扩大农业标准化基地建设规模，提升农产品质量、档次和卫生安全水平；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食品。
4、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强化农业产业化组织载体功能。把加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措施。支持鼓励龙头企业建设好标准化原料基地“农业第一车间”，发展订单生产、合同收购、股份合作。
5、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规范农业产业化运行秩序。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引导企业与农户签订规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利益联接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和行为约束机制。
6、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推进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扶持力度，扩大扶持对象、调整扶持内容、增加扶持规模。对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认证奖励、规模种养基地建设补贴等扶持项目，及早谋划安排。
7、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指导和服务。搭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平台，营造农业产业化发展创新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形成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强大合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和升级。
